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精选10篇）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1

新阶段的全面改革

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直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两大历史性转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作 者：迟福林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刊 名：理论导报 英文刊名：LILUN DAOBAO 年，卷(期)：2008 ”"(1) 分类号： 关键词： 

★ 科举考试制度

★ 全面改革提高机能实验教学层次

★ 新学生新改革

★ 学生评价

★ 学生评价实施方案

★ 学生评价评语

★ 自我评价学生

★ 学生自我评价

★ 学生个人评价

★ 学期末学生评价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2

关键词：新阶段,金融改革,调控

一、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一个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运行态势称之为经济发展新阶段。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考察河南的行程中说道:“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之概念,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解读之一。

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不代表放松了对GDP增长的要求,而是用科学发展观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将再生型、环境友好型基因纳入到GDP发展的体内。较之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新阶段下就是要摒弃其中的粗放型、数量型因素,大力向集约型、效率型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只是因为当下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景象。这是目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与我国经济进入增长衰退期两者重叠而得来的。

二、金融改革

自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于2013年完成换届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国家不断出台涉及国计民生的金融新政,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有: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加速等。与此同时,推出或即将推出国债期货、融资融券扩容、拟发行优先股等涉及股市债市的品种或政策。在民间金融方面,除了电商平台的余额宝等金融产品发行带来了巨大利润。2015年12月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即将部署浙江台州、吉林等地成为我国第一批金融改革试点省市以促进金融改革的加快进行。之前一直风传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也有可能走入公众视线。

三、未来金融改革方向

毋庸置疑,实体经济即将在未来出现巨大的改变,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对比过往仅限于传统机构、监管和世界范围内合作的方式,新的金融体系改革必须出现新的举措与变化,笔者认为应包含变革整体框架、构筑宏观政策平台、改良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几个方面:

1.变革经济框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倾向都是以需求管理为重,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需求管理更是被使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需求管理自然在发挥需求总量的层面上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其并不适宜作为一项政策长期使用。长此以往,其使用效果势必日渐衰微,甚至出现负面影响。此时,金融改革呼唤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并行,双管齐下更易完成我国目前金融体系的转型升级。

2.构筑风控、调控政策平台。在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在历经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将长期保持在7%与8%之间。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其主要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放慢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减弱,收益降低。二是潜在的市场泡沫及金融体制中的不完善因素,都会使金融市场危机四伏。因此,在保增速、求发展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风险的警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当下的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更要亟需构建一个全面的风控政策体系。这样才能使隐藏在市场经济繁荣表面下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化解。

在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中,虽然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统一的、可量化的市场化调控手段。行政手段屡屡出现在市场经济之中,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市场依赖。在当下及不远的将来,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减少行政色彩浓厚的调控手段的使用,运用市场化调控手段弥补传统做法中的不足部分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3年,中国成立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监管能力的提升。然而,至今为止,我国却依然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对于功能上的协调、总量上的协调,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缺乏相应的渠道和措施。这个机制设置上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宏观风控、调控平台的建立。

3.改良宏观调控:放眼世界金融强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适用,无疑已成为各国首要的选择之一。无论是财政政策或者是货币政策,都需要在宏观经济层面运行,都以货币资金为调控对象,都是一国经济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在政策实施的实际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两大政策可以相辅相成、和谐互促的有机体制。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了种种不便。一是两大政策的沟通不足导致了调控过程中的种种疏漏,造成诸多风险滋生。二是两大政策互相之间多有摩擦,效率低下,造成大量内耗。在面对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多变、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我国宏观调控显得“反应不快”、“力度不足”、“涵盖不广”。因此,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扭转“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改良宏观调控,建立、夯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应尽快列入议事日程之中。

参考文献

中国面临“开创性改革”新阶段 篇3

如何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回顾历史可以为塑造未来提供镜鉴。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且来之不易。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劳动，还可以加上技术。这三大要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并未切中中国增长的肯綮。对中国而言，伴随这些要素并使其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及其适应性的调整或改革最为关键，也最容易成为增长的障碍。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主要是“解放生产力”的阶段，即祛除捆绑经济增长、制约生产要素焕发活力的意识形态教条，让人民群众向往温饱生活的原生冲动自然涌动的阶段。农民拥有了可自由安排使用的土地，城市居民拥有了自由择业的机会，企业拥有了自主安排生产的权利，资本与劳动有了更高效结合的自由度，古老的中国有了新的增长契机。

第二个十年，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阶段。中国虚心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技术、管理、制度与观念。改革仍然在继续深化，其主要的方式不再是凭借长久抑制后突然放松的原始冲动，而是引进和消化已有的被其他国家发展经历所印证过的经验，用中国实践来对这些经验作再次检验和修正。

在那些人类自身基本需求所指向的改革，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所推进的改革极大地发挥成效之后，中国迎来了更具“自主性的改革”的阶段。在第三个十年，人类和世界共通的经验已经基本融入中国增长的血脉，中国本身的特殊性成为解决增长问题不得不面对的主要特性。如何在一个发展中大国，维持持久的经济增长与广泛的利益分享，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逐渐进入了深水区。

