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学与清华大学（共8篇）
莫斯科大学与清华大学 篇1
我看大学精神
查了很多资料，我知道了，所谓大学精神，就是指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可是，看着这个定义，身在大学中的我，却不知，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费了很大的力气，我终于考进了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可是，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知，这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小的时候，从小说中，我知道，似乎，故事里的主人公，永远都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大学生活，学着自己喜欢的课程，听着博学的老师讲课，在美丽的校园里漫步，在晨曦里读书，在灯光下自习、讨论……那是多么美好。可是，在这个大学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每天上的课程，索然无味；学的专业，仅仅是为了将来好找工作；感觉部分教师，没有师德，对课程的理解不深，上课，就是念课件；开设的人文素质选修课，不符合绝大同学的兴趣，仅仅是让我们修学分……我想说，在这样的校园里，怎么谈大学精神？什么又是大学精神？
也许，这不是个别大学的情况，而是当代中国各大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高校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
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评价当代大学：“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是的，当整个社会都在评价大学生素质日趋下滑、高校失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被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大学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独立和自由，是大学的精髓。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先驱，是自由的旗帜，不应该是任何组织或机构的附庸。可是现在，你看，大学成就了大面积与大家学，官僚风气盛行，人文精神丧失，活脱脱在上演着一部新版的“官场现形记”。大学里功利的气味浓了，思想的元素少了。我们知道，大学教授的身份类似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起码之要求。他们应该是一群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不媚权贵，不受左右的有识之士，是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和先行者。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偏执或狂傲。但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方向，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思想者和智慧者。可是，现在，看着教授副教授争相去当处长科长，这道风景委实让人沉思。现今的大学教授已经沦入世俗，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为了权贵和金钱的附庸。大学管理层将教授们当作蓝领工人，硬性规定详细的工作完成指标，全然不顾精神劳动的特殊性。当教授们在科长处长面前唯唯是诺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让人感到酸楚。教者如此，学者奈何？大学官
僚化了，教授奴婢化了，大学还能有什么精神？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大学发展的命脉。可惜的是，目前大部分大学的管理层，上到校长下到处长，多是科学技术出身，难免重技术不重精神，导致大学的功利倾向和商业思维。要说他们的成就还是有的，学校的大楼高了，校园大了，学生多了，经费来了，论文增了,但大学精神没了。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是一所高等技术学校，教者学者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而是“锣丝钉”，那来什么“坚定之信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纵观各大学的校训，多数是什么勤奋，攀登，求实，创新等口号，一个学校有成百上千的教授,怎么就想不出几句好点的词句来?面对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内涵,是不是该让我们感到汗颜?大学里,人文气息越来越淡，大学精神却越去越远。究竟应该怎么做？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同济大学的时候，曾就大学精神与其师生展开讨论。温家宝表示，大学建设的原则是要开放办学，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踏实的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点骄傲虚假，不得来半点弄虚作假。这些话，不只是对同济大学的师生说的，而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大学精神的失却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学，如果没了精神作为指引方向，就会迷失方向。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着，部分高校
举债累累、大兴土木的事情。更有甚者，部分高校不惜巨资，建造大门，装点门面。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大学既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想必更非谓有豪华大门之谓也。对学界前辈的名言，大学中人不可能不知，但大学的决策者们为何纷纷瞄准了豪华大楼乃至豪华大门用力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高校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沦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稀有之物，自然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正因为大师难觅，无从在这一层面进行竞争，底蕴缺乏，层次不高，才飞扬浮躁，转而求诸求等而下之的东西，比拼起了大楼乃至大门，俨然大学之高下全在于谁的设施更豪华、谁的配置更齐全，仿佛非此不足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事实上如此进行比拼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大学只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其应该领异标新卓然不群，而不应沾染流俗。但如今的事实却很是不堪，大学常常为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左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那些世界上的名校以层出不穷的大师、以人文精神、以创新能力而为人所知，而我们的某些大学却只能以校门豪华而名声大噪呢？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毋庸置疑，当今大学精神已经濒临危机，正因为大学精神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学都应塑造或发扬符合本身实际的、满足时代及未来需要的精神，从而保持大学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精神，但在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方面，却有着许多共性的条件，表现为：
1、选择校长至关重要。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决断、勇敢、坚韧，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南开没有张伯苓也很难获得长足发展。而这些大学的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后继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开拓意识不强，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
2、建设校园文化义不容辞。
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大学精神就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争强好胜，而清华人好静、踏实、谦虚谨慎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
3、师生关系有待改造。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建设了大学精神，发扬了大学精神，改造了大学精神。由此可见，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可是，随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及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大学围墙里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上完课后，教师夹起讲义就走，平时几乎不和学生交流，上了一学期的课，认不得几个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沟通，缺乏心与心的交流，深厚的师生情谊自然就无从谈起；有甚者，个别教师师德败坏，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动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严重破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生很难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教师也失去了来自学生的敬重。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发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师生关系的确立、巩固与代代相传，不仅是大学精神酝酿与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大学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这不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大学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在大学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必不可少且尚需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
莫斯科大学与清华大学 篇2
何谓“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 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大学特色, 并能激发师生积极性和增强学校活力的群体意识。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精髓, 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支柱和精神推动力。大学精神集中地体现着大学的宗旨和学生的成长取向。大学精神对于一所大学来说, 有如一个人对之于自己的灵魂, 没有大学精神的大学, 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 至少, 这所大学不会著名。一所具有某种强烈精神的大学, 培育的可能不仅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学生, 还可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民族。世界一流大学应为时代的脉搏, 这不仅是指大学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 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 同样是如此。因此, 大学要有精神, 这是历史总结出来的规律。
一
大学究竟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所探索。《大戴礼保传》中写道:“束发而就大学, 学大艺焉, 履大节焉。”据此, 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中国古代四书之一《大学》的开篇之语,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可以说是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学的精神。但一般来说,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源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大陆, 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两所中古大学。大学自其出现始, 就因为其在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上的特别作用而有别于其它机构, 特别是一些经历近千年风雨仍巍然自立的大学, 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对人类的贡献而闪烁光芒。所以, 大学是有精神的, 唯其精神, 使之能经世而独立, 历久而弥新。环视世界, 成功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 藉以振奋、激励和凝聚人心, 使学校声名远播。
比较中美两国的大学, 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作为百日维新硕果仅存的遗产和中国近代大学, 北大不寻常的身世似乎先天地注定了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北大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为雄厚、教学质量最为优秀的国立大学, 已有百余年历史。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声名最显赫的私立大学, 已有370余年历史。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北京大学初步形成了“北大模式”, 哈佛大学形成了“哈佛模式”。“北大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兼容并包, 学术民主;务实创新, 修德炼能;教研并重, 博专并抓;学以致用, 造福社会。而“哈佛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素质, 培养通才, 讲究名牌效应;崇尚实践, 铸就干才, 突出案例教学;发挥潜能, 塑造雄才, 跨入自由王国。
(一) 北京大学
北大在我国的独特地位, 使人们对她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赞美她的时候, 人们是从不吝惜笔墨和想象力的。的确, 北大的意义绝不止是一所高等学府, 北大之为北大, 不在其湖光塔影的美丽校园, 甚至也不在其有多少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而在其独特的精神魅力。
1917年, 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改制, 奠定了北大“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 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蒋梦麟先生认为北大精神是“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关于北大精神, 鲁迅先生说:“北大是常为新的, 改进的运动先锋, 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马寅初先生认为北大的精神就是“牺牲精神”。也有学者认为北大精神是“民主与科学”。北大不仅学术上有很高成就, 而且关心国家大事, 这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北大有自己的校格, 不随波逐流而得到世人的尊重;北大有自己的责任, 不顾一己私利而勇往直前。但是,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的洋务教育, 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 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 30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 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 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之类的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一种艰苦卓绝的坚守。”[1]
北大屡经风潮, 至今犹能巍然独存, 决非偶然。这与北大精神有关。自蔡元培先生掌校以来, 七八年间这个“容”字, 已在北大的沃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北大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爱。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 做剧烈的辩驳和争论, 一到患难的时候, 便共力合作。另外, 北大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校内, 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 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 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 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 就共同来御外侮。故北大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 尚能安然无恙。[2]
然而, 不幸的是, 当人们为北大光荣的自由传统而骄傲并陶醉于其诗意的精神怀抱时, 被冷落的现实正悄悄地实施着自己的报复。而更不幸的是, 在现实快意的报复面前, 堂堂的北大似乎有些束手无策:骄傲的精神在充分施展了自己全部的魅力之后, 终于暴露了她的苍白无力。过分自信, 甚至有些自我崇拜的北大人现在首先应该反躬自问: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和尊崇的那种北大精神除了人们已充分肯定了的那些伟大的意义之外, 是否还存在着某些必须正视的缺陷呢?
