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至理名言

2024-05-21

歌德的至理名言(共8篇)

歌德的至理名言 篇1

歌德的至理名言

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任其自便的,而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成材。

才能最好于孤独中培养;品格最好在世界的汹涌波涛中形成。

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之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能把自己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结起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任何人都不笨但如果你不利用你的大脑你会发觉你很笨!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得到充裕的时间。

谁是最幸福的人?乃是能感到他人的功绩、视他人之乐如自己之乐的人。

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

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

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

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

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那一个月过的是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诲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心灵最深切关注的一切,只能经由嘴唇吐出的言词讨论

要有坚强的意志、卓越的能力以及坚持要达到目标的恒心,此外都是细节。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凡是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地去学一门。

一个人如果能发现他的对手的长处,那就会给他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益处,因为这肯定会使他超过他的对手。

在蠢人感到人生困难的时候,贤人看起来容易;而当蠢人感到容易的时候,贤者就感到困难。

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

织布工的后代与帝王的后代一样。

最大的幸福在于我们的缺点得到纠正,我们的错误得到补救。

歌德的至理名言 篇2

1757年圣诞节是一个最值得歌德纪念的日子,当时他刚满8岁,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首诗《耶稣 · 基督的地狱之行》 作为节日的礼物献给了外祖父和外祖母,这个节日礼物也成为俩位老人终身为此自豪的一件大事。歌德最早的作品于 (1776) 年开始刊登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杂志上,这些作品虽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但是作品中的情节、 幻想都洋溢着儿时纯朴和自然、柔美的“情意”。

青年歌德对生活活力充沛,1765年的秋天,来到莱比锡求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新思想、新流派,尤其赫尔德、卢梭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返回自然”等先进理念, 陪伴他成长一起成长、一起成熟,这段经历,是歌德情感生活、诗歌创作开始的主要阶段。歌德对自己严格要求,做什么事情都十分认真、执着,这就是歌德身上值得我们学习和赞美毅力 ;这也是歌德身上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大学学习阶段值得歌德欣慰的有两件大事 :一是与苏姗娜的结识、恋爱,这样的经历使他创作在体裁、题材等方面得到了提升, 他的诗歌像春潮一样拍击着欧洲诗坛。二是与赫尔德尔的结识。 通过与赫尔德尔相处,歌德拜读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济慈、拜伦、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 . 歌德的创造力像海洋一样宽阔、深奥 ,他的作品几乎全方位的满足着同龄人的心灵需求。歌德当时被称之为“德国的莎士比亚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莎翁欧洲有天赋的作家,注意莎土比亚, 研究他是每一个创作者的责任。因为莎士比亚是全世界优秀的创作者。

歌德的创造力不仅影响了十九世纪一代青年,同时也影响了整个欧洲文学和东方文学,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他通过艰苦的劳动和紧张探索,得出了伟大的选择,歌德把艺术精神放在奋斗目标的第一位。

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人都认可歌德是举世无双的伟人,他为了阅读和实践创作灵感,放弃魏玛宫庭差使和舒适的生活,他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去寻找艺术宝藏和人生经验。通过创作实践把外界资源吸收进来的勇气一般人是具备不到的,他以不懈的志愿和坚定地创造力去热爱生活、爱惜生命、 尊重友情让我们永远敬佩。

无论对生活还是生命,歌德有自己的一套公正又人道的主张,他一贯提倡幸福是劳动的结晶,这种思想成为歌德永恒不懈的创造力,他用毕生的精力努力去创作精品,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歌德的一生就是为人类“贡献”的一生。 论时间,歌德付出了一生,他昼夜不停地工作和学习,放弃了荣誉和富丽堂皇的日子不过,放弃官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撰写、赞美生活,这与他《浮士德》中写的 ;“切莫熄灭精神之火 ! 它是唯一的创作之灵。”是一致的。歌德的创造力并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他对自然科学的探求也是如此。歌德的渊博几乎令人吃惊,他的《植物变形学》、《我的生平诗与真》、《平民将军》等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结语 :

歌德身上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 , 从1768年创作的《恋人的情绪》到1832年创作的最后的作品《箴言和沉思》,也就是歌德的(遗作),将达50多不作品使歌德一生创造力的见证,这种创造力使他永垂不朽。

摘要:创造和探究在歌德看来是一种新发现,他一生的激情来自不断的耕耘和勤奋的创造力。歌德在创作中对艺术和现实的处理竭尽无余。他以优秀的作家品格,创造出了罕见的作品,给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歌德的至理名言 篇3

关键词:歌德;自然;自然研究;歌德学

中图分类号:I516.4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06-08

诗人歌德一生有50多年坚持不懈地研究自然并有大量著述,他的自然研究(Naturforschung)活动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对人的认识,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在自然研究上的努力,因此有人说:“我们肯定可以借助歌德的创作、谈话、书信、格言、日记等建起一座歌德思想的大厦。但是真正了解歌德的人都会承认,这座大厦,就其基础和形成而言,大部分都源于歌德关于自然的思想,源于歌德与自然的关系,源于歌德的自然研究。”

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歌德,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自然研究家”(Naturfrscher)歌德。如果我们对国内外歌德学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承认,要达到这种认识,其实很不容易。最直接的原因乃是由于他太丰富、太渊博。歌德1775年应邀前往魏玛时,只有轻便的随身行李,其中包括《浮士德片断》在内的一些手稿;当他1832年于魏玛辞世时,却为世人留下了多达341箱手稿、17800块岩石和矿物标本、9000张图画、4500件宝石制品、8000册图书、大量的油画、雕塑和自然科学收藏品。之所以如此,则又因为歌德“有能力通过观察和描述”,不仅“把整个世界都搜集到自己身边来,而且能将这些包罗万象的东西归类、整理”,如今,歌德的遗产“已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珍藏”。

