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边缘群体

2024-11-29

都市边缘群体(精选7篇)

都市边缘群体 篇1

新生代导演也被称作第六代导演、独立影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无形之中给他们灌输了一种“自我表达”和“亲身体验”的意识。王小帅导演是新生代导演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自1993年开始进行导演创作至今,共有11部电影作品。其中,有7部作品入围国际三大电影节竞赛单元。《青红》和《左右》更是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及特别关注奖。

《闯入者》以空巢老人老邓退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为线索,讲述了两个家庭之间三代的故事。该片是王小帅“自传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入围了201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1 叙事分析:闯入者人物形象塑造

“叙事利用每一种媒介的材料和处理手法,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闯入者》中,都市边缘群体是导演进行自我表达的主要材料。影片主角为空巢老人老邓(吕中饰),重要人物小红帽(石榴饰),围绕老邓的几个关键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剧情,充实了表达。本文对四个关键人物的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

1.1 人物形象刻画

人物形象刻画包括人物定位和人物造型。首先,从人物社会定位上来说,《闯入者》中的主要人物老邓和小红帽都属于都市边缘群体中的底层人群。这类群体并非社会主流,但是数量庞大。老邓是独居的空巢老人,另一个身份为返城知青。小红帽是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实际是未返城知青的后代。历史造就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环境:经济收入不高,容易被别人忽略。老邓的大儿子张军是事业小有所成的中层阶级,在影片中充当着“调和者”的角色;二儿子张兵也属于社会边缘群体,他同性恋的身份使他与主流文化割裂开来,也是矛盾的制造者之一。

其次,从人物造型上来说,老邓:作为空巢老人,居住环境十分简陋和落后。在衣着上面,简单素净是该人物的特点。导演选取吕中作为主角,无形之中给老邓增加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气质。

小红帽:皮肤黝黑,衣着简单,长相普通,眼神呆滞。能够将他与旁人区别开来的就是头顶上带的红色帽子。在影片中,他几乎没有任何台词。

大儿子(冯远征饰):精干的外表和干净的衣服。大儿子台词多,在剧中承担着解释者的角色。

二儿子(秦昊饰):富有艺术气息的同性恋者。举手投足间透漏着女性化特征。台词不多。

1.2 人物行为刻画

《闯入者》中,“闯入”就是不同人物的统一行为。老邓是两个儿子独立生活的“闯入者”,小红帽是整个城市的“闯入者”。外在的闯入暗示了老年人和青壮年、城市与农村文化的冲突。由于《闯入者》以都市边缘群体为主体,身份的限定也给他们的功能带来了一定的指示和象征——融入和挣扎。而“罪恶”与“死亡”两个行为则是完成功能的手段。

罪恶:《闯入者》的故事建立在“复仇”基础上,故事的原罪来源于老邓。老邓年轻时期犯下的罪恶是小红帽复仇的原因。而小红帽也在犯罪——入室和杀人。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罪恶,后者则是法律层面的。

死亡:“淫欲和死亡是理解原罪的两把钥匙。”《闯入者》以小红帽的意外死亡作为结尾,小红帽自己犯下的原罪得以解决,本来想要偿还的原罪也在老邓回乡的过程中得到救赎。

2“现实性”备受国际影展青睐

《闯入者》在国外上映并获得众多奖项,与它现实性的题材和内容密不可分,也和评判标准的现实性、评委自身的视野期待有关。下面从传播主体和受众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传播主体来讲。王小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原原本本地还原了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并没有做刻意的黑白分明的符号化处理,甚至有刻意淡化情节的倾向。仅仅把老邓琐碎的日常生活或迷乱的情思以符合生活原本面目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闯入者》是在讲故事,倒不如说它是在用记录的镜头把现实中的空巢老人、同性恋和务工青年摆在观众面前,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本质与“人”的真面目。在电影的表达上,王小帅也追求“内在的原生性”。《闯入者》也大量运用了平缓的拍摄镜头,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

其次,从评审角度,也就是从本文定义的受众角度而言,《闯入者》的“现实性”符合了评判标准和评委的视野期待,打破了文化的壁垒。中国文化的强语境特性使外国观众和评委常常难以去理解和接受影视作品的内涵。而《闯入者》这类影片从生活出发,以普通人命运为主线,打破了这一隐形壁垒。

3 传播困境:“示弱”与“揭短”加深“刻板印象”

《闯入者》这一类作品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群众,这让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性”。这类作品对中国现实的刻画能够满足外国观众和评委想要了解中国影视作品的欲望和视野期待。但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外国观众和评委在观影过程中以“他者”身份对影视作品进行解读,会不自觉地加入对中国文化猎奇的视野期待和媒介需求。

王小帅导演作品,立足点在普通百姓和底层人群身上,他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顺应了外国观众和评委对中国文化及底层人民生活方式的猎奇心理。《闯入者》中着力刻画主人公的困境与挣扎,养育了两个儿子的老人却没有得到儿子相应地照顾,老实本分之情却沦落成城市生活的最底层。导演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统一用“反抗”与“反叛”表达。

中国文化在悠久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礼仪、道德和语言符号系统,属于强语境文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则更倾向于多元文化表达。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给影视作品传播带来了一定困境。互联网的发展使世界连成整体,如何传播已经不是一个难题,真正困难的是“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传播内容”。

4 问题探讨:“大爱”解决“小恶”

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使中国电影擅长展现历史的恢弘大气,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倾向于叙述表达群体以及个人生活。不同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文化,“求同存异”才是文化传播的正确理念。不同的文化语境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人文关怀。

《闯入者》一类的电影倾注了导演对底层小人物的人文关怀,导演把他们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于荧幕之上,使他们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类影视作品存在的问题也很普遍:只对问题浅尝辄止地关注,没有进行深层思索;观众观影过后还存在很强的不适感和迷茫。

“反抗无果”和“叛逃”是新生代导演作品的明显标志,“罪恶”和“死亡”是他们表达主旨的手段。这些关键词很明显与“真善美”格格不入。而一些同样斩获三大电影节奖项的优秀影视作品,它们的导演在对小人物倾注关注的同时,也倡导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以伊朗作品《小鞋子》为例,影片同样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小家庭。选取了一对兄妹作为故事主角。哥哥阿里把妹妹的鞋子弄丢了;兄妹二人又因家庭窘境不敢开口向父母索要新的鞋子。于是,整个故事就围绕哥哥如何为妹妹找到一双合适的新鞋子展开。观影过后,我们可以用“善良”“积极”“责任”这些关键词来描述影片主人公。

人物形象的塑造直接影响了故事片给观众带来的观影感受和评价。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建议新生代导演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可以在以下方面尝试进行改进。

人物设置:立足底层群众,寻找平凡视角。新生代导演作品中的主人公看似平凡,但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同程度上的“罪恶”。能够打动人的主人公一定是通过展现平凡中的“真善美”的。

人物功能:由于人物设置的局限,在人物功能上往往通过“死亡”或者“叛逃”来进行“赎罪”。于是,暴力、犯罪就成了这些电影的主题,并且充斥、贯穿了整部影片。过度强化暴力导致观影不适,不利于传播。因此,在人物功能上,可以通过“自救”的形式完成故事目标。

5 结语

近年来,中国导演影视作品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得到了国外文艺界的普遍肯定。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类作品本身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故事片如何进行正确的人物形象塑造,如何传递真善美,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改进。

