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北魏（共8篇）

北魏 篇1

北魏书法资料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魏碑体，又称为龙门体、伊阙宗等，因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是龙门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题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们匕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造像记》、《邑主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记》、《齐郡王元枯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比丘道匠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若细分析，龙门二十品又可分为几类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康有为分之为四体，即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深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元枯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如从结体、用笔等特点分析，杨大眼、魏灵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贺兰汗等品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无松散下垂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起落处犹如刀削，斩钉截铁，锋芒毕露。尉迟、一弗、解伯达、高树等品与上述各晶风格基本相同，唯笔划较细，于稳重中又显俊秀爽利。以上诸品被书法家认为是龙门体书法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详、元燮、高太妃、马振拜等品用笔趋于圆转，笔迹流畅，寓隶法笔意于楷书之中。广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笔含蓄，锋芒内在，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唐楷无多区别。慈香一品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显得十分潇洒奇逸，在魏碑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风格。

除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外，洛阳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的《北魏元怀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书法精晶。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北齐姜纂造像题记》等也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北朝洛阳碑刻的书写者有不少当时的书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义章、萧显庆等人是龙门石窟一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但史传无载，很可能是精于书法的普通人。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主要时期，北魏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康有为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1]书法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书迹分析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1979--1908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书风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洛阳书法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注释：

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殷宪《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

⑧见刘涛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

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

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隶书(楷书)的合称。参见丛文俊《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

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阳平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

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书》（北齐）魏收着，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着，陈仲安点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宪，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前 言

薛元明

中西方都有墓志铭习俗的存在。相比之下，中国人看得更重，有『盖棺定论』一说。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会面对一生归宿的全面评价，而后将生命的过程与价值浓缩后，刊于石碑之上。从古至今，一切文体皆源于人的情感变化之结果。『墓志铭』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始于南朝，被赋予了生命意义乃至哲学意义。刘凤君先生有言：『志石方而表示地，志盖覆斗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墓志铭三字各有含义。墓即幕，任何人登上舞台表演，都有谢幕之时，最终入土为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有『记述』之意，以散文来记述死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等。『铭』是用韵文概括志文，进而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委婉抒情。『夫碑志者，纪其德行，旌乎功业』，把死者在世时的持家、德行、学问、技艺、政绩、功业等，浓缩为一份个人档案，实现树碑颂德，褒扬个人功绩，表其门闾，虚相称美的目的。每一块墓志，寄托了一个灵魂。人的生死观是发展变迁的，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死者的追忆，与其说是一种为死者所选择的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生者的精神寄托方式。墓志是生者对死者的祭祀和怀念，寄予了对生命的渴望和未来的期许，心灵往往是敏感而热烈的。千载之下，仍然能够读到。

公元四三九年是北魏王朝标志性的一年。北魏消灭北凉，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南北朝』中的北朝从此开始。留存后世的碑版、造像、摩崖、墓志、写经，数量之大，成就之高，任何时代难以相颉颃。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写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魏碑包括碑刻、墓志、造像、摩崖等。这其中，墓志制作成为自北朝以来，上层阶级普遍关注的文化活动，藉此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意识、文化心态，提供了非常多且极其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是个人自我期许的评价参照系。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有效的传播，俾传后世。概而言之，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性、史料性、书写性、社会性等诸多方面。书法作为工具，无意识地包含在其中。书刻者大多是无名氏，不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也反映了思想、情感的真实。因为无功利心，能够虔诚地表达，没有规范和程式的束缚。加上去古末远，故而面目繁多，风貌不一。在墓志系列当中，元氏皇家和王公贵族、将军大臣的墓志，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身份的尊贵，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与众不同。书风或平正，或温润，或典雅，或秀逸，或恣肆，呈现出多元风范。

魏碑的出现乃至兴盛，既有外部环境原因，也有文字和书体演进的内在原因。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尚武之风渐衰，转而崇儒，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推行汉化，以死葬北邙得其所归，墓志之风愈演愈烈。《书林藻鉴》谓：『北朝之书，魏为最盛，享国既永，艺业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润色金石，故其时隶楷错变，无体不备。』南北朝是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隶楷错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初创时期，本质是中原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拓跋文化呈现出高亢激越、豪迈奔放的格调，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培养出特定的民族情怀。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相互碰撞、交融，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中审美意识的觉醒时代。宗白华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在分崩离析的特殊时代，决定了书法的多种类型，魏晋风度的绝世之美和牛鬼蛇神的异端怪相并存。有两类书法形式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一类是手札，写尽了人世沧桑变故，一类是墓志，涉及所有人，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手札和墓志是生死的两极，也是人性的两极，有共通的精神实质。长期以来，墓志深埋地下，罕有所知。伴随着金石考据的发掘，逐渐引起了关注。书法发展至明清时期，帖学风神日杳，规矩化的索然无味，『馆阁体』痼疾愈加沉重，桎梏难除。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恰恰对应了书人的脾胃，一时间成为效法对象。魏碑是一种过渡性书体，蕴含了『不成熟因子』，能够进一步加以发挥，由此成为后世书家打造个人书风的突破口。帖学记录了书写状态的一次性，魏碑具有再加工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最初的面目。除工具差别之外，载体变化是主要原因。北碑为石质，帖学是纸张锦绫一类。如是，前者关注金石味，后者侧重书卷气。不过，碑帖尽管有所不同，但都应该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描出来。魏碑不拘成法，反对程序化。如果一味追求狂放，以致粗野，必然导致诸多恶习的蔓延，与魏碑所蕴藏的自然质朴、稚拙天真背道而驰。真正暗合天倪、返朴归真的临创不是故作丑态、搔首弄姿。另一方面，在用笔和结体上走向极度规范的『新魏碑』，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美术字，与传统意义上的魏碑有本质区别。在临习墓志的过程中，必须防止走向粗野化和程式化等两个极端。

北魏墓志对于近当代书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说晚清选择碑学，是基于书法本体的内在调节机制，当下的选择已是一种『自觉』，按照个人审美意识来甄别，而非仅仅是取法资源的问题，依赖书家的敏锐性。有鉴于此，书家的视野要不断开拓。通常强调要取法经典，其实不但要取法历代已存的经典，而且要发掘新的经典。通过关注新出的墓志，以自身的视角来解读，成就新的经典。魏碑在数百年的演进中，风格变化跨度极大，取法时可以尝试不同的角度，得以大显身手，各遂所愿。康有为早就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出版说明

