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通用6篇)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篇1
特快专递与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
作者:王平发布时间:2010-02-23 09:45:03 特快专递是邮政部门或从事速递服务的企业为用户传递紧急文件或物品的一项邮政业务形式,也称“速递”或“快递”。它以高速度、高质量见长,同时能够提供邮件跟踪查询服务。基于特快专递安全、快捷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重要信函。在债权债务纠纷的民事诉讼中,债务人有时会根据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债权人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的抗辩,债权人则往往会出示其曾经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债务人发出过主张债权的文件的相关证据,以证明债权人曾经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过债权的事实,债权人以此要求认定该主张债权的事实导致了诉讼时效的中断,要求诉讼时效重新起算。对于以特快专递向债务人发出催款通知等主张债权的证据如何认定,尤其在缺乏债务人对特快专递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问题,审判实务中争论很大,在具体案件的审理和适用中掌握的尺度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特快专递是发送“信件”的一种形式,债权人负担特快专递“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必须进一步举证,证明自己的债权主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事实,否则,其主张的债权则有可能会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无法得到支持。对于诉讼时效中断,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对于权利人主张权利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出台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具体情形以列举的方式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特快专递发送信函属于该规定中发送“信件”的一种形式,应当适用前述关于以发送信件的方式主张权利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债权人对于其已经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主张权利的相关事实,应当证明该特快专递邮件已经“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审判实务中发现,很多债权人会基于方便、快捷、有保障的考虑而选择以特快专递发送信函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权人如果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曾经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债务人发出信函,提出过实现债权的请求,债权人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要求从诉讼时效中断时起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债权人因此应当对其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需要证明其发出的信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达”收件人,需要证明信函的内容为其主张的争议债权等等。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债权人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事实主张的,债权人则要因此负担该事项的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二、特快专递服务具有高速度、高质量的特点,而债权人对特快专递“到达”收件人客观上举证困难
诉讼中争议较多的是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又不能提供债务人签收或者拒收证据的情形,这时作为发件人的债权人手中持有的往往只是特快专递的发件存根。该发件存根可以证明某信函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从发件人手中寄出,但需要证明的争议事实还有两个:一是需要证明收件人已经收到该信函或者拒收该信函,如果没有收件人签收的证据,仅凭发件存根还不能证明邮件已经“到达”收件人;二是需要证明发出信函中的文件内容,诉讼中债权人作为发件人单方提供的信函内容,不能证明发件人实际发出的函件就是发件人当庭出示的那一份信函。那么,债权人提供了特快专递的发出证明和信函内容的证据,其举证义务是否已经完成了呢?
应当指出的是,特快专递毕竟与普通信件发送服务的方式有不同之处,相比之下,特快专递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是邮政部门专门为用户提供的高速度传递紧急文件资料及物品的业务。目前,特快专递在国内主要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开办的EMS特快专递服务比较典型。邮政部门收寄邮件后,选择最迅速有效的交通运输方式传递,最终由专人专车投送到收件人手中。特快专递邮寄服务因此也比普通邮寄服务的价格要高得多。相比于普通信件而言,特快专递邮寄的方式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信件如期、确实地送达到收件人手中。正是基于特快专递服务具有更高的专业服务水平,公众对其也给予了更高的信赖,相信这种邮政形式能够保障信件以高速度、高质量的服务方式到达收件人。因此,在发件人选择特快专递的方式发送信件的情况下,如果发件人能够提供发件存根,且地址无误,就应当认为该信件中通常情况下会及时、确定地到达收件人,应该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到达”的情形。
与对特快专递服务的信赖同时应当引起关注的是,债权人作为特快专递的发件人在现实中对“到达”收件人的事实确实存在举证困难。以中国邮政EMS国内特快专递为例,债权人选择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债务人发出主张权利的信函,债权人作为发件人需要填写EMS“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然后债权人保留该详情单的 “寄件人存”一联,即所谓的存根,该存根是交寄邮件的凭证。邮政部门提供特快专递服务送达收件人后,会要求收件人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签收邮件,但邮政部门并不将收件人的签收回执返还给发件人。发件人如果需要了解投递结果,只能凭借手中持有的“寄件人存”一联或存根在自交寄邮件之日起四个月内(中国邮政集团公司EMS的规定为四个月,其他邮递服务企业规定的查询期限有所不同)在交寄邮局办理查询,逾期邮局则不再受理查询。对于收件人签署的回执原件,邮政部门投递邮件后不交还发件人,而是自行留存一定期限(该期限不长,一般为二至四个月)以备发件人查询,超过该保留期限邮政部门则将回执原件予以销毁,发件人则无法再行对收件人签收情况进行查询。
邮政部门提供特快专递服务的操作惯例使发件人在通常情况下无法取得收件人签收该信函的回执,无法证明该信函已经到达收件人。作为发件人的债权人面对着现实的举证困难。现行邮政部门的服务规则确实无法满足发件人要求反馈回执原件的强烈要求,邮政部门不为发件人提供收件人签收的原始凭证,而该原始凭证在邮政部门保存一定期限后即被销毁,导致相关事实无从考证。债权人在高度谨慎或给予更多注意的情况下,可以在发出特快专递后在邮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查询,邮政部门多是口头答复查询结果。该口头答复的查询结果能够印证收件人收到邮件的事实,但在收件人质疑的情况下也不是扎扎实实的确凿证据。在发件人事前要求提供回执并交纳额外查询费用的情况下,邮政部门也可以提供收件人签收回执的复印件,同样,该复印件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也会遭到收件人的质疑。
在诉讼中,双方争议往往持续了较长或更长的时间,债权人在诉讼过程中搜集以往的有利证据,往往因邮政部门对特快专递回执保存的时间过短,导致债权人在诉讼中无法举证证明债务人作为收件人已经收到了其曾发出的特快专递邮件的事实。在有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出现债务人对其已经签收的特快专递邮件回执的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债权人出示了有债务人作为收件人签收的邮寄回执后,在地址正确的前提下债权人无法再做进一步的举证,即使通过笔迹鉴定来判断签字的真伪,也会因债权人对收件人一方签收情况的不了解使债权人陷入无从抗辩的境地。债务人因此会利用债权人的举证困难主张其未收到邮件,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