摘要:都市边缘群体指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那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与都市文化产生冲突与差异的群体。该类群体是新生代导演影视作品中的主角,而以此类群体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也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影视作品是外国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本文以王小帅导演作品《闯入者》为例,从叙事学的视角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探讨新时代下影视作品应如何通过人物形象塑造,传播正面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华人形象,都市边缘群体,形象塑造,传播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李恒基,杨远缨.外国电影理论文轩[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M].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都市边缘群体 篇2

为此, 本文提出完善辽宁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对策建议。

1. 科学制定识别标准, 准确甄别低保边缘户。

当前, 判断低保边缘户资格的标准还缺乏应有的制度灵活性。因此, 需要在考虑家庭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设计一种可以客观体现救助对象家庭特征或者本人特征的、有差别的救助金辅助衡量标准或附加条件。例如, 在附加条件中, 可设劳动能力、家庭人口、残疾与疾病等常量。相对有弹性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公平分配的社会效用, 提高保障效率, 也能够避免宽松的保障标准对争办低保边缘户行为的不适当的激励。

2. 实行“发展性救助政策”, 增强低保边缘户“造血”能力。

事实上, 低保边缘户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人力资本的不足造成了家庭收入偏低、生活境况恶化。因此, 在制定扶助制度时, 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更重要的是“赋以权能”, 即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这种“发展性救助政策”除了给予物质上的救助外, 更重要的是能力上的救助。实施积极的“发展性救助政策”, 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大对救助受益者的培训, 增加其人力资本, 以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和劳动力价值, 通过“赋以权能”来增强他们的“造血”能力。

3. 强化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 做好救助与就业的衔接工作。

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边缘户, 应建立规范化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 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为此应该做到:一是在保障标准上, 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的低保边缘户与无劳动能力的低保边缘户之间的差别;二是民政部门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低保边缘户再就业的培训, 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 使之真正切合低保边缘户的就业需要;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边缘户的保障待遇在支付方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金支付。

4. 完善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筹资机制。

目前, 辽宁省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资金筹集主要以市、县两级财政筹集为主, 省级财政根据地区保障能力和保障任务等因素予以重点补助。而要进一步完善辽宁城市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筹资机制, 就要做到合理划分省、市、区三级政府承担救助资金的比例, 不搞“一刀切”;要多方面开拓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筹资渠道, 尽可能地鼓励多种社会主体, 例如个人、市场、非营利组织等, 加入到低保边缘群体救助制度的筹资渠道中来。

5. 建立独立的基层工作岗位, 实现基层工作人员专业化。

要真正提高基层工作质量, 首先必须解决基层工作的岗位设置和办公经费问题, 在此基础上确保低保边缘户救助工作有效开展。而低保边缘户的救助工作要获得实质性进展和长足进步, 离不开一支专业化的基层工作队伍。要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建设, 加强对基层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业务方面的培训内容要涉及与低保边缘户有关的政策、法规的学习和掌握, 还要注重现代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培养。

都市边缘群体 篇3

一、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与生活当中出现了“大学生农民工”这个词语, 但却没有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进行概念界定。由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仍处在变动之中, 各种群体尚未沉淀出明显的界限。[1]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所说的“大学生农民工”, 只是从侧面对“大学生农民工”进行的“形象性”说明。究竟怎样的人群才是“大学生农民工”群体, “大学生农民工”该如何定义呢?

“大学生农民工”应该是一个包含很多指向的集合概念。从行为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是指在思维模式、心理状态、社会感知和行为方式方面与传统大学毕业学生有所不同, 自认为不被他人和社会所认同的大学毕业学生。其表现形式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归属感不强, 他们奔波于城乡之间, 大多没有固定工作, 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城市住房远无着落, 饮食水平一般, 类似于农民工的“漂移”生存状态。 (2) 社会经验缺乏, 刚从学校毕业, 或初入社会, 对进入社会现实缺乏应有的准备, 现实与理想差距往往较大。 (3) 心理承受状况差, 他们多倾向于能展示知识价值的, 或体力劳动量小的行业, 但他们遇事心理承受力不足, 受挫折时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如果及时发现, 也易于解决, 是可能且需要进行干预 (教育、预防) 的。 (4) 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与产生背景复杂, 既与个体的主观因素 (就业意向、预期薪酬、价值观念、技能水平等) 有关, 又受到客观因素 (社会压力、就业机会、地理区位因素等) 的影响。 (5) 生存压力大, 表现为收入水平低, 社会保险等难以覆盖。无或少存款, 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在未来除面临就业压力外, 还需分担家庭责任。因近几年人口比例失调, 婚姻问题, 特别是男性, 婚姻形式日趋严重。因而其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是隐性的, 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显性的, 是有意的。但这种行为一定是带有某种目的性, 施动者对于结果不是毫无察觉。

二、“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分析

“大学生农民工”既有大学毕业生的特征, 又有农民工的共同性, 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群体性。“大学生农民工”多刚走出校门, 步入社会, 年龄结构很轻, 但又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的特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所有有关活动及其结果, 广泛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 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体制、规范和组织状态。“大学生农民工”是青年当中最重要的特殊群体, 他们具备高智商与高学历, 却处于与农民工相似的经历, 自身存在着被认为违反了特定的规范或期望的认知。这些认知是消极的, 既不利于青年成长, 又不利于社会进步。2.问题性。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落差, 这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消极的、不利的影响, 对社会正常秩序有一定的影响。从越轨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大学生农民工”的行为具有问题性, 而其问题性具体又包括紊乱性、越轨性、失调性、病理性、冲突性等。3.标定性。“标定性”是指“大学生农民工”是被预先标定的, 是人们尤其是社会管理者赋予一些大学毕业学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和身份, 是人们对某些毕业学生所处境地的一种评价和态度。简言之, “大学生农民工”即为人们加以标签化的大学毕业生。这种称呼从学理上讲应是不带有“是非性”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是非性”的烙印, 从而对这一群体存在误读和偏见。其科学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处于困境的大学毕业生”, 是急需关怀和帮助的群体, 是这值得全社会投以敬意, 表示关注的群体。

三、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引导策略

“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确实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深刻问题, 但只要认真思索, 立足创新, 完全可以缓解问题。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来说, 要研究和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引导工作:

第一, 关注大学生农民工的社会认识能力和政治态度。大学生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受过系统教育, 亲身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壮大;他们曾经长期生活于校园之中, 与社会既保持着一定距离, 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关注面广, 政治参与比较理性和谨慎, 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时代感, 当政治事件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联系时, 又会促使他们去关注社会、表达意愿。这种矛盾性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学生农民工的意愿表达应该坚持理性原则, 并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 非理性的形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甚至造成负面影响;同时, 如果一味采取限制的方式既会妨碍他们合理情绪的抒发, 也可能因此造成政治疏离感。

第二, 关注大学生农民工的自我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标准。一般认为, 当代青年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功利, 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国家、社会、集体的责任感缺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形成了当代青年强烈的个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他们享受着现代的城市生活, 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追求思想解放、个性独立, 但在思想深处依然保持着对自我、对家庭、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与责任感。因此, 要多关注他们的个性化表达, 引导其展示出合理的群体价值与行为。

