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

日元（共11篇）

日元 篇1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作者：[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月第1版

[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1月第1版     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50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80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对日本在贸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释――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整个美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广大不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产业部类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1973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研讨了1985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1992年美国的信贷危机，以及1992―1995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增减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1―I略)。到初，1美元甚至只能兑换120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年中至19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11章符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作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1971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1995年夏天威胁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 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7章、第9章对此将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

[1] [2] [3] [4]

日元 篇2

二战后, 日本国内经济凋敝, 通货膨胀飙升, 汇率极不稳定。经过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复研究, 终于决定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 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1], 这一固定汇率一直保持了20余年。

1971年, 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 美国的黄金储备接近了临界点的100亿美元, 8月15日尼克松总统被迫宣布美国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 结束按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兑换美元的承诺, 这就是有名的“尼克松冲击”。在尼克松总统讲话后的11个交易日里, 除东京市场以外, 世界各大金融市场均临时关闭, 日本政府为了维护360日元汇率水平, 多次入场干预, 11个交易日中干预总额达40亿美元, 相当于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在随后的三个月里, 日本政府采取了临时的浮动汇率政策, 并且在市场又增投了30多亿美元, 仅仅在这短短的四个月里, 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总金额差不多占了当年GNP的3%, 总计约2.5兆日元[2]。

1971年12月, 西方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 并通过了“史密森协议”, 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8%, 即1美元兑换308日元, 并以此作为标准汇率, 可上下浮动2.5%。至此, 日元经历了其第一次升值过程。1973年2月, 美元对黄金的比率再次下调, 从38美元贬值到42.22美元兑1盎司黄金, 2月13日, 日本放弃了固定汇率制, 从此进入浮动汇率制[3]。

二、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数据

日本政府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数据公布在日本财务省官网上, 2001年7月首次公布了自1991年4月的历史数据。目前, 每月公布当月的累积干预金额, 每季度公布具体的每日干预数据。具体内容包括干预实施日期、干预金额及币种、买入或卖出方向、买卖通货等。

三、日元汇率超高时期政府干预下的汇率表现

1995年, 日元汇率触及二战以来的最高点1美元兑79.75日元, 这一高点保持至今, 历经十五年后, 目前, 日元汇率再次逼近历史高位, 这一部分详细考察日元汇率超高时期, 日本政府的干预以及日元汇率的具体走势表现。

日元汇率从1995年1月的100日元左右开始一路走高, 到4月, 大幅升至80日元关口, 从2月17日到4月18日, 日本政府几乎每天都入场干预, 期间共干预市场34天, 干预总额2.29兆日元, 然而干预效果并不理想, 日元汇率依然固执地上扬。

干预最激烈的月份应该在3月, 整个3月, 东京市场共开市23天, 日本政府干预达21天, 仅两天没有干预, 其中3月2日和3日美国政府参与联合干预。然而, 从东京市场的收盘价来看, 汇率从3月1日的96.59日元稳步走强, 于8日收于90日元以下, 随后一周又返回90日元关口, 并且于16日正式升破90日元, 收在89.90日元。从3月13日到31日三周时间里, 日本政府连续每日干预, 总计超过1.3兆日元, 但汇率没有什么变化, 维持在88-90日元的区间窄幅波动, 且每日微幅上涨, 可以说, 如此频繁的干预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

3月31日, 在日本政府的3388亿日元的干预下, 日元在东京市场收盘时守住了89日元水平, 但在当天的纽约市场, 汇率就朝着86日元方向大涨而去。随即在4月3日和5日, 日美两国联手向市场共投入约合2680亿日元, 而汇率只在86日元水平稍作停留。随后, 日本政府在4月6、7、10日以及14、17、18日两次连续三个交易日进行单边干预, 市场却完全无视干预的存在, 日元汇率反而涨得更快, 并于4月19日东京市场收在80.25日元, 当天最高触及79.75日元, 这一水平成为二战以来至今仍保持的历史高位。意外的是, 19日当天却没有政府干预。

4月19日以后, 日元汇率反转走弱, 但没有马上大幅贬值, 5月中旬跌到87日元水平, 5月底又连续几日走强, 汇率再度升到83日元水平, 日美两国于5月31日联合干预, 将汇率拉回到84日元水平, 阻止了日元的进一步升值。

6月21日, 榊原英資先生上任日本财务省国际金融局局长, 他在6月28日首次干预市场, 将汇率拉到86日元水平, 不过第二天市场又回吐了大部分跌幅。7月7日, 日美两国再次联手, 当天日元汇率在纽约市场收在了86.78日元, 此后, 日元结束了数月的徘徊期, 进入快速贬值通道。

8月2日, 日美两国大规模干预, 共投入约合7200多亿日元, 在市场买入美元卖出日元, 干预效果相当显著, 当天的汇率跌了3日元, 并一举突破90日元关口, 是四个多月以来首次重返90日元水平, 并且于纽约市场收在了91日元上方。此后, 11日, 日本政府单边干预, 15日, 日美德三国联合干预, 这两次的干预都非常成功, 日元汇率一路走低到97日元水平。在这以后美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干预美元日元, 与日本政府的再次联手是三年后的1998年了。