未来，中国将面临“开创性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没有或者少有现成的参照系可供改革来借用，中国自身将成为改革经验的主要创造者。虽然是“开创性”改革，但并非盲目前进、无迹可寻。

首先，在“开创性改革”阶段，应当高度重视对教训的总结和汲取。没有成体系的经验可资使用时，他人的教训比经验更加重要。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揭示出来的金融监管问题、劳动力制度僵化问题等等，再比如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都是教训多于经验。

应当善于从教训中总结“反面经验”，避免重蹈覆辙，降低无效改革措施发生的概率。本次达沃斯论坛中“老龄化社会：我们都身在其中”等议题，反映了这种关注。

其次，在“开创性改革”阶段，应当注重国际合作。俗语说，“一人计短，众人谋长”，国家层面也是一样。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所说，“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合作实际上也是不同国家交流分享治理心得的好的方式。

从这种主动的合作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仅从外部观察和学习无法获知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已经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中受益良多。未来在新兴经济体彼此间的“新新合作”上，包括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等，都大有可为。这在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中也已经有所体现，例如“新兴经济体如何改变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寻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之间更好平衡点的挑战”等。

第三，在“开创性改革”阶段，改革行动应当遵循“预调微调”的原则。预调微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中，“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摸索出的一条经验，本身就具有应对以往未遇之问题的成分在。“船小好调头”，但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来说，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4

来源：电信技术时间：2008-5-7 作者：佚名保存本文进入论坛

导语：ICT（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领域，发展ICT业务成为信息服务提供商也已是电信运营商的共识。在“向现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的战略指导下，作为中国最大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通过ICT业务这把利器加速转型进程，已成功地推出了ICT系列服务，志在开辟出一片新的“蓝海”。2008年，中国电信进入转型的第二阶段，ICT业务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日，就如何看待ICT业务，以及运营商在发展ICT业务中的定位和组织实施等若干难题，专访了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志勇先生。

转型的第二阶段重点是全面实施，运营商发展ICT业务必须依托于网络之上的应用记者：目前中国电信提出转型已有三四年了，今年又提出深化转型，进入转型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任务和重点有哪些不同？

刘志勇：我认为转型的第一阶段（前三年）主要是在做一些准备，包括对一些概念的认识和明确，理念的引入，商业模式的提出，开始关注非话业务，对客户和品牌进行聚焦，更多的是在探索。2008年是第二阶段的第一年，真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客户品牌有了，客户量也有了，剩下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就是如何开发产品，实施专业化营销和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就像集团提出的“实施聚焦客户信息化战略”，这里所说的客户包括个人用户、家庭客户、政企客户以及中小企业客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2008年进行的机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家庭客户部的成立，都体现了要聚焦客户。

记者：发展ICT业务是转型中的重要工作，业界对发展ICT业务从不同的角度有许多不同的解读，那么从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如何切入ICT服务？

刘志勇：电信界比较熟悉的是OSI7层模型，从OSI模型来看，ICT业务是属于4层以上的、与IT结合的应用。运营商的最大资源就是基础网络，因此运营商发展ICT业务应是紧密依托自己网络发展服务，如基于网上应用的所有业务、产品都可以包含在ICT范畴中。

记者：目前ICT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利润率并不高，中国电信进入这个领域的目的何在？在这个市场中国电信大概能排第几名？

刘志勇：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成公司）是在做一个差异化的市场，这个市场是过去没有做过的，竞争激烈而且不规范，因此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应该是一个“红海”，但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深入客户、根置客户，对于电信企业未来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我们有中国电信的优势，拥有全国性网络，深入到本地网的实施能力，这样就能将“红海”变成“蓝海”。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认为集成公司基本上进入

了这个市场的前10名。随着ICT市场越来越规范，对于集成公司是有利的，中国电信转型第二阶段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打造百亿级ICT业务。

与传统电信业务不同，ICT业务是差异化的“端到端”服务，传统电信运营商在ICT业务中不是主导而是聚合者

记者：发展ICT业务对于运营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志勇：过去运营商提供的是“点到点”的服务，把带宽和端口提供给客户就可以了，但是对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来说是不够的，需要提供“端到端”的服务。企业需要的是“端到端”的服务，过去运营商在提供“点到点”的业务方面很有经验，基本上就是采取标准化的方式，进而规模化、大规模提供从而实现规模效益；但ICT业务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每个企业的需求都有所不同，而这方面运营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经验。另外，对于ICT服务来说，运营商不再是业务的主导，而是业务的聚合者，要与社会各个环节合作，这一点跟过去截然不同。

记者：中国电信集团有多个部门涉及ICT领域，如政企客户部、中国电信研究院等，不同的部门分工和职责有何不同？

刘志勇：当政企客户部发现客户、锁定目标并进行业务分类，集成公司根据业务特点制作方案，进行支撑，但是这两个部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行政关系。政企客户对业务进行归口管理，是主渠道，而集成公司是辅助销售渠道和项目实施者。集成公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公司有公司的机制，合作的机制是通过利益进行绑定的，也是通过对服务的承诺进行实现的，各部门之间通过密切合作，采用流程化的管理，让客户感受到中国电信为他们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集成公司如果不依托于主渠道，是没有优势的。

