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精选12篇）

诉讼权利 篇1

一、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意义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主要是规制法院的不当诉讼行为。在一定意义上,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其实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配置一样, 也主要是在处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跟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将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中, 还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科学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完善的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不仅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具体化, 而且与司法为民的理念相呼应, 拉近了人民与司法的距离, 体现了司法的温暖和人性。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要求当事人承担自我责任的前提。保障诉讼权利, 有利于增强程序的正当性, 充分吸收不满, 这正是程序具有的将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当事人的所有诉讼权利都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那么它的败诉就只能归结为自身攻击防御的技术力量的不足。这就是说, 当事人如果败诉, 就要承担因败诉而带来的后果, 即应对判决的既判力予以尊重。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推进和深化审判工作改革的需要。通过程序的合法性实现程序的公正性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 如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程序中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那么程序正义就无从谈起。诉讼公正的实现, 必须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点一滴的保护做起。可以肯定, 这些年来法院系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使我国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强调司法为民和程序正义的今天, 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 法院进行审判改革的不少内容, 从强化合议庭职责到裁判文书的公开, 从案件流程管理到错案追究都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密不可分。但是也必须看到, 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上还有许多不足, 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从立法、司法诸多方面加以完善。

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途径

(一) 完善诉讼权利体系

如果诉讼权利体系本身就不完善, 留有太多的易受攻击的弱点, 缺乏自我防卫的手段, 那么权利侵害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 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化对诉讼权利保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增加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权利。与效性诉讼权利能够直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不需要法官的审查批准, 法官较难对这种性质的权利进行侵犯。例如, 当事人的上诉权就属于与效性诉讼权利, 只要提出上诉, 就能引起上诉程序的启动, 法官没有裁量的余地, 所以在实践中上诉受到侵害的现象较少发生。而对于需要法官的裁量性审查才能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权利行使行为, 如果法官背离权利设定的本意, 加入恣意和专断的因素就较为容易。

确立责问权, 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责问权在诉讼权利体系中具有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的功能, 其在权利保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事人通过责问权的行使, 使侵犯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为的违法性公开出来, 使法官不得不回到遵守诉讼法的程序规范的轨道上来, 从而起到保护诉讼权利的作用。

(二) 提高诉讼权利规范的完整性清晰性

法律规范的完整逻辑结构必须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我国立法的一个常见的缺点就是往往缺乏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权利规范往往采取当事人“可以……”、“有权……”的模式, 而对权利行使的后果不置一词, 这就不仅使权利的力量大打折扣, 因此, 有必要把权利、义务和责任联系起来加以规定, 对侵犯诉讼权利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救济程序。另外, 行使权利的要件、方式、范围必须清晰, 这不仅具有减少权利内容的争议, 避免无益的消耗的意义, 同时也可使权利的行使具有更大程度的保障, 不容易受到无理的阻碍。如果权利的内容比较模糊, 法院就有可能利用解释手段把权利的范围压缩到最小。“无救济便无权利”, 对于侵害诉讼权利所形成的诉讼状态或结果, 明确规定为可以申请上一级法院救济的理由。可以考虑确立即时上告制度, 对于侵害诉讼权利的行为在请求本法庭更正无效的情况下, 可以请求上级法院进行处理。这虽然可能延缓本诉讼的进程, 但总的来看, 要比做出判决后进行上诉要节省资源。

(三) 更新审判理念

权利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也就没有法律权利可言。国家对于诉讼权利的保障主要通过法官的审判职权活动来体现。然而, 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 最大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法官的职权。制度都是要由人来运做的, 真正的制度化在于制度的要求内化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行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必须要转变法官的官本位司法观念、职权主义的思维习惯和审判模式, 树立以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念为基础的现代司法理念, 人民法院的各项改革应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

(四) 规范诉讼指挥权的行使

诉讼程序指挥权, 是法律规定或许可的法院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在一些人的一般观念中, 权力往往被首先赋予了一种恶的意味, 一味地强调约束限制权力。孰不知, 权力也是保障权利的必要力量。所以, 对权利的保障来说, 不是一味地约束限制权力, 而是规范它。诉讼指挥权, 这种合法的、必要的权力, 如果缺乏规制不仅难以发挥保护权利的作用, 而且很容易演变成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手段。例如法官指挥庭审制止不必要的、重复的辩论的权利如果被滥用, 将直接侵害当事人的辩论权。因此, 必须对法官诉讼指挥权的行使要件, 即能够对诉讼的哪些方面和当事人的哪些行为行使诉讼指挥权、以及行使方式、不服指挥的救济等进行明确规定, 使诉讼指挥权既要在权利需要保护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又要严防这种权力的滥用。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构成。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制度的各方面、各环节应当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当事人本身都集中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事司法改革, 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系的改革。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必须以现代民事司法理念为指导, 必须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利益的细致分析为基础, 才能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

参考文献

[1]张晋红.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陈光中, 江伟.诉讼法论丛 (第4卷) [M].法律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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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J].法学研究, 1999, (6)

诉讼权利 篇2

人类社会制度史表明，建立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社会法律秩序，是稳固统治地位和维持社会存续发展的理想方式。法律，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它通过对人们权利与义务内容及其关系的规定，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是无所谓诉讼的。“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社会解决冲突的基本形式，是氏族组织在公共舆论、道德、习惯力量等支配下的仲裁”或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同态复仇。因此，法律秩序的产生和存在，是诉讼缘起的前提和基础。

一、法律秩序

国家和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和结果。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制。当时生产工具的极端简陋和落后，使人们不可能单身与自然界作斗争，因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成为必需。没有剩余，没有私有制、剥削和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和法。在原始社会中，调整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世代相传的各种习惯，原始习惯对全体氏族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当时，人们对习惯的遵守不是依暴力为后盾，而靠人们的自觉习性、社会舆论的力量和氏族首领的威望。由于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氏族成员的冲突和纠纷大都通过原始习惯予以解决。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除了维系生存外，开始有了剩余，出现了产品交换和剥削。同时，氏族不再是共同劳动的.组织，集体劳动开始过渡到个体劳动。个体劳动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产品由公有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根源。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2]在后续的两次社会大分工中，又分离出了商人、高利贷者等新的社会阶层，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氏族组织和原始习惯的作用显得软弱无力，无法协调和解决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之间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巩固对奴隶实行剥削和压迫的权力，需要一种暴力组织作为特殊的强制机构，以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从社会中产生，掌握在奴隶主阶级手中的暴力组织，就是国家。因此，可以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级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3]”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4]”

国家产生后，统治阶级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不仅要借助于国家这一暴力机器，而且需要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以调整分裂为阶级后的社会关系，使统治阶级的地位合法化和稳固化。因此，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产生了一种需要：把人们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一共同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随着阶级的出现，习惯便成了法律。由于法律的产生，就必然要建立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机关，于是警察、法官、监狱等国家机器出现了。可见，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是合法的，怎样做是违法的，违犯了法律的规定，就要受到国家的制裁。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

浅谈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机制 篇3

关键词：诉讼权利；监所检察；保障机制

从权利的本源分析，人权首先是具有主体资格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是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所有人都有某种最基本的作为人的权利，换言之，这些权利直接属于作为人的所有人，它们并不是有法律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既然一切人都享有人权，那么，毫无疑问，在押人员作为人类的一员，尽管是失去自由的人，同样拥有作为人的主体资格，自然享有人权。在押人员作为人与普通人拥有相同的人性，拥有同等的人的主体资格，也同样拥有诉讼权利。