第三, 关注大学生农民工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尤其是网络的普及, 已内化为青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的网络化生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组织、行为方式, 打破了地域、年龄、身份的限制, 使青年形成不同的群体、集体、团体;同时, 网络的虚拟性、快捷性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表达意愿、针砭时弊, 为大学生农民工的合理表达构建平台。

第四, 研究和加强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有效管理与引导。网络文化来势汹涌, 它激励我们必须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寻找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切入点。[2]一是要研究我国当代媒体的特点与社会功能, 分析媒体发展对大学生农民工的影响, 为做好对大学生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视角和发展方向。二是要以建设社会主网站为基础, 构筑大学生农民工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和交流思想的主流网络平台。以引导网上舆论为目的, 组建一支政治可靠、知识丰富、数量充足并熟悉网络语言特点和规律的网上评论员队伍, 引导和形成网上正面舆论。三是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工作流程, 加强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动态的日常分析。建设骨干信息员队伍, 保证信息传递的真实快捷, 组织相关专家和专业机构多方参与, 针对大学生农民工中的活跃人群和特殊人群开展专项研究, 掌握其思想动态及活动规律, 形成统一协调、反应灵敏、高效畅通的网上舆情收集反馈机制。

摘要: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与生活当中出现了“大学生农民工”这个词语, 但却没有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进行概念界定。“大学生农民工”问题也确实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深刻问题。他们思想活跃, 聚集度高, 面临人生历程的重大过渡, 面对社会变革、环境变化所体现的社会承受能力的缺乏, 使他们处于一种极其脆弱和敏感的生存状态, 容易引致各种事件。如果对“大学生农民工”不加以引导和干预, 任由这些问题加以演变和积淀, 就会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农民工,概念界定,引导策略

参考文献

[1]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M].长春出版社, 2003.

都市边缘群体 篇4

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精神文化水平却未赶上物质生活的脚步, 稍显滞后。于是, 心理健康、幸福度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关于校园暴力、大学生自杀的不和谐现象时有见诸媒体, 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更是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加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 历尽艰辛考入高等学府, 本应是素质高人一等、积极向上的大学生群体, 为何会频频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平时安静随和的年轻人, 为何又会变为手持利器的“恶魔猎手”?他们是如何认知生命?生命对于他们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都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统观媒体上关于此类事件的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性:家庭贫困、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宅男宅女、感情受挫、家庭剧变等。如果把具有以上特征的人归为一类, 那就是所谓的高校学生中的“边缘群体”。

2 高校大学生“边缘群体”的特征

关于“边缘化” (Marginality) 一词, 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 (R·E·Park) 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帕克认为, 由于通婚或移民, 那些处于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人常经受着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他们在种族或文化团体中的成员关系模糊不清, 因为他们既不能被这个种族或文化团体接受, 也得不到另一个种族或文化团体的欢迎。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

提起“边缘化”, 不得不说的一个词语就是“人际关系”。它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 人的成长、发展、成功、幸福都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没有生活的基础。对任何人而言, 正常的人际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其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健康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必要前提。大学生的生理、心理都已日益成熟, 生活中学习的压力已不再和初高中阶段一样, 课余的生活已经占有一部分比例, 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是人际关系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期。在众多的大学生中, 人际交往存在着问题。正是由于人际交往的障碍, 才促使了“边缘群体”的产生。

从高中进入大学, 大学生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视野更加开阔, 交友圈更加广泛。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去旅游、去参加文艺表演、去爬山、去烧烤、去露营、去图书馆学习……充满激情与活力、乐观向上、思维活跃, 这些都是大学里主流群体的一些表现。而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的学生, 因为种种原因, 与这些“主流群体”产生了隔阂, 无法融入其中, 被掩埋在角落之中, 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

很多边缘群体的学生有如下特征:

(1) 或是冷眼观望, 或是静静等待, 仿佛这校园的一切与他们都无关, 他们成为大学生群体中被人遗忘的角落;

(2) 没有担任学生干部, 入党机会渺茫, 没有获奖或评优评先的机会, 没有表现的机会, 没有话语权, 孤独地躲在校园的一角;

(3) 除了去教室上课, 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根本不愿意主动参加学校的各类社团活动、公益活动, 很少参加集体活动;

(4) 他们埋怨社会的不公以及学校制度的不合理, 不能深刻理解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心理敏感脆弱, 人际关系紧张, 因此这个群体更需要被积极地关注。

3 高校大学生“边缘群体”的形成原因

高校“边缘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也有其共性。我国高校近年来不断扩招, 在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的同时, 也为高校大学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很多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往往是所在中学的佼佼者, 受到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各种荣誉、献花、掌声获得了无数, 他们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来到大学, 满心欢喜地希望自己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成为焦点, 尤其是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 更是希望能在大学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家庭的窘境。然而,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很多学生来到大学, 发现大学里跟自己同样优秀的人有好多, 他们不再是佼佼者, 在学校他们几乎没有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由高处摔了下来, 情感上的落差让他们郁闷无比, 饱受挫折。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更是因为教育水平的差异而与周围的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人微言轻的他们在大学里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不受关注, 慢慢远离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变得怪异, 最终成为“边缘群体”。

尽管在高校“边缘群体”中, 既有家庭富裕的学生, 也有家庭贫困的学生, 但家庭贫困的学生是其中的主体。在上大学之前, 这种家庭贫困给学生带来的生活条件上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比一般学生付出了更多精力来学习, 他们的学习成绩大多名列前茅, 学习成绩所带来的优越感完全取代了生活方式上的细微差异。但当他们步入了大学, 原本细微的差异渐渐变得明显, 由于以前的学习生活与社会脱节, 很多学生的视野较为狭窄, 尤其是在电脑的使用上与富裕家庭学生有较大差异;衣着、饮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不同, 使他们与其他学生的交流存在诸多障碍;人际交往、组织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不及他人。强烈的反差对比, 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 焦虑、困惑、嫉妒、自卑等负面心理接踵而来, 自我封闭心理逐渐形成。

很多大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 也希望正面、积极地表现自己, 但基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得以实现,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与挫败, 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时, 很多人会将这种心理需求转化为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从小接受社会的经济资助, 产生了依赖性, 而到了大学, 由于贫困学生相对增多, 造成了部分学生得不到社会资助的现象, 学生的的情绪会产生较大波动。自身家庭状况造成的差异、情感和精神文化的缺失、相对孤僻的性格、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新闻媒体对贫困学生的不正当炒作等种种因素, 在无形之中将这一群体特殊化、孤立化和边缘化, 给学生本身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由于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 使得高校中的“边缘群体”不能很好地融入学校、学院、班级、学生组织等集体, 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归属感, 缺乏主人翁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对集体的不认同以及逐渐远离, 使他们渐渐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 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一切都显得无所适从, 原本积极乐观的心态逐渐被瓦解, 开始产生悲观、消极情绪, 一遇到挫折就会采取过激的行为, 自杀与杀人是两种主要的极端表现形式。

很多处于“边缘群体”中的学生情绪往往十分不稳定, 容易失控;很多学生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极差, 性格孤僻, 与人交往极少;对自身存在的意义模糊不清;经常悲观、失落, 并容易影响周围的同学。

我们发现, 造成当代大学生自杀、忽视生命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处于“边缘群体”中的学生没有感受到生命积极存在的意义, 未能形成正确且积极全面的生命价值认知体系, 对未来缺乏合理的规划。

