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学发展（精选2篇）
晚唐文学发展 篇1
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孙。二十六岁举进士，因为秉性刚直，被人排挤，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作了十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生活很不得意。三十六岁内迁为京官，后受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势，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看到唐帝国的种种内忧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善于论兵，作《愿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他写了《感怀诗》，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作一点事。《郡斋独酌》一诗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又如《河湟》一诗：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自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人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件，对朝政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这个时候，朝廷里连元载这样曾经想到收复河湟的人也没有了。尽管河湟的人民还在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听取从河湟凉州传来的歌舞。他的《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也和这诗后两句具有同样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诗则用比兴的手法，以雁象征边地人民：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惊飞四散的哀鸿，象征在回纥侵略蹂躏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诗中既表现了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仙掌”、“长门”，并非泛泛的修词设色，“岂逐春风”也不仅仅是写鸿雁秋来春返的自然现象。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和现实背景，和白居易《缚戎人》、《西凉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体，写得更简练浑括。
他的咏史诗也很著名。有的诗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如《过华清宫三绝句》中的两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诗里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其创作意图和他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咏史作品，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他这种论史绝句的形式，后来颇为许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前两首在写景中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但他的诗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怀》、《赠别》、《叹花》等诗，更是专写征歌狎妓的颓放糜烂生活。饮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风气，杜牧的这类诗更为后代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这些作品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作诗是比较重视思想内容的。他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他很推崇李杜，说“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的《李贺歌诗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贺歌诗是“骚之苗裔”，同时也指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理。他说自己的创作是
“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但在创作实践上，他那些以华丽词藻写颓放享乐生活的诗，显然和“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奚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初学古文，十九岁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经令狐掏推荐，二十五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因此骂他“背恩”。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这在他的早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他二十六岁时写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宛雏竟未休。
从这首曾被王安石称赞的名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晚唐国运的关心以及在事业上的远大抱负。这种心情，在其他早年的诗篇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二十五岁写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是一首长篇的政治诗，虽然艺术不够成熟，但它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作者写他当时在长安西郊所见的农村景象是：“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他又通过农民的话，陈述了贞观、开元到安史乱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从今昔对比中，诗人提出了仁政任贤的主张，指出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这些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对当时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也很愤慨不满。甘露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几千人，他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三诗，后诗尤为悲愤痛切：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在宦官熏天势焰之下，当时许多诗人都不敢正面发表反对意见，有的甚至顺从宦官的言论，而年青的李商隐却从国家安危出发，毅然呼吁诛讨宦官，这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朋友刘贲因“耿介嫉恶”被贬死，他也连写了几首诗为他呼冤。在《井络》、《韩碑》中他还反对了藩镇的割据。
