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关联（精选7篇）
战略关联 篇1
子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 谁知其志?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这句话用于商业广告, 也是非常合适的。作为商业广告, 总要对广告主的产品、观点或服务进行传播, 广告的传播也必须有艺术性的表述。这样看来, 商业广告就关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志”, 一个是“文”。我们可以把广告的“志”称为广告的“战略关联”, 广告的“文”, 作为广告的艺术表达, 能够引起消费者心理上的共鸣, 我们就称之为广告的“受众共鸣”。战略关联性和受众共鸣性是衡量一个广告优劣的标准。
在广告的策划和创意中, 广告战略总起着方向性的作用, 它基本上规定着广告艺术的基调、广告的文字内容和画面构图方式。完成后的广告必须与广告战略相关联, 没有战略关联的广告, 即使是很不错的娱乐作品, 也不能算是杰出的广告。杰出的广告必须要完成某个战略任务。
显然, 所谓广告的战略关联, 就是广告与其战略的关联。那么, 什么是广告的战略呢?从根本上说, 广告的主要目的是推销商品。广告的各种类型, 如消费者广告、工商广告、企业形象广告、公益形象广告等, 其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推销商品 (包括观点和服务) 。因此, 作为企业整个营销活动的一个环节, 广告总是为实施营销战略服务的。而一个企业的营销战略, 又与企业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 广告战略的背后是营销战略和公司的发展战略, 广告的战略关联性就是广告与企业的广告战略、营销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关联。
可见, 广告的战略关联性所关涉的是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1.企业的发展规划。如柯达公司在北京奥运会中, 退出了赞助商的行列, 便是因为柯达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发生了转移。以前用胶卷拍摄照片的摄影记者, 现在绝大多数改用了数码产品, 于是, 柯达公司就开始由传统影像胶卷业务向数码业务转型, 将业务集中在消费数码领域和图文影像商业印刷领域, 专注于商业印刷、消费数码和专业摄影、电影产品。经过企业的业务转型和调整, 奥运商机对柯达来说已经不是最好的营销平台了。
2.公司的营销战略。公司的营销战略是对各战略要素, 如产品概念、定价、分销和促销 (4P) 的特定组合, 一个企业对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根据不同的市场形式, 都会对这些要素加以控制, 而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广告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它不仅会影响到广告的类型, 也会影响到广告的艺术表现形式。如果企业在价格式进行竞争, 就会使用减价广告、清仓甩卖广告或特价广告, 这些广告也大都会采用信息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现在, 整合营销传播 (4C) 开始取代传统的4 P营销:过去制造商的座右铭是由顾客负责——“消费者请注意”, 现在, 它已经被“请注意消费者”所取代。新的整合营销战略观念对广告提出了新的要求, 消费者而不是产品成为广告关注的中心, 广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广告的具体目标。所谓广告目标, 是在一阶段特定期间内, 针对特定的受众, 所须完成的一项明确的沟通任务。如某个虚构产品的广告目标也许是这样的:在未来一年中, 让熟知这个产品的影响者的百分比从50%增加到75%。企业在其广告计划中, 总是会用非常具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某个广告活动的目标。广告目标的界定中会涉及到各方面的信息:商品、市场、动机、媒体、测量等, 广告的创意、设计和制作必须注意到谁购买, 为何购买, 表达什么信息等方面的问题, 从而与广告的具体目标相关联。
广告的战略关联内在地限定了广告的受众。广告总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的, 广告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广告要对这一群体产生影响。因此, 杰出的广告就要能“拨动他们的心弦, 在他们的耳中回响, 在他们的脑海里回荡, 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是广告的受众共鸣性:“它不仅让你注意, 还能让你展开想象的翅膀, 在这个意义上, 它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使你驻足流连, 并琢磨它的信息。”正如我们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一样, 我们因广告的引发而展开的想象可能比广告本身告诉我们的东西还要多。
广告如何能够引起受众的共鸣呢?我们总是有很多欲望和需求, 这些欲望和需求只有得到了满足, 心理的紧张才会得以释放, 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广告以其所宣传的产品、观念或服务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 因而我们也就能够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和广告产生共鸣。
一般来说, 广告的背后是物, 无论它用何种形式表现, 它推销的是物品。我们的欲望和需求首先是一种心理能的积蓄, 不管它将来以何种形式得到满足, 它的基点是心理的东西, 意识的东西。广告的受众共鸣即是心理的需求与物质的满足之间的共鸣, 是心与物的联结。广告中的这种心物联结产生共鸣的现象, 我们从格式塔心理学中能够找到其心理学基础。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认为, 世界是心物的, 他把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 被知觉的现实成为物理场, 人类的心理活动将这二者结合成了心物场。例如, 同一把老式椅子, 年迈的母亲视作珍品, 它蕴含着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但在时髦的儿子眼里, 如同一堆破烂, 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入尴尬处境的危机。在心物场中, 包含着自我和环境两级, 环境又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人的行为产生于行为环境, 受行为环境调节。如一个男子在风雪交加的傍晚策马奔驰穿越冰雪覆盖的湖面, 他的行为发生在其行为环境中, 即冰天雪地的平原, 如果他知道了这是一个大湖, 他的行为环境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他的行为也将因行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广告能否引起受众的共鸣, 也在于在受众心理活动中形成的心物场。就像上述例子中的母亲和儿子一样, 同一条广告, 有的人喜欢会产生共鸣, 有的人不喜欢或视而不见, 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 广告要有受众共鸣性, 就必须将受众的自我和环境联结起来, 从而营造出受众共鸣的行为环境。
在广告学的营销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人们总是把某种广告活动和特定的消费者联系起来, 将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劝服形式联系起来, 也正好是行为环境理论有意或无意的运用, 如劝服的详尽可能性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详尽可能性模型有有意劝服和无意劝服两种路径。高关注度和有明显优势的产品一般用有意劝服路径, 在这种劝服路径中, 消费者因其需要会特别关注与产品有关的中心信息, 希望能够更多、更详细了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 一条结构巧妙、信息丰富的广告就会因其相关消费者的共鸣, 就会具有很强的劝服力。在有意劝服路径中, 有这种需要的消费者碰上这样的广告, 广告信息和消费者心理就会形成心物场, 消费者处身与这种行为环境中, 就会产生注意、理解、产生购买意向并付诸行动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
无意劝服路径则不同。在很多情况下, 消费者并不是特意去购物或关注广告, 但他们有自己的爱好兴趣, 有特别喜欢的人和物。利用消费者心理的这些特点, 广告在创意、设计中, 加上一些娱乐因素, 如消费者可能会感兴趣的图片、演员、事件或生活场景等, 这些产品外围的因素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具有一致性, 能使消费者形成不同于在有意劝服路径中的心物场。在这里, 出现的是消费者感受、欣赏他感兴趣的图片、演员、生活场景的行为环境。消费者对产品外围信息的关注能够促使他们形成对某一品牌或产品的有利态度。现在大多数广告采用的都是这种形式。
广告的战略关联和受众共鸣是广告活动的两个方面, 前者注重广告的功利目的, 后者强调广告的艺术表现, 二者相互依存, 不可截然分开。在广告战略中要考虑对受众的影响, 在针对受众的心理所进行的广告创意设计中, 要能够充分体现并达成广告战略的实现。只有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 既具有很强的战略关联性, 又能够深深打动消费者, 这样的广告才是优秀的。
参考文献
[1]《春秋左氏传·襄公》
[2]美国广告学家威廉·阿伦斯根据市场的不同, 把广告分为两大类。针对消费者市场的广告是消费者广告, 其主要形式为零售广告;针对工商业市场的广告为工商广告, 即企业用来影响那些购买或指定商品与服务用于再生产的人的广告, 也叫企业对企业广告, 工商广告有同业广告、专业广告和农业广告三种。参见Ahrens, William F. Contemporary Advertising -10th ed, McGraw-Hill/Irwin, 2006, p1518
[3] (美) 唐·E·舒尔兹 等著《整合行销传播》, (台) 吴怡国 等译,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2年, 第4页
[4]Ahrens, William F. Contemporary Advertising -10th ed, McGraw-Hill/Irwin, 2006, p374
[5]关于心物场和行为环境理论, 参见 (德) 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黎炜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 第5～8页
战略关联 篇2
摘要：立足于中国制度环境特殊性，文章理论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及其绩效影响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深度探究了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程度对前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影响有限，而且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而言，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具有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不断显现，企业政治关联对于多元化战略转型及转型绩效将呈现动态波动，整体来说其负面效应将更趋显现。
关键词：多元化战略；战略转型；政治关联
一、 引言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凸显，促使中国企业必须通过战略转型以匹配国内外新的竞争环境要求。然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刚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角色，整体上我国仍处于转型经济发展阶段，在制度、法律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制度性缺陷和问题。研究表明，多元化战略是转型经济时期中国企业应对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司法执行等制度性缺陷的重要战略选项，而且诸多研究表明提高企业多元化程度确实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Peng & Health，1996）。进一步地，研究表明转型经济时期企业政治关联作为多元化扩张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也是企业主动应对制度缺陷的战略回应（Barton，1995）。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不断显现，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与政治关联行为也在进行匹配性优化。然而，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如何影响多元化战略转型尚未有明确共识。此外，国内外诸多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的影响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等内外治理环境的影响（谢德仁、陈运森，2009；谭劲松等，2012；）。有鉴于此，本研究一方面探究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如何影响多元化战略转型及其绩效？另一方面将深入探讨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之间的关系时如何受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影响的。
二、 研究假设
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选择之间存在着正向互动关系。这是因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越强，越有助于创造商业信息优势，帮助企业突破各种壁垒从而进入新行业（巫景飞等，2008；于蔚，2013）。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研究认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越强的企业，越能帮助企业获得有用的商业信息，从而有助于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展开。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认为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社会合法性，能为企业顺利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