4 引导高校大学生“边缘群体”回归中心群体的对策

大学是一个培育人才、造福社会的地方, 每一名大学生都有成为国家栋梁的机会, 因此应坚持“不抛弃, 不放弃”的原则, 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学生中“边缘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需要社会、学校及家庭给予更多的关心与照顾。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作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 更应该首当其冲地担负起这种责任, 针对高校学生中的“边缘群体”具有的特征及成因, 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力争将高校学生中的“边缘群体”引导到中心群体中来,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指数, 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帮助所有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高校“边缘群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贫富差异,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让贫富差距对学生的影响减小到最低。倡导所有学生理性消费、不要盲目消费, 可以使高校学生的消费水平拉近, 让“边缘群体”学生感受不到物质生活的过大差异, 从而使他们与正常群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2) 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学校是一个小社会, 有着自己独特的环境和文化。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因为高校环境和文化不仅塑造大学生的学习氛围, 而且还关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多元文化观和价值观也随之而来, 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年轻大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而其中高校“边缘群体”更易受到影响。对此情况,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警惕, 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处于“边缘”的学生, 引导他们走向中心群体。

(3) 打造多平台, 去除“边缘化”。

高校必须创造更多让学生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 让所有大学生“边缘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到学校组织的活动中, 通过举办一系列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 如诗歌朗诵、征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 让更多的普通学生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 要设置或扩大单项评优、评奖项目, 使大部分学生有机会获得肯定和表扬, 肯定这些学生的价值, 从而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意志和自觉行动, 从“边缘化”逐渐“去边缘化”, 从而降低大学生自杀等极端行为的发生。

(4)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念。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 各种外来文化和不健康文化开始涌入大学校园, 这些不良文化会侵蚀大学生的思想, 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学生受其诱导, 做出过激行为。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电子游戏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恶劣, 应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念。

(5) 开展系列生命教育。

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因此, 让边缘群体学生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生命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个体特别是大学生“边缘群体”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接纳自我, 从而最终能够实现自我。

(6)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不可否认, 高校大学生“边缘群体”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 因而完善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 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以及适当的心理干预机制也至关重要。当代大学生面对时代的变迁和新旧观念的相互撞击, 不论是学习生活和工作, 还是理想、信念、人生观等, 他们都出现了不少的心理问题, 对未来感到困惑和迷茫。

因此, 在心理辅导上, 教师应该遵循情感、心理的发展规律, 注意对他们顺情入理的教育和引导, 帮助克服消极情感, 引导他们建立健康、高尚的情感理念。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 从而真正地让“边缘群体”学生在高校大环境里得到和谐发展。

5 结语

大学生作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引导高校大学生“边缘群体”走向正常化势在必行。如何将“边缘群体”学生“去边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黄剑.“边缘人”角色的建构——身体缺陷者社会歧视的文化社会学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2) .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都市边缘群体 篇5

本文所指的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是指都市圈内除新城、卫星城镇、县城、中心镇等重点建设城镇以外的一般建制镇和乡集镇。比如上花岔乡、水埠乡镇、黑石乡、武川乡、陡城镇、西河镇、王台镇、关山乡、黑石乡、九合镇等。这类乡镇处于核心区辐射末梢, 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条件均次于圈域内其他乡镇, 其发展亦总体落后于圈域的次边缘乡镇 (1) 、内边缘乡镇 (2) , 具有更接近农村、更突显乡村生态等特点。

在中国特别是西北内陆落后地区, 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发展往往被忽视, 甚至成为发展盲区。这不仅使该类乡镇的发展举步维艰, 同时也对都市圈域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鉴于此, 文章以西北地区中心都市圈 (兰州都市圈) 为例, 求解西北地区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特征及生长机制, 探索其规划设计的新思路、新技术, 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特征及生长机制研究

(一) 情况简介

兰州都市圈域共有乡镇272个, 其中外边缘乡镇211个, 占77.57%。在外边缘乡镇中, 建制镇仅占34.60%, 且规模普遍较小;位于非地域边缘的外边缘乡镇85个 (其中18个乡镇位于区级行政辖区内) , 占40.28%。此外, 受高寒气候和特殊地形地貌影响, 这些外边缘乡镇均为干旱半干旱山地型乡镇, 且普遍偏远落后, 处于都市圈发展的灰色地带 (见表1) 。

(二) 特征求解

受地理、气候、水文等特殊自然条件及内陆欠发达的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科教条件等因素影响,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在用地、空间、人口分布、发展结构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特征, 并深刻影响着其发展规划与开发建设对策。

1. 生态用地压力大

由于兰州都市圈绝大多数为山地 (其中大部分又为河谷) , 主城及新城 (或卫星城) 用地极为紧张, 都市圈域的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不得不向外转移和置换, 使得外边缘乡镇成为生态用地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另外, 西北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 区内沟壑纵横、土质稀松、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为确保城市的用地需求和生态环境质量, 兰州都市圈在主城周围构筑了多重生态屏障, 并把外边缘乡镇列入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 使其成为区域生态用地的主要承接地。

2. 接受主城辐射较弱

兰州都市圈内中心城区 (3) 规模较小, 人口规模刚过200万, 经济总量很小 (2009年兰州全市GDP才达920亿元) , 圈内的次中心、副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也甚小, 加之河谷地貌的山水阻隔, 使得外边缘乡镇很难接受主城辐射, 与主城的交通、通讯、产业等联系均很弱。

注: (1) 表格数据根据《兰州都市圈规划纲要》 (2007.8) 、相关市县村镇建设统计年报 (2007年) 、有关兰州都市圈发展研究的相关论文和数据综合整理而得, 并根据近年来的兼并情况进行调整; (2) 本次统计主要涵盖8区16县 (市) 。

3. 发展阶段低

处于都市圈域外边缘的不利区位使得该类乡镇的产业发展、科学技术、文明程度、城镇建设均处于较低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巨大。

4. 用地受限, 空间狭小

约三分之二的乡镇位于河谷、沟谷地带, 属于河谷型小城镇 (4) 。因此, 乡镇建设用地极为受限, 发展空间狭小, 且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无法推行。

5. 人口稀疏且人口中心城市化趋向明显

该类乡镇的总人口规模普遍偏小, 大多不超过1万人且分布稀疏, 人均农业用地相对充裕但水源缺乏。同时, 受城乡贫富差距势能的强烈作用, 且因县城、县域中心镇的经济势能小, 外边缘乡镇人口向中心城市、新城集聚的趋势比中东部地区更为明显。

6. 文化遗存保护较好, 生态环境较好

由于封闭和经济社会低速发展, 人类对文化遗存、生态环境的干预较弱, 民俗风情、民间艺术传承相对较完整, 空气状况、生态质量要明显好于城市、卫星城等。

(三) 生长机制研究

受特殊的地域结构、历史进程、空间区位及发展动力的综合作用,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呈现出既不同于圈域内次边缘乡镇也不同于中东部地区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独特发展机制。调研表明, 该类乡镇的生长较少受到中心城市张力、大型项目推力、市场经济拉力及技术进步动力的作用, 其主要驱动力仍局限于制度变革力、交通轴向力、政策扶持力及资源开发潜力等, 不少乡镇在单一且不稳定的发展动力下缓慢生长。同时, 在传统、低效、相对僵化的政策机制主导下, 大多乡镇的发展缺乏活力, 技术服务机制、市场运作机制、人才及文化交流机制、发展创新机制等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限。地处都市圈域外边缘、区域经济合作区外边缘及生态环境建设边沿等多重叠加式弱化地带, 该类乡镇在相对封闭且原始的弱自组织力作用下, 经济体系极不完整, 社会体系亦未能系统建构。

