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通用8篇）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篇1

作为一名老师，我从学生时代到从事教育行业20多年的一名老师，我用自己的心去见证皇姑区教育的变化。记得我还是个孩子时，爸爸每天清晨会很早就叫醒我，外面的天空还是深暗色的星星还在天边眨着眼睛，我便极不情愿地起床，外面寒风刺骨，马路两侧路灯闪闪，我的父亲用自行车带我早早地到学校。

那是一所松陵子弟小学，是厂办学校。时光冉冉，光阴似箭，一晃我成为半百之人，如今我进入我的单位，看着这些孩子们幸福的笑脸，深深感到时代变化太大了。

孩子们在我身边鱼贯而入，彬彬有礼，文明问候，穿着整齐的校服，孩子们个个皮肤白皙，身材窈窕，他们在家长开到校门口的轿车在走下来，身后背着双肩书包，或拉着手提箱书包，有的在爷爷奶奶的护送下，迈进校门，他们可真幸福。现在的校门都有蓝衣保安值岗，校门口都有监控设备，校门外的马路早已被交通部门定制好安全护栏，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点，家长和孩子挥手告别，真的是幸福满满的。孩子们进入柏油马路铺平的校门口，走过红绿相间的橡胶跑到，进入朝霞辉映的深红色而典雅的教学楼，明镜的高高落地玻璃，在琳琅满目的灯光照耀下，走廊里更加明净肃穆。回想起，孩提时代的我走进那教学楼时，灯光是那么单调，校门口的值班室是值班师傅，哪里有什么摄像头监控设备，大铁门拉开，每天清早迎接学生有值班老师，那时真的是物质匮乏，老师，学生都没有校服，老师手拿一根粉笔在教室内的木制黑板教课，认真耐心地讲课，现在的师生都有校服，学生有统一的校服，制服，甚至班服，孩子们走进教室，走廊校园内都有监控设备，教室内有空调设备，黑板是带滑轮设备的，教室有投影，电脑设备。老师莪可以在手机上监控班级教室的情况，学生用笔记本上课，让我感叹真的是时代不同了，平日里，学生普及计算机课程，孩子们的小手比老师更早接触电脑，积极帮助老师们做课件，把手机电子设备熟练而精通。

向我那时上大学才开设电脑学习课程，真的是时代不同了。

现在的皇姑区，你再也找不到工厂办学的字样，都是皇姑教育局统一管理中小学，学校打造特色学校，教室里都有图书角，学生的物品柜，饮水机，学生的书桌都是根据学生身高调制，更加人性化的关爱无处不体现出教育是爱的凝聚，师生的关系也是更加和谐，已不见老师一言堂，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越来越少，学校有专业教室，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科学知识，改革开放20年，皇姑教育始终是居于教育行业前列，老师更加敬业，家长更加关注学生，家庭学校相互配合，正规办学受到家长的肯定。

学校注重孩子心灵教育，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老师积极疏通心灵的障碍，老师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学校积极引进外教资源，孩子不出国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外教的规范教学，孩子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幸福。

时代的文明列车是向前急速行驶的，现在各个中小学都校园开放，图书馆也定期对中小学开放，一些纪念馆长期供市民参观，公园多数都是免费开放的，交通设备更加快速飞跃，原来的有轨电车早己被地铁，带空调的公交车取代，现在买东西可以不去商场，直接去京东，淘宝等网站买，很多孩子早己熟悉并能够在手机上购买物品，真的是时代不一样，孩子的素质也在提高。

走在马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孩子主动和外国友人大招呼，帮助外国友人做事情。时代变了，皇姑人也变了，孩子身上变化最大。

你再也看不到东亚病夫这样的字样，上初中的孩子们身高都增加了，很多女孩身高达到1。6 米高，男孩子达到1.7 甚至更高，这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这些孩子和过去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比拟的。我感觉现在的孩子更加文明，更加理性成熟，过去一个班级的孩子50到60的班级规模，现在是45人左右，班级规模在变小，但孩子们的教育素质体现更加精彩。

身为皇姑人，我作为一名老师，见证皇姑中小学的变化，见证城市的变化，孩子们今天的面貌就是改革开放最好的丰硕果实，他们与时俱进，他们聪明礼貌，他们智慧理性，学校孩子们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身为老师，我为他们点赞，也真心祝贺祖国繁荣富强。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篇2

《美术观察》杂志主编吕品田、副主编赵权利,栏目主持杨斌、谷泉、梁梅,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庞永红以及屈健、岳钰、马永宽、李军、李一凡、陆宝新、邓益民、任斌、张晓菊等教师代表,连同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代表共四十余人出席会议。论坛由《美术观察》杂志副主编赵权利和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屈健共同主持。

在开幕式上,庞永红和吕品田分别致辞。庞永红在致词中简要阐述了会议的宗旨。吕品田在致辞中指出了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肯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强调了本次研讨会“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认识问题,携手开拓未来”的主导思想。