进一步地，既有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作为影响多元化战略转型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将会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等内外治理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市场化程度将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和职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微观行为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干预，进而使得企业战略选择特别是国有企业战略行为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意志而非企业理性的市场化选择，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弱化政府控制企业的动机和能力（苏坤、金帆，2012）。另一方面，政府对不同产权性质主体的干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巫景飞等，2008），相比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政府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将有更大的控制权和约束力，特别是依赖于政府任命的国企官员更有可能将企业经营行为与政府政治目标、社会职能相衔接，承担本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政策性任务和负担（陈信元、黄俊，2007）。综上分析，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研究假设1：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正相关。
研究假设1-1：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关系受最终控制人性质影响；
研究假设1-2：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关系受地区市场化程度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于转型经济时期中国制度环境缺陷而主动作为的企业政治关联作为企业重要战略举措，企业政治关联行为与多元化战略转型相伴而生，因此政治关联行为变化对企业战略转型成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多元化战略发展带来所需的各种重要资源与条件（巫景飞等，2008）。田志龙等（2003）研究指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越将有助于增加企业资源，进而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市场地位和财务利益。
但是相关研究同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于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同样会受到其自身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于蔚，2013）。陈信元和黄俊（2007）研究认为出于承担政府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多元化战略选择将会降低企业绩效。巫景飞等（2008）研究表明相比较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薄弱的国有企业更有动机利用私人政治网络选择多元化战略，因为这是其谋取私利而非为企业发展服务的一种迂回策略。持有类似研究结论，贾明和张吉吉（2010）研究认为公司产权性质会影响到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的大小，而且与政府控制公司相比，非政府控制公司丧失政治关联价值的风险显然大于政府控制的公司，这就使得国有企业政治关联驱动下的“战略性慈善”更多地是维护高管个人私利而非公司利益。而且当企业所在外部法制较为健全和完善时，寻租空间的缩小将降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战略转型的正面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研究假设如下：
研究假设2：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假设2-1：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的调节作用受企业产权性质影响；
研究假设2-2：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的调节作用受地区市场化程度影响。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合理的样本选择是保证研究结果可靠性的基本前提，借鉴国内外已有样本选择经验和依据，本研究选择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2012年～2014年样本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并且剔除了ST样本企业、研究变量难以度量及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最后得出本研究所需的有效样本。就样本企业数据来源来讲，样本企业政治关联程度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董事背景判断，财务数据、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等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数据库、CCER数据库。
2. 研究变量度量。
（1）企业战略转型绩效指标（ROA）：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择企业当年资产回报率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绩效指标（Li和Wong，2003）。
（2）多元化战略转型（StraT）。目前企业战略转型度量指标的相关研究整体相对较少，借鉴部分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利用前后年度间多元化程度差值作为战略转型度量指标，具体度量方法是：StraT=Entropyi-Entropyi-1，其中Entropyi表示的是第i年企业按照业务单元销售收入熵值度量的多元化程度。
（3）企业政治关联变化（BoardPCh）。借鉴已有企业政治关联或政治资源度量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利用企业前后年度间政治关联程度差值作为政治关联变化度量依据，具体度量方法是：BoardPCh=BoardPi-BoardPi-1，其中BoardPi表示的是第i年董事会中拥有相关政治经历的董事成员比例。
（4）分组变量。
①企业产权性质：既有研究表明产权性质差异决定了企业政治关联动机及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基于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现状，本研究将企业产权性质简单划分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两种类型。
②市场化程度：樊纲等（2011）选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五个维度构造了全国以及各省级单位市场化指数，以反映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差异及制度环境差异。同时鉴于国内诸多研究也是利用该指标反映各地制度环境差异，因此本研究也利用该研究成果以研究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5）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特征以及公司治理其他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分别选择企业规模（Size，年度总资产自然对数）、成立时长（Age，截至到样本年份的时间长度）、资产负债率（DA，公司负债与公司年度平均资产的比值）、董事会规模（Boardsize，年度董事会董事成员数量）、独立董事比例（ROID，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企业特征因素及公司治理相关因素对研究内容的影响。
四、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前述研究假设利用样本企业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相关研究结果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表1全体样本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之间回归系数为-0.008，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地，依照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存在并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而非国有控股企业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依照市场化程度（中位数为8.76）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政治关联与多元化战略转型间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影响并不显著。综上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于多元化战略转型的影响已不像先前那样显著，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下降，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表2中全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多元化战略转型回归系数为0.009，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在我国目前制度背景下，企业通过扩大经营范围特别是跨行业经营，将能有效地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实现内部资本市场效应进而获得稳定的经营收益。进一步地，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57，但没有通过任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合表1结果，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变化无论是在驱动企业多元化战略转型抑或是提升战略转型效益方面似乎意义不大。
表2进一步列示了依照企业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分组考察的两者对于企业政治关联行为与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关系的检验结果。产权性质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国有控股企业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088，并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治关联变化与多元化战略转型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100，并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合表1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府对市场微观干预程度的降低以及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成熟，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先前过度依赖政治关联获取非市场竞争优势的“成功模式”将难以为继，而且政治关联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带来的积极效应不但难以发挥，反而会成为制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藩篱，即政治关联带来的效率减损效应将可能会超越其带来的规模扩张效应（于蔚，2013）。
五、 研究结论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使得企业必须深度思考：先前企业过度依赖的政治关联行为未来将如何影响企业多元化战略转型及其绩效。本研究立足于中国企业经营环境，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及转型绩效影响的内在逻辑，并深度探究了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程度对前述关系的影响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影响有限。进一步地，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而言，企业政治关联变化对多元化战略转型绩效的获得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而言这一关系却并不显著。本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不断显现，先前企业依靠企业政治关联等获得非市场竞争优势进而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商业模式”将难以为继，企业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战略转型及转型绩效将呈现动态变化结果，整体来说其规模扩张收益将逐步被效率减损效应所超越。
参考文献：
[1] Peng M.，Health P.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 strategic choi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492- 598.
[2] Baron D.Integrated Strategy：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5，37（2）：47-65.
[3] 谢德仁，陈运森.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J].经济研究，2009，（5）：118-129.
[4] 谭劲松，简宇寅，陈颖.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数据为例[J].管理世界，2012，（7）：29-43.
[5] 巫景飞等.高层管理者政治网络与企业多元化战略：社会资本视角[J].管理世界，2008，（8）：107-118.
[6] 于蔚.规模扩张和效率损失：政治关联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3.
[7] 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科学，2008，21（6）：21-28.
[8] 邬爱其，金宝敏.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与制度风险：中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7）：141-150.
[9] 苏坤，金帆.制度环境、产权性质与资本结构[J].证券市场导报，2012，（8）：36-43.
[10] 陈信元，黄俊.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7，（1）：92-97.