在押人员包括在押的未决犯和已决犯，其诉讼权利的主要包括程序性诉讼权利和实体性诉讼权利。其中，程序性诉讼权利主要是指在押人员享有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获得辩护、申请回避、提出控告、最后陈述等权利。实体性诉讼权利主要是指在押人员享有免受酷刑、受教育、维持适当生活水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救济等权利。

一、制约在押人员诉讼权利的因素

1.文化因素

法律的贯彻落实和法治社会的实现均需要人来执行，而人的行为是受其观念影响的，人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法律将会被怎样执行。我国在押人员的权利，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仍受到偏见对待，相关的诉讼权利也无法摆脱这种偏见观念的束缚，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的实现。

2.政治因素

监管场所的原始功能就是关押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人，其政治色彩明显，不管是看守所还是监狱，始终围绕着政治目标，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宏观政策。正是这明显的政治色彩，致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

3.经济因素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的水平，这是更为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在押人员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与我国顺畅的财政保障体制、监狱经济密不可分，这两者直接影响着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

二、完善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

1.提高在押人员人权保障的观念认同

首先，要在认真贯彻上下功夫，切实在各项执法活动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和特别程序等各个方面都有完善人权保障的重要修改内容，还增设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事人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制度等，从立法制度层面较大幅度地强化了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检察机关要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切实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刑罚执行监督等各项工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权、不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权、不受任意逮捕权、获得公正审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依法保障被害人的案件处理知情权、意见表达权、获得赔偿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等；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其次，统筹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两个并行不悖的重要目标。统筹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特别注重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在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践中，特别需要强化人权保障观念，确立罪错应负责任、人格不受侮辱的理念，坚决摒弃重打击轻保护、重有罪推定轻无罪辩解的不良倾向，防止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对立起来，既注意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依法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又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2.规范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的相关举措

首先，要抓好制度建设。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建立相应的、操作性强的制度。用严格的制度，使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按照法律规定，在押人员享有生命权、健康权、基本生活保障权、卫生健康权、与近亲属或律师会见权、通信权、检举控告申诉权、立功受奖权等多项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落到实处，应建立相应的告知制度，在押人员入所、入监后，及时详细告知各种权利和义务及有关管理规定。要开展警务公开，包括衣服、被褥、加餐的饭菜食谱，小卖部各类商品的代售价格等，使在押人员花钱花得明白，花的合理、公平。

其次，要有效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随着物价的上涨，前些年制定的在押人员伙食标准，根本满足不了现实需求，相关的医疗费标准，对于监所防病治病工作也是杯水车薪。对此，要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并提出建议，加大对监所的财政投入，解决好在押人员的吃饭和医疗问题，确保押员的身体健康，积极预防重大疫情的发生，防止影响诉讼活动和今后投劳送不出去等问题的发生。认真落实在押人员会见、通信、立功受奖、检举揭发、控告及诉讼中有关权益的保障政策和措施，促使在押人员思想向积极转化，从而配合教育或诉讼活动顺利开展。

3.加强监所队伍职业化建设

监管场所作为一个小社会系统，主要由物质设施、工作人员和在押人员三部分组成。监所工作人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监管场所系统运行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所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努力。监管场所必须全面配齐各类专业人才，如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人才。如前所知，我国监狱人员整体素质与专业化、职业化相差甚远，严重制约了在押人员诉讼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证我国监所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和水平，那么，即使其他方面再健全，监所发展、法律有效实施、社会文明进步的希望也是十分渺茫的。因此，必须加强监所队伍职业化建设，给在押人员诉讼权利提供有效保障。

诉讼权利 篇4

诉讼资格有法定诉讼资格 (statutory standing) 和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 (Article III standing) 两种。法定诉讼资格是指法律要求权利请求人在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时必须满足的法律规定的某些要求, 如18 U.S.C.§983 (a) (4) 和补充规则G (5) 规定的权利请求人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权利请求并作出答辩;权利请求人提出的权利请求应当是被证实了的等等形式上的要求, 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满足这些形式上的要求, 权利请求人就不具有法定诉讼资格。而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 在民事没收诉讼中是要求权利请求人能够表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权益, 从而能够满足宪法第三条规定的与一方当事人为美国政府之间有争议 (controversy) 的要求。如果权利请求人能够证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某种权益, 则其有资格以任何理由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够证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某种权益, 该民事没收诉讼则终止, 法院就可以在没有其他权利请求人对民事没收诉讼再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作出有利于政府的没收判决。

由于法定诉讼资格的详细内容, 是关于权利请求人在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时必须满足的某些程序方面的法定要求, 不是实质意义的诉讼资格, 因此, 本文不予探讨。本文主要论述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 即在民事没收诉讼中能够表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某种权益的权利请求人的情形。

一、对被诉财产享有占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

对被诉财产享有占有权权益的人通常是指财产被扣押时持有该财产的所有权人以外的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条件下的财产持有人都有资格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 只有财产持有人明知自己所持有的财产, 并能说明持有的合理原因时 (如帮朋友保管) , 才具备宪法第3条规定的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如果财产持有人并不知道自己持有面临没收诉讼的财产, 或者虽知道持有拟被没收财产, 但却不能说明持有的合理理由或给出的理由十分荒诞无稽的, 就不具备宪法第3条规定的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因为对持有财产毫不知情或不能说明合理理由都不足以表明财产持有人对拟被没收财产享有任何权益, 即使失去了这些财产, 也不会给财产持有人带来任何损害。因此, 对持有财产毫不知情或不能说明持有的合理理由的财产持有人都不具备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前者如被扣押财产是在车主的车里找到的, 但车主对此却毫不知情;又如财产持有人对自己所持有的包裹里的拟被没收财产一无所知等等;后者如巨额现金的持有人谎称自己持有的巨额现金是其父亲从某个空的建筑物内发现的等等。

补充规则G (5) (a) (iii) 有关财产受托人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要求的规定多少也体现了财产持有人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要求, 即财产受托人必须要明确说明财产委托人的身份, 并要说明委托的理由, 才有资格对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并提出相关的权利请求。

二、对被诉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

正如前文所说, 有资格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人, 并不只限于对被诉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人, 但如果权利请求人以享有所有权权益为由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 就必须受18 U.S.C.§983 (d) (6) 关于所有权人 (owner) 定义的约束。18 U.S.C.§983 (d) (6) 规定, 本节所说的所有权人 (owner) , 是指对拟被没收的特定的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人, 包括享有租赁权权益的人、享有留置权权益的人、享有抵押权权益的人、享有其他登记了的担保权益的人, 或者是所有权权益的有效受让人。但以下主体不是本节所说的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人:一类是对被诉财产仅享有无担保权益或仅仅是声称对其享有权益的人;一类是委托人不明确以及对被扣押财产不享有表面上的合法权益的受托人;还有一类是对被扣押财产不享有支配或控制权, 仅在产权证书上出现其姓名的人。下面就从正反两方面对§983 (d) (6) 规定的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主体进行简要论述:

(一) 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主体

根据18 U.S.C.§983 (d) (6) 规定, 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主体包括租赁权人、留置权人、抵押权人、登记担保权人和有效受让人在内的所有对被诉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人, 他们都有资格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并提出相关的权利请求。但他们是否实际享有这些权益, 则须由相关的州的法律来确定。

租赁权人, 即对被诉财产享有租赁权益 (leasehold) 的人。租赁权益是指根据租赁合同, 承租人对租赁财产享有的权益。它是财产所有人通过租约转让给承租人的租赁财产上的部分权益 (主要是对租赁财产的使用权) , 该权益与财产所有人保留的权利完全分离、截然不同。

留置权人, 是指对被诉财产享有留置权权益 (lien) 的人。留置权是债权人在债务人特定财产上设定的一种担保权益, 一般至债务清偿时止, 债务人如逾期未清偿, 债权人可通过变卖留置物等法定程序优先受偿。