当然,为了达到充分证明的目的,债权人可以委托公证机关对主张债权文件的内容及文件发出、送达、签收等的全过程进行公证,但因公证成本过高、程序繁琐等原因使得这种情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在诉讼中颇为少见。特快专递邮寄以其方便、快捷、安全的特点成为了最佳选择。但如果要求债权人提供债务人签收特快专递的证据,对债权人举证义务的要求则显得过于严苛,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债权人凭借手中持有的发件存根或“寄件人存”一联的详情单,应该可以基于对特快专递服务的信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推定该函件 “应当到达”收件人。
三、深入领会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准确认定“应当到达”的情形
即便公众对特快专递的邮政服务寄予了更高的信赖,也不排除邮政部门在提供邮寄服务过程中存在未投递或遗失、损毁邮件等现象,会导致收件人的确不能收到该邮件的情况发生。债务人往往会基于存在投递失败的可能性提出异议,明确表示并未受到债权人以特快专递发出的信函,认为债权人仅能够提供发出邮件的证据,而不能提供收件人签收邮件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邮件已经到达债务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对此,恐怕不能简单依据存在投递失败的可能性就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首先,由于管理水平的差距、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理论上的确无法保证特快专递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投递,但也不能因为在大量的特快专递邮政服务中存在偶然的、个别的投递失败而对整个特快专递服务的安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予以否定。事实上,相比于普通邮寄方式,邮政部门对于发件人选择特快专递这种特殊的、更昂贵的邮寄方式能够给予更高的、更谨慎的注意,并提供高速度、高质量的服务,而关于特快专递的服务纠纷并不多见。其次,发件人基于对特快专递专业服务的合理信赖,支付了更高的服务对价,有理由相信特快专递信函能够及时、准确地到达收件人,即使由于投递人员的差错或者失误导致投递失败,发件人对此亦无过错。在邮政部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发件人甚至无从察觉投递失败的确切、详实的情况。第三,债权人作为发件人已经发出了主张权利的邮件,证明债权人已经提出的债权主张,积极行使了权利,并不是诉讼时效制度所要限制的怠于行使债权的情形。如果至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的行为于不顾,以债务人未收到主张债权的通知为由径行剥夺了债权人的权利,则对债权人的权利不免有失保护,有失公平。
因此,对于是否必须要求债权人出示特快专递“到达”债务人的证据才能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还要从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去理解。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系为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交易秩序,同时,为避免债务人利用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设立了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的情况下,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弥补了债权人保护的不足。
前述规定中的“到达”应该指“实际到达”,而“应当到达”则应当指在债权人的主张债权的邮件并未真正到达收件人债务人或事实上虽已实际到达债务人而债权人对此无法进行举证的情况下,根据客观情况的合理性,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该邮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能够到达收件人。法律规定中对“应当到达”情形的设定,正是对“实际到达”的事实要件的要求过于严格的补正。虽然因信件事实上没有实际到达债务人,导致债务人无从知晓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的事实,但对于债权人是否主张过权利这一事实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宜过于严苛,尤其在我国诚实信用体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此应当作倾向于保护债权人的理解。同理,对于通过特快专递发出的信函的内容,是否就是债权人当庭出示的主张权利的内容,债权人也无从举证。因为邮件已经发出,发件人无法对其内容进行证明,即使发件存根上注明所发邮件内容为“催款通知单”等主张权利的文件名称,也不能代表该邮件内确附有该文件。
也就是说,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并能够出示邮件内容,应当认定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债权人的举证义务即为完成,除非债务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
一个相关的可资借鉴的法律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发出的《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二他字第6号)的意见。该函认为,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
这个复函传达出两点意见:
一、对于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债务人发出主张权利的函件,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存根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债务人应当收到该函件。
二、对于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内容的情况下,除非债务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以债权人提供的证据内容为准认定该函件的内容。这个复函意见符合本文前面提到了特快专递的惯例,但也有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前进了一步,认为该认定原则不限于特快专递这种邮寄方式,可以适用于所有采取邮寄催收债务文书的方式主张债权的情形。该观点认为,权利人所举的邮局出具载明催收内容的邮寄凭证能够证明权利人已邮寄催收文书,而基于对邮政企业邮政服务正常化的合理信赖,应可推定该邮件到达义务人,此系证据的推定的证明力,除非义务人有证据推翻该事实。而且在义务人所留地址准确、邮政系统正常运转的情形下,义务人应为催收文书的持有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中的近距离原则,其应对邮件内容不具有催收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如其举证不能,则应推定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根据国内的邮递信函的方式,给据邮件还有挂号信的方式等可以追踪查询,以其他平信的方式邮寄信件则没有邮寄凭证可供查询,无法适用该推定“应当到达”收件人的情形。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篇2
民事诉讼中止的原因,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 共有六点。其中第五点为“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对于第五点的理解, 另一案是否包括国外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有权解释并未涉及与此, 在司法实践中, 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特别是对于与我国存在承认判决效力双边协议的国家, 其法院判决更是如此。
二、提出问题
(一) 模拟案例
ABC三个法人单位, 其中A为外国法人, B、C为中国法人。B将从A处承包建设工程, 部分分包给C。现A、B之间因工程款项问题出现纠纷, B在外国起诉A因而成讼 (下称“国外案件”) 。B尚欠付C分包工程款若干, C在国内起诉B和A (下称“国内案件”) , 请求B清偿所欠工程款并要求A在欠付B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A在中国有财产已被C申请财产保全, B已无力偿付C。在本诉开庭审理过程中, B请求法院中止审理。理由是本案的审理需要以外国法院的裁判为依据, 外国法院的裁判直接影响到本诉中A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第一百三十六条第5项的规定, 应当中止本诉。
(二) 问题讨论的必要性
在司法实务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疑难案件, 在国内案件关键事实的认定上, 有赖于国外案件的判决或裁决。如不考虑实际, 直接按照证据规则认定国外案件所涉国内案件关键事实, 应由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举证证明, 否则其应承担不利后果。那么该当事人因国外案件尚未审结, 无法提供该证据, 在此情况下承担不利后果, 有违司法公正。为体现法律的公正, 可以考虑中止审理, 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后再恢复审理。
