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厂规范制度

缫丝厂规范制度（共6篇）

缫丝厂规范制度 篇1

缫丝绢纺准产证制度实施办法

为保证缫丝、绢纺准产证制度有效实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中国纺织总会关于调整缫丝绢纺加工能力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７］１６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准产证的颁发

（一）国家对缫丝、绢纺企业实行准产证制度。凡从事缫丝、绢纺生产的企业，必须取得全国缫丝、绢纺企业生产准产证（以下简称准产证），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才具有生产经营资格。

（二）准产证制作、颁发、复审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协调，国家纺织工业局具体负责实施，其他单位不得制作、颁发。

（三）准产证有效期为两年。每两年对缫丝、绢纺企业组织复审一次，对不符合规定的准产证基本条件的缫丝、绢纺企业，收回准产证，取消其生产经营资格。对符合规定的准产证基本条件的缫丝、绢纺企业换发新准产证。被取消生产经营资格的缫丝、绢纺企业，在取消其生产经营资格后３０日内，应当到原登记发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四）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对未获得准产证的缫丝、绢纺企业，原登记发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取消其相关的生产经营资格，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特殊情况须报经国家纺织工业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备案，可暂缓一年取消其生产经营资格。

（五）对无营业执照或不具备相关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二、缫丝、绢纺企业准产的基本条件

（一）生产规模应达到立缫机２４００绪以上（自动缫１∶２折算），绢纺锭５２００锭以上。

（二）厂丝平均品位２Ａ５０及以上（为公正检验机构两年批次检验的平均结果）。

（三）生产用水达到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９－－８８）要求。

（四）企业的原物料消耗以及其他考核指标，达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丝绸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

三、准产证的执行

（一）对无准产证企业，省级丝绸公司不得颁发《蚕茧收购委托书》。

（二）蚕茧收购单位经营的蚕茧原料不得调拨、销售给无准产证的缫丝企业。对违反规定的蚕茧收购单位，省级丝绸公司要取消其《蚕茧收购委托书》。

（三）缫丝企业和经营绢纺原料的单位、个人不得将绢纺原料销售给无准产证的绢纺企业。

（四）无准产证企业生产的厂丝、绢丝不准在市场流通，丝绸企业和外贸单位不得收购。

（五）丝绸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的质量管理。缫丝、绢纺企业要建立和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其产品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鼓励企业实行产品质量和体系质量认证。

（六）市场流通的厂丝、绢丝产品，必须在产品合格证上注明企业的准产证编号和按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检验的产品质量等级。

（七）质检机构不得接受无准产证企业产品质量检验的申请。对违反规定的质检机构，由主管部门取消其该类产品检验资格。

（八）对无准产证的缫丝、绢纺企业，各级商业银行不予贷款。

（九）对缫丝、绢纺企业压缩、淘汰的旧缫丝机、绢纺锭就地报废处理，严禁将其擅自转卖用新建、扩建或异地转移搞联营企业。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取消其准产证。

四、其他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调整缫丝、绢纺加工能力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茧丝绸协调（领导、改革）小组、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丝绸行业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技术监督局、银行等单位要相互配合，加强管理，推动缫丝、绢纺准产证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本办法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一九九八年八月四日

发布部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变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日期：1998年08月03日 实施日期：1998年08月04日(中央法规)

规范国库支付制度 篇2

建立财政集中支付制度，以国库单一账户为基础，财政资金不再拨付各预算单位，而由政府财政部门将资金集中支付到商品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

内容

东营市实行财政集中支付的主要内容可简单概括为：一取消，二不变，三统一。一取消即取消单位的银行账户；二不变即单位的财务收支自主权和单位预算安排的资金使用权不变，单位会计核算形式不变；三统一即统一办理资金结算，统一开支标准，统一办理财务公开。在不改变各单位资金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财政资金的支付方式，实现对财政资金支出全过程监控，将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正规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运作模式

1组织机构

东营市成立了专门的支付执行机构-东营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该中心具体管理支付中心账户，实行财政集中支付。按照部门预算的管理要求，统一办理各单位经费收支及往来款项等审核结算（包括工资统一发放、政府采购资金支出等），配合有关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中心的组织机构图如图1：

2单一账户管理

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在代理银行开设单一银行账户，在这一账户下为各预算单位开设明细账户，各单位原有银行账户一律取消。各单位的现金、转账、汇兑等资金结算和经费的拨入、支出、往来款项的收付等均由集中支付中心统一办理。为了有效保证单位日常零星用款，支付中心为单位办理了存款卡，用于单位零星开支。

3收入管理

支付中心将各预算单位的拨入经费、财政补助收入、拨入专款、事业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全部纳入集中管理。

4支出管理

支出管理是财政集中支付中心的工作核心和管理重点。东营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根据资金支付性质的不同，将各项支出划分为：人员工资支出、政府采购支出、日常零星开支、上缴上级支出、其他支出等，并根据不同的支付类型采用不同的拨付程序。如图2。