在正式研讨阶段,与会者从不同的切入点,纷纷阐述意见。

岳钰从网络时代知识传播的广泛性与普及性的特征入手,对当代历史条件下教师的“知识权威性”问题表达了关注。他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的“绝对知识权威性”受到削弱。但教学思想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因此在这个时候如何去重建教师的权威,是一个现实问题。

梁梅认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的设计教育应从学习国外教育模式的阶段,转向提倡我们自己的设计教育特色的阶段。她以陕西窑洞建筑为例,说明地域特色文化开始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地方设计教育应该回头看看自己的优势所在,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利用地域民族文化传统,在一种更加切合本土特色的情形下,开展设计教育,促进学科建设。

针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以及信息时代设计“虚拟化”的问题,陆宝新指出,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一直把设计理论作为文本文化来传授,而没有把它作为“实践文化”、“实现文化”来进行教学,这是一大缺陷。和现代设计的电脑时代相比,原来的“动手时代”对设计对象的把握更生动、更感性、更具体,因而设计者能获得更真切的体悟。可是现在我们利用电脑进行设计及设计教学,“虚拟化”的程度增强了,设计者从设计对象的塑造者转变为设计对象的选择者,使设计的重点从动手能力转入到了对设计对象的选择能力上,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选择能力仅仅是停留在一堆概念中,仅仅在事物的表层上飘浮,只是通过键盘、鼠标这种浮泛的表层界面和世界打交道的话,那么我们的感性认知能力恐怕会弱化,审美判断力会受到影响,我们对审美价值的认知就会不全面。

邓益民以动画创作为例,阐述了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方面的创造性问题。他说,一些设计者并未接受过“专业教育”,却不乏创造力,这一事实让我们联想到教育的“广泛性”。因此我们在教育中应强调一个更广阔的“设计基础”,而不能把目光仅仅盯着某个狭隘的专业领域。提高设计水平,还需要我们具备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学识。

谷泉的发言谈到了三十年来艺术设计教育发展所经历的从先前的精英教育转变成今天的普及教育,从创造型能力培养转变成技能型能力培养,从培养“艺术家”转变成培养“美术工作者”的三个转折。他还指出,此间暴露出“教”与“学”之间的矛盾,社会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就业岗位和毕业生数量之间的矛盾。关注这三个转向,在这三个转向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我们的责任。

关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教育带来的冲击等问题,任斌认为,新兴产业催生了新的专业,固有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都要随之变化。艺术设计教育在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上,都需要作调整和拓展,如此才能适应社会需求。

杨斌把设计教育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阶段:一是以“美术”为核心内容的发展阶段,这是指早期的“工艺美术”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实际上是“纯艺术”体系下的设计,与一般意义上的“造型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二是以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发展阶段。这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先进设计教育模式的引入,使此时的设计语汇主要出自于技术,强调理性和精确,将技术自身的特点转化为形式表达,体现在设计语汇之中。三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发展阶段,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设计开始围绕着市场来进行,设计者不仅要懂技术,还要懂得消费心理。此时的“设计”变成了一门包含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学问。四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设计”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其功能性表现为由物及人,深入到人的生活,影响人的精神以及伦理道德意识,由此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至此,设计教育就不再仅仅从属、服务于设计和生产实践。由先进的设计教育引领设计实践,才能把设计提升到文化的高度。

吕品田认为杨斌的观点把握了三十年设计教育发展的实际,也提示了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中设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诉求方面都有一种对应关系,尤其是我们今天走到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时候,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包括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推向“设计大国”,以及我们如何建立中国设计体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核心概念的提示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地认识三十年设计教育的发展史。

张晓菊说,当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程度较低,这是一个突出问题,譬如很多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差,对“设计”的理解非常概念化,其动手实践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亟待提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艺术设计教育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方面都要作不断的调整。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因材施教。课堂讲授固然重要,但还要走出课堂,把“学”与“习”(特指生产实践等领域的锻炼)融合在一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

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艺术设计教育的定位、特色及教学模式的嬗变,庞永红结合其从早期的受教育者到如今的教育者的亲身经历,形象地描述了此间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和变化,详细分析了此间艺术设计教育在办学规模、学科体系、教学模式改革和课程设计观念转变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肯定了创意性应用设计人才培养的意义。她进一步阐述说,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当代设计承载着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意义,它不仅承担着物质创造的责任,也承担着建设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责任。庞永红还指出,随着艺术设计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张,学科定位不清晰、教学不规范、高素质专业教师匮乏等问题浮出水面,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艺术设计教育在今天空前繁荣,但我们不能懈怠,要不断研究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让艺术设计教育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吕品田对论坛发言作总结。他说,本次会议的发言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大家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艺术设计教育的变化和成就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是在教育一线工作的教师们提出了很多切合教学实践的建议,这对以后教学工作的开展具有建设意义。吕品田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艺术设计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年,它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办学规模的扩大。这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设计教育,这充分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二、学科体系的调整,使原来主要针对手工业生产要求的工艺美术教学体系,转向更加适应大工业生产甚至后工业时代要求方向,形成了包含反映信息化社会需要的新的教学体系,许多新兴学科专业应运而生,如动画、新媒体、广告、视觉传达等。第三、人才的培养突破了以前单纯强调精英教育、培养艺术家的教育理念,转而强调面向社会生产、面向民众生活,培养了大批应用型设计人才。第四、设计概念的扩展也就是对于设计本身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拓展,包括今天大家谈到的很多问题、很多方面,都涉及了在这个时期里所拓展的设计认知,这种认知显然和三十年前是不一样的。吕品田还强调说,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为艺术设计教育带有的伟大成果的同时,更应该增强从我做起,推动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大家的发言能够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回顾三十年来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总结经验,认识问题,这正是有责任心的表现。他希望大家以发展的眼光,将此次研讨会上收获的一些学术上的共知和对问题的思考,加以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转化到教学实践中。他同时表示,《美术观察》杂志会以学术媒体的身份,为设计教育的理论研究搭建平台,为推动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应西北大学艺术学院之邀,吕品田在该院还专门做了题为“‘人际和谐’与‘生活方式’——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两个切入点”的学术讲座。

