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doc

钟嵘诗品doc（共3篇）

钟嵘诗品doc 篇1

钟嵘《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照烛三才，晖丽万有，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之风，顿已缺丧。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尔後陵迟衰微，迄於有晋。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因物喻志，比也；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 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今之士俗，斯风炽矣。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其嗜欲，商搉不同，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校以贵实，诚多未值。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昔在贵游，已为称首。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後，不以优劣为诠次。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撰德驳奏，宜穷往烈。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鸿宝》，密而无裁；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论文，精而难晓；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骘《文士》，逢文即书：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钟嵘诗品doc 篇2

钟嵘字仲伟, 颍川长社人, 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 齐中军参军。嵘, 好学, 有思理。嵘尝品古今五言诗, 论其优劣。名为《诗评》, 直到宋代才定名为《诗品》。

梁代是个文化的朝代, 皇室中一父三子都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建树。所以在这个朝代出现《诗品》这样总结性的诗歌批评著作是一件很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情, 是在这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里的一件文化大事。梁武帝作为开国皇帝, 他的思想是博大的、开放的。他在位48年, 时间的长久使得他的政策得到有力的执行, 政治清明, 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一派良好的局面下, 他更加自信地萌发了要统一全国的理想。他有着这样的政治雄心, 以及在经济的强有力的后盾下, 他的统一的决心映射在文学上:一系列总结性的著作诞生, 《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通史》、《小说》、《诗品》。

二、诗歌的渊源

中国是诗学大国, 从《诗经》、《楚辞》、民间诗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灿若朝霞, 但是真正的开始对诗歌进行系统、深入评价的是《诗品》。与《诗品》相比, 较早的是《文心雕龙》。但是《文心雕龙》的评价范围较广, 其中包括诗赋书奏等各种文体, 但其中是以诗赋为主的。虽然以诗赋为主, 但是就其论评诗歌的深入程度和系统程度还是比不上《诗品》。两本书均是反对文坛不良的作风而作, 但对当时还活着的文人都不作任何评论。他们在这个评论的工作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论诗专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谓:“嵘学通《周易》, 词藻兼长, 所品古今五言诗, 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 论其优劣, 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 各冠以序, 皆妙达文理, 可与《文心雕龙》并称。”章学诚谓:“《文心》体大而虑周, 《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 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诗品》专论当时流行的五言诗。书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他不满过去的批评家“并义在文, 曾无品第”, 所以就按照当时的九品中正制的评价模式, 在文学上也进行了一次分类。而且在正文前都作了篇序文, 表达自己的文论主张。

三、《诗品》中作者分品的历史渊源和标准

中国诗歌向来有追根求源的传统, 大都是以《诗经》、《楚辞》为宗。《诗品》也不例外。越接近《诗经》的创作就越接近上品, 像曹植和刘桢的诗歌接近“风”因此就是上品。“孔氏之门如用诗, 则公幹升堂, 思王入室, 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曹植的成就最高, 刘桢次之, 张协、潘岳、陆机等人又次之。”接近《楚辞》的就略低一筹, 如果两者都不接近就更入不了品了。同时为了反对当时的过分追求形式主义的作风, 钟嵘较为崇尚不事雕琢的清新自然的诗歌, 如谢灵运的诗歌。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毫无修饰, 但是钟嵘却认为“谢诗如芙蓉出水”。还有不少人对于陶渊明的排位问题存在疑惑, 一个对后世产生这么大影响的作家为什么才被排列到中品的位置。陶潜的作品, 当时人都不是很重视。因为首先, 陶潜出生微贱, 在那样一个地主氏族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他是很不受重视的。其次, 他的诗歌崇尚自然, 与当时那个追求形式主义骈文化的社会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那样的一个社会中, 他的诗歌不受重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南朝有三篇文论《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论传》和《文心雕龙·才略》都没有提到陶潜的名字, 钟嵘却把他列进中品, 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虽然与后来人对于陶潜的评价相差很远,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