集成公司是直接面向市场竞争，即我们做的所有产品一定要立刻面向市场，要能够在市场中尽快取得效益，不同于研究院中长期的研发、前瞻性的研发、规范制定等，电信研究院也会做很多ICT产品的研发，但实验室的产品跟商用产品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更多的时候，研究院给我们前端部门很好的支撑，我们会密切合作。

集成公司采用总分架构，公司化运作，这种架构适合ICT发展业务，中国电信的其他转型业务大都采取这种模式

记者：集成公司的架构是怎样的？如何进行管理？

刘志勇：集成公司采取的是总分架构，目前除了上海（上海有理想集团公司），其他省份都有集成公司的分公司。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这也是中国电信很好的一个尝试，通过分公司我们进行授权经营、属地化管理，即授权省电信公司，代我们去经营。属地化管理，指的是由当地来管理，比如省集成公司的负责人是由中国电信当地省公司党组推荐给系统集成总公司，由系统集成总公司任命，负责各分公司的经

营。

梁海滨：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分工有什么不同，如何紧密联系发挥综合优势？

刘志勇：总公司和分公司有各自的渠道，各有各的业务。由于北京没有分公司，所以北京的业务由总公司来开展。在省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上，总公司出资金、资质、供货渠道，各分公司可以利用总公司的渠道和资源，即各公司之间的人员、案例、产品开发共享（不单纯是业务上的共享），这实际上有点像矩阵式结构。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分工肯定是不一样的，分公司要开发出针对本地的业务，重点要服务本省客户。记者：您觉得目前集成公司的体制适合国内ICT业务开展的需求吗？

刘志勇：我觉得目前的体制是比较适合开展ICT业务，这也可能是中国电信以后开展很多新的转型业务将会采取的模式，即公司化运作、总分式结构，如号码百事通等业务也将采取这种模式，对这种公司管理架构，中国电信还将重点探索和完善。

IT应用系统的开发目前不是中国电信发展ICT业务的重点，要以集成为切入点，以咨询服务为统领，重点发展视频、信息安全、网络外包等业务

记者：中国电信的客户品牌“商务领航”很大程度就是针对ICT业务的，集成公司与“商务领航”品牌的关系是什么？

刘志勇：集成公司的主要作用就是研发或者说提供不同的个性化产品，来填充到“商务领航”这个品牌中，丰富“商务领航”的内涵，即我们通过实际的应用来跟客户交流，并不断完善“商务领航”品牌。在完善“商务领航”时，首先想到的是推出的产品是否能给客户带来价值，如果能带来价值我们才会去做。

去年一个比较典型的ICT业务就是“全球眼”业务，很多省系统集成公司参与了设计、推广、联合设备供应商和终端供应商、商业模式设计、资金支持等整个环节的工作，由于中国电信有全国性的网络，基于这样一个全程全网的优势，可以满足客户更广泛的、跨城域的需求，从而在环保、海关、“平安城市”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给我们带来较好的收入增长。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是对“商务领航”品牌的支撑。

记者：集成公司参与ICT业务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

刘志勇：ICT业务涉及网络集成应用和IT应用系统的开发，集成总公司及下属分公司目前正在重点做有关网络集成应用的服务，IT应用系统的开发目前来说不是重点。因为参与应用系统开发一定要对相应行业和业务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才能提供优质的IT服务系统。目前集成公司在IT系统开发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我们已经成功开发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资源管理系统，经过了一年多的调研和开发，现在产品已经上线了。在我们的业务中，纯粹的IT应用我们介入的比较少，这方面还有待于和合作伙伴的合作。目前紧密依托网络之上的业务是集成公司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以集成为切入点，以咨询为统领，重点发展视频、信息安全、网络外包等业务，因为这些系统都是基

于网络来提供服务的。

目前，做央企500强的信息服务提供商是集成公司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电信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使他们认可信息化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反过来，企业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提高了效率和收益，才会认可中国电信的服务，才可能有更多的扩容、升级需求。这样通过ICT服务，中国电信就能把根深深地扎入企业之中，才能有更深入的合作，从而才能真正融入用户的信息化工作。

ICT业务营销对所有的公司来说都是很难的，集成公司最近几年的ICT实施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记者：目前对运营商来说，发展ICT业务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营销能力比较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ICT业务营销与传统电信营销有哪些区别？

刘志勇：目前，ICT业务营销不仅是电信运营商的弱势，对所有的IT公司来说都是很难的。其实说ICT业务的营销处于弱势，是相对以前的营销方式来说的，因为做ICT业务要首先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再作出集成方案，再去引导客户。原来中国电信提供的是标准化服务，客户需要多大的带宽，就提供多大的带宽，但现在不是这样了，需要把握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然后再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打包服务，而准确把握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困难的。但凭借中国电信的实力，我们相信有能力准确把握客户需求，使客户切身体会到中国电信的优质服务。