对于北魏墓志，前人往往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来概括，不但品类繁多，而且保存完好，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随取一家，皆足成体。不仅如此，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地考古发现，使得更多的新资料不断奔赴书家眼前。相应地，必然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如何选择范本极为重要。人的一生精力和时间很有限，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选择，才能『术业有专攻』，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不做或少做无用功。古人有时专注一路书风，终身不易，甚至抱紧一本帖，矢志不移，食古而化，卓然成家。临帖取法，最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朝三暮

四、见异思迁，结果难以深入，只能画虎类犬、描龙成凤。

为了再现北魏墓志书风的独特风貌，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可以欣赏、临摹、借鉴的范本，本社特别推出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精选《元桢墓志》（四九六年）、《元囧墓志》（五一一年）、《元诠墓志》（五一二年）、《元显俊墓志》（五一三年）、《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五一四年）、《刁遵墓志》（五一七年）、《崔敬邕墓志》（五一七年）、《元珽妻穆玉容墓志》（五一九年）、《李璧墓志》（五二○年）、《司马昞墓志》（五二○年）、《司马显姿墓志》（五二一年）、《元倪墓志》（五二三年）、《高猛墓志》（五二三年）、《元怿墓志》（五二五年）、《元瑛墓志》（五二六年）、《元晔墓志》（五二七年）、《元固墓志》（五二七年）、《元暐墓志》（五二八年）、《元钦墓志》（五二八年）、《张黑女墓志》（五三一年）等二十品北魏墓志，同期出版。北朝书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四三九年）至孝文帝完成迁都洛阳（四九六年）。以兼楷兼隶的『铭石书』为主要风格，实际是三国西晋书风的延续，第二时期自四九六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五三五年），北魏彻底分裂为东西魏。近四十年的时间，是魏碑最辉煌的时期，『北邙体』大兴之时。这其中，前期刊刻意味强烈，风格相对单一，和造像极为接近，甚至如出一辙，正如包世臣所说，『具龙威虎震之规』。后期技法成熟，书写笔意浓厚，结体渐趋疏宕平整，风格多样，少了几分匠气，多了几分典雅，更多地具有了人情味。第三时期自五三五年东西魏建立，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直至隋统一（五八九年）。一方面，掀起了复古浪潮，书写中时常夹杂篆隶成分，另一方面，规范化是大势所趋，斜画紧密的结体逐渐演变成宽博散逸的面目。

所选二十品墓志，属于第二时期，风格跨度极大。如《元桢墓志》方笔峻利，《元诠墓志》舒展飘逸，《刁遵墓志》中和圆润，《穆玉容墓志》工整典雅，《李璧墓志》古拙天真，《元瑛墓志》劲拔雄浑，《张黑女墓志》精致细腻。也可以相互对比来加深印象。如《元诠墓志》、《元显俊墓志》、《司马显姿墓志》结体稍斜，而用笔逐步走向成熟。《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李璧墓志》面目不同，大抵由于刀法不同的原因。《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虽属同一年，然《刁遵墓志》书风用笔凝练，结体雍容，《崔敬邕墓志》由于用刀存在粗细深浅的变化，用笔纵横使转，结体不为法度所拘，展现出特殊趣味。《元怿墓志》、《张黑女墓志》可归为同一类，用笔多侧锋，结体扁平，借鉴隶意，极富情趣。

出版所选拓片墨色均匀，字口清晰，并将图版重新剪拼，放大数倍，以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笔法与结构。图版以简化字注释，能够准确地了解志文内容，有助于读帖。另外，部分书册放置了全图，以期了解原拓的整体风貌。配备了简明扼要的用笔和结体方面的技法解析，在临摹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希望此套墓志放大本系列的出版，能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研究北魏墓志书风提供更多便利。

北魏 篇2

一、北魏统治者——鲜卑拓拔

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北魏是北朝中统治时间最长、疆域最广的时期。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鲜卑族是极尽隐忍特点的民族。鲜卑人自公元前3世纪末被匈奴人击溃, 退保鲜卑山。直到公元1世纪, 在与东汉王朝的战争中失利的匈奴人踏上了西迁之路, 鲜卑各族则开始乘机进入蒙古草原。永嘉风暴中, 拓跋部最后进入长城, 并且凭借着自己顽强不息的精神以风卷残云之势收拾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 并在黄河流域站稳了脚跟, 建立了北魏王朝, 翻开了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二、北魏书法产生的背景

北魏墓志, 从产生的原因到书体及内容上都与汉化政策息息相关。自道武帝皇始三年十二月改元以后, “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 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 服从尚皇, 数用五, 未祖辰腊, 牺牲用白。王郊立气, 宣赞时令, 敬授民时, 行夏之正”2等, 可以看出拓跋珪已经有走汉化道路的倾向了。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武功最盛的皇帝, 但他即位以后, 首先推行了文字的规范化, 曾下诏:“在昔帝轩, 创制造物, 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今制定文字, 世所用者, 颁下远近, 永为楷式。”3第二项举措则是加强了学校的教育, 开始兴办官学, 并且承认了孔老夫子的正统地位, 更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诏:“自顷以来, 军国多事, 未宣文教, 非所以整齐风俗, 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下至于卿士, 其子息皆诣太学。”4规定卿士到王公都要到太学中受教育, 学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这是更加内在的汉化了。紧接着改说汉话, 且“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 见在朝廷之人, 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 当降爵黜官。”5改籍贯, 将代人的籍贯改为洛阳人, 改鲜卑族的复姓为汉族的单姓, 改拓跋姓氏为元氏, 这就是我们在魏墓志里常常看到《元桢墓志》《元略墓志》《元进墓志》等等墓志铭, 及其墓志内容多述其为河南洛阳人的缘故。

三、北魏书法的风格

北魏书法融隶法与楷法于一炉, 方正刚劲,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被称作“魏碑体”。

1. 长枪侧戟大将军

《元桢墓志》刻于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是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元桢官至镇北大将军, 相州刺史。不得不说它的书体与内容或者说与墓主人的身份结合的相当完美:中宫紧收, 长横大竖, 形态恣肆不羁。书者通过强化左边笔画弱化右边笔画以及左下右上错位等的方法, 从而使字的重心向左下偏移, 不遗余力地只求增加左边笔画分量的目的, 给人以动荡不安摇摇欲坠的动势, 更有剑拔弩张之感。

