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经典语句

郎咸平经典语句（共6篇）

郎咸平经典语句 篇1

郎咸平经典语句

1、我最讨厌文过饰非的学者，你以为把事情压着，问题就解决了吗?

2、中国楼市产生泡沫，是中国的投资商环境持续恶化造成的。

3、我认为，真正能赚钱的好项目，应该由我们全体老百姓来做。

4、你敢内幕交易，打官司打到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未可知。

5、如果没有规则，金融大鳄进来之后，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6、我们被迫将产品大量出口到别的国家，赚取一些必定贬值的美元。

7、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存储是美德。因为我们社会保障条件不足，逼得你不得不储蓄。

8、你如果想在香港请法官吃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法官根本不敢跟你去吃饭。

9、为什么美国大学生专业不对口能找到工作，而我们中国大学生专业不对口就找不到工作?

10、你知道许三多薪水多少吗?900块。那他凭什么热爱他的工作呢?

11、美国人纪律性之强是你不可想象的。

12、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民族，不可能是经济上成熟的民族;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企业家，不可能是成熟的企业家;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公民，不可能是市场上成熟的公民。

郎咸平 读后感 篇2

郎咸平 读后感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读后感 作者：王炜荔所在专业(工作单位)：级物理海洋学日期：-5-5 这是一本关于当今中国经济国际现状的一本非常优秀的科普性读物，言语简白，深入浅出，试图解释给读者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实内幕，也带给我们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阐述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些人说是危言耸听，有些人说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我认为，恐怕真实情况要更加残酷，我们不能让美国人掌握我们的命运。不论如何，经济竞争是残酷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了解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郎咸平教授在书中说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家的.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有目的有企图地对我们的经济虎视眈眈。郎教授指出，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的配合，是外资疯狂掠夺的真面目。这种危险所关系的不只是书中的几个典型案例或者部分企业，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发展。 我想，我们在从书中得警示的同时，更好彻底丢掉幻想，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并且要努力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当下，我们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刻苦奋斗、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许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气度和视野。 虽然看完郎教授所讲的道理感觉非常沉重，但是这也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地位和前景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同时让老百姓也得以明白国家的发展处境，因而我们整个民族可以更加团结地投入经济建设，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共同建设美好未来!

郎咸平：放弃冒进学会保守 篇3

昨日，由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圳市企业家协会举办的“时代商家大讲堂”，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为千余名深圳企业家指点迷津，

郎咸平认为，自开始的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罪魁祸首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大群华尔街精英。“美国通过债券、股票、保险等一系列衍生性金融工具的运用，激发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泡沫，现在这个泡沫破灭了，经济大萧条也就随之而来。”在郎咸平看来，金融海啸是不可抵抗的，千万不要妄想去打败它，当务之急是如何进行战略突围。

郎咸平随后表示，深圳企业进行战略突围的关键是心态的转变，

他说，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造成很多企业家失去了风险防范意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次经济萧条，所以常常会盲目地冒进、国际化或收购，而这些往往会给企业带来无穷后患。”

郎咸平曾问过香港四大地产天王同一个问题：“你这一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得到同一个答案：“保守。”他举例说，经历过多次经济萧条的李嘉诚在此次金融海啸来临时，首先在去年1月份，以44亿元的价格 上海世纪商贸城，紧接着，11月份李嘉诚手中已握有200多亿现金，现在他则想投资一个上海比较偏僻的区域。归纳起来，李嘉诚在做三件事，即增加现金流、减低负债、停止投资。

郎咸平在演讲中对深圳企业家们表示，“不要总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或是想着怎么让企业进入500强，在这个非常时期最应该做的就是调整心态，要把过去勇往直前的心态改为保守的心态。”

郎咸平文章的读后感 篇4

——读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

泰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高盛立

对经济问题，我确实是门外汉；对文化，可以说我也一知半解。偶尔对经济和文化这样系统的社会人文科学有点兴趣，也不过是闲时消遣的娱乐而已。因为经济和文化问题太博大精深，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要读懂一本专著都很费力。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思考，也经常是一团乱麻，因为，我不了解经济规律，不了解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轨迹。要提高自己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认知水平，必须从一些易懂的读物开始，因此选择郎咸平这本《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了解一些中国经济和文化的知识，帮助自己思考相关的问题。

《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这个书名有些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意思，但郎咸平就这个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撇开书名不谈，郎咸平作为一个香港的金融学家，对东西方文化、中外经济的发展，几乎都是第三者，香港本身就是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区，因此，郎咸平的观点往往容易被中外双方都接受，更具有介绍和点评东西方经济文化差异的资格。

《谁在谋杀中国经济》有个副标题“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此书从中外文化的差异说起，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表述了中国文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看起来非常深奥，但郎咸平讲得很通俗，也很具体。

郎咸平讲的关键的两个中国文化的魔咒就是“投机取巧”和“浮躁”，从字面上讲“投机取巧”和“浮躁”本身就是贬义的，也就是说至少从语言上，每一个中国人都认可“投机取巧”和“浮躁”是不正确的。但为什么郎咸平认为这是谋杀中国经济的魔咒呢，是不是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没有破除这些魔咒呢？ 郎咸平还是从历史说起，说诸葛亮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说诸葛亮是中国文化智慧的象征，为什么这样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军事家，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呢？郎咸平只讲了一个理由，诸葛亮专于“投机取巧”，赤壁之战的借东风和空城计都是“小概率事件”，以小博大，急功冒进的做法是企业的大忌，却被中国文化所推崇。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难以持久、稳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受中国文化“投机

