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精选4篇）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篇1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2003-12 江平于2003首届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专题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发表演讲：

江平：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从一个法学家的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了扩大了。另一方面公权力又存在很大的控制。我说的“私权利”是“利益”的“利”，“公权力”是“力量”的“力”。在一个崇尚私权利的国家里面，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当少。在过去保持控制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在现场这样公权力保持相当大的干预的力量，这就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这应该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利和私权利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也很好解决。中国终究两者是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也会发生冲突。我们现在每个部门的意义也会有冲突，但是公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私权利是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权利。所以在一个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来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障私权利的不可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将要过去，回顾2003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有了几个重要的实践足以我们进行反思，我想对于2003年的反思，就可以对2004年加以展望。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就是“非典”(SARS)危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的思考。法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向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一个私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上，能够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点应该是起码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许多法学家提出来在宪法里面应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能够知情的，国家终究还有一些秘密，国家终究有内部的事务，不一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相信法制建设的完善在将来会有更多的包括SARS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把某些信息定期的公布了，这一条我们预计会有更好的完善。但是信息的公布、信息的披露，涉及到我们新闻的机制，新闻的机制完善里面又涉及到公民有哪一些可以从新闻媒介里面来掌握信息的权利。我理解这是两种渠道的权利，一个是政府要有定期信息披露的机制，从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网上、从政府机构的发言人那里了解信息。另外通过正常渠道，新闻媒体的渠道来理解自己应当享有和得到保护的权利。

SARS事件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起初在政府隐瞒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当政府把一切事情都公布于老百姓之前政府取得了公信力。这样我们就对公信力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政府的信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对社会的危害不知要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SARS事件的案例，应该呼吁我们确立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公信力的机制。如果信用可以评估的话，一个银行、一个公司的信用可以评估的话，那么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也是可以评估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估呢？我看人民代表表决里面法院获得了多少赞成票是一个对法院的公信力的评估。检察院的报告里面获得了多少票可以说是对检察院公信力的评估。但是这一条还仅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的评估，对于政府的施政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多少，对于首相的信任度，对于总统的信任度，往往是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的民意调查的网来实现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当逐步建立我们广大的对于民意对于政府的公信度的确认。这是政府的决策人员很好的鞭策和监督。如果领导人仍然迷恋于我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我看这并不有利于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完善工作。只有每个人知道自己哪些施政人民满意，哪些施政人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民意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使得我们的法制更加完善。

SARS事件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像吴敬琏教授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机制。我们提倡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我们也应当提倡政府向可问责的政府转换。这次SARS事件确实做到了某些官员的问责、撤职、免职，但是这样的一个问责的政府的制度，辞职或者免职的制度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和可问责的官员，而且还要确确实实能够有可问责的人，板子打到他的身上是打的不亏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政府人员可能经不起这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来一个咨询函，连续几次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到法院告南昌市委，我说南昌市委不能告，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只能告政府机关，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政府机关决定是市委决定的，我就是要告他的，我说没有办法告。政府可问责，党委是不可问责，我们法律没有这一条。在我们现在的国家这种机制下，如何能够完善党政的分工，把每一个人责任明确，建立真正可问责，而且这个问责是老百姓可以向你来问责，我想这个机制在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快要过去了，除了SARS事件以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在2003年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浪，而这个波浪引起的深远意义是重大的。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要求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法里面的规定是违背的。这样我们的法学家们，我们的法学博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修宪的时候，一部分学者提出来如何加强我们国家违宪审查的制度，也包括司法审查的制度，只有完善了这一条才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滥用，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扩大到没有人监督。不久前又出现了由于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过通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由谁来确认。又有五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审查的程序审查河南省人大的《种子条例》是否违反立法，如果真是这样，《种子法》决定种子价格放开是政府决定，而某个省是政府控制的价格。无可讳言，国务院的条例也好，省人大颁布的条例也好，一个叫做行政的法规，一个叫做地方的法规，这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在法制建设里面建立更完善的体系。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重视，也包括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自焚案件，出现有关拆迁问题尖锐矛盾的突出。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如何能够通过权利加以保障。什么样叫社会公共意识，如何加以补偿和赔偿。如果对于一个公民在城市里面的房屋需要拆迁，而补足他们的费用不能够使他在同样地方，同样面积获得同样一些的房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剥夺的形式，虽然不是全部。我们国家对于补偿、拆迁、征地都应该体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至少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赔偿。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在物权法里面也在起草如何给公民合理的补偿。非常感到高兴的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市目前对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求使得补偿的金额更接近或者符合他应该补偿的价值。