(二)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至今, 哈佛大学已经建校374年, 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 以亚里士多德为友, 更要以真理为友”。许多学者认为, 哈佛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3]的自由民主之思想, 大学是一个塑造灵魂, 培养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智者摇篮。哈佛大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虽历经变革, 但一直固守着寻求真理的办学宗旨,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述及侧重点不同而已。哈佛大学前校长查理斯艾略特把欧洲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引入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从此形成了学术自由的传统。艾略特认为, “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 学术自由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 也是一所大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阿伯特劳威尔继承了艾略特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他认为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场所, 应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自由探究、发现和传播真理的环境, 特别是在课堂上应该有绝对自由的权利。在哈佛大学, 不仅教师享有学术自由, 而且学生也享有学术自由。学生有选择学习的自由, 有拒绝参加礼拜的自由, 有平等地竞争学期奖学金的自由, 有选择自己朋友的自由。时至今日, 哈佛大学仍遵循着艾略特的学术自由理念, 着力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 哈佛拒绝授予前总统里根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21世纪初,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 “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 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4]
中国国内的著名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难道是硬件设施不够吗?笔者认为主要在学校制度和文化层面。我国大学鲜有自己清晰、稳定、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在大学精神和价值的塑造上, 在大学文化积累、校风学风的建设上, 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明确的定位。在大学的制度层面, 大学办学自主权还不够落实, 学术的保障机制还有待加强, 校长、教授的聘任及选拔, 科研和教学评价制度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二
中国现代的大学, 是以欧洲大学为模式的, 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对大学精神的探讨, 中国大学的责任是与西方大学不同的。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的差异, 主要是历史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大学观念的不同。探讨中国大学精神的问题要远比西方的更加复杂。西方大学的制度虽然在中国畅通无阻, 但是西方大学的理念 (传统的理念) 却无法在中国扎下根来。[5]我们目前探寻大学精神, 恐怕首先要确认什么大学精神是我国大学所需要的, 我国的大学精神要根据自身历史传统所创, 是独有的。
大学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独特的精神呢?笔者认为, 一所著名的大学应该有大气。大气主要是指一个学校的学术视野、学术氛围、学术气度、学术胸怀, 就是她的校风、学风。大气不仅是一所学校风貌的反映, 更重要的是会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培养、学术成就产生根本性影响。大气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一所学校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就必须做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6]大气更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这种精神, 首先是指要有学术的自由, 没有学术的自由就没有学术创新。这种精神, 在大学与大学之间, 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 则体现为一种“和而不同”的胸怀, 即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理念。大学不能孤芳自赏, 要在竞争的同时善于合作, 取长补短, 才能从各个方面促进自己的发展。正如有大气的学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一样, 有大气的大学才能成为一流大学。
在人类进入21世纪, 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 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传递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因此, 我们更应该解读大学, 探究现代大学的大学精神。
(一) 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实际上就是大学理念的具体化, 大学理念的延伸和深化, 大学精神中凝聚着大学的理想与宗旨, 它必须也必然为大学所独有。从教育的性质来看, 大学理念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大学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无法实现的, 后者虽可能通过某些方面的教育指导使人具备某些素质, 但无法使人全面获得这种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或主要承担者的大学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而其之所以更丰富、更深刻, 关键就在于大学精神。
(二) 大学精神的现代转型
作为社会精神的典型代表, 大学精神必须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前瞻性。时间的步伐已经迈入21世纪, 大学在新的世纪中将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学精神的现代转型, 主要是指与高等教育的现代背景相适应的大学精神内容的转变。当前, 社会与人的现代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的主体性的弘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改革, 使得我国大学精神的现代转型有着复杂而又极具挑战性的话语背景。[7]
(三) 大学精神与大学品牌
大学精神是大学品牌的灵魂, 并促进大学品牌的形成和提升。大学精神是大学品牌赖以生存的“养料”, 一流的大学精神催生一流的大学品牌。也就是说, 大学品牌的价值更多地源于大学精神, 是大学精神的集中表现。大学品牌是一所大学在创建、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凝结在一所大学名称中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认可程度。[8]一所真正一流的大学,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蹴就的, 也非改换名号、简单合并所能形成的。大学精神与大学品牌的形成是在大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经历了“倡导、践行、提炼、再实践、升华、发扬光大”的过程而逐渐浓缩而成的。
三
构建现代大学精神, 不仅要充分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先进的外来文化理念, 还要建立和健全科学而广博的文化载体进行承载和传播。而这种载体也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态文化载体, 还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及舆论氛围等等。只有充分创造出这些载体,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才能体现构建现代大学精神的操作性意义。具体来说, 就要建立先进的制度文化、创建优良的校风、营造先进的学校文化舆论氛围、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优化育人环境有独特的功能, 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倡导和体现大学精神, 因为大学精神在培养人、教育人、鼓舞人方面有特殊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高校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校园文化, 使其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求。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 应成为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 突出大学精神的主题, 使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流的现代大学, 必须有现代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 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它在大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建设和培育现代大学精神, 不仅可以为一所大学的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 为其建成一流大学创造条件, 而且可以对社会主流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使大学成为先进文化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7]戴锐.大学精神的历史演进与现代转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2, 3 (2) :22.
[2]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3.
[3]王诺.我所体验的哈佛精神[J].中国高等教育, 2002, (18) :44.
[4]唐耀华, 黄文静.中外名校大学精神略谈[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 (1) :41.
[5]陈小红.论大学精神的演变:从“理想”到“功用”[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22 (3) :94.
[6]纪宝成.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几点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 2004, (1) :10.
大学革命、大学理念与大学领袖 篇3
迅疾的、全面的、具有根本的进化意义的转型和变迁有时被冠名以“革命”。美国高等教育就确曾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曾以如椽大笔写下一篇以“高等教育的革命”为题的文章，描绘了从1870年前后到1910年间美国大学大发展的壮阔历史画卷。直到大学革命来临前的19世纪中叶，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高等教育处于源自英国传统的旧式学院(寄宿制本科教育)模式的主导之下，是一种真正的虚弱凋敝状态。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匮乏，教派对学院施加严密的控制；师资小而弱，教学内容和方法僵化陈腐；学院生活与社会和思想潮流相脱节，也与职业领域和经济发展缺乏有效关联。在哈佛任教的诗人朗费罗发出如此质问：“迄今为止，我们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于大学的理念?如此而已——两三座砖砌的建筑，一座小礼拜堂，还有一个校长在里面做祈祷。”无论是为追求学问还是为职业生活取得资质，学院都被广泛认为没有什么用处。而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回忆往往充满抱怨和轻蔑。从19世纪初到内战时期，适龄男青年中入校人数的比重居然呈不断下降趋势，到1869年，几乎两千名美国适龄男子中才有一名进入学院。高等教育的这等境况，当然是和美国在智识上在西方世界的总体低落地位密切相关。
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革命似乎突然来临。这场革命最明显的内容，就是真正的大学取代僵化没落的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形式。工业化浪潮中新增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入高等教育，新的大学纷纷建立，已有的学校则扩大规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1870至1910年间增加了四倍)。教派的制度和精神枷锁被解除，从德国传播来的“为真理而真理”(或者“为学问而学问”)原则被奉为圭臬。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科学进入大学，并确立了巩固的制度地位；知识和文化的主力，由私人和业余的学问家变为“研究型大学”里的专业化从业人员。面向“高深知识”和专业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以通识教育为本位的本科教育也得到重塑。高等教育重建了自己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也提升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学不仅在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成为整个现代生活的一个中枢制度，占居了“美国生产体系”和美国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智识生活相对于欧洲的欠发达地位被扭转，世界科学和文化力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因而为之大变。这大概是最大、最重要的“美国成功故事”之一。
“伟大的大学”和伟大的校长
现今举世仰慕的一群美国精英大学正是这场大学革命最耀眼的成果，而有一本书正好成为标记美国大学革命辉煌成功的绝佳文本。在霍夫斯塔德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的革命”的末年即1910年，著名的《独立派》(TheIndependent)杂志记者斯洛森(EdwinSlosson)出版了《伟大的美国大学》一书。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斯洛森，用两年时间详细考察多所美国优秀大学的状况和质量，在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介绍评论了其中的14所，因大受欢迎而结集为500多页的巨册。现在看来，这本书成了一种豪迈的宣告：美国有了自己的“伟大的大学”。这个名单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成斯康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奈尔大学、滨州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体而言，正是这些学校构成今日美国精英大学的主体。
而在伟大的美国大学的创生过程中极为醒目的，是一个由大学校长组成的制度和精神的领袖群体。理解大学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经由这些人的生平功业和理念思想。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一段历史复杂多面，不赞成以“大学校长的圣徒传”来统御大学史撰述，但在大学革命中，校长们对自己所执掌的大学的品格灵魂的塑造作用如此之强，其引领高等教育潮流方向的影响如此之巨，使人感到人物传记与制度的历史的确联系紧密，以至于缺了人物传记则制度史将无以成立。哈佛的查尔斯·埃利奥特、霍普金斯的丹尼尔·吉尔曼、康奈尔的安德鲁怀特、密大的詹姆斯-安吉尔、芝大的威廉·哈帕尔、斯坦福的戴维·乔丹、威斯康辛大学的约翰·巴斯克姆，等等，都是这样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人物。他们是大学革命最好的标志。他们当中有些即便被称为文化意义上的伟人，也算不得过份。