《骚》, 便可多得, 每苦文繁而意少, 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 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事造形, 穷情写物, 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 二曰比, 三曰赋。文有尽而意有余, 兴也;因物喻志, 比也;直书其事, 寓言写物, 赋也。宏斯三义, 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 润之以丹彩, 使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 是诗之至也。钟嵘在上段话中提到了自己关于五言诗滋味的看法。“比”“赋”二意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并无很大的差异, 但是对于“兴”的解释却是很进一步的:兴也就是味之者无极的意思。作者认为好的文章需要通过赋、比、兴的手法, 风骨、丹彩的运用, 才能达到作者理想的诗歌, 就像是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 词彩华茂;清兼雅怨, 体被文质。粲溢今古, 卓尔不群”, 真正达到了风力、丹彩兼备的完美境地。就是在内容的风骨, 和形式的丹彩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只有将赋、比、兴和风骨、丹彩很好的结合起来, 才能做到诗歌崇尚的真正的有滋味, 避免出现那些忽视了作家的个性、特点和作者风骨的诗歌的出现, 避免像“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的道德文章的出现。使得诗歌是真正的作为一个文学个体而存在, 不是经学的附庸, 不是道学的陪衬, 而是充分地展现自己的自然魅力, 保留自己的自然情趣。使得诗歌这种体裁越来越有自己的活性和生命力, 有自己独特存在的价值。

五、关于用典和声律的问题

钟嵘作《诗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与反对当时的文风。当时像颜延之和任昉之类的文人, 文章殆同书抄。任昉和沈约当时有著名的“沈诗任笔”的称号, 任昉很不服气这个称号, 认为自己在诗歌上也是很有被人称道的地方, 所以在晚年的时候在诗歌上大量用典, 来建立自己在诗歌上的地位。诗歌不再自然, 修饰繁复。在钟嵘看来, 如果像是一些公文, 例如奏议等需要引经据典, 用这种手法会使自己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但是对于文学来说, 诗歌是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可以怨, 可以刺, 但是无论怎样, 都是对自己性灵的一种抒发, 如果这样一种自然的东西要被强加一种人为的东西的话, 那样就有点变味了。诗歌失去了他自己独到的魅力, 应该直抒胸臆, 不事雕琢, 清新自然。要是以学识代替了诗情的话, 那么诗歌就失去了它自己的情致。与此同时, 佛教的发展在南朝这个时期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 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 在传教的过程中通常是以小故事的形式出现, 这有助于志怪小说以及虚构手法的出现。佛教教义中有大量的梵语, 它的语音的出现对于四声八病的出现有了重要的意义, 是四声八病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南齐永明年间发现的四声八病的问题, 声律的出现本来是好事, 它使得诗歌有一种规律可寻, 但是当声律越往后来发展问题越多, 渐渐地偏离了原来本真的轨道, 反而成为了束缚诗歌自然声律之美的桎梏。因此钟嵘在这个时候为了改变这种文风挺身而出, 针对这种弊端提出自己的看法, 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他全盘否定, 未免有点偏激。

钟嵘的《诗品》作为评论五言诗的专著, 对于当时涤清文坛上的不正之风, 偏于浮夸的文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可避免有的问题探讨地有点过于片面。《诗品》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在诗歌史上、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诗歌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 诗歌的发展, 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要：《诗品》是中国第一部五言诗歌批评专著, 此书在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并对以后的诗歌批评及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着重对五言诗歌的渊源、发展、滋味说、用典和声律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得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看法。

关键词：钟嵘,诗品,渊源

参考文献

[1][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3]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4]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论钟嵘《诗品》中的“怨” 篇3

关键词：钟嵘；《诗品》；以“怨”言诗

古往今来，“怨”情的抒发在诗人的创作中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提出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学主张在吸收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之后又启发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诗歌主张于当代既有借鉴意义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

