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陈述（精选8篇）
理论陈述 篇1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一门新疆地方性的重要课程,对社会经济发展地区稳定、正确理解和认识新疆“三史”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一、《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特点
从课程设置说,《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一般会和《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政策》等课程一起形成目前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一)理论性
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必须根据课程提供的理论依据和教师教授的课堂知识准确把握课程体系。《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教材和教学活动是围绕这些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开展的, 因此《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理论性很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熟记相关知识点并准确地加以实际运用。
(二)实践性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从课堂教学到实践教学,一直到最终的期末考核,这一系列的教学过程和学习环节, 都需要经过大量知识灌输和实践教学才能掌握和熟悉, 因此对于课堂教学获得的相关知识必须进行大量的课堂实践教学才能得到巩固。
(三)综合应用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目前在校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有时一项教学过程或是活动可能涉及多个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同时具备多门知识,并且综合应用。
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考核存在的问题
(一 )考 核 目的导向存在 误区
尽管目前国内高校强调对学生的素质培养, 但就考核方案的设计而言,大多只是对书本、课堂知识掌握程度的简单测评, 将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学习的唯一标准, 并延伸到评优、奖学金、就业推荐等。这很容易把学生的学习目的导向为对教材内容的简单模拟学习, 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 )评价 方式 单 一
在《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体系期末考核设置中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项分数合计的方式。平时成绩多以作业、考勤、课堂回答问题的表现为准,占总评成绩的30%左右。期末考试则以笔试为主 ,按照教学计划中的重点内容出题组织考试,占总评成绩的70%左右。这种考核方式导致很多学生抱着考前突击的心理,不重视平时学习。
(三 )考 核 内容 过 于 片面
目前,《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考试的题型一般是单选、多选、判断、综合问答等,而且都是标准答案。对学生的考核侧重记忆和简单的理解能力,无法评价学生的沟通表达、资料的收集甄选、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等能力,而且对于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没有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
(四 )我区 高 校 缺乏 过 程 性考 核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较理想的国内高校可以发现其教学方法较灵活,内容较接近现实,这些教学活动不仅是课程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课程时段考核方法。
三、对改革现有考核体系的探讨
(一 )重 视 专 业课 程 的考 核 方 案 设 计 ,体 现 素质 教 育 目的
因为每门课程的教学要求不同,所以不能采用同样的方式考核。在设计《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考核方案时,应以具体授课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为主要线索。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将授课班级分为几个授课单元,以能力和素质考核为 中心 ,根据学识 情况将考 核方式、考 核内容、分 数评定、实施效果评价等渗透要实际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实效性。
(二 )考 核 内容 和 题型 的 灵 活 性
目前,很多高校课程考试已经建立试题库或试卷库。这种考核内容不应流于形式,而应鼓励有关教师及时编写更具实用性的题型,定期更新有关试题数据库。另外,考核内容不应仅仅局限于教材, 可以结合现今时事政治等有关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程知识要点为核心。
(三 )考 核 方式的 过 程 化和 多元 化
目前《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除了课堂理论教学外,还应该注重增加时政分析、阅读拓展、社会调查等多项教学环节, 将课程考核从期末考试考核延伸到整个学习过程,强化课堂教学考核,逐步提高大学生对于课堂知识的理解和分析及相关知识点的知识收集、分组单元的相互协调、获取知识的实践表达等能力,比如《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
这种多渠道的考核方式, 可以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而且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章节时段的活动表现给予有效连续的过程考核, 这对督促学生专注课程学习和评价其学习效果都是很好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考核方式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反馈,及时弥补时段考核的不足之处。
理论陈述 篇2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证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比较，就虚假陈述案件中的“市场欺诈理论”从其内涵，发生原因，适用前提以及对该理论适用的抗辩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规定》所采用的“市场欺诈理论”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关键词]“市场欺诈理论”;虚假陈述