其中有两个人格外值得关注。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大学的40年(1869-1909年)，正与大学革命的时段相重合，而他在年仅35岁时发表的就职演说正可被视为大学革命的宣言书。在他之前，哈佛有大学之名而实不脱旧式学院的形制。在他的坚定而审慎的改革努力之下，哈佛不仅经历了规模的持续扩张，而且全面奠定了现代大学研究和教学制度的基本要素。获得新生的哈佛在新的环境下继续担当美国高等教育的翘楚，而埃利奥特也成为影响超越哈佛的全国性教育领袖。吉尔曼则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校长(1875年受任)，一手打造了美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其借鉴推广德国大学模式，建立高深研究和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和业绩，使其在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仅次于埃利奥特。一个插曲可顺便一提：吉尔曼之被任命为霍普金斯的校长，正是由于另外三位校长埃利奥特、怀特和安吉尔向该校董事会的推举。
大学领袖和大学理念
美国的大学革命，如果被仅仅看成一个大学规模扩张、精英大学在专业生产知识的竞赛中胜出的故事，则不免过分简单化。正如一个人有性格和灵魂一样，特定的制度机构以特定的“制度文化”为重要属性和存在条件，而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和抗拒外来影响的倾向和能力。而正如有的职业比另外一些职业对精神力量的要求更高一样，对大学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和精神场域的机构而言，它的制度文化本身的坚固性、独特性及其对制度实体的重要性必然会超过其他类型的制度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学来说，精神传统厚重与否，以及是否得到执守捍卫特别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伟大的美国大学”在建立、改革和成长的过程中特别珍视所谓“mission”(使命)和“ethos”(精神特质)的缘由。自然，这是在肤浅粗糙的“唯制度主义”观点下所难以领悟的。
埃利奥特、吉尔曼等大学领袖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这里。在扩张大学规模、建设研究和教学制度的“务实”、“事功”之外，这些校长也在通过申述大学的使命和原则而塑造大学的灵魂和品格，为美国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立言立心。他们是有强大的人格和信念力量的人，是能够从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审视高等教育的人，是对学术生活的机理有专注思考和深刻理解的人，是能够超越功利世界
的庸理俗谛、抵制社会风潮的轻薄浮躁的人，因而他们也就成为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知识领袖和教育家。惟其如此，埃利奥特在其就职演中才说得出这样的话：“通识教育最终延伸到专业教育之前，一所大学不应十分关心知识的应用。诗歌、哲学和科学合在一起的确能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但是科学和诗歌一样，其存在的最主要的理由并不在功利方面。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真理和正义都是超越功利的。”而吉尔曼则如一位史家所说，是把“真理(而不是效用)作为这所大学的意识形态主题而加以申述”。在董事会和外界的压力下，吉尔曼坚持他的大学的目标不是“获取财富，而是探明事物的基本法则”，始终阻挡技术学科和产业研发进入霍普金斯。
《伟大的美国大学》一开篇就说，这些大学是在“顺应和抗拒时代的要求”中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的。顺应什么?提升学问、教育和文明的要求。抗拒什么?“镀金时代”的风尚潮流。须知大学革命的时代，正与美国历史上经济高速发展、政治腐败窳劣、文化风尚庸俗粗鄙的“镀金时代”相重合。有理由认为，使那种与“时代精神”多有龃龉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得以存续和弘扬，正是大学领袖的文化功业。
拿美国说点中国的事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早已流播天下——“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不过我想，在制度创建和变革的关键时期，或许大学的制度性领袖即大学校长的作用有甚于专业学术方面的大师。想想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似可为佐证。
尽管我深知，对历史上的事做参对比附总是要冒过于简单化的风险，尤其是在“发展阶段”观念下把西方(特别是“例外的”美国)的过往认作中国的当今，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具知识论上的合法性，但读美国大学史，总还是禁不住要想到我们所处的当代中国大学。两相对照之下，思绪感喟不免油然而生。就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及相伴随的大学内部的强劲专业化趋势(在中国以“学科建设”为口号)而言，中国今日似乎是在重复当年美国的大学革命。就高等教育的外部社会环境而言，中国的现状潮流与“镀金时代”也是庶几类似乎。但对今日中国大学而言，即便没有李零教授(在名文《大学不是养鸡场》中)引古人的话说的那么严重——“背理而伤道之处，难遍以疏举”，也实在难以认为它处在一个纯粹的进步和提升的过程之中。
牛津大学与华威大学哪个好 篇4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牛津（Oxford），是一所位于英国牛津市的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牛津大学有记录的授课历史可追溯到1096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
牛津大学是英国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团、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欧洲顶尖大学科英布拉集团、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以及Europaeum中的核心成员。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包括20卷《牛津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同时为两个著名奖学金计划的举办地：一为于2001年设立的克拉伦登奖学金；另一为于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吸引了不少杰出研究生前来学习的罗德奖学金。牛津同时拥有全球最具规模的大学出版社，及全英最大型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牛津大学培养了众多社会名人，包括了26位英国首相、60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十位世界各国的皇室成员和政治领袖。
华威大学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是一所稳居英国前
十、世界五十强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同时是有英国常春藤之称的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也是M5大学联盟的成员之一，位于英国英格兰中部考文垂市和华威郡交界处。华威大学创立于1965年，以其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师生互动教学模式而闻名，截止2014年已有近24,000名在校生及近5,500名教职人员，其中包括8000余名海外留学生。据估计，目前国际校友已有近55,000人
华威的校史虽短暂，但在欧洲乃至全球已建立起卓越的学术名望。2011年时校内报纸The Boar更因The Guardian(卫报)于当年发布的大学排名而创造了Woxbridge一字，意指华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三所大学为三强鼎立。而华威也确实是除牛津、剑桥外唯一一个从未跌出过排名前十的英国大学。华威大学在工商政界均拥有良好口碑，被视为英国工党政府最欢迎的大学：克林顿访英时特地到访参观华威。华威也是最早和工商业界建立密切联系的高等学府，凭借在商业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华威公司”。华威商学院被誉为英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传媒、经济学、商学、数学、英美文学、社会学等专业一直名列前茅，其中传媒专业在2013-15蝉联全英第一。
莫斯科大学与清华大学 篇5
李延保
我国现代意义大学发展较晚，但也走过了百年历史，而且一直在向世界先进教育学习，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尽管各国大学的教育管理模式并不相同，不存在“国际接轨”问题。但是，世界上并不排除对不同国家先进教育的认同。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及日本、俄国等都有一批世界公认的著名大学。他们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并具备各自国家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大学的本质是相通的。中国在21世纪终究要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届时，其标志不仅仅是拥有一批排名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及高水平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应当成为世界先进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组织、大学的管理、大学的制度、大学的文化等都应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可以与世界同类名校对话和互相借鉴、沟通的平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一、大学的理念
（一）大学、现代大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1.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但现代大学其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其中，意大利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始建于1088年，有“欧洲大学之母”称，巴黎大学建于1100年，其他如牛津、剑桥大学均有800年左右的历史。在欧洲大学早期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教学体系，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并逐步使科学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大学教育从孔子讲学算起也有2500多年，主要讲授人生哲理、修身养性，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培养的大多是文人墨客和官吏。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才逐渐出现的，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珆琦在《大学一解》书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渊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蔡元培先生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中指出：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 1
青年也。
2.西方大学经历近千年历史，发展成现代大学。其中，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纽曼），大学要实行“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及“大学教育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威斯康辛），直至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着眼未来，引领社会”建立“前瞻性大学”新理念，使大学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学术的责任、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体现了大学“崇尚学术和适应社会’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双重哲学基础。
这些基本观点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共识，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成为现代大学基本的办学理念。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中国大学的四项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代中国大学和国外大学的理念并无本质区别。
（二）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
1.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起步晚，先天发育不足，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重视吸纳各国教育经验，使得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成为混合型的，未能形成稳定的现代大学教育传统，中国大学发展还缺乏自信和成熟度。
2.中国现代意义大学是植根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和中国社会环境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通过大学的制度和大学管理者的文化理念，师生的文化素养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因此，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大学仍可看成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所谓“中国特色”，是指适合现阶段国情，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现实社会特点。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教育思想、治学理念，如先秦时期《大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人并推已及人，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境界。又如，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教学传统中包含注重基础，注重课堂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注重对全体学生的教育等。同时，师道尊严，忽视学生个性发展；轻视实践，忽视实证调查分析等，又是中国教育传统中难以克服的痼疾。以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软肋仍然是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创造力潜质培养不够，还没有形成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3.中国现代大学组织结构大多是“学校加社区”，具有办学机构和社区管理双重属性，这也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所不具备的基本特征。
学校和社区是两个不同概念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学校”要以学术水平发展为导 2