人员工资支出

每月月底前，各预算单位将有关部门核准的工资信息报送支付中心工资发放科，由工资发放科进行整理汇总后，分别送财政局相关科室，经审核后据此将资金拨到支付中心账户中。然后由支付中心审核并向各代发工资银行出具付款凭证，委托其将工资款项划入职工个人工资账户。

政府采购支出

国库科、预算外资金管理处会计科将资金拨到支付中心账户后，由单位填制《支付申请书》交采购支付科，支付科审核后，交主管会计复审并出具付款凭证，资金由支付中心直接拨付商品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

日常零星开支

由单位通过存款卡办理，按时到支付中心办理审核报销。报销时，由单位填制《支付申请书》，附经单位审验签字后的原始票据及《原始凭证汇总表》，经中心审核、复审并打印《拨款委托书》，由代理银行将款项存入单位存款卡中。

上缴上级支出

上级部门如同在支付中心管理的，由单位提供上缴上级资金的有关情况说明，填制《支付申请书》，支付中心审核后办理内部账务调整手续；上级部门如未纳入支付中心管理的，主管会计复审签章后，办理有关结算手续。

其他支出

在资金到达支付中心账户后，由单位填制《支付申请书》，附有关资料，经中心审核后出具支票或《拨款委托书》等，办理结算业务。

信息系统支持

为了保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得以有序、高效的运转，充分满足支付中心服务与管理的双重职能需求，东营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建立了稳定而强大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为集中支付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如表1。

效益分析

实行财政集中支付意味着打破传统的财政资金拨付方式，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制度、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运作体系。从实际效果看，财政集中支付改革，切实改变了原先财政管理监督弱化、随意改变资金用途、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状况，使财政资金从预算分配到资金支付使用各个环节始终处于有效监控之下，真正做到预算有依据、执行有监督、制度有约束，从根本上堵塞管理漏洞，强化政府预算的约束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班级制度规范的隐性德育分析 篇3

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环境中，班级是最能体现学校特征的组织形式。从德育的角度来看，班级是以一个“德育场”的形式在培养与发展学生思想、品德、情感、人格等方面发挥着强大系统整合式的教育力。马卡连柯认为这种教育力主要表现为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力、群体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个性品质发展的内驱力以及班风等物质与精神环境对个体的感染力等德育因素的合力。这些德育因素既包括能直接对学生施加影响的显性、外在的因素，也包括通过潜在方式对学生品德施加隐性影响的因素，即存在着显性德育因素与隐性德育因素两种形式。在班级中，学生首先接触并必须接受的是社会给予的计划性知识体系和直接的规范要求之类的显性教育，但在任何显性教育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哲学基础、价值参照系、社会政治意识、经济参数等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显性教育，统整着显性教育的各个层次，使显性教育更加有效。

制度、规则的至高无上使儿童从进入班级之始就不得不面临着家庭中所没有的学习环境和个体地位。这些班级的规则、制度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规范、价值存在着结构性的“象”与“物”的对应关系。在家庭中，儿童处于独学环境和独享、独尊地位，而在学校班级中，则处于群学环境、共享与服从地位。面对这样的一种变化，儿童无论是对规则采取同步行为（遵守与容纳）、非同步行为（独立但不越轨）抑或反抗行为，无论是因为对规则的敬畏而形成服从心理还是因种种原因受到规则的惩罚而形成逆反心理，都是儿童在探讨规则、实践规则、内化规则的一种行为方式。学生在班级生活中所感受到、接受到的规则、制度与价值在保证他们融入班级组织、顺利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的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班级的规则、规定和常规，为其在现在和将来适应范围更加广泛、内涵更加深刻的社会生活进行着预期的社会化过程。

虽然不同国家在确立班级规则的价值问题上有着不同的选择，虽然学生也享有并行使着程度不等的进入班级后协商制定活动规则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班级规则和制度都不可能脱离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要求，即一种文化传递的、融入并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班级制度规则像 “双刃剑”一样，在使儿童融入并适应社会要求的运行过程中，也给班级管理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下面笔者试从隐性德育的角度分析班级制度规则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班级制度规范中隐性德育的消极影响

杰克逊认为班级充满着3R'S，皮亚杰从儿童的扑克游戏中领悟到即规则（Rules）、规定（Regulations）和常规（Routines）①。从性质考察，笔者持全面功能观，认为隐性德育具有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功能。积极功能表现为隐性德育可以在受教育者的人格陶冶、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具有正向作用。但由于教育者认识上的局限、组织上的失当，受教育者的态度、悟性等方面存在问题，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此外，在很多情况下，隐性德育对个体品德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影响，很难用正负两分法来决断。

