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精选8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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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的思想著作。可惜其传播比较零散，不系统。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播。本文就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唯物史观；

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期。

1899年，在《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些介绍西学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并对《资本论》做了评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内容所作的较多的介绍。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三天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在20世纪初还可见于各报刊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学说的文章，例如，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曾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11年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说》一文中也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介绍。但是整体来看，20世纪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零散的，不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震动和极大反响，是在‚十月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后。准确的说，是在十月革命后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科学民主旗帜的高扬，对于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封建礼教具有对治之功。2科学民主的启蒙号召，唯物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反对有神论、封建迷信思想的基础。这两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寻求救国救命道路的探索相结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这样的传播和发展。十月革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像李大钊所说：‚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趁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介绍与读者……‛与此前一些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不同，李大钊1918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其热情赞扬十月革命和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溢于言表，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同时也基本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此后，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并指出三大原理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觉系统宣传的标志。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唯物史观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最早介绍唯物史观、起启蒙作用的一篇文章是《晨报》译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活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论述首先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先进分子也自觉地以唯物史观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都著译了大量宣传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随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刻的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风起云涌的趋势。

进入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广泛宣传和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广泛流传，并逐步进入高等学校的讲坛。这期间，出版社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著作或译作，同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经典‛的《资本论》也开始部分的与中国读者见面。正如艾思奇所说，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始终所未有”。1927年大革命失败，却并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的发展着，为什么呢？原因不外乎两点：1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还有待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和总结，以便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2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得一部分革命者提高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把理论的注意力指向了唯物辩证法。1928年至1932年短短时期中，除了普及文化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介绍。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盛行，标志着马克思在中国走向成熟。

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与中国革命事迹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等，本文就不做论述了。

参考文献：

李毅：《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2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隐藏已久的矛盾和弊端显露无疑。极其残酷的战争,人们极度空虚和颓废的精神,以及西方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的掠夺等等,使得资本主义文明的完美神话破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文明与思想产生了怀疑,并逐渐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而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及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使各国群众开始觉醒,并且推动了各国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1917年3月,俄国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1917年11月7月,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唤醒了西方正在沉睡中的无产阶级,同时也唤醒了东方处于压迫中的民族,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应声而起。同时,这对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更是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在国情与中国有些许相似的俄国,俄国工农大众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以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勇气,使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加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而最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感到失望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内环境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中国的根本,关键在于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思想革命。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评价它:“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尽管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方法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弱点,但他们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追求思想改造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这一切都极大的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中国的青年一代,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二)五四运动的推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令中国的工人阶级逐渐崛起,这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从而开始深入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巨大的影响。李大钊先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清楚的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因此,五四运动的爆发,十分有力的推动了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且迅速的传播。

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从辛亥革命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了对西方文明思想的希望,踏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然而,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认识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部条件,即经济条件、阶级和政治基础还没有完全成型。辛亥革命后,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些许变化,特别是当时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时期成为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不能缺少的经济基础。而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逐渐成长,工人运动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和政治基础。

具备了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态势良好这两个大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主要助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运动,众多新思想不断涌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新思想的初步探索,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石。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些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除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也开始逐渐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其中最为突破的是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与普通群众结合。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由于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和思想体系仍然存在着认识不够全面、理解不够准确的不足之处,并且在早期阶段,大部分的进步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3)但这都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正是这一时期的坎坷历程,使得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经验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推动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才有了生命和灵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6:147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6:707.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3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武装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指导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初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特点 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已经快一个世纪了。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拨开了长期笼罩在中國上空的阴翁，使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掀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篇章。理性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总结其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一）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状况决定的，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要求。当时中国面临着由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们勾结封建军阀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因此中国人要寻找的新思想就是用以一定要能够克服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新理论。因此救亡图存就是当时中国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赋予的最急迫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在中国作为当务之急的实践指南被接受了。

（二）主动性。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两方面影响，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是俄国革命、共产国际和巴黎和会起到的外部影响。二是巴黎和会所导致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动因。他们首先认识到了西方所谓的公理只是对他们而言，“强权即公理”是他们的行动逻辑，这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而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则成了他们扩张的粉饰品，美化其行径的精神鸦片。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宣扬和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三）必然性。中国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五四时期，在中国泛滥的各种政治思潮几乎都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而马克思主义是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说服力的思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俄国革命的方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榜样。对当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列宁的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口号，无疑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方式是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必然的。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通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进行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深感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的真正独立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他们在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救中国的科学理论以后，就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熟识和接受，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一）武装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落后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够强大。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觉悟不高，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没有较多的工人参加。因此，如何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进政党，成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特别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革命思想。唯物史观使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勇敢地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剩余价值学说使中国共产党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面目，认识到无产阶级所承受的苦难，决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社会革命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型政党，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通过毫不妥协的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二）指导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外无独立。中国最先进的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中国的科学理论以后，就努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苏俄和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帮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联合国民党等其他民主力量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初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4