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2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第一个有关侵权民事赔偿适用法律的系统性司法解释。如同传统意义上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证券市场一旦发生虚假陈述，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只有与投资者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时，行为人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而，在涉及虚假陈述的案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非常重要。《规定》在其第18条列举了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几种情形，同时在第19条规定了被告可以就原告对基础事实的证明提出抗辩，以证明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规定》引入了美国证券法学界的“市场欺诈理论”(FraudontheMarkettheory)以及“信赖推定”原则(Presumptionofreliance)，但同时根据国情，丰富和发展了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损失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本文拟结合美国证券法以及判例法和上述《规定》从几个角度来探讨有关“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的问题。
一、“市场欺诈理论”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许多法院逐渐发展了“市场欺诈理论”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并被最高法院认可。该理论认为，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因相信证券市场是真实的以及证券价格是公正的而进行投资，其无须证明自己信赖了虚假陈述行为才做出投资;只要证明其所投资的证券价格受到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为投资人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有效市场中开展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信赖自由市场力量确定的证券市场价格，而自由市场力量不受欺诈或者虚假陈述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之一。但由于证券交易本身的特点，要求投资者证明其损失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非常不现实的。与传统的面对面(facetoface)交易行为不同的是，证券交易大多数通过电脑系统完成，这就导致证券交易速度快，数量大，交易对象多而且难以辨认，同时由于证券交易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行为，引起证券行情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很难说行情的变化是由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所导致。证券交易的这些特点使证明投资者所受到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相比披露信息义务人而言，投资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获得的信息量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更不用说来辨别披露信息的真伪。而致损的原因信息大多数掌握在可能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人手中，普通投资者很难接触到，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可以宣传股价下跌并非信息披露不实的结果，而是市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进而主张因果关系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人承担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是不合理的，这可能导致绝大多数投资者因不能举证而败诉，使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可能性非常小。
“市场欺诈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因果关系证明的难题而产生的。当严重使人误解的陈述在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中扩散，我们可以假定个人相信市场的价格是真实的，正因为相信市场价格是真实的，投资者才会按市场价格买卖股票。投资者因而是在一个被他或她合理相信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进行交易时遭受了损失。法院就可以通过证明市场价格受虚假陈述或遗漏影响以及原告的损害是由于依照该欺骗
致陈述的记忆 篇3
越到后来, 越发现描绘最精准的句子早就存在, 而且大家都用滥了。
比如———整颗心沉了下去; 心花怒放; 耳边嗡嗡作响;脑海一片空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听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突然觉得对面的人很陌生;胸口一痛;胸口像被锤子狠狠砸到; 这句话仿佛一把刀子扎进胸口; 腿一软;脚不受自己控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气得手直哆嗦;怒火腾地冒起, 烧得失去理智;后悔得直拍大腿;恨不得把他活劈了;呆若木鸡;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一桶冷水浇在头上……第一次感受到整颗心沉了下去, 当时觉得除此句之外, 别的无法描绘。
后来沉得多了, 已经可以分出“整颗心沉了下去”和“整个人沉了下去”的区别。
各种下沉: 在黏稠窒 (zhì) 息的沼泽中沉了下去:在无边黑暗中沉了下去;在不见底的深海中沉了下去;在冰冷的阳光中沉了下去;在流沙中沉了下去; 在脆弱的气泡中沉了下去……
接着发现, 描绘只能靠经历来解决。 很多情况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只有细微的差别, 没有经历过, 就无法陈述出不同。
浅析美国的开庭陈述制度 篇4
关键词：开庭陈述,诉讼构造模式,被告人陈述权
一、美国的开庭陈述制度
( 一) 美国开庭陈述制度的理论基础
开庭陈述能够帮助陪审团了解案情、熟悉相关法律、明确争议点和证据, 以便陪审团能够对事实问题做出正确裁判, 是对陪审团制度的补充。此外, 开庭陈述的设置, 更是对抗制审判程序与起诉书一本主义的需要。
美国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对抗制的审判程序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因此, 要求以控辩对抗的方式向法庭陈述案件并且举证证明, 最后由陪审团根据法官解释的法律和指示居中裁决。除此之外,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 陪审团在法庭审理前不了解案件的实质内容, 因此, 需要抗辩双方的开庭陈述以表明各自主张。而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则不然, 法官在审判程序中起重要的指挥作用, 往往以法官讯问被告人代替辩方的开庭陈述。而且,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实行案件笔录与证据的全卷移送, 法官在庭审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案件的详细内容, 因此也就不需要开庭陈述来表明立场。因此, 开庭陈述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
( 二) 美国开庭陈述制度的具体内容