向，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就必须以“择优”为主，实行“精英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社区”是稳定要求压倒一切，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就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坚持公平、公正、公道，要兼顾到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从办现代大学来讲，学校发展以“择优”为基本特征，但要建立和谐社区，“扶弱”往往已成为工作的重心。“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大学领导的双重责任，这也是中国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特征。
总之，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年轻的、开放的，本身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具备中国独特文化背景和教育模式的办学机构和国家（事业）机构。她有着办学机构的一切需求，也存在着国家机构的许多弊病。这是中国大学的现实，也是所有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不能忽视的工作背景和基础。
（三）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也存在不少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
1.中国的大学还没有真正走进社会中心，起到引领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在以自主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标志的国家科技竞争力上，大学能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相距甚远。
2.中国的大学还没有构建成创新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从整体上看，中国大学教育的软肋仍然是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创造力潜质培养不够。
3.中国大学作为“学术圣殿”、“文明窗口”的公信力受到影响。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现象已经渗透到大学内部各种政策、制度和管理的文化理念之中，损害了大学的学风和社会的声誉，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并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因此，明晰大学的办学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公办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经，加强章程建设，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等等。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和让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先进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这几代大学领导和管理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二、大学精神的现代解读
（一）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培育了大学的文化传统和传递其中孕育的文化精神，营造了每所大学特有的人文环境。
* 建设一所大学有诸多的因素，能否拥有一批优秀的学者、教授和拥有良好的学校人文环境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1.所谓的“大学文化”主要涵盖以下三点：
（1）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2）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等构成的制度文化；（3）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因此，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包括： 大学精神、人文环境、管理制度。评价大学文化建设的标准主要有：
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制度规范、鲜明的传统特色
2.所谓“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的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核心，是大学之魂。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
“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理想模式，教育理念不等于教育的现实，实现教育理念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领导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是对理想中的“教育理念”的实践和追求。
大学领导者、管理者的基本素质是既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又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高瞻远瞩，把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力求两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欧洲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人们常把“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看成现代大学普适之精神。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从事研究工作最有效的环境，也是学者从事探索和传授其所认识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大学在本质上也希望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给教授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提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21世纪大学发展的永恒原则。
但是，大学和社会是互动的，大学需要社会的支持，培养的人才又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因此，任何时候大学都会受到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宗教等各方面的影 4
响，现实生活只存在着有条件、有约束的自由和自治。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所说，大学处在一个神秘的学术天堂和一个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早期世界主义大学在地球上已消失了近500年，如今，“大学不仅要为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指出：“500年前，大学的学者，首先是一个学者，然而现在越来越成为首先是一个公民，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
现代大学精神中理想的价值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客观的现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讲政治的，都会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指导和影响大学的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涉及的敏感问题有所不同，干预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正如T.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事务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可）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
3.我们提倡的“现代大学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在国际交往中及办学实践中吸纳国外大学精神之精髓，结合国情、校情逐步形成具有学校个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其中包括：
（1）鼓励学术创新，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讲求学术的规范、学术责任和科学道德；
（2）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社会责任，独立自主办学；（3）坚持学术主导、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大学精神反映了学校特有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和文化传统，呈现了大学的品格，也是影响和指导大学人的基本信念、基本准则，是学校最本质的特征。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总结凝练了“清华精神”，包含：“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由校歌、校徽、校花、校色中体现的精神内涵：“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神；“人文日新”的进取求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汇通精神等。
中山大学其诞生背景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由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广东大学（中大前身），要用革命的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培养“武学生、文学生”，他强调，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革命需要学问，建设更需要学问，中华民族“振兴之基 5
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二是，“五四”运动之后，有大批早年留学国外的学者应聘到校任教，带来了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三是，学校地处广州，深受岭南“开放、包容和务实”的地域文化影响。
因此，中山大学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办学传统，有体现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精神的教学传统，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开放、包容、务实、民主和求新”的文化精神，特别是不为世俗所干扰，淡泊名利的务实作风，是岭南文化和中大传统文化的结晶，表现尤为突出。但也有缺乏竞争意识之不足。
（二）不断充实和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
在现当代，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大学之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文化沟通在时、空上几乎可以实现“瞬时对接”，大学共享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学术自由”的内涵也增添了国际间更加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成分；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地球村”的概念，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气象、环境、能源及宗教、民族等问题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大学学者和研究工作的共同探讨的命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大学的使命不仅仅是培养社会的精英，更大程度上是满足社会终身教育的需求，实现人们在受教育层次上更高的追求。如此等等，时代的巨变，给现代大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使命，也给现代大学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新的活力，形成了大学精神新的时代特征，例如：
（1）培养世界公民，共享人类科技文明的国际化品质。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休·布兰迪讲：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可以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国家中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民。
（2）融合科技、人文，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谐的学术追求。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深圳“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要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真正帮助人类解决现在以及未来的难题。
（3）尊重人的价值，满足终身教育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品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将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多类型、多选择，以及分类指导原则等，传统教育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必然会改变，而且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文化的观念。
诸如此类特征是当代各国大学共同追求的品质，也是大学教师、学者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是传统、经典大学精神在当代的发展。对此，我们能否赋予“后现代大学精神”之名，以示和传统大学精神之区别。
前不久，哈佛大学提出改革的四大目标：培养全球性的公民；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取向；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上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写作与外语。这也体现了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与时俱进和发展。
三、努力做一名有文化自觉的管理者
做大学的领导者、管理者关键是要善于与人沟通，通过思想沟通达到心灵的沟通，形成共识与和谐。关键是如何搭建彼此心灵沟通的“思想交流平台”，其实质就是要搭建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及对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等构建起来的“文化交流平台”。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讲，人的智慧、对自己的理解及认识人和做事的能力是人的一种“文化能力”。大学是学者、智者、能者集聚的地方，从周围的领导、教授、学者乃至普通教工和同学的身上都能发现许多思想的火花、文化的元素，学校的文化传统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在大学里，担任学校领导、管理职务，也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文化能力的机会。尤其是担任大学党委书记后，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做“人”的工作，要构筑与各种人交流的“文化平台”，更感到文化自觉的重要，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如：我选择：
*“不说假话，不搞形式主义，决不整人”三条做人的原则 和
*“对人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对遵守规则的自觉”三条做事的原则，并一以贯之，身体力行。
坚守大学是学术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大学应当成为社会文明的窗口，是先进文化、文明的发源地；大学应当成为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行区。