[11] 田志龙，高勇强，卫武.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研究[J].管理世界，2003，（12）：98-106.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民营企业协同创新能力提升路径”（项目号：TJGL13-028）；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中国机场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多层次评价研究”（项目号：ZXH2012N002）。
作者简介：金浩（1951-），男，朝鲜族，吉林省延吉市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木浦大学博士，汉城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企业现代管理决策系统、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张俊丽（1983-）（通讯作者），女，汉族，山西省临汾市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教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公司治理、民航竞争力评价；李国栋（1983-），男，汉族，山东省曹县人，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天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组织与战略管理、民航社会经济贡献评价。
战略关联 篇3
一、多元化战略的含义
企业多元化战略是由著名的“产品-市场”战略大师安索夫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多元化经营,也称多样化经营、多角化经营或跨行业经营,指的是企业同时经营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劳务的一种发展战略,是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长期稳定经营,开发有潜力的产品,或通过吸收、合并其他行业的企业,以充实系列产品结构,或者丰富产品组合结构的一种经营模式。
多元化战略是相对专业化经营而言的,其内容包括:产品的多元化、市场的多元化、投资区域的多元化和资本的多元化。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多是指产品生产的多元化。多元化与产品差异是不同的概念。所谓产品差异是指同一市场的细分化,但在本质上是同一产品。而多元化经营则是同一企业的产品进入了异质市场,是增加新产品的种类和进入新市场两者同时发生。所以,多元化经营是属于经营战略中的“产品—市场”战略范畴,而产品差异属于同一产品的细分化。同时,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界定,必须是企业异质的主导产品低于企业产品销售总额的70%。
从目前看,业界对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多元化经营可以规避风险,实现资源共享,产生1+1>2的效果,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种认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会造成人、财、物等资源分散,管理难度增加,效率下降。其实,多元化作为经营战略和方式而言,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企业运用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及所具备的内部条件是否符合多元化经营的要求。两者相符,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二、多元化经营的前提
(一)主营业务充分发展多元化战略的基本前提
对于选择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来说,稳定而具有相当优势的主营业务是多元化经营的前提。多元化意味着企业要进入新领域,由于对新领域的信息掌握不完全以及缺乏相应专长,进入的风险往往较高,要承担比在自己熟悉的主营业务领域更高的风险,加之企业不可能在新业务领域迅速取得理想的回报来平衡新领域的高风险,所以,企业多元化经营之初格外需要稳定的保障和雄厚的实力支持,这不仅是多元化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企业避免因多元化的风险而受到致命打击的客观要求。如果主营业务不佳,多元化就会适得其反,企业不仅缺乏足够的资源在新领域建立新优势,甚至会使原有的经营领域受到牵连而直接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企业把主业做大,有了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发展基础,能经受住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考验,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才能得到必要的资源支持,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所以,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主营业务领域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在主营业务的增长机会已经明显消失的情况下,多元化才有可能成为有意义的战略选择。否则,如果忽视自己的优势,而把过多的精力投向无优势且不熟悉的领域,同众多对手竞争,无异于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多元化战略的生长点
不管企业实施何种形式的多元化,培养和壮大核心竞争力都至关重要。在此,笔者把企业竞争力中最为基本的,使整个企业具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高于平均利润水平的收益的竞争力,称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该通过保持和扩大企业自己所熟悉与擅长的主营业务,尽力扩展市场占有率以求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为第一目标。在经营领域的选择上,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核心主营业务,并积极培养核心竞争力,以此为基础,考虑多元化经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基础与灵魂。传统的多元化公司由于过于重视战略业务单位的业务组合,而忽视了核心竞争力的组合。然而,核心竞争力才是公司进行多元化的基础。核心竞争力是具有延展性的,具有打开多种产品的潜在市场、拓展新的行业领域的作用。核心产品是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所以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往往表现在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核心产品的竞争。掌握了核心产品的市场主导地位,公司就比较容易从专业化公司转变为多元化经营公司,实现范围经济效应。
杰克・韦尔奇领导GE时提出了究竟要干什么的“三环”战略:保留和增强核心圈、高科技圈和服务圈内的企业竞争力,而对于三个圈外的企业,则要进行“调整、关闭和出售”。这一系列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最终使得GE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多元化经营的战略关联开发
当企业具备进行多元化经营的现实条件时,选择正确的多元化方向就成为决定企业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关键。在此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应该具有相当的产业吸引力,二是必须与企业现有的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具备良好的战略关联。一般而言,当企业内部不同业务单元之间可以通过分享共同的资源,组合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核心专长如技术开发专长、管理能力以及品牌和市场营销技巧的转移,从而降低企业的成本,或使企业相关业务部门具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把企业业务部门之间的这种联系称为战略关联(Strategicfits)。
对企业来说,战略关联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企业在某个领域建立起来的核心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比较容易地扩展到相关业务领域,从而扩大企业竞争优势的范围和力度,从总体上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另外,战略关联的存在,还能使企业通过业务单元间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重组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企业不同的业务单元在市场渠道、原材料采购或生产流程方面存在很高的重合(其实质是有形关联),通过将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组合在一起,就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有效地降低各个单元相关的成本,加强企业的低成本优势。
战略关联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表明,在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能否建立有效的战略关联,是决定多元化成败的核心因素之一。与原有业务领域战略关联程度的高低,是企业确定多元化方向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企业应该首先选择那些与主营业务和已经建立的核心竞争力关联密切、容易获得关联优势的领域作为多元化的主要进入目标。根本原因在于,与关联程度低的领域相比,进入高关联度的领域更容易依托在主营业务领域建立起来的优势地位和核心竞争力,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建立优势地位。
百事可乐在多元化经营上的教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百事可乐认为,饮料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很难再从对手可口可乐那里抢占市场。于是,从1977年开始,百事可乐集团接连收购了必胜客、塔克-贝尔、肯德基3家快餐店,企图通过快餐店的营销网络,争取百事可乐的潜在消费者。然而百事可乐在快餐市场上遭到了来自麦当劳的激烈竞争,逐渐模糊了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战略目标,百事可乐不得不同时在快餐和饮料两条战线上和两个世界级的强大对手对抗。快餐业务的迅速膨胀,使百事可乐原来的核心业务——可乐生产的比重下降到总业务量的35%,营业收入的1/3。战略目标失控的后果便是,公司饮品在1996年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落后于可口可乐11个百分点,在除中东以外的全球各市场上均遭惨败。近年来,为扭转局势,“百事”改变经营结构,剥离快餐业务,专营“百事”饮料。专业化经营使它在经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例子启示我们:确定并有效地贯彻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百事可乐遭受挫折正是由于其未能贯彻以饮料为中心、以快餐为辅助的多元化经营战略目标。
四、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应遵循的原则
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即多元化公司必须拥有一个竞争性的公司远景和共同的价值观,作到“多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
二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即根据市场环境情况,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该做的事不一定都能做好,还要看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
三是自己会做的事,即企业多元化不能超越企业核心能力的支持半径,企业在开始考虑多元化时,主要应该考虑相关多元化,是不是在企业本领的合理延伸范围内。
四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即企业多元化不能超越企业资源能力,企业多元化不能盲目求大求全。比如,红塔集团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其“无烟帝国”战略的失败令人深醒。
战略关联 篇4
在我国着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浪潮中, 自由经济贸易区建设正循序渐进地展开,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4年底应运而生。福建自贸区总面积118.04 km2, 包括福州、厦门、平潭等三个片区, 以“一区三片”的格局在八闽大地开启了探索自由贸易新模式。福建自贸区的建立, 离不开闽台的地缘优势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闽台经济的融合发展。从申报开始, 自贸区就突出对台优势以及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结合, 相关三个片区也均以对台凸显特色, 寻求差异化发展和创新发展之路。福建作为与台湾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一直担任着大陆对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窗口的重要角色。因此, 力求最大程度发挥福建自贸区的正面效应, 发挥对台新优势成为福建自贸区的特色定位。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对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1 福建自贸区特色定位与现状分析
福建自贸区的设立, 是其顶层设计推动的结果, 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建在两岸经贸关系中独特的地缘、血缘、文缘、法缘以及商缘优势。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持续推进两岸相互交流, 深化经贸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1]。福建和台湾历史渊源深厚, 两地具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的关系, 这使得福建在对台方面具有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福建自贸区不仅承担着闽台经济深度合作的任务, 肩负着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任务。
一水相隔, 海之西是福建, 海之东是台湾。福建处于在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 与台湾隔海相望, 最短直线距离仅为68海里。八成以上台湾民众祖籍地在福建, 台湾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大部分传自福建。闽台商贸往来密切, 政治法律关系渊源深厚, 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2008年, 两岸实现“大三通”后, 福建的区位优势更加显著, 据福建省港航管理局统计, 2014年, 全年闽台海上客运直航共运送旅客171万人 (次) , 同比增长达12%, 闽台海上客运直航航线已实现了福州、厦门、泉州、平潭综合实验区与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市以及金门、马祖的双向对接。两岸首条横跨台湾海峡的海底光缆“海峡光缆1号”在2013年开通, 标志着两岸经由第三方“绕航"通信的历史宣告结束, 通信的”直航“使得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通信速度加快, 通信质量提高, 并且成本极大下降。“十二五”期间, 福建省不断提升综合交通和区域交通一体化的水平, 基本形成了两大枢纽、三大港口、“两纵三横”五条综合通道组成的综合交通总体布局, 为福建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保障。