抵押权人, 指对被诉财产享有抵押权权益 (mortgage) 的人。抵押权, 是指债权人在债务人为担保债的履行而提供但不转移占有的财产 (尤指不动产) 上设定的优先受偿权。关于抵押权的性质, 早期的普通法认定, 抵押物所有权应先转让给债权人。债务人如依约履行债务, 抵押关系消灭, 抵押物所有权转让失效。债务人如不能依约履行, 抵押物即全归债权人所有。由于抵押物的价值一般大于债务, 衡平法认为此说对债务人有欠公平, 故认定抵押关系设定的并非产权转让而仅是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美国各州现大多采用优先受偿说, 少数州虽仍沿袭所有权转让说, 但其后通过的制定法均有所修正, 两者已十分接近。

登记担保权人, 是指对被诉财产享有登记担保权益 (recorded security interest) 的人。登记担保权益是指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的担保权益, 如不动产抵押权、动产抵押权, 著作财产权之质权。不以登记为担保物权效力发生要件的是非登记担保权益, 如动产质权、留置权。

受让人, 指在财产、权利转让中接受转让的一方, 其得到的权利不得优于转让人。该词通常只指事实上的受让人, 不包括仅仅因法律的适用而享有权利的人, 如继承人、执行拍卖中的买方、遗嘱信托的受托人等。但在民事没收案件中, 如果有资格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主体在没收诉讼开始之前, 或在诉讼进行中死亡的, 其继承人 (heir, 通常指法定继承人) 作为死者财产的受让人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并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及提出有关的权利请求。而死者遗产的执行人 (the decedent’s estate) 则只能在死者对被诉财产享有的权益范围内替死者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并提出相关的权利请求。

(二) 不享有所有权权益的主体

1. 对被诉财产仅享有无担保权益的人。

对被诉财产仅享有无担保权益的人, 指权利请求人仅仅是声称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权益, 但在该财产上却没有设定任何担保来保证权益的实现。如债权人将自己的钱借给债务人使用, 但在该借款合同上或就该借贷关系没有设定任何担保。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借款, 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债务人偿还借款的民事诉讼, 但却不能以此为由就另一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该债务人的某特定财产的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并就该特定财产申请权益, 因为债权人并不曾占有该特定财产, 也没有在该特定财产上设定任何担保权益, 其就该特定财产享有的权益是不明确的, 因此, 无担保权益的债权人是不具备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 向涉及债务人特定财产的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又如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也不具备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就犯罪人财产的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 但可以在民事没收案件结案后从政府没收来的犯罪人的财产里获得救济。

2. 法定要件不齐备的受托人 (bailee) 。

受托人 (bailee) , 是指根据寄托合同 (bailment) 接受并保管寄托财产的人, 但其并不获得该保管财产的财产所有权。美国《统一商法典》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第7～102条规定, “受托人”是指根据仓单、提单或其他所有权凭证, 承认占有货物并依约交付的人。受托人在民事没收诉讼中并不是一律不能以所有人身份向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 在满足了一定条件时, 受托人便有资格以所有人身份向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这一定的条件, 18 U.S.C.§983 (d) (6) (B) (ii) 和补充规则 (5) (a) (iii) 都作出了相同规定, 即受托人必须明确告知委托人的确切身份, 而且受托人应该对被诉财产享有表面上的合法权益 (即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对被诉财产享有权益, 但是否实际享有在所不问) 。如果受托人不能满足上述条件, 便不能以所有人身份向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同时, 受托人也不能以对被诉财产享有占有权权益为由向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因为, 正如前文所说, 仅仅是占有被诉财产, 不 (下转236页) (上接231页) 足以表明受托人对占有财产享有权益, 除非受托人能够说明占有的理由。

3. 对被扣押财产不享有支配或控制权, 仅在产权证书上出现其姓名的名义上的产权人 (nominee) 。

“nominee”, 被指定人, 即被指定为他人行事的人, 其身份可以为他人的代表、代理人 (agent) 、受托人 (trustee) 或被授权人 (grantee) 。但根据相关的判例来看, 民事没收诉讼中18 U.S.C.§983 (d) (6) (B) (iii) 所指的“nominee”, 既不是所有权人的代理人、受托人, 也不是被授权人, 而是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财产逃避惩罚借用其姓名的名义上的产权人。这样的人仅仅在名义上对被诉财产享有产权, 但实际上却对该财产无任何支配或控制权, 不是该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因此不具备就该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如一位父亲用一美元从其儿子处获得了一处不动产, 但这不过是其儿子为了避免自己的不动产被没收而采取的逃避手段, 该不动产实际仍然由其儿子支配和控制, 因此, 这位父亲虽然是该不动产产权证书上记录的产权人, 但因不实际支配或控制该不动产, 因此便没有资格以所有人身份对涉及该不动产的没收诉讼提出异议。同样, 采取其他欺诈转让方式获得产权的权利请求人也不能仅仅以产权证书上有其姓名为由享有对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资格。因此, 对财产享有产权的权利人, 如果要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 仅仅以产权证书上有自己的姓名为由主张自己具备诉讼资格还远远不够, 权利人还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至少行使了所有权权能中的一项或几项权利, 才符合18 U.S.C.§983 (d) (6) 所定义的“所有者”诉讼资格的要求。

三、丧失了对被诉财产提出没收异议资格的权利请求人

丧失对被诉财产提出没收异议资格的权利请求人主要是指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如果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的辩诉协议, 并在辩诉协议中同意放弃对其犯罪财产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权利, 刑事被告人则丧失了对其财产提出没收异议的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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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nited States v.$191, 910.00 in U.S.Currency案, 16 F.3d 1051, 1058 (9th Cir.1994) .

[4]Rule G (5) (a) (iii) .

[5]18 U.S.C.§983 (d) (6) .

[6]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K].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969.

[7]United States v.Real Property…221 Dana Ave.案, 81 F.Supp.2d 182, 186 (D.Mass.2000) .

[8]United States v.$61, 483.00 in U.S.Currency案, 2003 WL 1566553, at*2 (W.D.Tex.Feb.18, 2003) .

[9]United States v.One-sixth Share案, 326 F.3d 36, 45 (1st Cir.2003) .

[10]United States v.Premises and Real Property…500 Delaware Street案, 113 F.3d 310, 312 (2d Cir.1997) .

[11]United States v.Real Property Located at 5208 Los Franciscos Way案, 385 F.3d 1187, 1192 (9th Cir.2004) .