取巧”的影响。当然也有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但近20年来，中国企业总是在扩张中消亡，在急功冒进中失败，确是不争的事实。郎咸平以联想为例，讲述了联想失败的文化因素，联想收购IBM的直接后果就是蓝色巨人卖掉了夕阳化的硬件业务专心搞软件，中国的IT“巨人”接手这摊硬件业务，并不断地扩张，柳传志从服务器、超级计算机、时尚电脑、上网本，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的扩张，但似乎没有一个项目成功。

郎咸平在介绍联想的战略失败的同时，还利用他的金融特长，讲联想在香港股市失败的原因。首先介绍了一个事实，联想股票从来没有跑赢过恒生指数。联想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民族企业的骄傲，但在郎咸平看来，联想似乎一无是处。联想曾经在香港证劵市场一口气搞了26次回购，回购就是大股东觉得自己的股票被市场严重低估时，自己拿钱回购二级市场股票，推高股价，让股东获利。联想回购拉高了股价，股东之一的IBM随即就抛售了1.1619亿港元的股票，IBM赚大了，联想亏大了，郎咸平讲联想回购的目的应该是“掩饰自己过去几年把亏损塞进渠道的做法”。联想最终把烂摊子留给股民，这样的操作手法有悖于金融常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IT巨人在香港留给香港金融家的印象。

联想战略失败的根源在哪里？郎咸平一语道破——“浮躁”。联想2005年就高调宣布将制作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比IBM还快10倍。这就好比中国的每个小孩的理想都是“科学家”一样，也好比当年的浮夸风大跃进一样，幸好郎咸平没有经历那段荒谬的中国历史，但已将中国人“浮躁”的心态揭示无疑。

受到这种浮躁文化的影响，我国很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中追求高目标，但研发进度缓慢，不断追加经费。再如我国现在还能有多少企业在安心搞实业的，大部分不都分身搞房地产了吗？为什么，因为房地产遍地是黄金啊，但大家都搞房地产，人才资金都抽离了工业经济，经济机构就畸形了啊。本来我们是要去工厂上班的，听说附近工地里能捡到钱，大家就都不去上班了，捡钱去了，工厂都停转了。

浮躁的本质问题在于我们心底相信奇迹、崇拜奇迹，广东地区的调研显示“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之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但我们却不肯在研发上做更多的投资，我们习惯于投机，而不愿相信规律。西方文化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我们工程建设领域总是把“深圳速度”这样的奇迹当作模范，却不把违法科学规律当作羞耻。我们提“创新”，更多地是违反规律，甚至违反法律，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去从事科研工作，这就是“浮躁”的文化本质和表现。

为深层次的解释“浮躁”问题，郎咸平引入了管理学概念“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中国企业只要达到目标，不关心过程，典型的目标管理，而西方企业更注重“过程管理”，中国企业总是希望快点创造出一个高科技产品，而不重视把其中的过程管理规律提炼出来。所以我们对低端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重复，而没有建立一套过程管理的流程工序。技术的积累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因为积累是创新的基础，企业今天搞生产，明天搞房地产，企业的积累在哪里？IBM从绞肉机生产商到硬件生产商、到软件提供商，一直专注于积累，并在积累中创新。

郎咸平的两个魔咒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之后的第二、第三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茫然和四大商帮的历史来论述“投机取巧”和“浮躁”。应该说郎咸平将中国经济问题归结于这两个魔咒，有些片面，但至少可以证明这两个原因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同样，我们的人生，也受到了这样的魔咒的影响。

我参加工作15年，又何尝没有想过投机取巧呢？自己花了多少精力去积累、去关注过程呢？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浮躁的应付工作，渴望着自己得到认可和承认，但自己真正愿意从基本功做起，从基本的业务技能学起，从系统的知识体系学起吗？正如同自己对经济学一知半解却始终没有耐心去收集研究整理每一个概念、每一个规律一样，自己对知识的积累是踏实的吗？扪心自问，我不是。

魔咒，始终缠绕着我，这或许正有中国人的文化因素在内。例如，我是一名技术人员，我渴望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翻开那些厚厚的课本，我却更希望是投机取巧获得成功，让我在日复一日的学习积累中达到目标，我确实经常退缩。有目标，目标很高，可却不愿意踏实地去奋斗。这不正是“投机取巧”和“浮躁”的两个魔咒吗？

发现魔咒，就要打破它，不管是罩在中国人头上，还是罩在自己头上的。关注过程，讲究规律，不认真学习，自己的人生就一定不可能获得成功，不心静如水地考虑和思考自己的将来，以一时的投机取巧来欺骗自己，即便有一点成绩，也是海市蜃楼，没有任何意义。

读郎咸平的附身中国人的魔咒谋杀了中国经济，让我们认识了附身在自己身上的魔咒，魔咒附身于中国的每一个人、中国的每一个企业、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知道了这个魔咒的文化渊源，知道了它的巨大负面影响，我们就不难解除这个魔咒。

感谢帮我们找到了这个魔咒，要解除这个魔咒，恐怕还是只有靠我们自己。从我做起，踏实、敬业，从积累中取得进步，永远不再渴望“四两拨千斤”的小概率事件，宁可做“千斤拨四两”的准备。

郎咸平是一位智者，善于从经济与文化中剖析历史遗留的糟粕，读这样的文章，让我了解了经济，了解了中国人，也了解了自己，更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读书的乐趣正在于此。