9月的干预最终将汇率拉到了100日元水平。9月6日, 日本政府投入2264亿日元干预, 汇率跌到99日元。8日, 再投入8576亿日元进行干预, 这是榊原任国际金融局局长的最大单日干预金额, 据榊原后来回亿:“在8日下午, 我们不断地买入美元卖出日元, 但是美元日元汇率一直停留在100日元下方, 大约持续了0.5~1小时左右, ……, 最后, 我们利用EBS系统进行买卖, 终于, 美元日元破100日元, 最低触及100.20日元, 财务省的交易室欢呼声一遍”。

1995年, 日本政府共干预市场43次, 买入美元卖出日元, 干预总额4兆9589亿日元, 其中榊原仅8次干预, 但干预金额达2兆6千多亿日元, 占全年干预总额的一半。榊原的干预风格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均在日元汇率整体趋势向下的基础上, 再顺势干预以加快下跌速度。此外, 榊原没有频繁地介入市场, 但单日干预金额却远远高于其前的干预。榊原 (2 0 0 0, P119) 在提到政府干预时谈到:“由于政府干预太频繁, 市场已经适应了, 把政府干预当作已知的事实, 大部分的干预, 包括日美两国的联合干预都是可以预测的, 因此, 政府干预的效果只在短期内显现, 而不能长期持续。”

1996年2月, 日元汇率连续多日反转走强, 2月20日到27日, 日本政府前后5天进行干预, 总额达1兆6037亿日元, 汇率却几乎没有变化, 保持在104-105日元水平, 与榊原1995年的干预效果大相径庭, 可以说榊原的这一轮干预是不成功的。不过, 榊原 (2000, P138) 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发觉当时市场已建立起做多日元的压力, 他的干预旨在吸收这些压力, 以防止潜在的日元升值, 因此, 即使1.6兆日元没能使日元汇率走低, 他仍然认为干预是成功的。

四、结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尽管各主要工业国家大幅缩减了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 日本政府依然干预频繁。本文利用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政府干预数据, 分析了在1995年日元汇率超高时期下的日本政府干预以及日元汇率的走势变化。结果发现, 1995年上半年, 尽管干预极其频繁, 但没能扭转日元的上涨趋势;下半年自榊原英資上任国际金融局局长开始, 一改以往的干预风格, 干预次数少、单日干预金额巨大, 干预效果相当显著, 成功地扭转了日元的强势, 将日元汇率快速转为下跌趋势, 榊原也因其独特的干预风格而闻名。日前, 日元汇率再次逼近十五年来的历史高位, 日本政府又将如何应对?从去年9月15日, 日本政府沉寂了六年的干预来看,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参考文献

[1]、荒木信義, 《円の歴史》, 東京, 株式会社教育社, 1979。

[2]、菊地悠二, 《円の国際史》, 東京, 有斐閣, 2000。

日元贬值谁受益 篇3

谁在加速日元贬值？

从围绕日元汇率的经济基本面来看，的确存在一些导致日元贬值的因素。首先,日本经济衰退明显加速，第二三季度连续出现年率分别达4.8％和2.2％的负增长，连日本政府最近也预计，2001年度日本经济得出现战后空前严重的负增长(－1％)。今年3月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不仅未能使日本经济重新夺回增长优势，反而被深拉下水，衰退程度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其次,日本出口尤其是净出口（出口－进口）急剧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趋于恶化，直接削弱了日元稳定的基础；再次,日元资产价格持续低迷，日经225种平均股价比一年前下跌达40％以上，目前一直在1万日元上下徘徊，而官定利率更是达到0.10％的超低水平；最后还有失业率屡创新高而破产企业居高不下，公共债务大量累积，2002年度将达693万亿日元，相当于GDP总量的1.4倍。

但在另一方面，同样也可从围绕日元汇率的经济基本面中找到支撑日元坚挺的不少因素。如日本贸易顺差虽在减少，仍列世界之首；其外汇储备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目前已超过了4000亿美元；日本还保持着全球最大债权国、人均GDP第一的地位等。尤其是国内物价水平全面、持续下跌，2001年以来跌幅更是空前加大，这些因素理应提高日元的对内价值从而提高对外价值。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可以认为，在目前围绕日元汇率的经济基本面中，并不存在必然导致日元如此急剧下贬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近前日元汇率的急剧下贬呢？近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言行无疑产生了最重要作用，尤其是某些政府要员的公开言论，更是极其强烈地向市场传递着日本政府纵容甚至鼓励日元贬值的明确态度，以致在市场形成日元贬值的普遍预期。如日本财务大臣盐川即于12月25日声称："日元即使再贬一些，也准确反映着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同日，经济产业大臣平沼则认为：日元贬值的现状"反映日本经济的实态"；而经济财政大臣竹中12月27日又断言："日元汇率没有背离基础经济条件"。与之相应，日本银行也推出了一些有利于日元贬值的政策，至少没有为阻止日元贬值采取任何措施。此外，还有舆论认为，目前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鼓励日元贬值的政策，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和有关国际金融组织的认可和支持，甚至是与后者的"共谋"。

