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惑众-造谣惑众的故事-造谣惑众的寓意-造谣惑众的意思

造谣惑众-造谣惑众的故事-造谣惑众的寓意-造谣惑众的意思（共6篇）

造谣惑众-造谣惑众的故事-造谣惑众的寓意-造谣惑众的意思 篇1

【成语】造谣惑众

【拼音】zào yáo huò zhòng

【简拼】zyhz

【近义词】蛊惑人心、妖言惑众、造谣生事

【感情色彩】贬义词

【成语结构】连动式

【成语解释】制造谣言，迷惑群众。

【成语出处】邹鲁《江苏光复纪事》：“又都督府颁发暂行军律：一临阵退缩者斩，一强奸妇女者斩，一骚扰百姓者斩，一造谣惑众者斩。”

【成语用法】连动式;作谓语、宾语;含贬义，用于坏人

【例子】敌人搞阴谋，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造谣惑众。

【英文翻译】spread rumours to confuse the people

【成语辩形】谣，不能写作“摇”;惑，不能写作“或”。

【产生年代】近代

【常用程度】常用

造谣惑众-造谣惑众的故事-造谣惑众的寓意-造谣惑众的意思 篇2

关键词：邪教,惑众,剖析

当今, 邪教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滋生, 且呈现发展蔓延快、传播范围广、名目繁多的特点。由于邪教具有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和反人类的本质特性, 以及它的欺骗性、残酷性、野蛮性、危害性, 并对现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都在探求治理邪教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对策措施, 采取严厉的手段惩治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 从根本上治理邪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在实践中, 邪教呈现“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态势。邪教为何在文明社会中仍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为何深深“吸引”信徒?本文拟通过我国当代邪教的一些典型特征, 剖析邪教的“惑众”手段。

一、利用弱点, 取得信任

邪教首先利用人们身体或心理上的弱点, 摆出一副友善的面孔, 或者关心你的身体健康, 或者关心你的疾苦和孤独, 或者弥补你心理的创伤, 或者义愤填膺地针砭时弊……它抓住人们或多或少、或这或那的弱点, 诱使人们亲近它、信任它。

1、追求健康的心理。

不管怎么讲, 人都要以活着为前提。活着就要健康, 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和幸福的生活。但是, 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总是要生病的。邪教组织正是抓住人们的“希望健康”与“现实生活中的生病”之间的裂痕以及对健康追求的盲目性, 抛出“强身健体”、“去病免灾”的诱饵诱惑信徒。法轮功宣称:法轮功可以“消业”祛病;门徒会宣称:祈祷能治病, 能使死人复活;主神教宣称:信了“主神”, 能去病免灾, 全家平安;灵灵教宣称:凡入教者, 有病能治病, 无病保平安, 还可消灾避难。

2、心理的脆弱。

社会转型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具体反映在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上。表面上看, 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 但实际上却是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带有很大的被动成分, 加之这种变化的时间比较仓促, 个人为此而做的准备不够充分、不适应, 形成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自卑感、渺小感、无能感的脆弱心理, 精神上也陷于苦闷和失落, 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感情。“教徒具有的类似民间宗教的非理性感情特征则是非常明显的, 是法轮功能够进行精神控制的前提, 也是为什么很多练功群众中其‘邪’的原因。”﹝1﹞

3、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指社会成员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相比较而认定自己利益被剥夺的主观感受, 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是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 一些群众的部分既得利益被革除, 一些群众获得了新的利益。利益“受损”的群众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不仅会在同一阶层的社会成员中产生共鸣, 还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引起共振。这种相对剥夺感一旦带有普遍性, 就可能促使“一群人”要么产生对社会的极端对立心态, 要么追求清静出世或者孤芳自赏。这也正是邪教赖以“生根发芽”、形成规模的条件。