在美国, 开庭陈述分为控方开庭陈述和辩方开庭陈述。通常, 控方有权先作开庭陈述, 而辩方律师在控方陈述之后可作开庭陈述, 也可出于策略需要放弃开庭陈述, 等到控方传完所有证人之后再作陈述。
控方的开庭陈述应向陪审团说明对被告人的指控的性质, 并简单描述将出示的支持指控的证据, 以便陪审团更好地了解案情。此外, 控方还可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作出说明, 以强调控方只需证明被告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而不是排除所有怀疑。控方的开庭陈述应力求完成下述目标: 展现良好的第一印象; 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展示案情的来龙去脉; 对问题及负面信息有全盘的掌控;反驳辩护案件及潜在的辩护意见; 强调或明确包括法律概念在内的重要议题。[2]
与此相对的, 辩方的开庭陈述主要是对案件进行回顾并简要叙述将要如何证明被告人是无罪的。与控方总是作出开庭陈述不同, 开庭陈述是辩方的权利而非义务, 因此, 辩方有权出于策略选择作出或不作出开庭陈述。有人认为, 辩方不应作出开庭陈述, 以免承担在陪审团心中证明某事的责任。也有人认为, 辩方若不作开庭陈述, 则其辩护非常微弱或不存在, 应在检察官做完开庭陈述后立即开始己方的开庭陈述, 以便质疑控方陈述, 赢得陪审团支持。
( 三) 美国开庭陈述制度的特点
美国作为实行开庭陈述制度的典型国家, 其开庭陈述具有显著特点:
1. 开庭陈述作为审判程序的开始, 只发生在不认罪案件中。美国刑事诉讼中有三种答辩: 无罪申诉、无罪答辩和有罪答辩。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 经查明出于其自愿, 则一般法院不再开庭而直接作出判决。无罪申诉的效果与有罪答辩一样, 只是其答辩不能获得日后提起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的承认。因此, 只有在作无罪答辩的不认罪案件中, 被告人才会进入法庭审判程序, 开庭陈述也才具有意义。
2. 开庭陈述通常采用口头表达形式, 并且要求简明扼要。开庭陈述的目的是帮助陪审团了解案情, 其口语化特征, 更易于毫无法律基础的陪审团迅速了解案情、明确争点、为举证打下基础, 以避免浪费审判时间。
3. 开庭陈述是一场法律专业人士之间的对抗, 控辩双方分别是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在美国刑事诉讼中, 被告人作为证人接受讯问和反讯问, 而不能在开庭陈述时作为辩护方陈述, 因此, 辩方的开庭陈述只能由辩方律师作出。同时, 由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律师与检察官对抗作出开庭陈述, 便于清楚地表明双方立场, 使陪审团充分听取双方意见, 从而做出公平的审判, 而不会因为被告人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在开庭陈述中落败。
4. 通常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才有开庭陈述, 而由法官审理的案件不需要开庭陈述。陪审团是由一群毫无法律基础的人组成, 而开庭陈述的目的是帮助陪审团了解案情, 若案件审理中没有陪审团参与, 则不需要作开庭陈述。
( 四) 美国开庭陈述制度的限制
一般而言, 开庭陈述受到以下限制:
1. 开庭陈述所涉案情必须有依据, 其证据必须是己方预备使用并且在法律上可以使用的。对于在证据开示制度中提出异议的证据, 在开庭陈述中不得提及, 以免对陪审团造成错误影响。
2. 控辩双方在开庭陈述中都禁止使用高度情绪化的语言, 法官应当指示陪审团不要受此影响, 而应依据证据作出公正理性的判决。
3. 开庭陈述不能是争论性的, 即不能通过外援证据, 运用法律, 进而得出某种结论。[3]开庭陈述的目的是让陪审团了解案情, 以明确证明对象和举证方向, 便于举证阶段的进行。因此, 对于带有 争论性的 语言, 法官应提 醒陪审团忽视。
二、美国的开庭陈述制度与其他国家开庭陈述制度比较分析
( 一) 与英国的开庭陈述制度之比较
在英国, 陪审团召集完毕后, 法庭审判进入开庭陈述阶段。首先由控方作出开庭陈述, 内容包括两方面: ( 1) 就指控内容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加以解释; ( 2) 简述控方将出示的证据, 并向陪审团证明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罪名而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与美国审判程序不同的是, 在英国审判程序中, 控方作出开庭陈述后, 辩方不立即作出开庭陈述, 而是先由控方向法庭提出己方证据, 包括传唤己方证人、展示物证和宣读书证, 此后再由辩方作出开庭陈述。辩方的开庭陈述包括辩护内容和所提证据及要证明的事实情况, 也可对控方所提证据进行批评。在英国, 如果辩方准备提出被告人以外的证人或其他证据, 辩方律师有权进行开庭陈述。如果辩方只有被告人作证, 或者只提品格证人, 则辩方律师无此权利。
( 二) 与日本的开庭陈述制度之比较
日本采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 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 其开庭陈述制度兼具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点。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1条规定, 检察官必须宣读起诉书, 在口头上确定审理对象, 明示追诉方面的基本主张, 以便旁听人员理解程序的主题。由此可知, 日本的开头程序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的以宣读起诉书作为开庭陈述的制度极为相似。而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 在开始调查证据时, 检察官应当说明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在这一阶段, 检察官的开庭陈述要具体化起诉书中简略的诉因表述, 以明示与证据的关系。此外, 与美国类似, 法律规定陈述要有根据, 证据要合法, 以免使法院对案件产生偏见或者预断。
就辩护方而言, 与美国类似, 其开庭陈述是其权利, 可以自动放弃。与对检察官的要求相同, 辩方开头陈述的内容也必须是打算用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 不得带来偏见或预断。
三、对我国开庭陈述制度的启示
立法上与开庭陈述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 “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 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 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而在理论界, 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开庭陈述相较于宣读起诉书更具效率, 能够更好地明确证明目的、理清证明思路, 因此, 呼吁建立公诉人开庭陈述制度。而被告人的开庭陈述权, 不仅是其诉讼主体地位的体现, 同时也体现了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平等。
然而, 笔者认为, 中国是否应建立开庭陈述制度, 其根本问题在于诉讼模式的选取。中国现在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审判程序引入对抗制, 但仍难以避免法官对审判的主导和指挥。除此之外, 中国虽然由庭前全卷移送改为采取复印件移送主义, 但仍无法避免阅卷制度带来的法官在开庭前已经清楚案情、了解证据细节的问题, 不能有效发挥控辩双方开庭陈述制度的功能。因此, 笔者认为将开庭陈述制度纳入中国庭审调查阶段的条件还不具备。想要纳入开庭陈述制度, 首先要确定以当事人主义为目标, 并且完善“起诉书一本主义”等相关制度的设置。
参考文献
[1]孙长永.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法庭调查程序评析[J].政治与法律, 2003, 3:87-88.
