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2024-06-20

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精选3篇)

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篇1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工作中适用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相关原则和制度,也为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指明了方向和办法。结合作为最基层工作的我院检察工作实际,现在此谈一谈如何在基层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如何通过每一件案件的办理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一、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内容及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同时确立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的原则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2、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3、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4、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二、我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尝试

结合我省今年的检察工作的要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在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为构建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云南作出贡献。我院确立了实行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原则——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确立了主要在以下四类案件上考虑如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创检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第二,残疾人犯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把立案关;第四,恶势力、地痞、恶霸行凶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为使上述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把握,我院公诉部门还确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采取能组织民事和解的从中协调和解,防止“一案结,千日仇”,通过解铃的方式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案件,采取简便快捷的办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方式,并尽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认识自身错误的同时能够快速回归社会,不受歧视,增强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证在开庭后能够改其向善,针对第四类案件则联系侦查机关,多收集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证据,保证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与法有据、与情有原。

三、在公诉工作中饯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保证案件的处理作到“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在保证不枉不纵的基础上同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为更全面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办理做到宽而有据、严则有度,结合我院所处的社会实际和以往案件办理的经验总结,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宽”与“严”,才能更好的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并通过案件的办理促进司法的和谐。

(一)“宽”的适用

(1)、从适用人群上看:

1、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以宽缓为主,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而为的。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历来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除了坚持刑法条文中对未成年人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外,对各个诉讼程序均应实行简化和保护。在公诉环节,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能不诉的尽量不诉;在审判环节,除坚持不公开审判外,尽量采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减少因庭审时间过长或过于严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执行环节,应充分

考虑到身体和心理承受压力,与成年犯分开羁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优先考虑减刑、假释。

2、对孕妇、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应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身体原因而为的。但与未成年人不同,其宽缓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孕妇的宽缓主要体现在逮捕、死刑判决、收监执行三个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监;对残疾人的宽缓主要体现在其犯与身体残疾有关的犯罪时,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精神病患者宽缓主要是因为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量刑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弱势群体”犯罪同样要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犯罪往往与自身生活和工作有关,值得同情,对其犯罪宽缓处理,人们可以理解,也较公平。但“弱势群体”的范围还很难有个准确的概定,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包括下岗失业者,无业者,农民工,生活无着的老人,普通农民等。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实施了一些犯罪,对此,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除罪大恶极外,一般应从轻处理。当前,很多地方企业或单位给予的农民工资极低,工作环境很差,有的还长期拖欠农民工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农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钱,而老板长期拖欠,以致激愤杀人等。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贯彻宽缓的政策。

(2)、从适用的犯罪种类看:

1、职务犯罪应重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而是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着整个国家。这类案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不严厉打击,就有亡国的危险。历届党和政府也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类犯罪打击的力度还不够,宽缓过度,且越来越宽。据统计,2001年到2005年,全国贪污贿赂案件判免刑、缓刑的从占51.38%上升到66.48%,渎职侵权案件从占52.6%上升到82.83;2003年到2005年,全国有33519名职务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年均缓刑率为51.5%,远远高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缓刑判决19.74%的比率。这还不包括达到死刑标准而被判死缓“留条小命”的罪犯(《检察日报》7月25日报道)。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2、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国防利益、军人违反职责犯罪要坚持从严从快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社会危害性大,影响很坏,是严打的重点;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也是历年打击的重点,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危害国防利益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则威胁着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当然应该从严打击。

3、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击。相对于前面的犯罪来说,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区别对待,依法打击。同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增大,也必须严厉打击。如走私、强迫卖淫、金融诈骗罪等。

(3)、可采取的适用方法

1、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不起诉权是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检察权。根据对案件起诉或不起诉有无自由裁量权,可以将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决定。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然而,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是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过多的诉讼负担,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起诉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作人为的限制比例而大胆适用相对不起诉外,还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2、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因此,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项操作性强的准司法活动,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和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

3、扩大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既节省刑事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被告人的不良影响。因此,“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严”的适用

(1)、从适用的对象看:

一是从行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八类严重刑事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这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是从行为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职务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累犯、再犯。职务犯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其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及对职务的违背性等,表现出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职务犯对社会的不良示范作用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从严治吏”。而累犯,我国历来将其作为惩治的重点,现行刑法也对累犯专门作了修订,表现了我国对累犯从严惩治的决心。同时,笔者认为对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话说的“几进宫”的人,这类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归社会,其主观恶性显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应加大对其的打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在适用的方式上:

