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思想文化

2024-05-21

三晋思想文化（共6篇）

三晋思想文化篇1

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一法家与三晋法家

对“法家”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困难的。《孟子·告子下》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1](第184页)在这里，“法家”应指守法之世臣，与“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从学术派别的角度，最早对“法家”一词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注：详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 流业篇》中的引文转引自该书的第5页。)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第3289页)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2](第3291页)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来看，曹魏的刘劭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就著书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主张：“著书定律为法家”。以此为据，李悝实为法家的始祖。在当代法史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将法家看做一个“学术派别”。[3](第418页)上述见仁见智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对准确地把握法家的内涵，却大有裨益。我们认为，对“法家”一词的理解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或学术派别。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实践性极强的学术派别。”(注：详见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法家是“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详见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页)但如将法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术派别，势必将那些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如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有学者指出：“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4](第80页)基于此，对“法家”还应作广义的理解。广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本文称谓的“法家”即是指广义上的法家，其中，法家思想是其主体和核心。

法家，若按地域划分，学术界常常将其分为齐法家与晋法家。(注：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专列“晋法家思想的发展”一章，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并把李悝、申不害、商鞅和赵武灵王等都纳入“晋法家”的范围。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238.武树臣、李力先生也指出：“以地域来划分，法家有晋法家与齐法家之别。”参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4.)其中，“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5](第26页)“晋法家”(注：本文使用“三晋法家”的名称，而不用“晋法家”的名称，其理由见下文。在这里暂用“晋法家”这一学界常用的名称。)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学术界使用的“晋法家”这一名称，似不如使用“三晋法家”更符合史实。因为，在先秦历史上，“晋”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周分封的诸侯国。公元前453年，晋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韩、赵、魏三国统称为“三晋”。虽然晋与三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三晋毕竟不同于晋，两者无论是存在的时间，还是所领地域的范围，甚至在某种性质上都有所不同。(注：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即上起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时。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 8.李元庆先生指出：“到春秋末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从此灭亡，由魏、韩、赵三个独立的异姓诸侯国取而代之。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至于法家，虽然春秋时晋国的赵鞅、荀寅等都可归入法家，但法家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形成于三晋而不是晋；法家一些主要人物的法制实践是在三晋而不是在晋。因此，用“三晋法家”这一名称，比用 “晋法家”的名称更准确。三晋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三晋，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 ”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其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三晋法家思想作为讨论的对象

二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的原因分析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2](第1635页“索引”)又“戎狄之与邻”[6](第1371页)，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6](第1539页)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3](第427页)“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7](第172页)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注：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4.李元庆先生认为“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叔虞封唐时的《唐诰》”。详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91.)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士制定“士之法”。[6](第909页)晋文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注：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7.有关郭偃之法的记载见于《商君书·更法》、《战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和《韩非子·南面》等。)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6](第1504)《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6](第1504页)《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 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6](第909页)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士匄、范匄)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6](第1504 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第 3297页)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各三十万。[8](第199页)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 ](第102页)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 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9](第21页)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10](第57页)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11](第658页)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7](第284页)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彼固亡国之形也”。[11](第74页)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12]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 “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第2230页)即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2](第919页)但需要明确的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 “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13](第610页)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

三三晋法家思想果结秦国的原因分析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

晋秦国土相连，又与戎狄为邻，宗法礼治思想相对淡薄。尤其秦国，更是“慢于礼义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而“秦君大多数以非嫡长而继王位，嫡长子继位只是例外。”直到战国，“国君继承仍无定制，庄襄王(始皇父)即以庶子而继王位者。”[3](第433页)相近的文化传统，为晋秦间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秦“妻子圉以宗女”怀嬴(辰嬴)。(注：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再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410.)晋文公以秦穆公之女文嬴为妻。[6](第415页)因此，世人有“秦晋之好”之称。战国时，秦庄襄王后、嬴政母为“赵豪家女也”。[2 ](第2509页)由于秦与晋、三晋的关系密切，国与国之间常相互以人为质。有学者统计，春秋战国时，人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晋与三晋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14](935～940页)这种长期的交往又使得两国文化有较多的相近之处。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为三晋法家思想在秦国较为顺利地实施创设了条件。2.贤能的统治君主与重才的用人政策