1．五四运动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

2．五四运动后

（1）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登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2）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出现，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翻译出版。社团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面向工人的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和《劳动音》。

（3）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回击了胡适的挑战。

（4）各地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同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5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义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

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

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6

第十八课 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棉花种植的发展;纺织、制瓷和采矿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手工工场的出现。

在教师指导下，看本课地图及图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分析机户和机工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提高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认识的能力。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地方出现的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在经济上的表现。

通过对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和廉政措施，促使社会安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以身作则行为的讨论，加深学生对当今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明朝时期，人口增加，粮食日益紧张。要使学生充分理解当前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

导入新课:

1.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l)背景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社会十分贫困，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社会不稳定，统治者也很难剥削到很多财物。

(2)目的

使安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

(3)内容

①奖励垦荒(并免除三年徭役和赋税);

②实行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

③兴修水利;

④提倡节俭。

(4)作用

①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②到明太祖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的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

西汉初年，统治者也采取过休养生息政策，访问有哪几位统治者?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

2.农作物引进新品种

(1)原因

明初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加的速度较快。从洪武十四年到永乐元年22年中，人口增长了12%.平均每年增加人口30万。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给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众多，是我国的一个突出的国情。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人口控制不住，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会产生各种困难和问题。因此，现在我国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明朝政府是怎样解决粮食紧张这个问题的呢?

(2)措施

①种植高产的小麦、稻米;

②南方大力发展双季稻，海南出现三季稻;

③从国外引进高产作物，如美洲的甘薯、玉米等。(指出这是明朝农业的一大特点。)

3.技艺先进的纺织、制瓷和采矿业

(1)纺织业

纺织业有两种，分别是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

书中说“松江仍是棉织业中心”，言外之意在明代以前的元朝它已经是棉织业中心了。

明朝的棉织业很发达，我们除了掌握松江外，还应该掌握另外两个地点――杭州和湖州。

明代时候有一句谚语：“买不尽松江市，收不尽魏塘纱。”这句话主要形容松江的布和魏塘的纱特别多。

丝织业在我国历史悠久，西汉时候就有“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仍然很发达。苏州、杭州的丝织品产量大、质地优。

(2)制瓷业

中国制瓷业历史悠久，到了明朝，制瓷业继续发展，制作技艺更加高超，进入了以青花瓷为主的时期，代表作就是“青花海水行龙纹扁瓶”。景德镇在明朝仍然是全国的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瓷器质量好、品种多、产量大，名扬海内外。英文中称中国为CHINA，而CHINA的解释之一就是“瓷器”。可见，制瓷业在中国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

(3)采矿业

明代的采矿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用火药爆破开采矿石，这在当时是采矿技术的一大进步。那时，冶炼金属已经采用焦炭作为燃料。焦炭是用煤干馏而成的固体燃料，质地坚硬，多孔，发热量高，多用于冶炼。并且，使用活塞式风箱，加大风压和风量，提高炉温，所以冶铁的技术和质量都高于以前。著名的冶铁中心有河北遵化、广东佛山等地。

在采矿、冶炼技术提高的同时，铸造工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华严钟就是一个代表。(教师向学习出示钟的图片)该钟钟体高6.75米，重46.5吨，钟身内外铸有佛经23万多字，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大铜钟。它虽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钟声依旧，它在北京的大钟寺内，向世人展示着我国人民高超的冶铸技术。

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国人民又成功地铸造出一个世界奇迹――“世纪钟”。它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与才智。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朝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4.空前活跃的商品经济

(1)商品种类繁多

当时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达200多种。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农产品的上市?(因为明政府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粮食有了大量剩余。)

手工业品种多的原因是什么?(明朝手工业发展快，纺织、棉织、制瓷、采矿、冶金等各行业都超过了前代的发展水平。)

(2)城市繁荣

明代商业城市很多，除了北京、南京，繁华的城市有30多座，当时，南京的商业决不亚于北京。尽管南京、北京的商业已经极其繁荣，但是仍然比不上苏州与杭州，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其繁荣程度绝非一般。