记者：在ICT实施能力方面，集成公司最近几年有哪些提高？

刘志勇：对于集成公司来说，我觉得提升还是很大的。因为前几年我们只做网络集成，这几年我们逐步转到IT方面的业务，也介入到行业内部，目前网络的集成任务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视频监控、冗灾备份、ERP系统的部署等。

开展ICT服务必须按社会化企业体制运作，受到现有环境的局限性，高端人才仍然欠缺

记者：ICT业务与传统的电信业务有很大区别，对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什么要求？刘志勇：既然我们是集成公司，我们一定要有新的企业体系，我们的企业管理架构是按国际先进的体系来建设的，管理模式也与社会接轨，就是按一个社会化的公司来运作的。这里没有正式工、劳务工等人员身份的差异，与中国电信传统的管理体系有很大不同，在考核方面，以岗定薪，岗变薪变。

记者：目前集成公司的人力资源状态能否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

刘志勇：在我们公司目前高端的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不是那么大，我们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强调，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然后才是待遇留人。我们公司内部已采取公司化运作，但从公司整体来说还是

受中国电信大环境的影响，即我们在继承了中国电信品牌优势的同时，也同样要遵循中国电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

ICT业务在以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未来增长空间很大，但难度也越来越大

记者：目前集成公司占中国电信ICT业务收入的比例有多大？

刘志勇：我们这块没有具体数字，因为我们很多的收入是算在了当地电信部门，所以说有直接贡献，也有间接贡献。我们直接贡献可能有十几个亿，但我们对中国电信ICT业务发展的支撑贡献很大，支撑了很多省网和本地网的业务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集成公司在中国电信整个ICT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记者：集成公司这几年的工作是否达到了中国电信的要求？

刘志勇：整合后的集成公司是2005年12月26日成立的，在2006、2007年，每年的收入都是百分之百的增长，2008年也会保持较高的水平增长。由于中国电信有着很好的品牌效应，有着全国性的网络基础平台，各集成分公司已在全国落地，有全国性的实施能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确确实实让客户感受到了中国电信的整体服务能力，但随着收入的基础规模增大，高速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严格挑选合作伙伴，未来可能采取并购方式增强自己的集成能力

记者：ICT业务的开展需要合作伙伴，挑选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目前集成公司有哪些战略合作伙伴？

刘志勇：其实我们挑选合作伙伴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能否满足中国电信客户的要求。中国电信有一些战略合作伙伴，比如IBM，也是集成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目前的合作伙伴数量还不是很多，因为选择优异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是很容易。我们选择战略合作伙伴的标准很严格，对战略合作伙伴的要求就是大家有能力共同拓展市场，并做好客户的服务工作。

记者：从集成公司来说，在ICT业务方面进行了哪些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5

7月3日下午，在景色宜人的十三陵培训中心隆重举行了中共中国地质调查局党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地质调查局团校的揭牌仪式。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局长汪民出席，并分别为党校、团校揭牌。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在揭牌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开设党校、团校是主动适应新形势要求，创新党团组织工作的积极探索。党校、团校作用的充分发挥必将有力促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358”宏伟目标的实现。王研认为，党校是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党性的重要途径，在教育、武装、引导、发动、规范党员队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团校为团员青年掌握先进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增长才干、提高思想觉悟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团校也肩负着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使命。当前，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地质工作，找矿突破全面推进，地调局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地调队伍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全面落实好中央及国土资源部有关要求，就要打造一支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地质调查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党员是骨干与中坚力量，团员青年是生力军。

王研强调，党校、团校要将广大党员干部、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定期开展党、团基础知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理论及法制教育;还要积极搭建平台，组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将党建理论探索、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贯穿始终，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促进党员、团员争做适应形势发展的新时期地质人。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6

黄木生

一、古老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之路, 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 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 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 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国是丝绸的故乡, 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 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影响最大。

19世纪下半期,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 丝绸之路, 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 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 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二、伊犁地区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 新疆西部,总面积5.61万平方公里。西面与哈萨克斯坦接壤, 边境线长421公里。伊犁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 是向西开放的门户, 有塞外江南、瓜果之乡的美称。

欧亚大陆桥的贯通, 使伊犁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是中国西北的屏障。

三、新丝绸之路的构想

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1500年间联系欧、亚、非三大洲唯一的陆上国际商道, 一度辉煌无比, 曾成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和谐交流的佳话。而现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这条古老的丝路有望复兴, 新丝绸之路呼之欲出, 重新构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便捷通道。中国境内一号线路京疆经济道起于北京、天津;二号线路鲁疆经济道起于连云港、日照;三号线路沪疆经济道起于上海;四号线路广疆经济道0起于香港、深圳、广州;五号线路 川疆经济道0起于成都。以上五条经济道及其沿途城市, 由中国境内的铁路、公路、航路干线联通, 组成中国内陆新丝绸之路经济网, 经新疆西行穿越中亚、西亚地区, 连接欧洲的铁路网, 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等欧洲口岸, 形成/ 超级国际内陆经济道。新丝绸之路的崛起, 将为中国经济特别是陕、甘、宁、疆西部经济注入 新的活力, 并将把更多的实惠, 带给东、中、西部的百姓。