美术观察杂志社与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的本次合作,拉近了教育单位和专业媒体间的距离,是前沿理论研究与一线教学实践的成功对话。本次论坛上提出的诸多观点,对于认识当前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本质,对于西北大学艺术学院今后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学实践的拓展以及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都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篇3

媒体报道，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经编制完成，近期即将发布。报道称，该规划中“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各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亦已纷纷出炉。根据规划的内容来看，未来城镇化的主体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地产方面，而是涉及了交通建设等等多个方面。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目前市场针对城镇化的炒作只是涉及了地产和建材两个显而易见的方向，但对城镇化的整体建设而言，机械、交通乃至农业都是比较大的受益者。因此，可以说针对‘城镇化’这一热点的 挖掘，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科德投资的分析员苏海彦表示。

根据统计局报告，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此前十年间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此前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经济转型新思路，推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可以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 资的扩大。而发改委关于城镇化的初稿方案令多个行业重新焕发出新希望。

对此，《执行官》杂志采访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他们对如何理解、建设城镇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改革开放40年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我是八年级三班***，我演讲的题目是“高速公路新纪元”。

高速公路新纪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是一个阀门，开启了中国走向强大的漫漫征程！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走过40年光辉岁月！这40年，国际环境变幻莫测，时常出现的“经济崩溃论”、“军事威胁论”，都被中国强而有力的反击。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震撼全球！这40年，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这40年，人们的出行，实现了飞跃式提升，得益于飞速发展的高速公路。

1988年，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1999年，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万公里。2007年5万公里，2013年10万公里，2017年13万公里。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人口20万以上城市，覆盖率98%。

按照国家公路网规划，高速公路网由7条首都放射线、11条南北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地区环线、并行线、联络线等组成，简称“71118网”。连接全国地级行政中心、城镇人口超过20万的中等及以上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和重要边境口岸。

咱家乡——开州。2006年，万开高速竣工通车，万州与开州两地间的车程由2小时缩短至30分钟，打通开州区的出口通道，打破交通制约，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发展优势，推进移民安稳致富，促进库区和谐建设。2015年开达高速竣工通车，开州与开江两地间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至40分钟。开城高速，预计2022年建成，届时两地车程将由现在的3.5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开州，是中国高速公路网中的一个点；开州高速公路，是中国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高速公路，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里光辉的一页。

改革开放40年，用“翻天覆地”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从这40年里，华夏儿女看到了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更看到了祖国和人民美好的明天。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篇5

一、粮食流通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建立及成就。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从1953年起，国家正式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口以及工业加工用粮等对商品粮的需求日益增长，虽然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44.8%，但是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仍然处于很低水平，特别是从旧中国长期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过着糠菜半年粮生活中走过来占总人口80%农民，在逐步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需要消费更多的粮食。这便是国家承担的社会粮食供应量越来越大，中国粮食的产需矛盾加大，同时，由于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抢购粮食，有的甚至拦路抢购粮食，国家粮食计划无法完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许多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1、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统购政策；

2、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口实行统销政策；

3、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

4、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1953年当年睢宁县收购粮食2918．5万公斤，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建立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1、缓和了粮食产需矛盾；

2、保证了社会各方面正常的粮食需要；

3、保证了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

4、促进了资本主义粮食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计划经济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历史性演变。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建立后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数次的调整与变革，1955年8月，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1958年，粮食收购取消三定，实行大购大销，所产粮食全部收购，再按需返销；1959年到1961年睢宁粮食大幅度减产，收不抵支，出现奇缺。1965年粮食实行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1971年改为“一定五年”的政策，同时规定在完成订购的基础上加价30%，1979年国家再调高订购价的基础上，超购价格在新订购价的基础上调高50%,1983年后粮食征购实行包干制，以村委会为基础，包产包销。1985年，粮食取消了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真正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此拉开序幕。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由于继续对粮食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国有粮食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对粮食进行独家垄断经营，即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经营粮食发生的亏损，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

1985年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多渠道经营粮食的局面逐步形成，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已经确定。

二、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

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1985至1992年——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