可见,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地域条件、内部结构、组成元素及各元素的相互作用过程、性状功能和对外联系等综合产生了其独特的发展机制, 并受“边缘效应” (5) 、“西北内陆效应” (6) 的双重影响, 使这种机制惯性牢固作用于乡镇发展。

二、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现状合力测量及生长方向预判

鉴于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自身特征和发展机制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应突破仅从乡镇本身单向分析现状的局限, 而从中心城市需求 (亦即轴向力) 、外边缘乡镇对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 (正向力) 、外边缘乡镇自我发展能力 (竖向力) 、外边缘乡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侧向力) 等四个方面构筑“四维向量”, 综合测量该类乡镇的现状合力并预判其生长方向。

(一) 轴向力分析

即都市圈中心城市 (含新城) 对外边缘乡镇的需求能力与水平的分析, 这将是该类乡镇未来发展的“核心轴”和“主导力”, 也是其主动对接、融城发展的主要生长方向。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兰州市区迅速扩张, 城市在用地、生态、休闲、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需求亦迅速突破狭长的河谷的束缚, 向近郊及远郊的山谷盆地、河谷川地、平地等地区延伸。在给中心城周边的县城、卫星城发展带来绝好机遇的同时, 亦给外边缘乡镇提出包括旅游休闲、绿色食品、生态屏障、环境净化以及承接部分产业和分散部分城市功能等方面的需求。这种来自圏域中心城的需求拉力即为兰州都市圈外边缘乡镇提供了发展轴向力。

(二) 正向力分析

即外边缘乡镇应对都市圈中心城市发展需求的承接能力和服务程度。针对兰州城区、新城等中心节点所释放出 (或潜在) 的多元化以及非均衡的疏散、转移、置换等需求, 各个外边缘乡镇应积极深入地分析自身条件和面临环境, 准确预判出自己对都市圈中心节点的承接内容、服务项目、配套重点等, 从而梳理出融城发展的具体思路, 形成发展正向力。比如针对兰州市民出游休闲的需求, 相关外边缘乡镇可依托自身特色优势并结合都市农业和都市旅游, 打造各类主题旅游名镇、名村, 构建圈域内完善的周末游、短假游、短线游线路。

(三) 竖向力分析

由于外边缘乡镇接受主城辐射较弱, 发展阶段较低, 该类乡镇不可能像卫星城镇、县城、中心镇一样过分依赖中心城 (或新城) 的辐射带动, 这即要求大部分外边缘乡镇还需挖掘自我发展能力, 部分地自力更生, 这可称作发展竖向力。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受特殊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地理区位影响, 发展一直落后, 且与中心城市的联系不紧密。因此, 深入分析各乡镇的优劣势, 从用地、土壤、气候、水利、遗产、文化、交通、矿藏、民俗及民间工艺等维度全面测度和评判其赋存情况和利用条件, 进而梳理出1—2个优势产业, 并结合科技进步及国内外市场, 进行特色化、专业化、主体化的规划建设, 走窄口径产业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比如, 圈域内有些乡镇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花卉或中药材种植业等, 即可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结合生态、旅游等功能按照产业化思路大力发展一种作物, 力争做特做强;而个别乡镇的文化遗存或稀有矿藏较丰富且知名度较高, 则可集中发展文化休闲、民间工艺、稀有能源等产业, 力争集中突破;还有些乡镇可做足水文章、山文章、草文章、石文章等。

(四) 侧向力分析

除分析融城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之外, 还应关注两个容易忽视的区域, 即外边缘乡镇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和以某外边缘乡镇为圆心的一定范围内与其经贸关系密切的区域 (与行政区无关) , 这两个区域对该类乡镇发展往往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受这两类区域作用而产生的生长驱力则可称为发展侧向力。

兰州都市圈涉及24个县 (区) 级行政区, 各辖区内的外边缘乡镇宜充分测度自身在县域体系中的地位、分工、特色、功能等, 结合自己所在经贸区 (可根据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划定, 亦可放入已确立的经济区中) 发展概况和要求等, 综合评判动力机制和生长方向, 找准切入点进行规划建设。比如, 圈内东部的部分外边缘乡镇处在省煤电化走廊区, 可积极融入发展;圈域西部的部分乡镇则位于河湟地区经济区, 亦可有选择地发展相应产业和承担相应功能。

三、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规划设计研究

(一) 规划路径研究

根据区域特征、现状条件、生长机制等, 结合对拟规划乡镇现状合力的测量及生长方向的预判, 重点构筑包括定位、网络、城镇化、产业化、管理等“五个维度”的规划框架, 研究这“五个维度”的规划思路和综合作用模式, 进而推动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规划创新。

1. 定位力规划

定位是当前城镇发展的重要命题, 更是外边缘乡镇规划的首要难题和关键问题。笔者认为, 除重点考虑自身演变、形势变迁、外部条件、资源优势、发展基础等要素外, 更重要的是从“四维向量”分析中找准给力基点, 科学而动态地考察、评析、确立各外边缘乡镇在社会经济发展坐标系中的坐标位置及其建构机理。

具体而言, 即要求规划师联合政府决策者、战略智囊团队等组成战略定位“工程共同体”, 除综合分析兰州都市圈域各外边缘乡镇的区位力、人文力、资源力、竞争力、协调力及发展力等传统“六力”外, 还需重点关注本乡镇与中心城市 (或新城、城区) 的关联力、乡镇内在的整合力、乡镇对周边区域的融合力以及乡镇独特的生态力等新“四力”, 建立基于外边缘乡镇特征的新型定位力评价模型。基于此, 对这些边远落后乡镇作出个性鲜明、相互错位、科学务实的定位, 比如“城郊花卉基地”、“西固区苗圃产业基地”“都市梨园”、“都市农业示范基地”、“都市XXX蔬菜产业基地”、“都市可降解包装品生产基地”、“兰白核心都市经济圈塑胶花产业基地”、“西部古动物化石中心镇”、“XXX县商贸物流次中心”、“兰州市年画产业名镇”、“洮河流域旅游中心镇”、“城郊休闲度假基地”、“都市边缘低碳休闲实践区”, 等等。

2. 网络力规划

城乡规划的重头戏是网络体系规划。外边缘乡镇切不可再孤立自己, 更不可封闭自己, 而应积极推动自身优势“出口”, 探寻区域大网络的“接入点”, 并规划建设好内部网络, 实现“内网”与“外网”的无缝衔接和高效转换。

具体而言, 兰州都市圈域各外边缘乡镇宜从产业网、设施网、市场网、文化网、生态网、科技网等子网出发, 在全面分析都市圈域、县域经济区及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各种“局域网”节点路径及走向的基础上, 综合评判自身的承接能力及发展潜力, 按照“入网融网”、“外网带内网”的思路, 规划“对外开敞式”且“内部互通式”的网络系统, 既要推动本乡镇的经济社会主动进入动态变化的大系统中 (或使之成为外部系统一个重要节点) , 也要确保内部的产业、设施、科技、生态、文化等网络共建共享、整合发展, 还要保障各子网及系统网络的动态拓展能力 (也就是规划的弹性) , 进而实现系统规划、集约发展的目的。