中亚地区是这条欧亚大动脉的枢纽, 而地处中亚腹地的新疆伊犁地区, 长期以来都与中亚五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和联系。因此, 我们提出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立足点, 以中央实现少数民族富民固边的思想为指导, 构筑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振新民族经济发展, 推动西部大开发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

(一)构筑新丝绸之路的意义

1.有利于深入进行西部大开发。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省区共同的优势, 也包括新疆, 但新疆真正无可替代的是有别于西部其他省区的、能够构建西出通道的区位优势。

而伊犁独特且重要的地理位置, 更是成为了西部开发中最具潜力的宝地, 必将在东西合作中, 成为祖国西北边疆最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 从而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2.有利于实现本地区的双向辐射。

新疆在我国发展和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 而伊犁地区则是新疆战略地位体现的主要载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 在欧、美、日等国际市场受到较大程度影响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与中亚、南亚、西亚经济有很大且长期的互补性, 有着广泛深入拓展的空间。中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短缺, 需要通过进口, 而这些短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恰恰是中亚国家拥有较多的资源。石油、天然气、铜、铅、锌等在中亚国家都蕴藏丰富。而中亚国家作为内陆国家, 在交通、资金和技术方面也需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帮助。

构筑一条新发展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能有效地实现以中亚为市场辐射的经济圈, 同时也可以直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将沿海地区中对中亚地区的贸易产品生产基地设在伊犁, 直接出口中亚, 继而重新筑起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3.有利于探索富民固边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

中蒙、中朝、中缅等边境状况的实践充分证明, 发展是长治久安、有效抵御分裂势力影响的基础, 少数民族 富民固边的新模式的实质就是以发展促稳定, 以稳定保发展。伊犁地区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接壤, 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历史联系密切, 经贸往来频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似、宗教信仰相同。经贸合作也能促进文化传播。融合是和谐的基础, 越深度融合, 繁荣发展, 互利双赢, 越能保证边境安宁稳定。

(二)新丝绸之路内容构想

1.形成以伊宁为中心的中亚物流中心。

伊犁地区沿边有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等8个国家一类口岸, 特别是霍尔果斯口岸, 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公路口岸。伊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城市, 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临近霍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三个口岸, 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内地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咽喉和商贸集散地, 扼东西交通之要冲。1992年被中央确定为沿边开放城市, 是祖国西部最大的沿边开放城市, 是新亚欧大陆桥西部桥头堡和连接中亚的主要窗口。

目前, 乌鲁木齐已经成为辐射中亚的商贸中心, 这个地位是确定的。伊宁的更大优势在于建立面向中亚的物流中心, 这一优势是新疆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甚至比乌鲁木齐更有优势。因为物流中心所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商贸业, 更重要的还在于产业基地, 主要是出口加工, 而伊宁市必然会成为新疆重要的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国际商贸中心, 伊宁市的城市支撑不足, 但建立国际物流中心, 伊宁市已具备城市支撑的各项基础和条件。以建立进出口商品集散地为目标, 突出货物集散、配送和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 形成高层次、规范化、适应货物流通快速发展要求的大物流区域。

2.扩大中国对外贸易。

当前, 中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市场之一。在全球传统出口市场一路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面向中亚的对外贸易不降反升。近几年, 伊犁自治州实施的外贸强州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外贸进出口屡创历史新高, 为自治州的十一五规划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8年, 伊犁州直对外贸易额首次位居全疆第一。

中亚五国每年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纺织品、轻工产品、食品、机电、音像制品等;中国需要从中亚国家进口的主要是钢铁、铜、铝、羊毛、皮革等原材料产品。我们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 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扶持地方产品出口, 努力扩大外购产品出口规模, 坚持/ 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方针;同时要加快调整进口结构, 改变原来重出口、轻进口的观念, 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先进技术设备、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及资源和环保产品的进口, 以促进对外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

随着精伊霍铁路(精河-伊宁-霍尔果斯口岸)的建成运行, 依托伊宁火车站、伊宁航空港、国道218线形成的立体通商网络, 伊犁地区的地缘优势进一步凸现, 将成为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重要的中心, 必将在中国西部形成一个资金、人才、商品、信息集聚的高地, 形成面向中亚,辐射西亚、南亚的商品集散中心、经贸信息中心、文化交流中心。

3.加快振兴本地经济。

(1)加工制造业的振兴。将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把生产基地设在本地区, 产品直接出口,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如棉制品加工、水果产品加工等。国内已有不少大型企业将制造工厂直接设在了伊犁, 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中亚地区。如四川长虹集团就与新疆伊犁物源公司联袂, 在新疆伊犁地区霍尔果斯口岸建立长虹彩色电视机组装厂, 产品全部出口中亚国家。据长虹集团的负责人称, 电视机在中亚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且中亚市场对长虹品牌非常认可。在霍尔果斯口岸建立电视机生产基地, 是长虹的战略选择之一。

