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精选3篇）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篇1
如何看待现代化与西方化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心得 2010政治学与行政学班 海啸
201003402118 老师要求我们这一学期读一本政治学的著作, 在舍友的推荐下, 我读了塞缪 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是一本很有思想闪光点的著 作, 在拜读完之后我对于西方普世价值、文明冲突与文明力量变化、新世界秩序 组建有了深入的了解, 并对我政治学学科的理论积累产生重大的作用。而这本书 最吸引我的便是作者在论述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变化过程时表达的观点。
一、现代化即西方化是伪命题
之前我对于普世价值有一些疑惑, 而在读了这本书以后的确豁然开朗。之前 我只是认识到西方在二战之后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文化输出。但在读了此书 之后我意识到, 西方文化输出的范围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 而说文化输出 还是太浅薄, 准确来说应该是进行普世价值的传播。而亨廷顿对普世文明的概述 的思路也是很有趣, 从语言和宗教作为西方普世价值传播的主力军方面出发, 这 二者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大致可以看出西方普世价值传播的心路历程。
亨廷顿在书中表达, 在进行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和融 合问题时, 需要搞清楚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我个人认为, 现代化作为西方世 界领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有力武器, 也许是西方强有力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表现, 却 不是先进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的有力依据。西方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古典遗产、欧洲语言、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 它们是在西方世界现代化以前一百多年就产生发展的。我很反感那种主张全盘西 化、主张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进行西方化的说法, 太过于片面和武断。现代化即 西方化是一个伪命题, 是无法的到现实例证证实的。相反我们有两个鲜活的例子 来证伪。即:
日本只从明治维新以后, 主张全盘西化, 后来渐渐发现问题, 便开始进行有 日本特色的西化, 加之根植于日本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日本逐渐走上了一 条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同样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韩国再 吸收西方优秀经验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快速现代化路程。随着改良取得成绩越 来越好, 日本甚至于整个东亚都在鼓吹东亚这种以家庭和集体为中心、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的普世价值给整个东亚经济腾飞注入了优于西方的燃料。而东亚现代化 并没有过多的接受西方化, 一方面与自身传统价值对西方化的抵制有关, 另一方 面东亚重拾过去的文化和信仰, 形成了整个地区共有的建立在儒家文明基础上的 普世价值。这也说明现代化与西方化并非等同。
说了日本, 就不得不说到中国了。二战后, 中国可以说与日本同时进行现代 化,但过程艰难无比。日本继承发展的是西方经验,而中国走的是苏联路子。再 走苏联路线时, 中国队西方经验弃之如履。而在抛弃苏联经验, 开始走自己的路, 引入市场经济, 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 对待西方化我国还是采取一种 很审慎的态度。而那些被现代化西方化等同论影响的中国一代青年也为他们的无 知和冲动交了足够的学费。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国未来走向的时候要考虑的全面一 些, 对于最近网上炒得很热的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问题。这是网友 ID 英汉 gudezu 在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的微博中提到的原话 “我们坚持的意识形态和普 世价值格格不入, 和宪政制度格格不入, 和人类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不放弃这个 已历经百年并被证伪的意识形态,灾难必将降临中华民族。”面对这种说法,我 感觉他对中国政治选择和权利根源的认识还是有些浅薄,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可 以说是对西方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证的吸收和利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认同的基础上, 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确与我们国家有冲突, 我们不能强行吸收, 也不能放弃被历史选择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是最终价值取向, 宪政也 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但从目前来说, 二者的核心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来 源发生了冲突, 我们并不能为了追求政治改革极大效果而去搬来西方效用很好的 东西来强硬搭配。改革还是需要在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 经历一个长时间的改良 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迫切想达到的效果。
以上两个实例能够充分地证明至少在东亚范围内, 西方以基马尔为代表的基 马尔主义所拥护的现代化即西方化是个伪命题。其实亚洲各国在进行各自国家的 现代化时,对于西方化的传播和接受也有很多种态度,如:全盘接受、拒绝、改 良主义等等。
二、穆斯林宗教复兴运动带来的冲击
伊斯兰教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时, 对西方化进行比日本和中国更加严苛 的抵制。他们的现代化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资料、先进的生产经验、根植 于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制等等。而由于自身宗教对于穆斯林思想和身体的限制和 强有力的控制,西方的政治制度、权力构架形式、民主构建形式、人权思想被很 大程度上的排出穆斯林国家。在世界范围内, 宗教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是都作出 了应激反应, 由此催生了新一轮的宗教改革, 例如基督教的新教和伊斯兰教的改 革风暴。而在适应了现代化后的宗教不在刻意强调对信徒的强力控制, 而是转而 为他们弥补因现代化与传统社会冲突造成的心灵创伤, 强调从内心出发, 去改变 社会。