例如上述案例, C的受偿依赖于A在国内的财产, A与B之间的诉讼在国外进行, 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清晰, 因此A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有赖于国外法院的判决。如果国内法院以职权调查AB间债权债务相关证据并给予认定, 就变相审理了本应由外国法院审理的AB间债权债务关系, 那么就会涉及国内法院无管辖权的问题 (不动产所在法院管辖) 。如AB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未能确定, 那么国内案件审理就会遇到障碍, 即A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 对A在国内的财产适用财产保全是否应当解除、何时解除, 又成为一个令法院棘手的问题。如果解除该财产保全, 一旦A的财产被转移至国外, C即使胜诉也因难以执行而失去实际意义。国内法院明知A很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只需等到外国法院判决认定B对A享有债权, 就可认定A的连带责任。如果仅因对诉讼中止原因 (第五项) 理解的不同, 而导致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显然, 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重大。因此, 讨论诉讼中止原因第五项所指“另一案”能否包括国外案件, 实践意义重大。
三、国外案件可以作为国内案件中止诉讼的理由
诉讼中止原因第五项所述的另一案, 可以包括外国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特别是与我国存在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双边协定的外国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这是法院公正天职的本质要求, 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不损害国家司法主权。
(一) 合理性分析
所谓诉讼中止, 是指“在诉讼进行中, 由于某种法定情形的出现, 暂时停止诉讼程序的进行, 待法定原因消失后, 再恢复诉讼程序的制度。”[1]中止诉讼制度设立的原因, 就在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在审判实践中, 有些民事案件非常复杂, 案件之间的法律关系或者事实情况相互牵连。一个案件的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 要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如果不等另一案件审结而急于裁判, 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案件事实矛盾, 适用法律失当, 出现矛盾的裁判。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使已有纠纷更加复杂, 还有损法院判决、裁定的严肃性,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当中止诉讼。
涉及外国法院的案件, 有些学者认为外国法院判决不能作为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也就没有必要中止诉讼。笔者认为, 情况并不尽然, 要区分该国与我国之间是否存在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双边协定而有所不同, 具体可分两点来看:第一、在我国与外国订有互相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双边协定时, 外国法院的判决只要符合协定, 就能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在此情况下, 对于避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 内外案件之间的判决矛盾, 体现我国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严肃性都具有现实意义。第二, 即使不存在司法协定, 也可能以互惠原则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在无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 法官可以根据司法公正的原则, 利用自由裁量做出中止诉讼的裁定。
“公正”是法院的灵魂, 当事人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纠纷, 是因相信法院会公正给予认定。因此, 如果法官机械的将法律规定, 生硬地套用在复杂多变的实际案件上, 必然会出现矛盾甚至是荒谬的结果, 将会产生更多的“许霆案”。在多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 当国外案件牵涉的事实同时对国内案件产生关键性影响时, 而该国外案件审理认定的事实可作为国内案件的证据。这时不中止国内案件的审理, 而机械套用证据规则, 将可能产生不公的结果。综上分析, 诉讼中止原因第五项所述的另一案, 可以包括外国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具有合理性, 充分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
(二) 合法性分析
《民诉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5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这里的另一案, 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排除国外案件, 也为国外案件作为国内案件中止诉讼的原因留有了余地。有一种意见认为, 这里的“另一案”应当然解释为国国内案件件。显然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于法律的绝对主权主义的认识, 并未考虑司法实践的复杂性和法律实质上的正义价值。据上述合理性分析,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另一案作扩张解释。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与世界各国的各种往来都前所未有的频密, 各种经济往来会更加庞大和复杂。在此过程中, 具有涉外因素的经济纠纷或其他纠纷必然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司法的独立公正, 以树立良好司法形象, 赢得国际声誉, 另一方面也要在司法上与更多的国家加强交流与合作, 尊重、遵循国际社会普遍通行的司法原则, 并以此推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外案件应当可以作为国内案件中止的理由。
(三) 合主权性分析
有人会担心, 如果“另一案”可以扩张解释为外国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将会导致有损国家主权。持这种观点的人, 是对国家司法主权概念的误解。
国家主权, 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 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非自行限制而不受约束;而这种自行约束仅仅是根据“约定必须遵守”原则通过履行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而实现。”[2]如果外国法院尚未裁判确定的事实, 是直接影响国内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先决事实, 在此情况下我国法院裁定中止审理。等先决事实认定后, 再恢复审理。这样做是为了公正的解决纠纷而主动作出的选择, 恰恰体现了一个国家司法主权的意思自由, 丝毫未损害国家的司法主权。
每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都有自身的国情基础, 不能脱离本国历史和现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没有基本的司法共识。在这种普遍认同和通行的国际司法原则上, 作主动的调整, 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应当是我们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结束语
基于诉讼中止的实质目的是为查明事实真相, 作出公正判决而设立的诉讼程序。那么, 对“另一案”的理解也要符合这种目的, 对“另一案”也应作出更宽泛的解释。可将“另一案”理解为:影响到本案关键事实认定的另一案件, 包括国内法院受理的案件、或和我国有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定的国家法院受理的案件、或其他国家法院受理的案件确需中止的。
摘要:本文通过模拟案例的形式, 提出能否以外国法院正在审理的另一案直接影响到我国法院对国内案件的审理, 作为中止国内案件的理由?作者通过本文从合理性、合法性和符合国家主权原则三个方面分析, 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关键词:诉讼中止,另一案,国外案件,国内案件
参考文献
[1]刘万洪主编.民事诉讼法[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篇3
(1.上海海事大学 商船学院, 上海 201306; 2.航泰律师事务所, 上海 200122)
0 引 言
在我国,一般认为诉讼时效也即消灭时效.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即发生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律效果.[1]我国民法理论以“胜诉权消灭”说为通说,立法上也采用诉权消灭主义.简言之,如果权利人超过法定期间行使其请求权,义务人可以其权利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来成功抗辩,权利人因此丧失胜诉权.