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之构建 篇5

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使这些诉讼权利背离其本来的目的，超越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拖延了诉讼的正常进程，也给对方当事人增添了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成为一种公害。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总的来看尚缺乏完善的法律对策制裁滥用诉讼权利者和保护被侵权者的诉讼权益，这在客观上纵容了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的大量发生。因此，我国应尽快构建滥用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制。

一、构建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１、维护正常民事诉讼秩序的需要。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必然对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到法院正常民事诉讼秩序的进行，增加司法成本。所以，只有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才能保障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维～院诉讼秩序的正常进行。２、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必然侵害相对人合法或正当的民事权益，给相对人诉讼标的外的实体利益造成损害。不管相对人最后是否胜诉，其物质上的损失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不建立起滥用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制，相对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３、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缺乏对滥用诉讼权利进行制裁的措施，当事人若无法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被侵害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对法律制度产生怀疑，出现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机，可能转而寻求法律以外的方法找回公平，进行报复，这就必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的具体构造１、建立滥用诉讼权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由于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构成要件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特征，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所以滥用诉讼权利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是实体意义上的民事侵权责任。设立起滥用诉讼权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一方面可以遏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相对人获得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２、设立罚金制度。对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直接予以经济制裁是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促使当事人合法、合理地行使诉讼权利。３、建立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制度。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分担制度，实行的是“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滥用诉讼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胜诉的，由作为受害方的败诉方来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明显缺乏公平。因此，从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角度来看，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制度，减免因滥用诉讼权利行为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４、确立认定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无效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一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以外的其他诉讼权利而设计的规制方法。比如针对当事人滥用反诉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申请回避权等行为，法官可以直接认定这些诉讼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以此规制在法庭上发生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防止诉讼过程的迟延，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

浅析被害人诉讼地位与权利保障 篇6

“被害人”一词源于拉丁文“victma”，原意有两种：其一是指宗教仪式上向神供奉的祭品；其二是指因他人行为而受伤或受阻碍的个人组织、道德或法律秩序。在诉讼理论上，有学者将被害人划分为狭义的被害人和广义的被害人。[2]狭义的被害人即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广义的被害人则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本文所指被害人是狭义意义上的被害人。

一、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历史考察

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法系国家里差异是很大的。

在社会的最初的形态的原始社会，存在血族的复仇制度，由被害人或其亲属作为惩罚的实施者。在奴隶制社会，实行的是原始控告式诉讼制度，被害人以原告的地位启动和主导刑事诉讼程序。到了中世纪，国家运用司法权强化了对犯罪的镇压，被害人的诉讼主张受到忽视。近代以来，各国普遍采用控、辩、审刑诉构造模式，一方面在对控诉权的配置上进一步加强专门机关的控诉能力，扩大其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则是扩大和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开始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加强对被害人获得赔偿的保障，扩大被害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程度。但是，各国都仍然严格限制被害人控诉权的行使。通过对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是从总体趋势上看，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是逐步降低的。从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启动权和主导权到失去，直至主要扮演诉讼过程中的证人角色，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力呈逐步缩小的趋势。二是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逐步衰弱的主要原因是被害人控诉权的削弱，国家追诉权的加强甚至形成垄断。三是被害人有关权利被漠视的重要原因则是犯罪被认为最主要是对国家、社会的侵害，被害人遭受的痛苦是第二位的。“在以罪犯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人利益……，被害人被排除出局而成为旁观者。”[3]四是对被害人的保护经历了从私力救助到公力救助再到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的阶段。

二、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比较考察

关于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和控诉权的规定状况。大陆法系各国及受大陆法系影响比较大的国家，被害人一般有参与案件起诉的法定权利，但通常限定在轻微的犯罪案件，或者在公诉机关不加干涉的情况下，被害人拥有辅助起诉权。个别国家还赋予私人起诉对公诉以一定制约。但公诉机关实际上还是控制了对刑事案件控诉权。在英美法系各国，被害人一般是以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禁止私自提起诉讼。[4]

关于被害人刑事诉讼参与权的规定状况。扩大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是近年来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扩大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如规定被害人有阅卷权、委托律师权等；确认或者加强保障被害人获知诉讼信息的权利。

关于保障被害人刑事诉讼中人身权、隐私权和获得赔偿权等的规定状况。现在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确保被害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5]

通过对各国关于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和权利现状的梳理和总体性把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一）目前世界上对被害人诉讼地位和权利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各国的法律制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强对被害人诉讼地位和权利的保护，改变其在诉讼中被动的客体地位，增强被害人对诉讼程序的参与度和对诉讼结果的影响度，保障其人身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损害。（二）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并不关注被害人地位的定位，把被害人列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的国家屈指可数。

三、关于我国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与权利保障评价

我国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对此，学者们看法不一：

一是基本肯定的观点。认为这一规定是较为合理的，既考虑到了被害人个人权益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在基本一致中存在的差异，照顾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符合刑事诉讼公正的要求，又遵循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未赋予被害人完全独立的当事人地位。二是基本否定的观点。认为“将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则弊大于利”，因此“应废除现行的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制度，在法律上确定被害人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给予较之一般诉讼参与人特殊的诉讼礼遇和诉讼关照。”[7]三是既肯定又否定的观点。认为我国刑诉立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具有积极意义，但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應当平等、诉讼权利义务应当对称的角度，指出立法者在保护个体利益尤其是被害人的利益时，仍显得顾虑重重且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力度不如对被告人的保护，限制剥夺了被害人许多重要的诉讼权利，从而使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名实不符。[8]为此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强化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

笔者认为，赋予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在法律层面上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符合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对国内环境而言，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有效地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需要进行详察。对此，我们至少还需考虑以下一些因素：我国现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容易受忽视，诉讼地位不高的原因是什么，赋予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能否解决其权益保障问题，是否有其它更好的措施？虽然名义上我国的规定相比较日本、美国等大多数国家只是强化被害人拥有与一般证人不同的参与权、谨慎地避免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做法，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实质上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却缺乏了作为当事人的一项核心权利，即对诉讼程序及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权利。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的最后陈述权、独立的上诉权以及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等，审判机关也没有义务必须征求被害人意见。实质性权利的缺位，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是否出庭持应付态度，甚至有可能为了尽快结案、减少出庭工作量，或者为了减少涉法涉诉上访，不通知刑事诉讼被害人出庭。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历来为学者所诟病[9]，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的这种“国家本位”、注重公共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的立法取向，亟待修正并与国际社会接轨，否则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彻底的保护。

四、结语

纵观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历史发展趋势，理性分析其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和境遇，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是大势所趋，被害人应成为诉讼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主体；但是加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不意味着必须给予其当事人地位。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衰弱有其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不能归责于被告人及其权利保护的加强。不给予犯罪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也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就只能处于证人的地位；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通过强化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赋予其更多的权益保障等措施，已经使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大为提高。我们对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的合理定位应是：没必要生硬地将犯罪被害人划归为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证人；更重要的工作是要强调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相对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加强对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注释：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2]吴献萍：《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12期。

[3]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4]杨立新：《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比较研究》，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同[4]。

[6]龙宗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制度评析》，载《法学》2001年第4期。

[7]高新华、徐新：《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地位评析》，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诉讼权利 篇7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遭受不法嫌疑人行为侵害的人。刑事诉讼被害人不光存在于刑事公诉案件当中, 也存在于刑事自诉案件当中, 被害人不仅局限于自然人, 同样也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在我国, 刑事诉讼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被归纳到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中。刑事诉讼中由于不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产生, 故其属性具有特殊性、排他性。

二、被害人权利的具体内容

(一) 人身权利和独立的人格权。

这两项权利是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 和其他权利得以保障的前提。被害人要成为刑事诉讼的主体和当事人, 首先其人身权利要有保障的内容在法律的明文规定当中。同时应具备独立人格权,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其人格尊严应该得到其他诉讼主体的尊重。

(二) 控告权和起诉权及获得法律帮助权。

是被害人实现求刑权和求偿权的国家救济的前提。控告权指的是对于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有权向国家专门机关报案, 寻求救济。起诉权指被害人要求国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包括请求提起公诉及依法提起自诉的权利。

(三) 申告权及陈述权。

对于侵犯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利提出控告。对于国家专门机关对案件的阶段性处理或者终局性处理不服, 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出上诉、申诉或者复议。被害人对受侵害事实以及对案件的处理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提出具体的主张和要求的权利。

(四) 申请回避权及获得赔偿或者补偿权。被害人有权申请符合特定情形, 有可能影响到案件公正处理的法定人员回避。

三、刑事诉讼被害人具体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缺陷

(一) 控告权行使方面:

(1) 由于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规定得较为原则, 而没有进行具体、切实可行的规定, 致使被害人往往迫于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威胁、恐吓而不敢向公安、检察机关或法院进行控告。