是否诱发“第二波”金融危机？

日本政府纵容日元急剧贬值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使本就处在衰退边缘的东亚经济受到严重损害，日本政府纵容日元贬值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而如此作为，对日本政府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的上次日元贬值潮，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日本政府纵容的产物，而其直接后果，却是在相当程度上诱发并恶化了东亚金融危机。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连续两年的日元巨幅贬值导致其他东亚经济体与日本的竞争优势发生逆转，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严重受阻，对外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国际收支状况空前恶化，从而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1995年和1996年两年间，受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五个东亚经济体（韩、泰、菲、马、印尼）对日贸易逆差一下子比前两年扩大了一半还多，猛增至745.45亿美元。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元十分不负责任地与其他东亚货币形成贬值攀比，又成为东亚金融危机难以摆脱甚至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不久的东亚经济，其回升进程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增长来支撑和带动的。但在进入2001年后，由于美日经济同时陷入衰退，进口需求急剧缩小，严重打击了东亚出口，并使靠出口增长支撑的东亚经济陷入困境之中。2001年前三季度，上述受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五个经济体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平均下降了8.6％，台湾和新加坡更分别减少了18.5％和30.7％，跌幅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而近期日元急剧贬值更使东亚出口受到致命打击。2001年9月，"亚洲四小"和"东盟四国"(泰、菲、马、印尼)的对日出口竟分别减少33.3％和22.8％，其中台湾对日出口更减少41.2％。不仅如此，日元急剧贬值还引发了市场对东亚货币的贬值预期，以致诱发外资抽逃，股市动荡，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关于2002年将出现由日元带动的东亚货币贬值攀比、从而诱发"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可怕预言，似乎因日本政府执行纵容日元贬值的政策而正在提前到来。

“损人”能否“利已”？

日本政府之所以纵容日元贬值，显然是出于"利己"的目的。据称，日元贬值可使日本经济得到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有利于日本企业扩大出口，从而在以出口企业为中心改善企业收益的同时，缓解需求低迷，促使经济回升；其二是日元贬值可引起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从而带动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上升，缓解愈演愈烈的通货紧缩问题。但事实上这两方面目的都很难通过日元贬值来达到。

首先，出口对拉动日本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目前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的确是因需求低迷所致，但在各需求项目中，出口仅占很小一部分，如2000年度出口仅占日本GDP总量的9.7％，即便日元贬值能带动日本出口增长，对经济回升的刺激作用也十分有限。而且目前导致日本经济严重衰退的需求问题关键在于占GDP总量约六成的国内民间消费需求低迷，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来重振内需，日本经济很难摆脱衰退。

其次，如上所述，目前日本的出口贸易的确处于萎缩状态，但单靠日元贬值来重振出口也很难完全如愿。因为在出口方面日本面临的更重要问题是产业升级迟缓导致竞争力低下，不解决国内产业结构和体制问题，日本很难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此外，日本通过日元贬值来扩大出口的努力，还会因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化为泡影。

再次，要想通过日元贬值，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日本以物价总水平的全面、持续下跌为标志的通货紧缩，主要是因国内需求低迷导致供求失衡、金融危机导致信用紧缩等国内因素所致，单靠日元贬值使得进口物价上升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日元 篇4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连日来，日元汇率持续下跌，日本旨在终结通缩、刺激增长的经济政策显出了效果，物价开始上涨。但日本人的工资却上涨缓慢，工薪阶层更穷了。

赴日打工收入减少，直接影响了劳务输出公司的收入，不少公司步履维艰。

据悉，目前中国山东具备外派资质的出国劳务公司，大部分业务集中在日本。从当年争着赴日打工到无人问津，不少劳务输出公司在对日劳务输出方面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受日本经济低迷及日元贬值的影响，近几年赴日打工人数少了许多，出国劳务市场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一家劳务输出公司的秦女士说。

其实大多数留学生并不希望日元贬值。对初来日本的留学生而言，日元大幅贬值确实可以减轻留学成本，但对我们这些已来日本几年、生活自立的留学生来说，日元不断贬值意味着实质薪水越来越低，在日本就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小刘来自上海，是东京某大学的留学生，明年3月即将毕业，目前已被一家公司内定，但他却犹豫是在日本就职好还是回国工作好。

小刘说：虽然感觉在日本找工作不是传说中那么难，但是想找一份薪水高、让人期待的工作也没那么容易。按照现在汇率，减去租房、吃饭、应酬，所剩无几，既然这样还不如回国，在家吃住都省钱。

日元贬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篇5

首先, 最直接的原因是安倍晋三当选新首相。在当选之前他就获得大多数的民意支持, 他主张推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和抗击通胀。当选之后, 他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去执行他的政策, 甚至要求日本央行直接购买大量债券以刺激经济融资。

其次, 日本的对外贸易条件开始恶化。日本一直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最近两年, 日本对外贸易出现贸易赤字。

再次, 美国的经济开始好转, 这使得美元兑日元升值。以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 美联储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结束宽松货币政策, 但以美国目前经济改善的速度, 美联储可能在2014年末退出QE政策。一旦美国货币政策收紧, 美元兑日元将会大幅升值。

最后欧元区的危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但也没有证据表明状况会更加恶化。日本资产一向被视为安全资产, 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由于避险需求被大量买入, 这也是日元强势的一个原因。一旦欧洲危机好转或者结束, 日元兑欧元将会继续贬值。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日本经济。最近的数据显示, 日本的经济有再度恶化的迹象。通胀水平不仅没有实现之前日本央行指定的1%的目标, 甚至相比去年物价指数还出现下滑。要实现安倍2%的目标, 日本央行除了进一步宽松之外无他良策。

日本政府通过日元贬值来改变进出口, 试图来拉动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对日本经济会有正面影响,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长期以来的不景气问题, 也就是说未必利己。但是, 日元的急剧贬值一定损人。

