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精选3篇）

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篇1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篇2

关键词：《乱民全讲》,疯癫与文明,戏剧重影

《乱民全讲》是由台湾当红戏剧家赖声川及其团队创作, 演出在台湾备受关注。戏剧幽默的话语和深沉的主题并存, 是对现代社会精神迷乱的解读。戏剧重影本是残酷戏剧对戏剧本体思索后延伸的产物, 它是疯癫与文明下的深层思索。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 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1]。我们不敢说社会已经到了这种疯癫地步, 但疯癫与文明共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乱民全讲》中也能得到很好印证。

《乱民全讲》戏剧精神的追求主要是现代文明下人的精神荒原问题, 这些“纷纷乱乱”[2]在剧中多有体现, 如:卡通人、狗、概念人和民主选举等戏剧场景, 这些场景正是对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深入探讨, 是精神荒原下焦躁、迷乱的“乱民”讲述, 这种讲述是当下文明的通病, 是整个社会的“全讲”。很多人看赖的戏剧大都被其滑稽所吸引, 但赖声川的戏剧绝非喜剧二字可以概括的了的, 他的戏剧别有风格。这跟《暗恋桃花源》“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在抢同一个舞台”[2]颇有类似, 他的戏剧是悲剧气氛与喜剧气氛的“争抢”。严肃本来是悲剧特质, 它具有“崇高”的内在潜质;戏谑是喜剧的特质, 它具有滑稽性。《乱民全讲》正是把这两种不相容的特质结合在一起, 这种悲喜结合已不再是传统戏剧悲喜的有机结合, 而是用一种阻碍的形式表达相悖离的内容。这种深层间离正是赖剧的一大特点。

严肃的问题, 戏谑处理

剧场安静了, 观众的期待视野早已开始运作, 一切步入正轨, 戏剧在严肃中开始了。突然一个小姑娘走上舞台, 然后工作人员上场把小姑娘撵走。诧异中, 滑稽没有结束, 所有演员使出全套谢幕。开始部分, 演员很投入地看着字幕, 整个剧院像浩瀚的宇宙, “宇宙”里字幕如思想飞梭, 出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什么区别”“我和你的关系怎样界定”“我为什么会感到悲伤”“我为什么会感到乐”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思考, 衍生了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我和你的关系”问题产生了自私、剥削、统治等问题;“我为什么会感到悲伤”“我为什么会感到乐”这些都是很严肃也是值得严肃的问题。正是这些严肃把观众带入一个思想的天地, 观众被感染, 他们在期待着更加深层的思索。然而, 接下来戏剧却把观众带入“恶搞”之中。代表各色人的ID上场了, 他们是乱民、狗、卡通、概念, 他们滑稽的语言和戏谑的姿态让你感觉这是一群小丑, 一群在思索着的疯癫者。劫机本是很严肃的事件, 戏剧却借剧中人语言的交流阻隔, 用戏谑的方式搞出了诸多笑话。拯救世界本是很崇高的问题, 而在卡通人那却显得荒唐可笑。“拉皮条”理应属与认真反思的问题, 而剧中人对妓女的同情却是在皮条客的数量上作文章。结尾一个演员不着调地唱着《红豆》, 字幕却是悲剧性地“我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崇高与严肃已经被庸俗处理, “乱民”在庸俗地诠释着伟大。

戏谑的问题, 严肃处理

一条河本无新闻, 剧中却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饱含激情的主持人一板一眼地给我们讲述着河的颜色等无所谓的问题, “现场五颜六色, 这个五颜六色……红色来了又走了, 可是蓝色马上就来了……”“酸甜苦辣咸”场景, 演员们的认真劲让人瞠目结舌, 他们伴着舞蹈动作庄重登场唱着不同腔调的“我怎么那么咸”“我怎么那么酸”等。民主选举场景, 剧中人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一次次地表决着琐碎无意义的问题。庸俗不堪的教授, 借用现场采访手段, 打着母语教学的旗号, 一本正经地搞着粗俗下流的问题。吃本也是小问题, 但剧中人物吃猪肉时一本正经的变态要求让人大跌眼镜。无意义与重复在剧中不断出现, 剧中人在无意义中生存, 却又同样执著地追求着这种无意义。