而在此书中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伊斯兰教改革对整个伊斯兰社会造成的影 响。在宗教复兴运动中, 起到主力作用的是民间的社团力量。他们组织建立起了 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填补了政府留下来的空白,给大量的穷苦人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他们也构建起了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刚和大专院 校的网络, 为全国提供 “从摇篮到坟墓” 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 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堪与 20世纪初美国的 政治结构相比的社会服务。这种给人民提供更优于政府的社会服务, 给穆斯林民 间组织提供了更多的阶层力量储备。如:大量的小城镇和农村的贫民涌入大城市, 民间组织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 “城市户口” 和工作, 他们之中很多是年 轻人,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之下,成为了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中产阶级。而 他们因穆斯林民间组织的帮助, 对宗教产生了一种更加狂热的崇拜和信仰。正因 为这种广泛的年轻化、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阶层基础, 穆斯林宗教在进行社会方方 面面变革时体现出一种势如破竹的改革效率和改革勇气。
我们的国家到了改革的深水期, 最近国内呼吁进行宪政和引入西方普世价值 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对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而亨廷顿 在书中提到西方化与现代化问题,也给了我们解决当今改革问题一些指导和参 考。最近的宪政呼声高涨原因便在于民众对于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增强或者说在现 实生活中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但引入宪政便能解决问题吗?宪政根植于西方保 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权利保障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但其强调利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来保障个人权益不受侵犯的方法是值得我国 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利用的。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并取得了一些令国人骄傲的成 绩。但国人长期养成的追求效率为上兼顾公平的习惯也给改革和现代化的稳步推 进造成了很多困扰。很多人看到了社会问题, 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但他们的预 期过于急躁, 都希望自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 也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能一针见 效。我个人觉得国人过于急躁,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可能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疼痛也许是国人无法再次承担的。而小火慢炖式的改革可能会 带来阵痛和人民的应激反应, 但也许改革的效果会更好。同样的, 照搬西方普世 价值和政治制度来促进我们的现代化, 在东亚范围内都被证明无法实现。壮大我 们固有的强大经济实力, 开发经济潜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模式改变, 以经济实力 确保政治改革。同时, 在历史上已有实例证明可以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民族认同感 和民族信仰是我们改革和现代化多无法摒弃的。
西方化不全是改革良药也不全是洪水猛兽, 辩证的看待和有条件、有制约的 吸收也许是我们推进现代化进程、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可用方法。
亨廷顿：冲突与对话 篇2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用沉痛的语调为亨廷顿作出一场学术追悼，终于让这个备受争议的政治家盖棺定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1927年4月，这位即将搅动全球的政治风云的政治学者在纽约出生。他很早便显示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考入耶鲁大学，18岁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刚刚23岁。1950－1958年，他在哈佛大学任教，1959－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回到哈佛执教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期间。亨廷顿两度担任政府系主任，并曾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多年，1986－1987年度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会长。1970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杂志，并任共同主编至1977年。1989年，他在哈佛创办奥林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亨廷顿著作等身，涉猎广泛，尤其以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闻名国内学界，引发众多讨论。随着9·11的震荡，阿富汗战争的硝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岛惨案……人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分裂，并不比以往为轻，在一个新的世纪里，人类间的关系紧张，仍然穷穷未已，它无疑在说明着另外一个事实：今天，人类间的文化差异，可能还远远大于文化共同，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司的“最大公约数”，还不足以使处在不同文化的人群，基本实现化干弋为玉帛。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一幅场景呢?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在世界格局的何去何从，《文明的冲突?》再次回归国际关系的舞台。在这个妇孺皆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亨廷顿的著作带给我们诠释当前世界格局新范式。
文明的范式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存在哪些范式呢?