首先, 会打破亚洲各国之间的业已形成的贸易秩序, 尤其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很脆弱的环境下, 有可能使周边国家重新陷入困境。日本作为亚洲的发达经济体, 与周边国家多年来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经贸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 日本可以说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因此, 日元的急剧贬值必将抑制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韩国政府表示如果韩元跌幅过大, 韩国政府很可能会干预汇市。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给予响应, 表示如果日元继续贬值, 该国政府同样会采取干预措施。泰国官员尤其警告, 很可能允许泰铢在一定程度上贬值, 以刺激该国出口增长。

其次, 会造成周边国家 (地区) 持有的日本金融资产大幅缩水。亚洲金融危机后,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有意增加了外汇储备, 特别是最近几年, 中国、韩国、台湾、香港等经济体外汇储备增加较多。由于经贸联系密切的缘故, 最近几年它们都在增持日本国债等日本金融资产。日元的急剧贬值必然导致这些国家 (地区) 外汇储备中的日元资产大幅缩水。

面对日元和人民币, 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在过去8年中持续升值, 美国仍然一再施加压力:中国操纵汇率, 即便在最近人民币继续对美元升值的情况下。与此相反, 对日元贬值美国却放任自流。美国不但没有对其进行经济制裁, 两国反而在2013年4月12日宣布了达成了TPP谈判的预备磋商。TPP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英文字母简称, 它是美国拉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东南亚、墨西哥等国家 (地区) 的一个自由贸易体系, 其体系内关税税率极低, 甚至很多零关税。2011年11月10日, 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 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模式, 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可能将整合亚太的两大经济区域合作组织, 亦即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重叠的主要成员国, 将发展成为涵盖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 (WTO) 。

在此背景下, 美国对于日元贬值的宽容耐人寻味。如果按照一般的经济竞争的逻辑, 日本和美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中有一定的重合度, 日元如此快速贬值, 会对于美国再工业化造成一定的干扰和冲击。但美国此次一忍再忍, 特别是在经济复苏关键而脆弱的时刻, 只能解释为美国有更大的账要算, 最起码在经济上“一石三鸟”。

1.放纵日元贬值以冲击欧元。尽管与美国制造业有一定的重合度, 但是日本与欧洲制造业的重合度更高, 竞争更激烈, 尤其是与德国之间。目前, 由于欧元处于债务危机的动荡之中, 不敢轻易贬值以避免对欧元的信心崩溃、激化其内部矛盾。欧元不敢贬值, 而日元大贬, 必然侵蚀欧洲制造业和经济, 日益蚕食欧元的基础。

2.放纵日元贬值冲击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的重合度也很高, 特别是在汽车和家电等领域, 以前因为日企成本较高, 日本家电产品一般比国内品牌价格贵10-20%, 如今日元对人民币贬值了25%以上, 使得日本制造无论从质量还是价格上都对中国制造形成有力竞争。而中国对日出口企业在日元快速贬值的打击下也将举步维艰, 在此背景下对日出口必然不断萎缩。

3.放纵日元贬值, 推动日资大规模外流, 主要流向东南亚等国, 成为那里中低端制造业主要的投资来源。由于这些国家 (比如越南和印尼) 的劳动力已经比中国便宜了约1/3, 加上日本资本的大规模投资, 产业集群进一步建立, TPP的极低出口美国关税等, 将对中低端中国制造形成有力的替代。

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 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 环境负荷加大, 产业转移成为必然。当前国内产业转移呈现两方面趋势, 一是向西部地区转移, 二是向东盟国家转移。与此同时, 一些原本将中国作为投资首选地的外资也将目光投向东南亚。2000年中国生产全世界40%的耐克鞋, 全球第一。而如今, 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耐克鞋生产国。制造业的转移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统计显示, 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十多年来, 越南从以往只生产初级品向机械制造领域发展, 目前已能生产成套机械设备, 其汽车、造船工业也有明显进步。

无疑,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遭遇挑战。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170亿美元, 同比增长26%, 而中国的这一同期增长率不到8%。由于中国近年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招商引资环境的改善,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不会改变。但是, 日元贬值会促使大量日资流入东南亚国家, 加速其制造业的发展, 叠加中国制造业的东南亚转移趋势, 东南亚的制造业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高速发展并有朝一日与中国制造一较高低。而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框架内, 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出口比中国更具有优势, 必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对美出口。此消彼涨之下, 假以时日, 东南亚的制造业体系发展成熟, 加上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 其产品就不单出口欧美, 甚至可能大量出口到中国。如果那时中国的制造业还没有获得明显转型的话, 中国经济必将遭到重大冲击。

摘要：近来日元汇价持续走弱, 从2012年9月13日的高点1∶77.49持续下跌, 引起亚洲汇市的恐慌。尽管日元贬值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 对其本国可能带来的好处是极其有限的, 但日元贬值会打破亚洲各国之间的业已形成的贸易秩序乃至全球的贸易秩序, 尤其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很脆弱的环境下, 有可能使周边国家重新陷入困境, 对中国的出口无论近期还是远期都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日元反弹力度有限 篇6

避险意愿增强提振日元

日元在触底108.58时出现反弹，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不断飙升和美国股市引领发达国家股市大幅下挫，使市场产生了避险情绪。

国际原油价格已经飙升至144.50美元附近，并保持上升趋势，向150美元大关发起挑战。这有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放缓的程度，产生风险因素。

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领跌，西方发达国家股市满盘皆绿，一片惨象。道琼斯指数创出年内新低，正逼近11000点整数关。日经225指数从13136点直落到目前的11183，1個月内跌去约15％，构成另一个风险因素。