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是指依法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予以从重惩处。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在公诉环节就应在量刑建议上着重强调对其从重处理的理由,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处以在法定刑范围内的偏重处理。

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如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影响诉讼的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篇2

一、检察办案环节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情况

(一) 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下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宽严相济”的精神实质是区别对待犯罪嫌疑人, 该严当严, 该宽则宽, 宽严适度。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将“严打”视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在宽严结合、宽严适度的大原则下坚定不移地坚持“严打”方针。表现在: (1) 突出强调严格依法办案的原则。即不再单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一味强调“严打”, 而是进一步要求检察人员严格执行法律,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 做到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 都要于法有据; (2) 适度把握“严打”的重点。在“严”的适用对象上, 把打击的重点锁定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聚众性犯罪、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犯罪上; (3) 将实体上“依法从重”与程序上“依法从快”结合起来。即在实体上, 依法加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程序上, 要求对属于“严打”范围的案件依法及时审查、及时起诉, 以收雷霆之效果。

(二) 在“宽严相济”的理念下慎用批准逮捕权、起诉权。

为了在批准逮捕与提起公诉两大检察工作环节充分实现“宽严相济”的要求,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起诉条件, 慎重适用逮捕措施, 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 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在此要求下,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以宽严相济的理念审视逮捕、起诉的条件:一是坚持事实证据条件、可能判处刑罚条件的同时, 注重对“有逮捕必要”条件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从犯罪主体的具体情况、犯罪情节的轻重、是否具体法定从轻处理情节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有逮捕必要, 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至于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 尽量不予批捕。二是严格掌握起诉条件, 充分考虑起诉的必然性。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纠纷等引发的轻伤害案件, 在依法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各类情节的基础上, 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三) 落实“宽严相济”要求, 逐步推行刑事和解工作。

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和解工作中, 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检察机关不介入双方当事人和解, 在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 被害人主动申请检察机关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为此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或建议公案机关撤案;二是由检察机关作为调停人对案件进行和解。主要是由案件承办人在犯罪嫌疑人 (或其家属) 和被害人之间沟通, 或召集双方进行和解, 促成和解协议和达成后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案。

二、检察机关在实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贯彻“宽严相济”中存在的问题

1. 批捕率过高, 宽严失衡。

鉴于公安机关在办案指标的工作机制之下片面强调刑事案件的批捕量, 有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本来可以作出不捕决定, 但碍于面子和长期合作关系, 检察机关也作了批捕的决定, 造成逮捕率过高。与此同时, 受求稳怕错的思想影响, 审查批捕工作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和过失犯等, 往往不敢大胆作出“无逮捕必要”的不批捕决定, 也是造成批捕率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2. 相对不起诉适用率偏低, 宽严失度。

正确运用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标志。由于上级检察机关限制不起诉率, 加上不起诉的适用程序繁琐, 基层检察院往往不愿意适用这一权能, 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比率较低。如笔者所在市某基层检察院在2008年至2009年1-5月, 对轻微刑事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8件12人, 仅占受理移送起诉案件总数的2.3%。

3. 对轻罪启动刑事立案监督, 宽严失据。

在上级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提出量化任务之下, 有的基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轻罪案件也启动了立案监督程序, 宽严失据。

(二)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轻缓处理的适用程序繁杂。

检察务实中, 无论是不批捕或是不起诉, 适用的程序都十分繁琐。如不批捕, 办案人员提出后, 需经部门负责人、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批准。不起诉则需要经部门负责人、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检委会层层报批, 对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的, 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繁琐的适用程序促使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出现宁重毋轻的倾向。

2.“宽严相济”缺乏实施细则。

由于缺乏具体执行标准, 执法人员受执法能力、执法水平限制, 办案中难以准确理解法律的精神和把握宽严相济的执法尺度, 担心承担打击不力以及放纵犯罪的责任。如某基层检察院承办的韦某某抢劫手机 (价值400人民币) 一案, 考虑到韦某某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自首、初犯、偶犯等因素, 检察机关作出不捕决定。但公安机关认为该案不属实施宽缓对象, 一直要求对该案进行复核、复议。检察机关也有些同志认为犯罪嫌疑人韦某某十足是学校的小混混, 光天化日暴力抢劫, 不属宽缓对象。由于缺乏细则性操作指导, 办理该案的检察人员在适用宽严相济问题上顾虑重重, 畏首畏尾。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公正执法能力。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坚持秉公执法、廉洁办事。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牢固树立权利平等、程序公正的执法观念, 始终坚持“三个至上”, 切实做到“四个在心中”。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与其职业相匹配的学识和才能, 如果空有公正执法之心, 而无公正执法之能, 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将无法实现, 因此, 要以大规模教育培训为契机, 扎实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争创学习型检察院”活动, 根据不同执法岗位的职责和特点, 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门培训和实践锻炼,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广大检察官的公正执法能力, 以适应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需要。