4、信仰危机。

信仰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 是人行动的动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各个方面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从自身利益出发, 仍然用旧思想、旧观念来判断新变化、新事物。旧思想、旧观念与新变化、新事物之间的激烈冲撞, 使部分群众产生信仰的怀疑和动摇。同时, 社会主流的信仰和追求对他们来说往往可望而不可及, 从而产生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 在个人层面上, 表现为人不在“家”、魂不守“舍”、选择迷惘、心灵荒芜。“信仰危机实际上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信仰的短暂空白, 这也正是邪教萌芽和发展的条件。”﹝2﹞

二、提供帮助, 寻找家园

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 社会结构加速分化, 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也发生了变化:家庭结构简单而松散, 由两代以上夫妻同财共居组成的联合大家庭迅速减少, 由一对夫妻或一对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比重大大增加;家庭的保障功能和凝聚功能减退, 出现了夫妻同居不共财家庭、夫妻分居家庭、终身不育家庭、单亲家庭等家庭功能不健全的情况;家庭稳定性动摇, 离婚率逐年大幅度上升, 性自由、性开放等问题引起家庭矛盾重重、家庭内部关系失调。“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种推力, 引发了家庭问题以及家庭的分化, 家庭的功能减退, 为邪教的发展和渗透打开了缺口。”﹝3﹞许多邪教都是在家庭发生这种变化的形势下生长起来了。一方面, 为消除人们对世俗家庭的留念, 通过教义等方式对世俗家庭进行激烈地抨击。如“法轮功”将世俗的亲情归入所谓“业”, 要求人们彻底抛弃亲人并谎称只有这样才能“上层次”。被立王教主吴扬明规定, 教内只有职位高低之分, 而无父母子女之别, 对于不信教的人一概称“外邦人”, 即使是至爱亲朋、骨肉亲人, 都要视同陌路。另一方面, 在否定世俗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虚拟的家庭关系。比较典型的是“主神教”, 它要求每个县都要建立接待家庭、聚会家庭, 同时要求信徒之间互称姊妹弟兄、取“灵名”以淡忘世俗的姓名。“门徒会”提出建立“主”内的人际关系, 把不信其教的群众称为“外邦人”, 要求信徒“与外邦人不结亲、不往来、不帮工”, 对部分生活困难的信徒给予所谓的“周济”、“收养”、“看顾”。

在我国, 随着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的工作单位体制也相应淡化。在计划经济时代, 社会成员绝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单位, 个人的生老病死由单位统一承担。改革开放后, 超经济的隶属关系的工作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工作单位的超经济功能也同步被弱化。当前, 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社区的功能还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 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留下很大的空缺。人是有社会性的, 需要爱和被爱, 需要相互交流, 需要通过获得一个群体的认可和接纳来建立必要归属感和安全感。在邪教组织中, 信徒之间由于没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厉害矛盾, 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信徒可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鼓励、相互帮助, 一部分信徒感受到群体的关怀、团体的温暖, 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三、去旧纳新, 增强依赖

邪教组织让信徒反复检讨自己以往的一切思想、信仰、理念都是错误的, 抛弃原有的、符合主流社会的思想价值体系, 达到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新境界。通过读“经书”、听讲演、看录像都方式, 信徒反反复复地接受它那套歪理邪说, 逐渐重塑信徒的内心世界、感情和价值观, 树立起信徒们的依恋感和归属感, 树立起信徒们对教主的崇拜感、神秘感和权威感, 坚信教主的训示, 对教主盲目忠诚, 对教义执迷不悟, 努力使自己成为教主所需要的“新人”。“法轮功”宣扬“不二法门”, 并宣称“弘扬大法, 你根本就不要再提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和它一刀两断了。”要求练功者在“学法”过程中做到非法轮功不练、非“法轮大法”不信。“法轮功”还在“见”和“悟”这两个认识环节上进行精神诱导, 歪曲所“见”, 强调“以悟代见”、“遇到问题要内找”、“不要用常人的思维去想神的问题”。长期“悟”的结果是在大脑中不断出现幻象, 又用“悟”出的幻象去证实“悟”的正常。这种反复与循环过程中, 信徒逐渐丧失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丧失做人的起码权利, 最后丧失自我。