郎咸平精彩文章,你值得拥有 篇5

坦白地讲，今天的中国经济就是管制经济，今天的中国市场就是政府办市场。甚至在很多领域，政府不仅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是市场的主宰者。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我想说的是，要把企业从权力的笼子里解放出来，就要砸碎束缚企业发展的10 条枷锁。我在最新出版的《拯救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理论实践案例》一书中，对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这十条枷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审批枷锁

中国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管制，行使管制权力的方式就是审批，层层审批，事先审批。这一点不用我细说，做过企业的人都清楚，用“一部血泪史”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统计过一个房地产企业从买地到竣工，再到给老百姓房产证，这其中要盖110 多个公章，157 种收费。一方面，程序烦琐得要命；另一方面，每一个公章背后都有一次和公权力的交锋。

所以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预防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解放市场、激发经济活力的基本之策。希望这些中央政府下放的权力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不要变了味道，变成他们的敛财工具。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取消或者下放了416 项审批权，但是还有上千项可以取消，还远远不够。看到“下放”这两个字我就头疼，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取消

的就尽量取消，“下放”的审批权越少越好。

不打破这些形形色色多如牛毛的审批枷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只是说说而已，中国制造业就不可能走出今日的萧条，什么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之类的话就会成为空话，腐败也只会愈演愈烈。

2.垄断枷锁

垄断是企业的天然属性，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所有市场化国家都立重法预防和惩治垄断呢？原因无非如下：一是垄断会形成产品的高价，推动通货膨胀；二是垄断阻碍创新，抑制产业发展；三是垄断愚弄和压迫消费者，使消费者无法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据我的观察，今日中国的垄断至少有四种情形：一是政府垄断，以土地为主；二是国企垄断，以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通信和出版传媒等为主；三是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以服务业为主；四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各个行业都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前两种垄断，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要求，想必会逐渐破解。第四种垄断，恐怕中国还没什么破解之道，因为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很远，至今还没看到什么有影响力的案例。最令人发指的则是官商勾结形成的第三种垄断，例如出租车行业、大型食品批发市场等。这些垄断，都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花大力气破除。

3.税费枷锁

中国企业税负之高，想必各位有目共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税负高、福利也高，这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了，还是那么高的税负却没有相应的福利就不正常了。根据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名仅次于法国，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福利水平能和法国比吗？

高税费必然带来下面的恶果：一是抑制投资；二是推高物价，助推通胀；三是与高物价连带的抑制消费。最近我看到中央采取了一些降低税负的措施，比如小微企业免征所得税、营改增，减轻企业1200 亿元税负，出版物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等。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还是太高。当然了，如果大幅降低税负，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征管水平需要接受考验了。降低企业税负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体会过对三资企业减免税的益处了。

4.融资枷锁

贷款难，利率高，是目前套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脖子上的枷锁之一。我们超发了那么多的货币，而银行又闹钱荒，那么“钱去哪了”？据我观察，中国不差钱也不缺钱，这些钱都去国企那里了、去地方政府那里了、去影子银行那里了。而国企的钱呢，也去影子银行那里了。所以到最后借款利率会越来越高，我们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将更加痛苦，从而加速滞胀的到来。

我们再看看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利率，都没有超过1%，所以人家首先制造业复苏了，紧跟着服务业也复苏了，其金融业，包括股市等资本市场，自然是高歌猛进。通过对比，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被银行业绑架了。银行及其衍生的影子银行这种高利贷式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盘剥，如果不打破的话，中国制造业就看不到春天。

5.地价枷锁

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价格，是企业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国家统计局关于洛阳25 家小微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显示，小微服务业企业的租金占营业收入的10%，高的能占30%，而企业的利润率也只有10% 而已。也就是说，100 元的营业收入中，商家只赚10 元，房东却赚了10~30 元。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长期来看不同行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1。简单来说，就是你投资一个小企业要花100 万元，长期来看，你的利润率应该和把这100 万元投资到土地上的回报是一样的。实际操作中，政府要鼓励创新，鼓励拉动就业，所以要压低土地这种不创造生产力的要素的成本，这就导致投资企业的回报率要高于投资土地这种不动产。但是中国完全搞反了，房东的利润最高能达到企业的三倍，这不明摆着鼓励有钱人炒房炒地吗？在制造业领域，地价其实决定着物价，也决定着企业的利润。如果地价、租金回归正常，企业利润将明显增加。

6.人才枷锁

我在各地演讲中，听到企业家抱怨最多的问题，就是遇到人才瓶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系统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人才不合格。“既入不了厅堂，也进不了厨房”，大批毕业生是高不上去，也低不下来。总之，培养的都是企业没法用的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教育体制僵化，学校没有自主权；二是职业教育被漠视。我们过去搞“教育产业化”“大学大跃进”已经造成恶劣后果。社会本来应该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现在我们全变成了所谓的精英主义教育。如果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真的全部是精英，我看这个国家稳定不了。

中德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偏偏不学德国。德国16~19 岁的人中70% 选择接受企业办的各种职业教育，包括机床操控、汽车维修、船舶驾驶、烹饪、首饰加工等。而我们的技工学校根本不被纳入教育系统，政府不拨经费，学生自掏腰包去学，而且教育部不承认这些学校的学历。中国有所谓的公办职业教育学校，大部分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学生毕业后基本没用，就连老师自己也没几个真正在工厂操作过。其实对于那些所谓的三本大学，其中绝大多数可以鼓励它们转为职业技术学院，全部卖给或者交给民营企业去运营，因为企业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人。