自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起, 186项重点实验任务已实施139项, 推出创新举措126项。其中49项创新举措为全国首创, 30项已在福建省内进行推广, 2项被海关总署复制推广到其他四个自贸试验区。2015年9月福州新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 省政府出台支持福州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海丝”核心区加快建设, 出台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 推进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建设。对“海丝”沿线国家投资13.8亿美元, 增长2.7倍。闽港澳贸易额99亿美元, 实际利用港澳资金47.2亿美元, 增长3.6%。
2 闽台经济贸易关联度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闽台经贸合作与协同发展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的正式签署和实施对两岸经贸关系步入制度化和机制化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福建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合作, 促进两岸协同发展。福州和平潭海峡两岸电子商务经济合作实验区获批、4家台资金融机构落地、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等一批重大台资项目进展顺利。成功举办第七届海峡论坛, 获批设立4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龙岩市成为福建省第5个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闽台直航持续拓展, 两岸车辆互通实现历史性突破[2]。福建省2016年统计年鉴显示, 2015年闽台贸易进出口额为111.67亿美元, 相较2010年增长了7.48%, 其中福建对台湾的出口额为37.37亿美元, 较2010年增长了68.97%。2015年台商直接在闽投资合同个数890个, 相较2010年合同数量增长近1.2倍;合同金额28.21亿美元, 较2010年增长270.41%, 实际利用台资13.1亿美元。
2.1 产业互补合作, 平台作用凸显
福建省与台湾一衣带水, 双方产业互补与协同空间巨大, 互补空间较大。2015年福建省三大产业分别占比8.2%、50.3%和41.5%;台湾地区三大产业占比为1.9%、29.4和69.7%。由此可见福建省以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仍较薄弱。而台湾则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服务业占比接近70%。横向比较一些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 第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大都处在60%以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福建的产业发展之路一定程度上是复制台湾的经验。福建和台湾都有较好的农业资源, 台湾农业的生产效率高, 农产品加工和运销能力强, 但劳动力成本高, 农产品价格高[3];福建劳动力成本低, 农产品价格优势明显, 但加工率和加工层次较低;20世纪70年代, 台湾产业结构以服装、鞋业等轻纺工业为主, 福建从20世纪末也开始兴盛这些产业;之后台湾传统产业发展趋缓, 开始大力发展电子、石化、机械等高科技产业, 福建也开始关注这些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但是福建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而台湾更趋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目前福建省在现代服务业、海峡旅游业、海洋渔业以及高新技术等产业与台湾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对接合作, 2015年福建全省赴台投资13项、投资额2 316万美元, 台湾百强企业有七成都在福建设厂, 福建现有台资企业数居大陆各省区市第三位。福建现有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厦门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全省性对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等。福建省和台湾的产业互补合作可以助力福建省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推进闽台经济文化的深入对接。
2.2 闽台区域对接, 协同效应发挥
2013年, 台湾启动自由经济示范区计划, 全面实施以负面清单制度为核心的自由经济政策, 着力推动“六海一空一农技”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建设, 即基隆、苏澳、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县安平港、桃园机场和屏东农业生技园区。福建自贸区“一区三片"中, 厦门和福州历来都处于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 平潭综合实验区本意就是“因台而设”, 三个片区各具特色和优势, 准备好对应台湾不同区域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在福州片区中,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强化两岸高新产业合作、服务贸易合作, 突出两岸及东盟海洋经济合作, 建成“海丝”建设核心先行区, 对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等。福州保税港区则充分发挥天然深水良港、海铁联运及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优势, 对接台北、台中自由经济示范区, 重点发展国际物流、国际航运、加工贸易等业务[4]。厦门片区提出将充分发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建设“厦金生活圈”的区位优势, 建成两岸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两岸服务中心、东南航运中心, 与台湾各自由港对接。平潭片区发挥着“自贸区+试验区“的叠加优势, 发挥两岸主平台、主通道、主枢纽的作用, 将重点建设自由港和国际旅游岛, 可对接台湾文化创意与旅游休闲等产业。总之, “一区三片”的自贸区模式将与台湾“六海一空一区”的全方位对接, 建立区对区、点对点的合作新模式制, 形成闽台协同经贸圈, 激发福建对台交流合作的内生动力, 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3 自贸区战略下的闽台深化经济合作新思路
“一带一路“在“面”上推动了对外开放, 而福建自贸试验区作为其中“点”上的突破, 成为海丝核心区的开放高地。福建自贸区由于其特殊的优势和特点, 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无须与其他自贸区搞政策攀比, 而应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作为最大特色, 打造对台合作新优势, 对台形成难以抵挡的“磁吸效应”。
3.1 突出特色优势, 推进对外开放
福建自贸区可以借鉴上海自贸区的成功经验, 突出自身特色, 探索自贸区建设新模式。福建自贸区有其特色定位, 要打好“对台牌”, 让自贸区适应闽台经济合作的需要, 不能完全复制上海自贸区的经验, 应该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打造改革高地,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 倒逼自身改革, 推进各项事业改革创新, 营造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实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 实现对外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与便捷,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促进闽台深度融合, 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推进“海丝”核心区建设和福州新区发展, 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3.2 深化产业转型, 促进深度对接
在福建省与台湾产业结构互补的基础上, 深化闽台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促进产业对接和融合。目前闽台资本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 产品附加值低, 国际竞争力较弱。福建应该充分利用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闽台蓝色产业园等载体平台, 积极承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促进闽台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对接;以电子信息、海洋渔业、专配制造、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为重点, 树立品牌意识, 拓展闽台高端价值产业链。
3.3 多领域创新, 多平台合作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政策下, 推进外贸、金融、物流、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自由化进程, 以两岸互信互惠、互利共赢为目标深化闽台合作。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推动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进一步扩大对台服务贸易开放, 探索建立综合监管制度, 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加强两岸金融交流合作与监管合作;建设和发展两岸保税物流中心、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及保税港区, 建立两岸物流配送中心, 加快建成功能完善的两岸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完善闽台农业贸易合作机制, 加大惠台政策的推广, 合理打造闽台农业合作平台;有效融合闽台旅游资源, 加大旅游业合作力度, 提升闽台旅游的品牌竞争力和知名度;以跨境电子商务为重要抓手, 搭建两岸跨境信息平台, 实现数据共享, 推进两岸跨境电商深度合作;促进侨资回归, 鼓励海外闽籍乡亲回乡投资创业;充分发挥侨务优势, 推动福建省企业“走出去”, 拓展发展空间;进一步发挥厦门经济特区作用, 支持平潭开放开发, 扶持发展免税市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12-11-09 (3) .
[2]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R]2016-01-11.
[3]林晓伟, 李非.福建自贸区建设现状及战略思考[J].国际贸易, 2015 (1) .
战略关联 篇5
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trategus,意思是最高指挥官。在管理学中,战略一般指的是高层管理者实施的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的某项活动。对战略的理解可以从内容和过程两个角度进行:从内容的角度看,Hill和Jones(1998)认为,战略是管理者为实现较高组织绩效而制定的详尽的决策和行动模型。从过程的角度看,Mintzberg(1994)认为战略是一个政治的、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一定理性,也无需自上而下。他认为战略是形成的而非被制定的,任何战略意图都可能因某种事件、机会或员工行为等发生变化。Aktouf(1996)认为战略是对未来的洞察,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战略也要不断更新。20世纪80年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HRM)的出现开始把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相连,如Ulrich和Lake(1991)把SHRM描述成为“人力资源实践和企业战略相连的过程”,Truss和Gratton(1994)把SHRM定义为人力资源职能、战略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结合等。但对于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的理论学派其观点截然不同,本文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变学派和资源学派为基础,研究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并指出这两种研究模式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1 组织战略的层次划分
一般而言,战略可以按照组织层次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司层战略;二是业务层战略;三是职能层战略。这三种类型的战略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战略层次。
公司战略是指以实现成长和管理业务部门为目标的组织总体发展方向,通常表现为组织理念或哲学,它回答的是“我们现处于哪个行业”这一问题。公司战略决定了企业欲进入的行业类别,以及哪些业务部门应该新建、调整或出售。公司战略的制定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投资重点,把企业资源投放到最有吸引力的经营部门中去;二是采取行动,提高上述经营部门的综合业绩;三是搜寻方案,提升相关经营部门的协同效应;四是制定决策,处理多元化问题。
业务层战略是指与各个业务部门相关的决策和行动,目的是使各个部门在各自的市场中更加富有竞争力,该层战略解决的是“我们怎样竞争”的问题,所以业务战略也被称为竞争战略。虽然业务层战略被公司战略所主导,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也须制定与自身经营状况相符合的战略。最著名的业务层战略当属Michael Porter(1980)提出的三种竞争战略,其中成本领先战略强调用低于竞争对手的单位成本增加市场份额,差异化战略强调管理者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质量和品牌形象)有别于行业中的对手,集中战略使管理者只关注某个特定的购买者群体或者地区市场。Miles和Snow(1984)则提出了防御者、探索者、分析者和反应者等四种战略定位模式,他们认为,在单一行业中竞争的组织可以选取上述四种战略定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并采用相应的组织结构、文化和流程。
职能层战略指的是业务单位内主要职能的履行,包括研究与开发、营销、生产、财务和人力资源。这层战略与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化相关,解决的是“我们如何支持业务层战略”这一问题。公司战略、业务战略和职能战略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战略层次,战略管理强调不同层次的战略必须充分整合,公司层战略的实现依赖于较低层次的战略,同样,各类业务的运行必须与组织目标相适应(见图1)。