3. 城镇化力规划

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城镇化问题, 而外边缘乡镇的城镇化进程则成为都市圈整体发展重点和难点。因此, 在该类乡镇的发展规划和开发建设中如何有效地围绕城镇化这个中心命题而开展工作, 则关乎外边缘乡镇发展全局。

结合兰州都市圈的特征及国内外形势, 笔者认为其外边缘乡镇宜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或以重大项目带动城镇化建设 (如资源开采、生态建设、旅游开发、基地建设等类型的大项目或产业园区) , 或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 (即内生型城镇化模式, 如以果蔬、花卉、中药材、传统工艺等的产业化撬动城镇发展) , 或结合新农村建设提高城镇发展水平, 或建设交通走廊型城镇, 或撤乡并镇融城发展, 或探索飞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近郊乡镇、非常落后的乡镇、新发现资源的乡镇均可尝试该种模式) , 或异地城镇化与本地城镇化相结合。但不管选择哪种城镇化道路, 均要注重充实发展内涵, 即完善市政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激活服务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增加收入水平和就业岗位等, 而不宜过分强调圈地拓镇、贪大图洋, 应走人口城镇化、用地城镇化、生活水平城镇化及文明程度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

比如, 三塬乡、杨塔乡、砚塬乡宜紧紧围绕刘家峡景区整体打造提升的契机 (甘肃省旅游局正在全案策划该景区, 拟打造兰州都市圈的旅游经济开发区与度假休闲基地) , 走重大项目带动型与特色新村建设推动型相结合的“依区连乡融都”城镇化道路;青城乡、金崖镇等文化名镇则应积极融入兰州大都市文化休闲产业发展体系中, 通过特色化、主题化、产业化的文化运作, 打造度假新镇、文化新村、会务驿站、遗产古镇等“四大主题空间”, 推动其城镇化进程;而对于金沟乡、黄峪乡等处于高山深谷且资源贫乏的乡镇, 则应结合县域中心镇、县城、省市级经济开发区等实行异地城镇化, 包括撤乡并镇、生态移民、融区 (园区) 建镇等措施, 从而实现内涵式城乡统筹发展。

4. 产业化力规划

产业作为乡镇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动力要素, 是整合资源、承接转移、发挥优势的主要平台, 也是边远落后乡镇脱贫致富保民生的法宝。产业发展能力是决定城镇化进程及乡镇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能力, 也是左右外边缘乡镇发展的关键问题。

因此, 综合考虑都市型产业、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等与本乡镇产业 (或潜力产业) 的关联程度, 根据兰州都市圈域各外边缘乡镇的资源状况和发展基础, 结合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 首先对各乡镇的现有的产业类型、产业结构、业态组合等进行评价, 发现问题与矛盾;而后, 对本乡镇的资源开发能力、产业对接能力、设施支撑能力及环境承载能力作出科学而客观的评判;最后, 遴选出若干能做大做特的产业 (包括农林产业、工矿产业、商贸物流产业、文化休闲产业等) , 进行产业化、链条化、园区化设计, 并对各产业的业态组合进行设计。这样, 因势利导、避弱就强、扬长避短, 既可衔接圈域、区域的产业体系, 亦可整合外边缘乡镇零散、内隐的资源, 进而做实做特1—2个产业, 带动乡镇脱贫致富。

比如, 在西河镇总体规划中, 充分依托滨临黄河独特的山水格局、原生态的自然本底、紧邻兰州主城的区位优势等, 提出重点发展以会务度假、农家休闲为主导城郊旅游产业, 积极发展旅游商品生产流通、地域文化保护与开发、园林苗木栽培与商品化等配套产业, 以生态化、主题化的产业集群推动新农村建设及城镇化进程, 进而打造兰州都市圈域低碳产业发展明星、生态城镇建设典范。

5. 管理力规划

乡镇管理问题在战略研究和规划设计中往往不受重视, 我国的乡镇管理水平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需求, 表现在管理的理念、内容、方式与技术等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乡镇内耗, 延滞了城镇化特别是外边缘乡镇的城镇化进程。

因此,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在进行发展研究或规划编制中, 宜加强对政策、机制、公共事务管理、专有事物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和探讨, 以减少内耗并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更好地推进乡镇建设。比如, 加强对乡镇的规划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环境与卫生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公用事业管理、人口管理, 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知识管理、教育发展与管理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提出科学明确的思路与对策, 并设计 (或开发) 出可行的管理路线图、作业流程或操作系统 (或管理信息系统) , 推进乡镇管理的精细化、信息化、科学化;另一方面, 亦需加强对开发与建设政策、管理与服务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为当地政府、企业等组织提供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

(二) 设计路径

按照规划与设计同步推进的原则, 结合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生长机制和“四维向量”分析结论, 笔者构筑含生态、动态、文态、形态等“四态”框架, 综合研究外边缘乡镇的设计问题, 并给出最优设计方案。

1. 生态设计

即包括乡镇生态环境的设计和乡镇设计的生态化两个方面, 其中乡镇生态环境设计又包括自然生态环境设计、人文生态环境设计、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环境设计三个部分。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和城乡生态环境危机加剧, 人们对乡镇生态设计的重视程度日趋提高, 乡镇独特的生态价值亦日益凸显。

因此, 在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设计过程中, 宜根据都市圈生态网络的整体要求和自身资源特色, 结合园林绿化规划、文化规划、旅游规划等内容, 对自然、人文、人工自然等生态环境进行科学设计, 打造个性鲜明、舒适宜人、和谐包容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 宜按照低碳高效的要求, 对产业、生活、建造活动、乡镇空间等进行生态化设计, 体现地域特色和乡镇定位, 并促进人地协调共生。

2. 动态设计

对于偏远落后的山地型外边缘乡镇而言, 对外联络和内外交通的组织设计至关重要, 要确保“进得来, 出得去, 散得开”, 即要开展各种“流”的动态设计研究。

因此, 在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设计过程中, 宜结合“网络力规划”和绿化、低碳、美观等要求, 对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能源流等“动态”因素进行系统安排和科学设计, 包括对“流”介质材料选择、线形走向安排、外观设计及其管理系统设计等, 从而实现外边缘乡镇的低成本高效益跨跃式发展。比如, 在陡城镇的总体规划中, 应深入分析河谷型乡镇在对外交通联系、内部各组团联络等方面的严重障碍因子, 充分研判自身在区域农业生产及流通中的重要区位, 结合兰州都市圈域农副产品物流节点、区域性农林科技服务中心以及特色小城镇建设等契机, 在镇区构建白银市域农副产品物流次中心、兰白都市核心圈层北部农林信息中心、都市圈域农产品绿色通道重要节点等, 并优先改扩建镇区与京藏高速、109国道、308省道及县道的连接线, 同时亦重点建设连通中心村的公路, 优化路网骨架, 推进主要产业 (物流产业、现代农业、信息产业) 与交通、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捆绑式发展;与此同时, 注重镇区视线通廊、景观动线以及乡村游线、产业流线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 确保景观格局、产业链条及特色展示的整体性。通过对“线”形要素体系的系统规划设计, 有效应对该类乡镇的交通障碍因子, 并提升其区域功能, 拓展其用地空间和辐射范围, 达到发挥潜在优势、打造产业平台、优化空间要素、提升区域地位的目的。