(2) 由于被害人担心一旦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国家司法机关并判处刑罚, 其因犯罪所受的损失将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不配合而难以追回, 被害人往往选择与犯罪嫌疑人私了而不是向司法机关控告犯罪。

(3) 公诉转自诉案件以做出了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为前提, 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不予立案的原因有通知控告人的义务, 但对于以上机关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对控告材料做出处理决定却并未做出规定, 致使实践中这些机关很少做出不立案的决定, 控告人能接到不立案理由的通知就更少了。

(二) 委托代理人方面:

(1) 诉讼观念上, 存在公诉机关就是被害人最有利代理人的固有思想, 因此, 或多或少存在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必要性的怀疑甚至否定。在实践过程中, 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公诉机关和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追究犯罪时的角度是不同的, 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公诉机关在行使此项职能时更多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的, 而作为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则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 故作为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来讲是不能完全达到、维护以及实现被害人的打击犯罪的标准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为受害方委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则不一样, 其由从被害人委托, 代表的完全是被害人的角度和主张, 保证及提前行使权利是完全有其必要性的。故可将委托代理人的时限提前至公安或检察院立案阶段。

(2) 存在保护的空白, 如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代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不利于诉讼代理人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被害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落到实处, 就需要赋予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以独立的调查取证权。

四、完善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的建议

(一) 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对犯罪具有独立的追诉权。这一点不光表现为刑事诉讼中被害方不仅仅具有其诉讼请求权, 其在诉讼中的权利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来进行处分。在诉讼实践中, 被害方对于不法侵害者的犯罪行为其追诉权的有效保障, 最能体现出被害方不同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 又能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被害人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 应保障其提出不同于公诉方的诉讼请求及主张。

(二) 参照刑诉法关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 可以允许被害人的代理人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有关材料, 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

(三) 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参加庭审并能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在参加庭审中行使的诉讼权利, 。

摘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内容中, 对于被害人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部分有着详细的规定, 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有一些侵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对加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我国刑事诉讼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如何加强, 如何更加合理的去衡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已经摆在法律人的面前。在本文中, 笔者尝试着作粗浅分析, 希望其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1]湖北省三峡大学、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检察院向雷、杜恩铜, 检察日报, 2008.

[2]朱玉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探析[J].铜陵学院学报.2007, (01) .

[3]刑事被害人出庭发言权之保障与立法完善—以基层公诉实务为视角.胡亚金.人民检察, 2008.

[4]卞建林.刑事被害人权利问题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建立公民宪法权利诉讼制度的构想 篇8

兼顾到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容量, 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诉讼模式应该是与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现行的司法制度配套及适用。因此, 要想构建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必须应该符合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 整治保留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其一, 各种政治争议依旧主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而没有必要全部纳入宪法诉讼的渠道;其二,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应该尽量避免与现行政治体制和宪法框架相冲突, 如果确实无法避免发生冲突, 一定要先对宪法进行修改, 从而来保证宪法诉讼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和自洽。

(二) 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分离原则

所谓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分离原则, 是指在制度设计中将宪法诉讼制度和违宪审查分开, 分别由两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组织实施, 是先由法院对宪法案件进行审判但并不对法律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法律及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宪由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审查。确立这一原则的根据是:其一, 现行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由法院进行违宪的审查;其二, 我国宪法对法规等的合宪性审查作了实质性规定, 不宜再赋予法院以违宪审查权。

(三) 相对独立原则

所谓相对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并不需要马上建立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并列的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形态, 也不一定需要要有完全独立或者完全不依赖于其他诉讼形式的程序;另一方面, 在宪法诉讼案件中存在和其他诉讼形式不一样的特点。当法院遇到违宪疑义时必须通过特定的程序报请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审查。

二、复合型宪法权利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

从相对合理主义的思路出发, 在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设计出如下的宪法权利诉讼模式:①

(一) 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权力范围、组织构成和程序、活动的基本原则、判决的约束力、活动的保障等, 均由专门相关组织立法来约束。该委员会行使的职权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责, 并受理一般公民及社会团体对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提起的侵害宪法权利的申诉。从本质上来说, 该委员会行使的是违宪审查权, 而不是宪法审判权。

(二) 普通法院设立宪法审判庭并专门行使行政违宪侵权案件以及司法违宪侵权案件的权利

②对这两类案件的审理, 宪法审判庭对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合宪性并不做出判断, 只对具体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是否侵权性做出判断。行政违宪侵权案件和司法违宪侵权案件具有特殊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案件受理及审理程序及其所适用基本上与其他普通法律案件所适用的原则一致, 另外, 撤销具体的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 或者是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的机关承担具体的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 宪法权利诉讼制度的程序设计

宪法权利诉讼审判程序主要是指立法违宪侵权案件、行政违宪侵权案件和司法违宪侵权案件这三大类案件的审判程序。在我国设计的宪法权利制度时, 将宪法监督权与宪法权利的审判权分开, 分别赋予给宪法监督委员会和普通法院行使, 所以在诉讼理论上设计这三类案件的审判程序需要针对各种案件的不同特点, 要分别在案件的申请、案件的受理、案件审前准备、案件的正式受理、案件的裁决等方面加以周全的考虑。

立法违宪侵权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就是指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查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合宪性时所遵循的程序。分为案件的受理范围、案件的申请和受理、案件的初审、案件的正式审理、案件的裁判等方面的程序。程序的设立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对各个方面都要有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行政违宪侵权诉讼案件和司法违宪侵权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是人民法院宪法审判庭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求, 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具体司法行为是否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侵害, 确定行政机关侵权责任与司法机关侵权责任所遵循的程序。由于该程序存在于现行的行政诉讼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之中, 它可分为案件的受理范围、案件的申请与受理、案件的初审、案件的正式审理、案件的裁判等相应程序。

综上所述, 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相应不同的内容, 宪法对原则性的规定有及强的适应性, 具体化的普通法律的适应性是无法和其比及的。重要的是, 宪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 主要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普通法律无法涵盖宪法调整的所有社会关系, 同样道理, 普通诉讼也无法涵盖所有的权利争议, 因此, 宪法诉讼和公民宪法诉权的存在就有一定的必要性。所以, 建立宪法诉讼程序是公民通过行使宪法诉权启动宪法诉讼的有力依据。

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法治的核心上。因此, 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制度必将形成。宪法诉讼制度是最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 建立符合法定程序的宪法诉讼制度, 赋予公民以司法救济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从而调动广大公民参与宪法实施的保障, 是中国当代法制建设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注释

1[1]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出版社, 2001.

2[2]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3]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4]韩大元, 刘志刚.试论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J].法学评论, 1998, (3) :26-30.

5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J].云南法学, 2000 (6) .