李商隐还写了许多咏史诗，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这些诗主要是讽刺历史上帝王们的荒淫奢侈，引为现实的殷鉴。如《北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隋宫》诗：“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讽意极为鲜明强烈。《富平少侯》诗：“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则用咏史含蓄地讽刺了耽于女色不视朝政的唐敬宗。有的咏史是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例如《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号称贤明的汉文帝召见贾谊，尚且不问苍生，他自己生在昏乱时代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望，关怀现实的诗篇减少了，更多的诗，是用忧郁感伤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世运的衰微。如《杜工部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诗里虽然对边事还有所关心，但那种颓然自放的心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又如他的《登乐游原》绝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一片转眼就会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其他的小诗，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也同样是这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比之他早期的作品，气概是大不相同了。
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经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些诗可能有少数是别有寄托的，如“万里**”，“八岁偷照镜”;有的可能是悼亡之作，如《锦瑟》;更多的是有本事背景的言情之作。这些本事，作者既不肯明言，我们也无须作徒劳的追究。这些诗中交织着他爱情的希望、失望、以至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如下两首不同时作的《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复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两首诗是他情诗中有代表性的名作。前一首里，写出男女双方虽然透过重重封建礼教的帷幕达成了爱情的默契，但是也带来了无法达到愿望的更大的痛苦。鲜明而清晰的种种细节的回忆，都和这种欢乐与痛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后一首里，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了无比强烈的力量，春蚕、蜡炬两句，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刻体贴，咫尺天涯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线希望，也是深刻动人的。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因此，这些诗和诗经、乐府民歌中那些表现强烈反抗的爱情诗歌又完全不同。至于他的那些狎妓调情的诗，则和这些有真挚爱情的诗不能同日而语。
在晚唐诗人中，李商隐的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古诗，继承前人的方面较广。五古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海上谣》学李贺，七古《韩碑》学韩愈，但风格不大统一，成就也不够高。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他爱情诗中还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象的本领。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用典也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元好问《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有根据的。
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韩屋等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诗的风格上受过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的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曾经和他齐名的温庭筠，诗的成就不及词高，留待“唐五代词”一章再来介绍。
皮日休 聂夷中 杜荀鹤
晚唐后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出现了一些继承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批判的锋芒相当尖锐，但才力学力却不及中唐新乐府诗人。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襄阳人。他出身贫寒，从“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这类诗句看来，他是参加过一些劳动的。懿宗咸通八年(867)，他以榜末登进士第。次年游苏州，为刺史崔璞军事判官，与陆龟蒙唱和。后入朝为太常博士，复出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大约于八七八年左右，他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称帝，他做了翰林学士。八八三年，黄巢兵败退出长安，他很可能就死在这一年。
皮日休的富于思想性的诗和散文都是在举进士之前写的。收在咸通七年自编的《皮子文薮》里。在诗歌方面，他最推崇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他的文学主张受白居易的影响尤深。《文薮序》说他自己的散文作品“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桃花赋序》也说“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在《正乐府十篇》的小序里，他更明确地强调乐府诗的政治作用：“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又说：“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梁陈之浮艳，谓之乐府，真不然矣。”所有这些，显然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继续，和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文薮》的诗文便是他这种文学主张的实践。
《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夕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皮日休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在《三羞诗》中，他描写了淮右蝗旱，民多饥饿的惨象：“夫妇相顾已，弃却抱中儿。……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并沉痛地指出：“厉能去人爱，荒能夺人慈。”(其三)同时，他还痛斥了军阀的贪暴：“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痈，分为猛士禄。”(其二)《正乐府》中的《卒妻怨》、《贪官怨》、《农夫谣》、《哀陇民》，对官吏贪暴、战争灾祸和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更作了全面的反映。而《橡媪叹》写得尤其深刻动人：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当。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厢。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乃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这里，橡媪的形象和她的遭遇，可以看做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悲惨命运的缩影。他们不仅要忍受地主的高利贷盘剥，而且最终还难逃贪官明目张胆的掠夺。皮日休的现实主义诗篇差不多全收在《皮子文薮》里，其它三百余篇，则多数是举进士以后和陆龟蒙唱和之作，缺乏现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汴河怀古》其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批判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也不抹杀他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把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和治水的大禹相比，是很有见地，也很有胆量的。