大学管理要坚持：
学术主导、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在当前大学管理体制下要努力完善：党委领导、校长主政、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其中，党委领导是强调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的分工负责的合作机制； 校长主政是充分尊重校长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依法行使学校行政领导职权，保障学校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章制度积极顺畅地开展工作；
教授治学是充分尊重教师在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学校管理中的专家主导作用，吸引更多教师关心学校事业的发展；
民主管理是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校务公开、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特别是对各级主要领导和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约束。要逐步完善：
权力的规范、法律的制约、理性的自律、责任的追究。
使每位领导和管理者珍惜手中的权力，为群众做更多有益的工作。
大学管理要提倡人文管理，要把“尊重教师、善待学生、关心教工、直面问题、排忧解难”作为管理工作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学校每一位管理工作者的头脑之中，并作为工作考核的基本要求。
要以“是否有利于教师和同学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的长远发展”作为大学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
对学校管理服务的评价标准是： 服务态度，以效率为准，要能办成事； 服务质量，以师生满意为准，要能办好事；
服务水平，以社会同行认定为准，要能出经验、出成果。
当然，首先还是从服务意识上着手，从“你要干什么？”到“你好！我能为你做什么？”这种语言上的文明也反映管理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学校提供“一站式服务”及利用学校网络信息系统，提供数字化校园服务减少教师“办事难、报销难、填表多”也深受教师欢迎。
大学的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上讲，建立制度、规则的目的是：
保护学校、教工和学生的三方利益，明晰各自的责任； 服从学校价值导向，建立完善的校园文化环境； 建立工作秩序、“游戏规则”，提高办事效率； 确保公平、公正规则，树立良好风尚。
制度建设既要符合依法治校的目的，又要体现人文管理的精神；制度建设的水平也能看出学校的品味和价值取向。
当前，社会上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成风，大学也早已不是“世外桃园”。社会问题要相信社会发展会产生净化的力量，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学校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要认真审视学校有关制度中体现的价值取向，如各种评价制度，人事和分配制度，各种奖励政策及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等。通过制度的创新，让教师适时地脱离名利场，让校内少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少一些浮躁的风气，更不能容忍学术上作假和投机取巧，让大学回归到它应有的矜持和品味上。
总之，大学的管理者要重视人文管理的内涵，大学管理的创新要基于大学理念的更新和价值追求，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要注重提升自己的文化理性和文化自觉。
四、相关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大学理念”的正本清源
在19世纪以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授既有的知识。19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在《大学的理念》中仍然强调大学的首要任务还是在于教育。但是，同一时期，由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提出了大学应当从事学术研究，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授已经成为定论的旧知识，学生应当参与知识的研究，从参与创新之中得到学习；在大学里，研究，传授和学习是三位一体的。洪堡的大学理念推动了大学功能的转型，他也被尊为现代大学之父。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已成为定论。
中国旧式教育讲求修身养性，学习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重文轻理，忽视科学教育，更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直到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后，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必择其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
不仅如此，蔡先生在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把‘通儒院’改名‘大学院’，在大学中分设各科研究所，并仿德国大学之精神，规定大学高年级必须入所研究，等研究问题解决后，才许毕业。这都是推展‘研究’的举动，可惜这个理想并未实现。[1]
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比较晚，又长期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大学科研基础比较薄弱，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很长时期，大学教师主要由国内高校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科研能力普遍较弱。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提法还是在制定“211工程”规划后才提出来的，开始还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很大争 9
议。如何摆正大学教学和科研关系是当时大学领导和教师关注的问题。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是否是“两张皮”？“教学和科研两中心”、“教学和科研并重”等提法也是各有各的解释，甚至当涉及到大学内部教师定编及奖励制度时，究竟是教学“养”科研，还是科研“养”教学都在不停地争论。反映了当时教师队伍个人素质上教学和科研能力的脱离，导致不少教学线上的老师缺乏科研能力，而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教师又逐步脱离本科教学。
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提出“大学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带动教学和科研同时发展”，并要求博士生必须完成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调动了南京大学学术研究风气，南大连续七年SCI文章名列国内高校第一。东南大学校长韦钰，提出大学必须实现“教学科研并重”，并在校内组建多学科参与的十大科研基地，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上、中、下游一体化”，对提升东南大学整体科研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以研究生教育为抓手，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他认为：有了博士生就有了课题，有了经费，有了文章，就会有学术成果和优秀的师资来源。浙大的基础研究、理科建设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重视教师科研，重视研究生教育成了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重点学科的建设，大学排名榜和各种“升等”、“升级”及“985工程”创新基地、创新平台的建设；国家又设立“杰青”、“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推进“千人计划”和以国家三大奖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技奖励；加之重点扶持的“项目”、“工程”、“中心”使得大学科学研究成为主业，学术水平成为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进程中，教学与研究似乎相距越来越远。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师也越来越远离本科生的讲台，以至于教育部明令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项规定的落实也掺进去不少水分。
其实，国外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过这样“研究与教学”相冲突的时期。如何妥善处理教师潜心研究和认真从教也一度成为国外研究型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哈佛大学老校长博克在《美国大学教育》书中说道，学者们一般认为研究比教学更有价值。教学与研究相比仅仅是重复已知的事实或重复别人的工作。教学即使有所创新，由于这些创新还没有以不可改变的形式固定下来，因而本质上通常是尝试性、探索性的。更重要的，教学不能马上在本校得到同行的评价，更得不到外校同行的评价。而研究不同，成果一经发表，学术成就就像硬通货一样，能够被校际或国际同行们衡量与评价。因此，研究工作是教育行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他还说，高等教育的 改革不可能从教授自发努力中产生，学校领导比普通教师对促进 10
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动机。必须采取主动，明确宣布教育目标，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必要的教学改革。
因此，国内外大学从以教学、传授普遍知识到教学和研究并重，首先经历的是大学教师自身素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大学要由具备科研能力、学术素养和承担教学工作的人来构成教师的队伍。
但是，洪堡的理念是“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其中，包含的“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发展为所谓高等教育三大自由。即，教学和科研的自由，自愿参与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为学习目的迁移的自由。[2] 而大学的活动是从事科学，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在洪堡看来，大学生已在进行研究，教师不过是引导、帮助学生进行研究。这就是所谓“研究与教学统一”原则的基本思想，其重心显然落在研究上，重视研究正是后来德国大学的首要标志。
在历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国外著名大学校长们阐述了相关概念的现代理念。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认为，如果创新能带来未来发展的繁荣与稳定，我们必须承认创新活动只能源于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人。因此，大学应当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而具有这类品质的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大学的使命，一是发现和产生各领域的新知识、传承、传播、再阐述、校准已有知识；二是，要提供探寻真理的氛围，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使他们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在毕业后50年都仍能从中受益；要帮助学生学习对复杂世界进行分析和道德判断，使他们对自己、对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好的理解。
国外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经过长期发展和磨砺，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拥有高水平的师资，完善的大学制度，优良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声誉，功利化痕迹淡薄，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本位上来，使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传承和创新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最终落实到培养优秀、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上来。具体讲：
1.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实现研究和教学的协调统一，首先要体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长的办学思想上。例如：
加州理工学院，其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宗旨是“为教育事业、政府及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学校坚持教学的一流和卓越，“找最好的老师、招最好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以达到最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学[3] 11
校还拥有世界上最大、性能最好的光学望远镜和喷气推动国家实验室，拥有一批大师级学者、教授。[4]
普林斯顿大学，其校训为“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学校拥有一流的学者和研究设施，明确规定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无一例外都必须为本科生开课，鼓励学生参加科研，实行“导修制”，建立学生和教师平等交流的平台。爱因斯坦曾在该校工作了22年。[4]
麻省理工学院（MIT）提出：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备，教育与实践并重，并以“培养领导者”为目标。到2010年学校教师和校友中有23位获得诺贝尔奖，有61位国家工程院士，78位国家科学院士，学校拥有包括林肯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内上百个各类重大科技实验室，在2010年美国高校评估中本科教育第一。正如丁肇中先生讲，该校除他因承担国际重大项目特例批准外，其他任何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开课。
其他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无一不是如此。拥有明确的办学理念，有最好的老师，最前沿的科研设施，有确保优秀教授给本科生开课、指导的制度，才能达到“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目标。这也正是所有研究型大学领导都应当深刻领悟的真谛，并达至领导者的修养。
2.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学校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参与本科生的教学、讨论和沟通、交流活动。
“名师出高徒”是古今之真理，凡是成就大学问者绝大多数出自名门、名师。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无一例外，华罗庚年少时虽然出于自学，但其成材仍是得到国外名校、名师的指教。当今最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其在加州伯克利攻读研究生第一年师从Morrey教授学习偏微分方程，而该教授正是该学科的创始者之一，第二年跟随的导师是著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名门、名师给学生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视野、思维方法、科学精神，是课本知识以外的东西。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讲：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数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索，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5]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莫尔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思考、创新、发明创造和掌握知识。科学研究要发挥核心作用，通 12