日元一般为市场上的融资货币，投资人通过日元融资来降低成本，投资风险市场，获取超额回报。金融市场风险因素增强将打压市场通过日元融资的兴趣并可能迫使日元融资资金回流，这会提振日元走强。

此外，日本央行二季度短观报告的表现好于预期，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景气指数为+5，高于市场预期的+3，这也是支持日元反弹的一个短线利好因素。交叉盘交易抑制日元

不过，由于日元在交叉盘的交易中处于弱势，因此，限制了日元兑美元直盘交易的反弹力度。

6月26日，欧元兑日元最高达到169.45的历史最高点，澳元兑日元最高达到103.69的年内高点，英镑兑日元最高达到213.91的5个月高点。这些交叉盘的交易增加了日元抛盘的力量。

利差因素是导致日元在交叉盘中处于弱势的原因。目前，虽然日本通胀也有所升温，5月份的核心CPl年率回升到了1.5％，但基于日本内外需都较为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将在明年中期前维持利率于0.5％的低位不变。

欧洲央行已经向市场释放出将升息的信号；澳洲央行最近表示，如果需求放缓的程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将保留再次升息的选择；英国央行已明确封杀了再次降息的空间。这样，日元针对高息货币的利差前景呈扩大的趋势，将可能吸引日本国内资金外流，对日元走强产生了制约作用。

中期可能拓展反弹空间

日元在去年底至今年一季度的上涨途中，曾经在1月下旬至2月下旬于108.61至104.95的区间整理了5周时间。最近3周，日元在跌到108.58处反弹，但在104.97处受阻，正好落入了这个区间。这预示未来日元短期走势将进行区间震荡，区间的支撑端就在108.60附近，区间的阻力端在104.90附近。

日元走强 商品大跌 篇7

日本地震波尚未平息，核辐射危机却日益加大，环球金融和商品市场无不为之动容。地震和海啸的影响都是短期的，重建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推动力，但核辐射危机令一切处于不确定中，外汇和商品市场的波动也将随之加大。

日元还有上涨空间

当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后，外汇市场的最初反应是抛售日元，令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触及83.30，创下今年2月21日以来的新高。不过，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美元兑日元大幅下跌，在3月16日探至76.43，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随着日本地震情况的逐渐公布，外汇市场的态度由最初的恐慌逐渐变得冷静。投资者回忆起，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月后，日元发起了一轮强势上涨行情，并在地震发生3个月后的4月19日创下了79.70的纪录高点，涨幅超过20%。

那次推动日元上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重建资金从海外汇回，二是保险资金流回以应付索赔。而此次的情况基本相似。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在环球不同的投资市场均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并没有大量来自海外的“热钱”。当国内有救灾和灾后重建需求时，这些投资中的一部分就会撤出环球投资市场，回流日本以弥补损失，同时不会出现大量资金外逃。另一方面，此次灾害令保险业面临巨大的赔偿。为了筹措赔偿金，保险公司将抛售资产，包括海外资产。此次还要加上一个因素，每年3月底是日本财政年度结算时间，海外资金会部分回流。由此，近期资金从海外大量流回日本，引发净日元买入，这对日元汇率形成了支撑作用。

市场人士预期，日元后市还有较大上涨空间。摩根大通预计，未来数月日元可能是表现最为强劲的货币。日元升值将不仅表现在美元兑日元，还将表现在其他日元交叉汇率上。

不过，日元中长期会否走强，还难以判断。一方面，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不利，日本政府可能采取包括干预日元汇率在内的相关措施；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市场，日本央行已经紧急向金融市场注入数十万亿日元的流动性，市场人士预期，日本央行还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一旦日本央行大幅度提高量化宽松规模和政府开支，日元就可能开始走弱。

商品市场短期受压

日本发生大地震，投资者虽然预期日本需要重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上升，但核辐射危机的出现，令恐慌情绪升温，人们无法不担心全球经济会否受此拖累，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较大跌幅。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穿100美元/桶，金价也跌穿1400美元/盎司，农产品、基本金属价格全线下跌。

作为资源的消费大国，日本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地震严重打击其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之时，其需求自然会下降，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压。目前来看，地震令日本灾区大量工厂停产、主要港口关闭、大片农田被毁、交通运输受阻。虽然具体受损程度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短期日本对燃料、原材料、农产品的需求受到极大压抑。

不过，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事态逐渐平息，日本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受益于需求的增加。

其中，由于受灾的日本北部和东北部是日本水稻产区，耕地被海水浸过后将成为盐碱地，今年很难恢复到适耕状态，所以日本今年粮食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推升粮食价格。

日本核电站受损，影响了日本的电力供应。市场人士预计，下一阶段，日本可能会增加燃料油、天然气、柴油的进口，将给予燃料油、天然气、柴油价格一定支撑。随着炼油厂恢复运行，原油价格也会获得支撑。

日元 篇8

同时,理光响应日本电力公司灾后节电的要求,将关闭一切不必要的户外广告霓虹灯以及告示牌,最大限度的节省电力资源。

作为日本重要的高科技企业之一,理光位于日本境内的部分工厂也在这次地震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但受灾不忘救灾,理光仍然义无反顾地第一时间投入赈灾援救工作。

日元 篇9

日本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兑主要货币在未来两年贬值30%,日元汇率迅速由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20日元。在随后的10年里,“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兑换美元的比率由250:1升至87:1。