7.社会枷锁

所谓社会负担，我认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享有政府权力的事业单位；二是各类群众组织；三是各类官办的协会；四是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我只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就是各种职业或者职业资格的考试和培训。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中国现有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成百上千个，什么护士证、教师证、货运资格证、计算机资格证等，每个资格证里面又分为好几个等级。而且取得了资格并不算完，每年还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没资格不能上岗，每年没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也不能年检过关。据我们研究，某行业资格考试报名费和考试费用200 元，每年需要培训50 多学时，学费为1500 元，而且学习都是占用上班时间。仅这一项考试及其培训，企业负担的成本大家自己算算就清楚了。

对于各种资格考试，我个人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个别利益阶层为了赚钱，结果呢，除了增加企业成本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害处就是增加了就业门槛。当然，除了资格考试之外，还有各类检查和评比，企业也是不堪忍受。

8.假货枷锁

央视每年的“3?15”晚会，成了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题材的假货曝光，也算是中国特色。甚至“3?15”晚会本身也是“假货”，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借此敛财20 多亿元。作为中国人，我为此深感丢脸。假货横行，已经突破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据一位律师朋友说，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非常完整和先进，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只有做好知识产权执法，才有资格谈创新。

据与我合作的出版社讲，我所有的书，在出版一周内盗版就出现在市场上了。我问为什么不打击呢，出版方说，无法打击呀，跨省办案，人没到，盗版商就得到信息跑了。执法的人不能跨省，但是书却可以跨省，淘宝网上买盗版书很方便，而且这些商家手中既有盗版书也有正版书，精明得很。所以如果执法部门不重视的话，你根本无法根除。

假货泛滥对企业的害处是什么呢？第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被假冒、被盗版，结果肯定是投资回收期延长，或者干脆就无法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回收期延长，产品价格必然会提升；第三，企业投资研发新产品的动力会降低。

9.国际化枷锁

我们不说世界级的大企业，就说欧美那些中小企业吧，人家在研发产品时首先考虑的是面向全球市场。仅以欧美那些文化产业巨头为例，一部电影、一部动漫甚至一本书的打造，面向的都是全球市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和视野？我们国内的企业呢，有这样的视野和能力吗？面向单一的国内市场，你的价格能不高吗？

我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我们政府的一些制度和做法，等于给企业套上了一个国际化的枷锁。这个枷锁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不开放，二是各种审批手续过于烦琐。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没有面向全球市场的能力，肯定会被淘汰，而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0.法律枷锁

我们现在大谈依法治国，但是我要问，法律错了怎么办？在我看来，现在设立上海自贸区和取消、下放审批权，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障碍。一部针对企业的法律，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违反市场基本精神的，那就会变成束缚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枷锁。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清理法律的系统化措施，只看到了《公司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的修改。我们的政府首脑和发改委近期不断强调，对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我还是要问，对于那些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上面两条精神的法律法规，什么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还有那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你怎么办？如果不做系统清理，就无法从法律精神层面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即可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就无法落实到法律层面，改革的结果也就不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不但是没有改革，而且很可能是最坏的改革。企业和企业家就很可能沦为最弱势的群体，我们国家和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就会到来。

以上这些束缚企业发展的十大枷锁，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事实。这些枷锁，从企业层面看，必然会大大增加企业成本，严重阻碍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

郎咸平：中国屡屡纵容境外投资者的真相

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英文简称，QFII机制是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

11月18日，据央行透露，经国务院批准，新加坡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扩大至1000亿元人民币。自此，已有13个国家和地区获得RQFII试点资格，总额度10600亿元人民币。据统计，外汇局累计审批QFII和RQFII额度分别达到789.71亿美元和4195.25亿元人民币。

2010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一系列共识，其一便是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股指期货产品。几年来，我国的QFII和RQFII额度持续扩大，仅今年四季度以来，QFII的账面浮盈就达到120亿元。

各位要知道，允许华尔街通过QFII进入中国操纵股指期货是个什么结果？我以中国台湾为例，看一看我们能不能从台湾哪里借鉴一点经验。

1986年12月，台湾股市经历25年之后，涨到了1000点。1990年2月，达到了12495点。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台湾的国泰人寿公司，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寿保险公司，它的市值竟然达到23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等于说，它的市值与全美14家人寿保险公司加上安泰保险集团、坎贝尔保险集团市值的总和是差不多的。就一个跟海南岛差不多大的台湾省，竟然能够创造出如此高市值的国泰人寿。还有一家叫做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的银行，在那么小的台湾省，1989年底的总市值高达2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五大优质银行摩根大通、美洲银行、第一银行公司、富国银行、美联银行市值的总和。你能相信吗？这是多么严重的泡沫！

理所当然，我们很多人都要问这个泡沫是怎么来的。根据当时台湾媒体的报道，所有的理由和我们这几年所处的金融市场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包括流动性过剩、投资环境恶化。什么叫做流动性过剩呢？台湾的经济是标准的出口导向型，是通过出口赚取大量的美元外汇，和我们大陆一样，台湾企业赚到美元之后必须交给“央行”，“央行”发行等量、等额的台币交给台湾企业。所以你看，创造出这么多美元外汇，最终造成了流动性过剩。

还有就是，美国两次把中国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国”，威胁要动用“超级301条款”，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台湾当局屈服了、害怕了，所以慢慢提高汇率。台币大幅升值的结果就造成了大量热钱的涌入，热钱涌入后都干嘛了？炒楼、炒股去了。

大家回想一下，美国在2010年4月15日本打算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之后又说延期三个月，此后我们的人民币开始升值。升值的结果像台湾一样，大量热钱混乱地涌入，从而使经济恶化。而这种流动性过剩去哪里了呢？也和台湾当时一样，炒楼、炒股去了。