历史在不断地前进，这是必然的规律。而在这必然中，偶然的因素有时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尤其在大变革的时代、在战争的年代、在人治的社会里，君主的贤能与否在国家事务中不可轻视。贤能的君主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把准时代的脉搏、选贤任能，推动社会进步。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 ](第194页)穆公去世后，秦国势衰败，“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15](第129页)至孝公，秦国仍属弱国，在诸侯中没有地位。《史记·秦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但雄心勃勃的秦孝公，在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变法改革就要开始了，而这场变法改革的制度设计者和具体实践者，却是由魏入秦的商鞅。商鞅本卫人，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深受前期法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郭沫若认为“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因其贤能，公叔痤曾举荐商鞅为魏相。然而，魏惠王不但不采纳，反而嘲笑公叔痤，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2](第2227页)与魏惠王相反，秦孝公认为只有法家的“强国之术”能改变秦国。于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第一次变法。(注：有关商鞅变法年代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85.)经过两次，历时18年的变法，秦“主以尊安，国以富强”[12](第187页)，而且，如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当“秦人富强”之时，魏却“国内空，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第 2233页)秦国由“诸侯卑秦”到“诸侯毕贺”[2](第2232页)，商鞅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考察商鞅变法以及秦国由弱变强时，由于过多地关注商鞅而常常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秦孝公。实际上，正是秦孝公认准了三晋法家思想，确立了重用贤能的用人政策，才有商鞅变法的可能；正是靠秦孝公有力的支持，才有商鞅变法的顺利进行；正是由于秦孝公长期掌握国家的权力，才使变法能够彻底实行。郭沫若在比较商鞅与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商鞅“确实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16](第330页)即商鞅变法的成功，有赖于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就没有商鞅变法。秦孝公卒，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虽然商鞅死于非命，但“秦法未败也”。[12](第914页)孝公之后，秦王大多为贤能之君，仍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为目标，尚法制、任贤能。范雎，魏国法家人物。曾受辱于魏，而秦昭王(一作昭襄王)以为相。范雎提出 “远交近攻”的策略，又用反间计使赵国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名将廉颇，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韩公子韩非，在韩不被重用，而秦王政，则爱其才，慕其说。韩非的思想为秦国的统一和秦朝的统治起过重要的作用。

反观三晋，许多君主缺乏对现实的真切把握，未能从根本上体认到三晋法家思想的实际价值；没有将变法进行到底；没有很好广招贤能。在魏国，魏惠王不用商鞅。至魏昭王(前270年)时，范雎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从须贾使齐。齐王闻其贤，私赐雎金及牛酒。须贾疑其“持魏国阴事告齐”，归国后告魏相魏齐。魏齐怒，使人笞击雎，折胁落齿，卷以箦，置厕中，使客醉者溺之。[2](第2401页)后得脱，任秦相。在赵国，宗室贵族势力强大，任人唯亲者多。而异姓贤臣常被猜忌甚至杀戮。廉颇见疑而为赵括所代，才有长平的累累白骨；公元前229年，秦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赵将李牧、司马尚欲反。李牧乃赵之名将，长期镇守赵之北疆，在长平之战后，曾两次大破秦军。秦又攻井陉、邯郸，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军畏惧，遂用反间计，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第二年，邯郸破，赵王迁被俘。在韩国，韩非认为，韩国之所以削弱，是因为“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而且，“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2](第2147页)与此相反，秦王嬴政见韩非《孤愤》、《五蠹》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 ](第2155页)于是，秦不惜调动军队，急攻韩，迫使韩非使秦。秦虽害死韩非，但却采用其思想。由上可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在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三晋那些昏庸的君主，不识时世，不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反而暴戾瓷睢，刚愎自用，以一己之好恶，为一人之私利，专权跋扈，任用亲信，其后果只能是“晋材秦用”，最终必然是国家的灭亡。韩非分析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人道也。”[12](第252页)宋人洪迈总结说：“七国互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图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按：魏冉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第413页)灭三晋者，三晋也，非秦也。