首先，班级制度规范易使受教育者成为教师成人权威的服从者。班级在开始运作之时，其成员——儿童的地位和角色与儿童的意图无关，这是早已规定好了的，一切至关重要的规则也已制定，并要求成员必须遵守。虽然有的班级规则更多地体现出民主型人际关系和对学生个人权利的尊重，而有的班级所制定的规则是为了使教师能更加顺利地管理班级（从现实情况看，后者恐怕要占大多数），但班级规则社会本位的“普遍主义”都要求其成员采取与组织规则相一致的“同步行为”②，凭借规则对学生实施教育管理，从而达到同化和控制其精神和行为的目的。儿童在班级和学校面前，既没有选择上学或不上学的权力——上学是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制度使得儿童选择学校的权力也不存在，也没有改变其在学校和班级中的服从地位，更没有自由退出班级、学校的权力。因此，儿童天然地被规定为制度权威、教师成人权威的服从者，且这一低社会地位将持续不变。

第二，班级制度规范是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存在的根本原因。作为社会价值要求的具体化，规范和纪律的作用是引导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向教育目标的理想方向发展，而且总是强调要自我抑制，追求更高的价值，儿童对这种来自于教师的“管理力”不一定都有接受的准备。而作为个人属性之需求的“自由力”往往倾向于追求安逸和个性张扬。这两种力在班级中，在教师与学生的管理与被管理中经常会发生碰撞。这是班级存续中必然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运动变化决定了班级运行的模式和状态。

从两个方向上看，倘若组织的力量取胜，则儿童按照教育目标的方向行动，教师所期待的班级就能形成。反之，倘若自我需求优先的儿童取胜，则班级会朝着与教师期待相反的方向变化。当组织力量与个人需求达到和谐平衡状态的时候，应是班级运行的最佳模式了。教师在通过寻求学生的参与去实现教育目标时，应该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至少在原则上要力图以说服或感化为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规范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一定的强制性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现代教育制度造成的学生对学校的“无权”状态以及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文化传播者、班级领导者等等所带来的社会高位，客观上成为学校、班级对学生采取强制性手段的有利条件。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学校并未根除物理的威逼手段。日本学者冲田等人的比较研究表明，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在所有国家的中小学中都存在，在不少国家中还相当普遍，至于强迫命令和训斥学生的现象则更是家常便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监狱之类的强制组织和军队之类的军事组织之外，没有哪一种社会组织的强迫命令与训斥行为更甚于班级对学生的同类行为。③

第三，班级制度规范易使教育管理绝对化，变成一种目的本身。从我国的情况看，对于学生而言，说班级是一个强制性色彩浓于规范性色彩的组织恐怕并不为过：班级规则的制定，无论是物理的威逼手段还是精神的监督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控制”——控制班级的运行，控制学生的活动，以便能使教师更顺利地管理好班级。在这种管理观的指导下，班级管理实践更多地采取行政管理的手段，重视规则的“文本化”、制度化，重视纪律对人的干预、约束和限制，突出制度中心的权威性、强制性，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即把作为教育手段和重要形式的教育管理绝对化，变成一种目的本身，把教育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绝对化，以便使被管理者按照管理者的意图去行动。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把对班级管理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班级质量和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是把加强班级管理作为解决班级教育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手段。

三、思考与结论

首先，使班级规范对学生的控制模式倾向于人本主义型。如果说学生在组织生活中外在地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规范的话，同时也内在地认可了规范本身之外的许多东西。学生们形成了权威服从观念，这是社会所需要的，但不同风格的权威却可以使孩子们产生不同的反应。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班级规范对学生控制模式愈倾向于监管型，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就愈低、对学业活动的参与程度愈低、师生关系愈冷淡，即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愈低。从德育的角度表现为班级制度对学生的过分约束使学生从内心产生对集体活动的消极冷淡、漠不关心，产生“学校是地狱，班级是枷锁”的念头，并迁移到对教师的态度，进而产生情绪上的对立和行为上的阳奉阴违。而班级规范对学生的控制模式愈倾向于人本主义型，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就愈高，学生从内心视教师为知己，产生积极的向师性和群属感，参加集体活动的主动性高，并将班级荣誉与个人利益相联系，体现出一种健康、宽松、自控的氛围。同时，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定向模式与学生的疏离感呈极显著的正相关。一般来说，对学生的控制定向愈倾向于监管型，愈会形成一种沉闷、压抑、闭锁的组织气氛，表现为在重压下学生内心对自己行为和生活结局的无法把握的一种“无能为力感”，不知道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有所帮助，不知道对未来应抱何种信念的“无意义感”，不管行为合法与否，只管用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即使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也在所不惜的“无准则感”。而对学生的控制定向倾向于人本主义型，宽松、民主、开放的组织气氛非预期地、内隐地渗透进学生的生活态度中去，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就愈高，学生的疏离感程度较低，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现在的学习对未来的生活十分有用，能够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体现出较强的亲社会行为。