1990年2月台湾股市高达12495点，可是在当年的10月6日突然哗的一下跌到了谷底，即2560点，台湾实体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在这个时刻你猜台湾当局是如何处理危机的？允许外资通过QFII进入中国台湾，操纵股指期货。台湾在其股值跌到最低点时开放了QFII，开放的结果是股值立刻涨了，然后又下跌。这跌了怎么办呢？1993年1月16日又继续放宽QFII，额度放宽之后股值又起来了，起来了又下跌，结果呢，继续放宽。到1994年4月，投资额度上调到70亿美元，1995年取消总额的限制，但是到了高点之后，这两次放宽额度并没有让股价持续上涨，而是又跌下来了。几次涨跌，到1999年3月，台湾当局将单个QFII持股比例和总持股比例均调整到50%，而且外资可以绝对控股上市公司。然后呢，股值有涨上去了，当然之后又跌回来，到这个时候台湾老百姓“扛不住”了。

台湾当局决定入市干涉，希望能够拉抬股值，由国家安全基金来托市，就是当时的逆向操作。结果呢，国安基金在交割期出货的时候被华尔街投资者大力打压，不到一天，国安基金就损失近9亿元新台币。整个市场到这个阶段，已经完全被外资所操纵，你想托市，那么

赚你一把再回来。当你把持股比例，包括持股单个比例都调到50%的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整个台湾股市已经被外资操纵了，就连台湾当局向透过所谓的国安基金拉抬股市的结果，也是被国外投资机构华尔街“捞一把”后，股值又跌下去了。透过台湾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股市一旦被外资控制后，基本就没希望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很多人不但不知道中国台湾的真相，反而认为QFII代表着“最好的国际操作手法以及最先进的技术”，还认为开放QFII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水平。换句话说，我们又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了。

各位知道是哪些人在积极推动QFII吗？高西庆，好像是很多人都喜欢的。2000年5月份，他就表示要积极研究QFII，他建议允许外资逐步进入。2001年10月份，上证所研究中心的胡汝银说，可以借鉴像台湾一样的QFII制度，逐步自由化。还有胡祖六，他说像外资机构的所谓成熟的投资理念会改变我们目前A股的短线操作，因为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都是长线持有，长线投资。

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他的话。大家要知道华尔街的投资者会长线持有是因为美国证监会抓得很严。举个例子，美国证监会认为，只要这一天公司有好消息宣布，股价上涨，那在这之前所有带动股价正面上涨的交易全部叫内幕交易，抓这么严，你根本不敢短线操作。

再来看中国股市，2005年11月份的数据，QFII在上海共有28只交易账户，其中日均交易额在100万到500万的有8只，500万到1000万的有9只，1000万到5000万的有6只，交易活跃的账户占总账户的比重高达82%。这个数据在当月所有投资群体中是最高的。这证明了什么？证明QFII账户短线交易频繁，而且我们的证监会也没有抓这些交易。

之后，胡祖六又说QFII不会给市场带来过度的冲击。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马丁居里有限公司在2007年8月23日到30日之间，连续6个交易日，共购入南宁糖业6.44%的股份；2008年1月的几天却累积卖出了南宁糖业5.07%的股份。按照中国证券发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5%者，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跟卖之间，如果短于6个月的话，其所得利润将全部归还该公司。但是马丁居里有限公司并没有归还利润。这当然给股市带来了冲击！所以不断放宽QFII，到最后谁受到的损失最大呢？当然是我们中小股民了，海外机构投资者大赚一笔后就会走人。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放宽QFII、RQFII会给股市带来有秩序的交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有关机构监管不到位，对海外机构投资者的操纵行为不加以控制，那么最后的结果将是悲观的。

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认为当前中国股市所经历的剧烈动荡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巨额的资产泡沫被挤掉甚至破裂将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说实话啊，现在来看，你要让我预测一下中国的股市还是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情况，我无法准确的给你回答，而且我相信，由于受太多的外在因素的困扰，单纯的只靠一些理论知识，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总结过去的经验，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2006年，我们就经历过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但是当时的泡沫并没有破裂，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资产进一步泡沫化。

资产泡沫化的源头

在2006年之前，由于我们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已经开始全面恶化，因此制造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拿出来炒楼、炒股从而造成了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按照我的理论来看，这根本就是制造业危机的开始，因为企业家不干制造业了，而是跑去炒楼、炒股。当然了，你们也晓得政府是一如既往地不听我的，政府推行宏观调控的时候，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总认为流动性收回来之后那就好了，那我们手中就没有那么多钱炒楼了，也没有那么多钱炒股了，所以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就一并得到解决。因此2007年，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之下，政府总共六次提高利率，其目的呢就是希望收回流动性，认为只要把流动性收回来之后，那就好了。但是，请各位回忆一下，2007年6次提高利率是什么结果？你发现，股价全部大涨，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提高利率不就收回流动性了吗？你手中的钱不就少了吗？那就不能炒股了吗？那么股价应该下跌啊，怎么会不跌反涨呢？不好意思，告诉各位朋友，我的理论是对的，那就是因为你每一次提高利率的结果，就是更进一步地打击了我们制造业的投资环境。所以哥们儿就更不想干了，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就拿出更

多的钱去炒楼、炒股，从而造成每一次提高利率，股价都是大涨。因此20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就是未来制造业的全面危机，到了2008年年中的时候，也就是在金融海啸还没有来的时刻，广东省制造业就已经倒闭了30%，江浙两省制造业已经倒闭了20%，为什么？因为制造业的投资经营环境已经从2006年开始全面恶化。