我讲到这五个问题，第一，公民的知情权。第二政府的公信力。第三可问责的政府。第四，对于政府和省级人大规定的法规的宪法监督和违宪监督，乃至于在征收和补偿的办法里面如何做到共存。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建设里面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们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依照庞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制才能更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法制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是抱满了信心和希望。谢谢大家！主持人：江教授侃侃而谈，底气很足，我想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好，我他也是凭借一个法学家的良心说出了公道话，再次感谢江教授。听完了江教授演讲之后，我也知道的确我们的很多困惑还只能是困惑，如果大家都明白前进的方向，这个道路非常曲折和坎坷，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努力。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以四月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国有资产改革的大幕正式开起，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重组和改制当中究竟蕴藏着多少价值，全国和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为我们演讲。

2003观察家年会·2004年的中国

论坛背景

中国已经觉醒了吗？在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世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试图重新获得它曾经的优势时，世界将怎样为之改变。在未来20年中，没有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瞩目的事件，我们对于“世界工厂”、“人民币汇率”、“中国威胁论”的种种争论都暗示了，不管是旁观者还是我们自己，都仍不清楚如何处理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4年的中国将呈现出那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是否又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阻碍中国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提供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媒体，《经济观察报》的首届观察家年会，将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商业、学术领袖与高级政府官员，共同探讨2004年中国的走向，并作出某种或许过分大胆的预测。我们期待，这种讨论能够增进世界乃至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

12月20日论坛议程

8：00 签到

9：00 欢迎辞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冰 9：10 经济观察报主编 何力 先生 致开幕辞 9：20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成思危 先生 致辞 9：30-12：00 主题演讲：崛起的中国与世界

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 先生

中国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 先生

日本管理学大师

大前研一 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 郭树清 先生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5：30

专题论坛一：变革的金融体系

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在国有产权制度变革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场攻坚战，将推动中国现代金融市场的最终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产权多元化，通过改制重组，转变为现代金融企业。各种成分的社会资本进入到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从而使金融体系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企业跨业合作、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采取何种模式加以协调监管，需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拿出决断。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加快以及中国履行对WTO承诺的背景下，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改革空间。如何在兼顾贸易平衡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探索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亦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股权割裂这一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相互协调发展，期待着制度性的重大改革。

论坛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 谢平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夏斌 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姜建清 先生

中国银行行长 肖 钢 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杨明生 先生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张恩照 先生

民生银行行长 董文标 先生

深圳发展银行 周 林 先生

汇丰商业银行

花旗银行

15：00-15：3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5：30-15：50 茶歇 15：50-17：50 专题论坛二：区域竞争力

区域发展政策正在成为中央政府施政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地方政府来说，设计合理的政策体系，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课题。但是，发展的涡轮一旦卷起浪潮，就往往失去明确指向，对区域中国经济，理性、建设性的观察家精神亟待落座”。

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国情标本。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关注，首先因为它是一个涵盖经济、人文、政治、公共管理等多个子系统的人类社会生活载体，这种取样不仅有个案与文本层面的意义，而且具有坐标价值。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简单变化，而是一种国家内部结构体系的显著变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人去关注并思考。

论坛主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市代市长 王歧山 先生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 先生

深圳市市长

李鸿忠 先生

苏州市市长

杨卫泽 先生

宁波市市长

金德水 先生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先生

沈阳市市长

陈政高 先生

16：20～17：50 交叉讨论与观众互动

17：50—19：00 晚宴

19：30—22：00 对话之夜一：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演播室现场录制

对话之夜二：年会现场圆桌论坛 12月21日会议议程 9：00-12：00 专题论坛三：良性市场

没人否认过去25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市场革命。它不仅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且重又塑造了中国社会，使之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25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市场决非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它既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繁荣，也可能使之陷入剧烈的混乱。我们需要要从市场的迷信摆脱出来，更深地理解完善的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法律、社会文化的元素。我们邀请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运用何种方式建设一种更良性的市场。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维迎 先生 论坛嘉宾：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助理 黄海 先生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先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先生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先生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 黄宏生 9：00-12：00