三晋法家人物，在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现实，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实践。而三晋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已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展开，汇入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滚滚长河中。但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的历史现象，到今天仍然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考察历史本身，更在于发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在继往开来的今天，在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三晋大地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中，我们需要真切思考和务必实现的，不是“晋材秦用”，而是“秦材晋用”；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4]俞荣根.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11]王锡荣等.战国策译注·魏一[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12]张觉.韩非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4.7.[13]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马非百.秦史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413.

三晋思想文化篇2

一、独特的三晋文化

在西周王朝建立后的大分封中, 成王封叔虞于唐, 其子燮父改唐为晋。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 晋人的活动中心区域是在“河、汾之东, 方百里”的古唐国范围, 就是今天的翼城、曲沃、襄汾、绛县、侯马、新绛一带。晋国北有大漠, 拥有山地、高原、盆地, 是典型的内陆国家。在此条件下形成的本土文化具有固定、闭塞的特点。

晋国又是夷夏杂处之地。《史记·匈奴传》载,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 居于北蛮。”《国语·晋语二》也有记载, “景霍以为城, 而汾、河、涑、浍以为渠, 戎狄之民实环之”。匈奴人“利则进, 不利则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礼义。”“君臣简易, 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由于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化与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周文化完全不同。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决定了戎狄文化具有尚利重功, 轻礼轻德, 高度专制的特点。戎狄在与华夏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也将其文化融入了华夏文化中。

晋文化虽然同属以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周文化系统, 但晋国属于宗法礼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其宗法制发展得并不彻底, 总体上呈现出与同期的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的形成, 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古唐国文化面貌独特复杂, 因而有了“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的因时而治, 因俗而治的极具开放性, 包容性的治国方略。在此方针指导下, 多种文化碰撞影响, 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中间文化。“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也直接规定了先秦三晋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和方向, 并因此形成了血缘亲情观念淡薄、轻视礼仪、崇尚法度、尚利重功的文化特色。独特的晋文化成为法家思想的文化土壤, 培育了崇尚法律的精神, 同时形成了“成文法”的传统。

二、三晋法治实践

晋国的法制思想具有灵活尚变的传统。“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就是说, 晋国立于戎狄之间, 用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政令制度来引导教化, 用戎狄族的传统刑法律令来治理。叔虞封唐后“启以夏政”, 一直沿用夏政。即使在三家分晋后, 韩、赵、魏也一直沿袭。此外, 晋国还沿用了夏朝的制度。《隋书·经籍志》载“夏后氏五刑有五, 科条三千。”《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云“夏刑三千条”。“启以夏政”的晋国因此自然而然地要受到夏代法律的影响。有文献反映, 晋国曾有叔虞之法, 它应是晋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孔子对其评价道:“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经纬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 所谓度也。”按照周初统治者的“刑新国, 用轻典;刑平国, 用中典;刑乱国, 用重典”的刑事原则, 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 叔虞之法应该是一部体现了周公“明德慎罚”的精神原则, 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和古唐国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而制定的法律。

晋文公时, 曾制定“被庐之法”也称“执秩之法”, 孔子对此称赞道“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 为被庐之法, 以为盟主。”被庐之法是晋国的一部重要法典, 它的推行使晋国民安国富, 晋文公终成诸侯霸主。

公元前621年, 赵盾秉政, 晋国大权落于卿大夫之手。赵盾改“被庐之法”为“夷蒐之法”。公元前513年, “冬,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 遂赋晋国一鼓铁, 以铸刑鼎, 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 成文法的公布结束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专横统治, 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法治”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536年,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 子产在郑国“铸刑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兆。邓析对子产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 就私造“竹刑”。对于竹刑的内容, 我们不得而知, 但《荀子·非十二子》中说, 邓析“不法先王, 不是礼义。”由此可知, 它是要改变旧制, 不效法先王, 不肯定礼义, 体现的是新兴阶级的意志。公元前501年,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公元前375年, 韩国灭掉了郑国, 迁都于郑, 必然也继承了郑国重法的传统。