1985年，根据粮食总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势，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决定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双轨制”，即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供求，实行议购议销。在“双轨制”推动下，国有粮食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开展多种经营，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搞活了粮食流通，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较快发展。同时，职工人数也发生了膨胀式的增长，全县粮食职工在1956年工资改革时315人，到1979

年二十多年间才增加到899人，而从1980年到1986年短短六年时间增加了1000余人，达到1706人。全国国有粮食职工在1986年的总数也达到了252.5万人。

在实行“双轨制”过程中，为了逐步把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分开，鼓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调动企业和职工经营积极性，各地从实际出发，探索了许多改革模式和经验，其主要做法是：对政策性粮食实行统一经营，亏损集中管理，将粮食政策性亏损同企业正常经营盈亏划分开来，使基层国有粮食企业卸掉长期亏损的包袱，强化企业内部考核，增强职工勤俭节约、增收节支的责任感，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二）1992年至2001年——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1992年，为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了改革，即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和销售市场，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国有粮食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对过有粮食购销企业来讲叫做“基本断奶”。

1994年，为加强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作用，保证政策性收购资金不被商业性经营业务所占用，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改革，即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建立两条线运行机制。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实行财务分开、核算分开。通过分开核算，严格划分政策性业务费用和商业性业务费用，防止互相挤占也就是讲的“彻底断奶”。

1998年，针对当时粮食流通体制仍然存在政企不分，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粗放、富余人员较多，同时又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形成大量经营亏损和财务挂账，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等问题，国家实行了以“四分开一完善”为重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即实行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重点推进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在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重点是实行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主营业务与附营业务分开以及富余职工下岗分流。

（三）2001年至今——按照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要求，全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

2001年，国务院决定在八个粮食主销区省份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28号）。随后，原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等八部门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计综合〔2002〕677号），江苏省在200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苏政办〔2002〕5号）文件，江苏省国有粮食企业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才正式拉开序幕，对企业的三老问题，真正开始处理，睢宁县国有粮食企业共裁减职工3709人，历史财务负担得到进一步剥离，但是，按照文件要求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各地进展不一。对全国总的来讲这一段时间解决了一下几个重点问题：一是粮食主销区省（市）在解决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历史包袱的基础上，加快企业战略性改组，合理调整企业布局和结构。二是粮食主产区省（区）把实行政企分开、减员增效和加快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作为改革重点，积极推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创新。三是中央和地方储备粮企业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和收购市场，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为了适应改革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粮财〔2004〕125号），提出了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开展粮食产业化经营，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

2006年，为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下发了《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粮食局等六部门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粮财〔2006〕123号），对继续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更好地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

三、粮食流通体制与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建立、完善、演变与改革，时刻围绕着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国家粮食安全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时候，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的出台，有力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与发展。在上个世纪国际冷战时期，为保证应对全球战略危机，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战略储备政策，在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储备粮体系的建设，有力保证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

（一）、在统购统销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粮食储备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①“甲子粮”目的是为了“应付灾荒和各种意外”。②“506粮”。这是一种以备战为目的的军用粮，属于战略储备。③商品库存，即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以及完成粮食计划调拨而由粮食部门建立的储备。商品库存实际上是周转储备，以上三大储备体系虽与现代意义上的粮食储备结构有所不同，但是长期以来，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系列征文 篇6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急剧增强，人民生活水准飞速提高，中华民族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四十年的成就，在我们党的建设方面尤为明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以思想建党为根本、以从严治吏为重点、以改进作风为突破、以反腐肃贪为要务、以制度治党为保障，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成效。

一、丰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越来越有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情况新特点，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一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的时代命题，将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旗帜鲜明地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指针，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对自身提出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是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客观需要。总书记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不懈统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三是形成了总书记党建思想，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党建思想涵盖了管党治党方方面面，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重视思想建党，“走好新的长征路”的思想根基越来越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铸魂，始终以强基固本、正本清源的标准治心，带领全党在思想、作风、党性上持续进行“补钙”“加油”。一是以理想信念为重点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列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八大任务之一，并从思想理论建设、党性教育、道德建设三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带头开展集体学习。中央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把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道德境界作为重点内容。各级党组织从抓理想信念教育入手，把党章党规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学习重点，强化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党员干部日常理论学习，从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抓起，构建述学、督学、考学机制，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二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开展了一系列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为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制定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行办法》。积极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全面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坚守网络思想阵地，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积极构建文明网络、清朗网络。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选人用人越来越准、风气越来越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明确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入手，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宏伟事业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是好干部标准深入人心。围绕治国理政新要求，总书记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忠诚、干净、担当，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对民族地区干部还提出了“三个特别”的要求，为选好用好干部提供了新的指南。党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把好干部标准贯彻体现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基本要求等各个方面。二是选人用人理念方法更加科学。党中央先后就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以事择人、依岗选人，强化领导责任、加强分析研判、注重民主质量、解决“四唯”问题，严把政治关、作风关、能力关、廉政关，统筹干部资源科学选人用人。发挥干部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建立干部实绩档案，大力推进干部交流，加大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调整力度，着力整治“为官不为”等问题。三是选人用人公信力大大提高。强化任前审查核实，实行干部“凡提四必”。各级组织部门建立健全了信件、电话、网络、短信“四位一体”的“12380”综合举报受理平台，结合巡视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建立干部选任工作纪实和责任倒查制度。开展了“带病提拔”集中倒查和违反干部标准程序、跑官要官和说情打招呼、“三超两乱”、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裸官”等专项整治，严查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党中央查处通报了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选人用人违法违纪案件。四是干部素质能力全面提升。党中央印发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央党校连续举办研讨班、研修班，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不断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有力提升了干部素质能力。