第二，以制度的道德化实现管理的人性化。班级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是外在于学生的一种律令，对于维持班级正常运转，形成学生的规范意识、秩序感和班级良好气氛是必不可少的。但传统的唯理性管理中的班级制度具有绝对控制、单一灌输、地位分等、强调统一性、同步行为等特点，潜在地使学生缺乏主体精神、平等意识、探索创造精神，普遍缺乏自由感、独立意识和个性特点，使学生具有较低的“学校生活质量”。柯尔伯格指出，“不管我们说教些什么，学校的隐蔽课程是真正进行价值教育的课程”，而“灌输既不是道德教育的方法，同时也不是讲道德的方法”④。因此，班级管理者在进行隐性德育管理时，必须克服“管理主义”“文本主义”的做法，努力实践制度的“人本主义”，从制度的制定到制度的实施努力体现管理的道德化本质，实现管理的人性化。要更多地借助于平等交往、民主协商、情感沟通等非强制方式和非权力因素的影响让组织成员都参与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之中，形成对于制度的积极态度，不仅在外显行为上表现为“顺从”，而且让他们通过亲身实践逐渐认同、接受制度所内含的价值并内化为成员的价值观念，使制度规范从外在的强制力量转化为内在的引领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学生自觉行为的指南⑤。

第三，建立民主、平等、尊重、互助的人际心理环境，使之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师生关系旨在本着尊重学生自主性的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发展⑥。因此，在班级教育管理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应是民主型方式，体现出亲密形态。班级人际心理环境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处理好师生关系来进行的，而处理好师生关系的关键是要解决好教师与学生交往方式问题。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法定的权威地位，扮演着不同的权威角色。教育管理中，发挥教师的权威作用是必须的，但这种权威赋予教师的首先是一种“形式权威”，只有得到学生的认可，从学生那里赢得权威才能发挥实质作用。师生互动应是平等地面向全体学生，发挥共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营造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克服以权力和服从为基本方式的理性管理给学生带来的自我缺失、责任贫乏的弊病，激励每个学生获得心理、人格的健康发展，避免产生因教师有意或无意中的角色变化、期待下降而在学生心中沉淀下来的挫折感、自卑奴性或攻击性。所以，保持师生之间适当的交往频率，而且增加交往次数，可以提高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对于教师在班级管理中行使权威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教师权威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学生的自由，而是应该克服师生之间交往的疏远化和抽象化的问题，使儿童能够自制从而得到自由。我们重视教师权威的作用，但反对权威主义；我们运用权威，但反对滥用权威。

实现班级目标，规范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这股力量不仅有权威、处罚、批评，还有说服、表扬、组织气氛等因素，此外，还有教师的专业力量。这些力量有的是外显的，有的是内隐的。教师的任务或称之为教师的艺术就在于面对必然存在的组织之力与个人需求之力的矛盾，如何合理运用显性和隐性的合力，既通过制度的运用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又最大限度地尊重、满足儿童个人层面的需求，使班级既不掉入“管理主义”的泥淖，又远离“自由主义”的险境。

注释

①唐晓杰. 西方隐蔽课程研究的探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8（2）

②钟启泉. 班级管理论[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175

③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254-255

④周作宇. 隐蔽课程浅探[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2（1）

⑤赵志毅. 中国民族德育论纲[M]. 民族出版社. 1998：258

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l38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规范化刍议 篇4

摘要：学科馆员制度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引进的一种服务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近百所高校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我国高校的学科馆员制度大多数仍处于制度建设的初始阶段，面临层次不高，规范性不够等诸多问题，破解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我国规范统一的学科馆员制度，以保障学科馆员制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8-0074-02

学科馆员制度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建立的一种服务模式，即聘任资深图书馆员承担与学科院（所）在资源建设、服务项目和效果以及电子资源的利用与评价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工作。学科馆员制度源于上个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目前，国内对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但大多数称之为“学科馆员”，如大陆的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港澳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有的称之为“联络馆员”，如大陆的河北工业大学，台湾地区的国立阳明大学；还有的称之为“学科参考馆员”、“学科专家馆员”等等。

1学科馆员制度的源起

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及其引发的知识管理体系的巨大变革，是学科馆员制度产生的内在动因。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令信息的获取途径空前增长，传统社会中图书馆对信息情报资源的垄断型管理和服务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因此，为应对“大学图书馆的严冬”，创造型服务的出现正当其时。另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加快，信息资源变得更加离散，生命周期趋向短暂，寻找和控制信息资源更加困难，因而越来越需要一种专业化、系统化、个性化的创造性信息服务。

2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学科馆员制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毋益人先生在“学科馆员应做好哪些工作”一文中，第一个介绍了国外大学的学科馆员制度。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北京大学图书馆于2001年设立了“学科馆员”小组，南开大学图书馆于2002年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其后，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纷纷效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近百所高校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这些高校图书馆的做法基本相同，即针对不同专业，安排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馆员负责一个或几个专业；同时，在各院系选择一名教师作为联系人，称为“图情教授”或“信息教授”，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学科馆员———图情教授”模式。

