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中国

法治在中国（通用12篇）

法治在中国 篇1

法律发展国际化趋势的推进并不意味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文化完全消弭。传统型法律文化在我国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甚至默认为广大农村地区解纷机制的主要方式。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型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内在的根基, 且具有较强的自治性, 对我国法治建设在乡土社会中的推进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目前我国乡土社会中解纷机制的现实状况

“乡土社会”最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 可以概括为以我国广大农村为主体的, 以礼俗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秩序分明的传统型熟人社会。德国社会学创始人费迪南德·滕尼斯对“乡土社会”调整规则论述为“在公社关系下, 行为主要是由习惯和传统所控制。”①目前我国乡土社会中的冲突主要涉及刑事领域、民事领域、行政领域。其中以民事领域最多。

乡土社会是一个较城市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 纠纷解决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以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 “以和为贵”是乡土社会的重要准则也是在处理矛盾时首要的观念。其次, 乡土社会的成员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倾向于选择非讼是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大多数成员认为日常纠纷是小事, 如果有公权力的介入就变成了“大事”, 这种朴素的“怕见官”思想依然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再次, 在其民事纠纷中诉讼标的均不是很大, 在诉讼中同样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程序。内心的固守性及无公权力介入的自发性解决方式的便捷性也使其不愿意将公权力引入到纠纷解决机制中。

以广大农村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在解决冲突时通常选择的方式有私人了结、村干部调解、有威信的第三人调解以及提起诉讼等。首先, 私人了结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尽可能的体现村民的自治性, 但是对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遏制, 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要求相背离。其次, 村干部调解是在纠纷出现时由村干部介入解决, 但有时村干部的法治观念及不合理中立性反而会激化矛盾。再次, 有威信力的人调解。家族的长者处理案件时的原则类似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平原则。这种方式能够对当事人予以心理上的说服, 是一种松散的“家长式”的处理方式, 也是使用最多、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最后, 提起诉讼。与其他机制相比, 这种方式的使用是少之甚少。

二、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困境

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一种治国方略, 也成为广大市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众追求。与发达地区的市民社会不同, 在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中, 法律或诉讼并没有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选模式。大量的法律规避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法律的权威性, 并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效运转及其功能的实现。

首先, 传统法律思想在乡土社会中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人伦色彩几乎使一切制度色彩黯然失色”②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亲情伦理, 受到“重礼轻法”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前乡土社会的人们依然习惯于用情感、伦理、道德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重视法律的规定, 更不愿意在公权力面前寻求公平, 甚至不分场合的过分强调情理。法律不健全以及司法中的不公正现象直接影响到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但涉农法律的制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其次, 乡土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淡薄。尽管传统的权力本位观念和义务本位观念在逐步削弱。但各主体的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包括普通民众和农村基层干部。要实现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 必须重视法律文化的塑造和宣传, 使人们加强对法律的信仰和信任感。对村民自治的认识不足, 并且很少有参政意识, 缺乏应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执法者受到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 很多民众理解的法律仅限于刑事法律, 认为自己只要本分的生活就用不到法律。对于基层执法者而言, 他们受到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 缺乏服务观念, 直接影响到法律在公众心中的信仰程度。

最后, 乡土社会的经济发达程度制约了其法治化的进程。现阶段农村的市场经济虽然与传统型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协调, 但是还未发展到冲破其束缚的程度。民众的收入情况和贫困阻碍了其选择成本较高的诉讼程序, 使他们对诉讼望而却步。并且目前社会无偿的法律援助也有一定的要求, 甚至有流于形式的可能。

三、促进我国乡土社会法治进程的对策思考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根植于广大传统型农村地区, 若想从实质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 就要从经济、文化等方面着手, 以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 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过渡, 引导乡土社会中的公众树立法律信仰, 从实质上推进其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一) 加强乡土社会的法治启蒙教育

1. 积极引导乡土社会民众建立法治信仰和权利至上的观念

农村法治意识的树立及提高是一个过程, 不仅仅依靠大量的形式法治宣传及教育活动, 更重要的是依靠基层行政和司法工作者身体力行的遵守法律。这些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程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性及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在培育法治意识时还应该注意到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不能急于求成,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长期人治的历史、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模式造成了民众畏法息讼的心理, 只知道隐忍, 无视权利重视义务。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在权利至上观念的培养中不仅要从内容上告知民众的权利, 还要告知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如果没有合理的救济途径, 权力至上的观念还会被束之高阁。