专题论坛四：新国资时代

中国转轨经济正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以国有产权制度改造为重点的一场产权革命正次第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将股份制作为最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打破垄断，培育起资本充足、治理完善、效益良好的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前提是在所有制层面实施根本性变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就是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在新的现代产权制度下，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境外资本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政府公共政策和通行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尽显活力，不仅提高全社会资源的运营效益，也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未来5年至10年内，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有进有退，建立和完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消除民营和私营资本进入壁垒，外资按照国民待遇参与市场竞争，全国统一的产权市场将形成，产权交易频率加快，规模扩张，对相关法律规范也提出新的要求

论坛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先生 论坛嘉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 先生

华平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强 先生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宁高宁 先生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熊大新 先生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先生 上海产权交易中心 9：00-12：00 专题论坛五：财税新政：财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2004年的突破点

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在2004年可能面临新的选择和突破，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将走向深化，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上面临结构调整，甚至要面临何时淡出的重大选择；在税收政策方面，改革已经是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但是，在诸多的改革议题中，比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比如燃油税的推出，比如开征遗产税，政府将选择怎样的路径，将优先调整哪一种税种，税制调整的主导思想和对企业的影响，都是2004年税制改革的悬念。

论坛主持：

长江商学院院长 项兵 先生 论坛嘉宾：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江小涓 女士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胡金木 先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先生

鄂尔多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林祥 先生

红塔集团总裁

姚庆艳 先生

燕京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成 先生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

张跃 先生 12：00—13：30 午宴

13：30—16：30

专题论坛六：中国汽车的多元化路径

在中国汽车业快速崛起膨胀的过程中，不断有各种观点来探讨发展路径问题。而政府关于汽车产业的政策也多次摇摆——到底是鼓励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还是有限制地发展汽车？到底是强调中国自主研发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还是融入国际分工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装配基地？到底是走韩国道路、还是遵循巴西模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汽车正沿着一条融合多种模式的道路在发展。既有国资企业的大规模对外合资与并购，也有民营企业重金投资；既有跨国公司步步进入，也有本土公司技术突围。哪种类型的公司将在最后取得绝对成功，目前尚无定论。

论坛主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小虞 论坛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刘世锦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 苗圩 先生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

陈虹 先生

北京现代董事长 徐和谊

吉利集团总裁

徐刚 先生

深圳比亚迪总裁、秦川汽车董事长

王传福 先生 13：30-16：30

专题论坛七：技术改变中国

自中国向市场回归一刻起，观察者已经预感到一个新社会正在崛起。而支持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信息革命，即芯片、微处理器、电脑与互联网的发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遭遇不到地域的限制，它是第一次的全球性的浪潮。在政治领域，作为工业社会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无法适应信息分散化的要求而被迫解体；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世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公司也被迫与越来越多的新兴中小企业竞争，创新的浪潮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在文化与社会心理领域，我们则面临一个不断加速与混杂的世界。技术革命而非其他因素，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化的重要力量。

联席主持：

联合运通董事长 张树新 女士、亚信科技CEO 张醒生 先生 论坛嘉宾：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东生 先生

联想集团总裁 杨元庆 先生

中国网通副总裁 田溯宁 先生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京 先生

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吴鹰 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总裁

刘积仁 先生

金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徐少春 先生

新浪网CEO 汪延 先生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 先生 9：00-12：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青年领袖” 港、澳、台、内地青年领袖的圆桌会议

1、创业者与职业经理层的信用原则；年领袖的多重社会角色与未来担当 主持人：全国青联秘书长 郭长江 先生 香江国际集团总裁 罗钊明 先生

2、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与决策依据；青年领袖经营创新能力和成长方式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总经理 张忠 先生 上海万科地产总经理 丁长峰 先生 13：00-17：00