皮日休在散文方面，最推崇韩愈，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许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诗更为强烈的战斗性。往往是托古讽今，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在《读司马法》中，他更揭露了历代所谓开国之君的凶残面目：“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因此，在皮日休看来，皇帝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他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将他处死并灭族。《原谤》说：“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样光辉的思想，很鲜明地反映了大起义前夕农民激烈的反抗情绪。
聂夷中(837—?)，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出身贫寒，曾“奋身草泽，备尝辛楚”(《唐才子传》)。咸通十二年(871)成进士后，在长安仍过着“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的奔走衣食的生活，最后，才做了华阴县尉。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对农民的疾苦和贵族的豪华都有较深切的了解。而这也就构成了他的诗的两大主题：一是讽刺贵游公子。这可以《公子家》为代表：
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这班公子们就是这样“五谷不分”和“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在《公子行》二首中，还讽刺了他们的无知和横行霸道：“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骑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另一主题是同情农民的痛苦。在这方面
，他的《伤田家》可以和李绅的《悯农诗》并传千古;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前四句先写农民“卖青”度日的痛苦境况，接着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来比喻，既形象，又恰切，遂成千古传诵的名句。后四句虽然流露了对君王的幻想，但主要还是对昏君的讽刺和教训。作者用“绮罗筵”和“逃亡屋”作鲜明的对比，更增强了诗的艺术力量。又如《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属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一边是辛苦的劳动，一边是无厌的剥削，但更不道破，而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显得更为冷峭有力。聂夷中的诗现只存三十七首，但其中用乐府古题和自创新题的竟有十几首，可见他确是一个有意识地写乐府诗的作家。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他出身寒微，尝自谓“天地最穷人”。四十六岁举进士，曾为宣州田君的从事。唐亡，依朱温，为翰林学士，但只五天便死了。现存《唐风集》是他亲自编定的。
杜荀鹤很有政治抱负，他说：“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秋宿山馆》)又说：“共有人间事，须怀济物情。”(《与友对酒饮》)他的文学主张和白居易很接近，如《自叙》诗：“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又《秋日山中》诗：“言论关时务， 篇章见国风。”因此，他的诗能够相当广泛地反映唐末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的灾难。八八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这时各处地方军阀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趁火打劫，屠杀人民。对此，诗人在《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中作了尽情的揭露：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瓦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他更多的诗是描写农民的悲惨命运，如《山中寡妇》：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在《乱后逢村叟》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沉痛的描述：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
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那些军阀官吏的憎恨，表现得最集中、最鲜明，也最有力的，是他那首《再经胡城县》的七言绝句：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在《题所居村舍》中，他更反映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
杜荀鹤专攻近体，所作三百多首诗，没有一篇古体。在近体中，又以七言律诗为最多，也写得比较好。虽然在艺术上不够锤炼精密，但他不用典故，不堆砌词藻，而是把律诗的声律对偶和浅近通俗的语言结合起来，平易委婉，如话家常，可以说是律诗的通俗化。杜荀鹤虽然没有沿用乐府古题，也没有自创新题，但他的创作精神却和新乐府运动基本一致。
第四节 陆龟蒙 罗隐
晚唐时代，散文的创作虽然不及中唐那样波澜壮阔，但是，讽刺小品文这种形式却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更深入的发展。代表作家除上述的皮日休外，还有陆龟蒙和罗隐，他们二人也写诗，但成就却不及小品文。
陆龟蒙，字鲁望，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举进士不弟，隐居松江甫里。著有《笠泽丛书》、《甫里先生集》。
陆龟蒙的讽刺散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编的《笠泽丛书》中。他这些作品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讽，或用历史故事，托古刺今，都有较强的讽刺力量。如《野庙碑》，开始是哀悯农民祭奠庙中土人木偶的迷信，接着便把讽刺的笔锋转向现实，无情地揭露那些大小官吏凶狠而腐朽的面目：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曷，未尝术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欧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回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
这些尖锐的讽刺，表达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其它如《祀灶解》、《记稻鼠》讽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历史故事，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蚕赋》用曲折的手法，斥责官吏掠夺人民，都是比较出色的讽刺小品文。
陆龟蒙的某些小诗，讽刺也很尖刻。如《筑城词》讽刺将军们不顾民命以求高功：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正话反说，显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
渤解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