2 人力资源战略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把战略一词与人力资源管理相连,战略整合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热门的词汇。这一变化是由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推动的,他们迫切要求提高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整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活动的整合,二者相互补充以实现组织战略目标;二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被直线管理者认同并内化;三是员工与企业的整合以提高其对组织的承诺或身份认同感。学者们普遍认为如果成功实现整合,员工们将更有合作性、灵活性,更愿意接受变革,因此,组织的战略规划将会执行得更为成功。
对人力资源战略的界定较早见于Dyer(1984),他认为人力资源战略就是“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的决策模式,特别是那些表明主要管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的决策”,这一界定显示了人力资源战略的动态本质,因为战略被视为一种制定决策的模式(Boxall,1992)。Tyson(1995)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组织在人员管理方面或明确或隐晦的意图,往往通过组织哲学、组织政策和组织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在Tyson的定义里,人力资源战略不再是一种战略方法,而是一个逐步增值和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受到政治因素和员工学习的影响。
3 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研究
战略管理认为每个战略层次都形成了组织下一个层次的战略环境,在职能层次上,执行人力资源战略是为了保证业务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组织的业务战略,即竞争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人力资源战略与竞争战略的关联性被许多学者所关注,最著名的当属Kydd和Oppenheim(1990)。他们认为,人力资源战略与竞争战略的关联性可以用预先反应型—反应型的连续统一体表现出来。在预先反应型模式中,人力资源专员积极参与战略制定。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的关系被描述成双箭头,即组织战略既自上而下影响人力资源战略,人力资源战略也自下而上影响组织战略;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是反应型模式,即人力资源战略完全服从于公司层和业务层战略,而公司战略和业务战略最终也决定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和实践活动,即使业务战略没有人力资源专员的参与,一旦被制定,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的实施也要支持业已制定的竞争战略。预先反应型模式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变观点不谋而合,反应型模式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源观点基本符合,下文将以权变学派和资源学派为研究基础,探讨不同研究模式下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并指出这两种研究模式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1) 权变观条件下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分析
在权变模式中,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是反应型的,即人力资源战略服从于产品市场和公司战略,而后者被认定为独立变量(Purcell和Ahlstrand,1994)。该模式认为,在组织战略的实现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程度不断增加,员工被视为执行组织战略的关键所在,所以人力资源战略的设计应与其匹配。早期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型,如Fombrun和Devanna(1984)提出的模型,关注的是人力资源系统和组织结构与组织战略的一致性,这与Chandler(1962)结构服从战略的观点不谋而合。Beer(1984)认为,除了人力资源战略与竞争战略必须匹配外,人力资源战略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也必须匹配。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实践活动中,任何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进而干扰个人绩效和组织有效性的发挥(Schuler,1989)。另外,也有一些理论阐述了产品市场、组织设计和劳动力管理三者之间的关联。例如,对大批量生产、低成本取胜的企业而言,它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一定与那些小批量、定制生产、质量为先的企业不同。人力资源管理正是由于它与业务战略结盟和它的内部一致性而具有战略特征(Boxall,1996)。由于在组织战略形成过程中人力资源职能往往被排除在外,人力资源战略更多地被看作是组织战略的实施。最成功的组织的特征之一就是具备把战略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Ulrich,1998),换句话说,是执行选定战略的能力(Grensing-Pophel,1999)。Guest(1987)坚持认为,执行战略规划的能力是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特征。
更进一步,Porter提出的三种竞争战略都要求员工做出独特的反应或是所需要的角色行为,以及可能产生独特行为模式的人力资源战略(Schuler和Jackson,1987),见表1所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与人力资源管理的5Ps相匹配,即哲学、政策、计划、实践和过程,这个匹配过程将会促使员工以不同的角色行为去适应不同的竞争战略(Schuler,1989)。
(2) 资源观条件下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分析
在资源模式中,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是预先反应型的,即在组织战略制定过程中,人力资源职能不仅不被排除在外,相反,人力资源专员积极参与战略制定,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相互影响、互为目标与约束。
资料来源:R.S.Schuler和S.E.Jackson(1987):Linking competitive strategies wi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No.3,August.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资源观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Selznick(1957)认为,只有拥有“独特能力”的组织才能超越其竞争对手。Penrose(1959)把企业定义为“生产性资源的集合”,区分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强调了学习知识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性。Barney(1991)认为,保持竞争优势不是通过对外部市场状况的分析获得的,而是通过仔细分析企业自身所拥有的技能和能力以及无法被对手模仿的特征获得的。如果我们用简单的SWOT分析模型(如图2)就能看出,权变观点关注外部机会和威胁的战略意义,资源观点则关注内部优势和不足的战略含义。在图中,组织通过利用其自身的优点并对外部机会做出反应的方式保持竞争优势,同时抵消了外部威胁并避免了内部的劣势不足。Barney指出的资源的四个特征对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中管理者和员工的共同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把员工拥有的多样化的知识与技能整合起来,则成为组织难以被对手复制的战略资产。Amit和Shoemaker(1993)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指出,对管理者而言,确定并排列这一整套相互补充的、特殊化的资源对企业获取经济租金(利润)具有战略意义,这些资源是稀缺的、耐用的、不易交易且很难模仿的。因此,根据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源观点,企业战略资产的价值超过他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
Cappelli和Singh(1992)提出,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必然结盟,甚至人力资源战略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组织战略。他们认为,正是有技能的员工创造了后工业化的组织,这意味着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本身,即具体的、难以模仿的有价值的资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意义就是人力资源专员通过有价值的、不可转移的技能开发,体现出人力资源对组织长期绩效的可能影响。Purcell(1995)在Cappelli和Singh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为乐观的观点,他认为无形的知识与技能转让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带来人力资本增值,避免了美国、加拿大的许多企业曾经陷入的短期财务控制模式。综上所述,资源观点认为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互为影响和约束,这种影响和约束按程度又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对话型(见图3)。该模式认为组织战略决定人力资源战略,但同时也承认双向沟通和存在争论的必要性。有时,组织的战略要求缺乏可行性,这就需要讨论其他备选方案。当然,这种讨论通常是有限度的,比如:组织战略强调人员成长与开发,强调任务的完成,而人力资源部门则强调直线管理人员在上述领域的参与,最高管理层就会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增加有关员工福利和支持方面的战略目标。
二是整合型(见图4)。该模式认为组织中的人员而不是实施组织战略的方法才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人力资源战略不仅是实现组织业战略的手段,更是组织战略的最终结果,人力资源战略因此变得非常重要。正如Baird(1983)所说,没有人力资源战略就没有组织战略。Boxall(1996)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组织战略不仅仅是竞争战略,它包含了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战略,这些战略有如一张拼图上的各个组成部分,这就需要二者之间的相互开发和某种形式的融合,而不是对某个主导的组织战略的盲目反应。
三是人力资源导向型(见图5)。该模式把人力资源战略放在首位,其焦点在于如果人被视作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那么我们需要依靠员工的力量,这意味着员工的潜力无疑将影响任何战略规划的实现,所以在制定战略方向时员工将被考虑在内。该模式也是资源观点的一种反应。Butler(1989)认为,该模式把人力资源从战略执行者的位置转变成了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驱动力量。
4 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挑战
(1) 权变观条件下战略关联的局限性分析
权变观点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面临挑战。在理论方面,权变观点假设制定战略决策是理性过程,即理性地规划、抉择和行动,这就意味着内部战略服从于外部战略,即人力资源的部署、开发、激励与控制手段要服从于已选定的市场竞争战略。换句话说,它假设组织的管理者行为理性。但正如很多研究组织的学者所证实的那样,战略决策并不一定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业务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存在逻辑上的线形关系仅仅是一种令人质疑的假设。Legge(1995)强调,只有当组织的最高目标是利润率并且理性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是实现利润率的唯一手段时,业务战略才可能与人力资源战略结盟,但由于信息、时间和认知能力的缺乏,管理过程只可能是有限理性,而且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过程,管理者要对资源、地位和权力进行激烈争夺,所以战略选择不可能是理性决策的结果(Johnson,1987)。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权变观的有效性。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学者质疑,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的匹配是否真正是我们想达到的最终目标。在市场危机和财政紧缩的时期,企业倾向于通过削减规模和分散决策的方式提高利润率水平,这会促使人力资源战略进行相应调整。如一个企业实施了战略并购和资产分拆,它会采取的人力资源战略包括临时解雇和以短期绩效为基础的薪酬体系,这看起来达到了业务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匹配,但Legge(1995)同时指出,这样的人力资源战略不可能带来员工承诺。换句话说,为达到业务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匹配的目标,却悖离了人力资源战略整合的最终目标——承诺、灵活性和高质量。现实生活中多数高管奉行实用主义,这种潜在的悖离在工作中随处可见。Boxall(1996)进一步质疑了业务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匹配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过度匹配”对竞争优势的获取是有害的,组织因此丧失了灵活性以及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最后,Legge(1996)指出,这种匹配模式的实施要求管理者的个性强硬并且高度模式化,这在人员选拔过程中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人力资源战略与业务战略的全面结盟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方面的问题是利润导向型的经济特征会严重削弱组织的战略整合。Purcell(1995)的研究显示出市场规则和理性的管理决策是如何限制了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竞争战略的匹配。他指出,当财务控制和短期投资衡量在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组织就会抛弃长期人力资源投资政策,这就意味着破坏了作为公司战略一部分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根基,但是采取财务控制模式的组织,其经营状况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因此他们往往更被资本市场看好。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实施了短期的财政权宜政策,这就使得以非经济性和无形价值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源战略难以采用,而人力资源战略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权变观点的一元化特征假设员工完全按照管理者所需要的角色行为行事,这一点也不符合工作场所的真实状况,即员工和工会也有影响战略规划的可能性(Boxall,1992)。