歌德在文学方面的主要经历和成就我们都比较熟悉,此处毋庸赘述。但是只要将他的自然研究活动经历与文学创作两相对比,就不难发现,正如慕尼黑版《歌德全集》力图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歌德一生的全部活动和著作构成了一部升华了的“歌德传”;因此如果要谈论“歌德学”的历史发展,就有必要对歌德的自然研究活动及著作有所了解。

一、歌德的自然研究活动及著述

歌德晚年回顾其自然研究道路时指出,他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研究始于1780年,那以后的52年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是他严肃地从事自然研究的时期。尽管如此,歌德早年(1774/1775)在拉瓦特指导下尝试过的面相学(Physiognomie)研究,为他日后广泛深入的自然研究活动打下了基础。1780至1784年,歌德连续认真地研究了比较解剖学。借助比较方法,他发现人类也有“腭间骨”。(1784年3月27日)。这使他坚信,自然是连续而和谐的,人也属于具有等级秩序的整个生命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可是这个发现遭到当时权威专家的否定而未能及时发表。歌德因此倍受打击,遂中断骨学研究。

尽管如此,歌德在自然观上取得的收获,却使他有信心继续把目光投向别的领域。比较方法的采用使他注意到,动物形态有特定的结构模式;从这个思路出发,他可以更好地认识那些总在成长和变化的事物。于是他把探索的目光转向当时方兴未艾的植物学。1784至1785年,歌德开始系统研究植物学。他一边按林奈的术语系统观察和认识植物,一边学习使用显微镜。从观察最简单的生物开始,他初步认识了最微小的生物、单细胞动物和藻类。通过大量的观察,他逐渐地意识到,植物具有普遍的结构模型,而且联系着不同个体的这个模型在现实中是直观可见的。旅居意大利期间(1786—1788),歌德的植物学研究获得了重要推动和进展。1787年春天,歌德兴奋地写道:“遇到这些植物的时候,我关于植物学的奇特想法又变得强烈起来。我正在发现新的、美好的关系:大自然这样一个好像一无所有的庞然大物,是如何从简单发展为丰富多彩的。”最终,歌德发表了著名的《植物形变论》(1789/1790)。

植物学研究的成功使歌德重获信心。1790年起,他又重新开始骨学研究,致力于确立脊椎动物形态的类型说(1795)。他提出脊椎动物的头骨是脊椎骨变化而来的观点,并在形变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生物形态学(1796—1797)。1789年,歌德在伊尔门瑙矿山和图林根地区的哈尔茨山获得了对山区地质地貌的丰富认识。由此,他开始了地质研究。1790年,歌德开始研究光和色彩现象。到1800年左右,所有重要的基础工作都已完成。但是又过了十年,歌德才正式出版他的研究结果——《色彩学》(1810)。从规模上看,《色彩学》是歌德所有著作中篇幅最大的,它对于歌德的重要性仅次于《浮士德》。1815年,歌德开始研究气象学。

1780至1810年,歌德撰写了大量的自然研究论文。但是,直到1810年,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正式发表过,例如《植物形变论》、《光学论文集》(1791/1792)、《色彩学》。歌德曾多次计划发表自己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出版商和权威人士的拒斥,直到1816年,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他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自然科学概论,尤论形态学》(1817—1824)。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以前的一些研究论文、论文增补、研究自述和晚年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内容涉及自然研究的各领域和他对科学的新认识。直到临终前不久,歌德仍然在信中与友人讨论自然科学问题。

歌德的自然研究著作不仅包括歌德生前发表的作品,而且也包括他未曾发表过的同样为数不少的各种材料:不计其数的实验报告、备忘录、文献摘引、示意图、研究提纲和插图,大量讨论自然研究问题的往来书简、日记和谈话。只有容纳了上述所有内容的歌德全集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自然和自然研究——它们确实充斥着诗人歌德的整个生活,尤其是他的晚年生活。歌德在文学方面的主要作品和创作经历我们都比较熟悉,此处毋庸赘述。但只要将他的上述自然研究经历与他的文学创作经历两相对比,我们就会赞同:第一,歌德花在自然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并不比他用于文学创作的少,因为在诗人歌德那里,文学创作往往水到渠成,他的诗歌创作尤其如此,所以被他称作“即兴诗”;。而自然研究对于“自学成才”的他,当然要求花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财力的付出与投入。第二,在时间和空间上,他的自然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往往彼此交织。例如旅居意大利期间,他的文学创作和植物学研究以及对色彩问题的关注,这三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写作《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浮士德》(1773—1831)和《亲和力》(1809)期间,他的自然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于是,歌德的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他关于自然和自然研究的智慧火花。所以,不熟悉他的自然研究活动,这些“火花”对我们要么难以觉察,要么就表现为一个个从语文学和文学阐释学

角度来看往往难以理解的“谜团”。

第三,他的自然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的整体,我们研究歌德的文学创作时,应当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自然研究著作也考虑进去。最后,人的精神活动必然是其实践活动的产物和升华,既然歌德终生往返于他认为彼此不可分割的这两大领域,他从中形成的经验和认识,对他的精神发展、创作和世界观定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为19世纪就能觉察到歌德的自然研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少数人之一,威廉·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1767—1835)01830年明确指出,倘若歌德没有从事过自然研究,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将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对于歌德研究者而言,洪堡的论断暗示着一个往往被人漠视的基本事实:歌德的创作与自然研究之间存在着隐蔽而又公开的紧密关系。