晋国多次修订推行法令,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使晋国取得霸主地位。虽然晋国在公元前403年被瓜分, 被韩、赵、魏三国继承的不仅是土地, 它的尚法尚变的传统也被继承并发扬。

魏国曾制定《魏宪》即《太府之宪》, 据《战国策》载“《魏宪》之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 有常不赦。国虽大赦, 降城亡子不得与焉。’”魏文侯时, 其相李悝“撰次诸国法, 著《法经》。”《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对促进生产力的解放, 推动社会的前进都起了积极作用。

战国初, 韩国曾进行政治改革, 但由于改革不彻底, 不仅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还造成了一些混乱。如《韩非子·定法篇》所说的:“晋之故法未息, 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 而后君之令又下。”公元前355年, 韩相国申不害主持变法, 制定了法典《刑符》。申不害以“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效果并不理想, “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 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但申不害的变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韩用申不害, 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 盖十五年。”

公元前403年, 赵国在取得诸侯的合法地位后, 其相国公仲连在赵烈侯的支持下进行了改革, “选练举贤, 任官使能”, 并制定《国律》。虽然我们对《国律》的内容无从考证, 但《国律》对赵国的富强发展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韩非子所言:“当赵之方明国律, 从大军之时, 人众兵强, 辟地齐燕”。

三晋制定的法律无疑会受到晋国旧法的影响。另外, 韩、赵、魏三家以小宗代大宗而一跃成为诸侯国君, 他们也急需建立君主专制的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客观上促进了三晋法治实践的发展。三晋法治实践既是对历史的反思, 也是对现实的回应, 更是三晋独特的地域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摘要：三晋之地远离王室, 地理历史条件复杂, 为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并为之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使法家的政治构想得以在三晋大地付诸实践。

关键词：三晋文化,法家,法治实践

参考文献

[1]礼记.表记.

[2]史记.匈奴列传.

[3]左传.定公四年.

[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6]左传.定公九年.

[7]战国策.魏策.

[8]晋书.刑法志.

[9]韩非子.定法.

三晋文化特点浅议篇3

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

一、开放

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赵奢这样的名将。

这是远古的例子。近世的例子则是晋商的兴衰。开放心态，创新的理念，是晋商兴起的主要原因：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内耗不断，则导致了晋商的衰败。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说："晋商成于开放，败于保守。"讲得很准确。

与开放这个特点相联系的是包容。山西的北部，历来就是游牧民族进据中原的必经之地，是不同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地区，也是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三晋文化是集百家之长的文化，不仅善于吸纳，而且善于将外部文化本土化。有包容才能不断丰富，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提倡不同文化的对话、共处，不要对立、冲突，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更为和谐。其实早在春秋时代，三晋文化就有宽容的传统。中学时老师教我们学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灵公时的史官。晋灵公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君。大臣赵盾一再规劝他，他不但不听，还起了杀心，迫使赵盾逃到了现在的晋东南一带。这时赵盾的族人刺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回来主政。董狐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说，当时我正在逃命，怎么能说是我弑君呢？董狐说，你并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境，你的族人杀了国君，怎么不是你弑君？赵盾尽管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尊重史官的意见，就由他这么写了。应该说，这就是宽容。这样的大度，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二、务实

