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子重耳之亡原文及翻译

晋公子重耳之亡原文及翻译（共2篇）

晋公子重耳之亡原文及翻译 篇1

读《晋公子重耳之亡》有感

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没有一种不通过蔑视、忍受和奋斗就可以征服的命运。晋公子重耳，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历经磨难，在外流浪数十年，终得以重返祖国，再振雄风。

他最初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士。申生之难，父亲竟要杀死自己。蒲城人欲战，而重耳却不愿与父亲兵戎相见，他叹一口气：“吾其奔也。”用自己的浪迹天涯换取心中的无愧，这是重耳的孝道。

重耳亦有情有义，处狄12年，他与叔隗情深意切，临行时对她说：“你等我25年，如果没来接你，你就嫁人吧！”不过此时的重耳重耳还是年轻气盛，面对农夫递过来的土块，他拿出了公子脾气，若不是子犯的及时劝诫，重耳很难冷静，齐国的美酒娇妻也险些使他沉迷其中，多亏了深明大义的贤妻，当然还有以死效忠他的臣子们。这些人该是重耳的福星，他有力的左膀右臂。

从开始的略带公子脾气，但后来做事做人都更加成熟，聪明。可见经受过磨难的人，不仅懂得生活的真谛以及应当珍惜什么，而且也懂得为了获取成功，应该怎么去做，懂得如何地主动适应和应付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境，不使自己被情境所左右。重耳就在不断的困苦与安逸中历练而成长为一个有着雄图大略的政治家。他默默忍受了曹共公偷窥他洗澡的无礼举动；他毅然退回曹臣送来的玉璧以示清廉；他妙语连珠，以退避三舍的盟约取得楚成王的支持；他能屈能伸，降服而囚向秦穆公女儿谢罪……忍辱负重的重耳终于回到自己的土地，铲除了异己。想起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历经磨难，才具有担当大任的资历。重耳的成功，得益于他身上最根本的美德与品行。他充满人情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贤士为他卖命，跟他闯荡世界；他拥有男子魅力，所以才叫那么些美女为他痴情；他志存高远，所以能忍受众诸侯国的无礼、猜忌和利诱，义无反顾的回归，他胸怀广阔，才能不计前嫌，收服敌人旧部为己所用。得人心者得天下，重耳深谙这一点，也用行动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在重耳随身的死士中，有一位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却没有得到封赏的人，他便是相传曾割肉供给重耳的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然而重耳回国后，他没有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他丝毫没有对晋文公有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有羡慕。有的却是对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固然，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不免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他“舍生赴义”的行径，对功名利禄的鄙夷，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或许在当今社会，对于急功近利的浮躁之心和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索和体味。

在奋斗的过程之中经不起折磨，受不了坎坷，吃不了苦头，忍不住痛苦，耐不住寂寞，沉溺于安乐，迷恋于幻想，都不可能达到目标，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忍耐是事业成功的奠基石。能够吃苦耐劳、忍饥挨饿，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求生存，才能战胜敌人，壮大自己。这样，即便重耳没有成为春秋霸主，但是他的人生经历也绝对丰富，够他受用一生。

晋公子重耳之亡 篇2

关键词：重耳；人物形象；比较欣赏

作者简介：邵珺（1994-），女，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左传》以重耳流亡的路线为线索，按时间按顺序展现重耳个性的演变，其形象复杂，有优有劣，总体仍是一个仁义明君形象。《国语》通过对话，让众谋士簇拥着重耳，突出重耳的知人任贤，知错能改，却也显得他有些缺乏己见。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特征，但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也隐去了一些晋文公的过失。