然而在整个19世纪,具有洪堡那样敏锐眼光的人并不算多。结果,歌德晚年的作品往往被人误解、拒绝和漠视。歌德与自然的关系,他的自然研究活动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自然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关于自然和自然研究的思考及相应成果是博大精深的歌德思想宝库的重要基础一对此,当代的国外歌德学者原则上已不存异议。以下我们就通过回顾国外歌德研究史来看一看,这一认识在歌德学界是怎样达成的。

二、19世纪:被遗忘的自然研究家歌德

综观迄今为止的德国歌德学,尤其是《浮士德》研究,我们可以借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即使最客观的研究,也始终难逃相应时期的意识形态语境。这在《浮士德》接受与批评史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而在歌德与自然和现代科学之关系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人文学者的有关研究,最终也同样滑向以相应时期的德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研究模式。

在德国,综合研究歌德的尝试始于1800年,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威廉·洪堡和文学史家盖维鲁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等人是早期的代表。盖维鲁斯1835年把歌德的文学成就称作“我们诗艺的最后一次繁荣”,歌德的经典化从此开始。他推崇古典时期的歌德,把目光集中在歌德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共性和歌德言论中的美学内涵上,拒斥或漠视晚年歌德的作品,对其热心从事过的大量非文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研究活动,表示难以理解并且置之不理。盖维鲁斯的态度对于日后的歌德研究影响深远。对比我们下文将要论述的国内歌德研究情况,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大都处在这个时期。

这种态度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以后,随着歌德最后一个孙子1885年去世,歌德的全部遗产才作为歌德及其时代的见证,作为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对公众开放。同年,“魏玛档案馆”即今天的“歌德一席勒档案馆”开馆。歌德学家把这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歌德学”之开端,此前所有的歌德研究就相应地变成了歌德学的“史前史”。这是因为,歌德档案馆连同成为文化胜迹的“魏玛歌德故居”的最终开放,使歌德学家们得以首度一窥歌德全部人生和著作之全景。结果令人震惊,直到这时,歌德作为自然研究家的全部活动和著述的全貌,才开始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

回头再看就不难理解,正是由于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不理解和拒斥,歌德死后,特别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期间,甚至可以再上溯至法国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视为“反革命”的世界主义者歌德何以备受冷落,甚至饱受攻击。于是乎,在歌德诞辰100周年之际,忙于革命的德意志民族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纪念的表示。当时,爱国热情高涨的专家学者们纷纷以批判的态度与歌德划清界线,“对德国古典文学进行彻底批判”,因为歌德远离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怀抱错误的理想主义,其作品主人公奉行个人主义的避世态度,对当下资产阶级生活毫无现实意义,再也不具有榜样性。这样一来,凡是希望“拯救”歌德的学者,就不得不设法将歌德及其所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融入一种资产阶级的传统意识,把歌德及其主人公塑造成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形象。

受惠於1871年现代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歌德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于是,在亟需民族文化形象代盲人的德国文化界,开始出现为歌德“树立纪念碑的倾向”。为此,需要占有歌德的全部“从语文学上得到保障的文学文本”,然而那时歌德档案馆尚未开放,这一目标还无法实现。

1885年以前的歌德研究具有持久意义的功勋,在于对歌德著作的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出版。其后歌德档案馆的开放,为这些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援,最终促成了规模庞大的魏玛版《歌德文集》等大型编辑项目的启动,为一般读者和学者们走近自然研究家歌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盖格尔(Ludwig Geiger,1848—1919)1880年创办的《歌德年鉴》,为歌德研究提供了自己的论坛。随后,它与魏玛歌德学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歌德研究组织化、体制化,开始产生超越国界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尽管如此,《歌德年鉴》一开始就自视为“所有歌德学者的一个机关刊物,而非一个派系”,这份刊物的悠久历史本身就记载着“歌德学”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歌德研究开始成为职业学者的事情,局外人的作用日益式微。

三、20世纪: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发现与重估

20世纪早期发生了歌德研究史上的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其一,20世纪初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发现与重估,开辟了全新的“歌德学”视角,大大拓展了歌德研究的范围,是20世纪歌德研究史上的一个核心事件。这一变化的背景是20世纪发端于物理学界的革命性转折: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和普朗克(Max Plank,1858—1947)代表的量子论,结束了牛顿经典物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歌德当年反牛顿的斗争被看作一种具有预见性的、颇有启发的科学史事件。于是,19世纪中期曾由赫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1821—1894)提出并引起论争的那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自然研究家歌德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歌德学界,对发现和重估歌德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自由与形式》(1916)和《观念与形态》(1921)。卡西尔用歌德的形变论来阐释歌德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在新的科学文化语境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后,“形变论”逐渐上升为解读歌德的方法论工具。这类研究的代表作有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的《歌德的世界观》和维因汉德(Ferdinand Weinhand,1869—1973)的《歌德的形而上学》。

其二,作为发现和重估自然研究家歌德的直接结果之一,20世纪早期的歌德学家纷纷以刚刚获得的新视角研究晚年歌德及其作品。这个转向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代表人物有哈纳克(OttoHarnack)、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K,布尔达赫~(Konrad Burdach,1859—1936)等人。