四、夯实基层基础，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越来越明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一是组织体系更加严密。以扩大基层党组织“两个覆盖”为目标，加大在农民合作社、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产业园区等建立党组织力度，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一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领导、党的工作、党的组织作用有效地覆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党的工作渗透到方方面面。二是责任体系更加清晰。党中央通过召开会议、座谈会，对基层党组织党的建设任务分门别类进行部署，强调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服务功能，对各级各领域党组织的职责定位、责任考核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有力推动了各领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各级党委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党支部书记规范化管理，加大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力度。着力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基层民主管理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三是服务保障体系更加高效。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中央精神，推广机关干部下基层、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结对帮扶等做法，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服务。以抓党建促脱贫，组织党员干部扶贫工作组、驻村扶贫工作队、选派“第一书记”深入贫困地区开展工作。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四是党员队伍更加纯洁。党中央下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明确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对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考察提出新要求，强化党组织的领导责任和把关作用，为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各级党组织严格发展党员程序，探索实行发展党员工作培训制、票决制、公示制、责任制，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开展了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及时清理和纯洁党员队伍。

五、持之以恒抓作风改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密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推进党的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一是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切实转变作风。2012年，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下身子、走近百姓，“身挨身坐、心贴心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各地也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二是扎实开展党内教育，持续整治作风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开局亮相，狠刹文山会海、吃拿卡要、庸懒散拖、“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超标办公用房、公款消费等“四风”蔓延势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把重点对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着力解决修身不严、用权不严、律己不严，谋事不实、创业不实、做人不实等突出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三是健全完善机制，推动了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党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等意见，对深化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制定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公务接待、公车改革、会议费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并加强常态化监督检查。

六、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监督执纪越来越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明纪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用纪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一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突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各地各部门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采取专题教育等各种形式，教育引导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强化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二是落实“四种形态”，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四种形态”这一重大理念创新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供了实现路径。各级党组织采取教育提醒、诫勉谈话、组织函询等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监督，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立即处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对以身试纪者严格执纪，不因未触及法律而“放过一马”，释放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七、坚持治标与治本并重、“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腐败力度越来越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重点和重大政治任务，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反腐。一方面，从治标入手，以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前所未有的力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先后查处了一批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的查处，旗帜鲜明地向党内外宣告，反腐无死角、打虎无禁区。坚决查处小官巨贪，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类案件。积极落实巡视、派驻两个“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了11轮巡视，从2016年起还增加了“回头看”，使巡视工作更有韧性和威慑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另一方面，以治标为根本，完善以德治腐、以法治腐、以制度治腐的协同机制。明确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推行“一岗双责”“一案双查”，落实各级党委和纪委以及领导班子的责任。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真正把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拧紧，增强廉洁从政意识。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八、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蹄疾步稳，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任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党中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围绕4方面改革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遵循。二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中央部署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使党有了第一步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规定。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50多部党内法规，基本形成了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

九、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越来越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全方位、立体式加强和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一是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党性定期分析等制度，着力解决不按规定开展党内活动，党内生活质量不高、流于形式、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二是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质量。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各选择一个县作为联系点，亲自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推动教育实践活动走向深入。党中央专门派出督导组（巡回督导组）到各地各部门严督实导。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印发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的渠道，营造了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

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得越来越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不断强化管党治党责任。一是党中央带头落实主体责任。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党的建设。总书记多次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等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从严治党指明方向、提出要求，在党内教育中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对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问题不遮掩、不回避、不手软。二是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党中央从中央部委和省一级抓起，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各级党组织制定了落实主体责任的办法细则，积极探索约谈一把手、开展述职述责、进行落实主体责任专题培训等方式，把责任压紧压实。三是强化严厉问责。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开展问责提供明确依据，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时刻保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政治清醒，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自觉，坚持严字当头、实处着力，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着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努力把党建设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勇敢担负历史责任、带领人民群众向着伟大目标不断奋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牢牢抓住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首要任务，注重理想信念的常修常补、经常锤炼，促进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更多地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切实增强“四自”能力。同时，必须注重加强人民监督，实现党内党外同向发力、党心民心同频共振，才能管好党治好党。四是必须始终坚持抓住“关键少数”引领“最大多数”。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解决党自身的问题，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政治生态才能风清气正。只有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动一级干，以点带面、以上率下，才能更好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五是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把问题作为靶子，以达成目标为原则，以产生实效、群众满意为标准，既从面上科学统筹、系统把握，又抓重点解难点、攻克薄弱环节，瞄着问题去、对着问题走，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厘清时间节点、明确任务方法，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中，推动整体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六是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勇于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40年展望未来 篇7