[2]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1.
西方音乐历史的陈述方式 篇5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历史,音乐美学
一、两本西方音乐史书的对比陈述
当前,我国已出版的西方音乐史著作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翻译西方音乐学史家所撰写的,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的音乐史学名著,如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等;二是我国学者所著的专业性特别强的,为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所撰写的教材,如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等;三是为一般音乐爱好者所写的普及型的西方音乐史。[2]这些音乐史学著作适应不同读者学习西方音乐史的需要,为我国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我将以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两本书进行陈述性说明。
《西方音乐通史》的主编是于润洋教授,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编者以扎实的实证为基础,以深刻的理论总结为依据,显示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内容十分丰富,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较为客观。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七总编进行论述,分别是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洛克时期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时期音乐、20世纪音乐。各个总编中又细分了好多章节。[1]该书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对音乐历史分期的界定、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代表性作曲家的生平和创作,都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
而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其定位为音乐艺术院校的公共课教材,同时可以作为音乐艺术院校音乐学专业的参考教材,也能为一般音乐爱好者自学、了解西方音乐史提供帮助。
这本音乐史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共分为十章,分别是古代音乐、中世纪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早期浪漫主义音乐、民族乐派的兴起和繁荣、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印象主义音乐、20世纪的现代音乐。它的特点是短小精炼,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教材的条理性与简明性互补,能够适应普通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或者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师教授西方音乐史公共课的需要,也能使学生较快地掌握西方音乐史的大纲和掌握考试要点。
这部著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由于书中作者引用的文献史料和音乐考古的图像资料较少,更多呈现的是作者的叙述性文字 , 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来龙去脉的了解。
总体来说田可文、陈永主编的《西方音乐史》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系统性、逻辑性突出,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于润洋教授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运用了详细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谱例进行细致的论述和讲解,专业性特别强,不仅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且对专门的音乐研究人员也是一本不错的书籍。
二、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综述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与撰述是一门科学,它需要丰富细致的音乐史料、广阔深厚的理论视野和严谨客观科学的评价态度。纵观西方音乐史,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追求个性是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的音乐流派纷繁复杂,音乐风格上更是百花齐放。作曲家强调自己音乐理念的“创新”,都以其独有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在西方音乐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西方音乐的理论技术还是文化内涵都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带动和引导着其他国家的音乐发展与音乐走向。从古希腊时期音乐至今,神秘的西方音乐已沉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三、西方音乐史的综合性体现
证券虚假陈述法律规制探讨 篇6
证券虚假陈述, 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 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 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从各国立法和司法来看, 作为侵权行为的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一般由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直接规定, 而不能由当事人约定或创设。根据我国《证券法》和“证券赔偿规定”的规定, 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形态具有如下四种表现:
1. 虚假记载。
是指行为人采取积极的作为形式, 虚构、捏造事实或歪曲描述情况。虚假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 从对证券交易价格的影响角度可分为制作、发布虚假利好消息和制作、发布虚假坏消息两类, 这两类消息的记载与发布都足以危害正常而真实的市场行为。
2. 误导性陈述。
是指行为人公开披露文件的内容虽然没有背离事实真相, 但其表述存在显著的缺陷或不当, 致使投资者无法进行客观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判断, 并容易导致投资者形成不符合客观情况的误解和误信。误导性陈述通常表现为以偏概全、夸大其词、语义模糊、盲目预测、空投利好等形式。
3. 重大遗漏。
行为人在公开文件中将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予以隐瞒或疏漏的虚假陈述。遗漏行为可以分为:部分遗漏, 即在公开文件中只披露了部分非关键信息;全部遗漏, 即对应公开的信息全部未予披露。对于信息遗漏行为, 行为人往往处于自我考虑, 具有主观故意。
4. 不当披露。