他们对歌德晚年作品的研究成果属于这一时期歌德研究的力作。他们扬弃了龚多尔夫(FriedrichOundolf,1880—1931)等人把歌德形象仅仅局限于与他和席勒合作的魏玛古典十年的传统做法。维埃托(Karl Vietor)关于歌德晚年诗歌的研究,为此后对歌德作品的风格和结构的分析开辟了道路。与此转向相应的是,人们此时也开始重读《浮士德》第二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海伦娜·赫尔曼(Helene Hermann)的论文《对(浮士德)第二部的内在形式的研究》(Faust,der TragSdie zweiterTeil,Studien zur mneren Form des Werkes,1917)。其结论是:浮士德第二部在很大程度独立于第一部,可以看作一部独立自治的艺术作品。这个结论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围绕《浮士德》阐释问题发生的争论埋下了伏笔。相反,新康德主义者里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963—1936)在其对《浮士德》的哲学阐释中(1931)再次论证了整部作品的统一性。奥本劳尔(Karl Justus Obenauer,1888—1973)的《浮士德式的人:对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十四个思考》,强化了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书中流传开来的那个表述——“浮士德式的”(faustisch)。不久,“浮士德式的”这一套话堕落为具有纳粹倾向的《浮士德》阐释者的口头禅。

在德国纳粹独裁下的第三帝国,人们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认识继续向前拓展,但往往滑向一个极端。例如,190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雷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一类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张扬歌德的自然研究方法,建立一种德意志民族的“德国物理学”,用以对抗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犹太物理学”。例如,马特海(Rupprecht Matthaei)用歌德的形态学解释《色彩学》,旨在使歌德的色彩理论彻底摆脱数学与物理学的辖制。这类研究中,影响广泛的有植物学家特洛尔(Wilhelm Troll,1897—1978)和K.沃尔夫(K,Lothar Wolf)的《歌德的形态学使命:试论一种自然科学的形态学》。作者宣称:“德国自然科学最高贵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一种在形态学上得到了确定的自然认识模式实现突破;在此认识中,迄今为止仅仅受到管理的那笔遗产在歌德身上曾有一次生机勃勃的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歌德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歌德与以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的关系。量子力学的创始人,193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其题为《从现代物理学视角看歌德的与牛顿的色彩理论》0的演讲中指出,歌德研究自然的方式可以视为对现代物理学的补充。这样一来,他就与上述旨在建立所谓德意志民族的“形态学主导的物理学”论调划清了界线。他的观点对于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事实上,早在歌德时代,“歌德与牛顿”就是令人瞩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自然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这一话题重新受到重视。20世纪中期,G.穆勒(Ggnter Muller)沿形态学思路写成的《文学学和歌德形态学中的形态问题》(1944)对德语文学研究随后转入形式分析,具有奠基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他的《歌德小传》(1947)从形态学视角对歌德作了一个概观。

除了G.穆勒,关于自然研究对歌德创作之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当推埃姆里希(Wilhelm Emrich,1909—1998)的《浮士德第二部的象征:意义与前形式》(1943)。鉴于二战期间的政治形势对“歌德学”的消极影响,埃姆里希试图从理论上为歌德研究重新奠基。重要的是,他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延续至今的《浮士德》阐释视角,亦即对歌德全部作品中的象征与隐喻、自然与历史问题的关注。

四、当代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再发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歌德学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方面,尽管魏玛的歌德协会并没有分裂,但是东西两个德国的政治分裂迫使歌德研究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另一方面,歌德学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国际化趋势。此间,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参与歌德研究。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学者基本上能毫无间断地接续三四十年代的思路继续前进。原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的歌德学者则不得不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研究、批判和改造歌德。值得注意的是,曾以《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带领德国文学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歌德,在战后初期作为恢复民族自信、医治战争创伤的手段,在两个德国都很受重视。与此相应,歌德研究的新局面在两个德国同时表现为对歌德作品及研究文献的又一次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出版。

20世纪70年代,原西德学者齐美尔曼(Rolf Christian Zimmermann)的两卷本《青年歌德的世界图像》(1969,1979)进行了后来广为采用的尝试:他把青年歌德的世界图像和作品放在18世纪神秘而含糊其辞的秘学传统(hermetische Tradition)中加以阐释和解码。实际上,重新拾秘学传统,诸如神秘主义、炼金术、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歌德研究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新思路,尤其适用于《亲和力》和《迈斯特》(写于1795—1796/1821—1829)等作品。70年代中期,原西德学界最感兴趣的是《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和第三幕,即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和关于海伦的情节,因为其中涉及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含有对世界文学的指涉。这两者正是当时学界乐于处理的话题。原西德《浮士德》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论题,就是歌德作品中自然与历史的关系。D.洛迈尔(Dorothea Lohmey—er)的《浮士德与世界》(1975)即以歌德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为出发点,从形态学视角解读了浮士德与世界的多维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生态批评思潮渐成风气的背景下,人们日益质疑并批判现代精密科学的权威地位和具有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以过度依赖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生存方式被视为对自然的掠夺和剥削而备受批判。在此语境下,四处寻求批判资源的新一代读者和学者再度发现了自然研究家歌德及其著作体现的思维方式。于是,前现代时期的歌德的自然概念,作为一种“自然美学”(Naturaisthetik)的替代模式,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类研究包括H.伯默(HartmutBohme)的文章《鲜活的自然:歌德笔下的科学批判、自然研究和隐喻式的秘学》(1986)。美国人阿姆里纳(Frederick Amrine)的《歌德与科学:一份重估》。(1987)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笔者注意到,该书正是国内对自然研究家歌德感兴趣的屈指可数的几篇研究成果的文献基础(参下文有关内容)。与此相反,勋勒(Albrecht Sch6ne)却在《歌德的色彩神学》(1987)里批评了上述把歌德的自然研究“现代化”的做法。他试图从前现代时期的神学前提出发,阐释歌德的色彩研究。其结论是:它不具备替代现代自然科学的能力。