首先是一个世界的大同。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武器战争结束了，冷战结束了，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是否就可以“赞美神!我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然而，20世纪所有战争的终结都是另外一场战争的开始。亨廷顿预言，战争结束的幻象将很快被新的国际纷争所粉碎。果不其然，21世纪的恐怖风潮迅速印证这一预言。
第二是二分世界的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中心和边缘，“我一非我”的划分出现在政治学话语的角角落落。这种划分常常是实质性本质化的分类，划分的标准有经济的贫富差异、宗教的神圣与世俗、宗主国和被殖民地域等等，显得极其凌乱且没有说服力一一富国之间的冲突不断，西方和非西方也没有地理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亨廷顿并不认为这个范式对是世界秩序的解释是有意义的，就像美国人面北站立时的“西方”是中国而中国人的“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印度。亨廷顿十分敏锐的捕捉到“两个世界”对抗的历史的虚假性。
描绘冷战之后世界的第三个图式是民族国家。国家是否能够作为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国家行为的单位?不能否认，联合国统下的184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安全与发展运筹帷幄，但是，无论是历史上一个中心多个政权的帝国还是现代一个联盟多个政府的联合都在证明，民族国家的范式不具有说服力，文化亲缘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盟、文化交融的民族之间的相互支持隐隐诉说着另外一种范式。当然不会是全球混乱的范式，这个奠基于强社会、弱国家、甚至无政府之上的论调，将人类带回到了原始丛林。虽然国际纷争不断，混乱的背后依然是有秩序的。
因此，亨廷顿抛出了“文明”范式，激起千层浪。何谓文明7文明的观点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来的，所谓文明即定居的、有城市的、有文字的。因此，法国式的文明是一个区分文野的标准。而在德国，文明仅指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而文化则指价值、理想以及思想性、艺术性和道德性。无论区分如何，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群体的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而文化是定义文明的主题。文明没有边界、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文明有演变、有冲突、有融合。亨廷顿认为，在当前，随着天下主义范式、东西对立范式、国家主义范式的失效，文明的范式开始从全球的和平与战争中浮现出来。
“最危险的文化的冲突是沿着文明之间的地震带发生的……全球政治已经以多极和多种文明为特征……文化的群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不同文明之间的地震带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中的主线。”更为深刻的文明间的争斗将浮出水面：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七八种主要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表现方式。其中，中华文明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而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主动和话语优势，而伊斯兰文明随着人口的膨胀而逐渐对国家关系造成威胁。当然，这种“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引起争论。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亨廷顿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相对抗还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为主导?”从季羡林等人的声音中，浮现出一个更为清醒和现实的理论一“和而不同”，这种建立在中国历史传统上的国际关系哲学，成为国内学者反对文明冲突论的基调。汤一介在批评亨廷顿时引用普世主义者罗素写于1922年的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国……罗素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司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的。”国内学者的呼声是好的，然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将我们引向另外一个视角。
普世主义是否可能
文明间的不同和对立会最终消失吗?一种为人类共同享有的“普世文明”会出现吗?——亨廷顿的回答是：否!首先，如果将人类具有的某些基本共同价值视为普世文明的要素，那么，普世文明的基调对于现代国际关系而言是没有任何贡献的，因为对于吃的欲望、对于死的恐惧甚至都不足以解释人之为人：其次，如果普世文明指文野之别的消失，野蛮社会通过加入现代化的过程而跨入文明社会，那么普世文明化在历史上随处可见，文明传播论和文明进化论早已不再能够解释人类文明多线发展的事实：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是，西方文明中的某些价值成为其他文明进化的方向和标准，这一过程随着西方经济和军事的强势而传播开来，对此进行印证的是西方的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普及。西方化是否足以铸造出一个普
世文明7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是否只能以西方化为路径?
亨廷顿认为，这样一种对于西化的恐慌，完全是被若干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亨廷顿也承认非西方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却不是，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西方化。亨廷顿认为，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使文化更西方化，相反，现代化的进程却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明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亨廷顿进而宣称：“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西方化是一个幻象，而现代化则是一个趋势，非西方文明必然要通过现代化而加入国际关系格局并对之进行影响。廓清了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亨廷顿转而提出第三个问题。
非西方文明如何进行现代化?