(3)集市贸易的发展

这是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课文中提到的苏州吴江的盛泽镇，从明朝初年的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发展成为明朝中后期上万户人家的市镇，就是一例。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5.“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1)时间和地区――明朝中后期，在苏州、松江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

(2)表现形式――“机户”和“机工”的出现。

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几十个劳动者进行生产。被雇佣者就是“机工”，他们计日向机户领取工资，维持着贫困的生活。这就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

(3)实质

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工场，“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不同于奴隶制下的人身占有关系，也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作坊主一般不脱离劳动，有时也带几个学徒和帮工，但学徒和帮工“衣食于主人”，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学徒没有工资，帮工除衣食外，工资也很少。而手工工场主即“机户”，则是利用手中的资金雇佣“机工”劳动，成为完全靠剥削机工剩余劳动为生的早期资本家。当时，苏州城内有数千“机工”，他们自己没有织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计日受值，自食其力”。

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的小字文，仔细理解。

(4)地位

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稀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

总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7

一、革命斗争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都在苦苦的寻求一条可以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近代社会的中国人民也从外国强盗侵入中国的第一天起, 进行着坚决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在这一时期, 众多的救亡思想, 富强理念纷纷涌来, 充斥着当时的理论界, 形成了类似前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情形。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梁的“维新变法”, 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一不指导过中国的革命与改革, 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也就是说以上所有的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 是软弱的。

中国需要革命以谋求发展, 实现富强, 因此更需要反帝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和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爆发, 展示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迅速对十月革命的爆发做出了回应。李大钊在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中, 这样写到:“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 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纪的革命之彩者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热情的宣传马克思主义, 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国人对改变中国命运的迫切需求主观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客观条件, 才使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

二、阶级基础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 是由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 并团结起来, 为之而斗争。它的传播往往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的表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 无暇东顾, 暂时放松了中国的压迫,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趁机发展起来, 迎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春天。同时, 日本、美国在华企业数量迅速增长, 民族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使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在辛亥革命时, 中国产业工人己达60万人;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的产业工人己经扩大到250-300万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 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斗争也迅速兴起, 五四运动又使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

我国的无产阶级还有自身的特点。其一:由于帝国主义、中国买办、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企业, 大都设在沿海沿江的少数通商口岸, 因此我国的工人阶级广泛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据一八九四年统计, 集中于上海、汉口, 广州的产业工人占67%, 其中上海一地就占46%。这为以后的工人运动发起提供了先决的地理条件;其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受压迫最深的, 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 因此有最强烈的斗争欲望和革命要求。其三:中国的无产阶级大部分是来自破产的农民, 这就使他们和农民有了天然的联系, 易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在革命中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 其倡导的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文明主体的悲惨生存境遇密切相关, 是一工人阶级武装斗争为基础和先锋的革命斗争理论。有了坚实工农联盟阶级最为坚实依托, 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传播开来。

三、思想文化准备成熟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更为大众化。新思潮, 新文化的影响力不再是少数上层阶级, 具有了一定的群众性。早在维新时期, 严复就提出“民之自由, 天之所界”, “以自由作体, 以民主为用”。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人, 逐渐接受者西学中有关自由、民主、科学的理论。当袁世凯上演了一段段复辟丑行时, 中国的思想界更是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1915年,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 呼吁中国人“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以完其自由自主之人格。”1917年起,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 明确以“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办学主张。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也正是有了思想自由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才有后来在中国传播的条件, 20年代, 新文化运动先后以《努力周报》等杂志为阵地, 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孔教、反封建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章, 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使人能够“脱离大奴隶之羁绊”完善“自主自由之人格”做到“我有手足, 自谋温饱;我有口舌, 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沉所信。”

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是在秉持“批评时政非其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态度全身心的发动这场开启民众“伦理觉悟”的思想革命的。但是, 当走向共和失败后, 这一美丽的制度幻影受到无情的抨击;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带来了恶名, 在新文化运动阵线内部, 出现了新的思考。十月革命撕开了帝国主义包围全球的大幕后, 先进的思想者, 开始探寻十月革命胜利的密码, 新文化运动, 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焦点和议题。可以说, 新文化运动扫清了旧的腐朽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脚营造出一个合适的环境, 没有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的热情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很难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扎根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过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具备之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会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勃然兴起, 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文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早期传播 篇8