从实证角度看,权变观点也同样面临挑战,一是人力资源战略是否真的与竞争战略相关;二是人力资源战略服从于竞争战略的组织是否都能获得较高绩效。对于前者而言,无论调查研究还是案例研究都对二者的相关性提供了较为有限的数据支持(Boxall,1992;Legge,1995),如Jackson(1989)调查了美国267家企业后发现,凡是实施创新战略的企业都试图为蓝领工人制定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政策,但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因技术、行业、组织规模和结构以及工会制度有所差异(Boxall,1992)。该调查没有否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变观点,但它几乎没有回答问题(Jackson,1989)。Marginson(1993)对英国大型企业的调查没能得出人力资源战略和业务战略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结论。Purcell Ahlstrand(1994)的研究则表明,在制定公司战略时,人力资源问题很少被考虑在内。Downie和Coates(1994)通过对加拿大企业的调查得出结论,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战略重要性,但几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者的战略整合,相反,加拿大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通常在决策制定时被排除在外。Peck(1994)对45家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出“战略、人力资源政策和雇佣关系”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比我们的假设更为复杂。Arthur(1992)对美国钢铁厂进行的案例研究表明,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确实与低成本战略的实施存在匹配关系,但这一结论具有个体性,它只能为二者的关联性提供了某些证据支持,远远达不到充分支持的程度(Pfeffer,1994)。
(2) 资源观条件下战略关联的局限性分析
对资源观点的批判也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从理论方面,研究者们对资源的理解各不相同,Selznick(1957)认为资源是指独特的能力,Prahalad和Hamel(1990)认为资源是核心能力,Teece(1990)认为资源是动态能力,Kamoche(1996)认为资源是人力资源能力和企业核心能力。可以看出,对资源的界定范围有宽有窄,有时也有重复。除此之外,资源观点的有效性也被一些学者质疑,如Nanda(1996)认为,资源观点忽视了企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战略相关性,没能对市场分析和组织能力给予双重重视。另外一个问题源于资源观点的假设条件,一是Y理论的假设条件,即资源观点假设员工具有才能,而这种才能没有在工作中被充分利用;二是一元化假设,它假设在后工业化时期,组织目标被全体员工分享并且信任水平很高。该观点忽略了工会制度在战略均衡中的动态影响。资源观点的倡导者们承认员工对劳动过程、知识技能、领导、鼓励创新与学习方面的贡献。与权变模式截然不同的是,资源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战略模式,所以,资源基础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多元的,它把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Boxall(1996)曾经明智地提出,“我们必须把雇佣关系理论纳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来”。
从实证方面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对资源基础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实证研究。Nanda(1996)对此进行了中肯的说明,“当宏观理论分析很复杂的时候,微观理论基础也就相对薄弱,实证检验也相对薄弱”。资源观点假设持续竞争优势或者是超过平均绩效源自于工作中的学习,“组织具有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的能力,并能把学到的东西更有效地应用,这种能力产生了竞争优势(Hamel和Prahalad,1993)”,这使得员工培训与开发成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所在。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培训开发的现状令人沮丧。Ashton和Felstead(1995)认为,没有培训活动转化的系统证明。除此之外,美国管理者们更关注非标准化的雇佣,降低劳动成本已经或明或暗地冲击了雇佣安全,这意味着对资源观点的接受是有限度的(Boxall,1996)。Betcherman(1994)对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实施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培训,大约只有20%的企业有培训预算,15%的企业有正式的培训计划。面对全球竞争,大多数美国企业采取低成本战略和市场导向的人力资源战略,以便使人力资本投资降到最低。自由市场经济中低成本战略必然导致对人力资源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直线管理者、行政人员还是操作工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越发没有安全感,在雇佣关系问题上,雇主变得越发强势,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影响他们提升技能水平的积极性。因此,市场导向的人力资源战略必然与低技能水平和低工资水平紧密相连。
5 结论与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分析,权变观点和资源观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权变观点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组织战略的子系统,人力资源战略是由组织战略决定的,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支持与被支持之间的关系(Miles和Snow,1989)。资源观点则认为,人力资源本身就是组织的关键资源,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人力资源战略既要根据组织的整体战略制定,同时人力资源也影响了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之间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关系(Colber,2004)。但是,这两种观点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方面都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因此,为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研究寻找理论依据并进行实证检验将成为未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
摘要：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变观点和资源观点为基础,研究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联性。权变观点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是由组织战略决定的,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支持与被支持之间的关系;而资源观点认为,人力资源战略既要根据组织的整体战略制定,同时人力资也影响组织的战略制定,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之间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关系。最后提出这两种观点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面的局限性。
关键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战略,人力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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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关联 篇6
本文基于泉州市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数据指标,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出发, 结合泉州市“十一五”经济和发展规划, 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泉州市三次产业GDP增长与人均GDP增长的关联关系, 并初定发展排序, 分析泉州市八大产业的投资与产值的关联关系, 并初定发展排序, 提出泉州市产业发展、结构调整重点和发展方向, 为泉州市重构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体系, 促进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或建设性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 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 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根据这一理论, 我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应有侧重, 并且三次产业及其内部各组成部分要保持合理的比例, 同时随时间变化和战略目标的改变进行调整。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决定着国家或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进而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十七大在正确把握、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基础上, 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增强发展协调性,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0二0年比二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要实现上述目标, 最为关键和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切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国家为此于2006年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要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三次产业健康协调发展。泉州市自改革开放以来, 大胆尝试, 锐于革新, 敢为人先,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显示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在经济界被称为“泉州模式”;全市GDP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第一名, 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体系日臻完善、合理, 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化不断迈进。但是, 相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泉州市“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任务仍有相当距离。泉州市目前的产业结构总体处于低级到中级过度层次, 三次产业中一次产业的比例缩小, 且很不稳定;二次产业比例很高接近60%, 体现了工业化中期的水平, 但工业多以劳动密集型、外向型、加工型为主, 技术含量不高, 自主创新品牌少, 落后过剩产能多;第三产业比例逐年提高, 但发展仍很缓慢。在产业结构中,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与人均GDP成正比, 第三产业比重越大, 人均GDP一般也越高。经济学家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存在着“配第——克拉克趋势”, 即随着经济的发展, 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都存在不断缩减的趋势;第二产业份额先是不断增加, 接着呈稳定态势;第三产业的份额则是不断增加。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目前已占到GDP总额的80%以上。当然, 我们也要警惕第三产业失去一二产业支撑的过度虚涨式的增长。自“十五”以来, 泉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状况不断得到调整, 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趋势, 但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相比, 差距甚远, 产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且紧迫。
二、三次产业的增长与人均GDP增长的关联度分析
(一) 灰关联分析理论模型及原理
灰关联分析理论和方法, 一般用于解决多因素、非线形关系的决策项目, 并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 即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的数学基础, 按照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的原则,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确定参考数列X0与若干比较数列Xi之间的关联系数。把关联系数分散信息集中起来再作平均处理, 便得到比较数列Xi对参考数列X0的关联度。利用关联度找出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据以作出发展和调整等决策的因素序列。
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1.对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即先分别计算出各个原始数列的平均值, 然后用各数列的所有数据除以该数列的平均值, 这样就得到处理后的参考数列X0和比较数列XI。设参考数列为X0 (T) , 比较数列为XI (T) (I=1, 2...P) ;
2.计算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同期的绝对差。公式为:
X0i (T) =︳X0 (t) -Xj (t) ︳, j=1, 2...N
令 △max (1≤j≤p) max (1≤i≤n) {△0k (t) }
min (1≤j≤p) min (1≤i≤n) {△0k (t) }
3.由计算公式:L0i (T) = (△min+p△max) / (△Xij+p△max) 计算关联系数 (p=0.5)
4.计算关联度:y0i (t) =1/n*∑L0i (t)
5.根据计算出来的关联度, 对影响系统的各因子进行排序分析。
(二) 以泉州市产业发展及现况数据构建模型分析
1.