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景"指的是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汉文帝早年封代王，都城就在现在的平遥附近。他是山西的水土哺育大的，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疾苦。即位以后，他坚持不生事扰民，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得以改善，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文帝是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他不许宠妃慎夫人穿长裙，以免群起仿效，浪费织物。晚年他想建一座露台，是露天的土台，而不是像以前那些君王那样，还要盖许多豪华的亭台楼阁，但一算账，即使这样，花费也相当于几个中等农户的资产，最终还是放弃了。甚至连他的帐子，也是用奏折的封套拆开后缝制的。临终前遗诏不许厚葬，陪葬品中不许用金属器皿。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有几个盗墓贼光顾文帝的霸陵，文帝从棺木中欠起身来说：你们走错门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个故事让人不禁要想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一个陪葬坑，就是那么大的阵势！主墓室又该何等奢华？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经常听到人们赞叹兵马俑如何如何了不起，却很少有人提到它的墓主人是如何穷极奢侈，这是很奇怪的。汉文帝还是一个严格按律办事的人。当时的云中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在上报战绩的时候，首级的数目与实物不符，多报了六级，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撤了职。用现在的话说，汉文帝已经是一个懂得必须"依法治国"的人了。总之，在他的种种作为后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务实的精神。

唐王朝本来就发源于三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务实精神的结果。唐朝的重臣有许多是山西籍的人氏，如河东的裴氏，薛氏，柳氏。仅裴氏一姓，就出了十七个宰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晋文化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三、求新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书香三晋征文篇4

从那以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本我唯一的书，从不厌烦。爸爸说我跟书有缘，叫我好好学习，我用力地点点头。我知道父母都没有文化，他们想让我多学点知识，将来可以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后来我上了小学，课本我都看完了，还不知足，吵着向妈妈要书。我顶嘴，我不吃饭，我耍小性子，能使的招都被我用上了。最后妈妈为我东奔西跑地为我借了不少书。我是如鱼得水，快乐地遨游其中，这一路走来，我不曾感到寂寞。

进入中学，语文老师见我这般爱读书，就主动借给我许多经典名着、杂志。寒来暑往，四季更替，一本本书静静地走过我生命的每一天。当我用文字叩响心灵的时候，一切尘世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在书香世界里，我听到花开的声音，触摸到岁月的痕迹，感悟到了生命的轮回。我可以穿越时空和古人邂逅，可以面对面和先哲交流，可以毫无障碍地和未来对话。过去、现实和未来似乎就是在我手指翻动处。

现在，我正面临中考，学习气氛紧张而又压抑。学习之余，我依旧在领略书籍的瑰丽。有句话说：“阅读改变人生”，确实如此。在不断地在咬文嚼字中，我汲取着文字带给心灵的营养精华，时不时也煲出一剂“心灵鸡汤”，滋补自己那颗永不停辍、始终处于生长状态的心灵，让天资愚钝的我从容地去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失败。它教我做命运的主宰者，坚守做人的原则，懂得了爱的真谛，拓宽了我的视野，滋养了我贫瘠的求学之梦，让我从容不迫地应对考试。每天我的脊梁挺得笔直笔直，总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厚重的生命底蕴在支撑着我。

三晋大地上的“皖煤”标兵篇5

——皖北煤电临汾天煜恒昇煤业“工人先锋号”事迹材料

临汾天煜恒昇煤业活跃着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创业队伍，他们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安全高效为目标，管理上乘，无坚不摧，三年来他们先后转战四个采煤面，生产原煤200多万吨，顺利实现安全生产三周年，2012年更是创造出单面百人百万吨的优异成绩，曾多次荣获集团公司、天煜公司“安全生产先进集体”、“模范班组”等荣誉称号，这就是恒昇煤业的采煤事业部。

恒昇煤业采煤事业部现有职工102人，党员8人，管技人员6人，下设一个检修班、两个生产班。队伍是2010年组建成立，职工来自皖北煤电、西郭公司、原矿留守和社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文化习惯差异巨大，大多未从事过综采工作，就是这批“七拼八凑”的职工，在矿党政的正确领导，在采煤事业部的严格管理下，经过三年如一日的打造、历练，现已成为一支攻坚克难的煤海“尖兵”，顺利达到了管理上水平，质量上台阶，安全无事故，团队协作强的战斗团队。2012年，克服了工作面搬迁、停工停产等诸多不利影响，取得了生产原煤110万吨，安全无事故，质量标准化达省一级的好成绩。