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实际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10.45%,降低到20世纪70年代的5.22%。20世纪80年代的4.4%,而后又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1.46%,其中1998年与1999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 日元升值对日本企业的影响

2.1“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综合商社帮助制造企业扩大对海外投资,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

2.2“空心化”削弱了其国际贸易职能。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急剧升值和韩、台、中国等新兴工业体系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制造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给日本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强大压力。

2.3 在生产周期缩短的过程中,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亚洲各国亦在新兴工业国化方面得到发展。

从日本向亚洲各国的资本(机械设备等)零部件出口增加了。但是由于日元升值过于迅速,产业结构升级所提供的日本国内就业机会就不足以补偿海外转产所导致的雇佣流失。

3 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3.1 企业充分利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建立国家战略储备。

日本企业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已建成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其中国家储备可使用95天,民间储备可使用80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又有计划地增加了对锆、铟、稀土等稀有金属的储备,并计划于2010年建成总量为1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国家战略储备。

3.2 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收集和分析外汇

等方面的信息,总部以集权的方式向海外分支机构做出决策和决定。(1)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综合商社,为海外的发展提供支持。综合商社在强化收集和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外汇、税务信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每天的市场情报和相关信息都在总部进行交换。用于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2)日本海外公司的绝大多数重要业务的最终判断和决策是在日本国内的总部完成的。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认为在总部以集权的方式做出的决策和决定比海外机构分权所做出的决策和决定更为合理。海外分公司如果没有本部的各方面的支持,要想成功地经营是不可能的。

3.3 企业层面规避汇率风险波动的长期策略。

(1)企业规避风险的中长期策略是构筑不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经营体制,从海外生产走向全球最佳生产。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和海外并购,全球最佳生产战略,生产据点分散到世界各地,销售点也扩展到全世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债权达到平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表现为日本的商品、资本、人员向海外的强劲输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顶峰时期1989年的675亿美元,这令日本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经历了1995年4月1日美元跌破80日元的局面之后,日本企业重新调整了海外生产布局,正式开始构建不受外汇风险影响的经营体制。日本公司的生产据点分散到世界各地,销售点也扩展到全世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债权达到平衡。

(2)调整产业结构,留在国内的主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行业,国外是低附加值和受汇率影响较大的行业。日本企业利用20世纪世纪90年代中期日元汇率暴涨的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其海外产值已经接近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30%。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日本的出口行业发生了转变,高增加值的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3)推行全面质量管理。1993年日本汽车业面临日元升值而带来的成本竞争力降低问题。但作为中长期趋势,日本汽车在国外的市场份额仍继续上升,基本上保持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大系统,即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同时实现成本降低、质量提高、产品多样化。

(4)营销策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两种渠道对直接出口产生替代效应:一是通过本地投资、本地销售的方式替代直接出口;二是通过从日本进口零部件等生产投入替代最终产品的出口。

3.4 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波动的短期策略。

(1)提前或推迟结算。企业根据外汇市场的走向采取提前或推后结算的对策。(2)融资策略。在项目所在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规避短期汇率风险。(3)成本管理。成本核算中核除汇率波动的风险,寻找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同时成本费用美元化。(4)价格计价货币的选择受贸易量、一国的经济状况、产品的同质性决定、货币汇率变动的熟悉程度的影响。(5)远期外汇合约。最为广泛使用的财务手段是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期权。出口企业为规避外汇风险,将外汇风险对象额的1/3到1/2额度实行期货合约,并根据市场状况增减规避风险的额度。

参考文献

[1]石田护.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策略[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40-44.

[2]刘艳艳,燕伟.透过日元升值看中国经济结构[J].东方企业文化,2010,3.

[3]余晓婷.企业外汇风险管理[J].企业导报,2010,1.

日元，跌跌不休 篇10

黑田东彦196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主要负责国际金融和税务工作，1999年至2003年，担任日本财务省财务官，2003年至2005年间，担任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内阁的经济顾问。

2005年2月1日，黑田东彦接替前任行长千野忠男出任第147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目前已至第三届任期。在获日本央行行长提名后，他已递交辞呈。

这位新任日本央行行长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陷入深度衰退的日本，以及因日元持续贬值招致不满的国际环境。

过去几个月，日本股市持续大涨，日元汇率则大幅贬值，新上任的安倍晋三首相推出了大力度的宽松政策，“安倍经济学”令人们对激进的货币政策有了更高的预期。然而新的危机已经显现，日本将掀起“货币战争”的猜想不绝于耳。

作为侦探小说迷，黑田东彦一坐上货币首脑的宝座，就不得不面临以下迷局：日本的GDP在过去三个季度持续萎缩。过去的大约十来年中，日本人平均收入的下降步伐要快于核心消费者物价。

为拯救日本经济，首相安倍晋三需要一位得力干将，能更好地贯彻、推行他那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而黑田东彦的观点与安倍不谋而合，因此问鼎行长宝座。

黑田东彦曾因大胆卖出日元干预日元汇率而为人们所熟知，他还是自由汇率制度的提倡者，被誉为“货币教父”。 黑田东彦对人民币汇率也格外关心。他率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人民币升值论”，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英国牛津大学的留学经历和在亚行的工作经验，让黑田东彦颇具“国际范儿”。英语流利、精通国际金融并且拥有广泛国际金融界人脉的他，符合安倍“有利于开展金融外交”的人选要求。当日本新一轮货币战饱受各国抱怨时，黑田东彦更有利于进行国际公关。