以泉州市十五期间和“十一”五前2年即2001——2007年的各产业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指标构造数列, 进行灰度实例分析。计算并编制泉州市人均GDP与各产业影响灰度系数和排序表。
资料来源于泉州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并加工生成。
由上述关联分析及排序,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三次产业中, 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人均GDP贡献最大, 但对人均GDP增速影响比第三产业小;第三产业对人均GDP影响的增速最快, 且关联度更高;第一产业对人均GDP影响越来越小。泉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调稳第一产业, 调优第二产业, 调增第三产业。尽管第一产业对人均GDP影响和贡献越来越小, 但农业的基础地位非常突出, 敏感度高, 泉州农业基础一直比较薄弱, 因此, 加强对农业的投入, 利用工业反辅农业十分必要。本人认为山地多、可耕地少且交通不太发达的泉州, 完全靠外运粮食来解决大量外来工的吃饭问题, 不是长久之计。因此, 保持农业一定增长速度是适宜的。第二产业对人均GDP影响和贡献最大, 但其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也已很高, 保持其发展势头, 并致力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点。从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来看, 泉州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还高, 说明泉州的经济发展已到一个关键时期,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 逐步提升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提高全市经济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应成为结构调整的重头戏。
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主要产业产值的灰关联分析
投资结构是指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各类项目上的分布及比例关系。从投资的产业去向的分布看, 指投入在各产业资本数量的比例。投资结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它不仅影响经济总量, 而且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在结构上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产业结构形成的基本条件是投资, 社会资源通过投资来实现具体的配置和产业分布。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动态变化, 是影响和决定及实现产业结构形成、演进的基本动因和手段。笔者选择泉州市八大主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各产业产值进行灰关联分析。
资料依据为泉州2001—2007年农业、传统五大工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 (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例证) 。见表3。
从表4对八大产业的产值与投资额的关联系数和排序看, 工业产值关联度最高 (达0.85) , 其中传统五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出关联度较高, 说明传统五大产业对泉州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影响很大, 纺织服装、鞋帽和运动类产品仍是泉州市创产值强势产业, 今后应稳定其发展, 酌情增加投资;其次是服务业, 服务业投资对社会生产总值的影响总量看不是很高, 但效率高, 直接影响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质量, 应作为今后增加投资和发展的一个重点。新兴的石油化工, 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创造产值的增长幅度最大, 应作为大力扶持和投资的产业;新兴工业中电子类虽然有一定增长, 但由于技术力量还较薄弱, 与厦门、福州等城市无法比拟, 为避免产业趋同, 可以不作为重点来发展。最后是农业, 农业的投资近几年呈现下滑趋势, 因其基础地位和敏感度高, 应引起政府重视。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与方法, 编制上述八大产业投资与产值灰关联系数和排序表。见表4。
3.综合分析:
泉州市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带动。一般说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个源动力。消费是起始力量, 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依靠消费带动生产和经济增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 是泉州市调整供需结构, 进而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毕竟受诸多因素限制, 尤其在出口限制和竞争更为激烈情势下, 外向性产业将对经济拉动作用会逐步减小。在三次产业中, 按照调稳农业, 调优第二产业, 调增第三产业的思路和策略, 进行战略布局和安排。在产业内部关系调整中, 继续向制造业投资, 但对传统产业投资力度应有所减缓, 主要工作重点在于对其改造、转型和升级;加大对新兴产业 (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生物制药等) 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 这两个产业对产出效率较高, 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影响最大。当然, 对农业的投入也不能减少, 原因不再赘述。泉州市经济外向性特征明显, 受到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冲击和挑战都很大。近年来, 由于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猛涨, 粮食短缺, 美圆贬值加剧, 加上欧美对纺织品和食品类等实行进口限制和提高标准, 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使得泉州市外贸出口下滑。这既是挑战, 又是机遇。应及时抓住市场变化的有利时机, 切实推进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调整, 淘汰落后和剩余产能, 加强技术创新,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和打造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名牌, 提高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结论
通过对泉州市产业结构及结构调整的关联分析, 为泉州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提供了较为科学意见和建议。本课题研究表明:泉州市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和贡献最大, 第二产业是泉州经济发展的优势因素, 需要继续稳定进行投入;第三产业潜力巨大, 且日益凸显其活力, 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注重改造传统服务业, 大力实施现代服务战略, 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 以泉州港口为依托, 强化闽台港奥经济联系和对外辐射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垄断性行业的竞争,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保险、投资和担保市场。论证并提出了“调稳一产、调优二产、调增三产”的结构调整思路和策略。论证分析了八大产业与投资之间的关联关系, 提出了将来发展的重点和调整改革的方向性意见或建议。
摘要：本文以泉州市各产业发展数据为例, 运用灰关联理论模型进行计算三次产业对人均GDP的关联度, 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与各产业产值的关联度, 提出泉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和产业发展与产业投资的重点和战略方向选择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区域产业结构,关联分析,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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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关联 篇7
一、美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意图
1.农业移民解决了美国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美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机械化程度高,但劳动力缺乏。对应于规模化经营和高的机械化程度,美国农业相对小规模的劳动力需求就采取从邻国转移的办法解决。目前美国60% 以上的务农人口是以墨西哥等拉丁裔为主的移民或者移民后代,本土居民从事农业的人很少,现有的基本是家族农场的继承。美国每年通过设立GuestWorkerProgram(H2A临时签证)等项目吸引大量周边国家劳动力来美务农,并且对这些农业移民工人按照他们是否遵守在农作物生长周期内只从事与合同规定相关的农业劳动进行诚信打分,得分不合格者未来一定时期内拒绝美国的临时签证。所以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农民为了生存问题违约率就会上升。移民劳动力符合美国小规模务农劳动力需求的特点,在弥补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也不会给国内经济造成负担,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农业产出并输出全世界。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增加了800万就业岗位,其中仅农产品出口贸易在2013年就为美国创造了100万个工作岗位,可见美国农业生产力的强大。
2.“世界工厂”国家 “弃农务工”效应更有利于美国农业输出
在工业方面美国对世界劳动力的利用策略与农业不同。工业不仅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而且消耗能源产品,同时产生污染,如果工业也通过移民方法来解决那无异于大规模输入贫穷的同时还要耗费资源,承担污染。而在世界范围内,亚洲是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洲,中国和东南亚又是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如何利用?最简洁的办法———资源地设立工厂就近生产,一方面利用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利用当地的原材料资源,第三,制造业废弃物也就近排放。所以“世界工厂”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举三得的“世界福利”。尽管金融危机后他们将此作为导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原因,诸多非议,但实质上是在“耍赖”,为自己其他决策上的失当推诿。他们只要掌握了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就掌握了这一国际分工过程中的主要利润,而制造环节的微薄利润是否合理弥补了产业工人的劳动支出都难以评判,更不用说弥补生产地资源与环境等外部负效应。
以我国为例,务农和务工的收入差距在30多年来导致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迅速向制造业转移,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与农业发展形成资源竞争并造成环境的污染,大大提高了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导致国内粮价高企成为常态。这为美国等粮食大国的低成本输出创造了先机。在国际市场上,ABCD四大跨国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贸易的80%, 其中三家就是美国粮商(ADM、嘉吉、邦基)。他们凭借价格优势,对世界粮食贸易规则的主导,大举布局他们的粮食产业链,我国大豆甚至玉米市场就是他们布局的结果。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伸下去, “世界工厂”有可能还会成为他们农业的 “世界市场”。
3.农业在市场占领和地缘政治上比 “制造业回流”更具影响力
虽然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台 “制造业回流”(Reshoring)刺激计划,旨在促进本国制造业重新崛起,但是各方都清楚缺少了本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基础性支持,以及美国多年来形成的消费依赖和对本国资源环境的惜用,制造业回流能否持续有诸多不确定性,加上全球制造业市场占领和分工格局已基本稳定,“回流”效果将会面临趋势性的障碍,这也是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后最具争议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在农业方面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机械化程度高、农业产业体系发达,农产品产业链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网正在顺利延伸和织就。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4年玉米出口贸易占世界的37%,大豆占67%,小麦占15%,棉花为24%,大米占9%,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份额中均占据前三的排名,尽管美国人口只有3亿,但是庞大的海外市场可以承接美国强大的农业生产力而成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农业是各国的基础生产部门,关系一国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农业市场的海外扩张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有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
4.农产品出口是未来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协议内容中,美国国内一致公认的最大收益行业将是农业。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测算,TPP各成员国将为美国农业和食品行业提供亚太地区约5亿人口的海外消费市场。 “世界上95%的人口居住在美国国境之外,在这个庞大的海外市场中,未来增长最快的将是以肉类为主的食品市场,由于这个海外市场中有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多的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肉、蛋、奶的需求要比美国本土多得多”。“美国要参与此次增长,首先要做的是定好自己的位”。〔1〕而这个定位就是借助TPP成为亚太市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消减关税和市场准入将大大增加美国农业发展活力,提高美国农民收入的同时为各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TPP在亚太地区推广成功,伴随更多国家的加入美国在其中的农产品市场份额将会不断扩大。这也是金融危机后奥巴马 “国家出口行动计划”(NationalExportInitiative)的重要目标。
数据来源:根据US Census Bureau数据整理。
二、美国农业发展战略意图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1.“世界工厂”带来资源威胁,降低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据统计制造业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我国70%的环境污染由制造业所致,1997年到2011年的14年间,因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用地的增加导致的耕地面积的减少超过1.4亿亩。2007~2012年的六年间,我国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水稻的土地成本的年平均增速达到15.3%,〔2〕每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也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速均保持在20%左右。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严重不但影响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粮食等农作物也因土壤、水等可用资源的减少而减产。这些因素目前已促成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外粮食价差显著,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降低,粮食海外输入连年增加。2015年我国实现粮食产量 “十二连增”,但是由于国内粮食市场成本高进而价高,上半年,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导致农产品进口不断增加,国内 “洋货入市、国货入库”,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突出。〔3〕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世界工厂”消耗资源为美国等粮食大国提供制造业产品的同时,成为这些国家从需求端迂回开拓海外粮食市场的 “门户”。