3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现状及困境

就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清华大学无疑走在国内高校的前列。1998年建立学科馆员制度以后，2002年成立学科馆员组，2005年更名为学科服务组，建立了“学科馆员——教师顾问——学生顾问”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学科馆员主要承担信息咨询、用户教育、学科服务三大任务，2008年，学科馆员又承担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在今天的清华图书馆，学科馆员不仅是学科服务的主力，也是学科资源建设的主导。

但就国内高校的整体而言，学科馆员的建设多处于起步或探索阶段。西北工业大学的刘圆圆等三位老师的网上浏览调查统计显示，在我国108所“211工程”院校中，32所开展了学科馆员服务，仅占被调查高校图书馆总数的29.63%。而在陕西省各高校中，也仅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所高校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这说明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中，学科馆员制度建设仍处于自发状态。在已经建立这一制度的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模式也不尽相同、馆员职责各有侧重，管理和运行状况也多有参差。除了部分基础雄厚的大学图书馆在制度建设、人员配备、工作开展、实施效果上具有较高的水平以外，大多数仍处于制度建设的初始阶段，学科馆员制度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部分高校甚至有其名无其实，学科馆员工作根本没有实际开展。4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规范化是破解当下困境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时代的降临，信息载体的革新，“虚拟空间”与实体世界的平行共存，带来的不仅是知识信息存储和获取方式的变化，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大学校园，承受这场变革正面冲击的首先是知识的传统存储者和管理者——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严冬”的降临已不可避免。为此，2012年初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重组应当是面对“严冬”所作出的最为积极的回应，而重组的目标就是：加强图书馆的读者中心意识，拓宽服务功能，做一个科研教学的不可缺的伙伴、引领者和合作者，最终建立一种新型的二十一世纪大学图书馆模式。

徐春晖：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规范化刍议徐春晖：高校学科馆员制度规范化刍议学习国外高校的先进经验，建立学科馆员制度，正是提升国内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和合作意识，应对信息技术挑战的良好手段。学科馆员制度是信息革命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产物。实施学科馆员制度，不仅可以更好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引领学科资源建设，服务教学和科研，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为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坚强的信息支持和技术保障。

目前，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如何破解面临的发展困境，是我国高校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前述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面临的问题，诸如制度建立的自发性、管理模式的随意性，职责内容的不一、馆员水平的参差，发挥作用的有高有低等等，其实是一个管理的规范化问题。即在我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诸如制度定位、建立条件、建立程序、标准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是无章可循的。要不要建立、如何建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学科馆员制度全凭各个高校的自觉自愿。为此，规范我国高校图书馆员制度的发展，使之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发展，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笔者认为，学科馆员制度的规范化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4.1建立学科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人员素质是制度运行的保障。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学科馆员既要熟悉本馆信息资源，具有较强的信息检索组织能力，又要熟悉服务学科的教学科研情况，具备一定学科的专业知识背景。我国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制定自己的学科馆员标准，适时建立我国的学科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4.2建立学科馆员的准入和保障制度

明确学科馆员制度的准入标准，具备条件的高校可优先发展，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待条件成熟再适时建立，杜绝滥竽充数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明确学科馆员的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薪资待遇和职级晋升标准，完善学科馆员的激励机制。

4.3建立学科馆员的考评和管理制度

明确学科馆员的职责内容和工作机制。根据学科馆员的工作特点，逐步建立起以用户为主的学科馆员考评制度，即以用户的满意程度来评价学科馆员的工作业绩。在考核评价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根据各高校自身特点和学科馆员的专、兼职情况，由学校选择适用集中式、分散式或挂靠式管理模式。

高校学科官员制度的规范发展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领域管理和事务部门通力合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才能达成。“大学图书馆的严冬”或许已真的来了，但只要我们练好内功、积极应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参考文献：

[1]孙兰荣.香港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及其启示[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9（3）：93-94.

[2]利求同.大学图书馆的严冬——透视哈佛图书馆重建[J].书城，2012（7）：70-77.

[3]裴尔念.我国高校实施学科馆员制度十年回顾[J].图书馆论坛，2008（5）：26-28.

[4]廖秋荣.我国高校图书馆员制度探讨[EB/OL].论文天下.[2011-12-30].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0056307.1/.

[5]刘园园，刘秋让，黄 辉.我国高校图书馆实行学科馆员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3）：90-93.

[6]利求同.大学图书馆的严冬——透视哈佛图书馆重建[J].书城，2012（7）：70-77.

[7]裴尔念.我国高校实施学科馆员制度十年回顾[J].图书馆论坛，2008（5）：26-28.