邪教组织还将信徒与现实社会隔离, 按照教主所设想的神权统治的独立王国的模式对信徒进行思想和行为方面的改造、规范和统一, 以便教主的操纵和控制。大多数邪教为了对信徒进行彻底控制, 往往选择比较偏远的地区建立封闭的狭小的集体生活环境。在集体中, 信徒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参加“邪教”事务。他们在教主的要求和威逼下, 断绝了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 包括他们的朋友、同事甚至他们的亲人。在集体生活中, 他们不准读报、不准看电视、不准听广播、不准与外界联系, 不许儿童上学。也要求信徒有整齐划一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信徒在邪教“家庭”中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吃饭, 读经、聚会谈经、祈祷、传教等时间分配都有详细的紧密的安排。邪教组织还通过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组织规章对信徒的行为方式、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整合。教主拥有无限的权威, 骨干分子是教主的得力助手, 信徒听命教主随意摆布。“法轮功”从纵的方面讲, 从法轮大法研究会到法轮功练习者之间共有五级组织;从横的方面讲, 每一级组织中根据职能分工的不同又分为若干部门。李洪志就是通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工具对信徒发号施令、操纵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法轮功练习者的业余时间被用来集中练功学法、弘法交流等集体活动, 大量的组织生活使他们与外界隔离。人长期被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 其思维变得呆板, 视野变得狭窄, 注意力集中于心中所谓的“神”, 头脑被“神”所控制就会在虚幻的追求中失去理性, 改变人的行为方向, 最终陷入对邪教的疯狂依赖。

四、渲染恐吓, 幻化归属

邪教组织对信徒牢牢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恐吓, 使信徒不得犹豫, 始终坚信邪教, 欲摆脱而不得。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达到恐吓的目的:

第一, 扩张社会陋习, 描黑社会现实。邪教以阴暗的心理、偏狭绝对的思维方式和极端敌对的立场肆意夸大社会问题, 对社会和政府进行攻击和批判, 并极力渲染当今社会是“恶魔的世界”、“撒旦的社会”。在不断地扩张社会陋习和描黑社会现实的过程中, 信徒对社会的认识由怀疑到恐惧再到绝望。“被立王”吴扬明利用群众对当时存在的社会不公和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 打起“救世”幌子, 声称“现实社会不公, 共产党腐败, 穷人永远没有钱, 当官的钱用不完”, “世界已被罪恶充满, 魔鬼迷惑了世人的眼。”“法轮功”也声称: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 人类是因道德堕落从所谓高层空间一层层掉下来的;现在人类已败坏到了极点, 整个社会到了极端危险的边缘, 神已不把人当人看, 现在的社会问题哪个政府也管不了, 只有李洪志才能拯救人类。信徒们最终只能抱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心态亦步亦趋地跟定教主走上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的邪路。

第二, 宣扬“世界末日来临说”。邪教的教主们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 包括一些偶然事件和尚不能为人们搞清楚的变异都说成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 宣称他们可以预知某年某月某日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被立王”宣称2000年“世界末日来临”;“门徒会”也宣称“2000年各种灾难要降临, 世界要毁灭”;“主神教”散布“1999年是世界末日, 到时地球上到处是死尸, 种田没人收, 盖房无人住”。“法轮功”也同样兜售“末世来临”, 并说:现在末日到了, “现在这个人类真是十恶俱全”, “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 彻底的毁灭”, “地球要爆炸”等。邪教依靠宣扬世界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把世间描述成漆黑一团, 进而把自己打扮成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要信徒相信教主编造的谎言, 并毫无保留地服从。“正如有的学者阐述的那样, ‘世界末日’降临, 是邪教用以进行‘精神控制’的核武器, ‘世界末日’一直是邪教高悬在教徒和世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5﹞