过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他还谈到：学校的最高价值观不是尊重权威，而是自由开放、严谨求索。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习惯于去挑战自己和他人的假设，习惯于提出疑问，不怕不正确，也不怕实验和探索。即使别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有异议，也要能够去倾听。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的学术论战，是学校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的成果都必须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6]
我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开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及研究性教学方法试点都必须让学校最优秀的教授及学术水平、科研能力最强的学者参与其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否则至多取得局部的成效。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在回顾他20多年校长经历时，最满意的是用他自己的思想、教育理念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学校教师队伍的素质还达不到他理想的要求。我国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我国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如果脱离这些优质资源谈论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显然是无意义的。
3.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要重视文化理念的转变和文化环境的建设。
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广的视野，这是创新型人才的知识基础；要具备创新的勇气、想象力和表达的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文化基础；要有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除了要考虑智力性因素外，意志品质、思维模式、文化素养等非智力因素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创新或创造的过程实质是人的综合素质的释放过程，而大学的教育是积蓄这些潜质，内化成人的基本素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的潜质是何等之难。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还真正需要从鼓励学生提问题、发表不同见解开始。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讲到，他认为课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在课堂上对他说：“卡斯帕尔教授，你错了。”要让本科生、年轻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经常地、充满好奇地、有强烈的愿望，对老师说：“你错了！”他还认为，一所大学的竞争优势在于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教师和学生多方面的鼓励和自由上。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从学生一入学，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参与发现、解释和创造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
这正是研究性教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研究型大学在发展学术、开展科研 13
过程中应当营造的学校文化氛围，通过具有这种文化精神的教师传递给学生，熏陶、教育学生达到培养的目的。
（二）“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体现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大学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精神必须融入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
当前，中国的大学正在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提高质量的主题，深化改革，走有特色、高水平、内涵式发展道路。
对大学来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质量，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我们在深入理解和坚守现代大学传统观念和现代大学精神的同时，应当更加关注当代大学精神必须融入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落实到人才培养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树立为振兴中华、报效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体讲：
1.必须有清晰的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构建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体系。其中，包括：
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做人第一、修业第二”，把品德教育和专业教育放到同等重要地位。
必须坚持“名师出高徒”的培养路径；找最好的老师，招最好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和文化环境，达到最好的培养效果；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重视个性化培养，提供学生选择空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必须积极探索科学教育人文知识和道德品质教育结合的路径和方法，讲求实效，培养基础扎实、思想开拓、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必须有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构建符合价值体系的质量评价标准和评价考核办法。
（2）大学必须定位准确，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改革方向、改革路径；（3）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有科学、严谨的顶层设计，体现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常态化，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4）改革要有制度、机制保障，营造现代大学文化氛围，形成具有学校传统和特色的文化精神，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呈多样化个性化态势，但共同点是给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学 14
资源、最优良的校园文化、最宽松的选择空间、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办法。鼓励个性发展，最大限度地培养个人兴趣专长和开发优势潜能。其中，关键和难点是：
（一）如何从制度机制上让最优秀的教授能进入本科生课堂，让学校最优秀的学术资源（国家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等）成为本科教育培养基地，让在教学上做出奉献取得显著成果的教师获得应有的尊重。使学校在学术发展和教学工作中找到平衡点，真正回归大学的人才培养本位。
（二）改革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办法，特别是学生学习的考核、评价办法，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多的立交桥，调动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自信。
（三）改革学生管理办法，调动学生群体自己的管理能力，判断能力，让学生有更多的尊严，培养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意识。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教协会提出的“良好的本科教学七项原则”，即：鼓励师生互动、鼓励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及时反馈、强调学习时间的投入、对所有学生寄予较高的期望、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学习方式。这七项原则揭示了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一些核心因素，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对学生尊重的人文精神。
（四）在坚持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的同时，要树立自信，逐步建立一套多样化的中国大学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所有大学都应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
在最近深圳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就“教育国际化”形成如下共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国际化人才培养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既要学习和借鉴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经验，又要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发展适应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当前，必须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更加注重创造性、综合性、包容性和选择性，为学生创造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能力和适应多元文化的能力。”
前不久，我们对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几所大学和中学开展了关于创新人才培养试点项目的调查，改革试点项目总体设计各具特色。
清华大学从原来“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拔尖人才”的提法，改为“培养领跑人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导向，以学生成才为目标，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学习过程、学习质量、成才质量；给通才拓宽通道，为天才开辟空间；把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在试点学院、试点班，尊重学生个性、学科个性、教授个性，逐班量身定做，不搞统一规定。
南京大学人才培养思路是基于“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理念，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强的社会竞争力”，在多年大理科改革“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三三制”改革方案，即：分大类培养阶段、专业培养阶段和多元培养阶段；在1.0～1.5年多元培养阶段分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和就业创业类三种模式，体现了多元化（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和个性化（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彰显个性与本色）的特点，带动教学方法、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全面改革和建设，实现“四个融通”，即：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
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的改革均体现了“衔接本硕博，开拓校企合作和国际化”的特点；东南大学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具备“贯通性”特点，即：全学程、实践教学的递进、因材施教、课内外和校内外的贯通等。天津大学在改革之际，注重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设。总之，我国高校在推进研究性教学改革过程中，综合了多年改革之经验和成果，结合学校之定位，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途径和模式，而且更加注重成效，注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
改革遇到的共性问题，包括如何处理面向全体学生和因材施教培养拔尖人才中的公平与效益关系、提高与普及的矛盾；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让学校的学术优势、办学优势落实到本科人才培养上来；如何重构科学合理的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学生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如何使改革成果常态化、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以及如何把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有效地融入到人才培养的改革之中等等。
伴随着改革的越发深入，教育理论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包括对创新人才的界定和成长规律的研究，对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的规律的研究，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有效地激发潜能的研究，对推进教育国际化有效途径的研究等都需要从理论上探讨、理性上认识才能充实我们的现代办学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改革举措。高校和中学之间的合作和贯通式培养也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
前不久，部分研究型大学在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既要重视模式设计，又要研究创新人才成长规律，防止因缺乏对创新人才成长规律认知而成为束缚创新人才发展的新瓶颈，掉入所谓“范式陷阱”。要在理念上有新的突破，培养模式上有新的探索，体制和机制上有新的创造，评价方式上有新的方法，真正构建体现各高校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各类学校都可找到自身发展的科学道路，办成和世界同类学校有更多话语权的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历史责任，更要在推进研究性教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谢菲尔德大学与拉夫堡大学哪个好 篇6
谢菲尔德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简称谢大，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名校。位于英格兰第四大城市谢菲尔德市，在英国一直享有美誉。其建校历史可追溯到1828年。