动态达标保安全。安全是煤矿永恒主题，该部以零工伤、零事故的“双零”为目标，牢固树立“安全事故是可防可控的”理念，以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严格贯彻执行山西省新的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狠抓贯彻落实。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到工作面的“三直两平两畅通”，小到工作面支架跑、冒、滴、漏，材料备件码放，两巷单体支护等方方面面均从严从细。管理加强，严格执行“班评估”和现场交接班验收制度进行考评。注重技术管理，进一步规范作业规程、施工措施的编制、贯彻工作，切实做到围绕现场定措施，围绕措施抓落实，抓好落实保安全。部领导严格执行跟带班制度，与工人同上同下。9203机巷系统改造、9202工作面掐后运输机溜槽、机巷大坡度松拉移变等期间，部领导均在现场指导，确保安全。此外，强化设备检修工作，实行设备包机责任制，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设备始终完好。加大“三违”查处力度，培养职工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良好习惯，有效防范了事故的发生。

现场管理提双效。该部导入精细化管理理念，首先在煤质上做文章，严格执行矿下发的《关于加强煤质管理与考核的暂行规定》，矿煤质化验室实行日化验报告制度，以煤炭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和精煤回收率确定每班工资单价，实行日清日结，激励职工井下捡矸力度，最大限度地将矸石消灭在井下。2012年8月份，9202工作面出现局部全岩构造，采煤事业部职工通过人工攉矸方式处理矸石一万多吨，确保煤

质在5400大卡以上。与此同时，强化内部管理，在降本增效上狠下功夫，严格按照设计或技术安全措施科学制定材料计划，严格审批手续，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做到慎投入、不浪费，并加强现场管理，确保材料使用的科学合理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加强物资回收、复用和修旧利废工作，做到循环利用，提高了材料利用率，有效地节约了成本。

技能培训促发展。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员工素质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速度。该部把员工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作为发展大计来抓，作为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的中心工作来抓，通过岗前培训、班前学习、现场指导等形式，积极学习矿井发展历程、企业精神、“工人先锋号”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着力提高员工政治素质，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与整个企业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企业发挥最大整体效应，求得最佳工作效益。以学习型组织创建为载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倡导员工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大力开展“导师带徒”、“手指口述”、“四个一”培训等活动，把培训课堂移到工作现场，“口对口”、“手把手”、“一带一”地传授操作要领，充分发挥技术“大拿”的传、帮、带作用，让广大员工尽快地成长起来，并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和业务技能应用于日常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的不安全因素，提高了矿井安全系数，增添了矿井发展后劲。

与此同时，大力实行技术创新活动，建立完善了合理化建议征集、评比长效机制，根据合理化的成果进行对应嘉奖，有效激发了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员工自行设计加工的远程供液装置、皮带阻力器等装置，不仅有效提高了安全生产系数，质量标准化水平，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人本管理增士气。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采煤事业部今天取得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有一个勤正廉洁、作风过硬的领导班子，区队领导个个都是爱岗敬业的模范，他们时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部为家，正常生产期间的节假日从未休息过，对各项工作“了如指掌”，对每位职工的生产、生活状况“了如指掌”，真正做到了哪里有困难，区队领导就出现在哪里。在9103工作面机尾和9202工作面局部出现全岩、9203工作面过河断层等特殊困难期间，部领导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得到领导和职工的一致认可。区队领导多人次荣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部长尚勇在2012年度还荣获尧都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制度是各项工作的保障，是执行的依据，采煤事业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尤其是工资分配问题，该部严格按照“三公开”要求，每月召开一次工资分配会，班队长以上人员和部分职工代表参加，确保工资分配的公开公正，并由每位职工签字确认后进行张贴，消除职工疑虑，化解干群矛盾，做到让职工满意，让领导放心。