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稳健、均衡发展这一民商法律目的,其法律价值主要是防止权利睡眠,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防止证据遗失,便于法院审理案件,能正确及时地处理民事纠纷.诉讼时效制度维护效率价值的前提是以牺牲正义价值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有条件地牺牲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由此可以看出,时效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而决非义务人逃避义务之工具;而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设计,正是由此目的而产生的.
1 海事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与民事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区别
由于权利请求一旦过了诉讼时效将发生权利人丧失胜诉权的严重后果,海事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要特别注意海事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特别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通则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都对诉讼时效制度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对诉讼时效有着特别的规定.[2]
《海商法》作为《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海事诉讼请求应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而不适用《民法通则》等的规定.对此,《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一条作出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而《海商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的中断与《民法通则》等的规定有着明显区别.
《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通则意见》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进行补充规定,补充债务保证人、代理人及代管人的事项;同时,第一百七十四条还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的情形.由此可见,《民法通则》和《通则意见》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主要包括:提起诉讼、提出权利要求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诉讼时效规定》用第十条至第十九条共计10个条文(《诉讼时效规定》总共只有24条)对诉讼时效的中断再次作出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基本是对《民法通则》和《通则意见》中规定的提起诉讼、提出权利要求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这3个中断事由的扩大性解释,而从这种扩大性解释上也可以看出诉讼时效所体现的正义价值优于效率价值的法律价值倾向.[3]
然而,《海商法》对诉讼时效中断有着不同的规定,请求人非以提起诉讼和提交仲裁的方式提出权利要求并不导致海事诉讼时效的中断.《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请求人申请扣船的,时效自申请扣船之日起中断.自中断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由此可见,《海商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主要包括:提起诉讼、提交仲裁、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和请求人申请扣船.
此外,虽然《诉讼时效规定》系依照《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而制定的,并未明确指出是否适用于海事诉讼时效,因此可以认为,《诉讼时效规定》中对提起诉讼、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等的解释是适用于海事请求的.
2 “提起诉讼”的定义
“提起诉讼”是当事人决定将其与相对方的民事纠纷提交人民法院处理的主动行为,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则在所不论;“提起诉讼”不以人民法院的最终受理为必要条件,只需当事人单方的提起行为即可构成.《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4]由此可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诉讼时效即中断,至于法院是否受理,则在所不问.
海事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但如果请求人撤回起诉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那么,诉讼时效不中断.
2.1 被告主体错误,诉讼时效是否中断?
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尚未弄清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以致审理过程中才弄清其所起诉的被告并非义务人或者法院最终审理判定被告对原告的诉求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诉讼时效是否中断呢?
例如,A船与外轮B船发生碰撞,海事局作出的船舶碰撞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的A船和B船的船舶所有人分别为甲公司和乙公司,后甲公司即在诉讼时效内向乙公司提起诉讼.但在诉讼过程中(此时已经是碰撞事故发生2年以后),乙公司即以其不是B船的船舶所有人抗辩,并提交船舶所有权证书和船舶管理合同,证明B船的船舶所有人是丙公司,而乙公司只是B船的船舶管理人(Ship Manager),因此乙公司不应承担碰撞赔偿责任.甲公司再起诉丙公司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的关键是,甲公司对乙公司提起诉讼是否引发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诉讼时效中断.理由如下:(1)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而不是责任人逃避责任的工具;(2)此种情况下,虽然最终实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当事人提起诉讼却是一个事实;(3)《海商法》规定的是起诉被裁定驳回时,时效不中断,而在被告主体错误的情况下,法院要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非裁定驳回起诉*李克才,“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http://www.dffy.com/faxuejieti/ss/200311/20031116200039.htm..此外,在上述案例中,甲公司也不可撤回对丙公司的起诉,因为撤回起诉,诉讼时效不中断.
2.2 海事请求人撤回起诉,海事诉讼时效不中断
《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请求人撤回起诉的,时效不中断”.而关于“撤回起诉”(以下简称“撤诉”),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又规定按撤诉处理的情况,主要包括:(1)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诉处理;(2)原告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撤诉处理;(3)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这3种按撤诉处理的情况,是请求人以消极行为撤诉的,法院将裁定按撤诉处理*并非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就必将裁定准许撤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而请求人主动向法院申请递交撤诉申请书,则是以积极的行为撤诉,法院将裁定准许撤诉.《海商法》规定的“请求人撤回起诉”并没有明确请求人撤诉的方式,此处“请求人撤回起诉”,按其文义解释,应当包括主动提交撤诉申请书以及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述3种按撤诉处理的情况.