缫丝厂规范制度 篇5

关键词：案例指导 组织体制 复审委员会

无论法学界或法律界对构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态度一直争论，2010年“两高”相继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确立。[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决定的形式将案例指导放在与司法解释同等的位置提出明确要求，更是坚定了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司法领域的重要地位。在当下司法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已在最权威的政治语境中获得认可，然而其实效性的延展空间仍显不足。比如，现有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具体适用面较窄、效力不明确、司法适用率低且多为隐性适用等等，这些问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案例指导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完善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发展的迫切要求，而规范化则是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动力源泉，组织体制的规范和完善更是动力的基石之一。

一、现象：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选送案例不规范。“两高”编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以及地方法院、检察院编辑发布的指导性或参考性案例，大多数还是要依靠自身整个系统自下而上地选送案例。一个指导性案例从最初的选送至最后的定型，往往需耗时数月。由于案例编写人员往往不是案件承办人，又经过多层级多部门的筛选把关及修改，在案例的选送上容易丢失最原始的办案旨趣。加之还存在数量上或多或少的硬性要求，一些报送至省级法院、检察院以及“两高”的案例也有滥竽充数的嫌疑。

二是编写案例不规范。虽然“两高”的规定对指导性案例内容的编排及格式都有明确的要求，但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对指导性案例的核心内容即裁判要点或要旨的编写标准仍难以付诸实际操作。指导性案例关于裁判要点或要旨表述的点睛之笔需要最终的案例编辑人来把握，而这种把握由于远离了案件发生的具体场域，人为加工的色彩较为明显，实践中容易导致两种情形发生：一种情形是为了避免错误的出现，不愿充分挖掘个案特征，对已有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规定进行重复表述，导致指导性案例不具备应有的指导作用；二是为了强化、突出某一规则，不愿全面评估、推敲个案细节，仅仅截取案件处理上的某一亮点，导致指导性案例经不起广泛的论证。

三是发布案例不规范。当前，除了“两高”会以院名义正式印发指导性案例外，“两高”的一些内设部门以及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及内设部门也会以各种内部刊物、内部文件的形式刊登一些“指导性”、“参考性”案例，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参考适用。一些地方检察院还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做法，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一些案例指导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并正式发布指导性案例。[2]实践中，往往导致一些司法工作者既不十分了解“两高”的正式指导性案例，也不清楚自己还应参考哪些上级院及上级相应内设部门发布的案例指导，加上这些混杂的指导性案例都没有刚性适用效力以及办案时间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种指导性案例适用率极低。

二、原因：引发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不规范现象的组织体制弊端透视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规范现象，必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从组织体制角度看，主要原因有：

一是案例指导工作的开展带有明显的行政科层制色彩，导致该项工作整体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案例指导工作不是常态性工作，平时并不注重指导性案例的案苗培育和案例采编，只是等到上级院的任务下达后才指派人员临时收集编写案例。这种一经“两高”部署、全国便渐次闻风而动的现象，明显体现出案例指导工作开展上的行政化色彩科层制特色。这种看似高效的运作机制却很容易使得制度执行力层级递减，从而难以保证全国案例指导工作参与者具有相同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是案例指导工作职责配置较为分散，导致缺乏高素质人才的积极参与。实践中，案例指导工作职责分配较为散乱，需要数个部门协同完成。在此过程中，虽不乏各单位中的业务专才参与，但在工作上明显存在“各管一块”的局限。如在选送环节上，不少业务口的优秀办案人员通常只会在自己办理的案件中选择若干质量尚可的案件报送至指导性案例工作的承办部门，而不会根据指导性案例的编写要求深入地思考案件本身。案例指导工作承办部门中的工作人员虽文字综合水平较好，但对于各业务口报送来的初步案例，也只会根据案件承办人的审查报告等材料“应付”式地编写案例，只要满足形式上的要求即浅尝则止。又如在上级院的审查环节，案例指导工作承办部门对收集上来的案例，也会分送至各业务处（庭）进行把关，各业务处（庭）也会将该工作任务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的办案人员负责，但其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常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意见零碎，二是指出问题居多，如何解决问题的意见很少。可见，由于案例指导工作职责配置不科学，使得高素质人才只能在其所在部门事权范围内发挥作用，加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工作思维，案例指导工作即使吸收了诸多高素质人才的参与，其效果却是1+1<2。

三是案例指导工作部门设置上的“合署”特征，导致指导性案例难以大量有效供给。从我国每年巨量的司法办案数看，“两高”到目前为止只发布了71个指导性案例，数量上严重不足。之所以造成如此状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案例指导工作人员的专门配备不足。各地案例指导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都多设于法律政策研究室。在“两高”及省级院层面，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务繁多，人手本身就偏紧，难以调整出人员专司负责案例指导工作；而在基层院，有的地方的法律政策研究室本身就附属于办公室，绝大多数地方法律政策研究室仅能配备1-2名人员，且经常调整。这些人员还要完成上级院的各种工作安排和任务，基本上绝无可能自觉主动地开展案例指导相关工作。