更重要的是，黑田东彦一直主张日本应设定2%的通胀目标。其抗击通缩的计划所依赖的信念是，向经济体大规模注入日元，将说服公众当下就开始消费以防贬值。

日本央行已经印制了巨额货币，并预计到12月时，货币刺激措施将令银行业的现金和储备金规模增至170万亿日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黑田东彦上任后，日元或将迎来新一轮贬值。黑田东彦3月18日在日本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速度是最重要的。我的意图是采取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从规模和定位上带来改变。”

遇险

克里4月出访日韩及中国

美国国务院3月14日表示，国务卿克里将于4月中旬访问韩国、日本和中国。克里2月1日就任后将首次外访地点安排在欧洲和中东，令一些亚洲国家对其承诺心存质疑。克里希望通过这次出访，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据悉，克里在很长时间内负责亚太地区事务，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冒险

穆沙拉夫欲回国参选

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3月16日说，打算返回巴基斯坦，带领自己的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穆沙拉夫1999年借助军事政变上台，2008年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英国伦敦和阿联酋迪拜。他2012年一度打算回国，后无限期推迟。巴基斯坦政府先前警告，穆沙拉夫入境将遭逮捕。

麻烦

查韦斯魂归何处仍难定论

日元 篇11

美国财政部在2013年4月12日发布全球汇率问题报告中称:自中国2010年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10%,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大幅下降。此次美国财政部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仍表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 仍有进一步升值的理由。报告指出中国央行每天只允许人民币汇率在1%左右的范围内浮动。报告呼吁中国进一步提高本币汇率弹性, 增加“透明度”。报告中这样的言论, 目的是敦促中国汇率更加灵活化。

讨论汇率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国际案例研究。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日元一直呈升值趋势, 直至近日实施量化宽松新政并在二十国集团 (G20) 央行默许下才开始阶段性走低。对日本而言, 自1973年实施了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 怎样避免或者应付快速的日元升值成了最重要的政策问题之一。本文就意在观察日元政策过去40年的转变历程并根据日本案例总结我国应该汲取的经验。

二、影响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事件

(一) “尼克松休克疗法”和日元投机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德国、日本经济一直是收支盈余状态, 而美国陷入长期的通胀和赤字。1971年8月15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改善收支状况的措施, 包括单方面终止黄金可自由兑换。德国在1967年升了币值, 日本仅是放松了资本流出控制并使进口商品和劳务进一步自由化, 这些举措对缓解日元低估远远不够。很快就被迫放弃固定制度。日元兑美元马上由360:1升到了340:1, 虽然进行了很严重的外汇市场干预, 但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升到了315:1, 并且在东京市场上货币的投机十分严重。投机者通过经常项目交易积累日元权益和美元负债, 比如, 在外贸收支中预付、缓付货款, 多开、少开发票等等。

1971年12月18日, 各国经过漫长的多边磋商达成协议, 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下调7.89%, 并且大部分其他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也要做出调整, 特别是日元需要调整16.88%, 将兑美元汇率调至308:1。在外部压力下, 仅用半年时间日元汇率就完成了此次上调。

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的冲击, 日本当局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日本银行 (BOJ) 将其贴现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 从1970年的6.25%降至1972年的4.25%。货币供应量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加, 政府还用扩张性的预算来进一步的刺激经济。虽然付出了如此努力, 外汇市场的压力还依然十分严重, 1973年2月日元最终也不得不与其他货币一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在这期间, 日本当局可能忽略了利用高度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制汇率灵活性将必然导致通胀。终于, 日本于1973年前期出现了加速通胀, 虽然日本银行随即提高了贴现率, 但是为时已晚。石油危机前夕, 1973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高达14%。石油危机使通胀加剧, 1974年最高时达到24%。而后财政、货币政策紧缩与经济的急剧减速相伴, 1974年日本出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二) 美日贸易摩擦:市场开放或日元升值

20世纪60年代日美开始有贸易摩擦, 起初只是纺织品、钢铁、电视机。但到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变得日益激烈。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对美国半导体出口规定数额。然后, 贸易摩擦的范围扩展到了金融领域。

起初, 这种摩擦只要靠“有序地选择产品出口”就能够解决, 但是后来这种摩擦要靠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或日元升值才能解决。美国坚持如果日本继续出口工业制成品那么美国必须也能将产品出口到日本。这可以通过开放日本“封闭的”市场或通过日元升值来达到。在这个战略改变背后,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增加而日本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长, 美国将日本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归因于日本市场的天然封闭性和日元低估。

美国注意到日本的金融市场是“封闭”的, 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日元资产, 从而妨碍了日元升值。如果东京金融市场能国际化, 就能够避免日元低估。20世纪80年代早期, 日元/美元委员会在美国的要求下成立来刺激资本流入日本从而有助于日元升值。委员会研究了使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加速的方法。1984年5月日美达成了包括实施实质自由化措施的日元/美元协议。日本首次宣布日元国际化政策:“去除妨碍日元用于国际货币的壁垒”, 成功地使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并使日本和全球金融融合起来, 然而日元升值的情况却没有发生。相反, 由于投资更加自由化而当时美国里根任期正经历严重财政赤字并且国内利率很高, 从而日本投资者将大量的资本投入美国, 导致最初日元不但没升值反而贬值了。