行为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披露信息, 或对可能导致证券价格变化并影响投资决策的重大信息未适时按法定方式披露, 主要表现为对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信息未发布更正、补充信息;或虽已发布更正、补充信息, 但在发布时间上明显迟延;对市场上出现的已经或可能严重影响公司证券价格的新闻、消息、谣言, 公司未适时进行说明和澄清等行为。不当披露使投资者不能及时掌握影响投资决策的信息并据此把握投资机会, 使信息丧失了时效性, 因此本质上属于虚假陈述。
二、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 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一, 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第二, 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 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第三, 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 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 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第一, 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第二, 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第三, 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
第四, 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
第五, 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
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 应予免责。
实际控制人操纵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违反证券法律规定, 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 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 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 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
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 应予免责。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 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 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 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 应予免责。
其他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违反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 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
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 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
1. 投资差额损失;
2. 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前款所涉资金利息, 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 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若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 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 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
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 其投资差额损失, 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 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 其投资差额损失, 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 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 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投资人持股期间基于股东身份取得的收益, 包括红利、红股、公积金转增所得的股份以及投资人持股期间出资购买的配股、增发股和转配股, 不得冲抵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赔偿金额。已经除权的证券,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 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
参考文献
[1]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2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3～01～09发布
理论陈述 篇7
隐喻最早是作为一种修辞格存在的, 其研究也大抵局限在语言学领域。最早对隐喻做出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 他在《诗学》中对隐喻做出了定义:“隐喻是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 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 或从属到属, 或根据类推[1]。其后的两千多年, 隐喻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其研究领域也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艺术、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 愈发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在20世纪7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隐喻狂热”的时代。隐喻日益被视为解释和理解诸领域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途径。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 语言拥有着两种权力———“逻辑的权力”和“隐喻的权力”。在理性主义盛行的今天, 逻辑的权力无疑执掌着语言王国的霸权, 隐喻的语言被驱逐出科学王国。语言, 人类的家园, “居住着我们的躯体, 却安顿不下我们的灵魂。语言演变成了有效表达物质力量的符号, 却不再是具有精神力量的诱人殿堂。”[2]然而, 隐喻本身独特的人文文化魅力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隐喻思维是参照一个经验域理解另一经验域, 它能使我们从既定世界进入可能世界, 是对于真实的一种想象性的把握。隐喻深切地植根于人类的语言、文化、认知、行为之中, 它关乎人们对实在的把握, 关乎人们精神世界的直接表达, 并与特定文化的独特意义紧密相连。解读隐喻的过程, 同时也是解读特定社会、文化、人类内心世界的过程, 它抛掉冷冰冰的精确的“科学语言”, 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和不可穷尽性的意义的世界。