摘 要：《传播》一书既将历史学和传播学进行了有力地融合，也是一项将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相结合而进行著书立说的新尝试。深入、系统地研究该课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代中国思想史、近代东北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研究都具有显著意义。

关键词：历史学；传播学；马克思主义；东北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04-02

自从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被片段、枝节性地介绍到中国，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逐步被确定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前后不过80余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竟能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在短短几十年内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其前提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大潮中不可或缺的一条河流；同时，作为一个与苏俄（苏联）相毗邻的边疆地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具有与在沿海、内陆地区的传播不同的内涵和特点。

2012年5月，黄进华博士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简称《传播》）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即1900—1931年）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本书的撰写历时三载，记录了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结构上，《传播》一书共分为导论和4章。本书打破清代和民国的界限，采用中时段的研究方法，选取1900—1931年前后大约30年作为研究时段，并将研究区域限定在东北，即今天的黑、吉、辽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市）、兴安盟、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和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等4个盟（市）。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科学、明晰，在庞杂的史料里披沙砾金，努力探寻历史的真实，反映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广阔的学术背景和良好的学术素养。具体来说，该书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填补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人张载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本书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和陕西等省，对于处在边疆地位的东北较为忽视，这与东北在全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事实上，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马克思主义就经由张德彝的《三述奇》，直接传入辽宁铁岭，因此东北人民在中国人民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俄国布尔什维克又在中东铁路沿线掀起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第一波浪潮，使得东北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工人运动的。特别是1907年，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中、俄工人曾经共同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两周年，并在同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共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下光辉的一页。

本书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视角，以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进程和主要传播中心进行动态地分析和考察，试图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规律；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与近代东北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揭示二者间的内在关联，既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又观点独到，令人信服。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好评，被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二、视角独特，让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最出彩的地方，是作者从时间、空间和传播学等三个维度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进行全面考察。其中，“时间维度”即本书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在中国传播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基本进程进行考察，揭示马克思主义早在1872年就初介东北，并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三波浪潮逐一进行探究。“空间维度”，即本书第二章，从横向的维度出发，从地域上勾勒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基本面貌，既指出中东铁路沿线是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带”，又对分布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吉林市和延边地区等6个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分别进行研究。“传播学维度”，即本书第三章，根据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理论”，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媒介等维度，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基本要素进行具体剖析。

三、史论结合，积极尝试学术创新

作者平素学风严谨，在本课题研究中用力颇深，尤其是在史论结合上颇下一番功夫，多有独到之处。譬如，关于1917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前人已有很深的研究。作者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1917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与20世纪初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早期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形势与1917年哈尔滨政局遥相呼应，进而论证1917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中国境内第一个苏维埃。正是通过一个个考证研究，才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

综观全书，作者积极开展学术创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概念创新。在借鉴和吸收传播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本书先后提出“传播带”、“传播中心”、“传播中坚”、“传播先锋”和“传播阵地”等概念，为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开展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在书中，多有学术亮点，如对“红色之路”——中东铁路的论述。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指出：20世纪前期，中东铁路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之路，又是东北建党之路，更是一条红色国际交通线，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

四、视野开阔，为后续的学术研究开辟空间

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其内容不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而且广泛涉及历史、思想—历史、社会、文本和意识形态等诸层面，而本书主要着眼于历史层面的研究：在历史层面，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对象、媒介研究；特定人物、群体、报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定地区的传播研究等。在思想—历史层面，主要是从传统中国儒学独尊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的过程演变研究。在社会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社会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辨析。在文本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本进行解析；在意识形态层面，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进行考察。这既为后续的学术研究开辟空间，也显示作者具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

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大众化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热点，深受学术界的重视，许多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也较为明显。究其原因，研究者多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对史料发掘、解读和运用不够”，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史学家缺席”了[2]。同为历史学者，我们相信：《传播》一书既将历史学和传播学进行了有力地融合，也是一项将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相结合而进行著书立说的新尝试。深入、系统地研究该课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代中国思想史、近代东北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研究都具有显著意义。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清晰的思路及条理，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严格的考证研究，其中的艰辛可以想见，正如《菜根谭》所言：“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破。”正是以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作者得以著述此书。阅读此书，不仅是感受作者在向我们阐述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更像是作者用扎实的功底为我们形象而清晰地描绘了一幅幅历史画面，因而本书不愧为一本难得的佳作。

参考文献：

[1]赵付科.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