(二) 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执法办案人员对政策理解不深、把握不准, 贯彻落实不够准确, 运用政策处理案件的能力不强等系列问题, 甚至还存在个别检察办案人员借政策进行权力寻租的情况。因此, 为防止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成宽大无边、放纵犯罪, 应建立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 从诉讼程序、机制设置上防止对“宽严相济”的滥用:一是确立向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机制。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作出的不捕、不诉决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的, 应当予以撤消或指令下级检察及时纠正;二是完善检务督察机制, 由本院的纪检或者督察部门负责对轻罪案件的不批捕、不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处理案等工作全过程实施监督;三是构筑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如为了提高检察机关适用不捕、不诉的准确性, 可以确立侦查机关的听证审查申请权, 在作出不捕、不诉决定之前, 应通知侦查机关, 侦查机关可以提出听证审查申请。此外, 还可以通过加强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强化外部监督制约。

(三) 完善立法, 出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细则, 增强可操作性

一是完善立法。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不起诉适用对象仅限于“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这已经不适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际要求。因为在基层, 轻罪案件占的比例较大, 不少案件最终法院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缓刑, 这样的司法处理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也不利于犯罪人尽快解脱羁押。有必要尽快完善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放宽不起诉的范围。

二是制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细则。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明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原则、适用程序和具体的适用范围, 统一司法适用标准, 增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 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操作处理规范。

摘要: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办案工作中, 严格把握案件质量关, 这就在诉讼监督工作中贯彻落实化解社会矛盾的要求。本文中, 笔者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办案执法环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化解社会矛盾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

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篇3

关键词:公安执法;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和突破,也是对严打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这一观念是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并逐渐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宽严相济,其内涵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刑事犯罪,既要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和威慑,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又要尽量控制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对抗,促使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变,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基于这一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如下两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一、宽严相济政策对公安执法产生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公安执法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给公安执法带来了一些困惑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一问题首先体现为,公安机关的打击水平受到了影响。去年我省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被检察机关认为没有逮捕必要,决定不批准逮捕,以及被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分别占到了总数的45%和57%左右,均比前年有所上升,成为了影响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工作的主要因素。其次,严重打击了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打击效果,并且主要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上。

第二,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困惑。这一问题集中表现为:①检察院和法院掌握的标准不明确,在主观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②不同地区之间检察院和法院机关掌握的标准不统一;③检察机关部门之间要求不一致;④检察机关缺乏法律依据的做法给公安执法增加了困难;等等。

二、公安执法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主要对策

为了有效解决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给公安执法带来的影响,公正执法,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有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1.统一司法部门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认识

公安機关可以通过部门协商、报告申请、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促使检察院、法院和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达成共识,都能明确认识到,要彻底贯彻落实该项政策要注意三点。

首先,走出认识误区,明确严打是宽严相济的重要内容,该宽的地方要放宽,但是该严的地方也绝不手软,绝不姑息,不能片面求宽,但是也不能一味严打,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次,树立全局意识,在落实该政策时,一定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不能盲目进行。而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面度刑事案件高发和社会矛盾突出等社会问题时,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一定要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综合考虑社会稳定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

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动态的思维对其进行灵活运用。顺应社会治安形势的具体变化,灵活掌握宽和严的适用比例。例如,在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活动的节点,为保证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需要,就可以采取以严打为主、以轻缓为辅的政策,保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维护治安大局的绝对平稳。

2.明确宽严相济政策的执行标准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制度和相关的措施并不明确,只是一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状态,所以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将执行的目标和标准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这是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效率和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执法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宽严相济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离不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整体框架,所以不能随意扩大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适用范围。我们可以采用明确适用范围、细化执行标准、严格执行程序等方法,统一各级司法部门对该政策的执行标准,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确保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推荐阅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05-28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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