二、儿童隐喻性陈述举隅与分析
儿童是什么?这似乎是有着众多答案却又无解的问题。众所周知, “儿童”的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但儿童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当我们谈论儿童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是在关注过去的记忆、当下的图景以及对未来的期望。”[3]儿童, 从来不是超越时间和地点的静止的抽象物, 儿童一定是处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 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儿童之于成人, 似乎一直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奥秘, 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意义世界, 隐喻则是建立在对于某一事物深刻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探讨独特的意义世界有着独到之处。笔者在这里试图借助隐喻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关于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儿童也日益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原型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中。本文拟对当下的儿童隐喻性陈述作初步的剖析, 以挖掘背后的深刻意蕴, 也许能为“儿童是什么”给出一份别样的答案。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可谓多如牛毛,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儿童隐喻。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从历时态的角度追踪儿童隐喻的变迁, 而把视角锁定在当下人们日常的话语体系中 (即便如此, 人们日常话语体系中的儿童隐喻也并不全是当下发生的, 很大一部分是原有文化历史与当下时代相互交织的产物) , 以下的儿童隐喻性陈述的分析并不能涵盖所有。在当下人们日常的话语体系中, 儿童隐喻性陈述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把握。
(一) 时间维度———指向未来
从时间的维度来分析儿童的隐喻性陈述, 不难发现, 很多的儿童隐喻不是面向当下的儿童, 而是指向遥远的未来。儿童是属于未来的, “儿童是新世纪的主人”、“儿童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世界的未来”、“未来的接班人”、“父母的希望”。从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 提出要把儿童当做儿童, 尊重儿童期的独特价值以来, 人们对于儿童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然而,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 儿童基本上还是“祖国的未来”, “家庭的希望”, 而不是当下的儿童本身。儿童期更多的被看做为成人生活做准备的时期, 成人似乎成了“远视眼”, 儿童的当下生活与体验被遥远未来的灿烂光芒所掩盖。
儿童的未来是什么?是理性的成人、是合格的公民、是有为的建设者。指向未来的儿童隐喻, 其本质是指向理性的成人社会, 儿童是未成熟的、有待发展的, 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理性的成人, 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角色。一方面, 理性的成人社会凌驾于儿童之上, 似乎整个儿童期的任务就在于未来的某一时刻加入成人社会;另一方面, 当下的儿童则被成人社会拒之门外, 成人与儿童的界限似乎只有在未来的某一刻被突破, 儿童期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突破。殊不知, “儿童不仅是将来的接班人, 也是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和享用者, 更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参与者。”[4]儿童当下的生活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不可重现的生活。阿里耶斯在《儿童的世纪》中写道儿童具有区别于成人的特殊本质, 儿童的生活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儿童不是成人的附属品, 不要把孩子的今天卖给虚无缥缈的明天。珍视孩子的当下生活, 重视孩子的当下体验, 这并不是摒弃未来, 正如杜威所言“随着现在于不知不觉中进入未来, 未来也就被照顾到了”。[5]
(二) 实在维度
1. 以植物隐喻儿童
以植物隐喻儿童由来已久, 儿童是小树、幼苗、种子, 是祖国的花朵。植物隐喻从某一层面揭示了儿童自身的特点。儿童如植物, 有自己发展的胚胎和自然生长的可能性, 同时儿童也具有差异性, 所谓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一粒黄豆种子是不可能长出西瓜的。植物隐喻凸显了儿童的个体价值。
另一方面, 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以及浇灌培育等外部环境与策略的支持。儿童是小树, 小树长出了枝枝叉叉就要修剪, 否则就成不了材。成材的标准是什么?成材的标准又是谁制定的?小树的成材标准无疑是人类社会制定的, 其标准是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或固土固沙, 绿化环境, 或成为优质木材, 服务于人们的日常需要。儿童的成材标准则是家庭、国家、社会制定的, 儿童的成材则意味着弃绝自身的未成熟性, 成为家庭生命的延续者、国家的合格公民、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植物隐喻在凸显儿童的个体价值的同时, 也彰显出儿童的社会价值。
2. 以动物隐喻儿童
儿童是小猫小狗是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以动物隐喻儿童也并不鲜见。有学者提出猫狗论的隐喻, “猫狗论的儿童观一方面认为儿童具有积极能动性, 儿童在体力、智力、情感、社会性、道德等方面都不同于成人, 儿童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语言, 儿童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 儿童的生活是游戏性的;另一方面又将儿童看成是成人的‘私有财产’。”[6]“把儿童比作小猫小狗, 这是由于成人, 尤其是父母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映, 在他们看来, 儿童是父母婚姻的结晶, 归父母所有, 父母可以左右儿童的命运, 控制儿童的生活, 决定儿童要做的一切事情。”[6]如果说动物隐喻与植物隐喻有什么区别的话, 动物隐喻更加强调成人对于儿童的主宰, 体现了儿童的附属地位, 消解了儿童独立存在的个体价值。
3. 以物体隐喻儿童
(1) 儿童是可塑造可填充之物