2. 潇洒恣意真侠士

《元倪墓志》刻于北魏正光四年。元倪为魏太祖道武皇帝玄孙, 墓志的书写者应是当时高手, 书法熟练, 线条丰腴饱满, 北魏墓志中的佳品。此墓志中的横画和点画都极为生动。横画分短横和长横。此两种横皆为露锋轻入笔, 前者为渐行渐提, 稍向下自然收笔;而后者在提起之后继续向右行笔且行且按, 拧笔拢毫, 自然收于右下。此两种笔法皆行书笔意浓厚。此外点的起笔大胆果断, 如快马入阵, 迅疾遒劲。书风趋于秀逸潇洒, 圆润典雅, 参入圆笔和行书笔法, 点画流动, 具映带之姿, 潇洒恣意, 受南朝书法的影响极大。

3. 刚柔相济女丈夫

《张黑女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此墓志属秀丽一路, 其书法精美遒古, 峻宕朴茂, 被历代书家广为赞颂。结构疏朗, 内紧外松, 竖画变点, 横画拉长, 甚至捺画还带有微微的波挑之意。虽是正书, 行笔却也不拘一格, 风骨内敛, 笔法中侧锋兼用, 方圆兼施, 以求刚柔相济。既饱含隶意, 又有行书的流动之姿, 自然高雅, 淡泊萧散, 可以说是是行书和隶书在正书中的完美结合, 同时亦体现出古人“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的审美理想”。

四、清人对魏碑的评价

北魏书体终于在清代得以重见天日。乾嘉之后的阮元和包世臣, 逐渐形成了明确而系统的南北分派的思想概念和系统理论。

阮氏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中申北絀南的思想, 对晚晴乃至当代书学的影响都很大。他在文中说道:“我朝乾隆、嘉庆间, 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建德、天保诸造像记, 《启法寺》、《龙藏寺》诸碑, 直是欧、褚师法由来, 岂皆拙书哉?”6他认为唐楷只不过是魏碑的遗续, 后来的欧阳询、褚河南、颜平原、赵松雪等人的书法都是源于墓志里的字。然而因为中国历史上是书以人贵, 北魏墓志、造像等的书写者却是没有留下名字的, 历史应该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

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说道:“北碑字有定法, 而出之自在, 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 而出之矜持, 故行板刻。”7诚然, 北碑的结字、用笔比之唐楷自在得多, 这是它的先天素质。唐楷的笔画之间的距离关系是“精确”的, 北碑可以有聚散;唐楷则必须是中正的。如写一竖一定是垂直的, 北碑可以左右移动;这就是北碑的魅力。它多变且善变, 稍变一下就是不同的味道。

康南海一生著述甚丰, 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了“本汉”“备魏”等思想。还认为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 二曰气象浑穆, 三曰, 笔法跳越, 四曰点画峻厚, 五曰意态奇逸, 六曰精神飞动, 七曰兴趣酣足, 八曰骨法洞达, 九曰结构天成, 十曰血肉丰美。”8把崇尚魏碑的书学主张推向极致, 促使碑学发展更加蓬勃。

在“碑学”思潮的影响之下, 清代晚期出现了一批卓尔不群的书法家, 如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曾熙等, 他们都以写魏碑而名著于世。

五、现当代魏碑书法的发展

和所有传统艺术的学习一样, 学古泥古才是学习魏碑书法的“捷径”, 从临摹到创作,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方面魏碑书家孙伯翔做的还是不错的。潜心翰墨六十年, 近年多有变法, 用笔碑中寓帖, 方峻挺拔中含清新灵动;结体开合有变, 天然成趣;通篇血脉畅达, 精神飞扬。与某些径取今人高手以求立竿见影的书者相比, 堪称典范。

不得不说:北魏书法, 一石一品, 一方世界, 一种味道。它们的风格样式丰富多彩, 犹如一座富有的矿藏, 等待着后人去掘取去探究。

注释

1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A].潘运告.《晚晴书论》[C].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309

22.魏收.《魏书》[M].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4.34

33.魏收.《魏书》[M].卷4上.《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4.70

44.魏收.《魏书》[M].卷4下.《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 1974.97

55.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292

66.阮元.《南北书派论》[A].潘运告.《清前期书论》[C].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262

77.包世臣.《艺舟双楫》[A].潘运告.《清前期书论》[C].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379

北魏的铁血“土改” 篇3

亚当·斯密坚信，让更多的农民（而不是大地主）直接拥有土地，是农业革新和提高农业产出的首要条件，而农业效率和产出的提高，是其他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先导。中国当代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张力与矛盾无时不在，更多时候它还成为了一个王朝兴亡治乱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北魏时期的土地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和关照的蓝本。

长达百年的农奴制

北魏（公元386-534年）是西晋被所谓的“五胡乱华”所灭之后，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政权，其祖先居住于今天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一带。建国之后，北魏依然在经济生活中延续着本民族落后的部落制和奴隶制，长达百年之久。

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鲜卑军事贵族豪强成为北方土地上的大地主，而农村的基层组织付之阙如，从秦汉以来的农村“三长”制度—“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被弃之如敝屣。所以，农民（主要是汉族）在没有国家基层组织的保护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依附于鲜卑族大地主，成为豪强田地上的雇农。

而且，农民不仅只是雇农，还往往沦为农奴。因为国家根本不知道这些农奴的存在，也无法向其征收田税，农奴的税赋都由豪强自行收取。与人身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同步的是，农奴的经济状况相当不乐观。据史料记载，豪强的田税率是国家一般税率的一倍。可以想见，农奴的收益因豪强的压制而大为降低，造成了历史的倒退。

农奴制从经济学上讲，其实就是一种粗放的农业经济。当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没有较为安全和有效的预期收益之时，他们就没有生产的动力，更遑论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业要素资源的效率低下，在农业立国的古代，必将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产出。

除此之外，因北魏建国初期，中国北方遭遇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现象亦相当普遍。一边是豪强盘剥下农奴的低效生产，一边是土地利用率的过度低下。如果北魏一直只是一个独立割据的军事部落，这种生产上的低效率也就罢了。恰恰相反，北魏从建国伊始，就已然以完整的国家形态出现，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北方。农业国家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惊人低下，肯定是不能长期维持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