三年来，从未出现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干群矛盾。职工小刘因没说原因就要请假回家，经过部长尚勇再三询问后得知其患有高血脂，就安慰其不要有心理负担，安心保养好身体，并向其介绍了一家比较好的医院去治疗，让小刘同志在这离家千里的三晋大地感受到了亲情般的温暖。广大干群心齐气畅则战斗力和凝聚力就愈发强大，在9202工作面出现近20架，走向长度达30米的全岩构造时，采煤职工不等不靠，主动放弃休班，用人工攉矸入矸石窖的方式处理矸石一万多吨，职工中没有一位叫苦叫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特别能战斗”的皖煤精神，保证了全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年来，恒昇煤业采煤事业部积极参与“工人先锋号”活动，职工生产热情高涨，凝聚力不断提升，当代工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无处不在，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

三晋思想文化篇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太原古称龙城，王昌龄的这首诗描写了边塞的豪迈之情，而我们这个暑假要去的山西，就是有着这样豪迈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让我一起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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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佛像东输肇武周，皈依昙曜善筹谋云冈石窟—九龙壁—古城墙角楼研学石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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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相聚

孩子们的相聚总是伴随着欢笑声，在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来到太原，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我们的领队老师以及助理老师会提前来到太原，在酒店早早的做好迎接大家的准备。

孩子们一路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既新奇，又特别呢？让我们一起开启我们的知识旅程吧。参考资料

图书：《山西三晋文化--文化中国系列》作者：高文麒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图书：《古都大同》作者：安大钧出版：杭州出版社图书：《云冈石窟》作者：谷敏

出版：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作者：樊炎冰

出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中国古建筑之旅：山西晋商大院》作者：颜军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刘勇

图书：《山西故事：历史人物》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作者：晋旅

图书：《小泥孩山西集注》作者：小泥孩产品部出版：小泥孩内部资料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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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学的特点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4、山西的风俗习惯以及基础常识和安全知识。游览安排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汾河西畔，是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为国家“九五”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山西省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文化基础设施。

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此后屡次更名。1953年起称山西省博物馆。新馆于2001年8月10日奠基开工，2004年竣工，定名为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作为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总投资近4亿元人民币，珍贵藏品约40万件。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

研学主题

研学三晋文化，发现最美山西。研学目的

1、通过孩子们对山西历史的了解，可以梳理出整个山西的历史脉络。

2、通过对晋祠古建筑的参观和游览，发现中国古建筑之美。

3、听老师讲讲山西有名的人和有趣的故事，感受文化的厚重。参考资料

图书：《山西三晋文化--文化中国系列》作者：高文麒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图书：《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刘勇

图书：《山西故事：历史人物》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作者：晋旅研学活动

1、在老师的指导下，带着孩子画出山西发展的思维导图，看看山西的发展有那些特别之处。

2、走进山西的古建筑代表地--晋祠，看看古代的建筑之美，同时了解周代的故事。让老师通过讲述成王“桐叶封唐的故事，让孩子们明白一诺千金的品格。

3、听老师讲讲山西还有那些故事，让孩子一起分享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游览安排

晋祠，位于山西，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后被追封为晋王)及母后邑姜后而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为晋国宗祠。祠内有几十座古建筑，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晋祠其中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1961年3月，晋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AAAA级别旅游景区。圣母殿----为晋祠古建三绝之一。

创建于宋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圣母传为叔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木雕盘龙--晋祠古建三绝之二。

木雕盘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盘龙雕柱，雕于宋元佑二年(1087年)。八条龙各抱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生，一派生气，虽已近千年，鳞甲须髯。

鱼沼飞梁--晋祠古建三绝之三。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在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

研学主题研学石窟文化研学目的

1、了解石窟的起源以及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2、了解石窟艺术与佛教文化的相互联系。

3、通过对石窟的浏览，了解石窟开凿的过程，以及当时的唐代文化的主流。参考资料

图书：《古都大同》作者：安大钧出版：杭州出版社图书：《云冈石窟》作者：谷敏

出版：山西经济出版社研学活动

1、了解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分析为什么唐代的时候石窟的开凿会达到一个顶峰，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