3. 文态设计

人气、商气与文气是紧密相关的, 文化品位是产生人气、商气的重要资源。每个乡镇均有独特的历史文脉、文化底蕴、人文风貌等, 这为小城镇规划与设计奠定了基调, 也为各乡镇的个性特色打造和文化品位提升提供了基本依据;此外, 不少外边缘乡镇的民俗民风、文化传承等保存较原始、较完整, 具有较高的文化和保护价值。因此, 关注外边缘乡镇的文化价值和文态设计, 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兰州都市圈域的青城乡、水埠乡镇、三原乡、华藏寺镇、武川乡、中连川乡、王台镇、关山乡、黑石乡、九合镇等外边缘乡镇均为山地型乡镇, 具有多民族杂居、文化历史渊源较长、民间非物质文化遗存独特而多样等特点。因此, 深入进行文态设计, 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提取和应用 (比如应用于建筑设计、公共空间设计、镇区 (集镇) 关键节点及界面设计、街头小品设计等) , 对文化实物进行保护性开发 (比如对古街或古建集中区进行整治性保护, 以延续其原有的文气和人气;对民族建筑、宗教建筑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和绿化) , 对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整合、包装等, 并合理配置和精心设计相关文化设施、文化小品, 促进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舒缓包容, 充实乡镇发展内涵并提升其文化品位。个别边远落后乡镇不具备大力发展经济的条件, 则可主打“文化牌”做特做强文化产业集群, 走文化立乡强镇之路, 比如苏集乡、考勒乡、香泉回族乡、青城乡等。

4. 形态设计

形态设计是传统城镇设计的主流, 即对城镇的布局形式、用地形态、各种功能地域的分异格局、建筑空间组织和面貌、无形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 (如城镇的社会、文化等) 等进行创意和设计。外边缘乡镇形态设计的目的既是从视觉要素、感知要素等角度协调与圈域内主城、圈域内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关系, 也是为顺延乡镇的肌理与结构, 更是为其本身创造一种独特的空间意境、文化氛围、乡镇性格。

针对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特征和生长机制, 首先宜对影响乡镇空间组织的内容 (如外边缘乡镇的发展背景、功能、结构、活力、景观、公共环境设施及其发展意向等) 进行研究和分析, 挖掘当地文化特色, 提取地域与人文元素, 求解乡镇生活需求, 诠释当地的山、水、田、林等自然格局;而后, 按照节约、低碳、经营的乡镇形态开发原则, 结合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和人文传承等元素, 重点选取标志标识、开放空间、用地形态、绿化景观、特色街区、镇 (乡) 域格局等要素进行策略性形态设计, 建立起易于识别和感知、具有逻辑和秩序、富有特色和个性的整体形态系统。

四、结语

兰州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在环境条件、生长机制、制约因素等方面具有西北地区该类乡镇的一般的特征, 较好地代表了该地区都市圈内外边缘乡镇的发展困境;而通过在现状分析、生长预测、规划思路、设计对策等方面的创新研究, 为该类乡镇的规划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和参考。

摘要:都市圈域外边缘乡镇的规划设计研究是国内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盲点之一, 也是制约都市圈域整体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理论缺失。本文以兰州都市圈为例, 在分析其外边缘乡镇的特征及生长机制、现状合力及生长方向的基础上, 在方法、技术、框架等方面探索性地创新了规划思维和设计策略, 为西北地区该类乡镇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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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边缘群体 篇6

《阜新市人民政府关于调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市内五区、市辖镇、阜蒙及彰武县、所辖乡镇四个地区2006年为170、140、140、110;2007年为180、150、150、120;2008年为210、180、180、150;2009年为225、225、225、195;2010年为280、250、250、220。 (单位:元/月) ,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建立城市低保边缘户救助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 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界定标准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上浮40元。

二、两群体社会救助现状对比

(一) 医疗救助

阜新市城市低保户根据阜政发[2006]57号印发《阜新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办法》, 包括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其中门诊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年最高40元;住院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年最高2000元, 政府救助与个人承担1∶1。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没有门诊救助项目, 其中住院救助标准按低保对象救助标准的50%救助, 即最高金额为1000元。

(二) 子女就学援助

阜新市2009年调整城市低保对象分类救助标准, 首次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纳入到分类救助范围, 分别在享受低保待遇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30元和100元。城市低保边缘户则按就读义务教育阶段低保对象救助标准50%救助, 无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补助。

(三) 冬季取暖补助

根据2012年阜新市政府工作报告, 阜新市低保户取暖救助标准提高到100元以上。

城市低保边缘户则有范围限定:无单位交采暖费、需自己承担费用的边缘户。

三、两群体相关配套政策实施现状对比

(一) 档案健全状况

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准确数据每年都收录于《阜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公报》, 2007~2010年人数分别为16.7万人, 16.8万人, 16.7万人和14.36万人。但因缺乏较为严密的登记制度以及宣传力度的不足, 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准确的数据很难统计, 并没有确切的人员档案。

(二) 住房安置状况

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拥有优先申请廉租房的资格, 同时正式启动棚户区改造回迁居民优惠工作, 对象为正号低保和低保特困户、患有四种重大疾病的低保边缘户, 对低保户私有产权的原面积拆一还一, 免收新旧房屋结构差价, 但对低保边缘户则需要家庭成员中有一人患有四种重大疾病, 即尿毒症并进行定期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中晚期慢性重症肝炎及并发症并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经审核公示后才享受低保特困户优惠政策, 条件更为苛刻。

四、解决措施

(一) 提高边缘户界定标准

阜新市现行的城市低保边缘户界定标准过低, 应该根据当前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综合考虑, 如果在现有救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提高界定标准, 从而将更多的边缘户纳入低保群体, 减少相对贫困情况的出现, 使更多的低保边缘户享受到完备的社会救助制度带来的福音。

(二) 实现救助形式灵活性

城市低保边缘户与城市低保户有较多差异, 对于该群体的救助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按需补助, 例如该家庭老年人所占比重较大, 可以适当增加医疗补助, 减少其他方面的补助;同时, 该群体劳动能力一般比城市低保群体劳动能力强, 所以可增加就业培训和技能培训, 获得更多劳动收入等。

(三) 建立专项救助基金

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今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与低保制度捆绑实施, 而将城市低保边缘户排除在外, 可以建立专项资金, 有针对性对该群体进行补助, 不仅能满足该群体需求, 与低保基金区分, 同时也增强制度的可操作化。

(四) 完善低保监督机制

完善和运用低保监督机制, 解决低保对象退保难问题, 采取措施让更多的人参与监督, 更好的发挥居委会作用和群众力量, 同时对于骗取低保救助的对象适当加以处罚措施, 建立低保对象诚信机制, 其中诚信等级较低者可以取消纳入资格, 从而将这笔资金用到实处, 向城市低保边缘户倾斜。

(五) 利用社会慈善力量

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尤其是社会慈善力量, 近年来这股力量已发挥巨大作用, 可以在充分发挥政府救助的前提下, 利用好社会互助的形式, 积极筹集资金, 切实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使该制度更好的运营。