但赖剧是有别于现代和后代性的颓废和深沉, 他的戏剧是“来源于生活”, 是在“体验生活”“了解广大人民的心情”[3]基础上的创造, 是基于真实或者潜意识下的真实。《乱民全讲》一剧, 观众在接受中思索之严肃崇高与感官上实现的戏谑之滑稽并存, 戏剧唤起接受者现代生活情境中积累的焦躁, 同“乱民”心理形成共鸣, 进入看似荒诞滑稽但却真实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乱民”心理。这种并存不断剥离形成意识的黑洞, 诱发观众进行深沉思索, 最终达到布莱希特所追求的“间离”后的理性思索。

参考文献

[1] (法) 福柯著;刘北成等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三联书店, 1999, 封页

[2]赖声川.凤凰网娱乐类[Z]2009-3-6http://v.ifeng.com/e/200903/a069ca49-5446-43e3-86f4-fbff900c2558.shtml#10b25355-5ee5-40bd-91a0-1e2275964093

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篇3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讲述了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冷战格局瓦解后国际政治将如何演进而提出的文明的范式和思维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奔溃，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宣告了冷战格局的崩溃。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不再重要，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政治，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抬头。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作者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模式，强调文化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是主要作用。即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世界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这样一个范式下，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中，不难预见西方文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旧是最强大的文明，但是它的杈力相对于其他文明的确是在下降的，西方和非西方间力量的相互作用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主轴，同时也是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

引用作者自己的话，可以将文明冲突论概括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最广泛层面上的文明认同）形成了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是这样用五部分来阐述这一命题的推论的：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状态;而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穰斯林

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国家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起初阅读此书时，实话说我的内心是十分抵触的。一方面是由于这本书晦涩难懂的专有名词和冗长的定语复合句，这让我的阅读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总所周知，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往往认同并习惯采用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作为我们的切入点，而作者却另辟蹊径，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的观点，与我对国际关系的固有认知产生了强列的矛盾，因此坦白来说我是不很认同此书的。但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思考的逐渐深入，我逐渐对作者的文明冲突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认识到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是立足于理论层面的逻辑假设，我们所要做的是去理解和领域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优美之处和精髓，而不应当仅仅跟据现如今与其理论相悖的现象或事实而加以否定，否则就会犯逻辑假定的错误。

纵观全书，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西方和非西方关系间的判断。一方面是作者关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判断。作者认为，西方化这一概念其实来自于传统的白人种族中心观念。西方种族中心论者将世界分成了“我们”与“他们”，指出西方世界有义务将外部世界同化。

“现代化”则应该是另一个层面上比“西方化”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包括工业化与城市化、富裕程度、教育水平、社会分工程度等等。尽管早期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飞速发展和资本的快速积累，使西方文明在18、19世纪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西方世界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西方文化可能是最接近“现代文明”的文化模式了，而事实上，作者认为西方化和现代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他甚至反对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直接划等号的。其原因在于“西方文明是诞生于现代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也是在之前确立的，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同胞兄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绝对不能简单画等号。”

从这一角度看自然而然，普世文明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作者始终认为西方相对于非西方，其影响力确实是在不断下降的，西方文明正在丧失世界的中心地位，非西方文明正在逐渐复兴。在世界局势上，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东亚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而毫无疑问，正是东亚的快速现代化为反西方提供了强大的自信来源。

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典型代表日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者甚至流露出：中国将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的观点。

由此可见，作者对西方文明的前景实际上是较为悲观的，一方面他否定了普世主义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他主张西方人团结起来应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许多学者之所以抨击文明冲突论，仅仅是将目光狭隘地放在作者文明冲突的假设前提，并无深刻探究作者理论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