儿童是一块尚待雕琢的璞玉, 有待涂画的白纸, 需要进行加工的元件, 儿童是海绵、知识袋、美德袋, 所有这些儿童的隐喻性陈述表明儿童是可塑造可填充之物。这些隐喻无疑是成人从理所当然的理性社会的视角出发, 认为儿童是发展未完善的成人, 需要塑造、教育、规训, 以加入成人的理性社会, 否认儿童是有着自身价值、独立地位的社会属类。“社会化, 比如正式教育, 从高度的政治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暴力而又痛苦的过程, 所有的人被限制成为某一属类而不是其他”[8]。个体差异、多样化的自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处逃遁, 儿童不断弃绝标志自身差异的独特性, 各具特点、丰富多样的儿童不见了, 最终成为米德意义上众多的客我之一。
(2) 儿童是可保值可增值之物
儿童是家族的根, 是香火, 是暴利无限的“原始股”, 是永远的“绩优股”, 儿童是“摇钱树苗”。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在市场经济盛行的现代, 儿童被看做潜在的社会资本, 家庭、国家、社会是投资者, 根据投资的多少, 会有不同的收益。对于家庭来说, 这收益可能是家族生命的延续, 是家庭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 这收益可能是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投资于儿童, 就是投资于未来。“被称为后备力量的儿童, 从来都是一只‘绩优股’, 他们能保证社会永远套利‘增值’。也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下跌’的情况, 才有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和与众不同。”[9]“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在解释儿童概念时经常做的便是利用多种方式把儿童的个体价值转换成社会价值。”[10]在这里, 儿童的个体价值显然被置换成社会价值, 具体而言, 是经济价值, 最重要的, 不是儿童自己的经济价值, 而是儿童对于家庭、国家、社会的经济价值。
4. 以其他社会角色来隐喻儿童
儿童是“成人之父”、“大师”、“艺术家”、“哲学家”、“天生的表演家”、“最大的福音家”, 这类隐喻带有儿童崇拜的色彩, 认为儿童有美好的天性与潜在的创造力, 在某种程度上比成人更接近“大师”、“艺术家”的境界。然而仔细分析这些隐喻, 不难发现, 无论是大师、艺术家、哲学家还是舞蹈家或者其他, 他们全是成人理性社会的精英人物。以成人的精英人物来类比儿童, 表面看来此类隐喻是从尊崇儿童天性出发, 实际上仍然是以成人的视角来解读儿童、期待儿童。
三、儿童隐喻性陈述的反思
儿童是天使?儿童是恶魔?两种如此矛盾的特质又如此地统一在儿童身上。关于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色彩。
(一) 褒义隐喻
儿童是天使、精灵;儿童是太阳, 是永恒的春天;儿童是小皇帝, 小公主;儿童是天生的诗, 儿童是难解的谜;儿童是成人仰视的世界。有关儿童美好形象的隐喻不胜枚举, 儿童似乎一直也是抒情的对象。Chris Jenks把人们对于儿童的这类建构称为“高尚的儿童” (the apollonian child) 。儿童是纯洁天真的, 他们善良的天性被人们珍视为人类的本性。这些隐喻背后包裹着成人对于儿童的关爱、呵护与向往。
(二) 贬义隐喻
儿童是恶魔, 是“永远还不完债的小债主、寄生虫, 攀比与暴力者, 身缠百病的病原体、原罪源, 小冤家、小敌人。”[11]综观这些儿童的贬义隐喻性表述, 无一不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 当儿童威胁到成人的利益, 给成人的生活带来麻烦、不便时, 儿童就被认为是讨债的债主, 是甩不掉的负担。儿童由于自身的弱小, 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成人, 需要成人的支持。而这种依赖很多时候被看成是累赘和负担, 儿童也就成了成人社会的非法闯入者, 成人生活的骚扰者。
通过分析, 不难发现,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是褒义隐喻与贬义隐喻并存的。儿童的隐喻性陈述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冲突?儿童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回答这个问题, 一方面要考虑到儿童自身的特点, 儿童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儿童的未成熟性、可发展性, 至于如何看待儿童的未成熟性与可发展性, 这实际上就关涉到了人们的儿童观。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儿童观, 是人们根据社会需要对于儿童的一种社会建构。儿童的隐喻性陈述虽然是对于儿童的解释与赋义, 但却不是儿童构造的, 而是由成人构造的。在成人本位的社会中,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成人社会的烙印。儿童是天使抑或恶魔, 表面看来是相互矛盾的, 实则是成人从自身的视角与需要出发, 对儿童做出的赋义。当儿童影响到成人的利益时, 成人把儿童的未成熟性更多的看做累赘或负担, 这时的儿童就成为了“恶魔”或者“小冤家”。成人把儿童看做“天使”“初生的太阳”“祖国的花朵”, 这些“高尚儿童”形象的建立同样也是基于成人社会的现实需要, 或者是复杂的成人社会使得成人向往儿童单纯的世界, 或者是失落的现实使得成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儿童。
如果说儿童观影响到儿童的隐喻性陈述, 那么影响儿童观的则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随着文化价值观, 社会经济状况, 政治目的的变迁, 人们的儿童观也在不断地再建构中。特定的儿童隐喻性陈述实际上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儿童是家族的根, 是香火”, 这一隐喻根植于传统的封建社会, 这里的儿童专指男孩。传统封建社会重视宗族的传承, 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随着社会的发展, 该观念慢慢淡化, 但并没有全然消失, 现代社会中到处可见它的尾巴。“儿童是暴利无限的‘原始股’, 是永远的‘绩优股’”, 这一隐喻同样反应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儿童被看做潜在的社会资本, 对儿童进行投资, 即所谓智力投资, 收益大, 回报高。无论把儿童隐喻成香火还是绩优股, 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四、小结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常以儿童形象来打造但往往充斥着成人权力意向的语言游戏。它基本上是从成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儿童, 深刻地揭示出成人-儿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深深地打上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烙印。
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判断 篇8
一、被害人陈述是否违背经验法则和论理法则
经验法则为基于人日常生活经验而来, 属于一种客观普遍之定则, 可为大多数人接受, 绝非主观或狭隘之个人意 (1) 。此项规则就被害人陈述而言, 应当审查其内容是否符合生活常理, 被害人陈述所证明的事实是否违背当地生活环境、风俗人情或者行业习惯, 当然此处所说的经验法则并非一般社会公众公认的常识, 后者属于证据学界所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这是无需证明的。比如, 被害人对于野外犯罪现场的描述明显不符合当地的海拔、土壤、水质等地理特征, 对此类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应当不予认可或者予以严格的限制。