(六) 转变各方陈旧观念

就政府而言:应加强对该群体的关注程度, 物质救助和精神救助两手抓, 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城市低保边缘户有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使该群体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推进制度的完善和工作的顺利进行。

就城市低保边缘户而言:应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工作, 转变观念, 提高劳动技能, 增加收入, 摆脱生活困境, 而不是消极怠工。同时, 积极了解相关知识, 保障自己的权益。

阜新市大量存在的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问题亟待解决, 处理好该群体的社会救助问题, 不仅可以很好的保障该群体的基本权利, 体现社会的关怀, 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阜新市加快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 这类问题的解决更加不容忽视, 从资金、制度、观念等多角度加以考虑, 希望可以有利于该类人群社会救助不足问题的解决。

摘要:阜新市经济转型以来, 城市低保边缘户大量涌现, 该群体是指非农业人口中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 但由于未充分享受长期性救助政策, 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城市低保对象, 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唐钧等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城市低保边缘户的相关社会救助问题, 但其研究限于宏观层面, 对某一地区或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见。在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对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问题展开研究。

都市边缘群体 篇7

一直以来, 边缘群体都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当前的发展来看, 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边缘群体表达自身诉求和愿望的重要的平台。特别是原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沐浴阳光”的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 依托网络新媒体, 形成对内以及对外的传播和互动交流。

边缘群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 对于边缘群体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一般认为边缘群体是指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在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体制上, 表现出了一种边缘化的发展特点。本文探讨的同性恋群体, 就是一个典型的边缘群体。除此之外, 农民工群体、精神病人群体等也是边缘群体的典型代表。国外对于边缘群体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 随着《人类的移民与边缘人》《种族混血儿的心理状态》等论著的出版和发行, 对于边缘群体的研究逐渐形成“边缘人理论”, 这种理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比利·戴维斯在《多元社会中的边缘状态》中提出, 边缘人理论“逐渐用于不带贬义的结论以及文化融合的论述中, 它可以用来区分群体的差异, 指代个体的身份, 并被引入个人对自我的评价”。 (1) 新媒体的出现, 使得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边缘群体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积极发声的群体之一。而这一切的变化, 都得益于新媒体开放性舆论环境的构建。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认为新媒体平台“成为民众意见的汇聚地, 是一种由分散到聚合的方式”。 (2)

在网络出现之前, 边缘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发声是苍白的。他们的声音无法在传统媒体的版面中得到展现, 网络化社会下, 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莅临, 使得这一部分边缘群体开始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身诉求, 这正是话语权提升的彰显。

二、网络化社会下边缘群体传播的个案分析

当前在网络化社会下, 虽然边缘群体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是在我国具体的案例却并不多, 比如之前得到广泛关注的“大爱清尘”为患尘肺病的农民工维权等。去年, 得到最多关注的是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 这是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传播的典型案例。

(一) 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活动简介

2014年5月19日, 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这一项活动的主题是“不再恐同,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发起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同性恋群体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祝福。然而一直以来, 社会传统道德对于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持排斥的心理, 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还会选择与同性恋家人断绝来往。而在国外的网络舆论中, 这一话题早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性恋这一群体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谅。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活动的发起, 使得越来越多的同性恋群体得到社会的关注, 有上万名网友留言表达了对同性恋群体的关爱和祝福。

(二) 网络新媒体促进边缘群体的对内与对外传播

在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中, 网络新媒体对于边缘群体的意见表达起到了外部获得支持以及内部增进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说, 同性恋群体借助新浪微博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甚至通过新浪微博贴出了自己与同性恋人的合照, 并且分享他们之间的故事。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 同性恋群体增进了和外部社会的互动和交流。网络新媒体的出现, 不仅为同性恋等边缘群体搭建了一个对外传播的平台, 同时也为其内部增加了一个增进联络的渠道。在网络新媒体出现之前, 边缘群体内部交流主要依靠于人际传播, 同时加之边缘群体抵触让外人知晓自身的边缘性, 因此边缘群体大多在暗处活动, 发展极为缓慢。网络新媒体的出现, 使得边缘群体的内部互动交流更加的便利, 形成一种有组织的互动张力。而对于新浪微博话题#同为爱发声#来说, 新浪微博是其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反应出网络社群聚集的作用。

三、网络化社会下边缘群体传播带来的社会问题

网络化社会下, 边缘群体传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既有来自社会本身的, 同时也有来自于边缘群体自身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差距, 造成边缘群体的极端情绪

网络化社会下, 边缘群体在这种虚拟环境中, 找到了自我, 也找到了自信。但是, 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强烈的反差, 带给边缘群体的是极端情绪的崩塌。比如同性恋群体, 他们在网络虚拟环境中, 获得了各种祝福。但是面对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现实环境的不理解, 给他们造成更负面的心理负担。

(二) 网络新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差距, 造成边缘群体的弱势感增强

网络新媒体是边缘群体的重要发声平台, 也是边缘群体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 网络新媒体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程度是非常高的, 边缘群体也热衷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加强互动交流、获知相关信息。但是, 主流媒体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却寥寥无几, 这种网络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的巨大差距, 也进一步导致边缘群体的弱势感增强。比如, 主流媒体并没有对在微博上广泛热议的“同为爱发声”这一话题进行报道, 这也说明这一话题从社交媒体的舆论议程成为更广泛接受的公共议程还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引导。

(三) 边缘群体自身媒介素养能力参差不齐, 无法实现有效传播

受到自身经济基础、文化水平、性格因素等限制, 边缘群体自身媒介素养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边缘群体中的一些个体, 他们自身媒介素养能力不高, 参与网络讨论时, 容易让媒体产生误解, 无法达到有效的自我传播;同时一些网络上激进的声音, 也容易造成同性恋群体对外界的抵触情绪, 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四、加强网络化社会下边缘群体传播社会问题治理

根据李普曼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 以及西方政治学家对于这一理论的检验和发展, 在网络化社会下边缘群体传播的社会治理依旧可以运用议程设置的方略。例如在全社会营造针对边缘群体的关爱和理解的舆论环境。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网络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平台也成为社会构建的力量之一, 参与社会空间的塑造中。因此, 依托网络媒体的发展, 在网络化社会下, 可以通过积极的媒介议程去影响公众议程, 在网络的舆论场中, 营造和谐文明的舆论氛围, 为边缘群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理解的社会环境。其中, 主流媒体作为政策议程的传达窗口, 同时也是公众议程的反映平台, 也需要一定程度上给予边缘群体关注和报道。

提高边缘群体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力, 促进有效传播, 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某种程度上也能让外界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网络化社会是社会主体借助传播交往进行多元互动, 从而形成文化与社会共同体的过程。网络化社会中, 媒介作为一种发声平台, 让边缘群体敢于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意见, 参与社会决策中。而我们的社会决策者, 也进一步接触到他们的观点和态度, 从而在具体的社会决策中, 尽量考虑边缘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1]张祺.苗语影像:边缘群体的集体影像生产[J].国际新闻界, 2012 (7) .

[2]王凯玲, 李焕, 刘国强.从网络媒介事件的生成探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11 (6) .

[3]童莉.新媒介环境下的草根媒介对大众传播经典理论的冲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1) .

[4]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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