一、经济规模和经济政策

1、中国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力。

持续的中国国内需求的扩张, 对吸引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他们的市场结构和中国相似, 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 特别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受市场规模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所限, 跨国公司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设立海外工厂区域的一种选择, 这也就是最近几年的“chinese+1”形式。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这样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投资,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规模报酬, 实现边界利润最大化。

2、政策的倾向性和经济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

第一, 中国的开放程度及其影响。2008年中国的平均关税已经从加入WTO初期的15.3%将为9.9%,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与世贸组织成员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相比仍然显得偏高。因此, 在汽车, 化工, 电子等中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的产业, 日本公司投资的比重比较大。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 中国较高的关税和非挂税壁垒保护了相关产业的日本在华投资者, 使其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垄断利润。但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向市场化的逐步迈进, 大大促进了日本对华投资。

此外, 一般而言, 多数研究 (赵娜, 张晓峒2008等) 表明, 一国经济开放度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是正相关的。衡量一国经济开放度的主要指标是市场准入程度。由于国内地区差异, 行内准入控制以及繁琐的审批程序等原因, 中国目前的经济开放度并不高, 这使得日本服务业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在低谷徘徊。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虽然在外资的市场准入方面取消了诸多限制, 但主要偏向于高技术工业或者说制造业, 对服务业仍然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进入措施。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外资产业政策与日本直接对外投资产业结构相近, 因此日本的夕阳产业借此机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

第二, 从1978年以来,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具有延续性, 从总体来看可以分成三步骤。从1978年到199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积极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引进外资的政策及相关法律, 采取了多项外资优惠政策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设立经济特区开始, 到经济开发区,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高新技术的引进从合资到允许独资等。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起到2000年, 特别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外资从沿海地区到内陆, 从对外资的“量的重视”逐渐发展到对“质的重视”, 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等, 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 我国实行免税, 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扩大出口的追加奖励措施, 结果再次吸引了大批外资。第三阶段是中国入世后履行承诺, 到2005年关税大规模 (一部份到2010年) 逐渐下降到9.8%。还有出口退税等。虽然中间由于保护我国产业和扶植国有企业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而出现过对外资的政策上的摇摆。但是从整个近30年的历程来看对外资是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政策。

第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政府态度极其对华政策的影响, 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的基本政策。其主要通过设立有关机构向日本企业提供融资、信息及其他服务。通过采取鼓励政策和措施, 扶持有关企业开拓国外市场, 发展对外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但是日本政府也会处于非经济目的在某些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相关行为进行限制, 最明显的就是技术限制, 尤其是对华投资的技术出口限制。日本政府目前只允许一些较低水平的技术转让, 而对有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先进技术则采取完全“封杀”的态度。

二、产业结构变动

1、产业重组和并购推动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展。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经济衰退之后, 21世纪初, 小泉上台之后大力推行“没有圣域”的改革, 基本解决了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为了提高生产性, 产业重组和企业重组同步展开。二者相互发生作用。产业重组首次发生在几个颓势明显的部门:如汽车, 钢铁, 纺织, 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中龙头企业往往在重组中首当其冲。这些龙头企业的重组以及龙头大企业与众多小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 有力的带动了所在部门的重组。促进了部门整体效率和竞争力提高。而企业并购在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来看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不大, 但也同样受到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的影响, 这期间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跨国移动和并购, 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像对中国的研发等加大投入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2、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变化趋势的影响。中国作为东道主, 其产业构调整对吸引外资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来实现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轻工业的优先增长, 80年代中期以家电为代表的现代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兴起。80年代后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以及90年代初期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 都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和消费结构变化而出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这种调整和变动不仅使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 特别是工业的产出比重升幅过大。改革开放前由于大力推行工业化模式, 使得第二产业, 尤其是工业的比重过高。20世纪80年代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但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的比重又迅速上升。2006年与1990年相比, 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41.61%上升到47.5%, 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占GDP比重由37%上升到42%, 提高了个5百分点。但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增长较快, 2006年与1990年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以上。由31.34%上升到40% (国家统计局2007)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这一时期也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 尤其是对制造业也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这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而且从纤维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逐渐发展到以重化工业, 比如汽车, 钢铁, 机械行业等资本密集型, 继而发展到电子, IT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

中国加入了WTO之后, 为了兑现入世承诺, 已逐步放宽了外资进入领域的限制。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引进外资政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日本对华投资中服务业的投资比例已经开始不断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政策变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了日本和其他外商对华投资的产业选择和投资规模。

三、企业经营战略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自身发展所要求的条件及其经营战略, 决定其进行跨国投资的规模, 区位和产业选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因此, 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 不能忽视日本公司的技术特点, 持股方式, 全球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1、日本公司的技术优势更倾向于投资发达国家,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发达国家具有经济结构比较稳定, 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强, 跨国投资的风险比较小, 利润率比较高, 投资回收期较短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总体技术水平比较高, 技术开发快, 产品附加值高, 投资于发达国家能使跨国公司更好地掌握投资相关领域的高科技, 提高公司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能力。即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强强合作的较大收益。