以下将主要比较其中的三个小片段：

一、重耳奔狄、适齐

《左传》开始，重耳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危机，也为其初露君主之德提供了舞台。当时晋国政权内部发生冲突，重耳到蒲城避难，晋献公派寺人披杀之。蒲城人准备迎战，他却不允许，认为自己依靠君父才享有俸禄和人民，不能与其较量。这里首先表现了他为子孝、为臣忠的深明大义。若其不得民心，蒲城人也不会为之迎战。其次，体现了他善于统筹形势，从大局考虑的政治远见。再者，避公子还能如此当机立断，冷静从容，可见其心智之沉稳。而接着写“从者狐堰、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则从侧面反映出其平日善纳人、得人心的一面，否则是不会“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的，而这也恰是重耳之后能够成为一代明君的最重要性格，为以后其性格发展定下基调。[1]

《史记》则抛弃重耳的一段言语，用叙述性语言，交代晋公子所处的危难环境，再用细节描写“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逾、逐”字突现出重耳当时的狼狈情景和命悬一线的危险性，这里的重耳毫无从容的君子风度，只显慌张，《左传》与《史记》对文公奔狄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在狄十二年，却不写重耳的种种事件，而将主要笔墨用来写狐偃劝其自狄出发投奔齐国寻，有一种重耳无用的感觉。

所以，三者从开头便塑造了不同的重耳形象：《左传》中重耳仁义守礼；《国语》重耳开始未发声未有形；《史记》写得更为现实，表现了其长远的政治见解。

二、五鹿乞食、安于齐

过五鹿那段，重耳向农夫乞食，农夫从田里拿出泥块给他，重耳发怒要鞭打他们，经子犯（狐偃）劝“天赐也”，重耳“稽首，受而载之”，子犯三言两语便劝成；而《国语》则写子犯在此长篇大论，写子犯篇幅过多。重耳仍“再拜稽首，受而载之”；《史记》记：“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没有重耳欲鞭之的情节，子犯也变成了赵衰，强调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天赐”，未写重耳稽首。

这个细节是我印象极深的，在此，重耳富贵骄纵的一面暴露出来，“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将之十分精炼地表现出来，与之前树立的良好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一扬一抑。不过这也是流亡初期不谙世事、贪图享乐的贵介公子的正常表现，反而令重耳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后重耳知错即改，也体现出其本质的仁善。

对“安于齐”这一情节，《晋语四》分两节写得很是详细，虽然只用了“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两句话，却生动地描画出他此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左传》用“公子安之”四字就表现了同样的意思，姜氏的劝言也简洁明了，重耳单单用“无之”两字回答，言简意深，引人猜想：或者重耳心中另有打算。《史记》中齐姜的劝谏“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从重耳的实际出发，则显得更具说服力。

三、楚王飨重耳

重耳及楚，楚成王为显示自己地位的不同，用起了周王飨宴上公的“九献”之礼（《晋语四》），重耳不禁有些怯场，狐偃给他打气：“天命也，君其飨之。亡人而国荐之，非敌而君设之，非天，谁启之心！”，重耳于是稳下心神，进退应对，都很得体。楚王事后用“约而不谄”来评价他，但重耳仍然恭敬地“再拜稽首”。

当楚王问及等他回国后如何报答时，《左传》和《史记》中文公的回答大致相同，而《左传》的言语气势上更强一些“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以与君周旋”。《史记》中在这段对话前，却加了一句“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在对比中表现重耳的逐步成长。

《左传》中这是重耳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展现自己的情节，重耳的主导性格渐趋抬头，能从远大的政治目标来考虑问题了。和楚王的对话不卑不亢、谦逊而不卑怯、温文中不乏强硬，既维护了国家尊严，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又没向对方低头，此时他堂堂正正，毫不示弱，已无流亡公子寄人篱下之态，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

总结：

当然，《左传》、《国语》、《史记》三者对同一史实的不同叙述，有其受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历史观影响的原因，但我们都可以看出，在重耳流亡途中，其由一个不谙世事、安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渐渐成长为有胆识胸襟的国君的过程。[2]少年晋文公既有粗暴无礼的一面，也有礼贤下士的一面，既有政治远见，也有狭隘意识，既有大国君的争权夺谋，也有普通人的多情仁善。

注释：

[1]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0.

[2]陈鑫.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8（01） .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

[2]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