(2)旅游业的创新。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初, 就有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地游客提出, 希望新疆能够开通丝绸之路北道旅游线路。据自治区旅游部门的人士介绍, 丝绸之路中道的旅游开发已经很成熟, 南道基本荒芜, 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 而/ 丝绸之路旅游0又急需更新换代的产品, 因此, 古老的丝绸之路北道旅游开发势在必行。而伊犁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地区, 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旅游业也成为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来自伊犁州的统计显示, 2007 年, 旅游接待人数达到495万人次, 旅游收入6.8 亿元, 拉动相关行业收入增长29.2亿元。

1.合理规划地区内部旅游。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伊犁, 既有雪山冰川、长河落日的雄浑, 又有桃红柳绿、渔舟晚歌的景象。巍巍天山作屏, 滔滔伊河为环, 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 新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的桥头堡, 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大气磅礴的秀美山川本是亘古自然的造化, 一经同绚丽多姿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灿烂悠久的历史人文相结合, 再引入精巧别致的现代气息, 必将游人络绎, 带来源源财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将以那拉提草原风情游为龙头, 以伊宁民俗风情游为核心, 以霍尔果斯口岸边境游为突破口, 大力开发/ 自然生态游、历史文化游、民俗风情游、冬季冰雪游、跨国边境游五大产品体系, 力争两年内将那拉提旅游景区建设成国家5A 级景区, 成为中国的旅游名州。

2.积极联合跨区域旅游。早在2006年, 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及文物管理部门人员就在新疆吐鲁番达成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丝绸之路联合申遗 是整个亚太地区第一个作为文化线路申报的世界遗产, 一旦申报成功, 将为丝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崭新的契机, 伊犁作为丝路上重要的必经之地,和相邻的其他中亚国家可以联合起来, 做大做强跨区域的国际旅游产业。

3.开发多元化旅游商品。伊犁传统的旅游商品主要有冬不拉、草原石人、哈萨克、维吾尔族服饰、民族餐饮用具, 全国知名的素有新疆茅台美誉的伊犁大曲和伊犁苹果, 还有哈萨克族的手工刺绣、木雕、羊角鞭, 锡伯族香袋、伊宁马鞍等旅游商品,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极富装饰性,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4.加强民族间文化交流, 实现富民固边。伊犁的主体少数民族为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和塔吉克等民族, 与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形成众多跨境而居的现象。他们语言文字相通, 风俗习惯相近, 宗教信仰一致, 行为方式近似, 这种历史造就的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情结和长期以来密切的不间断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 形成了向中亚开放独特的、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

地区间有计划地开展区域文化、学术、艺术交流, 策划和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单项或综合性体育比赛、运动会, 这些都能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稳定边境社会, 共建和谐环境。

5.打造中亚经济圈的桥头堡.2008年10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七次总理会议在与我国新疆伊犁大面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举行。会议表现出成员国多种更务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需求,其多种需求给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伊犁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会上的讲话和四点建议, 更成为推动伊犁乃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 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伊犁为桥头堡构筑起的新丝绸之路, 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合作中求发展, 共同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大力推动下, 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这条/ 新丝绸之路0必将会迈向成功, 一个更加美丽富饶的 伊犁, 将以崭新的形象和无穷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 胡 炼)[ 作者简介]黄木生(1949-), 男, 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7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历程, 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电视新闻杂志栏目的兴起, 打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空间, 电视事业步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期。《东方时空》最早提出了“真诚面对观众”的电视新闻传播理念, 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的序幕;《焦点访谈》秉承“用事实说话”的创作理念, “时事追踪报道, 新闻背景分析, 社会热点透视, 大众话题评说”, 成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旗帜。《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所报道的新闻或“言之有物”、或“言之有理”、或两者兼而有之, 拓宽了电视受众的视野, 提高了人们的欣赏水平, 也丰富和繁荣了当时单调的电视节目, 为中央台2003年成立专业的新闻频道积累了宝贵的新闻实践经验。第二阶段是在2000年后, 以各地方台新栏目的相继崛起为标志, 中国电视进入了民生电视新闻时代。其中尤以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和湖南卫视的《晚间》栏目最为突出。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 瞄准重大事件, 尤其是突发性事件, 进行全面跟踪报道, 从而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自身形象, 成为主流媒体争相追逐的目标, 以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为标志, 中国电视新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时”即直播阶段。“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重庆卫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山东卫视等众上星台站,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发布”, 迅速参与到抗震救灾现场的直播之中。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仿佛一夜间, 中国电视新闻实现了新闻事件的同步报道。在这次报道中, 各新闻台站改变常规报道方式, 打通新闻栏目, 打破整点新闻和专题报道的界限, 随时插播突发新闻的最新动态报道, 牢牢掌握了报道的主动权, 不但成功地引导了国内舆论, 同时“让真相抢在谣言前面”有力地影响了国际舆论。显然, 这是一个标志, 一个重大的标志, 持续大范围成功地直播四川抗震救灾实况, 标志着中国电视新闻报道在与国际新闻报道方式接轨的同时, 自身也迈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时”, 直播常态化。