与海事诉讼时效不同,对于民事诉讼时效,《民法通则》《通则意见》和《诉讼时效规定》并没有对起诉后又撤诉是否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进行规定.也有观点*参见王太福“也谈起诉后撤诉诉讼时效是否中断”一文,载于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409/21/132213.shtml.认为,起诉后又撤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原告在起诉后法院尚未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被告的情况下撤诉,此时不应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因为原告起诉后又撤诉应视为未起诉,按照诉讼法上的“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起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2)原告在起诉后法院已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被告甚至法院已经开庭审理的情况下撤诉,此种情况下的撤诉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观点就很值得商榷.这是因为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即发生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即提出要求的法律事实,只不过这种要求不是原告直接向被告提出,而是通过法院向被告提出.如果已经通过开庭审理,则是原告在法庭上当面向被告提出要求,这两种提出要求的方式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第2种中断时效的事由,应当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从民事诉讼时效的角度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该文件本身也不涉及海事诉讼时效).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川高院请示长沙铁路天群实业公司贸易部与四川鑫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代收贷款一案如何适用法(民)复[1990]3号批复中“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也是此种观点.虽然《民法通则》《通则意见》和《诉讼时效规定》并没有对起诉后又撤诉是否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进行规定,但诉讼法上“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是成立的.因此,对于民事诉讼时效,通常起诉后又撤诉,诉讼时效不中断.[5]然而,原告在起诉后法院已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甚至法院已经开庭审理的情况下撤诉(前文提及的3种按撤诉处理的情况即属此类),虽属于未起诉,但却属于“权利人提出权利要求”的情况,从而造成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然而,对于海事诉讼时效,由于“权利人提出权利要求”不是海事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因此起诉后又撤诉的均不产生海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法院是否已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6]
2.3 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诉讼时效规定》用3个条文规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即第十三条到第十五条,这3个条文分别规定向3种不同的机构提起民事请求所产生的中断时效的法律后果.相比《诉讼时效规定》这3条冗长的规定,《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中只规定“请求人提交仲裁”和“请求人申请扣船”这两种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7]《诉讼时效规定》中对“提起诉讼”的扩大性解释应当适用于海事诉讼时效.这是因为无法确定《海商法》在规定时效中断的事项时为什么只是规定“请求人提交仲裁”和“请求人申请扣船”,但如果说“请求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提交仲裁”和“请求人申请扣船”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三者均是请求人以一种十分正式并具有启动法律程序的方式在积极主张并行使其权利;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申请保全其他财产(如查封账户、扣押货物等)就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为此种行为也是以正式的并具有启动法律程序的方式在行使权利.
3 何谓“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
《诉讼时效规定》第十六条中对“同意履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订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中也规定“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此种规定应当比照《诉讼时效规定》中对“同意履行义务”的解释.海事诉讼中此类常见的争议出现在船舶保险中,那就是保险人是否已经“同意履行义务”,尤其是在船舶发生重大碰撞等事故后:被保险人船舶的修理,被保险人与对方船之间的碰撞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被保险人与货物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等之间的货损纠纷.如果被保险人已经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或者宣布共同海损,此类事情的处理有时会需要较长时间,许多时候会在事故发生后2年内尚未处理结束.所以便产生如下问题:被保险人在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必须在2年内提起诉讼或者仲裁以便保护诉讼时效吗?保险人的何种行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同意履行义务”从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呢?
但是,“同意履行义务”并非指被请求人同意完全按照请求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履行,而是指被请求人对争议中的合同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下存在义务的一种确认.只有这种理解才更有利于法律纠纷的调解和解决,而不至于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如果说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后2年内提起诉讼以便保护诉讼时效,无疑是增加被保险人的诉累,因为许多时候,很有可能两船的碰撞损害赔偿纠纷的终审判决还没有作出.
有观点[8]认为,对《海商法》所规定的“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不应该作机械的理解.保险索赔的理赔程序是以保险合同中相关条款的书面形式予以确定的,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提出的保险理赔申请并进入理赔审查程序,是保险人的合同权利,同时也是保险人的一种合同义务.因此,保险人接受理赔就是其履行保险合同下的义务,应当属于“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可以构成时效中断.在保险人作出拒赔通知之前,其均处于“同意履行义务”的状态,时效也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直到保险人作出拒赔通知时,诉讼时效才重新开始起算.例如有观点认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就赔偿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也应构成时效中断.[9]
然而,对“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的理解和适用在各个法院审判实践中的掌握并不一致.在《诉讼时效规定》颁布之前,天津市高级法院曾有一案例,百事昌化学公司(Beston Chemical Corporation)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参见http://shlx.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459169..法官在该判决中认为“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应为请求人与被请求人协商赔偿事宜,并就具体赔偿数额达成协议.此中解释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按照《诉讼时效规定》中规定,那么“同意赔付合理费用”“同意对受损货物进行索赔工作”和“在有条件限制情况下同意支付法律费用”等显然属于“同意履行义务”,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此外,在发生重大保险事故后,也存在保险人先行进行部分赔付的情况.[10]实践中,通常称为“保险预赔”,但是实践中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例如保险人自称其是“保险预赔”,然而其与保险理赔中保险赔付的相关文件证据基本相同,法院最终认定被保险人已经获得保险赔偿,无权再向第3人索赔损失.那么这种索赔“保险预赔”是否构成“同意履行义务”从而引发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呢?这应当取决于预赔协议中如何约定,如果明确其并非是同意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和对保险赔偿责任的确认,而只是为了帮助被保险人能尽快恢复生产,那么其预赔行为不应属于“同意履行合同义务”.[11]