第三, 幻化未来归属。邪教利用人的恐惧心理, 为成员幻化未来的归属, 要么进天堂, 要么进地狱, 何去何从全由是否信仰该教以及对该教的修炼程度而定。“门徒会”在其宣传材料中说:“2000年各种灾难就要降临, 世界要毁灭, 信主的进天堂, 不信主的进地狱。”“东方闪电”宣称:“大灾大难就会来临, 不信主的人将要灭亡。”“只有信奉‘闪电’, 才能升入天国, 得到基督的认可;如不信‘闪电’, 则将刑罚于火湖中受永刑。”“达米宣教会”也宣称:“信教的将随耶稣升天, 不信教的将死亡。”他们同时还谎称“法眼无数”、“遭报应”等, 迫使胆小怯弱的信徒不得犹豫、只能虔诚修炼, 以求进入天堂“圆满”而避免地狱的惩罚。李洪志鼓吹自己“法身”无数, “法身”无处不在, 可以出入多层空间, 可以对信徒加以保护并监控每个人的思想言行, 使法轮功练习者对其产生敬畏和恐惧, 从而绝对服从其指导, 以求得“圆满”、“成仙”、“脱魔”或消除“业力”的结果。“被立王”吴扬明威胁信徒, 谁要是泄露该邪教的事情, 就会遭到“神”的报复, 全家鸡犬不留。“主神教”骨干“盼望主”朱爱清威胁“双喜”说:“‘主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叫你死就得死, 叫你活就得活。如果不愿意, 不死也得脱层皮。”年仅16岁的“双喜”由于内心充满恐惧, 处于无奈, 只好顺从“主神”刘家国的奸污。邪教的“这样一套天国约定和地狱威胁的奖惩体系对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危害, 他们把期盼与恐惧交织在一起, 不敢背叛。”

参考文献

﹝1﹞李曙光.论法轮功的精神控制[A].论邪教[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307.

﹝2﹞陆中俊.我国对当代邪教组织犯罪问题的对策与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55.

﹝3﹞潮龙起.邪教与家庭[A].论邪教[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68.

﹝4﹞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42.

谣“盐”惑众的惩罚 篇3

杨涛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

查处谣言别伤了“公民自保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a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里面的“散布谣言”，必须以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为前提，如果并不知道某一信息是一条谣言，即使最后证明这是一条谣言，而不能对传播者加以处罚。因为，对于某个人要进行处罚，就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主观上他要有明知是谣言而进行传播的故意，客观上他要实施了传播谣言的行为。

那么，陈姓公民在转播“日本核电站爆炸污染山东海域”，是明知或者是应当知道这是一条谣言吗？至少现在看来，他并不明知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明知的。因为，他在看到这条信息当时，并不清楚日本核电站爆炸是否污染山东海域，而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这种污染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出于对这一事件的恐慌并为了及时做好准备，他向亲朋好友传播了这条信息，能说他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进而对他进行治安拘留吗？按照警方的逻辑，如果公民在微博上看见这样一条并不确定的信息进行转发，同样可能被治安拘留甚至刑事处罚。那么，警方岂不是将面对着海量的处罚对象？

其实，类似的事件还很多，比如，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传中，当地警方也刑事拘留2名传谣者、行政拘留了2名传谣者。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当地的化工厂以前确实存在过泄漏使人中毒事件，并且当天化工厂在放气时让人产生了误解，能说这些人都是明知是谣言是故意传谣吗？

这里面涉及公民的自保权的问题，当公民面对着不确定的信息，是否具有传播自保的权利。我以为是有的，每个公民面临着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恐惧，在灾难来临之时，他有提前获取信息以自救的权利，他也有将这种信息传播给其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自救的权利。因为，在许多灾难信息面前，政府的反映往往是滞后的，同时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又习惯性地隐瞒一些重要信息，这使得公民的自保权更有现实必要性。否定了公民获取不确定信息和传播不确定信息的权利，就是否定了公民有进行自力救济的权利，这与保护公民权益是相违背的，除非公民明知该信息是虚假的，或者凭常识判断应当知道该信息是虚假的，政府机关才能对其进行打击。