北魏的“铁血”改革

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早就被北魏政府所认识到。可是，由于鲜卑贵族的阻拦和抵制，改革都往往功败垂成。直到建国近百年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系统地有效解决。这得益于北魏历史上两位卓伟的领导者：一个是孝文帝，另一是其祖母冯太后（史称文明太后）。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孝文帝还是一个少年，由其祖母冯太后统摄朝政，汉人谏官李安世上疏，强烈建议朝廷实行人皆有其田的“均田制”。冯太后作为非鲜卑族的汉人女政治家，深谙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故而李安世的建议深合其意。但她并没有马上实施均田制，而是等待时机，先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平均田地，让一个农业大国多数无地的小农都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改革举动。这种对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土地制度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变动，放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层自我变革的大事件，极具挑战性，也需要统治者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不过，北魏还是有较为优越的改革条件的，因为战乱所造成的田亩荒芜和土地归属权的模糊不清，使得国家有大量的闲置土地（亦可称国家储备土地），作为均田的首要基础和物质保障。

孝文帝太和九年，也就是李安世上疏八年之后，已经与冯太后一起参与朝政的孝文帝，开始下令全国实施均田制。其主要举措就是，一对无田的夫妻，男的授田40亩，女的授田20亩，如果有耕牛，可加授田30亩，加授的上限是三头牛，即90亩。这样，一对夫妻，即一户，如果还有一头耕牛，就可以得到国家授予的田地90亩。而且，为了进一步缓解每一户因繁衍后代所造成的土地紧张，在实际授田之时，要翻番，即可达到180亩。此外，如果所授之田的质量不佳，要再次加一倍实授，即一户人家最多可得田360亩。

360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大约为1.4亩。对比起来，差距是惊人的。可见，均田之后，北魏的底层低收入者（主要是农民和农奴），基本上拥有了令其较为满意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资源。弱势群体在国家“铁血政策”的支持、优惠和倾斜之下，实现了一回“翻身农奴把歌唱”。

均田制实行之后，农民不再依附于豪强，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而国家也极大地扩大了田税的税基，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国家财政有所保障，国力大为提升。

其实，早在谏官李安世上疏均田制之前，北魏就在冯太后的主导下，开始进行均田制的前期工作，即恢复农奴的人身自由，使其能够登记在国家的户口账簿中。为此，北魏开始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并重罪惩罚那些隐匿人口的地方官员和大地主豪强。特殊时期，施行特殊管治。国家严法和重刑，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各种阻碍人口普查的地方势力在其之下，大为收敛。人口普查得以持续有效地进行，大量被豪强隐匿的人口，得以“重见天日”，为后来的均田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保障。

在土地上倾向农民的同时，还着手打击豪强，强力没收和减少他们的土地，在田税上尽可能使得他们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而与均田制配套实施的“租庸调”制度，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田税税率和各种负担。

此外，恢复了汉民族王朝的基层“三长制”，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有所依托，有所保障。村民基层组织的重建，以及国家在政治上对农民的人身保护，使得豪强再次侵占农民田地，并进一步使农民沦为农奴，变得不太可能。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篇4

政治方面采取俸禄制和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和党长)，经济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 。 地方上设立三长制。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朝廷采用了大臣李冲的建议，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 推行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国家收入增加。

第二阶段：汉化

1.迁都洛阳(494年)

2.改变风俗习惯：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

3.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尊儒崇经，兴办学校。

恢复汉族礼乐制度。

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

1、政治及经济方面

班禄制北魏初年，官俸制度沿用「掠夺制」，官员俸禄乃从战争中掠夺他人财物，後来国家渐渐安定，官员间贫富差距渐大，贪污成风。故此孝文帝仿效汉人的班禄制，官员每季定时发薪。

三长制北魏初年，户籍制度沿用「宗主督护制」，平民百姓大多因为生计依附世家大族(宗主)，成为宗主的私产，中央政府不但难以收税，平民百姓更多受宗主威迫。孝文帝制定「三长制」，以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各设一长，即「邻长」、「里长」和「党长」。有助重新整理户口，方便收税。

均田制均田制」配合「三长制」而行，计口授田，平均土地和牲畜，使平民百姓安居乐业。同时，推行「均田制」，亦可视为北魏政权由游牧业跃进为农业的过程。

2、习惯与文化

以下这些措施，是为了改变胡人习惯以作的：

改服装首先改变衣著，命令人民改穿汉服，不得再穿胡服。《魏书‧高祖纪下》云：「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

改籍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不得再称「代人」，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葬洛阳，不得回到北方落地归根，又「太和十九年……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样一来便可绝代人故土之恋;反之，若不如此，鲜卑终无法成为中原士族。

禁胡语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改汉姓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复姓)，改为单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北魏 篇5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史实，包括自十六国以来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史实。体会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过程与方法

通过学生讨论、回答“为什么说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引导学生归纳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和意义，培养学生归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和影响的分析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凡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的改革必能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教学重难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的含义 【情景导入】 播放幻灯片：（1）播放宋祖英的歌曲《爱我中华》，并配有中国地图显示56个民族的分布和民族服饰特征。（2）比较两幅图片的不同：《西晋少数民族内迁形势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分布图》。两幅图中的民族相比，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国历史上一些古老的民族现在还存在？有些却不存在呢？

【自主预习】

一、北方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指导学生阅读“导入框”以及“北方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课文、插图《北魏骑马俑》、《穿裤褶服的南朝乐队》、《穿汉族服装的少数民族贵族》。

了解4世纪后期，东北鲜卑拓跋部首领建立魏国，定都平城，史称北魏。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局面。汉族与少数民族不但在生产技术上相互学习，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相互影响。他们之间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在这过程中，北魏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学生结合课文思考回答：

1、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A．北魏原来的都城平城地理位置偏僻，一方面容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对广大中地区的统治、不利于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

B．当时洛阳已很繁荣，北魏孝文帝要通过建都洛阳取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同时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2、为什么有些鲜卑贵族反对迁都洛阳？为什么他们无法阻挡迁都？

（他们抱残守缺，观念落后。迁都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

迁都洛阳以前，孝文帝就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迁都以后，他进一步实行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指导学生阅读 “孝文帝的改革措施”课文和插图《汉族服饰俑》、《鲜卑族服饰俑》、“鲜卑姓氏改为汉姓”表、“文献资料•《魏书》摘录”等。了解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1、措施

定都洛阳后，孝文帝下令鲜卑贵族改穿汉装、禁鲜卑服。按着，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北魏通行语言，禁鲜卑语。之后，孝文帝下令把鲜卑复姓，改成汉文的单姓。孝文帝还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还有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

2、作用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速了北方种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的改革家。