“……如果非西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继续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亨廷顿的这一席话，正中非西方学者的下怀。非西方文明正在走向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虽然，在亨廷顿心中，这个道路的终点依然是以西方为模板一“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即使是冷战后些非西方社会本土宗教的复兴，“总的说来，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
在亨廷顿的眼中，现代化是科学技术层面的，正像某些中国2002年的世界经济论，领导人所认为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的高坛上，亨廷顿与时任以速发展。因此，亨廷顿说，“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一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亨廷顿把文化分为“工具文化”与“终极文化”。“工具文化”的变革很容易，而“终极文化”的变革却很难。“终极文化”是更深层也更具有支配性的文化，包括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宣称，许多非西方社会，已在反对西方化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
东亚复兴和儒教伦理
在亨廷顿看来，之所以中华文明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潜在的国际强势话语，不仅仅在于目本的高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连续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更重要的在于，西方文明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少，中华文明的自豪与自信正在快速膨胀。首先是日本，这个一度“脱亚入欧”的国家，在经历了80年代的经济增长之后，对于美国的迷信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重建“大东亚”的回归。在中国。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视为“孔家店”的束缚，在20世纪末，不仅政治领袖而且社会精英都开始赞美与弘扬儒家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预言进一步实现，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随着“国学热”的扩散，我们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中看到的不再是国际主义式的民主自由，而是浓郁的中国元素。在东南亚，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有必要的。”马来西亚有总理赞成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这种所谓的“哲学”，就是余英时书中的“儒教伦理”。这种“远鬼神、近人伦”的宗教理想，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中谁更宽容的争论中，引起深思，从不尊祟一神论的中华文明，可否成为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宽容大度的一种?
“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或许被人误读，他提倡的是各个文明之司的共处、宽容、互不干涉。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反对威胁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在今天重读亨廷顿，他的预言不断实现，不知他的希望是否落空。
亨廷顿 智者停止发表箴言 篇3
81岁的亨廷顿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夜逝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家中。3 天后，哈佛大学发布了这一消息，为在本校任教50余年的讲席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致哀。一周后，波士顿地区连降暴雪，似在为他送行。
挚友亨利·罗索夫斯基，他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写过《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曾任《外交事务》主编的法瑞·扎卡瑞尔，以及另一些学人，都在撰文怀念他。使用下列措辞时他们基本达成一致：“文明冲突”理论的缔造者、孤独的强硬派、过去5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降生在纽约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血统中有两种显著的基因：擅长写作和英国式的新教徒准则。他的外祖父是美国当年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麦克卢尔》的合伙人兼编辑，父亲是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短篇小说作家。
亨廷顿早慧，尤其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他16岁考上耶鲁，18岁时提前毕业，随即服兵役。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被称作“亨廷顿博士”时，他才24岁。
从1950年代到去世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始终以悲观态度看待西方社会。譬如他强调，美国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种幸运，是地理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本土躲过了许多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幸运迟早会到头。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兴旺发达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在未来，美国人也许将失去这份奢侈的幸运。他还警告说，总有一天西方将不得不为自身最为珍视的价值观而奋战。
在常青藤盟校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中，亨廷顿颇有些寂寞。朋友眼里，他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说话时有浓重的鼻音，还常从镜片后斜眼看人，而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在他书中显露的那个世界，他犀利、固执、咄咄逼人，总在挑战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常识，或者说，他总是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他的学术声誉建立在17本书、90多篇学术论文之上，主要涉及美国政府、民主进程、军事、外交和政治发展。“他的所有著作都引起争议和冲击，”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而它们现在都已成为我们词汇表中的一部分。”