的确，公民在传播不确定的信息时，有可能传播了谣言，引发社会不必要的恐慌，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在于治安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传播的公民，而是在于，提高政府自身的公信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提高危机处理的反映能力。在日本，发生了如此大的地震和核泄漏事件，社会上也存在许多谣言，但绝大多数的日本公民并不信谣言，他们还是听从政府的安排，甚至政府最先让撤退20公里他们不撤退到30公里。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政府有信心，而政府也时时刻刻地进行信息公开，媒体也不断进行报道，消除了大多数公民的恐慌情绪。像上述谣言刚出时，的确有许多人在抢购食盐，但许多地方政府及时发布信息后，事实证明，这个谣言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快就平息了。■

刘源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明知是谣言而散布”是违法的前提

当日本正在遭受核辐射引发的真实侵害时，其他国家民众也正经历着一场由此引起的心理恐慌。虽然很多人乐于相信科学，但很多时候，谣言却往往显得“更加可信”。在自然灾害面前，政府需要应对的不仅是灾害本身，同时还必须面对各种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是谣言带来的“次生灾害”。不过，将这些散布于网络、流传于市井的信息一概以谣言定性，将以“复制、粘贴”方式予以传播的当事人以违法论处，这种做法恐怕既不明智，更有可能涉嫌违法行政。

在官方新闻报道中杭州警方作出处罚的根据有二：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二是《互联网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即“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两法强调的都是对“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若以语义分析，“散布谣言”应当是指分散传布凭空捏造不可信的话。按照这种解释，杭州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似乎无可厚非。不过，众所周知，法律是立法者确认的应为民众遵守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立法者认可的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在西方，法学被认为是与神学一样古老的科学，现代社会，法学更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显然不能仅凭语义分析就能够完全实现，还需要我们对法学基本原理、法律精神的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在行政法学中，行政违法成立被认为需要四个构成要件，即：（1）行政相对人具有责任能力，（2）行政相对人从事了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义务的行为，（3）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行政关系，（4）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同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才能认定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果我们以此为根据检视这次事件的话，将发现杭州警方在认定“行政相对人主观有过错”这一要件时存在明显问题。“行政相对人主观上有过错”并非是指一般生活意义上的过错，而是指行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违法并有意为之，或者说只有明知而为的才可能构成违法。无法证明陈某是在明知为谣言的情况下而有意散布的事实，因此，杭州警方的处罚决定既不妥当，也违反法律，应当予以纠正。

其实，面对灾害和谣言，普通民众的淡定和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都是考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而依法行政更是法治社会应有之意和基本要求。■

刘海明 西南科技大学博士

“碘盐神话”是如何炼成的

神话是人类对世界的诠释。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增多，口语时代的神话创作同时画上了句号。这并不等于人类从此真的放弃了神话创作，事实上，新的神话还在隔三差五在我们身边晃悠。和远古神话不同的是，文明史中所诞生的每一个新“神话”，总要殃及许多人。碘盐神话，就是一个最新的神话版本。

日本地震海啸酿成的核泄漏，这个消息像电波一样瞬间传向五湖四海。我们国内不少省市上演的抢购碘盐风潮，可能令世界瞩目。

关于抢购食盐的消息，3月15日网上已经开始流传，至翌日晚间，网络上已连篇累牍。就连笔者居住的相对偏僻的场所——四川绵阳郊外大学校园家属区的一角，也没能逃脱抢购碘盐的劫难，可见搭载了网络的神话，其影响力何等了得。笔者对商家碘盐告罄并不担心，这玩意儿连老鼠都未必肯偷吃，我们也不会像茶叶和白糖一样，没事泡一壶品尝。碘盐供货紧张，充其量三五天的工夫就解决了。我感兴趣的是，这突如其来的“碘盐神话”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联想过度，是“碘盐神话”的直接导火索。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传染病，对死亡和灾难事故的恐惧，比任何瘟疫的传播速度都快。日本强震海啸，殃及核电站，最终祸及国民。城门失火尚且殃及池鱼，何况谈核色变的时代，核泄漏造成的恐惧，显然是世界性的。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核泄漏可能危及的领域，经媒体报道，人际传播的放大，即便不是碘盐被抬出来，也会有其他道具被搬上舆论的舞台。