2、在老师的带领下，让孩子们一起画出石窟发展的整个脉络，让孩子了解一种文化的兴起、繁荣、以及没落。

3、在九龙壁参观，了解龙在封建时代的代表意义，听老师讲讲关于龙的故事。游览安排

云冈石窟—九龙壁—古城墙角楼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中国的龙壁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七龙壁、九龙壁等多种形式。这几种形式以九龙壁最为尊贵，在古代被建造在皇帝、王后以及王公的宫殿正门的地方，在寺院里面也经常可以看到九龙壁。九龙壁主要使用琉璃、彩绘、砖雕等材质制作完成，整体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这几种里面尤其数琉璃制作的九龙壁最为有气势，色彩也更加艳丽，是中国影壁、照壁建筑艺术的一大发展。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九龙壁有故宫九龙壁、大同九龙壁和北海九龙壁，被称为中国“三大九龙壁”。

研学主题研学古城文化研学目的

1、了解平遥古城的发展历史，以及古城的特色。

2、对比中国其他的古城，看看平遥古城有什么自己独特的特点。

3、让孩子们畅游平遥古城，感受一份古老的文化和日常的风俗习惯。参考资料

图书：《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作者：樊炎冰出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作者：刘勇

图书：《山西故事：历史人物》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作者：晋旅研学活动

1、带着孩子们了解平遥古城的地图，并说说平遥古城的建城特点。

2、带着孩子们走进平遥古城，了解它所代表的一种繁华和时代。

3、对比中国其他的古城，看看平遥古城有那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出对比图

4、听老师讲讲关于平遥古城的故事，看看孩子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游览安排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平遥县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山西平遥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汉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2009年，平遥古城被世界纪录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2015年7月13日，平遥古城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点。

研学主题研学晋商文化研学目的

1、了解整个晋商的起源、发展、以及没落的全过程。

2、了解山西的晋商大院的特色，体会晋商的衣食住行的生活。

3、走进晋商文化，了解晋商的经营之道，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参考资料

图书：《中国古建筑之旅：山西晋商大院》作者：颜军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刘勇

图书：《小泥孩山西集注》作者：小泥孩产品部出版：小泥孩内部资料研学活动

1、走进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去看看当时的晋商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那些不同的特点。

2、了解晋商文化，通过晋商的经营之道，让孩子们谈谈对晋商的印象是什么？

3、带着孩子们整理在山西研学的各种知识点，给整个山西的研学做一个知识的梳理。游览安排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它又名在中堂。属于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总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整个院落是城堡式建筑，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使乔家大院俨然成为晋商大院的代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再一次勾起人们对这座清代民宅的回忆。拥有独家出版权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推出了《乔家大院》同名长篇历史小说。

成长规划

通过这次旅行，孩子们需要交给老师一份自己以后的成长规划，要求视频版。我们会把孩子的每一份成长做成点滴的整理和记录，让孩子在每一次旅行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研学后续

我们会给孩子准备好我们的研学旅行的后续作业，孩子们一定要认真完成哟，希望你们今后的每一步成长，都可以生开出绚烂的花朵，有一个快乐而美满的人生。依依惜别

今天的离别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欢乐的欢送宴会，希望大家能够永远记得这次旅行中收获的成长和快乐。收获友谊

这么多天的相处，让我们彼此了解、彼此新人，临别之际，希望大家可以互赠礼物，临别赠言，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研学总结

我们的带队老师会给我们这次研学的活动做出总结，以及对研学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做出点评，希望下次的研学活动我们还可以再见。

活动费用

宝贝费用：2290元/人（不含大交通）大人费用：2190元/人（不含大交通）长春起止高铁：1166元/人沈阳起止高铁：866元/人

整套图书的费用：400元/套（非必选）服务细节《住宿》

5个晚上快捷标准双标间住宿，提前告知可以安排大床房或者家庭房，孩子的报价也已经包含床位费。《用餐》

行程中包含8个正餐5个早餐，其中正餐会根据当地的饮食特色安排两顿特色餐饮。我们会按照孩子的饮食特点进行调配。《服装》

行程中包含小泥孩机构统一发放的服装、帽子、背包、小泥孩内部编辑书籍、研学活动所需的各种材料。《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