专题分论坛：居住改变中国之“港资·合资·内资”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A：

案例1 东方广场经营策略 主讲：长江实业集团 案例2 新鸿基的财务管理 主讲：新鸿基集团 案例3 香江国际品牌连动 主讲：香江国际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B：

案例4 美国汉斯地产转型 主讲：美国汉斯 案例5 香港置地运作经验 主讲：香港置地

案例6 复地集团投资实施 主讲：上海复地集团 地产实战案例透视C：

案例7 汤臣集团规模效益 主讲：汤臣集团 案例8 金地集团上市应战 主讲：金地集团 案例9 CLASS果岭建筑 主讲：CLASS机构 13：30-16：30

专题论坛八：开创大地产时代

中国地产行业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限制——其一是关于圈地，公开招标增加了圈地成本，打击了违规的协议转让；其二央行212号文件，对金融资本过渡投入地产进行限制。但分析认为，这些限制更多打击了中小地产商，最终使市场走向集中。大地产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突破限制。中国地产界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时代，靠一个批条、十几个人就能发展一个项目的时期已经结束。在过去的10年间，地产商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人群，他们同时面临着业务体系和投资思路的全面转变。那就是：告别项目发展商的狭隘立场，转变为大地产的综合投资商。

何谓大地产商？它整体规划投资社区和城镇，全面发展其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物业管理和商贸；并且结合资本市场和各种类型基金的支持，做长项目、做大项目。让我们一起开创大地产时代！这正是中国地产投资商的未来！

• 论坛主持：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石 先生 • 论坛嘉宾：

•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

聂梅生 女士 •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 先生 • 新疆广信企业集团总裁

孙广信 先生 • 大连万达董事长兼总裁

王健林 先生 • SOHO中国董事长 潘石屹 先生 • 华远集团董事长

任志强 先生

• 建业（中国）住宅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先生 •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 先生 • 珠江地产董事长

程新华 先生 • 世茂集团董事长

许世坛 先生

16：30—16：45 茶歇

16：45-16：55 闭幕式及闭幕演讲

主持人：经济观察报社总经理 张忠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沈冰

16：55-17：10 闭幕演讲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清泰 先生 17：10-17：25 闭幕演讲之二：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邱晓华 先生

17：25-17：40 闭幕演讲之三：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先生 17：40-17：55 闭幕演讲之四：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先生 17：55-18：10 闭幕演讲之五： 海尔集团CEO 张瑞敏 先生 18：10-18：15 年会闭幕：经济观察报社长 赵力先生致闭幕辞 18：15-21：00 闭幕晚宴 观察家邀请典礼

江平：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 篇2

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

(一) 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愿的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 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最初的对法律的畏惧已发展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二) 中国的“民权”和“人权”的发展

目前, 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涉及经济而且还涉及文化及观念的范畴。中国也从传统的“官本位”逐步向“人本位”发展, 在宪法的修订中, 也提出了“人权”的概念。

(三) 社会矛盾日益增加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但是制造了社会的裂变和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 城乡差距的严重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管理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社会处于裂变的转型阶段, 因此, 对于国家乃至社会的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的模式仍然在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而造成了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力不从心。

(一) 立法

尽管“人权”已经被写入了宪法, 但是, 总的来说, 仍然和国际人权标准有着较大的距离。对“和谐”的曲解使在立法上沿用以往的“社会管理”的模式, 过于重视“稳定”, 使人权的价值没有成为立法中的价值选择。

(二) 公务员管理

从历年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畸高的录用比例就可以看出来, 老百姓对公务员职位的向往之中隐藏了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缺陷。仅仅依靠宣传教育, 依靠政治学习和模范人物示范作用来解决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 是不可能对其根除的。只有从根本上的制度建设上入手, 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从公务员的思想方面来看, “权力本位”的观念仍然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造成了人民意愿无法表达, 或者说难以用适当合法的方式来表达, 这些问题的积聚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诸如说流动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 类似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

(三) 司法

由于在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使得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中, 中国的司法应对明显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因为法律的制订中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 致使很多本应由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被受理。其次, 对“和谐”的错误理解使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 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强制性调解。再次, 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日益猖獗,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诉讼”的排斥和“官本位”的残留思想, 以及司法的时效性和收益和付出的不均衡性, 使得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来寻找“包青天”来解决问题。