浅析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篇9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 有其特殊的含义, 也就是说, 只有当该被害人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去, 依法行使法定的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 才能够成为刑事公诉案件中的受害人。在司法实践中, 有些案件中的被害人已经死亡, 虽然法律上仍然称其为被害人, 但因其已经无法参加刑事诉讼, 也就不可能成为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个别的刑事被害人, 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参加刑事诉讼, 如自愿放弃等, 也就不能成为成为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

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一定的诉讼权利

1.申请回避权。

2.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4.重新鉴定的权利。

5.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权力。

6.对犯罪行为的控告权。

7.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8.申请抗诉的权利。

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 检察阶段

1. 在审查批捕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拥有的诉讼权利基本没有规定, 特别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不被批捕, 被害人可能都一无所知。这显然使被害人与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失去平衡, 不利于被害人维权。对于侦监部门审查批捕案件时, 不能只注意犯罪嫌疑人而忽略被害人, 对于不批捕案件, 要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慎重考虑被害人的要求和利益。现行的法律虽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向被害人告知案件的进展和处理结果, 但从维护被害人权利的角度出发, 应告知批捕的结果, 特别是针对不批捕的案件。

2. 在审查起诉阶段

(1) 告知义务。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 应当告知被言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 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检察机关一般只告知可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 如抢劫案中, 轻伤或者轻微伤的被害人一般都没有告知。为了保障被害人及诉讼代理人案件知情权。公诉部门应制定告权规则和权利告知书, 对所有有被害人的案件均须告知被害人或其家属相关的诉讼权利, 在告知权利时不局限于有可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另一方面, 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而自身参与诉讼能力又较差的被害人, 或者是盲、聋、哑、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这部分被害人常常被有些学者称为弱势的被害人, 他们是需要社会提供法律帮助的群体。与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相比, 我们国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多地注意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在个人聘请律师辩护经济上有困难的情况下, 还为其免费指定辩护律师, 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但是被害人权利却一直被忽视, 有时诉讼结束后不仅自己在受害中所受的损失要不回来, 还支出了许多额外费用, 使被害人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劣, 这方面刑事诉讼法应该对被害人有所体现。

(2) 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时, 被害人的申诉权得不到保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 决定不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 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天内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院将复议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 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首先, 被害人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后可以申请复议, 但是关于复议的期限、次数及法律后果等均无明确规定。其次如果上级检察不受理复议申请, 或受理后迟迟不予复议或复议后仍不立案, 被害人虽然可以启动自诉程序, 但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一条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 即被害人举证责任。证明侵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刑事追究, 根本不应成为被害人的举证责任, 更何况法律没有规定被害人应举主要证据还是全部证据。可见, 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害人有诉权, 却为此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条件。第二, 有些公诉部门在作出不起诉的时候, 只想到将不起诉书送达犯罪嫌疑人, 而对于被害人有些检察机关往往以无法通知为由不告知被害人, 或者有些案件检察机关根本就没有通知。第三, 公诉机关往往从被告人人的角度出发考虑从轻、从宽、悔罪、主观恶性小的情节, 没有考虑被害人的利益保障问题, 留下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隐患。因此, 公诉部门在办理不诉案件的时候, 也要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在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已赔偿损失的基础上作不起诉决定, 另一方面, 要按照法律有关规定, 及时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及时送达不起诉决定书, 使被害人充分行使其申诉权。

(3) 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权利没有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检察机关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 只有被害人主动联系公诉部门时, 承办人才听取意见, 甚至有时候承办人还觉得麻烦, 拒绝见被害人。被害人在了解案情、进度等方面缺乏知情权。

(二) 审判阶段

1. 对被害人如何进入到审判程序中, 没有明确、具体的规

定, 加之部分审判人员对被害人直接加入庭审, 将大幅增加工作量的抵触情绪, 且包括公诉人在内的部分人也认为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加入法庭审理, 改变了“两造”对抗的诉讼格局, 使法官、检察官难以把握庭审, 容易导致秩序的紊乱等等的原因, 使被害人除因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法院受理外, 加入到法庭审理的机率降低, 被害人往往只被允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很难看到有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 参与法庭审判的全过程, 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发表意见的例子。在某些地方, 甚至还发生过拒绝被害人出庭要求的情况。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 一方面, 由于被害人不能实际参与到审判被活动中, 对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自身权利是否真正得到保护不得而知, 而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又与他们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就常出现被害人对判决的公正性心存疑问, 转而又求助于检察机关, 要求提起抗诉, 既造成诉累又浪费了国家诉讼资源;另一方面, 由于被害人事前得不到审判开庭、宣判的信息, 不知道一审判决的时间、结果, 从而错过了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时限, 损害了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利的行使。

2. 在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第一, 一般来说, 公诉机关被认为是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不仅站在国家的立场, 而且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 对犯罪提起公诉并支持公诉。被害人对刑事案件的诉权受到了严格限制, 被害人的诉讼主张受到忽视。罪犯会否受到追诉和惩罚主要是取决于公诉机关的公诉行为, 而与被害人无关。在法庭上, 形成审、控、辩三方的局面, 往往没有被害人的席地。有时候, 被害人还没有参加庭审, 多数法庭没有设置被害人代理人的位置。第二, 《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因此, 被告人在合议庭形成判决前, 仍有最后影响判决的机会和权利。同为当事人, 被害人却没有同等的机会, 只有在判决作出后才有请求抗诉的权利。第三,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 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 却没有规定应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 这直接影响到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 被告人和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的对等性。第四, 在执行阶段, 法律给予了罪犯可以获得监外执行、假释、减刑的机会, 而被害人对此却无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有可能使被害人在心理上再次受到伤害。

3. 法律仅赋予被害人请求抗诉权, 却剥夺了其上诉权, 而请求抗诉并不必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启动。

与起诉权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上诉权。上诉权从本质上讲是起诉权的延伸, 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既然公诉人与被害人均有起诉权, 那么公诉人享有抗诉权, 被害人则应享有上诉权。与“公诉权”和“私诉权”一样, 公诉人的抗诉权应先于被害人的上诉权, 但也应该使两者相互制约。当公诉人已提出抗诉, 则抗诉权制约上诉权, 被害人无须再提起上诉;而当公诉人不提起抗诉, 而被害人认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没有给其权益以足够的维护, 则应当允许被害人行使其诉讼权利, 提起上诉。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第一审的判决的, 自收到判决后五日以内, 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法律只强调抗诉权对上诉权的制约, 忽视了上诉权对抗诉权的制约;只注意了对国家利益的保护, 而没有充分兼顾对个人利益的维护。

三、被害人的物质救助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 特别是侵害被害人身权利致人伤残的犯罪, 即使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由于数额较大, 被告人也往往在权衡对量刑的影响后而选择不赔。我国“先刑后民”的制度设计, 限制了刑事被害人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由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在时间上滞后于刑事诉讼, 因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案件, 尤其是存疑案件中, 被害人的民事求偿权实质上被限制、剥夺, 财产保全措施更加无法在附带民事判决时加以落实。上述种种, 使命案被害人因制度原因而造成“重复被害”, 埋下社会治安隐患。我国对被害人救助这方面约来约重视, 特别是在中央八部委于2009年3月9日出台《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后, 江苏、云南、宁夏等省、自治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救助办法, 但这些规定的比较笼统, 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对被害人物质救助上, 要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的作用。

首先是司法救助, 这是被害人借助国家诉讼制度所进行的维权活动, 具有强制性、不可推卸性和不可替代性, 用司法手段强制执行被告人的财产, 使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得以保障。其次, 国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国家应以国家救助专项资金的方式予以救助。最高人民检察院据有关材料保守估计, 被害人补偿基金年均支出约200亿元, 主要来源为国家预算, 同时还可从刑事罚金、罚没财产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吸纳资金。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被害人都能获得救助, 只有被害人或其家属急需救助, 而被告人又无力赔偿的才可以。被害人有较大过错的, 与加害人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已从保险公司或其他部门获得补偿的, 不予救助。再次, 救助方式最好能兼顾救助的多样性、针对性和长效性, 司法机关需要与民政、教育、司法行政、社会保障等政府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协调, 建立起一些救助的衔接机制, 为一些特殊情形的特困刑事被害人解决诸如廉租房、学费减免、就业推荐、法律援助、低保、医保等问题提供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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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仲麟.刑事诉讼法新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浅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诉讼制度 篇10