4 结束语
综上,海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具有显著的不同,即仅仅是当事一方提出要求并不导致海事诉讼时效的中断.在海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把握上,法院采取较严格的解释.然而,在《民事诉讼时效规定》颁布之后,虽然该规定在列举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时没有明确列出《海商法》,但该司法解释体现出在公平与效率两个价值之间对公平价值的偏重.对“提起诉讼”和“同意履行合同义务”等均有明确的解释,这种解释应当适用于海事诉讼时效,以便统一司法实践中对此的解释和适用,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兼顾司法审判的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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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篇4
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研究 ——兼论无漏洞的司法救济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
姜 旭
二00七年七月二十日
作者简介:
姜旭,男,1965年生,大学学历,曾在《人民法院报》 发表过《破产企业(房产)抵押合同无效简析》、《大中型企业有讼不诉原因之调查》;《法学天地》发表《第三人有偿担保之管窥》;《沈阳工业大学学刊》发表《基于人性尊严的无漏洞司法救济研究》;《法官之友》发表《基于司法权威的民事裁判文书论证研究》;《徐州审判》发表《关于行政诉讼庭审的思考》、《裁判文书制作之我见》;《中国法院网》发表《中国法官素质和裁判文书制作之我见》等。
论文独创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及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2007年7月20日
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研究
——兼论无漏洞的司法救济
论文提要:
文章以一线审判实践为背景,展开了对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研究。文章分三部分研究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第一部分以无漏洞司法救济、维护社会和谐为视角,指出了目前上访等不安定因素的症结所在,论证了建立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以我国现实的需求和法律为依据论证了建立行政诉讼中断制度的可行性;第三部分提出了建立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构想。
最后得出结论 :无漏洞的司法救济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而现实却存在“有权利未必救济”,这就是司法救济的漏洞。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缺失,正是造成这一漏洞的重要原因之一。建构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是弥补这一漏洞之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建构行政诉讼中断制度首先应考量中断事由和中断效力。建议将权利人作为权利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复议、行政复议决定、行政机关承诺满足权利人请求以及权利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等,这些事实构成起诉期限的绝对中断事由,起诉期限自上述事由发生时中断,自上述事由消灭时重新起算。权利人因为管辖选择错误而被法院、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驳回的,行政机关同意考虑权利人请求的可以作为起诉期限的相对中断事由,权利人可选择是否补正该事由,从而使权利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只有不断地致力于无漏洞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的终极目标,才能有效遏制目前上访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势头,才能不断地接近依法治国的目标,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全文9346字。
以下正文:
数年前,作者从从业十余载的民商事审判转行从事行政审判。承办的第一件行政案件需要向中院汇报,牵扯到起诉期限。汇报中作者一口一个诉讼时效,被告知,行政诉讼无诉讼时效,应当是起诉期限。当时羞愧万分,遂留心学习,愈发迷茫,形成此文。
【案例一】李某,家住某市B区,一家五口人。2002年4月B区政府政策拆迁。由于拆迁部门的失误,没考虑李家的实际人口情况,在安排回迁房时仅按被拆迁房屋的面积给李家安排了一套38平米房子。李因此多次找拆迁部门说明情况,要求给予合理安排。拆迁部门表示“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答复”,但无回音。2003 年 10 月,李某向B区人民法院提起讼,要求法院判令拆迁部门重新作出补偿决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超过3个月的起诉期限,故裁定驳回其起诉。李某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1 【案例二】2004 年7月27日,家住A市C区的郝某向A市D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D区交警支队2004年4月20日作出的处罚决定。D法院经审查裁定郝某超起诉期限3个月,驳回其起诉。郝某向法庭陈述其理由:自己于2004年7月11日向A市C区法院就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C区法院2004年7月26日告知其没有管辖权,应到D区法院起诉。因此,郝某认为超过起诉期限不是自身原因造成,但D区法院仍然裁定驳回郝某的起诉。2 【案例三】1997年至1998年间,束某因张贴标语、发传单,被某公安分局送至市精神病院四次,一次未被医院接收,一次送至省城鉴定未果。12 中国法院网http:///datalib/2003/NewItem/DL/DL-456401 13 法国行政法规定行政诉讼必须在受攻击的决定作出以后2个月内提起。由于起诉期间很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规定在下述情况下,可以延长起诉期间: 第一、原告在行政决定后2个月内请求行政救济,被拒绝时,在接到拒绝通知后2个月内仍可对原来的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原告在行政决定后2个月内向无管辖权的法院申诉,在其申诉被拒绝仍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以上两种延长只在申请行政救济和提起诉讼管辖错误发生在可以提起诉讼期间以内,而且只能对一次行政救济和诉讼错误给予延长。11这里起诉期限的“延长”实际上是我们所称的中断。
德国《法院组织法》第60条(1)未能遵守法定期限且无过错者,依其申请应恢复期限。……(3)已延误的期限结束一年之后不得提起申请,但一年期结束前因不可抗力不能提出申请时除外。……(5)恢复期限后不可撤销。12 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建构
因为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由中断事由和中断效力构成。所以建构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主要是确定中断事由和中断效力。
3.1 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分析
建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核心是建构中断事由,明晰中断事由是建构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基础。中断事由决定了中断效力及其法律后果。
3.1.1中断事由与中断效力的定义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中断事由是指发生在起诉期限进行中的足以阻断起诉期限进行的能体现权利人行使权利意愿的法定事由。中断效力即上述中断事由引起的使已超过的起诉期限全部归于无效,自中断事由消灭时起,111
2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页,第60条。
《联邦德国的先法与行政法》,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和中国国家行政学院。
起诉期限重新开始计算的法律效果。在起诉期限中断后,重新起算的起诉期限内再次发生中断事由的,起诉期限可以再次中断,但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限。13
3.1.2绝对中断事由和相对中断事由
依据各种中断事由阻断起诉期限的制约力的强弱,中断事由划分为绝对中断事由和相对中断事由。绝对中断事由是指具有阻断起诉期限的绝对制约力的事由,即只要发生该事由,起诉期限就无条件的中断,待该事由消灭后,起诉期限重新起算。相对中断事由仅具有阻断起诉期限的相对制约力,发生该事由不必然阻断起诉期限进行,能否阻断最终还要取决于此后有无一个补正行为(补正行为通常为权利人一定期限内起诉的行为),若有补正行为,则溯及至该事由发生时,使该事由确定地构成中断事由,反之,该事由则不构成中断事由。
3.2 中断效力分析
中断效力分析依据中断事由,有中断事由才产生中断效力,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产生的中断效力不同。行政诉讼中的中断效力应该有:起诉由于管辖错误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中断效力、作为权利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产生的中断效力、行政复议产生的中断效力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中断效力等。