3、北朝的分裂

北魏以后，北方又经历过东魏和西魏并存、北齐和北周对立的局面。历史上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总称为北朝。577年，北周武帝亲率大军灭北齐，统一北方。这为以后隋朝统一中国判定了基础。

【合作探究】

1、北魏孝文帝在民族的大融合能够起这么重要的作用，原因是什么？

2、自孝文帝以后，北魏皇帝死后的谥号多采用‘孝’字，如‘孝武帝’‘孝明帝’等。结合我们学过的课文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学生小组之间合作探究交流解决上述问题，加深对课文的认识。

【板书设计】

一、北方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1、北魏的建立

2、黄河流域的统一

3、民族的大融合

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

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1、措施

北魏 篇6

——《北魏孝文帝改革》案例分析 内容提要：教师基于新课标的理念，为了切实提高教学时效性，使学生在乐学中掌握历史学习方法。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导者。因此，在教学中，抓住教材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既富有变化又能激发新奇感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去研究问题，让他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与技能。主题词：教材整合 正文

一、引言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要求：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历史学习过程中注重探究式学习，鼓励学生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从学生的认知出发提高教学时效性。

二、问题的提出 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导者。因此，在教学中，抓住教材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既富有变化又能激发新奇感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去研究问题，让他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与技能是在进行本课教学设计时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教学目标的设定 教材分析：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本册第四单元“政权的分立与融合”中的第三部分。魏晋南北朝之前是中国的秦汉时期，历史特征是大一统。之后是中国的隋唐时期，历史特征也是大一统。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位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政权的分立和民族的融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正是在大分裂时期黄河流域暂时统一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向汉人学习的一种尝试，结果是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使汉族先进文化成为当时各族民众的广泛心理认同，为日后隋唐的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孝文帝改革，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应是本课重点。我利用地图及表格对比，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利用师生互动活动“早朝议事”，学生参与历史、体验历史，学生在活动中体验质疑、辩论等学习方法，在所创设的历史情景中质疑、释疑，得到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知识的巩固和加深。学情分析： 初一学生以感性思维为主，理性分析能力欠佳。我校学生热爱历史学习，思维活跃、表现欲强。针对这一特点，本课的教学我采用探究式合作学习的方法，希望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将本课活化，细化。经过课前调查，我发现学生对： 1.鲜卑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现在怎么没有鲜卑族了？这一问题最感兴趣。2.孝文帝为什么非要施行汉化政策？不能采用其他方法吗？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力求在课堂实施中鼓励学生质疑，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交流中了解历史，增添乐趣，提高教学时效性。根据以上学情现状分析，我将“从正确的角度认识孝文帝改革的价值，民族融合是这一时期的大趋势”设定为教学的难点。学生在观察图片和文字的基础上，通过胡汉在交往中相互影响的具体史实认识民族融合，并体会孝文帝改革的价值 教学目标的确立： 1.知识与能力： 识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和的措施，阐明孝文帝改革的历史作用。2.过程与方法： 通过研习历史材料，探究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及措施，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学习方法。观察图片和阅读资料，解释“胡人汉服”“汉人胡食”的现象，理解民族融合的方向和趋势。通过分析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多角度探究、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3.情感态度价值观：（1 族的性格和精神，促进了民族融合。（2）认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四、教学实录

（一）导入环节：引发兴趣、开门见山 【课件展示美丽的草原风光图片，播放《敕勒歌》】 师：请同学们说说这首民歌所反映的内容。（学生循着教师创设的历史场景，自然进入本课将要学习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师：东汉末年以来，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进入中原。《敕勒歌》是鲜卑族民歌，这个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入主中原，建立了雄极一时的北魏政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追根溯源，了解这个民族的崛起和发展。