2. 在乡土社会中注重培育公民及基层工作者遵守规则的意识

对规则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治观念的影响, 也便于权利主体通过规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只有基层工作者不再是人治的理念, 自觉带头遵守规则, 敬畏法律, 才能树立规则在公众心理的权威性。规则意识的增强也利于加强对行政和司法行为的监督。借助实践理性和程序理性来推动法律的运作, 逐步改善人们对法律的失望, 形成和谋求规则之治。

(二) 加快新农村建设, 增强乡土社会法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1. 加快新农村的经济建设, 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

十八大报告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根源, 也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体制障碍, 必须彻底打破二元体制, 才能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 为农村法治的完善开辟道路。乡土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法治建设的推进奠定物质基础。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及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治观念和法制解决方式在乡土社会成员中的传播, 从而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2. 充分发掘乡土社会中的本土资源, 丰富其法治进程的基础

为了树立法律在农村民众中的公信力就必然要注重成文法律和民间传统习惯之间的融合点。如果一味重视法律移植, 而忽视法律的本土资源, “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失效, 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③只有得到习惯、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 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才能够真正的在乡土社会中取得实效。乡土社会中的法治既不是对民间法的完全摒弃, 也不是其完全自治, 而是二者在分工基础上的融合, 在权力本位的理念下正确选择纠纷处理的便捷方式。只有这样, 才能从实质上意义上推进法治中国在乡土社会中的进程。

3. 加快乡土社会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健全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除法治学习外, 要在实践中提升乡土社会村民的参与度, 要让村民切实行使民主权利, 如选举权。在决策时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 努力提高民主决策的科学水平。通过民主监督的开展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与引导, 引导村民运用现代化的解纷方式解决纠纷, 在使民众享受主人翁责任感的同时, 从内容和实践上推进乡土社会的法治进程。

(三) 引导健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

1. 贯彻《人民调解法》,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我国的《人民调解法》已经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该法调整的内容是民间纠纷, 包括乡土社会中的民间纠纷。以河南省某调解节目为例。该节目采取公益调解方式, 注重对当事人的说服, 让其从心理上接受。因而对民间调解有很大的说服力, 甚至有很多执行难的法院判决, 经过人民调解员对当事人予以心理上的疏导后而予以执行。人民调解制度易操作、见效快, 在解决民间纠纷的同时也将法治的精神的理念在乡土社会中传播。但是该法在城市中已经初见成效, 在农村社会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在乡土社会中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在尊重民俗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这更有利于在社会公众中建立法律信仰。

2. 构建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体系

我们提倡法治化的解决方式反对的是违法的解决方式, 并不是反对非法律程序的解决方式。相反, 我们在推进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应该确立公权力救济的核心性, 这样才能确保司法是我们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屏障。同时, 肯定社会性私力救济在解纷时的基础性积极作用, 又要强调和重视非诉讼的协商、调解、和解、仲裁等解决方式, 这是符合目前我国乡土社会解纷的现实。

四、结语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 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阶层和结构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现代法治和传统法律文化出现碰撞是在所难免的的。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考虑并利用本土资源, 将其进行合理的融合, 才能在实质和内容上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但传统型法律文化中蕴含的解纷机制在乡土社会依然占据主流, 法律和程序性诉讼解纷机制往往被规避。本文拟在分析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的基础上, 深入探析民间传统型解纷机制向现代法治社会转换过程中的束缚, 并试着对其法治进程中的障碍提出解决方案, 以便促进乡土社会法治化。

关键词：乡土社会,纠纷,法治,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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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喜政.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民间行为规范的完善[J].河南社会科学, 2009.11.

法治在中国 篇2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法治在中国 篇3

关键词：法治中国区域法治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综合性区域法治

党的十八以来，建设法治中国被党和国家提到了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这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是深化依法治国方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的必然举措。由此可见，怎样从法治中国的高度来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就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愿试作一探讨。