当年的日本就这样陷入美国策划的阴谋

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真正的危机——资产泡沫化、经济停滞化和通货膨胀化，以及奥巴马“落井下石”的三个策略——汇率大战、贸易大战推动汇率大战和成本大战。现在我拿出当年的的分析，告诉你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说到汇率大战，根据工信部、商务部做过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人民币升值超过3%，将对我们传统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的冲击。这样一来，珠三角很多的工厂就得关门了。因此，中国政府根本无法同意人民币大幅升值，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那就必须在别的方面让步。我就想起了发生在日本类似的故事。各位读者还记得美国丢下的第三颗炸弹么？——“日经指数看跌期权”。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华尔街的公司怎么能够在日本发行这种衍生性的金融工具从而炸毁了日本的泡沫呢？这就牵扯到了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

当时的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它的农业和服务业。但是日本人很难开放农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例，因为部分日本议员的议席是按照一个选区农民的数量确定的。城市化之后，农民变少，但是这种选举制度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声音左右了政策，迫使日本政府很难开放农业。如果政府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而伤害到日本农民的化话，其必然结果就是内阁倒台。此外，日本的服务业也很难开放，以零售业为例，日本的零售业有一个《大店法》，它限制大超市的数量，这就使外资很难进入日本的零售业。

美国人难道不知道日本无法开放农业和服务业吗？这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声东击西策略。本来美国人想跟日本人要的就是金融市场开放，却拿日本的农业和服务业说事。美国人当然知道，日本这套农协制度在那里，谁伤害了农协的利益谁就得下台，所以，美国人偏偏先对农业问题纠缠不休。等到日本人说，我们各退一步好不好？美国人就说，好呀，那我不逼你开放农业了，你给我开放金融吧。

日本人是怎么同意开放金融业的呢？因为日本人信心膨胀，觉得自己是举世无双的财阀体系，大的银行背后都有大的企业集团，大的企业集团下面也都有大的银行，同样，什么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是有大财阀背景的。比如，美国《商业周刊》对世界上的商业银行做了排名，前五名竟然都是日本的银行。在这种虚幻的排名影响下，日本人感觉特别良好，想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因为我们四大银行在全世界也是高居前几名。但是我们和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金融大战靠的是水平，而不是排名。这方面，我们和日本一样差劲。

当然了，美国人说服日本人还是相当有一套的。美国人搬出来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的三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三个理论和一些所谓的学者，比如陈志武，在中国兜售的理论也都差不多。

第一个是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所以必须放宽监管。美国人就吹牛说我们美国华尔街这套上市啊、企业债的融资模式，比你们日本传统的模式有更高的效率。甚至就是炒股票，我们的操盘手也比你们的更有技术，背后都有计算模型的。所以，你应该开放给我加入你的交易所，允许我开展投行业务。此外美国还分析日本的财阀模式，美国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都是内部自己胡乱定价，怎么能有效率呢？其实，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只是用来忽悠日本人的，美国人真正想干的事就是希望日本放松监管，允许引入一些日本人不懂的金融产品，以便美国人上下其手大赚一把。其结果是什么呢？举例而言，1984年4月，放松对日本国内投资的限制；1984年12月，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包销日元债券业务；1985年4月，批准创新的金融产品；最后19687年10月，大藏省实施一连串的金融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融资融券。

第二个是平衡理论。美国人说，你看看美国从日本买了很多东西，所以，日本得到了巨额外汇储备。但是这个储备没有用来买美国东西，反而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太多钱买国债，肯定影响了国债的价格和利率，这样不就搅乱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秩序了吗。如果你日本人不愿意改革汇率，那么，你就多买点美国的股票、房地产、金融产品吧。在1989年9月，索尼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10月，三菱宣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地产项目。那么，美国究竟卖了什么金融产品给日本呢？这个就是1988年卖个日本人的股指期货，1989年再度卖给日本人的股指期权。

第三是金融发展关涉国际竞争力，所以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其结果是1985年11月，东京证券交易所批准了美国摩根士丹利和美林证券等六家外国证券公司加入，随后摩根士丹利在1987年和1989年先后获得日本第二大和第三大证券交易所——大阪交易所和名古屋交易所的会员资格。此时，美国人的“轰炸三部曲”——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和华尔街获准进入日本操作已经完成，日本经济泡沫在随后快速破裂。

你们认为美国针对我们的三大策略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就和当初对付日本一样，希望我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成为交易所会员，以完成轰炸中国泡沫的三部曲。

用股市“稳增长”，经济只会更不稳！

过去一周，上证指数从5166.35跌到4478.36，相信很多股民朋友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痛的过程。在早前的博客里，我三番四次地强调，资本市场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在自身转型的过程里，通过最优配置资源来助力经济转型。但是，很遗憾的，我发现有些人把我们的“政策市”，当作了代替房地产的“稳增长”工具，认为它会一直曲线上涨，并以一己之力振兴实体经济。这是非常可笑的逻辑，用股市促经济，只会加剧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让经济更难转型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金融业的转型问题，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

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如果用“调控”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为了“保增长”，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资产泡沫膨胀。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

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政府，由于“政府办市场”思维惯性的依赖，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我只能无话可说。

各位晓得“政府行为公司化”有什么严重后果吗？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于“政府行为公司化”，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金融、资源、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结果如何呢？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后果了吧？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出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个时候，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

改革停滞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行为短期化”呢？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大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比如，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三高”项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铁公基”项目等。结果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好了，各位，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两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说实话，也没有其他办法。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反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