他的每本书都成为该领域内的重要文献：公民与军队关系领域的《军人与国家》、国防政策领域的《共同防御》、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国际关系领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领域的《美国政治》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都是如此。福山说，凭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众多学生的追随，亨廷顿实际上创立了战略研究这个政治学子领域，在他之前，绝大多数大学并没有认真探究过这一领域。 福山对老师的某些观点也不赞同，“尽管如此，他的论证往往有力、博学、说服力强，你不能不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续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
不幸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他有异常宽广的学术兴趣，思维也十分开阔。”扎卡瑞尔说，“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开创了军民关系、政治秩序的研究领域，而最后一本是关于人口学和文化的。”
《军人与国家》提出以下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专业的、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军事规则来护卫。为了维护和平，军事领导人的行动应该在授权下进行——在此之前，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应被视为“不理性，充满弱点和邪恶的”。“在仅限于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自由派们个个能言善辩，”亨廷顿写道，“但话题一转移到外交政策及国防领域，自由主义就黯然失色了。”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与法律统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各自为政的国家许多处在毫无法治的现实中。
这本书让亨廷顿收获了第一篇评论——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发表在1957年4月6日出版的左翼杂志《国家》上的那篇充满了奚落的文章。
74岁那年，亨廷顿在一次受访中提到这篇No.1，“（我被）很不幸地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这本书激怒了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管理系的同僚，他们联手卸掉了他的教席，1958年，亨廷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4年后，哈佛将亨廷顿和他的朋友请回。此时亨廷顿已成为政治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哈佛不想失掉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保持的权威。与亨廷顿一起工作的还有另一颗新星：亨利·基辛格。
當时基辛格也是优秀学人，但他后来更被人记取的是在政府中出任的角色。与他相比，1977至1978年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显然更适合做学问。
1960年代哈佛校园里的“学潮”引发了混乱，当那些年纪相仿、同持保守理念的学术同仁被弄得焦头烂额时，亨廷顿却看出学生的激进只是美国清教徒传统复萌的一部分，学生认为政府行为没有能遵守建国之初的原则而怀有“正义的愤怒”。他后来在堪称经典的《我们是谁?》的结尾写道：“（他们）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是一种失望。然而没有希望，则不会有失望。”
亨廷顿早期对政治秩序的分析有着立竿见影的现实效用。约翰逊总统的幕僚曾经要求他对越南战争的发展进行评估。在对越南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在1967年和1968年指出，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存在致命性错误：约翰逊政府企图利用援助和发展收买人民的支持，但钱不是万能的。南越部分地区通过宗教或者家族的纽带构建成组织有效且比较牢固的地方社区，对美国所强加给他们的“一个现代化的越南”相当抵触。这个40年前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今天美国在阿富汗的两难境地。
冷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的思维框架
“初版于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或许是构建政治发展的普遍理论的最后一次伟大努力。1997年，当我开始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时，我就说过这本书是过去7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最杰出的5本著作之一。”福山写道。
1993年，《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篇30页、总共9248个单词的论文随即引起令人吃惊的关注和反响，因为它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进入“新阶段”提供了智力资源。亨廷顿在其基础上扩充写作，于1996年出版了广为人知的《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回答了两个问题：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什么阶段？控制着我们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这本书中，“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界”一语最为骇人，也招来了极大非议。正当学者们忙于激辩之时，真实世界的流血发生了。“9·11”事件，使亨廷顿的这本书几成“先知的箴言”，数周内销量剧增，持续位居《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之首。
亨廷顿曾多次访华。获知中国学者对1993年那篇论文的评论和反馈后，他认为其中有不少的误解，希望“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
他说，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他提供的模式就是“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而文化长期以来被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根据文化重新完成各自的身份认同。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再有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存。
亨廷顿曾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也是《美国利益》杂志的编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良师益友”。福山说，跟很多教授不同，亨廷顿似乎更加看重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前者更敢于质疑，而后者往往被死板的学术规范和行话束缚住了。
“我学习他的书，也学习他的为人。我从没见亨廷顿做过欺骗或恶意的事，也从没见他为了权力或便利而让渡他的原则。他怀抱着英国新教徒的准则并一生以此行事：努力工作、诚实、公正、勇敢、忠诚和爱国。”扎卡瑞尔说。
哈佛校园还流传着一则1980年代初亨廷顿勇斗三歹徒的故事：他与妻子赴宴后回家，路遇三人气势汹汹要钱。他将其中一人打翻在地并大声呼救，那三人落荒而逃。事后亨廷顿说，“之前一周看到报上有文章说，你不该跟歹徒搏斗而应该顺从。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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