（二）鲜卑民族的发展：动态演示、层层导问 【课件展示动态鲜卑族拓拔部迁徙示意图】 师：鲜卑拓拔部大概经历了从大鲜卑山——呼伦贝尔草原——阴山河套的迁徙过程，鲜卑族的祖先为什么要一迁再迁，他们的迁徙活动说明这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生1：他们之所以迁徙，是因为森林中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生2：我认为是鲜卑族的祖先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才不断迁徙的。师：同学们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从鲜卑祖先的迁徙中看到了这是一个拥有强大开拓进取精神的民族，4世纪后期，他们在首领拓拔硅的领导下建立了北魏政权。后来，北魏又灭掉了北方其它的政权，拓跋焘于439年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北方十六国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为中国的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课件展示南北朝对峙形式图】（学生通过教师的讲述了解北魏的建立及统一黄河流域）师：对于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小小游牧民族来说，统一北方固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怎么治理国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大难题。鲜卑是一个游牧民族，而他们要统治的是以汉人为主的先进的中原地区。作为游牧民族的北魏统治者统治中原地区可能面临哪些棘手的问题呢？ 生1：他们可能和当地的汉民族不能和睦共处。生2：他们可能与会与政权控制下的其他各民族发生争端甚至是战争。生3：他们利用游牧民族的一套办法也许不能更好的巩固新生的政权。师：同学们提出的质疑也是当时北魏统治者头疼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一则史料。【课件展示北魏统治初期的史料并出示问题】 师：太武帝的言论说明了什么？北魏的统治存在什么严峻的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分析所出示资料，并思考问题。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同时补充北魏政权遇到的棘手问题除了民族矛盾尖锐，还有阶级矛盾突出，社会不安定，财政困难等）师：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特别是如何与汉族和睦相处？怎样才能巩固统一，使国家富强起来？对此，北魏孝文帝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三）孝文帝改革：能力训练、体验历史 师：请同学们阅读教材P74内容后思考：如果你是孝文帝面对上述问题，应采取什么措施？（学生的思维带入历史，深层体验孝文帝改革时期的史实。帮助学生初步掌握阅读材料，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课件展示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师：上述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这些改革促进了北魏民族的封建化。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亲政。孝文帝深受祖母影响，熟读儒家经典崇拜汉家文化。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他想把冯太后开创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向深入。孝文帝亲政后主持的第一项大事就是迁都。【课件出示孝文帝迁都洛阳示意图】 师：请同学根据地图，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讨论孝文帝志在迁都洛阳的原因？（学生通过阅读课本内容后，一边在地图上指示，一边向同学介绍自己的分析结果）生1：平城的自然环境不好，经常发生旱灾，不适合做都城。生2：平城的地理位置也不好，它位置偏北，经常受到北方柔然族骚扰，严重影响北魏都城的安全。生3：洛阳比平城更适合作为北魏的都城，一是因为洛阳地处中原，可以安心发展经济，都城不会受到柔然的骚扰。二是洛阳离南齐很近可以迅速调集军队威慑齐。生4：洛阳是三朝古都，有很深的汉家文化底蕴，有利于孝文帝向先进文化学习。（其间，学生主动要求讲述“外示南逃，意在谋迁”的故事，我热情鼓励学生展示才华。课堂中形成了师生互动，热烈活跃的氛围。）师：刚才辛子豪同学为大家讲述了孝文帝南迁的故事，南迁后的孝文帝是否能将他毕生追求的汉化改革顺利推行？他还会遇到哪些障碍？他会如何解决呢？ 【创设情境“早朝议事”】（说明：由教师扮演孝文帝，所有学生扮演北魏大臣，商议迁都洛阳之后如何解决北魏政权中心初迁洛阳所遇到的问题并自由探讨如何进一步向汉人学习先进文化。）师：早朝议事开始，众大臣咱们初迁洛阳，不知道各位爱卿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生1：启禀陛下，近日臣和家眷来到洛阳后水土不服，拉肚子。生2：陛下，臣自来到洛阳后很是想念草原，想念我家的牛羊。生3：臣有本要奏，他们刚才的问题都是小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我遇到的问题很严重，我去集市上买东西，但是没人能听懂我说的话，没人肯把东西卖给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生4：陛下，我还有更深的忧虑，咱们来到汉人的地盘，遇到很多不便。汉人对咱们也很仇视，我担心长此以往会生事端，动摇咱们北魏的根基啊！师：群臣的不适应我感同身受，群臣的忧虑也是我的忧虑，哪位爱卿能给我出出主意呢？ 生5：陛下，汉人有句话叫“入乡随俗”，我们应该尽快的汉族搞好关系，并且向他们学习。生6：汉人经常嘲咱们鲜卑话，说是野蛮人的语言。我想既然来到汉地咱们也学说汉话得了，省得他们嘲笑咱们。师：各位大臣的意见深得我心，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洛阳，广大的黄河流域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首先应该感到光荣。但国家安定，强大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今天我拿出了几套解决问题的方案，群臣一起来议一议。【课件出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4条政策】 师：我的第一个设想——禁胡服 生7：陛下，臣不同意，咱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把衣服改的宽宽大大，我们怎么行军打仗？ 生8：我认为陛下的设想很好，这样可以更好的入乡随俗，而且汉族的服装也很漂亮。行军打仗的士兵不穿汉服穿咱们的军服不就成了？！师：第二个设想——学汉话 生9：陛下，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汉话一时半会我也学不会啊！师：爱卿不必惊慌，朕的政策还是很人性化的。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师：我的第三个设想是——改用汉姓 生10：陛下，姓是万万不能改的，这不是卖祖宗吗？ 师：咱们鲜卑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拔。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今天朕把自己的名字由拓拔宏改为元宏。也令众大臣按照颁布的姓氏对照表将自己的姓名进行更改。我们与汉人拥有同一个祖先。师：最后一个设想——鼓励与汉族通婚 生11：陛下这样做我们鲜卑族的血统就不纯了！师：众爱卿，我们既然与汉族是同根同源，如今我们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通婚更能显示出我们鲜卑族的宽容与善意，当然这样做也会使我们与汉族血浓于水，亲如一家。【课件出示史料《洛阳伽蓝记》（节选）】 师：这段材料说明了什么？（学生阅读材料后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得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作用。做到论从史出、试论结合。）师：在孝文帝带领鲜卑人民学习汉人的同时，汉人有没有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学到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学习本课的第三个问题——北方民族大融合。

（四）北方民族大融合：史料研习、自主探究 【课件出示汉代陶俑与唐朝仕女图对比及图片胡床】 师：你们能看出汉代与唐代的桌椅发生了哪些变化吗？胡床是可以折叠的，类似今天的马扎。胡人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师：胡人的坐具使汉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这说明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学习，互相影响。【课件出示北魏孝文帝理佛图及穿裤褶服的南朝乐队】 师：仔细观察以上两副图，这两副图中的人物所穿服装有什么不同？通过对比，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现象？（学生观察教师所示图片组得出：“胡人汉服”和“汉人胡服”现象）师：通过对以上两组图片的对比，我们体会到了在汉民族与少数民长期生活、互相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融合的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民族融合现象。【课件出示图片北方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食物】（学生通过胡汉交往过程中，互相学习、相互影响的史实帮助学生去感悟、理解民族融合就在身边，重在体会，弱化对抽象概念的解释。）师：今天在中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你还能找到鲜卑族吗？鲜卑族到哪里去了？（学生普遍认识了民族融合的作用之一：像北魏孝文帝改革这样的单向汉化融合，使鲜卑族的民族特征逐渐消亡，并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五）本课小结：提取精华、揭示规律 小结部分通过两个阶段的动态图示，提出表象——孝文帝改革的单向性，揭示实质——民族融合的双向性。

五、教学特点自评 1.课前调查时，我非常重视调查学生在学习本课时会出现的不解和需求，力求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疑惑。课中引导时，我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设计指导方式。如史料研习时，我细致引导学生寻找史料中的关键字词，主要语段，解除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的困难。角色体验时，贴近学生认知水平，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参与教学，大胆设想、积极思考，有所质疑，有所感悟。2.创设灵活开放的情境教学“早朝议事”，模拟孝文帝与众大臣商讨汉化政策，教师扮演孝文帝，所有学生都是大臣。这与以前的“历史剧”不同，参与学生拓展到了全体。在活动中，我看到了学生独立的思维活动，看到了学生思考问题方式的进步，他们已经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比较客观公正的思考问题了。还有部分学生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再“议事”中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讨论的过程中，我针对课堂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结论。这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有效的解决了重点。3.指导学生进行史料研习，拉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学生深切感受到“历史就在身边”，帮助学生解决难点问题。

从北魏孝子画像看当时“孝文化” 篇7

关键词：北魏,孝子画像,孝文化

古话说“百善孝为先”,孝亲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出现, 到了汉代时期确立为治国的主要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价值主流,甚至发展成为汉代察举、考核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孝亲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一些汉代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遗存中均发现有多幅孝子画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为我们考究这段历史时期孝亲思想在社会思想中的变化情况,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化思想提供极大的帮助。