三、展望：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三大趋势

指导性案例制度组织体制应如何构建，至少但不限于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量：一是对指导性案例性质的定位。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表述，法学界和法律界存有争论，对此本文无意涉足其中。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司法制度下，指导性案例虽在法律渊源上属于附属和补充的地位，但其却可以微观层面的个案典型做法律规定空白处的先行者、司法政策未尽处的先声者，“于无声处听惊雷”，价值与意义仍不可小觑。二是对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机制的预期目标。关于这一点，结合前文的叙述，笔者认为探讨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最终的目标是指导性案例能够得到保质保量的供给以满足实践需求。基于此两点考量，指导性案例制度必须以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方式运行，而更加理性化的组织体制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亦即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三大趋势：

一是机构设置的专属化和专门化。机构设置的专属化，是指只有“两高”才能设置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理由是：既然指导性案例可当作小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看待，而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创制权专属于“两高”，且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和统一适用，那么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权应当仅限于“两高”，指导性案例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当然也应专属于“两高”才能设置。机构设置的专门化，即设置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具有专门的人员，理想状态是要从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单列出来，具有自身独立的编制。

二是人员配备的精英化。随着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推进，司法工作对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司法活动已经逐步走向专业化，人员组成也正在实现精英化。一线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应当成为指导性案例的供给主体。更进一步而言，由于指导性案例必须是无瑕疵案例，还肩负着统一法律适用的特殊功能，能够参与指导性案例编撰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应当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不仅要善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能准确、熟练地运用理论知识和法律、政策有效地解决重大法律适用问题，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精深的专业造诣，业务知识丰富、专业功底扎实、研究能力和文字水平较强。

三是管理方式上的扁平化。扁平化管理，其要义是“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部门，减少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3]。法官、检察官被置于层叠的管理机构之下、分散在交错的职能部门之间，既使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也使得整体功效受到限制。倡导人员配备少而精，就给指导性案例工作管理方式上的扁平化改造带来契机，以改变等级式管理下的诸多弊端。

四、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具体设置及运行

基于上述构想，建议“两高”对现行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和具体案例指导工作运行作如下改革：

（一）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与复审委员会

“两高”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若干名业务专家型法官、检察官及法学专家作为委员会委员。具体设置为：“两高”本身确定15-20名委员，再根据各省级院的推荐，结合实际情况每省确定10-20名委员（确保每个院都有1名以上委员），全国大概300-600名委员。各地取消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建制。同时，“两高”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复审委员会，并在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再以10%至20%的比例择优选取若干名委员作为复审委员会委员，其中“两高”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当然的复审委员会委员。

（二）设立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

“两高”设立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确定若干名专人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目前可将办事机构设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条件成熟后可考虑从法律政策研究室独立设置。考虑到指导性案例征集工作的全国性和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全国性，“两高”可以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都确定1名专门人员专门负责案例指导工作的相关具体行政事务。

（三）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运行

1.备选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两高”办事机构制定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有针对性地公布案例选题计划，科学筛选案例，合理划分类别。全国法官、检察官均可按照“两高”确定的选题计划自行撰写指导性案例的初稿，并将案例送所在院负责案例指导工作相关行政事务的专门人员，由该专门人员送该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审查修改。各委员结合自身办案工作及对投稿的审查修改情况，每年至少编撰或推荐1个备选指导性案例，以院名义向“两高”推荐。推荐的案例必须经检察长同意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

2.备选指导性案例的复审。各地向“两高”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后，“两高”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分季度集中送复审委员会委员审查修改。复审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例会（考虑到复审委员的全国性，要求复审委员人数二分之一以上方能召开会议），对备选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向“两高”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推荐指导性案例。

3.指导性案例的确定。“两高”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最终讨论确定指导性案例，并可提出意见返复审委员会进行修改。

4.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指导性案例确定修改后，在“两高”公报、机关报及网站上公布。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由“两高”办事机构创设管理一个指导性案例发布平台，建立指导性案例信息化数据库，为社会公众和各级法院、检察院检索、查询、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保障。“两高”在必要时，可以事前予以通报，也可共同发布指导性案例。

5.指导性案例的废止与修正。当指导性案例的法律适用意见被其它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所替代，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失去指导性时，“两高”办事机构应提请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废止该案例。被废止的案例自废止后对今后发生的类似案例就不再具有指导性。若司法实践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与指导性意见不尽相符，此时就需要“两高”办事机构提请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修正指导性案例中的若干观点，以适合新的司法形势需要。

注释：

[1]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如，江西省人民检察院2013年制定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并于2014年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为全省检察机关处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

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开规范之我见 篇6

一、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公开、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于1999年颁布，仅在2002年经过一次修改，至今已经十多年。目前该制度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于住房公积金事业的发展甚至成为了掣肘。