钟嵘《诗品》继承并发扬了以“怨”言诗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他在品评诗人过程中并不排斥诗人抒发政治生活之“怨”，这与孔子“诗可以怨”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他评价曹植：“情兼雅怨”。结合曹植生平创作经历来看，他的怨气中必定与其悲惨的政治生活相关。钟嵘将他的怨评为“雅怨”，则已表明了自己欣赏曹植诗歌中对怨情表达方式的立场。而他评左思“得讽谕之致”评应璩“得诗人刺激之旨”等均可看出钟嵘本人对诗人通过抒发“怨”情来达到政治教化功能这种做法的认可。

除此之外，钟嵘非常重视主体情感及社会生活对诗人创作的作用，这与屈原的思想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诗品》中他写道：“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其中，人们“感荡心灵”进而陈诗展义，指明了主体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内在因素。这与屈原注重抒发直露俊切的个人之怨是一致的。

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创作观念对钟嵘也有一定的影响。钟嵘列举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例子都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在此之前，无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都曾指出自然环境景物促进诗歌的产生。钟嵘显然也赞同这点，但除此之外，他也更加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无疑与司马迁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文学的现实功用有一定关系。

所以，钟嵘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不仅承继了孔子对诗中之“怨”寄予的政治教化功用，而且也吸收了屈原重视个体情感的写作方法和司马迁强调现实生活遭遇的创作理论。

二

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发展到钟嵘这里也有一定的创新。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他在各种各样不同情态的“怨”中，提出了自己最欣赏的“怨”情状态，即雅正之怨。在《诗品》中他将曹植的诗歌列为上品且评价极高：“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2]曹植的诗歌可以说是钟嵘心中抒写怨情诗歌的完美代表，所以他评价曹植诗歌的“雅怨”也是他对诗人抒发自我“怨”情的最高要求。那么，何为雅怨？雅自然与俗相对，有美好高尚，不粗俗之意。也就是说，钟嵘所推崇的怨是脱俗之怨。结合其时代背景，齐梁时期盛行的宫体诗大都以描写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为主，诗风靡丽、情调流于轻艳，许多宫怨诗的流俗在所难免。钟嵘在看到宫体诗的弊病之后，提倡情感的抒发要具有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内容，主张诗人借助“怨”情的抒发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的不满与愤懑之情。所以，他所推崇的“怨”应是积极的、高雅的，能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怨”情。

钟嵘的创新还体现在，他首次明确提出诗歌中的情感抒发是慰藉诗人精神世界的有效方法。他在《诗品》中写道：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3]在他看来，诗歌中怨情的抒发不仅仅是人们对内心苦闷的抒泄，而且也是治疗人们精神创伤的良药。

钟嵘对以“怨”言诗文学观的继承和创新于后世也有深远影响。他对“怨”的重视使后人在诗歌创作和品评中更加关注“怨”的抒发。例如，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以及无数诗人在诗歌中都曾淋漓尽致的抒发怨情等。

三

钟嵘关于“怨”的思想主张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于当代的文学创作而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大力主张文学作品表达积极的情感诉求，从而来引导读者高雅的精神追求。对于现在，这样的观点依旧是主流思想。人有七情六欲，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文学的创作中，因为文学是一个审美选择的过程，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只有表达真善美主题的文学作品才更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更值得推崇。但笔者认为，消极的情感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有所出现，并且是有价值的。钟嵘也提倡诗歌是情绪发泄的有效途径，倘若对情绪的性质过分挑剔，那么，这个途径恐怕就不是有效的。尽管文学作品中消极的情感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导向作用，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使部分相同情感经历的人在作品中找到共鸣和心理慰藉，对作家还原历史之真以及对人性潜意识的挖掘等方面都大有裨益。例如郁达夫的《沉沦》中尽管描述了压抑的情欲等所谓的消极情感，但却得到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响应且被赋予了一定的时代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如何在个人情感与文学的社会导向作用中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才是当代作家真正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