自20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山东、河南、四川、湖北、山西、宁夏、浙江、内蒙古、安徽多处地方的墓葬中发现了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孝子画像图,这些孝子画像大多被刻画在石阙、画像砖、石棺石榻和一些随葬品,如漆盘、屏风等用具上面,反映了那段时期“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这些孝子图刻画的孝子有董永、郭巨、蔡顺、 丁兰和老莱子等脍炙人口的人物造型,以及包括董永载父、郭巨埋儿、蔡顺伏棺、丁兰事木母、老莱子娱亲等众所周知的孝子故事,风格多样,刻画的内容丰富,人物造型生动形象。此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北魏时期墓葬中的孝子图像,分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和宁夏固原,刻有这些孝子画像的随葬品大约有十一件,图像约百余幅[1]。

这些孝子画像分别发现于山西大同地区北魏太和年间司马金龙墓中漆围屏上,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和大同市博物馆。河南洛阳地区的有元谧石棺、宁懋石室、孝子棺,现藏于美国美术馆与博物馆;有升仙石棺足挡、北魏石棺床,现藏于洛阳古代艺术馆等等。1981年在宁夏固原东郊的一座北魏时期夫妇合葬墓中彩绘漆棺两侧也发现有相关的孝子画像图。从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孝子画像图自汉朝时期开始出现,后世基本沿用了汉代孝子图像的画风及画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孝子画像图成为墓室绘画装饰的重要题材,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更趋多样性,这无不与当时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制度有着重大的联系。

一、孝亲的提倡与魏晋的门阀制度

中国社会自东汉以后,世家豪强逐渐掌控国家政权,社会已经出现世族集团,到了魏晋时期俨然已经成为控制国家政权的门阀制度。随着世族的崛起,社会上逐渐形成世家大族与寒门之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世族大家们为了保持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禁止他们的氏族子弟与寒门通婚,一般的寒门家族都不得与世族大家在婚姻上有所交集。第二,在交游方面也是世庶隔阂,世家大族是不会与非世族大家互相往来的,因为他们有恐于与寒门家族相往来有辱自己的门第;倘若不得不与寒门家族进行来往,则设法避免他人闻见。第三,世家大族在仕途上极力与寒门划清界限。这三种风习,在当时世家大族看来无非就是要维护门第的高贵,表明自己身世的优越。在世家大族的影响下,排挤寒门、轻视单家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2]。世家大族对外挤占寒门的生存空间,在世族内部极力加强孝亲教育,使其对宗族的认同大于对君王及朝廷的认同。也因此社会的道德标准也随之改变,由汉代的忠君在先仁孝其后过渡到仁孝取得了与忠君相等的社会认同。家族的社会地位逐渐压倒了国家朝廷,所谓的忠君逐渐成为比孝亲更为次要道德行为标准,仁孝在先、忠君其后[3]。更为特别的是,魏晋时期提倡的仁孝并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而是对家族的绝对认同,对家族长老的命令奉之如圣旨的绝对服从。这里提倡的孝道是专指以维持家族地位,加强家族联系的手段方式。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的更迭速度相比于盛世王朝来的要快,当今的许多朝臣多数都是来自前朝,朝代的频繁更迭使得世家大族以及人民百姓对于朝廷没有太多的认同感。相对于朝廷的频繁更迭,世家大族的崛起与发展相对稳定,这也就使得社会对世家大族的认同多于对国家朝廷的认同,孝亲思想也就掩盖掉之前占统治主流的忠君思想。

在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下,对孝亲过于看重,对家族使命过于认同,其实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道德水准的提高,相反而是道德水平的降低。过分的看重家族的利益,在利益方面对国家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与使命感,也因此导致世家大族在朝廷上或者在工作上往往是先私后公,甚至是因私废公,导致国家机器的运转不良,最终连累和伤害到自身和家族整体利益而得不偿失。

二、孝亲的提倡与北魏的政治制度

统一北方中国的北魏王朝,一开始对儒家文化是极力抵制的。在南北文化的长期交流中,占据中原地区的鲜卑族逐渐认识到中原汉文化的先进性,逐渐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征服。受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北魏孝文帝认识到儒家文化对于治国安邦的巨大作用,毅然决然地进行改革,极力提倡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孝文化,并且接受了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并加以推行,希望借为己用加以稳固鲜卑一族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也是北魏中后期孝亲思想突然繁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种孝亲思想的提倡离不开北魏“子贵母死”的特殊政治制度以及后宫权力斗争的结果。

1.北魏“子贵母死”的政治制度。北魏一朝在册立储君时实行了一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君制度,那就是“子贵母死”。这种重要的思想最初发源于汉武帝时期,当时汉武帝晚年时期册立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为中国历史上的汉昭帝。汉武帝为了防止子幼母壮,引起后宫后戚干政,毅然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并安排霍光、金日磾和桑弘羊等人辅政。到了北魏时期,同样为了防止年幼的皇子受到后宫势力的要挟,实行“子贵母死”的制度,即将孩子册立为储君,将生母赐死的制度。“子贵母死”制度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始设立,后形成定制,从道武帝到孝明帝历七代一百七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种灭绝人伦的政治制度[4]133。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与北魏部族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拓跋后族通过后妃们插手于拓跋贵族的政治安排,从而极大地影响着部族及国家君威的传承和君权的行使,带来很多次宫廷中的流血冲突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斗争。

2.孝亲思想的提倡与文明太后的擅权。北魏一朝成为后宫的皇后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按照北魏鲜卑的旧俗“手铸金人”, 成功者则成为后宫的皇后。所谓“手铸金人”是北魏鲜卑的一种旧有习俗,就在一切准备停当的情况下,由皇后的候选人在工匠的协助下将铜液灌入预备好的模具之中,成功浇铸出金人的,就是皇后的人选。该过程看似简单,但是操作时极其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在面对册立大事时,当事人极其容易因为紧张而犯错,还有就是容易与其他人协调不顺而导致浇铸的失败。另外,一旦有人从中作梗也就极易导致失败。但是不管过程如何,结果却决定了是否能够成为皇后,因此许多嫔妃因此栽了大跟头。第二种是储君的生母。但由于“子贵母死”制度,在成为皇后之际也面临着死亡, 很少有人存活下来。第三就是未来皇帝的乳母,在储君即位后被尊之以保太后或为皇太后。但是在北魏献文帝成为储君时,文明皇后只有十五岁,且并未生育,所以不可能是献文帝的生母,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北魏文明皇后是通过北魏旧俗“手铸金人” 登上皇后的宝座的。