三、如何从法治方面来应对转型时期社会管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的这个时期, 传统的管理模式没有能够相应改进, 从而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纵观全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因而, 中国只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并切实实行法治, 才有可能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矛盾, 才有可能应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严重的危机, 才有可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平稳过渡。

(一) 从立法方面入手, 保障社会正义

首先, 在人权保障方面, 立法应与国际社会接轨。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法律方面和国际社会相融合, 与之相关的人权方面, 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 虽然中国已经是国际上若干与人权有关的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 在把公约的条款并入到内国的法律时, 力度仍然不足。

其次, 法律的制定必须更加谨慎。在今后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 应该真正的表达和体现民意, 体现法律对终极目标的追求, 也就是说, 对公平、正义、自由等理想境界的追求。

(二) 从政府守法方面入手, 体现社会正义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言,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在自己的行为中, 也必须做到依法行事,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事, 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 破除中国特有的“人情和法律并存”的现象。同时, 还要有能够对政府行为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机关, 做到权利制衡, 使之能够切实地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

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 程序公正更为具有先行性。因此, 政府守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执法者能否严格依照程序执法。当没有程序的公正时, 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在法治社会中, 人们不仅要求正义, 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 因此, 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 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①

(三) 从司法方面入手, 实现社会正义

在现代社会中, 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是私权利之间的争议, 还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争议, 司法都对结果的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 “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等解决纠纷方式都对司法本身有着强烈的冲击,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当代司法的基石, 意味着法官应该是独立判案, 以其专业知识和对法律的恭谦的态度, 对案件做出自己的裁判。而在中国, 太多的因素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 这也造成了司法中诸多问题, 致使不能真正的实施法律。

总之, 无论是从立法、守法, 还是从司法方面, 转型时期的中国都面临着许多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应对现代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缺失的情况下, 只有切实推进法治的现代化, 遵循中共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才能完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历史使命, 才能构筑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

注释

江平: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引路人 篇3

作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江平被称为当今法学界的脊梁。他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传奇。

人生南北多歧路

江平,1930年出生,祖籍浙江宁波。由于战争的原因,江平生命的早年辗转于大连、上海、北京,在接连的迁徙中度过。1945年,日本投降,15岁的江平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反对国民党政权。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踌躇满志做一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用报纸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然而一年之后,他就因加入反抗国民党政权的青年组织而被迫辍学。北平解放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8月,江平被选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6年,他以全优成绩获得毕业文凭,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当时,恰逢新中国第一次起草民法典,由于学习法律的缘故,他颇受礼遇,被安排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这所新中国的首家法学院,当时由著名的学者钱端升教授执掌。钱院长很欣赏江平的才华,视他为政法界不可多得的奇才,称其为政法学院二才子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江平的命运由此而陷入了低谷,一年内他经历了三次人生悲剧。这些悲剧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

第一次悲剧是他被打成右派,直到22年后才获得平反。他说:“70多年来,我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为右派、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到‘敌人的阵营’的那一刻。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竟被划为了‘敌人’!”从此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下子陷入了政治地狱。其身心之折磨可想而知。江平说,自己有时梦中还在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第二次悲剧是妻离家破。江平与前妻是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爱成婚的,感情甚笃。当沦为右派之后,组织竟然向他的婚姻伸出手,迫使他与前妻离婚。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打住,江平在遭受心灵的伤痛之际,又遭遇第三次悲剧:身残。离婚之后的江平,被下放到北京西山劳动。在一次抬钢丝过铁道时,由于沉重的压力所致,他竟然没有听到火车的声音,被火车带倒。在那场惨烈的事故中,他失去了一条腿。

回首往事,江平自己说过,1957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年里,他几乎把一生要想的事都痛苦地想过了。他的同事方流芳教授感慨地说,1957年带给江平的厄运以及此后20年的不断磨难,创巨痛深,而支撑江平度过危难的精神力量,乃是他对民主和法治的信心。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同年,江平得到平反,恢复教职,回到了他热爱的政法学院。在已年近半百的时候,江平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拼博。