2.“世界工厂”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市场
总结美国在全球以粮食为主的基础产品的战略布局,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控制全球粮食的生产与流通来实现其政治霸权和国家利益,进而稳固在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所以针对 “世界工厂”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资源的耗费,如果不尽快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革生产方式加以弥补,焉知不可其将比拟为农产品竞争上的“调虎离山”。日本在与美国 “大米换汽车”等的系列TPP基本协议达成后迅速着手出台农业对策,着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我国虽然农业资源丰富,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国际形势使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并不比日本弱。
3.TPP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和粮食安全构成冲击
TPP的缔结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集聚自己力量的载体,其本质是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力量相抗衡。TPP如果在亚洲地区成功推进,那么将会影响我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海外贸易。TPP区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集结地。2013年我国与TPP成员国的农产品贸易额由2001年的141亿美元上升到636亿美元,年均增长13.4%,我国对TPP国家农产品出口198.2亿美元,占农产品总出口的41.1%;进口438.0亿美元,占农产品总进口的47.4%。〔4〕而目前,TPP的12个成员国在农产品进出口的方面也存在较明显的互补优势。2010年到2013年期间,TPP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年均进口份额2520亿美元,其中50%来源于成员国家。年均出口2758亿美元,43%供给区域内国家。TPP各成员国农产品在本贸易区的出口占比均在21% (越南最低21%)以上,墨西哥为85%,文莱72%,加拿大64%,美国42%;进口方面,各成员国在该贸易区的农产品进口占比均在20%以上(智利20%),墨西哥86%,文莱、加拿大均为70%,美国47%。同时,我国与TPP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与TPP内部往来相似度较高,产品替代性较强。随着TPP协定的逐步实施,TPP成员国之间的农产品贸往来将更加频繁, 继而会对我国农产品在TPP市场的出口产生显著的挤出。TPP关税的取消也会对我国农产品关税下调形成压力,更多不稳定因素,将会增加粮食等的调控难度,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冲击。
4.TPP新规则进一步降低我国农产品竞争力
TPP在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方面有更高的标准。美国作为只有3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其环境保护水平远远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对于中国等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人口大国,为保证本国人口生存,难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加之欧美国家近50年来将重污染、重消耗的工业转移到中国等亚洲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和地区,更对其农业发展形成基本生产条件上的制约。而这正成为美国目前试图抓住的机遇,以生态环境为由对他国提出限制,大力推广本国农产品。这样一来,既转移了污染性和消耗型的工业,又可以连带促进 “环保型”农业的输出。
所以,纵观金融危机前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世界工厂”为其农产品出口从需求端开拓市场,TPP又为其后复苏时代全面进入该市场提供路径和机制保障,并从供给端与我国农产品形成竞争之势。所以,未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的如何转变关系到美国的这一意图能否成功。
三、美国主导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实证
鉴于美国农产品市场的大举开拓,本文探索运用成分分解法中的随机成分衡量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产生的冲击。类似的研究有如强新,范继涛采用X-12和HP滤波的方法,对国际国内油价序列进行过分解比较。黄守坤运用X-13季节调整法对粮食价格的季节性因素进行分解。〔5〕李剑、宋长鸣、项朝阳以小麦和大豆为例,利用X-12-ARIMA模型对价格序列进行季节调整,然后运用ARCH类模型对剥离季节因素的价格序列进行波动分析。〔6〕李光泗、曹宝明等采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利用BEKK模型分析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7〕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思路和经验,虽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对价格进行了分解但并未对剥离的各因素作进一步讨论并结合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做量化分析和探讨,本文将在此做深入探索。
1.研究方法与数据
国际农产品市场影响国内市场的途径很多。如何来衡量这种影响?本文根据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波动可以分为趋势性变化、周期性因素、季节因素、随机因素四种因素成分的划分,以玉米的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为研究对象,选取小麦和稻谷作为对照组,运用2000~2012年的月度价格,采用X-11季节调整法、H-P滤波法和12项移动平均法,对造成三种粮食作物价格波动的趋势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季节因素、随机因素进行成分分解。
鉴于所有的不确定性随机因素导致的粮食供需失衡均需通过国际市场贸易来调节,本文用随机因素的价格波动贡献率来表征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程度,即使所有不确定因素均考虑在内,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也是导致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并在三种粮食作物之间做比较以衡量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之所以选择玉米为研究对象以小麦、稻谷作对照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在国际贸易方面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实行关税配额制度,所以他们具有政策上的同质性。玉米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持续低价,我国饲用玉米需求增加等因素,进口趋势较明显,而且进口主要来自美国。稻谷和小麦进口也在增加但相对玉米幅度变动较小,所以他们既有同质性又有不同的走势可以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
2.实证研究与结论
对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在2000~2012年各波动因素的作用力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趋势因素成为价格走向主导的基础上,价格的波动是由周期性因素、随机因素以及季节因素围绕趋势成分发生的实际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这是各因素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其中,周期成分是稻谷实际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且稻谷的周期成分表现较规律。周期成分同时也是小麦实际价格偏离趋势成分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小麦的周期成分规律性不明显,而实际价格走势与其趋势成分曲线更为平滑。玉米的周期成分较为明显和规律,但随机成分是导致玉米实际价格偏离趋势成分的最主要因素。且比其他两种粮食作物的随机因素表现更突出,其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均高于小麦和稻谷。
对各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按月份进行4个阶段的绝对值加权平均和整体加权平均得到表1,玉米的随机因素整体平均偏离作用为51.2,周期因素为17.0,季节因素为12.2;稻谷的随机因素整体平均偏离作用为23.0,周期因素52.7,季节因素12.2,小麦随机因素整体加权平均值32.2,周期因素46.7,季节因素22.2。并且玉米随机成分阶段性表现也十分强劲,对计量结果分4个阶段进行绝对值得移动平均发现,玉米的阶段平均值一直维持在44以上,明显高于玉米的周期与季节因素的各阶段平均,说明随机成分是玉米价格的波动的主导力量。而对于小麦和稻谷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周期因素,分别为46.7和52.7。
从波动走向来看,玉米的随机成分负向偏离最高为-132.47,正向最高为120.56。在2011年10月玉米趋势成分偏离价格最大,玉米实际价格达2338元/吨,相应的趋势成分仅为2197,偏离达到141.06,其中,随机成分为104.06,对偏离的贡献度高达73.76%;稻谷随机成分对价格偏离最高为191.35,最低为-114.16。在2004年7月趋势成分正向偏离实际价格最大达到188.18,此时周期成分为-113.37,贡献60.24%最大,随机成分为-50.68,贡献26.93%,季节成分为24.13,贡献12.83%; 小麦随机成分负向偏离最大为-104.29,正向最高为169.17。
2005年4 月,小麦价格达1621 元/吨,相应的趋势成分仅为1365,偏离达255.61是该时间段的最大偏离量,其中,周期成分为141.87,对偏离的贡献度最大为55.50%;随机成分为98.90,对偏离的贡献度为38.69%。
所以玉米的随机因素无论与自身各因素的对比,还是与其他两种粮食随机因素的平均偏离值进行对比都是造成价格波动的最大偏离量,这是近年玉米进口大规模增加的表现。说明我国国际贸易活动相对频繁的玉米受国际市场的冲击较贸易策略相对谨慎的小麦和稻谷要明显的多,并且国际市场因素是其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四、未来我国的应对策略
1.“供给侧”改革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土地、技术和劳动力要素生产率、土地资源条件、经济规模是形成中国与TPP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8〕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快速发展导致务农比较效益下降,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利润高的行业转移;另一方面,更多社会资本流向工业,而工业粗放的发展方式又造成的土壤、水资源、环境等污染,给农产品的生产条件造成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降低,进口不断增加。地方政府 “经营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思路又造成与农争地的潜在格局。所以比较收益的下降整体削弱我国农业的发展条件。围绕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未来农业发展更需要 “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具体思路为:以 “农户自储”为切入点推进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保证种粮收益的合理化,调节社会资源在粮食部门的合理配置;加强土壤、水等农产品种植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实施农地 “休耕计划”,改善土地资源条件。加强农用水资源污染治理,提高粮食产品质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务农职业化和耕作精细化。
2.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有助于掌握应对主动权
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外资引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是我国重要的阶段性发展举措,也是19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这期间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目前到了需要再次攻坚改革的时期,改革的内容之一是转变 “世界工厂”角色,从工业生产大国转变为工业生产强国,从依靠劳动力创造转为科技创新引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不应长期停留在只依靠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一水平上,而应在聚集发展实力后,加快创新步伐,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转型进入产业链上游。在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用自己的技术、工厂养活自己的工人,这有利于掌握个更多主动权应对美国的输出战略。
3.运用市场力量调节生产,应对冲击
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持续攀高导致竞争力下降的原因除了上面分析的成本问题,最低收购价的不断提高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国家托市收购价格支撑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持续攀高,逐步逼近 “天花板”。与此同时,粮食生产成本的 “地板”不断抬高。两头挤压使得单纯依靠提高托市收购价格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效应越来越弱。从长远看,必须加快建立由市场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尽量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扭转价格倒挂现象。另一方面立足服务国内粮食定价体系和维护国内粮食价格稳定的目标,不断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形成应对国际粮食市场冲击的有效调节方式。
4.加快推进RCEP谈判,形成亚太自贸区的正面推进力量
目前在亚太地区运行的自贸区构架有三个:APEC (亚太经合组织)、TPP以及由东盟主导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三个区域性组织构架都是朝着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方向发展。APEC范围最大囊括了TPP的全部和RCEPD的主要成员国。TPP和RCEP涉及有中日韩之间的博弈,TPP有美国利己的安排以及重新掌握亚太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目的,所以对外有排斥和限制。RCEP有它应对霸权国家外贸策略的一面,但它是多元的自贸安排且决策民主化,而不是排斥个别。RCEP的民主精神如果能推广至TPP中,两个自贸区构架就有融合的可能进而实现真正的亚太自贸区。所以RCEP对亚太自贸区的推进有非常积极地影响,目前要做的就是加快RCEP的谈判进程,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与其他5国的谈判,尽快形成既能有效应对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权谋的屏障,又有利于推动亚太经贸一体化的正面主导力量。
5.分析研究TPP的缺陷,有利于对策的有效性
虽TPP倡导的是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但在诸多方面已明显的宣布它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的贸易策略。奥巴马在TPP协议达成后曾发表声明称:“鉴于我们95%的市场是在海外,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的规则,我们制定的规则应该有利于为本国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同时我们要设定更高的标准来保护本国的工人和环境”。所以美国一方面企图前期对通过对中国这样的力量大国进行排外而掌握新的贸易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将其优势产业推向海外市场的同时,通过提高贸易规则保护本国弱势产品和工人。这两个方面完全是霸权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加强对TPP缺陷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制定有效的对策进行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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