从研究队伍上看,跟国内的情况大致一样,人文学科出身的歌德学者,大都不关心歌德的自然研究著作的具体细节,他们主要从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化角度,解读自然研究家歌德与自然的关系。而从事自然科学的歌德学者则主要关心歌德在科学史上的影响与接受,以及歌德的自然研究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后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兼有生物学和德语文学学术背景的当代学者温策尔(Man—fred Wenzel,1954-),他参与主持了慕尼黑版《歌德全集》(1985)的歌德自然研究著作的编辑项目。他的《歌德与达尔文:自然科学史语境下的歌德形态学著作》(1982)梳理了“歌德与达尔文”这一论题的历史渊源,得出了中肯的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兴趣有增无减,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引人侧目的是,国际歌德学会主办的两年一次的国际歌德研讨会的第80届大会(2007年)破天荒地首度以“歌德与自然”为主题,包括日、韩两国学者在内的15位各国学者做了内容丰富的主题发言,充分表明了国际歌德学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重视。

国际歌德学会(Goethe-Gesellschaft in Weimar e.V.)前会长凯勒(Werner Keller,1930-)曾强调指出,歌德“是德国人中的欧洲人,是欧洲人中的世界公民,他的写作不单独为某一民族,而是为全人类所有的人”。这份高屋建瓴的评价,通过上述的200多年来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日益发达的歌德接受、影响和研究史,得到了生动的证明。

歌德的经典名言 篇4

歌德指出:“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所谓“合智”,是指艺术家的感情、思想、智慧、秉性、意志、愿望等等,即艺术家主观的心灵世界。艺术家在对人世间提供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必然“灌注”着自己的主观意识。真正的艺术,“它是一件精神创作,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同一个精神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艺术家用自己的生命的乳汁哺育起来的。歌德指出,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人物都显出那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全是吐自衷曲·一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类的思想感情。”歌德自己的创作也同样如此。在谈到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体验时,歌德说:“我像鹊鹏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感情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关于《浮士德》这部代表作,他说:“不仅主角浮士德的阴郁的、无膺的企图,就连那恶魔的鄙夷态度和辛辣讽刺,都代表着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歌德甚至称《塔索》“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正是由于艺术家的生气灌注,使主观心灵与客观生活相融合,才能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第二自然。”

再次,艺术要服从“较高的意旨”。所谓“较高的意旨”,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人所特有的意旨,也就是道德的意旨。歌德所理解的道德不是狭义的,而是指显示人的精神实质或社会性的,它和单纯的自然是对立的。他指出:“现实的东西如果没有道德的关系,我们就把它叫做平凡的东西。”“造形艺术所涉及的是可以眼见的东西,是自然的东西的外在现象。纯然自然的东西只要同时是在道德上使人喜爱的,就叫做纯朴的,所以纯朴的对象才是艺术领域的。”又说:“艺术应该是自然的东西的道德表现。同时涉及自然和道德两方面的对象才是最适宜于艺术的。”歌德认为艺术家从事创作应具有伟大的人格。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看待自然的。”然而,“我们的守旧派艺术家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凭着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摹仿自然,自以为做出了成绩。其实他们比自然还低下。谁要想作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狠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实现出来。”一乡在歌德看来,希腊艺术家们纵使在刻划动物时,也能够达到“不仅妙肖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的境地,便是由于他们能“把很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可见,“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总之,歌德关于艺术家既是自然的奴隶,又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了消极浪漫主义,又同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是歌德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他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卓越的历史贡献。

歌德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在此整理了些关于歌德的名言及歌德的名言警句。

歌德的名言一:

·最足以显示一个人的性格的,莫过于他所嘲笑的是什么东西了。

·最糟糕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受到错误志向的阻碍而不自知,真到摆脱了那些阻碍时才能明白过来。

·自我心的深处,有鸟飞起,飞向天空。

·主宰世界的三要素,那就是智慧、光辉和力量!

·智者和愚人都没有害,最危险的倒是智愚参半。

·智慧最后的结论是:生活也好,自由也好,都要天天去赢取,这才有资格去享有它。

·智慧只能在真理中发现。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

·只有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

·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既了解自己的力量又善于适当而谨慎地使用自己力量的人,才能在世俗事务中获得成功。

·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

·知识的历史犹如一只伟大的复音曲,在这只曲子里依依次响起各民族的声音。

·正当利用时间!你要理解什么,不要舍近求远。

·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

·真理是一只火炬,而且是一支极大的火炬,所以当我们怀着生怕被它烧着的恐惧心情企图从它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连眼睛也难以睁开。

·这种力量更早地,更普遍地、更确切不移地统治着全世界,那就是爱的力量!

·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

·憎恨是积极的不快,妒忌是消极的不快。所以妒忌很容易转化为憎恨,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

·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地办事。

·有一种内在的礼貌,它是同爱联系在一起的。它会在行为的外表上产生出最令人愉快的礼貌。

关于歌德的励志名言警句 篇5

1、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2、凡不是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

3、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生活和自由,假如他每天为之而奋斗。

4、一杰出的哲学家说,建筑是冻结了音乐,许多人对他的这个说法摇头,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相信没有比这个巧妙的思想换一种说法更好了,那就是把建筑叫做无言的音乐。

5、谁有用脑子去思考,到头来他除了感觉之外将一无所有。

6、在众人面前作冗长的演说而又不恭维你的听众,就只会引起人们的厌恶。

7、每一秒钟都应该有所创造。

8、对真理的热爱就体现在:知道怎样去发现和珍惜每一件事物的好处。

9、今天做不成的,明天也不会做好。一天也不能虚度,要下决心把可能的事情,一把抓住而紧紧抱住,有决心就不会任其逃去,而且必然要贯彻实行。

10、斗争是掌握本领的学校,挫折是通向真理的桥梁。

11、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限制的。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12、对别人述说自己,这是一种天性;因此,认真对待别人向你述说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教养。