2、日本公司为达到对世界市场的支配和控制, 特别强调对技术的垄断。独资企业因为独占所有权和经营权, 在自主经营方面有许多独到的优势, 如独享企业机密和垄断优势, 减少技术扩散的不利影响;在专利权, 特许权和管理费用的确定与收取方面享有较大弹性等。所以, 为避免泄密的风险, 保持其技术领先优势, 日本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倾向于独资方式。

3、日本跨国公司的跟随反映和寡占反应战略使其不断扩张对华投资规模。全球市场上旗鼓相当的大公司当其中一家率先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设厂时, 其他几家为保持均势就会跟随现行企业到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尤其近几年, 日本公司, 特别是各大汽车公司跟随美国和欧洲汽车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此外, 寡占反应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跨国公司为保持垄断优势而进行对华投资行为。

4、日本对保障零部件供应和对市场占有的动机使其选择的地点也依次以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渤海湾地区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目标。这是因为就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还不发达, 费用很高, 就近征集零件是为了减少支出, 另一方面也是从开拓中国市场, 接近消费市场来考虑的。

根据上述三部分的分析,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仅受国家的发展速度, 对外资的政策, 市场规模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中日双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国企业为主的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受到影响的结果, 表现在投资目的、投资内容、投资地域, 项目数量和规模和当地生产方面等不断发生了新的变化。

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前景

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将对日本对华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首先, 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使来料加工型投资大幅减少。2005年7月21日, 中国政府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三年多来,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17%。目前这一势头虽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略有停顿。由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压力, 将来还会发展。而随着人民币升值, 其国际竞争力将有所削弱。而且近两年对于加工贸易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也将导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这方明的减少。其次, 中国在加入WTO后过渡期,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将逐渐废除其中, “两税合一”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除此之外, 出于国家发展的要求, 对外资的质量和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这也将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其三,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换, 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等也会对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产生影响。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使一部分单纯依靠低价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日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此外, 中国社保体系的完善、职工劳动条件的提高等因素将日本在华投资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不同程度地上升。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成本已明显低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成本, 这将使日本企业在中国增资扩容或新建投资时更加谨慎。同时, 各地的电力不足, 土地使用的限制, 最低工资的制定等也会影响到对华投资的信心。

综上所述, 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 日本对华投资面临转折, 其增幅有可能减缓甚至短时期内将会减少, 其投资结构将会有较大调整。随着我国服务贸易领域会更加开放, 日本对华服务业的转移趋势会有所加快, 相关投资的份额将逐步增加, 尤其是对商业、金融保险等产业的投资增长将会更为明显。2006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总额为61.64亿美元, 其中, 对金融、保险和租赁等非制造业行业的投资金额达到了15.66亿美元。总体上来说, 日本对华投资将由急剧增长转为调整。日本经济界出于对政治风险的担心, 出现了“China+1”的投资模式。这也将在中长期造成部分日本对华投资的分流。

参考文献

[1][日]日本贸易振兴会.2005年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发展条查[EB/OL].日本贸易振兴会主页[1][日]日本贸易振兴会.2005年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发展条查[EB/OL].日本贸易振兴会主页

[2][日]矢野经济研究所[EB/OL].http://www.yano.co.jp/china/local/2006/0214/index.html[2][日]矢野经济研究所[EB/OL].http://www.yano.co.jp/china/local/2006/0214/index.html

对未来澳门政治体制改革的展望 篇8

關於公平公正的原則

這次關於澳門政制發展的討論，各方都提出了不少原則。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指出，政改須堅持五項基本原則：有利於一國兩制的貫徹和實施；有利於特區穩定發展；有利於鞏固行政主導（這可以看成是基本法的原則）；有利於強化法制；有利於堅持中央的主導權。

2012年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澳門特首和立法會産生辦法的決定中提出了四個“有利於”的原則（即有利於澳門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有利於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兼顧我們各階層界別的利益、有利於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特區政府在3月9日提出的政制發展諮詢文件中又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決定權在中央、維持基本制度、符合澳門實際情況、各界均衡參與。在特區政府組織的首次諮詢的八場座談會中，還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些原則，比如不照搬臨埠作法、不照搬西方作法、保持澳門特色的原則。

但是關於澳門政治發展的一個最最基本的原則，是選民人人平等和制度設計公正的原則。其實任何選舉，如果有相當一部分選民不能參與決定自己命運的未來領導人的選舉，如果這個制度剝奪了他們作爲一個公民的權利，這個制度就很難說是公平公正的，至少是不完全公平、不完全公正的。其實一國兩制、穩定、行政主導、中央的主導權，也都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所以，無論如何，人們首先考慮的原則應該是公平公正。

沒有公平公正，就談不上“穩定”，談不上“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談不上“均衡參與”。在不公不正情況下的“有效”是不應該被追求的“有效”。沒有公平公正就不是“兼顧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也很難保證“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