法学工作者应独立思考

“我常对自己说,思考,思考,再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学者就会失去独立判断。”江平又说,作为学者,服从真理这一点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不能够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江平对中国法学的主要贡献是在1979年之后。他回到了政法学院,面对“文革”的法律废墟,那颗执著追求文明的心复苏了,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创痛,投身于百废待兴的事业,站到了当时中国法学的前沿。他是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非常清楚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民主与法治。他所认识的民主与法治,是一种能够使中国社会摆脱人治基础的真正的民主与法治。

那时他就认定法治的基础价值主要体现于民法,于是开全国法律教育之先河,撰写了《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等教材。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平在传播民法的同时也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参与了《民法通则》等诸多民事立法工作。

早在1980年,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生活核心之所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个人从国有企业中解脱出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将国有企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解脱出来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借此个人也就走向了经济自由的第一步!据此江平和同事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多少暗合了江平的想法。江平在此后20多年中,陆续发表了《论股权》、《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当代民商法》等论文,积极参与或者领导了《公司法》、《合同法》等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工作。

敢为国事鼓与呼

近10多年来,江平一直呼吁进行宪法修改,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前期“启蒙”工作。比如2003年6月,江平就被邀请参加中共中央修宪小组召开的一次关于修改宪法的座谈会。据称,江平的发言“很尖锐”。他认为,从宪法的变动性来看,应该说,在一个阶段,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发生了某种转折的时候,宪法必然要变动。同时,宪法里面的某些规定,也需要进行完善。“法的观念需要更新,法的体系需要重构。这需要有敢于反省的道德勇气。”

1996年12月6日,江平在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深具影响的报告,题目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受到高度欢迎和重视,并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广泛传播,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中央党校报告选》1997年第一期也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该报告的基调观点已经受到政界、法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基本内容无疑会成为一段时期内立法思想中最为活跃的成分。江平的基本主张是不能以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此,他对《公司法》出台之后,仍然畏畏缩缩的国企改革撰文呼吁:“走国有企业全面股份制改组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唯一正确选择。”1997年,他在参加中央党校的另一次名为“五个当代”的系列讲座中,以“当代民商法”为主题,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了现代企业的理念和制度结构,再一次呼吁国有企业要完成向现代企业的真正转变。

其实,江平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在学术著作,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与其说他是学者,不如说他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江平非常注重社会实践的意义,其身影活跃于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是为了更贴近实践问题,提高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法学家在法学不发达的时代,更应当切入实践,把自己的知识发挥出来,协助国家提高立法、司法质量,提升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素质。

江平的身体力行,不只表现在立法、司法等公共活动方面,还表现在日常的为人处事等私人方面,可谓是言传身教。他极有人情味,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洋古典音乐,还是具有相当水准的足球迷。他关注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问题,为人慷慨。2000年,他带头向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助学基金捐资50万元。他待人诚恳,为人宽容,没有架子,生活朴素。在知识领域和人品修养等方面,都显示出了非常高的人生境界。

江平担任过一系列重要立法的起草专家。1986年《民法通则》的起草,他是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1988年《行政诉讼法》,他担任专家起草小组组长,为这部“民告官”的程序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和2001年出台的《信托法》专家起草小组组长。他还参与过《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重要立法工作。

起草《物权法》

200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实施。此前,在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这部法律第八次提交全体代表审议并获得了高票通过。《物权法》在中国立法史上创造了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记录。这部堪称全国人大立法史上最具争议、酝酿时间最长的法律背后,浓缩了江平教授对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物权法》所体现的保障私权理念是他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坚持的。1980年,江平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应是所有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一文。后来有评论者说,文章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将个人从国有企业中解放出来,将企业权利从国家行政管理中解放出来。当时江平就已经意识到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生活的核心所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1993年,江平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文章提醒人们,事关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些重大观念还未能突破,包括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问题等等。

《物权法》可以说是应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而开始酝酿的。由于涉及的利益关系广泛而复杂,从2005年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开始,广受关注,辩难无数。“《物权法》保护私人财产是否是为富人撑起保护伞”、“由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征用土地如何补偿”、“在股份制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如何解决”……种种问题纷至沓来。最激烈的质疑是针对“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将获得平等保护”这一观点的。质疑者的看法是,国家可以平等保护企业、个人,但国家怎样平等保护它本身、企业和个人?这与社会主义宪法精神不符。