3.2.1提起行政诉讼的中断效力分析
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判决、撤诉、驳回或不予受理。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权利人再次起诉该行政行为时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所以不存在中断效力。
3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1条、42条。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为2年,5年和20年。
但是如果起诉由于管辖错误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该事由视为相对中断事由。因为繁杂难辨的官僚体制所产生的司法管辖的模糊不清,不应当由行政相对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致使其丧失司法救济的机会。目前多数国家立法都把管辖选择错误作为中断事由,进而产生中断效力。
3.2.2 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中断效力分析
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可分为权利关系第三人、义务关系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作为权利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实践中法院常常在判决中告知权利关系第三人另行起诉。因为权利关系第三人主动参加到他人之诉中,这是其行使权利的方式。如果参加诉讼发生在起诉期限内,自然可以作为绝对中断事由,产生中断效力。
作为义务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本诉所争议的就是义务关系第三人受益的行政行为,义务关系第三人是受益者,一般不会再行起诉,不存在中断效力。
作为事实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查清事实,不存在中断效力。
3.2.3 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中断效力分析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法定的两种权利救济途,行政复议所产生中断效力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1、申请复议的期限不应长于起诉期限
申请复议的期限长于起诉期限,申请复议就可能发生在起诉期限届满之后,逻辑上荒唐且不具有人文性。权利人对复议结果仍不服(除极少的复议终局情况),很可能会因起诉期限早已届满而丧失诉讼这一最终救济的权利,权利人获取诉讼救济的最终渠道被堵塞。这是让权利人申请复议呢?还是让权利人诉讼?申请复议期限短于起诉期限才是符合逻辑的。申请复 16 议期限长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属于司法救济的漏洞,应尽快弥补修正。
2、申请复议期限短于起诉期限的中断效力分析
在选择式、前置式下,先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复议决定。权利人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行诉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可以理解为立法将行政复议作为中断事由加以规定。申请复议也是法律认可和鼓励的行使权利方式。所以它具有中断效力,起诉期限自权利人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重新起算。
如果申请复议被驳回,只有在选择管辖机关错误的情况,申请复议才能构成相对中断事由。
立法宜规定权利人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决定后一个合理期限行使权力提起诉讼。
3、向原行政机关主张权利的中断效力分析
原行政机关明确承诺满足权利人要求,构成绝对中断事由。权利人基于对行政机关信任而未行使诉权,应当被理解。
原行政机关虽未明确承诺满足请求,但同意考虑权利人请求的,可以构成相对中断事由。权利人对于行政机关的信任情绪应当予以保护。当然,对于这种中断效力的承诺,需要权利人举证。
4、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中断效力分析
《若干解释》的43条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姜明安教授列举了两种情况:“一是公民所起诉的行为,就是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如被劳教;二是公民在起诉期限内被其他行为限制了其人身自由,如被纪委‘双轨’、‘双指’、或被刑拘等。“无论哪一种情形,”只要因限制人身自由不能提起诉讼,一律适用该条耽误期限的规定。“如果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公民自己或委托其近亲属已经提起了行政诉讼,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虽然人身自由被限制,但并未 17 耽误其起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人身自由被限制期间还作为耽误起诉的事由。除此以外,其他凡没有起诉的种种情况,都应作为耽误起诉的法定事由,按《若干解释》第43条的规定,不计算在其起诉期间内。”14
结 论
无漏洞的司法救济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有权利未必救济”就是司法救济的漏洞。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缺失正是造成这一漏洞的重要原因之一。建构行政诉讼时效中断制度是弥补这一漏洞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建构行政诉讼中断制度首先应考量中断事由和中断效力。建议将权利人作为权利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复议、行政复议决定、行政机关承诺满足权利人请求以及权利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些事实构成起诉期限的绝对中断事由,起诉期限自上述事由发生时中断,自上述事由消灭时重新起算。权利人因为管辖选择错误而被法院、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驳回的,行政机关同意考虑权利人请求的可以作为起诉期限的相对中断事由,权利人可选择是否补正该事由,从而使权利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
只有不断地致力于无漏洞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的终极目标,才能有效遏制目前上访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势头,才能不断地接近依法治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劳动争议案仲裁时效中断的认定 篇5
王 忠
201*年3月11日,陈某就其与A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A公司支付其201*年度年终奖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和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201*年2月23日,陈某又以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201*年度税后奖金为由再次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该委于201*年6月7日以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陈某的申请请求。陈某不服该仲裁结果,以其与A公司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且其于201*年3月11日第一次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后,仲裁时效中断,其所主张的201*年度税后奖金未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A公司则抗辩称仲裁时效应该自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即201*年12月31日起算,且不存在法定中断情形,陈某在本案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
本案争议焦点是:陈某于201*年3月11日向A公司主张201*年度年终奖金案申请劳动仲裁,是否构成对本案仲裁时效的中断,本案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等。要厘清这一焦点问题,依次须就以下三个子问题进行分析:
一、劳动者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起算点的确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知,劳动关系终止的拖欠劳动报酬争议受一年时效的限制,自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终止之日起算”。且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在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向劳动者支付全部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应视为对劳动者权利造成侵害。
根据上述规定,陈某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已明确知道其自身劳动权利受到侵害,陈某申请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应为201*年12月31日。所以,前案中陈某于201*年3月11日提出仲裁申请是在仲裁时效起算日起一年内提出,是受法律保护的。
仲裁时效系《调解仲裁法》规定的新制度,是由原60天仲裁期限演变而来的,称为“时效”解决了原来针对该60天到底系除斥期间还是消灭时效的争论,但是,仲裁时效是否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呢?