(三) 广场协议和罗浮宫协定

20世纪80年代早期, 美国实行了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由于减税、不断增长的军事、社会支出导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结合产生了罕见的高利率和强势美元, 并且创造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 (“孪生赤字”)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的G5 (美、日、德、法、英五国集团) 很关心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担心会危及多边贸易体系。

1985年9月22日G5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一致联手干预外汇市场, 目的是使被严重高估的美元贬值。根据广场协议美元于1986年春开始贬值, 在三个月内由大约1美元兑240日元连续降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下, 并且整个1986年都保持下降趋势直到最终达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

急剧的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采取了诸多刺激经济政策措施未果后, 日本希望通过与美国磋商来停止美元的自由下跌。1987年2月22日六国集团 (G7→G6, 美、日、德、法、英、意、加, 在最后时刻意大利退出) 在巴黎罗浮宫达成最终协议。

甚至是在“罗浮宫协议”达成之后, 美元还在继续贬值。日本银行1986年四次降低贴现率 (1987年2月曾经一度降至2.5%———战后最低水平) , 使得货币供给迅速增加, 日本经济于1987年早期开始稳定复苏。并且, 因为日元的实际升值使得物价相当稳定。然而, 这时经济过热了, 贸易顺差快速下降, 并且资产诸如股票、土地的价格急剧上涨。这时财政政策由于自动稳定效应已经开始紧缩, 但货币政策却仍然松弛。或许是由于1987年11月9日“黑色星期一”的冲击, 日本银行没能够上调贴现率。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 特别是对房地产和建设部门, 货币供给量仍在继续增加。1989年5月日本银行提高贴现率, 但为时已晚, 此时日本已陷入严重的“泡沫经济”。日本为摆脱1985~1987年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影响所做出的努力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而泡沫的最终破裂导致了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

(四) 量化宽松新政及G20会议

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抗击通货紧缩而实施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开支政策推动, 日元近期大幅走低。自安倍晋三2012年12月26日出任首相以来, 日元兑美元累计贬值15%。2013年4月以来, 受日本央行宣布的大规模量化货币宽松新政影响, 仅两周时间, 日元兑美元就贬值了近8%, 直接打破99.96:1的四年最低水平, 突破100:1关口。2013年4月18日华盛顿G20会议各国央行对日元贬值的默许给日元继续走低提供了理由。

然而, 美国财政部在2013年4月12日发布的全球汇率问题半年度报告中, 表示将密切关注日元动向, 并强调日本不应采取针对别国的日元“竞争性贬值”政策。但即便如此, 该政策能否有助于日本复苏, 市场分歧也很大, 从美元兑日元的远期合约来看, 海外交易员甚至普遍认为日元远期将上涨。事实是, 自从2013年日元兑美元突破100关口近一年来, 均一直在100上下波动。日本经济问题主要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单靠货币政策难以成功, 甚至适得其反, 容易陷入“滞胀”。本轮日元汇率走低或许仅仅是阶段性调整。

三、对人民币的借鉴之处

(一) 关注在资本控制下对人民币投机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经验表明了即使是在缺乏资本账户开放性的时候也有投机的可能性。虽然日本的资本、外汇都控制得很紧密, 但1971年继“尼克松休克疗法”后, 外国汇率市场对日元调整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投机者采取通过经常项目交易来积累日元权益和美元负债的形式。如果投机者认定该货币被低估并有较大幅度变动汇率的预期, 不论是何种货币, 他们都能够找到方法进行长期投机。如果维持汇率的成本太高, 那么最终会导致两种结果, 或者是一次性的调整或者是增大汇率的灵活性。当然中国也不能指望资本控制对抑制人民币投机有效。

(二) 货币政策可作为避免货币过分运动的工具

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 日本一直通过运用货币政策有效的保持了汇率固定和收支平衡。1971年日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汇率, 然后1973年日元实行了浮动汇率, 之后日本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连同外国汇率市场干预, 来抵消急剧的汇率波动。要想能够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 中国必须继续完善货币政策工具, 如短期货币市场, 并扩大对经济、收支平衡和汇率的影响能力。这需要深度的货币市场和短期金融工具的发展。

(三) 对于货币升值要避免采用过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日本经验表明, 当局在面临货币升值的时候应该谨慎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在“尼克松休克疗法”和“广场—罗浮宫协议”之后, 实际上不是汇率上浮本身, 而是为了应对货币升值而采取的过度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 造成了后来日本的严重的通胀问题 (1973—1974) 和资产价格泡沫 (1988—1990) 。由于“日元升值恐惧”的结果导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要比日元升值本身对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四) 维持“储蓄—投资”平衡

日本和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 并且贸易争端经常围绕日元升值展开。中国期望能继续向那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 肯定也会产生很多的贸易摩擦。一些贸易摩擦应由WTO程序解决, 一些由双边程序解决。但如果一旦我国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而主要的贸易伙伴却是经常项目赤字,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币会存在升值压力。

要避免这种压力, 重要的是要保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 需要保持国内需求导向型增长。对中国来说, 服务部门仍然有扩张的空间, 主要是在商业和消费者相关服务领域。

(五) 使“调整人民币灵活性和币值”利益最大化

使得增加人民币灵活性和调整人民币币值的利益最大化且成本最小化的基本解决办法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重组加速金融部门改革并且加速发展包括资本和货币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持续升值, 重要的是当局要允许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国内物价的变动, 从而可以得到贸易条件改善的利益。从结构调整的远景看, 重要的是允许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