这些质疑使《物权法》的立法进程更加曲折。中国法学会多次组织专家研讨《物权法》草案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国有资产保护、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书面意见上呈中央。

江平一直在解疑释惑。他认为,《物权法》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进一步确定了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强调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保护原则。“如果过分强调某一财产的特别保护,将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

查找2005～2007年的报道,可以看到各种质疑《物权法》的问题??“如何阻止国有资产流失”、“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等等,江平都曾一一公开解答。他多次强调《物权法》的意义:“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过去我们没有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财产法律,《物权法》将填补这一空缺。在思想上,《物权法》还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现代思维,即市场需求的思维和与国际接轨的思维。”

与以往江平组织起草的法律一样,这部法律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相印证,并体现着江平所坚持的民主、法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

法制视野下中国影视文化的构建 篇4

那么,在法制视野下,中国的影视文化该如何构建呢?

一、中国当下影视文化的现状

我国影视文化在最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影视文化存在许多弊端。

(一)粗制滥造。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破万集,2007年达到13840集,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其质量却令人担忧。我国电视剧的产量多但缺少精品,处在一个追求数量的初级阶段,没有自己的品牌。

(二)缺乏创新。从《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开始,中国掀起一股选秀风;现在,各大电视台又热衷于买别国版权的综艺节目,比如近几年的《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中国的综艺节目总是机械化生产,缺乏创新。

(三)广告植入过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急于利用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文艺作品来打造地方的文化名片,也有许多公司利用影视作品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使得影视作品成了长篇广告。

二、我国当下影视文化价值缺失的原因

(一)技术对艺术性的挤压。1. 技术不足。影视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1995年,好莱坞动画片《狮子王》敲开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门,当年创下了4100万人民币的票房纪录,而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总值不足10亿元人民币。之后,《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等等好莱坞动画片不断刷新中国内地动画电影的票房。反观中国动画电影,技术落后太远,大多都是2D,少数的3D动画片还制作粗糙。2. 过分追求技术。在看到好莱坞的商业大片模式后,我国许多电影开始过分追求技术上的突破而忽略了艺术性。最反面的例子要数《无极》了。《无极》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可是巨额投资与超级豪华的演员阵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它的票房只有约1.8亿元人民币,且恶评不断。

(二)漠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并且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占领了国内市场,也就意味着占领了世界市场。

三、中国影视文化如何构建

(一)创新。以三农题材影视剧为例。首先,三农题材影视剧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中国的农民、农民工人数超过九亿。目前农村影视剧的弱点并不是人民向往城市,而是农村影视剧没有反映真实的农村,没有得到受众的认可。

(二)多开展公益性演出。文化惠民,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鼓励国有文艺表演团体创作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小成本剧目,鼓励国有演出场所举办公益性、低票价的演出。

(三)电视:完善审查制度,对观众的年龄作出限制。电视节目种类繁多,受众也不同,有些节目不适宜儿童观看。在电视审查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韩国,韩国的电视节目在片头都会告知本节目适合多少岁以上观众观看,这就对观众有指导作用,也帮助父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四)电影:分级制度取代审查制度。我国实行的是电影审查制度,要求电影在上映前要经过审查,将过于暴力、色情以及其他不能上映的部分删减,否则不予上映,有些影片由于题材过于激进或者其他原因,甚至会被禁止上映。这样的审查制度有很多弊端,它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电影的多样性,并且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的观影需求。

电影分级制度取代审查制度,首先可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使他们因模仿电影中的色情、凶杀、暴力的行为而受害。其次,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对于世界的看法、观念和道德水准来选择要观看的电影。最后,可以促进电影繁荣发展,许多影片不会因为大量的删减而减少艺术性,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空间变大。

四、结语

影视文化承载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使命。在法制视野下,我国影视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创新和探索,构建一个更完善、更积极向上的影视文化体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当下影视文化的现状,以及中国当下影视文化价值缺失的原因,深入探讨影视文化作品如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怎样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法制视野下的中国影视文化该如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