讽刺统治阶级剥削的无孔不入，也很新颖、尖刻。此外如《村夜》、《刈获》等诗，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后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讽刺小品文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他收在《松陵集》里与皮日休等人唱和的诗，在晚唐“另开僻涩一体”，思想和艺术都没有多大价值。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编所作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句休”。黄巢起义后，避乱归乡。晚年依吴越王钱戮，任钱塘令、谏议大夫等职。
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诗要高。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 。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当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
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
罗隐也颇有诗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就是一例。又如讽刺小诗《雪》：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比较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第五节 韦庄 司空图
晚唐农民大起义前后，还有一些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间的诗人，韦庄、司空图就是这类诗人的代表。虽然深重的时代灾难，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能不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们对待矛盾的立场和态度，和皮日休等作家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进士，曾官右补阙，后入蜀为王建书记。唐亡，王建称帝，庄为宰相，死于蜀。
僖宗中和三年(883)，他因为应科举，居京洛一带，目睹耳闻黄巢入长安前后的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假托一个被起义军俘虏的妇女的自述，对进入长安的起义军加以诬蔑和嘲笑，对起义军所诛杀的公卿贵族则表示同情。但诗人即使站在维护腐朽唐王朝、仇恨起义军的立场上，他对官军的腐败和残暴的面目，也不能不深表愤慨。例如下一段：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在长篇叙事中，突然插入这一段神怪的自白，显然是讽刺那些不敢和英勇的起义军交锋、却躲在深山诛剥普通百姓的官军。诗人还通过一位东畿老翁的哭诉，描绘了官军残酷搜刮人民的面目：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这些地方，客观上反映了历史现实的部分真相，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首叙事诗，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是现存唐诗中篇幅较长的诗篇。结构的完整严密，语言的生动流丽，都和白居易叙事诗有相似之处。韦庄其他诗，如《悯耕者》的“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睹军回戈》的“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空载洛神归”：或沉痛地谴责不义的战争，或含蓄地讽刺官军掳掠妇女，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后一诗可以和上引《秦妇吟》的片段互相映照。
韦庄现存的诗，绝大多数是怀慕承平繁华的往日生活，或抒发及时行乐的颓放心情。这些诗，绝大多数是采用近体形式，诗风有时近于轻浮，颇有形式主义倾向。只有几首绝句，艺术上较有成就。如：
晴烟漠漠柳参参，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马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古离别》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台城》
这里，无论是写离情，或写怀古，都流露出浓厚的凄惋感伤的末世情调。这是晚唐诗中普遍的情调。后一诗中，雨丝风片，满堤烟柳的景色和“六朝如梦”的怅惘心情交融在一起，更把这种情调表现得格外凄艳。韦庄也是著名词家，在第十三章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词和他的近体诗情调的一致。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县)人。咸通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后，遁隐中条山王官谷，成为著名的大庄园地主。朱温代唐后，不食而死。
司空图的诗，较近王维一派，主要是写山水隐逸的闲情，但内容非常单薄，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他所自鸣得意的也不过是个别佳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消”(《早春》);“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聊”(《下方》)之类。在文学史上，他主要是以诗论著名。
盛唐、中唐时代，王、孟、韦、柳一派诗人不大发表诗歌的理论主张，只有在中唐皎然所著的《诗式》中，在论一般形式、格律问题之外，也谈到“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文外之旨”。稍后，李德裕《文章论》中，也提到“文外之意”，而且作《文箴》，以十二句韵语论文章。司空图受了他们的启发，在理论上有更大的发展。他的主张，见于他的几封书信和《诗品》中。他的《与李生论诗书》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停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辨味”和“韵外之致”是司空图诗论的核心。南朝锺嵘论诗也曾经提到“滋味”，但他只是要求诗歌应该有“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并不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司空图却把“辨味”当作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主要原则，而且大谈其玄虚的“味外之味”，这显然是锺嵘观点的片面发展。
他的《诗品》，主要是发挥他“韵味”论的。这里，他把诗歌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侬等二十四类，每类各以十二句形象化的韵语来形容比喻其风格的面貌。从表面看来，他提到的风格是多方面的，既有冲淡、含蓄、飘逸，也有雄浑、豪放、悲慨，他似乎并不专主一格。但是，我们仔细体会，就可以看出，他所谓的“雄浑”，是要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所谓的“豪放”，是要求“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所谓的“悲慨”，也更多地是注重“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空灵气氛。总而言之，在各类风格中，他都在极力鼓吹远离现实生活体验的超脱意境。正因为他在各种风格中都贯穿着同一理论、同一美感趣味，所以各品之间的风格面目，往往模糊相似。如“超诣”和“冲淡”，“沉著”和“典雅”，都很难从概念和形象比喻上加以区分。
但是，在《诗品》中，也有些描写比喻，相当形象地概括了某些诗的风格、意境。如“自然”一品：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夺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
这里不仅写出“自然”诗境给人的亲切感受，也启发人们了解达到“自然”风格的途径，颇能表现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修养和体验。其他如“洗炼”、“清奇”诸品，也有恰到好处的刻画形容。他的文字很优美，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露余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等，不仅音韵铿锵，而且饱含诗意，所以读者往往深受吸引，不再考虑他理论的实质。