探究中国电视新闻实现直播常态化、步入新“正在进行时”这一黄金期的内在逻辑, 下列要素难以忽略:

第一, 电视新闻事业在第一、第二黄金期所创生的新闻理念不断成熟、新闻实践的不断完善, 为其第三阶段的破茧成蝶储备了能量, 积累了经验,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一阶段突出了新闻的新闻性, 电视新闻普遍注重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 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报道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内容全面, 高瞻远瞩地引领舆论。第二阶段注重了新闻的贴近性, 报道视角下移, “平视”身边人、身边事, 报道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社会, 报道对象多为普通百姓, 报道宗旨是尽力为民排忧解难, 努力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增强了媒体的服务功能。到了第三阶段, 新闻的时效性摆上了第一位。借助前面深度报道对新闻内容的探索和报道手法多视角、多层面、全方位的实践, 新闻报道在内容真实准确的同时, 速度也大大提升。

第二, 变化的世界和各种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在考验电视新闻事业传统报道形式和方式的同时, 为报道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媒体成长也需要机会, 成功只不过是在有准备和善于把握机会之后的必然结果而已。2008作为举国筹办奥运的一个特殊年份, 发生了太多的大事、要事、突发事, 1月份的冰雪灾害、3月份的反对藏独、4月份的奥运火炬传递、5月份的地震灾难, 天灾人祸都在考验中国。能否对上述突发性重大新闻事件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并且予以真实、准确、快速的报道, 则考验媒体的新闻敏锐度, 挑战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所幸电视人没有辜负时代。“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推出直播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为其他媒体对新闻事件作出快速反应、掌握话语权、把握舆论导向,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典经验, 一下子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尊敬。

第三, 中国电视人对自身思想和观念的解放与创新, 直接造就了一个新的电视时代。对于天灾人祸这类突发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中国媒体的传统做法是报救灾不报灾情, 报结果不报过程, 报成绩不报问题。但是在2008年的地震灾难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迥然不同的风格:迅速、公开、透明。国内多家上星电视台, 实行24小时直播, 所报道的是正在发生的新闻, 更加强调速度和时效。报道的内容以“先发后齐”取代“先齐后发”, 报道时间以“抢先一分”取代“不漏一个”, 并且打破报道时段, 实行全天候播出。与此同时, 对同一重大新闻事件, 实行多点直播。无疑, 这种态势的形成, 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密切相关。政府的信息公开, 为媒体的舆论宣传、新闻报道及信息发布活动松了绑、解了套。所以, 媒体才能够在宽松的氛围和环境下解放思想、放下包袱, 遵循新闻规律, 创新报道形式, 不断提升报道水平。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台)

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亟待破解 篇8

为了破解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难题，2011年12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NIBR)在海口联合举办以“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以下是此次论坛的观点摘要。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农民工是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出路和方向是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一是真正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第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第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攻克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的难题；第五，实行城乡统筹规划。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果，用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手段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过程，而这将带来消费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破坏性手段恢复产需平衡，这就是经济危机；二是通过政府调节手段，采取法律、经济等各种措施控制居民收入拉大的趋势，使得消费不足不至于演化到危机的程度。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做经济学解释。关键问题在于：第一，在倒U形的前半段，人们不知道收入分配恶化的时间持续多久，社会能承受多长程度的差距；第二，从现实情况看，倒U形的出現并不是自然的过程，是政府一些政策安排的结果。

对中国来说，在世界经济恶化的背景下，经济要持续发展，就要增加居民消费，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不仅是经济可持续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平的问题。除了在初次分配中要通过建立劳资协商机制来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再分配中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一般来说，老百姓花钱比政府花钱更有效率。因此要改变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大的局面，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减税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安排。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当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用非常有限，需要大力突破政策选择困境：第一，尽快出台一些可以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政策；第二，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第三，出台收入分配政策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问题要具有高度相容性；第四，更应迫切考虑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加紧出台遏制腐败、寻租和垄断性收入的制度和政策。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消费，消费的基础在于民富，民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

在初次分配上，研究分配不能离开财产关系，初次分配重在理顺产权关系。建议：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建立和健全资源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

在再分配上，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欧债危机有高福利的因素，但我们不是希腊，面临的不是高福利的问题，高福利陷阱对我们来说还是奢谈。当然，欧债危机给我们也有重要启示，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太急，不能太泛。

周天勇（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面临“三个陷阱”：就业陷阱、居住陷阱和收入分配与财富分布差距陷阱。下一步的战略考虑是：第一，以服务业和小微企业扩大就业；第二，进行土地战略和制度改革；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及对策。构建社会公平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和自主创业方面。