据杭州警方拘留传播碘盐防治核辐射的网民陈某介绍，他是看到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可能产生影响的消息，根据这个非常含糊的“事实”进行加工创造，为“碘盐神话”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知识结构失衡，为“碘盐神话”传播埋下了伏笔。

知识没有国际，知识的传播却受到人为因素的调控。对于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国度而言，只有和考卷相关联的知识才是知识中的大爷，吃香喝辣的。倘若不是日本地震，核泄漏，谁肯去浏览与核相关的知识，与水污染和食盐相关的知识。科普的落后，让我们在可以把宇宙飞船送上天空的同时，却无法让全体国民能搭乘知识的飞船。而对知识结构，学校和社会都没有意识到失衡的危险。所以，这种教育培育出的人，遇到个风吹草动，惊恐万分，盲目从众，就不必奇怪了。

倘若只有联想过度和知识结构失衡，“碘盐神话”的横空出世仅仅具备了可能性。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可怜，才是当代神话的最佳助推剂。缺乏信任的基础，最容易造成逆反心理。哪怕狼真的来了，任你再呼告也没人相信了。假如不是媒体的过度报道，专家的辟谣，“碘盐神话”也许可以避免的。专家话语的可信度差，让老百姓照着相反的方向去想象。若问专家话语如此可怕，与专家人格不独立，言论无道德相关。

此外，网络论坛消息的鱼龙混杂，在公共事件造成恐慌之际，消息的真假更是难辨，像杭州陈某的言论，让不少人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类似陈某的例子，四川等地也有。虽然公安机关进行了处罚，但造成的危害毕竟无法弥补。

造谣中伤别人的检讨书 篇4

尊敬的徐老师，我为我自己犯的错误感到很惭愧，在这里，我为我的行为做一个深刻的检讨。因为自己的闲心，去造谣那些并非属实的事情，因此对那位同学造成了影响。作为一名学生，我没有完全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花在了闲篇上面，这种做法，很是影响学习。

不过，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知道，我不能由此来当作逃避责任的理由，在班级造谣看起是小事，但如果以后到社会上去造谣，那就是犯了大错，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我是真的知道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犯的较大的错，所以特别后悔当初去做，在今天下午月考卷子出来的时候，我考得不是多么理想，那个时候，我发现您对我真的失望了，我心里特别的难过，以前那个刘一诺在您的心里已经浅淡了，您不再重视了，让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的鼻子酸酸的，但我强忍住了眼泪，因为我不想让您瞧不起，不想让您觉得我是一个遇事就哭而不敢担当的学生。老师，我承受不住您对我的冷落，这个突然的转变让我不能轻易接受。老师，相信您在看到这篇检讨书时，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吧！没错，我此刻的心情是后悔，是难过，是伤心......

网络造谣，各国法律如何惩治 篇5

韩国《电子通信基本法》规定：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通信设备散播虚假信息者，将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缴纳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以下的罚款。

7月5日，首尔地方法院宣判，24名韩国网民的网络诽谤罪名成立，并处以50万-100万韩元（约合2740元-5480元人民币）的罚金。该24名嫌犯曾在网上散布关于明星宋慧乔的不实信息，称宋慧乔被韩国某政治人物包养。韩国大检察厅还将“严惩名誉损毁”文件下发至各地方检察部门，以打击通过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其中以盈利为目的的散播虚假事实或持续捏造、散播信息毁损他人名誉的违法行为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一经查实，检方将正式提起诉讼，一改以往要求改正和道歉的“无关痛痒”的处罚方式。

2012年7月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网民造谣中伤男歌手Tablo一案做出审判。判罚两名诽谤他的网民各10个月有期徒刑，此外还对其他四名网民处以了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Tablo在韩国出道时因有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历而受到人们关注。不过，近几年不少网民质疑Tablo的斯坦福大学硕士学历，并专门架设了网站发表言论攻击Tablo。虽然Tablo为了澄清事实，先后发布了成绩单、证明书等文件，但仍难以平息事态。无奈之下，Tablo对22名散布谣言的网民提出了诉讼。