在这种形势下,面对新朝皇帝献文帝并非自己亲生也非自己所哺育长大的,新皇帝对自己没有一点亲近之感,所以如何确保太后这个宝座是冯氏所要考虑的。历史资料证明,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权力斗争,面对无法控制献文帝,且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强烈威胁,文明太后毅然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方面,向献文帝的儿子———孝文帝灌输儒家文化的孝亲思想,使孝文帝从小亲近自己;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势逼迫献文帝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孝文帝,从而得到消除对自己的威胁并控制皇帝的政治目的。此时儒家文化的孝亲思想成为文明太后手中控制未来皇帝的一把利器,并将其运用得游刃有余、出神入化。此时儒家的孝亲思想在文明太后的政策推动下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成为北魏后期的一种独特的“孝文化”。事实证明,文明太后通过儒家文化对孝文帝的教导和大力推广孝亲思想,达到了她牢固控制北魏政权的政治目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孝亲思想在文明太后的大力推广下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北魏中后期孝风骤盛,乃至于在鲜卑统治下的北方中国各地的墓葬中多处出现了孝子画像图,且数量与日俱增。北魏覆亡后,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孝行风尚逐渐由盛转衰,察其原因皆是赖以生存的政治背景已不复存在,这也是解释了在北魏覆亡以后,全国各地墓葬中孝子图像骤减取而代之的是竹林七贤等图像。

综上所述,儒家的孝亲思想自东汉以后进入魏晋时期在门阀制度的影响下开始“变质变味”,逐渐成为一种世家大族笼络家族成员并控制其思想的工具。到了北魏文明太后擅权时期,在北魏 “子贵母死”政治制度影响下,孝亲思想又成为文明太后消除威胁,稳固国家操控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孝亲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中已经呈现一种畸形化发展过程,与汉代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文化相去甚远。在北魏特殊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北魏时期出现的大量孝子画像图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相较于汉代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迎合上层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得以进入北魏贵族的墓葬中。

参考文献

[1]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改变及墓葬功能的实现.[D].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6.

[2]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A].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中华书局,2011.

北魏安州刺史长孙季墓志 篇8

魏故安州刺史长孙使君墓志铭：

使君讳季，字但，河南洛阳人也。祖柱国，桢干皇家。父尚书，缉熙帝宇，或勋齐伊邵，或功并萧张，直史洪书，备图景行，与斯可得而略也。使君幼年明惠，长擅风仪。擬万倾以开襟，顾千里而投步。优承典诰，肃穆闺庭，可以义亲，难以爱狎，故能行成规矩，动结物谈。虽復羊嗣祖之贞高，李元礼之声价，莫之尚也。历官直阁将军，武卫将军，赠征虜将军，安州刺史。夫人昌黎慕容氏，大燕文明皇帝之后，领军邵陵王誉曾孙，黄龙镇将，定之女也。爰陶世绪，体兹水惠。功容擅于闺阃，妇仪盛于来嫔，待传斯行，寔为女则，言资贞淑，又协好仇，故能化动一门，芳传两族，比敬姜其何远迈，刘姬而擅辉庆。昆弟五人，早倾干，阴贵资善，义等鸤鸠。慈诱备于温清，礼敖闻于朝夕。遂得同渐仁义，并列周行，外总六条，内膺丝绋。方愿尽欢膝下，永保期颐，鸟鸟之志，未从风树之悲奄。及诏赠昌黎郡君，秩比公主。越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归祔于先君之神兆，庆等酷慈颜之永閟，号微感之莫申。谨追录遗徽，少敷哀苦，长穷余恨，昊天何悼。乃作铭曰：

清源迥逝，世诞英良，柱国桢干，尚书鹰扬。惟公蹱武，初擅圭璜。誉高千里，名冠非常。爰腾籍甚，仪来集灌。夫人于归，九十斯烂，顾史横任，披图戒妲。端纚未晨，求贤巳晏。神途宽庆，夫道谁闻。于惟圣善，遽委长墳，松扃暂掩，椒途永分。孰云表懿，荣赠主君。輼车晓逝，母氏安归。住途空慕。来辙虚擬。长号靡逮，顾復谁依。谨鉁芳烈，託墓岩基。

长子寿，鸿胪卿，益州刺史，赠使持节，卫将军，冀州刺史。

次子盛，散骑常侍，赠使持节，征东将军，雍州刺史。

次子庆，骠骑将军，领给事黄门侍郎，桑乾公。

次子纲，平北将军，殷州长史。

次子熾，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嫡孙柬，宜阳太守。

是志出土于洛阳孟津之东山头，后归洛阳张氏。长孙季，河南洛阳人，历官直阁将军，武卫将军，赠征将军，安州刺史，其有五子，皆是刺史及太守，然北朝四史均无记载，其名讳职官可补史阙。其夫人昌黎慕容氏，大燕文明皇帝之后，领军邵陵王誉曾孙，黄龙镇将定之女。文明皇帝太祖慕容皝（前燕），《晋书》有传。慕容定名讳职官可补史阙。

六朝墓志碑刻数量甚多，然精致绝伦，历代名品居多，如龙门二十品及写刻精美的贵族墓志。名家名工的笔下刀下更有一些高层次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书法的爱好也产生了改变，过去喜好规矩方正一路，而今却在追求稚拙灵动，更加天真烂漫的的风格。长孙季墓志正是这种自然率真的书法风格。

在墓志中会有书写精美，但是刻工不精的现象，也正是这一类墓志，加入了刻工的一些刻字习惯或者模式，出现了生动稚拙的一种表现风格。这类墓志作品如《吐谷浑墓志》、《元彬墓志》、《元绪墓志》、《元腾墓志》等。一改典型中规中矩的官方洛阳书体，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和调整，这一类的石刻文字定会绽放新的生机。

近五十年来洛阳新出土北魏墓志近百方，然如此志者极少，皆是典型北魏洛阳书体，规矩方正，气势雄强。长孙季墓志的书风，在众多的北魏墓志中，又有其独到的个性风格，突破了以往方正的字形结构，在跌宕起伏变化中不失灵动。一件石刻书法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书丹者，但是刻手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我们所看到拓本的最后效果。初看有些点画处理粗率，但细细品味，这种粗率正是刻手在情感的驱使下无暇于细节周全的结果。而局部的粗率，正是对整体把握的精确。所以天真烂漫正是这类石刻书法所追求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