但是，客观地讲，在原有经济社会运行框架内，让“公司化”的政府退出市场，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是无解的。政府的自我“革命”，离开了国家治理方式从传统治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型，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政府收费公路中的高速公路不再规定具体的收费期限，以实际偿债期为准，确定收费期限，债务偿清后将实行养护管理收费。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高速公路将成为政府的“永久提款机”？对于公路收费的问题，我在2011年的时候就对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依然存在，更甚的是，我们不但没有在实质上解决“天价过路费”的问题，反而无限延长了收费期限，我对有关部门的这个做法表示很担忧。以下内容摘自《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

据统计，全世界收费的公路只有14万多公里。很荣幸地告诉各位，我们中国就占了10万多公里。有人调侃说，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收费站”。而美国大概有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其中收费的只占8.8%。再看看美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每公里一毛七分钱，我们呢？不仅条条道路收费，而且收费的标准还是美国的近三倍，也就是每公里四毛五分钱。

收费高点就高点吧，那你高速公路的服务和路况是不是应该比人家强点呢？可实际情况呢？太让人失望了，因为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路况差的真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几乎每隔几天就要修一次，还动不动就打隔断。刚开始大家把这个罪名背在了包工头身上，说包工头偷工减料，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高速公路经常超载。为什么超载呢？因为如果不超载，搞运输的这些人根本就赚不到钱。所以这就等于是高速公路通过收

给超载披了个合法的外衣。换句话说，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你交了费之后，就让你超载。现在高速公路上跑的都是合法的超载的车，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你收我这么高的过路费，就要允许我超载，允许我超载就是允许我破坏路况，允许我破坏路况就会出现反复不断地重新修路的状况，当然了，修路的成本最后自然也是由我们过路车来买单。

当然了，我也不是说收费就是不对的，有法理依据的收费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我想先做个解说，就是说今天我花了100块钱建高速公路，我不是自己用，我干嘛？收费。就是用的人交费，这是公平的。也就是通过你们这些用的人，来补贴我们这些不用的人。那你收费多少是合理的呢？就是除了把高速公路的这100块钱投资收回来之外，再赚10%的利润，之后，我们老百姓都不要交钱了，这才是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交钱交个不停。我举个例子，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投资12个亿，大概贷款8个亿不到，到2005年已经收了32个亿了，但是当时是计划要到2027年才停止收费，也就是说，这条高速公路可以创收至少100个亿。

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的公路收费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它的背后高昂的支出、效率的低下。就拿收费站来说吧，你能想象得出它的机构有多少吗？它有多少编制吗？答案是113个，每年收费大概是1000万，仅给职工发工资这一项每年就花掉400万，这些人都是我们老百姓养着的。

我们一直在说，“要致富，先修路”，我们修了这么多年路，到底富了谁？美国有一个研究高速公路的专家叫丹·麦克尼格尔，他就认为是公路造就了美国，尤其是宽阔的州际高速公路比绝大多数的普通公路更安全更直更平坦，也因此成为美国经济强劲有力的引擎。我们讲的“要致富，先修路”就是从这来的。因为这样的高速公路，可以使交通运输更迅速，成本更低。而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到最后富了的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才是“要致富，先修路”。如果说，我们从致富老百姓这个层面讲的话，我们就应该像美国一样，透过一些燃油税，把这些征税来的收入拿来建高速公路。也就是你开车，你就交费，这是非常公平的，然后让高速公路增加动力、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公路不收费，菜价直接降一半，如果再有更好的其他配套设施的话，还可以再降一半，这样才能真正使老百姓幸福！

靠“国家队”救市，是长久之策吗？

上一个星期五（7月17日），我们的股市在“国家队”不遗余力地护盘下，以沪指大涨3.51%度过了期指交割日。我请那些庆幸躲过一劫的朋友注意，“国家队”以杠杆救杠杆的救市方法，至少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股价再次被拉到高位，理性投资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买入价；第二，“国家队”透过股票市场，大量入股各类企业，这是变相的“经济公有化”，与目前进行的国企改革、市场化改革是否存在矛盾。

关于中国股市改革、国企改革、市场化改革，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我在这里给各地国资委提一个建议，希望它们能够向英国政府学习，特别要好好反思一下英国电信公司的改革经验。具体到中石化的改革，我认为第一步应该是开放民营企业自由进口原油；第二步，允许民营企业自由建立炼化厂，它们可以自己炼化，也可以委托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炼化；第三步，允许民营企业自己开加油站。我们不需要对中石化进行所谓的“三七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是要像英国政府那样，全面开放市场，而且给中石油、中石化培养几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通过竞争逼迫中石化改善经营效率。

当然，我相信政府还是会担忧像石油、天然气、稀土等国家战略性资源和国计民生重大相关资源，它们过去是政府垄断性行业，一旦开放市场、民营化，政府对它们失去控制怎么办？告诉各位，这个问题在英国国企改革中已经被考虑到，并且得到了解决。英国政府在当时以保留“黄金股”(Golden Share)的形式保障了自己在国企里的话语权。什么意思？英国政府可能在改革后的国企里占有的股份有限，但是在关键性领域内的企业，任何超过15%的股权变更都需要通过政府批准。也就是说，政府在改革后的国企中，仍然掌握一票否决权。比如，如果英国政府觉得某国企要出售15%以上的股份给某一个人或机构，将有害于整个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就可以用“黄金股”一票否决。各位请注意，英国政府是通过“黄金股”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来保护政府的股权。目前，“黄金股”的做法被很多欧洲国家借鉴，比如法国电信公司、荷兰电信邮政集团、葡萄牙电信公司、葡萄牙石油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意大利电信公司、比利时天然气公司、西班牙电信集团等都有政府的“黄金股”。