(一) 宪法权利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宪法诉讼, 一般认为, 是指公民认为其基本权利一旦受到国家机构及其公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 由公民向法院提起以求得最终救济为目的的诉讼, 而法院依据宪法受理案件并做出判决或裁定的制度。①宪法权利诉讼在理论上体现了宪法权利与诉讼机制在审理解决违宪侵权纠纷, 实现宪法权利司法救济这一问题上的内在联系。作为宪法诉讼的一种形式, 宪法权利诉讼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点:

1.行使诉讼管辖权的机关是享有违宪审查权或宪法审判权的专门国家机关。要对权利机关的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全面的审查, 政治性及法律性应该体现在是否侵害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内, 它的建立以在审查裁判机关是否超越法律的权威和政治的权威能力以及是否超越冲突双方利益的中立立场之上。2.只能是权利能力的公民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外国人及某些特定主体拥有诉讼请求权的。在宪法权利诉讼中, 只有受到侵害的社会成员才被宪法赋予诉权宪法权利的保护, 而不赋予作为侵权者的国家机关以诉权。3.诉讼案件的被诉主体包括一切实施违宪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正当、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4.具有违宪侵权性质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职务行为是诉讼标的。5.违宪侵权的行为给公民宪法权利造成了实际的损害是诉讼的理由。6.追究抽象的违宪责任是诉讼的结果。就是说, 宪法权利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形态, 具体到判决方面表现为:它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及义务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只是用撤销、拒绝适用、取缔、弹劾等方式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

(二) 建立宪法权利诉讼制度的原因

随着立法的保护范围不断的增多和完善, 权利体系的日渐丰富, 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和核心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权利问题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 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也不断以表面化形式发展, 公权力滥用所造成的侵权现象和由私权利滥用造成的民事侵权现象也不断随之增多。可是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加之部门立法尚不完备, 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得不完整, 在加上现有的宪法权利救济制度不够完善, 违宪侵权现象一时很难得到有效的纠正。

二、公民宪法权利诉讼制度面临的诸多障碍

首先, 由于宪法立法的规范程度本身并不高, 所以宪法司法的适用性遭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本身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及对权利保障的需求。例如, 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规定来说, 目前仅限于保护公民某些方面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而对于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尚存在空白。在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中, 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然而上述“禁止”的几种行为并没有完全涵盖人格尊严可能受到侵害的全部行为, 这样就难以避免在权利保障上出现相当遗漏现象。

其次, 当前诉讼制度所存在的局限同样不利于宪法诉讼的有效顺畅运行。如果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目前仅能够通过提请宪法诉讼来纠正, 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害, 一定程度与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具有联系。在实际生产生活中,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的侵害, 有很多本身就体现于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然而, 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 审判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尚不具有的审查权, 这就对宪法诉讼制度的根基形成了影响。我国要建立完备的宪法诉讼制度, 确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行政机关的相关的行为若违反宪法的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 法院应有权裁定因其违法性而确认该行为无效。

再次, 宪法制裁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局限。从我国当前宪法的规定看, 撤销和罢免是宪法的两种制裁方式。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 也即宣布其无效。而罢免则是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裁, 它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单位行使。宪法诉讼中, 制裁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确认行为的违宪, 因此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此种情况下, 只要确认某种行为违反宪法规定, 则此种行为可认定为无效。据此, 公民被侵犯的权利便可顺理成章得到恢复。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益的决定、命令。二是要确认基本权利受侵犯的状态, 从而进一步判定行为人要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宪法争议的发生并不涉及行为是否有效, 也可以说:确认行为的有效性并不是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的有效方法, 而需采取另外的措施来补就。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是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因此, 建立完善的宪法保障制度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工程。宪法诉讼制度经过实践证明, 是十分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宪法保障制度, 建立符合法定程序的宪法诉讼制度, 是中国当前法治建设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摘要：宪法权利又称为基本权利, 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着明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宪法观念的增强, 人们对宪法民主权利给予更大关注。但我国宪法的现状在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当代世界各国宪法发展的趋势发生了强烈的反差, 加之不同时期不同侵权行为的增多, 建立宪法权利诉讼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宪法权利,宪法诉讼,违宪审查

注释

1[1]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出版社, 2001.

2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3]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J].中外法学, 2003 (5) .

4[4]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 篇11

关键词：诉讼权利；被害人；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的保障。然而，目前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维护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一直是人权活动的方向标，而对于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则缺失关注。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立法、司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缺憾也日益彰显，如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就成为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

一、刑事被害人概述

被害人，亦称被害者、受害者，其词源为拉丁文中的，原义是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向神供奉的祭祀品。当时，这一术语仅指被杀后供于祈祷仪式上的人和物。后来，被害人一词的含义不断演化，逐渐引申为因各种原因而遭受伤害、损失或困苦的个人或组织等。对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概念，许多学界从不同角度的对其进行定義，但其基本内涵都是一致的，认为被害人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人。”这个“被害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本文所探讨的被害人不包括有些学者主张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被害人。同时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既应保护其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权利，还应保障其在诉讼程序中的程序公正。

二、我国当前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

1.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上诉权是当事人当然的诉讼权利，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标志，不可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仅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有申请抗诉权。相反，法律非但不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还赋予被告人“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原则予以保护。笔者认为，此种立法设计没有公正对待刑事被害人和被告人，也背离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初衷。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是当代人权保障的两个方面，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申请抗诉权并不必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启动，不利于维护个人利益。

2.未对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做出规定

我国法律没有确立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制度。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被判处徒刑、没有赔偿能力等，导致被害人得到很少的补偿甚至无法得到补偿。要是案件不能及时破获，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能到案，被害人的损失更是无从要求。在司法实务中，有些地方政府、被害人单位或者某些援助团体会对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刑事被害人给予适当补偿、救济，这些做法无疑对解决被害人实际困难和平衡其心理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做法只是出于有关单位、团体对被害人的同情与怜悯，并没有上升到义务的高度，而且也并不普及。总体而言被害人的补偿权未获得法律与制度的完全保障。

3.未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根据《刑法》第36条、《刑事诉讼法》第77条以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结束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立法上明确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排除在外。这导致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4.对被害人免受二次侵害缺乏相应规定

所谓第二次被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罪犯的侵害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对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幸遭遇，人类应保有基本的同情心和怜悯之情，否则会让人怀疑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是否精神文明也同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在诉讼结束后继续关心被害人，更应保障其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保护其免受二次侵害。”

5.对诉讼代理人及法律援助的规定缺乏可操作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但也仅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对诉讼代理人的权限、责任等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被害人要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聘请律师，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然而，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问题被立法者所忽略。“同样是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在权限范围上不对等、不平衡，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三、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机制

1.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对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是否满意，是公诉机关和被告人说了算的。这种否认刑事被害人享有上诉权的规定，既无法体现程序的公正性，也不符合诉讼救济的理念。笔者认为，被害人的上诉权是其天然权利，且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是国际通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那么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就处于不对等。其次，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有申请抗诉权，但是否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是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的。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员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因此被害人的主张就不一定能得到实现。故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利于弥补人民检察院抗诉工作的不足，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说：“凡当事人就应充分参诉，而充分参诉的最主要保障是程序参与者可通过上诉或申诉获得在就同一案件复审程序中富有意义地参与的机会。”