13、真理是一支火炬,而且是一支极大的火炬,所以当我们怀着生怕被它烧着的恐惧心情企图从它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连眼睛也难睁开。

14、看出错误比发现真理要容易得多;因为谬误是在明处,也是可以克服的;而真理则藏在深处,并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发现它。

15、许多思想是从一定的文化修养上产生出来的,就如同幼芽是长在绿枝上一样。

16、独立性是天才的基本特征。

17、世上最艰难的工作是什么?思想。凡是值得思想的事情,没有不是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18、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地办事。

19、你若要喜欢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20、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凡是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地去学一门,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

21、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

22、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眼睛看到纸的背面。

23、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

24、虽然人人都企求得很多,但所需要的却是微乎其微。因为人生是短暂的,人的命运是有限的。

25、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随时随地地碰见真理,并把它吸收进来。

26、事业最要紧,名誉是空言。

27、在蠢人感到人生困难的时候,贤人看起来容易;而当蠢人感到容易的时候,贤者就感到困难。

28、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

29、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還大的是人類的心靈,其中通往女人心靈的通道就是陰道

30、我的遗产多么壮丽、广阔、辽远!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

31、并非语言本身有多么正确,有力,或者优美,而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力量。

32、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家的天梯。

33、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

34、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一天就超过了一千分钟。明白这个道理后,就知道人可作出多少贡献。

35、友谊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保持。

36、聪明的年轻人以为,如果承认已经被别人承认过的真理,就会使自己丧失独创性,这是极大的错误。

37、我们比较容易承认行为上的错误过失和缺点,而对于思想上的错误过失和缺点则不然。

38、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

39、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世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40、勇敢里面有天才力量和魔法。

41、谁要是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42、就科学来讲,把前人获得的零星的真理找出来进一步加以发展,就是当之无愧理应受到奖赏的功劳。

43、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不可能长久地争吵;他们总会重新言好的。

44、只要你告诉我,你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

歌德名言 篇6

1、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都好。

2、谁要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3、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

4、劳动可以使我们摆脱三大灾祸:寂寞、恶习、贫困。

5、希望风雨之夜所现之晓霞。

6、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

7、每走一步都走向一个终于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够,应该每下就是一个目标,每一步都自有价值。

8、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

9、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10、缺乏兴趣,将使记忆消失。

11、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只是一瞬之间。

12、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

13、年青时,由于兴趣广泛,容易忘事;年老了,由于缺乏兴趣而健忘。

14、尚未实现的目标,要比已经达到的渺小目的更珍贵。

15、暧昧而散漫的教育,造就了一大堆不可靠的人。

16、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却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

17、否定理想的人可能容易找到,不过他是把卑鄙当作美好。

18、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19、希望是不幸之人的第二灵魂。

20、在我生平每一个发展阶段或时期,我所悬的最高理想从来不超过我当时的力所能及。

21、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

22、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

23、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行长的时期;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地办事。

24、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世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25、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那一个月过的是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26、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27、正当地利用你的时间!你要理解什么,不要舍近求远。

28、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29、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总得在在青年时期开始。

30、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的天梯。

31、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

32、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

33、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总是同表年时代和创造力相联系在一起的。

34、希望是生命的灵魂,心灵的灯塔,成功的向导。

歌德的至理名言 篇7

人性即人的人格、德性, 是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应具有的素养和属性。以孟子为代表, 儒家人性论主张“性本善”, 认为人道德观念是人生而就有的。而歌德也认为道德“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性格”。 (2) 但人无完人, 与生俱来的人格并非完美无缺, 所以浮士德开始了他艰辛的探索旅程, 去追求至善、完满的自我。儒家思想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做人的最高理想——天下人和物皆能为我所用, 人要经过这八个方面的熏陶历练, “止于至善”。歌德笔下浮士德的一生正是一个人不断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

一、“格物”与“致知”的必然:书斋悲剧

以上所提到的八个方面中, “格物”是最基础的, 贯穿了浮士德的一生。老子所谓“观之于物而知身”, 即动用个人先天意识当中富有智慧和灵感的主观思想来体察万物, 进而以获得的知识和见解反馈到自我思想中, 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来规范后天的思维意识, 达到“致知”。由“格物”到“致知”是一个过程。

书斋中的浮士德过着脱离现实的生活, 找不到生存的意义。魔鬼乘隙而入并订下契约, 承诺带浮士德去外面的世界去享受生活。学习知识是“格物”的基础, 而浮士德困在书斋中, 学到的是一种僵死、机械的知识, 非但未能使他把握到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整合关系, 反而将他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这显然与他博采文书的初衷是悖离的。为了达到“致知”, 浮士德唯有主动、有意识地走进他渴望的世界中去亲身观照和体悟, 才能够建立起必要的反馈, 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从这个角度来讲, 书斋的悲剧正是浮士德由“格物”到“致知”迈出的第一步。

二、“诚意”与“正心”的必然:爱情悲剧

随后, 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助下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获得了姑娘玛甘泪的芳心。爱情生活不仅使浮士德放纵堕落, 也让玛甘泪误将母亲毒死、婴儿溺死, 其兄长亦死于浮士德的剑下, 最终姑娘身陷囹圄、精神失常。于是, 浮士德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是一出“爱情悲剧”, 也是浮士德人格发展过程中“诚意”、“正心”的阶段。