（一）未普遍建立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决定》第9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30条中提出：“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目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尚未普遍建立重大决策制度，未普遍引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的公开透明机制。在管理方面，公众呼声最高的就是公开透明问题。不少公众指出，住房公积金的运营情况、增值收益的构成等信息，均未及时公开。近年来，伴随着住房公积金规模的日益庞大，住房公积金管理领域大案要案频发，无论发案数量还是涉案金额都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专家称，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增长，在不久的将来，住房公积金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现行的监管模式和制度能否管好这样一大笔钱令人生疑。

（二）对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行为的处理手段无相关规定

近年来，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连续出现多起通过各种手段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的违法行为。而《条例》由于在制定之初并未预见到该种行为的发生，所以对该种行为及其处理方式只字未提，从而导致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处理此类行为时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依据，只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依据，而且也无统一、规范的处理流程，给打击此类行为造成了相当难度，导致该种行为屡禁不止。

（三）对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的行政权力类型界定不清晰

目前《条例》对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的行政权力类型界定主要体现在第11条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责中。而该条并未明确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的权力类型，使用的字眼为“编制、执行、负责、承办”，而第4项“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又类似于行政许可，容易产生歧义。一方面，根据行政法基本原理以及结合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有权设定经常性行政许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属于被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也符合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要求；另一方面，对于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是否应列入行政许可范畴，有关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范的要求，目前全国许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做法也不统一。而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性质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具体的办理要求、办理程序、办结期限以及法律责任等。

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开、规范的对策

（一）建议建立住房公积金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面对对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各种质疑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全面透明公开，使公众的住房公积金始终置于公众的监督视野之下。在这种背景下，建议制定统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将风险评估、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作为各项住房公积金管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提高住房公积金管理决策的公开性、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主要的环节有：1.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范围、事项和量化标准，并向社会公开；2.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时反馈或公布；3.实行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特别是涉及重大资金安排的决策事项，按照要求通过专业部门、专业人员充分评估论证；4.涉及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按照规定组织听证，听证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5.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决策前进行社会稳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未经风险评估或经评估认定风险不可控的不决策；6.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前，由法制机构组织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提交会议讨论、不作决策；7.实施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后评价制度，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反馈、评估审查，并根据评价结果判断相关决策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或者停止执行；8.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以及行政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二）建议对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等违法行为的处理作出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至第14条的规定，法律具有最高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在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可以设定警告或一定罚款的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省级政府和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政府制定的规章，在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规定。除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可见，行政处罚设定主体级别越高，处罚设定范围越广。故建议尽量通过较高级别的文件对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等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如可以通过修改《条例》，在“罚则”中对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处罚流程等作出相应规定。

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可以具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职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二是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提取了住房公积金或取得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由于这两种行为的情节轻重以及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不同，建议在进行处罚时有所区分。具体的处罚流程为：1.业务窗口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发现以上违法行为后将当事人的相关材料及违法证据报送至相关处室；2.相关处室填写《立案审批表》，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领导签字批准后立案；3.相关处室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并做好《询问笔录》，同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4.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确需进行处罚的，由相关处室填写《案件处理审批表》，连同其他材料由相关处室负责人审查后报住房公积金中心领导批准；5.相关处室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6.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送达；7.对于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资金退回义务的被处罚人对象，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章的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案件处理结束后，由相关处室填写《结案报告》并按相关要求对案卷进行归档。对于在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过程中出现的伪造、变造相关证件、证明文件、印章，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相关证件、证明文件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的行为，以及伪造印章、居民身份证、涉嫌诈骗等犯罪行为，公积金中心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三）建议明确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权力类型

目前，根据《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涉及的行政权力主要有九项：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住房公积金缓缴、住房公积金降低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审批、对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单位的处罚、对不为本单位职工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单位处罚、对少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责令限期缴存、对逾期不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责令限期缴存。除了对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单位的处罚、对不为本单位职工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单位处罚这两项已经明确为行政处罚外，其余七项业务权力类型均不明确，而且对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审批的类型争议较大。建议将这两项直接明确为非行政许可审批。

行政许可审批要完全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流程进行，要求较为严格，如：必须以书面方式申请；无论受理与不受理均应出具加盖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场告知或5日内一次性告知补正的全部内容；需要对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许可决定也应公开；行政许可案卷要按要求制作归档等。从目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行的职责来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提取、贷款业务主要是按照相关规定审核相关材料，类似于各银行网点按上级规定经办各类业务，根据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涉及面广、业务量大、人员数量有限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行政许可程序操作，将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职工造成极大的不便，不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和提升服务满意度，业务审批与效率优先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所以从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实际出发，从方便职工、简化操作角度考虑，建议直接将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这两项业务权力类型明确为非许可审批。

综上，住房公积金管理应着力于政策公开透明、管理统一规范、各项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不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及时研究新情况，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促使住房公积金制度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丛诚.中国住房和公积金制度发展大纲.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