宋洪远（农业部农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必须把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基本的目标任务。第一，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第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第三，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四，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五，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破解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包括：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行严格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实行广泛的官员差额选举制度。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陷入更加困难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约束性、量化可考核的目标：第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户口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全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第二，推进反垄断，使行业差距缩小一半，从7：1下降到3：1；第三，鼓励劳资集体谈判，把企业内部差距缩小一半；第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中西差距；第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第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将城乡贫困救助面分别提到6%、10%。

爱斯潘•赛冷（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

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低消费率的问题，这也是现在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挪威正在努力避免落入“低消费陷阱”，力图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来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均衡增长。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进行转移支付；二是努力增加财富水平，在农村地区鼓励创业，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欧债危机虽对挪威有一定影响，挪威66%的出口到欧洲，但三方机制的灵活性、适应性，为挪威企业应对挑战提供了保障。

施泰格（德国国际合作组织驻华副首席代表）：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增加消费。但要考虑公共服务的资金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非常多，如要做低碳城市、绿色城市、创新城市等，每年的业绩都要进行评估。需要系统考虑资金问题。

（本栏目所刊发言论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9

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经济社会得到显著发展的重要经验，在这一政策之中，我们实际工作是先改革后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特区政策开始，我们先是改革税收、体制、机制等，实施优惠政策，逐步对外实施开放战略，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区域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强调改革开放，虽然改革、开放力度都不足，相对来说，还是改革优先，而开放滞后。在实际工作之中，如果都想把改革开放政策“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目前的把握政策和扭转乾坤的能力还不足，这样会使工作效率低下。

经过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洗礼，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再也不是一超独强或几个主体把握世界命脉，而是由世界多极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主导世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要以国家层次参与世界，而更多是要以区域性层次从中观和微观层次来参与世界，分享世界资源和利益。这就使我们的区域发展一开始就要步入世界竞争行列，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加强区际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更加务实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加强区际之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开放为先，以开促改，使改革开放真正充分发挥它的动力。从而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服务，为中国的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0.

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 篇10

5月10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部署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以此为标志，学校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正式启动。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柯炳生主持会议，并解读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委书记瞿振元强调，要把握精神实质，明确改革要求;系统设计，协调推进;做好思想工作，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新一轮改革平稳顺利推进。

学校启动研究生教育改革调研工作。经过了广泛深入讨论，明确了“博士生以学术为主、硕士生以应用为主”的培养目标，据此为基础形成了整个改革框架思路，并且在校内以多种形式征集意见、取得共识。日前，《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方案》已作为学校1号文件形式正式发布。

柯炳生在会上扼要解读了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总体思路。他指出，我校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决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改革新方案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主体”。“一个目标”，即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明确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强化实践能力的训练;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本轮改革6大方面均围绕此展开。“两个主体”分别是导师主体、学生主体。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明确了对导师遴选的要求、导师的岗位责任，也赋予、并以制度保障导师充分的权利。同时通过招考制度、奖助办法等系列改革，提高学校在国内的吸引力，提高学生主体积极性。

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共包括“明确培养定位，实行弹性修业年限”“修订培养方案，强化培养过程管理”“改革招考制度，提高生源质量”“改革导师管理，突出任职能力”“强化博士论文质量管理，改进毕业审核程序”“完善研究生奖助办法，体现科研项目资助制”6大方面。在总方案确定以后，学校还陆续制定相关细则和具体办法。

会上，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于嘉林对研究生教育改革方案，及配套的《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的要点进行了说明。

瞿振元指出，20学校启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今年又启动研究生教育改革，近期还将对科研工作、社会服务工作作出相应部署，从整体上说，体现学校对几大主要方面工作的新布局。在研究生教育改革方面，他充分肯定，在改革方案形成过程中，研究生院牵头开展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调研了国内多所高校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参考和借鉴国外大学做法，形成了整体思路。其后又在校内多次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方案贯彻了《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遵循教育规律，也充分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瞿振元强调，推动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首先要把握精神实质，明确改革要求。把握精神就是要吃透“一个目标、两个主体”，明确提高质量这一目标，充分认识到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中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我校当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紧迫感、危机感;要以学生为本，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研究生培养以科研为主导、为导向，在科研中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提高全面素质，培育“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层次人才;要以师为要，发挥导师教书育人的作用。研究生培养最体现个性化的教育理念。导师“导引人生、师法自然”，注重个性化、突出因材施教。新一轮改革赋予了研究生导师责任和权利，也明确要求导师发挥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其次，改革强调系统设计，协调推进。新一轮改革把招生、答辩、过程控制等环节整体设计，实施过程中要还将继续细化相关细则或具体办法，协调推进，并围绕提高质量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瞿振元还强调，推动改革还要做好思想工作，精心组织实施。推进改革需要导师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在改革中会有不同认识，也涉及到利益调整，各学院都要全面理解改革基本要求，辩证思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要认真按照文件精神和会议要求，平稳、顺利推进改革措施落实。

会上通报了国务院学位办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情况。会议要求，今年论文答辩即将开始，各学科要提高认识，加强对论文学术道德、学术水平的考核和把关，有效保障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