诚意即用诚信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正心就是用德性去纠正、改造意识中不符合伦理纲常的部分, 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将私心和欲望调整到德性允许的范围当中。浮士德与玛甘泪相爱是忠于自己内心真情的, 他的出发点在于“诚意”;但他诚而无信, 最终尝到了充满私欲的作为所带来的不幸后果。爱情悲剧达到了正心的效果, 让浮士德意识到了一味追求个人享乐而越出德性规范边界的行为是不合理性的。浮士德离开了玛甘泪, 他深知探求未知世界 (即“格物”) 的脚步不能停滞于这个小镇。

三、“修身”、“齐家”、“治国”的必然:政治悲剧和家庭悲剧

经过了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的历练, 浮士德开始认识到自身一些越轨于道德范围之外的部分, 可以说他通过一些具体方法得以调适身心、提升并强化了自己的德性, 这就是所谓的“修身”。接着, 浮士德来到宫廷, 在皇帝的要求下去拘拿古希腊美女海伦。浮士德对海伦一见倾心, 在魔鬼的帮助下, 他们结婚并生下儿子欧福良。欧福良不休止地向上追求, 很快便陨逝了, 海伦也随之消逝。

先是从政失败, 再是建立家庭告败, 这些是浮士德在完满人性的追求过程中一个必经的环节。儒家思想认为要先做人而后立世, 强调由己及众、由治家及治国。国家的安定取决于治国者和社会中个人的道德水平, 故对每个人的德性修养都要重视, 这样才能上下一致协调。所以个人必须主动用德性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品格, 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浮士德参与了“治国”和“齐家”的成败苦乐, 这些又更强化、刺激了他继续追求的信念。带着这种信念, 浮士德走向了他游历生涯的最后一站。

四、“平天下”的必然:事业悲剧

浮士德要创造事业, 他获得了一块封地并率领人们改造自然、填海还耕。这时的浮士德已至暮年, 魔鬼派死灵为他掘墓。听到锄头声的浮士德以为是众人在筑壕挖沟, 他感到了满足, 倒地离世。浮士德追求探索的历程终于圆满结束。这一事业悲剧的落幕意味着浮士德达到了自我人性、人格修养的完满境界。

如此看来, 似乎歌德与儒家思想在“修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个人必须在他所处的社会之中有所作为, 接受或吸收社会的馈赠和精华, 从而使自我达到一种理想状态, 进而解决自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塑造“试图对到达了当时那个阶段的人类的诸发展环节作一个全面的理解, 并将它们的内在运动、它们的自身规律性表达出来。” (3) 因此, 浮士德的一生正是一场向善、求全的人性探索与追求之旅, 是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本性之回归。

摘要:对于歌德的诗剧《浮士德》, 学术界历来不乏研究。在当代, 浮士德这一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形象仍然召唤着更多诠释的可能。本文简要回顾了浮士德研究现状, 并试图从人性视角, 运用中国儒家传统观念中的“格物”论思想对浮士德进行阐发, 从而论证浮士德的一生就是一个受驱于人的本性召唤、追求自我人性之完满的过程。

关键词:浮士德,追求,格物,至善,人性完满

参考文献

[1]冯至:论歌德[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2]转引自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见书中引用的《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 (美) 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A]。谢天海, 苑爱玲, 译。中信出版社, 2005

[1] (德) 歌德;绿原译。《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2] (宋) 朱熹撰;金良年今译。《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阿克尼斯特:歌德与浮士德[M]。晨曦, 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6

歌德的画家梦为何破灭 篇8

1765年,16岁时歌德遵从父命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虽然就在那一年他开始了文学写作,但对绘画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底结识时任莱比锡艺术学院院长的画家亚当 · 弗 · 奥塞尔,并跟他继续学画。与此同时,他又结识了铜版雕版画家约翰 · 米歇尔 · 斯托克,学会了蚀刻铜版画技术。

即使在18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他二十四五岁时先后创作出戏剧《葛兹 · 封 · 伯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诗歌《普罗米修斯》等一系列享誉全欧的文学作品,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主将之后,他仍然有志于成为一个画家。1777年,他在哈尔茨旅行时就托名为“画家韦伯”。

1786年9月至1788年5月,他不辞而别,从魏玛宫廷出走,再次化名“画家约翰 · 米勒”,从威尼斯到西西里游历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在意大利的21个月时间,歌德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艺术作品,他拜访名师,参观古物收藏馆,参加透视法短训班,外出时画笔不离身,临摹写生,共作画七百五十多幅。

意大利之行使得歌德的艺术观念和绘画技巧愈加成熟,这也是歌德绘画历程中最多产的一个时期,但意大利之行也使歌德最终放弃了成为画家的志向。面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歌德感到他们的艺术是自己难以逾越的高峰。在《意大利游记》中歌德写道:“搞绘画艺术,我年纪太大了(歌德时年39岁),无论是我胡乱涂鸦得多一些少一些都是一样……每天我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本来是为诗歌艺术而生的。罗马较长时间的停留使我得到了益处,这就是我放弃去搞绘画艺术了。”

歌德自1788年从意大利回到魏玛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时,几乎不再作画,而专注于文学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 ·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诗剧《浮士德》第一部和长篇叙事

诗《赫尔曼与窦绿台》等重要作品。这是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

1806年8月,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终覆灭,魏玛一度被法军攻陷,在这个多事之秋,为了排解郁闷,歌德再度拿起画笔,一年内画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共计作品88幅。1807年秋,歌德附上一首长诗,将画本赠给了魏玛公国的卡洛琳公主。

1810年,61岁的歌德进行了“他绘画能力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年的9月份,他在旅行中完成了22幅风景速写。

歌德一生共作画二千七百多幅。

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产物。”