作为英国的百年老牌名校之一，谢菲尔德大学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而享誉全球，共培养出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拉夫堡大学
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是位于莱斯特郡拉夫堡的一所英国Top5顶尖名校，世界一流大学，是英国名校联盟M5大学联盟和1994联盟的创始成员。其校史可追溯于1909年建立的拉夫堡学院，1966年晋升为大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拉夫堡大学已成为英国的顶尖名校。学校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体育、传媒等为其优势学科。拉夫堡大学商学院位列世界顶尖商学院Top 1%，是获得AACSB，EQUIS，AMBA三大认证的世界顶级商学院之一，商科专业稳居英国前10名。拉夫堡大学的传播与媒体学科在2014年12月18日英国唯一由官方组织的研究卓越框架（REF）评估中，位列全英第2位。传播与媒体学科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41位。在2016年1月发布的QS世界大学就业能力排名中拉夫堡大学位列全英第5位，世界第39位。
英国自从1994年设立英国大学最高荣誉奖——英国女王奖以来，拉夫堡大学大共获得7次，获奖次数仅次于牛津大学。拉夫堡大学在2016年英国《TIMES》大学排名中位居全英第13位，2017年英国《完全大学指南》大学排名中位居全英第7位，在2017年英国《卫报》大学排名中位居全英第4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在2016年的“全国学生调查”显示，在全日制大学的学生满意度一项中，拉夫堡大学名列全英第1位。拉夫堡大学伦敦 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 校区已于2015年9月起正式开始研究生课程的授课。
国际生占比：20.50%
论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 篇7
一、对中国古人“大学之道”的解析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四书”之一的《大学》中的一段话, 它论述了“大学”的根本宗旨, 后人也将它归结为“大学”的“三纲领”。在其中, “止于至善”这个词流传最广, 也是今天许多大学的校训内容,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人生精神和境界, 不单是一种学术的追求。事实上也如此, 直到今天, 中国人一般都认为学问和人生是统一的, 为学与为人是一体的。无论做学与做人, 似乎都应当追求“止于至善”, 似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仅从这句话, 也可以体现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这说明, 大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至善, 学问的境界与做人的境界是一致的。而“至善”的本质是获得天下大治, 这显然是一种学以致用的理想, 并非一种纯粹的知识追求。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大学追求是一种实用取向, 而非理智取向, 换言之, 这与以探求真理为志向的西方大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三纲领”中, 关于“亲民”常有两种不同解释, 一是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读为“新民”。而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则认为就应该是“亲民”。[1]从表面上看, “亲民”的境界似乎比“新民”低, 其实不然。想一想, 能够亲近百姓的话不就是仁的表现吗?“新民”则有教化的意思。因为“新民”的含义中就把自己当成启蒙者了, 民众当然是需要开化的。显然, 这是站在一种精英的立场上而言的。当然, 在“亲民”中也有一种精英的意味, 但似乎没那么强烈, 因为在“新民”中有一种强迫改变的意思, 这其中隐含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意识。所以, “亲民”似乎比“新民”更胜一筹。
从“亲民”到“新民”, 体现了不同的治理思想, “亲民”体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这意味着, 统治者需要主动了解百姓的需求和疾苦, 这样才能采取顺民之策, 从而得到天下大治。“新民”则体现了以统治者意志为本的思想, 也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优越感, 甚至表达了一种理智优越感和精神优越感甚至是一种出身优越感。不难发现, 在“新民”中更具有一种客观主义的意味, 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统治者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 从而具有一种教化百姓的责任。而在“亲民”中则弥散着一种民本主义味道, 强调真理存在于人心, 统治者应该了解人民的需要。可见, “新民”和“亲民”虽然是有不同意味, 但都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都是为了实现治理或天下和顺。“亲民”更代表了统治者自我修养的提高问题, 而新民代表了统治者具有一种责任感。
关于“在明明德”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一般第一个“明”理解为“宣示”或“晓谕”的意思, 但这个“明”是“自明”还是“他明”?换言之, 是依靠别人的教导还是依靠自己的感悟?如果依靠“自明”, 则必须承认个体具有良知良能;否则就只能依靠外界教导, 显然陆王心学是主张良知良能, 而朱熹则偏重外在的教导;第二个“明”与德是联系在一起的, “明德”可以指光明正大的德行也可以指个体的“良知良能”。第一种理解可以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作注, 即先贤所规定的各种礼仪规范。第二种解释则是使自身被蒙蔽的良知复明。这样, 大学之道就可以理解为:大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们明白自身的德性, 从而新民或亲民, 最终追求至善。关于“大学”, 一般理解为“大人之学”, 与“小学”的“小人之学”相对。[2]这里的“大人”与“小人”显然不是从道德角度而言的, 而是指年龄意思, 所以“大学”就是真正学问的意思。“道”, 可以理解为原理, 也可以理解成根本目的。
从上一段表述中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圣贤对大学目标的追求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理论知识, 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道德理想。他们虽然承认有真正学问存在, 但认为学问的根本在于践行, 目的是为了达到至善。也可以说, 学问本质就是一种道德完善过程或完成德行的过程。
关于“明德”内容经过后世儒生不断阐释, 最终形成了三纲五常体系, 成为维护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统治工具, 似乎这就是至善所追求的目标。如此, 大学之道的开放追求最终获得了一个封闭性结果, 最后变成了一个落后的保守的统治哲学。
二、对西方舶来的大学精神阐发
大学精神则是一个从西方传输过来的概念, 国内学界对大学精神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统一的解释, 对它的理解也因人而异。如在民国时期蔡元培的理解是“大学者, 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的理解是“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大师之谓也”。这些阐释都是关于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的阐释。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提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虽然是对王国维的追求理想的概括,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大学精神的概括。这可以看出个人的追求与大学精神旨趣可以是统一的, 或者说大学精神可以成为著名学者的人格品质。
在今天我们讲大学精神时经常与大学理念、大学传统等同。大学理念就是关于大学使命的论述, 核心含义就是在解释大学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大学传统则是关于大学精神的传承, 成为基本的大学理念。就大学传统而言, 中世纪大学留下的传统是大学自治, 或者大学自治是大学精神得以延续的根据。显然, 认为中世纪大学就已经确立了学术自由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中世纪大学奉神学为灌顶石, 换言之, 一切阐释不可能超越神学解释范围。而且大学在各种制度设计中无不需要得到教会的批准, 包括学位证书的授予, 任教资格的获得, 以及大学章程的批准等。只有到洪堡大学兴起后, 学术自由风气才开始真正昌盛起来, 因为大学已经获得国家的保护, 国家不仅不干预大学并且为大学提供物质支持, 从而使大学可以追求无用之学即纯科学。没有功利主义驱动的大学当然是自由的。但国家对大学不可能始终都持非常超脱的态度, 因此国立大学的学术自由也是有限的。
近代以来, 大学在与外界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3A”原则, 即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术中立。学术自由是为了探求真理的使命, 大学自治是为了摆脱外部控制, 尤其是外行控制, 学术中立是为了避免利益纠葛。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 当然学术自由是根本, 大学自治和学术中立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之后又增加学术责任变成“4A”。[3]学术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挑战学术中立原则。但无一例外, 均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内在精神, 这意味着, 作为学者必须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不受外界影响左右, 这种判断基于自己对学术的忠诚。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精神是为了获得上帝的启迪、论证上帝的完美, 近代西方大学则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 现代西方大学则开始追求知识和实践的统一, 创业型大学的崛起似乎也说明了这一趋向。这意味着大学精神在历史上是有演变的。大学精神是与时俱进的, 它应该是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大众需要的反映。
三、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的差异
如上所述, 在中国, “大学之道”中的“大学”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称谓, 而是一种学问称呼, 即“大人之学”, 从本质上讲它也可以称为做人之学。虽然存在着个体修养路线的不同, 但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大治, 其核心是如何使个体融于社会, 所走的是一条“内圣外王”路线。[4]
而在西方, 大学首先是指一种学术共同体, 是由学者行会组织演变而来, 进而演变成一种自由探求真理的机构并形成了一种自治精神, 所以, 说到底, 大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是一种为了追求真理而要求思想自由的精神, 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平等的真理探索权, 这种权利就赋予个体摆脱世俗限制而探求真理的能力, 它必然要求大学走向自治, 这样才能摆脱世俗干预, 因此它尊奉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原理。
对于“大学之道”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多种解释方式, 这些解释虽然在具体解释上存在差异, 但在根本解释上却是一致的, 即都是为了传播真理 (尽管中西方对真理的理解不同, 比如中国的真理一般指人生智慧, 而西方一般指绝对理性) , 提升个人觉悟, 培养一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中国古人学问的根本在于加强自我修养。所以就有了“三纲领”“八条目”的称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内求的路向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本品格, 这样学术的根本志向在于认识善, 这个善是来自于个人的体悟。虽然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途径, 但这只是个基本功, 不是最终目的。非常有意思的是, 古人把《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作为终身学习内容, 而且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
大学精神则来源于西方, 它是一种追求绝对知识的理念, 即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纯粹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这种追求的路向总体而言不是向内而是向外。为什么是向外的?因为他们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认识绝对的善, 而只有共同努力才可能达到更高的善。这从柏拉图的“共相说”中已经表露出这种思想。柏拉图对“知识”和“意见”的区别对西方学术发展具有经典的指导意义, 他认为不经过理性思考的话个体感受是不可靠的, 换言之, 即不相信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获得真正知识, 这与中国古人相信“人性本善”或“良知良能”具有本质差异。这也意味着, 在西方, 求知的路线必须走向集体共同努力而不能依靠自己或个别权威, 而在中国认为只要个体努力, 获得真知是完全可能的, “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达。这样, 在西方摆脱个体直觉的路线后只能走向理性主义, 而中国的学术路线则走向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西方, 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这些感受不能代表真知, 真知隐藏在这些感受背后, 而个体无法直接获得这种真知, 要获得这种真知就需要通过辩论, 要参加辩论, 就必须学习基本的修辞和文法, 于是文法、修辞、辩证法就构成了最早的“三艺”。为了避免辩论陷于空洞的诡辩, 就必须学习一些基本知识, 这样柏拉图就在“三艺”基础上增加了“天文、数学、几何、音乐”四艺, 这样就构成了影响西方社会甚久的文科“七艺”, 也称为“自由七艺”。[5]但就柏拉图看来, 最高的知识是辩证法, 而且这种知识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之后才能获得, 这说明这种知识获得需要实践的体会, 是个体对实践知识的总结。
西方中世纪大学, 最初是学者行会, 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追求普遍学问的场所, 这种普遍学问就是高深学问或绝对真理。但西方的大学学问主体是追求一种专业知识, 如医学、法学和神学, 而神学则是最高的知识, 因为它是关于绝对或神的知识。绝对的知识实际上就是论证一种绝对的精神存在, 即它是无所不在的, 无所不能的, 也是无所不知的, 其本质就是全知全能。他们把这个追求作为学问的终极, 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止于至善是同一意思, 只不过, 中国的止于至善是一种个人修为境界, 而西方的追求则是证明它的客观存在, 即外在于个体的存在, 从而是一种真理。这种探求无疑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追求。显然, 这种学问探求首先必须符合逻辑要求, 即它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是一种系统知识, 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哲学研究, 大概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能够概括这个学问的特征。
实事求是地说, 西方大学这种形而上学追求一方面使学术走进了象牙塔, 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学术的系统化, 这为之后的科学分化奠定很好的学术基础。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学问总体上是一种向外追求, 而中国学问则是一种向内追求?其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究竟各有什么利弊?