论理法则系经由对于事物之归纳及演绎方法之思考, 取得一定之推理原则, 使用此推理原则, 常能获致正确之结论。论理法则之作用, 在于判别具有证据能力之证据, 是否适合于事实之认定, 或虽具适合性而合理妥当与否。论理法则是对证据合理性的要求。仍以前例述之, 如果被害人陈述的举证方提供了权威部门的勘测数据、土壤或水质样本等证据加以补强, 则不得以经验法则为由否认这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 此即论理法则的要求。
二、被害人陈述的来源与陈述的稳定性、时间性
被害人大多数都是案件现场的亲历者, 因而多数被害人陈述都是原始证据, 其证明力比传来证据强;少数被害人, 尤其是不以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案件的被害人, 没有案发现场的感受, 其陈述多为传来证据, 其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下, 同一被害人所作的陈述材料往往不止一份, 因此对于同一被害人所作若干数量的陈述, 有必要核对其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及其可印证性, 辨别相互间的差异及差异的合理性。很显然, 趋向一致的多份被害人陈述因其稳定性而更具有可信度, 相反, 稳定性差的被害人陈述, 其证明力因相互抵销而没有证明力或证明力较弱, 当然这里的抵销并不以数学意义上的抵销为限。而在时间上, 越早提取的被害人陈述越接近于案件的客观事实, 因而其证明力越强, 反之则弱。
三、综合考虑被害人陈述主体的认知与表达能力
对于年幼、智力障碍者或者精神障碍者所作的被害人陈述, 并不影响其证据能力, 其认知能力与表达能力的限制只涉及对其证明力程度的评价。在我国台湾地区, 幼小者或年老者的陈述, 精神障碍者或精神薄弱者的陈述, 或者有前科及未曾具结者的陈述, 通常被认为具有较低的证明力 (2)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对被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具体的规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 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显然, 年幼、智力障碍者或者罹患精神疾病者所作的被害人陈述, 与一般的被害人陈述相比, 在证明力上相对较弱, 极端情况下甚至没有证明力, 比如无法区分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精神功能障碍者所作的被害人陈述。我国实务界认为, 判断罹患精神疾病被害人陈述有无证明力及其证明力的大小, 可依其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进行。内在因素即他本身的智力健康状况, 外在因素即刑事诉讼规则 (3) 。对于年幼、智力障碍者或者罹患精神疾病者作的被害人陈述, 判断其证明力时, 还应当考虑其陈述的具体方式。一般而言, 监护人、老师在场辅助提取的被害人陈述更接近于心智正常的被害人陈述。
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
判断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及其程度, 也涉及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双方案发前的关系, 而非因犯罪双方间形成的控诉与被控诉关系。如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互相不认识, 也没有可合理承认的社会经济利益或其他体制利益之冲突, 则被害人陈述将因缺乏直接的利益动机 (案发前的) 而具较强的证明力。如果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相互认识, 或者具有地缘、血缘的社会关系, 或者有可合理承认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 则其陈述将丧失或削弱客观性或可信性, 从而影响其证明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认识, 在案件发生以后判决生效以前, 犯罪人一方都有私下与被害人一方交换利益或者压制恐吓的可能。无疑, 这种案发后所形成的复杂当事人关系将在更为复杂的格局上影响被害人陈述, 从而影响裁判者对被害人 (下转第140页) (上接第129页) 陈述证明力的判断。
五、被害人陈述能否得到其他证据的补强
由于被害人陈述涉及其复杂的程序角色、直接的利益关系、全程的诉讼参与, 兼之疏于程序机制的陈述取证和质证, 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或可信度被削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故对于证明力更为薄弱的被害人陈述而言, 如何保证或补强证明力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保证证据证明力及案件事实真实的一项传统规则及理论主张 (1)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印证证明模式”, 获得印证性直接证据支持是证明的关键, “孤证不能定案”是我国刑事证明制度中为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的原则 (2) 。而这就在一定层次上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盛行的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 是指为增强或担保主证据证明力之证据, 并不以与主证据系各自独立证据为必要, 其作用在于保证主证据之真实性, 以防止人证的虚构和夸张 (3) 。
至于被害人陈述如何得到补强, 本文作者认为, 应把握两点: (1) 补强证据本身无足以损害其可信性的瑕疵, 即满足通常所说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要求。在同一案件有多名被害人的情况下, 由于被害人整体上与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差距, 以及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与被告人的程序对立, 即使不同的被害人分别进行证明犯罪事实的陈述, 也不能单独作为其他被害人陈述的补强证据。而同一被害人的陈述更不能作为其本人所作的其他时间进行的陈述的补强证据。 (2) 补强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本文作者认为, 被害人陈述的补强证据, 只要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即可, 无须具有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在补强证据可以直接或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 其补强的任务即已完成;在补强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 只要其能证明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 也可认定已经完成补强的任务。
参考文献
①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九十年度台非字第九〇号。
②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 第299页。
③李大槐:《精神病被害人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探析》, 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①李建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②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 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