2.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设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自1963年起，加拿大、美国、英格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我国也应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在补偿对象上应为被害人本人或因被害人死亡或身心残疾的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补偿条件应为及时报案并于公安司法机关积极合作，且对其自身被害不负责任或责任很小，而又无法从犯罪分子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在补偿方式上可采取一次性或分期补偿，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对于补偿金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应坚持“补偿”原则，即补偿以赔偿差额（法院判决金额中除去已赔偿部分）；关于赔偿的程序和受理、决定机关，笔者以为可以完全授权于审理案件的法院，使判决和补偿一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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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犯罪人判处刑事处罚，是犯罪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刑法功能的体现，它可以安抚受害人精神，但不能替代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而且有时对犯罪分子的处罚甚至不能起到安抚受害人的作用。我国应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物资赔偿，获得客观公正的心理慰藉，以减少或避免被害人的报复或过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使被告人在受到刑罚处罚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物资损失，有利于其吸取教训、防止再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4.加强保护被害人的隐私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强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其主要意义是避免被害人二次受害。在有些犯罪事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侵害涉及个人隐私，名誉受到损害，在以后的生活中对自己和近亲属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中增加保护被害人形象和尊严的程序条款和侵犯该权利的罪名。在侦查阶段中，侦查人员有义务在对被害人进行询问、检查、搜查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防止被害人第二次被害。在审判阶段于公开的法庭上询问被害人时，法院有义务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必要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被害人因面对被告人作证或回忆被害经过而再度被害。

5.完善被害人诉讼代理及法律援助制度

为确保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从而使被害人能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地配合与制约。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当律师担任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时，除具有来自委托人的权利外，还应享有一些固定权利，包括：①查阅、摘抄、复制有关案卷材料权；②收集证据材料权；③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权以及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权；④向司法机关了解案情权；⑤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代理律师也应有权会见被控告人，以获取更多对己方有利的信息；⑥在审查起诉阶段，向公诉机关提出意见的权利；⑦出席法庭审理的权利；⑧庭审中的发问与辩论权；⑨庭审中发表意见和异议的权利；⑩依法拒绝代理的权利。同时，法律缺失对被害人法律援助的规定，无法体现诉讼權利的平等性，为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所有遭受人身伤害的被害人和部分财产损失的被害人都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法律援助应书面提出，如果书面提出确有困难的，可口头提出由承办人代写。

四、结束语

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衡量我国人权保护水平和司法公正顺利实现的重要指标。作为当事人，法律地位都应得到尊重，享有对等的权利，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要进一步完善，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国的司法公正、司法进程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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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计划：《加强被害人保护可从七方面着手》，载《正义网》2006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

黄建森，男，汉族，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研究方向：民法学、司法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篇12

一、刑事被害人概念的界定

“被害人” ( victim) 一词源于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向神奉献的祭品 ( sacrifice, 也可译为“牺牲”) ,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害人”的含义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就刑事被害人的概念而言, 由于被害人概念本身的跨学科性和划分标准不统一, 目前学界还没有做出一个公认的明确的界定。一些学者将刑事被害人界定为合法权益在犯罪行为中受到侵害的人。还有的学者认为, 刑事被害人的主体包括个人、单位、国家和整个社会, 损失包括精神等方面。笔者认为, 界定刑事被害人的概念, 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的被害人包括生理上的、社会上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受到侵害的被害人。狭义的被害人指的是其合法权利在犯罪行为中直接受到侵害, 因而参与刑事诉讼, 要求追究犯罪行为人责任的人。笔者在本文中探讨的是狭义的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哪些权利? 这在各个学者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依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 笔者认为,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

( 一) 知情权

被害人的知情权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将被害人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告知被害人; 二是被害人对诉讼程序进展和刑事司法机关重大决定的知情权。

( 二) 委托诉讼代理人

由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 提出主张和行使权利, 可以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个人权益。

( 三) 申请回避

被害人认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时, 有权申请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书记员及参与到诉讼中的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回避。

( 四) 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但是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地规定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利。

( 五) 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

被害人的意见权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协商的权利,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重大决定前应当征询被害人的意见, 听取被害人看法。法庭审理时, 被害人可以到庭参加诉讼并就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补充陈述。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有权就当庭宣读的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质证意见。

( 六) 申请抗诉权和申诉权

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 可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被害人对已生效的判决不服的, 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 七) 获得损害赔偿权

被害人因为犯罪而造成的物质损失, 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 八) 申请调取证据、补充或者重新鉴定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被害人认为有新的证据或者对作为证据的鉴定材料、勘验有异议的, 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勘验。

( 九) 阅卷权

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后聘请的诉讼代理人, 可以查阅案卷材料, 对于阅卷的范围, 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规定是相同的。

上述对被害人权利的规定, 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序的保护。但是现行的法律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和之前的相比,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的改进。但是, 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 即使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对被害人的保护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第176 条①规定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 但除此外, 检察机关作出的其他可能影响被害人权利的重大决定, 如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不予批准逮捕、提起公诉都未规定要告知被害人。

( 二) 未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被害人在未能从犯罪行为人处得到足额赔偿的情况下, 国家根据被害人的经济状况, 给予其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此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 三) 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 可以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既然该法第106 条赋予了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 就应当允许不服一审判决的被害人提出上诉, 而并非仅是向检察机关请求抗诉的权利。

( 四) 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 现行法律规定, 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损失仅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害, 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被害人更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也依附于刑事诉讼程序, 不具有独立性。

( 五) 被害人的意见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对于被害人的意见, 《刑事诉讼法》的第170 条②规定得十分笼统,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8 条③和第477 条④分别进一步对其进行明确。但是这些规定的是检察官“听取”被害人意见的义务, 然而“听取”是单方面的, 并没有包含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与检察官之间的积极沟通。

四、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设想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

( 一) 就在立法方面, 我国有必要制定《被害人保护法》, 完善立法保护。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系是围绕犯罪行为人构建的, 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没有给予充分地考虑, 易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再次遭受侵害, 也就是刑事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因此, 有必要通过立法, 明确专门机关负有的保护义务以及为刑事被害人提供有效保护的措施, 例如规定侦查机关在必要时负有对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供特殊人身安全保护的义务, 对保护失职造成被害人遭到报复的, 刑事被害人有权要求侦查机关赔偿等。

( 二) 让被害人拥有更广泛的司法信息知情权。具体说来, 检察官应该向被害人通知的重大决定包括: 1. 检察官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审前羁押措施, 由逮捕羁押转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2. 检察官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 3. 检察官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不起诉的。对于这些重要情况, 检察官都应该告知被害人。

( 三) 完善刑事赔偿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对于国家赔偿的对象, 应主要限于造成人身损害的暴力犯罪, 因为该类犯罪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 对被害人的伤害是直接的, 最具有国家救助的紧迫性。国家补偿应以被害人造成的损失为限带有救助性质, 且被害人通过其他途径 ( 如罪犯的赔偿或保险公司的理赔等) 获得的赔偿应当扣除。

( 四)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现行法律只规定了被害人对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不服的, 可以提起上诉, 对未提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被害人仅有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权利。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 不仅能让被害人通过参与诉讼各个阶段实现对犯罪的控诉, 还能实现对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的监督。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使之能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与被告人平等的地位, 有利于刑事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

( 五) 扩大被害人可获得赔偿的范围, 将间接损害、精神损害、惩罚性赔偿纳入犯罪行为人应赔偿的损失。在犯罪行为人对何种损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立法上应当奉行全面进行赔偿的原则, 明确间接损害、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都应是犯罪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 六) 应当制定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尽管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在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改进,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们应当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予以明确, 并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总之,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刑事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的保障工作是一个从不成熟向成熟, 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漫长过程。我们相信, 实事求是地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扎实地落实各个方面的工作, 我国一定会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发展的、完备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

摘要：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合法权利在犯罪行为中直接受到侵害, 因而参与刑事诉讼, 要求追究犯罪行为人责任的人。当前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知情权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补偿制度缺失、无上诉权、无法充分有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过窄等不足。可以从扩大被害人知情权、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利、扩大被害人请求赔偿范围、制定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着手, 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和救济。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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