另外，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照搬另一個地方的做法，他們學習別人的東西時，不可能不做修改，結果也不可能沒有澳門特色。再退一步講，如果真的照搬，而且照搬來的做法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那又何嘗不可以照搬呢？那麽澳門的特首和立法會産生的辦法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呢？

未來特首選舉辦法的改革

本次政制發展的走向，是增加特首選舉委員會的人數。作爲循序漸進的一個做法也未嘗不可。但是，如上所述，如果大部分公民沒有權利選特首，就很難說這樣的制度是公平公正的。那麽未來在2019和2024年的特首應該如何公平産生呢？

澳門基本法的正文的確並沒有說要普選特首，但是說特首要“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産生”（見基本法第47條）。基本法的正文並沒有規定這個選舉一定是間選。所以在正文中，普選的選項是存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也指出，基本法並未排除普選特首的可能。

如果要普選特首，主導權在哪裏呢？普選特首並不涉及修改基本法正文的問題，但是即使需要修改基本法，也不是像澳門的某些人士所說，主導權不在澳門。根據基本法第144條，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澳門有提出修改基本法（當然包括對附件的修改）的權力，而全國人大有審議決定是否通過澳門的提議的權力。換句話說，提案的主導權在澳門，審議通過與否的主導權在全國人大。這些人自廢武功，不知是因爲19年來基本法的宣傳還沒有到家，沒有能夠“入島、入腦、入心”，還是他們在故意誤讀基本法。

所以，澳門社會應該儘快開始討論在2019年或者2024年普選特首的可能性。而在2019年或2024年之前，則可增加特首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和代表性；讓人大、政協、立法會代表之外的界別普選選舉委員會成員。

未來立法會議員

産生辦法的改革

基本法正文第50條規定行政長官有“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68條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産生”。這是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的。這就是說，如果取消間選議員，保留部分委任議員，那麽多數議員還是由選舉産生，符合基本法正文的要求的，也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

關於今後兩年的政制發展，特區政府的諮詢文件指出了關於間選議員的幾個“改善”措施，包括1）降低參選的提名門欄，由現在規定的法人團體的25%降到20%；2）有選舉權的每個法人團體的票數由現在的11票增加到22票；3）取消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的自動當選機制，即使祇有一人參選，也要舉行投票。

但是總體來講，這些舉措仍然很難說公平公正。首先，界別是有數的，但是界別內的社團卻是無數的。那麽，那些界別內少數有選舉權的社團能夠代表那些沒有選舉權的多數社團嗎？將大部分社團排斥在選人之外的辦法能說是公平的嗎? 第二，如果說社團代表參加社團的人士的利益，那麽真正參加社團的市民祇有約20%。即使所有的參加社團的人士都被代表，也祇有澳門市民的20%。何況有選舉權的社團又是少數。那麽那80%以上的市民誰來代表呢？第三，即使某一個界別已經有了代表，該代表也不一定能夠代表界別內成員的利益。比如，教育界的一個代表又如何能夠代表所有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教師和員工的利益？界別代表不能祇代表社團利益，而不代表社團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吧？

所以，無論如何，間選立法會議員的制度，永遠不可能公平公正。這本來是澳葡政府殖民中國人的方法之一，不應該仍然被中國人自己用來進行“內部殖民”。這個制度應該被逐漸淘汰，而代之以直選議員。

具體如何改革呢？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可以按照現在特區政府的設想，在間選和直選議席中各增加兩位。但是在之後的2017年，則應該祇增加直選議員2位，同時減少委任議員2位；2021年，再減少委任議員2位，增加直選議員2位；2025年除了3位委任議員之外，全部直選。祇有直選議員才能夠較好地代表選民的利益，因爲他或她需要你的選票，不管你是否在社團裏面。

其餘的委任議員怎麽辦呢？由於民主總是不完美的，有時會損害少數人的利益。所以爲了照顧少數，讓他們在立法會裏有自己的聲音，可以保留三位委任議員，代表土生葡人、弱勢群體等等。這也符合基本法關於多數議員由選舉産生（也即少數可以任命）的規定。這是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的。

之所以在近期和中期間選議員不動，是因爲間選議員爲不同界別的人士構成，但是如上所述，界別的劃分從來不可能完全公正、科學，永遠會有問題。間選議員的構成永遠不可能代表所有的界別；他們甚至不可能完全代表自己界別的多數人。故而乾脆不動，遠期直接取消即可。不過在取消間選議員之前，他們可以通過界別內的普選産生，以鍛煉他們未來參加直選的能力。這些也都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

結 論

其實，澳門政治的“發展”或“改革”，還有其他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第一，議員的專職化；第二，分區選舉立法會議員；第三，如果有社會力量抗拒取消間選和委任議員席位，則可以討論實行兩院制的可能；第四，修改基本法第75條，增加立法會提出議案的權限，等等。（兩年前我和王欣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分區選舉立法會議員、澳門立法會成立上、下院的文章。即保留間選議員和委任議員，讓他們組成上院，而同等數量的直選議員則組成下院。）以上所有這些有關政改的議題，都是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所必須考慮的。今後祇有大幅度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澳門才能跟得上世界前進的步伐。

（作者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