最后，我想再提醒各位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便国企进行私有化，买到它的民营企业会不会利用国企过去的垄断地位，继续卖高价，而不是提高效率、降低收费，也就是买到国企的民营企业反过来利用垄断的地位，掠夺老百姓？这是英国国企改革第二部分出现过的问题，在当时引发了英国老百姓非常强烈的不满。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进行充分的自由竞争，政府出手为国企培养竞争对手，通过竞争不但提高民企的经营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拉抬我们中石化、中石油的经营效率，这才是一个改革的正途。在竞争的过程中，如果政府担心无法对国计民生产业进行全面控制，那么就使用“黄金股”制度。所以我也建议政府走类似于英国一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开放竞争性行业；第二步开放垄断性行业；第三步建立“黄金股”制度。

最后我想谈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动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开放竞争性环节价格”。这其实是要开放市场，以市场竞争确定最终价格。但是目前，我们的有关部门把它理解为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承认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做不到一步到位，但是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我个人建议政府采行英国三部曲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英国当年尝试的第一步——开放竞争性行业，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开放垄断性行业，以及政府通过“黄金股”制度控制改革后的企业。

在未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制定更公平的法律，政府把营商环境治理好，在一个公正、透明、公开的法律架构之下，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通过竞争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只有整个社会的效率增加，才有改革的红利出来，这才是改革的基本精神。

外资为什么“进军”中国股市？

自从2014年年底，股市开始本轮“疯牛”起，我不断撰文警告它缘起的不合理性，以及此时炒股的危险性。但不幸的是，我看到越来越多对股市并不熟悉的朋友开户炒股，与此同时，股市的泡沫越来越高。终于，我们在过去2-3周遭遇了1200点的巨额跌幅，且“政策市”不买政策的账，关于“外资做空中国”的传言甚嚣尘上。我对于这种说法不做过多地评价，但是针对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我必须警告我们的政府：你们正在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

关于中国股市改革、宏观经济等问题，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新国九条”中提到的“引进境外投资者”，能不能拉抬股市？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动作呢？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中国股市一蹶不振的情况，那么在其他经济体的股市纷纷走出熊市阴霾之

我们的政府想透过哪些措施来提振股市呢？我们的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实验，下了一剂猛药，就是引进境外投资者来拉抬股市。这一招有没有用，能不能救股市？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做出判断，仅在这里引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做法，让我们的股民和政府引以为鉴。

先看中国台湾的股市，2001—2014年，外资持股比例从12%攀升到了33%。那么是不断增加的境外投资者在拉抬台湾股市吗？逻辑完全错了。在这十几年间，台湾股市本来就在开放中不断发展。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资持股比例的发展线条和台湾股市的发展线条几乎是平行的。换句话讲，因为股市发展得好，才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去台湾投资。各位不要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2001—2014年中国台湾股市中，外资持股比例走势图

其实，引进境外投资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再看泰国的情况。1988—1997年，泰国股市疯涨。与此同时，境外投资者纷纷进入泰国股市，打算分一杯羹。根据媒体的报道，1989年外国私人资

1000亿泰铢左右，1994年分别达到15000亿泰铢左右，相当于五年间增加了15倍。并且，在这些资本中，短期资本所占比较大、增长较快。具体情况是，在这段时间，境外投资者在泰国股市的持股比例从15%上涨到40%，甚至涨到了60%。

泰国开放金融市场，外资迅速进入

透过分析泰国和中国台湾股市的例子，我发现境外投资者持股30%左右这个数字很神奇。如果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40%，就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危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泰国投资的境外投资者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我比较关切的国家——韩国。韩国在1998年开放股市，吸引境外投资者。韩国遭遇的情景，和中国台湾、泰国是非常相像的。韩国股市在当时涨势非常好，外资持股比例从18%涨到30%，而后涨到40%。但在2004年以后，外资的持股比例又下降到了32%。

韩国股市综合指数和外资持股份额

从中国台湾、泰国、韩国的股市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第一，外资进来炒股，不是为了拉抬你的股市，而是你的股市本身就很好，他们进来是为了分一杯羹。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股市的外资持股比例，从长期来看，应该不会超过35%。

这些教训如果用在中国大陆的股市，结果会是什么样？首先，中国大陆的股市一直是熊市，和中国台湾、泰国、韩国当年吸引外资时的牛市没法比，你们认为聪明的境外投资者会来炒股，帮咱们抬高股市吗？即使进来，他们会立即投入大量资金吗？我们的股市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和保障，让境外投资者觉得在这里有钱可赚，他们才会来炒股。

这就要绕回到老问题了。我们进行了多年股改，几个重大问题都改好了吗？比如说，集体诉讼问题，以及许多诈欺的上市公司为什么

不把它们退市了？我们的政府如果无法保护本国投资人，那么你也同样无法保护境外投资者。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来保护投资者，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够期望外资来到中国股市呢？各位要晓得，这些投资者都是逐利的，把钱投下来，就是要获得收益的。

郎咸平发现的一系列惊人数据 篇6

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臵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臵标价呢，价值1个亿。反腐的话题天天讲，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各位晓得过去十年间，我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11倍。200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人数是125万人，考中比例23∶1;2013年有152万人通过了审核，考中比例80∶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国家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考中比例达到了9470∶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是主要报考人群，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新加坡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2%，美国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选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再看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

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是正常的吗?我在这里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来回答：“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好像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很多吗?付的也不多。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再告诉各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这么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渴望当公务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

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臵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臵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