从题材看,歌德的绘画作品绝大多数是风景画,有少量人物肖像画和极少数静物画,没有神话、宗教和历史题材作品,也没有人体绘画。

就形式而言,歌德的绘画主要是纸本铅笔、炭笔和羽毛笔素描和水彩画,有少量蚀刻铜版画,所有作品尺幅都很小,没有油画。

作为画家,歌德崇尚传统、追求真实,他作画主要采用的是对景写生的手法,画风写实,只有个别作品带有想象色彩。

德国艺术史家威廉 · 豪森施泰因写道:“在大量的占主导地位的画页中,画家歌德的语言方式总是独特的。他看到了光,看到了空气;他把两者勾画出来,描绘出来……这一点并不是不重要:他不时地画,一再地画,从一个几乎是判断错误的范围里,从他观照的广袤世界中,从他的呼吸里—没有一丝屑细渺小的痕迹。”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 · 巴尔称赞说:“这些画页偶尔比最美的伦勃朗还要伦勃朗,时而在魅力的强度上可以与凡 · 高一比高低……尽管它们都是旅行时匆忙的速写,也都有着情感的尊严和一种认识上的高度,那是那些最伟大的大师只有在他们最幸运的时刻预感上能提升到这种地步。”

戈特弗里德 · 凯勒则认为:(歌德的绘画)“根本就没有价值,尽管他毕生都在谈论他的这些练习。”

德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马 · 李卜曼(1847—1936)说:“歌德尽管付出了铁一般的勤奋和坚忍不拔的努力,依然是一个半吊子。虽然他学了该学的,也像其他人一样做得有好有坏;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画是出自歌德之手,那我们就几乎不会相信的。因为它们连一丁点儿歌德精神也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一丝独创性,而独创性是天才的首要标准;它们与他的独特和无垠的幻想毫无关系。”

歌德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更准确地说,歌德是新古典主义者的同代人,晚年又看到了浪漫主义绘画的盛极而衰。此时,法国继意大利之后成为欧洲艺术的中心。

1、德国画家

A、新古典主义画家

安东·拉斐尔·门斯(1728—1779),13岁前往意大利学画,4年后回国与父亲一样成为德累斯顿宫廷画家。1757年(29岁)再度来到意大利,并在罗马生活十余年。在那里与温克尔曼相识,一同考察意大利出土文物,并著书立说。1761年前往马德里被西班牙王室聘为宫廷画师,10年后返回罗马居住,直至去世。作品多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并擅画人物肖像。

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1751-1829),出生于绘画世家,青年时到荷兰学过画,后来在意大利生活长达16年之久。歌德旅居意大利期间曾在他的寓所住过,在《意大利游记》中歌德记述道:“蒂施拜因走了,把他的书房整理好,拂去灰尘,擦拭干净,致使我非常喜欢呆在里面。”蒂施拜因画风细腻优美,除人物肖像外,还创作过大量历史题材的油画作品。

B、浪漫主义画家

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20岁前往哥本哈根丹麦王家美术学院学习,1816年开始任教于德累斯顿美术学院。他是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的奠基人,他的风景画既呈现了真实的自然景色,又融入了他内心的幻想,是人与自然之间孤独的对话,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象征意味。他说:“画家不该只画眼前之所见,而更应画内心之所见。如果他心中无物,那他就应该停止画眼前之物。”

菲利普·奥托·龙格(1777-1828),早年在哥本哈根丹麦王家美术学院学习,1801年回国后定居德累斯顿。与弗里德里希的画风不同,龙格在想象的风景中表现了人世间的欢乐。

2、法国画家

A、新古典主义画家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1775-1780年旅居罗马,因1781年(33岁)在沙龙展出“借古喻今”的罗马历史题材作品《求乞的贝利萨里》受到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等人的称赞而被接纳为法兰西王家学院院士。1784年(36岁)创作代表作《贺拉斯兄弟的宣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他不仅用画笔记录了的血与火的历史,而且作为雅各宾党成员亲身参加革命活动。拿破仑称帝后成为宫廷画师。他用古典主义写实手法描绘了剧烈变化的社会生活。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1797年进入大卫的画室,1806年赴罗马法兰西学院学习,自此一直在罗马居住到1820年。他是希腊罗马艺术和拉斐尔绘画的虔诚崇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力图恢复古典艺术的形式法则,创造出“清高绝俗和庄严肃穆的美”。除了历史画和肖像画之外,他绘画的突出成就还体现在人体绘画方面。

B、浪漫主义画家

让·路易·安德烈·泰奥多尔·热里柯(1791—1824),曾就学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开创者。1822年(24岁)创作代表作《梅杜萨之筏》。33岁坠马身亡。

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是热里柯的同学,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1822年(24岁)展出成名作《但丁的小舟》,1823年(25岁)创作《希俄斯岛的屠杀》。他用强烈的激情描绘了历史和现实中一幕幕生命毁灭的悲剧。

达·芬奇(1452-1519)22岁与他的老师维罗基奥合作完成《基督受洗》,25岁创作《天使报喜》。米开朗琪罗(1475-1564)23岁完成成名作《圣母悼子》,26—28岁创作《大卫》,33—37岁绘制《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拉斐尔(1483-1520)21岁创作《大公爵圣母》,27—28岁完成《雅典学院》。乔尔乔内(1477-1510)33岁英年早逝。贝尔尼尼(1598—1680)23—24岁创作《抢夺普洛塞尔皮那》,25—26岁创作《阿波罗与达弗涅》。华托(1684-1721)33岁病逝。凡·高(1853-1890)37岁自杀身亡。毕加索(1881-1973)26岁创作《亚威农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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