二、劳动争议案件同样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笔者认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上的特殊程序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应受劳动仲裁申请期限制度的约束,应当成为诉讼法上的制度,而不仅是劳动争议仲裁法上的制度。在《调解仲裁法》颁行前,针对原60天仲裁期限性质的纷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解释》)第三条实际确立了劳动仲裁申请期限是诉讼法上的制度,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期限的案件应当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与《劳动解释》第3条规定相比,两者的规定基本是相同的,可见原劳动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调解仲裁法》第27条明确规定了劳动仲裁时效制度,规定了中止和中断制度。至此,劳动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除前者为一年,后者普通时效为二年外,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均为消灭时效,都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都具有法定性,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中止、中断。
由此可见,本案可以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这样,为陈某要求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认定本案债权与前案债权系同一债权从而导致仲裁时效中断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本案中陈某主张201*年度奖金债权与前案仲裁申请中的201*年度奖金债权不是同一债权
同一债权是指债权债务主体唯一,债权债务内容唯一的单一之债。债之要素是决定债之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债权人、债务人、债之标的之给付及债之发生原因均系债之要素。()债是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其债权内容在债形成之时即已经确定,时间因素对其内容和范围不再起作用。
年度奖金从本质上讲,是用人单位对员工这一年度工作业绩的认可和奖励,也是对劳动过程的一种“已然性”、“过去式”的支付。首先,在债的发生原因上,陈某201*年度奖金债权与201*年度奖金债权是分别基于双方201*年劳动合同与201*年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其次,债之标的的给付上,201*年度奖金与201*年度奖金又分别是A公司对陈某201*年工作成绩与201*年工作成绩的认可,虽然前后两种债的给付标的在实物表现形式上都是货币,但在本质上却分别是先后两年劳动成果的对价。再者,债本身所具有的期待性决定了债权内容在债形成之时即已经确定。不同于工资债权,年度奖金的发放是企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所享有的一定的自主经营权,所以陈某201*年度奖金债权形成于企业在本年度末根据效益业绩作出的发放决定,债的形成时间的不同也致使前后两个债权内容不同一。
由此可见,陈某要求的201*年度奖金债权与前案的债权在债之标的之给付及债之发生的原因等债之要素上存在不同,时间因素对债权内容和范围发挥作用,与前案仲裁申请中的债权并不是同一债权。
小结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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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4年10月26日播出这样一个案例:15岁的男孩江平和邻居17岁的女孩冯宁关系一直不错。可是一天晚上,江平趁冯宁睡着后,伸手摸向她。惊醒后的冯宁大声尖叫,江平因为恐惧而丧失理智,一心想阻止冯宁的呼叫,于是他拿起剪刀向冯宁刺去,导致冯宁身受多处刀伤。当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一点理智,停下手来的时候,冯宁已经浑身是血了。此时的江平被冯宁浑身是血的样子吓坏了,他赶忙找来纸给冯宁止血,而冯宁则不住地向江平保证,不会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她甚至丢掉了江平用来伤她的剪刀,让江平赶快走。事发后,警方很快侦破了此案,检察院以江平涉嫌强奸未遂罪和故意杀人未遂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最后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江平有期徒刑一年。笔者认为,法院认定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决值得商榷,本案应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定罪。
一、所谓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具备犯罪未遂必须有三个条件: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2、犯罪没有得逞。
3、犯罪没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通过分析本案,不难得出,本案具备1、2两个条件,但不具备第3个条件。什么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呢?根据司法实践,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1、行为人以外的客观原因,如遭遇被害人的强烈反抗、遭遇被三人的制止等等。
2、行为人自身的客观原因,如行为人技术拙劣、智能低下、犯罪时突发疾病等,致使犯罪难以继续。
3、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如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对周围环境的认识错误等。很显然,江平停止继续刺杀冯宁不包括在上述三方面之列,而是由于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了一点理智停下来的,是江平自动停止的,不是由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逼迫他放弃了犯罪。
由此可见,本案不完全具备犯罪未遂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定罪。
二、那么本案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定罪是否正确呢?按照刑法理论,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具备犯罪中止,必须具有以下三要素:
1、必须是在犯罪的过程之中停止了犯罪。
2、必须是自动地停止了犯罪。
3、必须是彻底地停止了犯罪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案情,江平在摸冯宁的过程中,冯宁惊醒后大声尖叫,江平因为怕事情被别人知道而恐惧,便失去了理智,一心想杀冯宁灭口。但在刺杀过程中,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了一点理智,停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停止不是江平意志以外的任何因素逼迫他停止的,而是他因恐惧而失去理智后,在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中,又慢慢恢复了一点理智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后,自动停止的。而且,当时江平被冯宁浑身是血的样子吓坏了,他赶忙找来纸给冯宁止血。这更说明,江平此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自动地在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想竭力补救因自己不理智的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且彻底地放弃了杀冯宁灭口的犯罪行为。后来,在冯宁的催促下,他快速离开了现场。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犯罪中止的三个必备要素,本案完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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