在对具体诗人的评论中，他一方面反复称赞王维、韦应物的山水诗，另一方面又说：“元白气京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显然和热烈赞扬白居易的皮日休等现实主义诗人的理论和实践是针锋相对的。
他的诗论，后来经过宋代严羽、清代王士祯等人的发挥，对后代的批评和创作发生了不少的消极影响。此外，如袁枚的《续二十四品》也仿效他的四言韵语形式。
晚唐文学发展 篇2
在诗歌方面, 主要集中在一些诗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诗歌作品的考略上。关于生平事迹考略, 主要包括诗人的生卒年考辨、交游考辨、官宦仕途考辨、学习背景考辨, 甚至是某一诗人人格气质形成原因的探析等。这些作家既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大家”如李商隐等, 也包括一些不被我们所注意的“小家”如崔致远、鱼玄机等。如, 关于女诗人鱼玄机的死因问题, 就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曲文军的《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 否认了《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词典》等把鱼玄机的卒年定于“公元871年之前”或“公元871年左右”, 而以晚唐人皇甫枚的《三水小牍为》为依据, 认为鱼玄机杀婢女绿翘是在咸通戊子年, 即公元868年,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鱼玄机被京兆尹戮杀;樊忠梨的《鱼玄机死因新辩》, 认为细考唐代法律, 鱼玄机杀婢是不会被判处以死刑的。而鱼玄机之所以被安排这种“被戮”结局, 是受《三水小牍》、《北梦琐言》这两部小说的影响, 是由小说作者意图以及社会需求决定的;马晓霞的《鱼玄机悲剧成因探析》, 主要探讨了造成鱼玄机悲剧的四个思想矛盾方面等。
在诗歌作品方面, 主要包括一些诗歌作品的辨伪、辑佚考辨, 诗集版本考略, 对某一具体诗歌作品的考析, 对一些诗歌作品的诗风或诗歌特色的成因和辨证等。如其中争议较多的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杨柳的《如何确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一文, 先指出了一些作家对李商隐诗的研究偏重分析而疏于考证, 导致对其诗的谬误与曲解;赵佳的《李商隐无题诗的三点解读》, 从无题诗的总主题、蹙金结绣与埋没意绪、无题诗有无寄托的三个方面, 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做了解读, 认为无题诗的总主题就是爱情阻隔;申秀云的《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说置疑》, 则认为无题诗是诗人杰出地运用了芳草美人的传统抒情手段表现个人情怀的抒情之作;申明秀的《不拘一格解〈锦瑟〉破解李商隐无题诗难读之谜》一文, 侧重从李商隐那颗异乎寻常的敏感、深邃、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出发, 试图突破李商隐无题诗的阅读障碍, 即作品内涵的繁复合作品表达方式的隐晦。
在词方面, 主要集中在一些词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词作的考略上。因此在晚唐时期所涉及到的词人词作研究和所产生的悬疑问题也只主要集中在温庭筠和《花间集》。如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所载温庭筠代令狐绹作《菩萨蛮》词一事, 学术界是采取信从态度的;王辉斌有《温庭筠代作说献疑》对此提出了若干质疑, 而谭庄、赵薇又有《温庭筠代作事释疑》一文, 对王辉斌所持的理由进行逐条商榷考辨, 认为温庭筠代作事是可信的;又如张富华的《“花间词”评价质疑》一文, 对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把《花间词》说成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一股浊流, 一直影响到清代常州词牌”是持不赞同的态度的, 认为“《花间集》绝大多数词作的思想内容健康, 艺术表现手法值得借鉴”。
在散文方面, 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罗隐和皮日休上。如关于罗隐“十次不第”的说法, 是《吴越备史》一书首创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 林启兴的《罗隐“十举不第”与晚唐科举》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是“罗隐考十余次不第”, 而并非罗隐恰好考了十次而不第;李最欣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辩证》, 指出《吴越备史》或者是误解了罗隐是“十年的含义”, 或者如罗隐自己的诗句一样, 是取其整数。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 如罗隐自己所说, 是十二三次, 今日引用“凡十上不中第”之说的时候, 需要仔细辨正。此外还有李之亮的《罗隐年谱补正》, 陈鹏的《罗隐年谱及作品系年》, 张仲裁的《罗隐入蜀考》, 张一平的《罗隐原名为“罗横”吗?》也对罗隐的生平事迹做了考证, 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小说方面, 主要集中在《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研究上, 涉及到小说作品创作的动机和成因过程, 小说作者的确定和考辨, 小说发生的地域考辨, 小说的故事和版本的源流和嬗变, 以及小说的主题或人物形象或艺术特点等。如对《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作者, 一直是有争论的, 元末陶宗仪编《说郛》卷三四《豪异秘纂》收入此编, 并题张说撰, 明刻本《虞初志》也题的是张说;南宋洪迈《容斋随笔》, 题杜光庭撰;也有题裴铏撰的。王运熙先生在《〈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 认为是张说;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话》中, 也认为是张说;宋良宏的《〈虬髯客传〉》作者考》一文, 则在归纳前人的几种看法的基础上, 根据创作动机分析张说、裴铏以及杜光庭等人创作的可能性, 最后得出《虬髯客传》的成书是一个累积性过程, 并且真正的最后者当以佚名。此外还有温庆新、陈宋青的《〈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刘志伟的《古今〈虬髯客传〉研究反思》等文章, 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研究。
在文学评论方面, 只限于在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二十四诗品》这部著作的作者考辨和真伪考辨上以及司空图的生平和文学思想上。前者有张柏青的《“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品〉作者补正》, 张健的《〈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祖保泉、陶礼天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张仲谋的《〈中国诗学〉讨论〈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 何奕、高飞的《比较视野下〈二十四诗品〉新探》等文章。后者有杨福俊的《司空图“妙造自然”观析论》, 刘勉的《司空图〈诗赋〉 (赞) 考论》, 李永平的《司空图〈诗品〉篇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原型追溯》, 申阅的《司空图“味外说”误解辨证》, 杨家海的《司空图的“全美”思想新探》, 陈道贵的《司空图生平与作品系年三题》等文章。
整体来看, 晚唐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宏观综合研究的视野有所开拓, 研究涉及面广。二是对文论、文体和题材的研究不断深入。三是作家作品仍是研究的重点, 论文数量较多, 涉及的作家面较广, 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不管是关于哪个方面的研究, 总有存在着悬疑和争议的地方, 有待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辨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吴在庆、亢巧霞:“2007年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