四、中西大学精神差异的根源
中西大学精神差异, 表面上看是源于其认识论的不同, 但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本体论的不同。西方学问之所以向外追求,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个体认识是有限的, 是无法达到绝对真理的, 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认识目标是探求绝对的存在, 那么, 这样的知识就必须是客观的, 符合逻辑的, 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探求绝对的存在是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宇宙观或本体论。在宗教观念中, 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那么宗教哲学就需要证明神的存在, 从而证明传统的宗教信条是合理的正确的。他们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判断, 显然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是全能的或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存在的奥秘, 只有依靠共同认识才能确认真理。他们始终感到自然是诡秘的、神奇的、变化无穷的, 但都受神的意志主宰, 所以, 人生价值和学问的目的就是了解神的旨意。后来这个神变成了自然神, 但那已经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了。不过相信神的存在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学问为什么是一种内向的品格呢?就在于人们一贯对世界采取神秘的不可知的态度, 从而非常相信神启。而接受这种神启的能力就依靠个体的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当然也是一种神的恩赐, 是不能对外人显示的, 这就是中国直觉主义方法论的源泉。而且中国人相信, 这种良知良能与个体的道德修为直接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注重个体修为就无法获得这种能力。这样, 在中国为人与为学就统一了起来。进而, 中国人一般不认为存在一种公共知识, 认为知识都是个体的、神秘的, 一旦向外宣布就是亵渎神圣。既然对于神启是不能言说的, 那么个人只能保守这个秘密, 要保守这个秘密就考验个人的私德, 而且他必须按照神的指示行动, 这就出现了修身、养性的一套规则。格物致知, 这个看似浅显的事情中蕴含了不同的哲学。格就是衡量, 观察、看, 每个人所看的不同, 这个不同在今天看来是个体观察能力的不同或天赋的不同所致, 而古人则采取神秘主义方式解释, 即神给予的启示不同。如此, 所获得的知就是一种内在体验, 就是一种内在的感受, 这个感受中要表现出充分的敬意, 因为这是对待神的恩赐物。所以在学问的“八条目”中提出要“诚意”“正心”。这里的一个潜在假设是如果个体是诚意、正心的, 那么上帝就会给予更多的启示, 也即个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当个体有了这些知识后, 就要把它表现在行动中, 也即表现在个体的品行中, 从而感化其他人特别是自己身边的人, 成为人们的楷模, 这个功夫就达到了齐家的水平。进一步则可以把这种品行转化为一种规范约束, 成为教化人民的工具, 这就达到了新民的目的。最终使天下人都追随善行, 达到一种至善境地,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这意味着, 治理是人为的, 不像西方所认为的是一种预设的。这也造成了西方追求法制, 而中国追求德治或人治的分野。
五、中西大学精神的启示
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是两种不同的大学使命回答方式, 两种回答方式迥异,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发展前途。“大学之道”的回答是中国式的, 它认为学术的本质在于追求内在洞明, 不需要外在实证, 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内省式学术传统的发展, 也形成一种内敛式的中国文化传统, 因此, 在中国实践大学使命的策略是增加个人修养;而西方的大学使命则重在发现真理, 而真理应该是普遍有效的, 因此它是一种共同知识, 必须获得公认。要获得公认, 就需要经过论辩, 就必须遵循逻辑, 逻辑就是建立一个辩论规则, 不然就变成了诡辩。因此, 它呼唤一个共同体精神, 呼唤为知识而献身, 认为知识具有至上的价值, 这正是西方大学精神的实质。
按照“大学之道”的启示, 中国古代学术比较偏重于个体心证, 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承认。但作为个体如何进行心证呢?从根本上说主要采用的是墨子的“三表法”, 即一是“有本”, 即征于古者圣王之事迹, 二是“有原”, 即察于百姓耳目之实, 三是“有用”, 即在实行之后对百姓有利。[6]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实用逻辑, 而不是西方的形式逻辑。但在后世流传中一般只重视第一条即“有本”, 因为唯有这一条是最可靠的, 而对于第二、第三则是忽视的, 因为它们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自然而然, 这样的学术风向就容易走向崇古主义。之所以如此, 仍然是个人主义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在起作用, 因为古者圣王之事经过反复流传成为了共识是没有争议的, 因而是没有风险的。而百姓耳目之实则容易引起争议, 对百姓的利益评判则争议更大。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引起个人风险, 那么最好是引用没有争议的事实, 如古者圣王之事, 次之就是权威评述, 这样的结局就是走向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一学术风向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与学术之间始终纠缠不清的关系和学术受意识形态左右的状况, 也反映中国学术很少有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当然也缺乏一种学术共同体意识。
西方对学问的态度则持比较客观的立场, 它首先注重的是当事人的直接感受和体验, 这样就排斥了对他人的和过去的经验过分崇拜;其次注重感受背后的理性, 目的是寻求共同的认识体验, 这种追求有助于形成理论知识;再次是注重逻辑表达, 因而注重辩论, 这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学术结构;最后是注重自由讨论的氛围, 从而非常注重制度建设, 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学者社区, 有助于培养一种学术共同体精神。这为日后大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学最初就是一个行会组织, 是一种学者行会, 最终演变成一种有组织无政府的机构, 这种机构是以契约的形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种独立性形成了一种大学传统, 是大学精神的根源, 从而形成了日后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风气。
中西大学学术风格比较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 大学精神建设既要重视个人的自我修养, 同时也要注重制度建设, 在重视自我修养时不能过分偏重个人心证, 还要更加注重客观逻辑;而大学精神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一种鼓励学术讨论的制度, 从而使学术在尊重个体创造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客观、注重逻辑, 从而形成一种共同体精神。而且只有这种不断的持久的努力, 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真正尊重知识的文化氛围, 才能从根本上繁荣科学文化。不然的话, 大学精神很容易被正统化、统一化和僵化。
六、结语
中西大学精神不同, 最终导致了学术的风格不同, 最终产生了不同结果, 西方的学术注重形式逻辑, 注重事实求证, 从而导致了西方对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视, 这样就使学术向学科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前者使他们注重理论研究, 后者使他们注重实用操作。这两点导致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而中国学术则走向比较重视个体阐释的路线,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神秘主义学术传统, 并导致个体修养与学术成就等同的趋向。这种学术趋向容易压抑自然科学发展并催生御用学术。在科举制度推动下, 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学风日益强化, 最终形成了人们思想的桎梏, 最后不得不在西方科学技术胁迫下的输入, 这种学术风格面临被颠覆的命运。
注释
1[1][2][4]黄玉顺.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EB/OL].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daxue%20jingshen.htm, 2013-09-29.
2[3]陈学飞.现代大学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J].探索与争鸣, 2013, (7) :87.
3[5]王天一, 夏之莲, 朱美玉.外国教育史 (上)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47.
莫斯科大学与清华大学 篇8
周荣代表全体学员对清华大学给予云南高校提供本次学习机会表示感谢。他要求参训学员要认清形势，强化担当，充分认识举办此次专题研修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要把握任务，突出重点，努力提升领导和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素质能力，重点围绕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特别是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学校转型发展、落细落小高校党建工作等开展学习研讨；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释疑解惑，坚持学用结合，做到务求实效，坚持集中精力，遵守纪律规定，以良好的学风和作风确保研修任务圆满完成。
施一公作为云南家乡人，代表清华大学对各位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以及与云南的渊源。他指出，清华大学正在进行改革创新，目标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单项改革、局部改革、局部探索有所突破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前瞻性的改革，逐步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沿着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发展道路快速发展，力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他希望各位学员能够充分享受在清华短暂的学习时光，学有所获。
去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了省校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培训是落实省校战略合作协议项目的重要举措，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工作的专项培训。培训内容分为大学内部治理、大学发展专题、综合素养提升、观摩实践内化4个模块，涵盖地方高等院校改革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与当前高等教育热点分析、清华大学行政管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15个专题课程，以期通过7天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的能力和水平。
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由各州市评审
云南教育网消息 7月20日，由省人社厅和省教育厅共同召开的全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议在大理举行，会议总结了上半年的改革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巡视员徐文波、省教育厅副厅长赵德荣出席会议并讲话，16个州（市）教育局、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各州市教育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职称改革工作为契机，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加快补短板、促发展。各州市要根据《云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制订符合本地情况的实施细则。各州市应周密安排，做到“学习到位、组织到位、落实到位、宣传到位”，确保改革平稳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