韩国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网络诽谤”案件，不仅涉及演艺明星和政治人物，即使是青少年也深受网络恶性诽谤言论影响，自杀惨剧屡见不鲜。韩检方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韩国网络诽谤案件增加5.6倍。但在被检举的14.6万人中，79.4%的人未被起诉，而超过90%的案件都是以对受害人道歉草草收尾。

在社交网络始发地美国则设有《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130项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范。美国司法部门在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关注网上造谣案，且惩治力度和社会影响都颇大。近年来，美国司法部门对网上造谣的惩处有加重的趋势。

2011年的“桑兰诉讼案”，15名因在网上发表评论的网民被列为“网络诽谤案”的被告，原因是他们在网络发帖“发表不实言论、咒骂、侮辱原告本人以及对支持桑兰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桑兰在此次诉讼中索赔18亿美元，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博客、微博、脸谱等新兴社交工具是近年来美国网络谣言的主要温床。2010年，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普林斯案就是相当典型的案例。年仅15岁的少女普林斯因同学在其脸谱页面上留下大量不实的污言秽语而自杀，肇事者被判处缓刑和社区劳动。即使是在网上匿名造谣，也不能逃脱法律制裁。在一个判例中，美国女网民波特在其谷歌的个人博客中匿名抨击加拿大模特科恩，称科恩“有精神病、是个放荡的女人”。科恩向法院提出起诉，美国地方法院裁定谷歌公司公布这个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

公民逮捕

津巴布韦一名男子因用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竞选海报当厕纸被起诉。这名男子名叫塔库拉·幕弗米西，现年26岁，住在津巴布韦南部的马斯威戈市。幕弗米西带着穆加贝的竞选海报进入一家酒吧卫生间，一名告密者发现他将海报撕开欲当厕纸，遂对其实施“公民逮捕”。

幕弗米西被控违反选举法。在津巴布韦，毁坏竞选海报属犯罪行为。但是此案已经被当地法庭无限期押后。

72号令

一项争议性的网络控制法规9月1日在越南正式生效。该条法律禁止网民在社交网上讨论时事。被称作“72号令”的法规指出，博客、社交网站不能用来分享新闻性文章，只能用来分享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分享新闻时事。

动物间谍

埃及基纳省警方日前拘押了一头鹤。这只鹤是当地一个老百姓送来的，由于它身上装有电子设备，被怀疑是个便衣间谍……警方检查了那个装置，发现它既不是爆炸装置，也不是谍报装置，很可能就是一个野生动物追踪器。今年早些时候，埃及警方还拘押过一只携带缩微胶片的鸽子。

拘留洪灾造谣者是惩罚更是警示 篇6

当下，我国南方不少地方，正在遭受9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涝灾害。灾区的洪涝情况、灾民财产损失情况甚至伤亡情况等，明显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的对象。对此，政府相关救灾部门，每天都在发布相关信息。但与此同时，一些谣言也出现了。

拿福建闽清县此次黄某某等人造谣来说，相关当事人造谣恶意明显，即明知道没有谣言中所说的情况，但依然敢发布，或者根本就没有核实相关信息，随后将本就是谣言的“伤亡百余人”改成“死亡500余人，失踪110人”，这明显是唯恐不乱。

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以及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都是违法行为，严重的，将构成犯罪，特别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造成后果严重的”，最高是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

因此，福建闽清县警方，拘留黄某某，处理其他两名责任人，明显是有理有据的，是让当事人付出相关违法代价的必须。

拘留等类似处罚，除了是对造谣、传谣者的惩治之外，其同时显然更是一个明确的警示。

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谣言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及时公开信息予以“回击”与规避，但同时也离不开智者，离不开公民自身的法律意识、自觉观念与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做为网民，同时也是公民，我们都有必要守住底线、敬畏规则、遵守法律，不仅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更要做到自觉抵制、主动揭穿谣言。因为，这一方面是避免违法甚至犯罪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谣言误导、伤害他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等的必须。同时，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公民责任、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