一、法治中国的横向之维——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

要全面深刻地理解法治中国的深广涵义，笔者认为，必须把握这样两个维度——其一是纵向维度。例如郭道晖教授就指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广褒的概念：它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一个与‘法治世界相对应、相衔接的大概念。” 〔1 〕张文显教授也指出：“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因此需要层层深入地进行剖析，而且法学界就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以及实现条件和途径等纵深地进行论述颇多，兹均不赘述。其二是幅幅广延横向维度，即指在大中华范围内，在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整个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都需要厉行现代法治，都要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进行治理、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争议。而这里所说的“法治”，既不是全盘西化的“法治”，也不是精芜杂存的中国古代传统“法治”，而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求，既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又借鉴和吸纳当今发达国家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和经验的现代法治，即是要努力进行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这是与区域法治研究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可以视为是不同的区域。香港、澳门和台湾我们一般称为“境外”，那么就可以视为是“境外区域”；而相对于香港、澳门和台湾这类“境外区域”的中国大陆即可以视为是“境内区域”，而且中国大陆这个大区域内又可以区分为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涵盖范围的许多区域。无论是“境外区域”或是“境内”的各个区域它们均有其各自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治发展状况，即均有其各具特色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又都具有之所以构成本区域的共同之处，而且同属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范畴。因此都需要通过损益古今、权衡中外来进行现代认同和制度构设，以深化和丰富法治中国的内容，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很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例如，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法律分属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但它们都延续中华法系的传统，同时台湾地区法律又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而与属于社会主义法系并含有大陆法系的因素和成分的中国大陆法有所不同。不但如此，根据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享受高度自治权，不仅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且其立法权也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中国大陆地区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法的渊源也出现了判例法、习惯法。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和法律适用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都使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或是守法、护法等都颇具有特殊性，因而所产生的与大陆及它们相互彼此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和方式也更具有复杂性。但是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是中华民族血肉的载体，因而在法律文化上都具有中华法系的传统，都属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范畴；同时它们又都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在法治属性上都含有不同于社会主义法系的多元法律文化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它们的特点和共性都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以利于深化和丰富法治中国的内容。

总之，应该在法治中国的视阈范围内，以博大广阔的胸怀和气度来认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来研究和审视他们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度构设，并应习惯于在大中华范围内对多元文化的认可，这才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区域法治研究——区域科学发展与区域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般说来，区域是指跨越于民族国家或行政区划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问题上既具共同性又固有其特点的地域统一体。那么所谓区域法治，简单说来就是为顺利进行区域开发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法治保障办法和措施。应该深切地认识到，区域法治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以及建构世界法治秩序中的一种新的路径探索。开展区域法治研究，可以使法治建设、地区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为全面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切实的法治保障，并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和研究展现了新的视野。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加强广泛交往和联系中不断扩展相应的地域空间。在此过程中，日益加强各个国家或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与编织地域纽带。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共同崛起，使区域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研究的开展。特别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以及其它各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研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是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无论是区域经济、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的建设和研究的顺利进行和深化发展，都需要区域法治的研究来提供法律保障和配合促进。

而且区域法治研究乃是目前我国区域科学发展中亟待拓展的新领域。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审视“区域法治”、“区域法学”的提法是当前区域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已有的研究表明，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不但不影响法治中国建设，而且有利于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化落实和深入贯彻实施。这是因为：（1）我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决定了各地的法治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下不得不具有其地方或民族特色，并呈现出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这些地方差异，不注意从各地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及文化传统和背景的实际情况出发，各地的法治建设就收不到应有的成效，更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2）宏观制度是由微观或具体制度构造而成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细微的甚至是琐碎的‘小制度合力构成的，仿佛滚滚长江本是由无数支江细流汇聚而成。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 〔3 〕（3）区域法治和法治中国建设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区域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

区域法治建设为区域开发提供法治保证。区域开发必须要靠区域法治建设来保驾护航，才能排除各种阻力，健康、顺利而有序地进行。区域法治建设其基本原则和要求，就是必须把区域开发自始至终都纳入法治中国建设轨道之内，使该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法律的规范性调控及调整，以便为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治理、文化繁荣和生态环保等提供制度保障。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将区域开发纳入到制度的框架下，才能避免在区域开发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具体说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区域开发必须以法治开路，使法治先行，力戒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2）区域开发必须同法治中国建设同步推进。排除各种法治建设阻力，使区域开发的各项措施都有切实可行的法治保障。（3）区域开发的进行必须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软实力紧密结合。硬条件、硬环境建设可以一蹴而就；而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则需要渐进的方式进行推进，更应注重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特别是执法环境）和条件。〔4 〕（4）区域开发必须以法治来保障和巩固制度创新及其成果。在区域开发中不能单靠“输血”机理，而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培育各地区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形成“造血”机能，以增强开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而顺利地实现制度创新就必须规范化、程序化，这就要靠法治来保障和促进，而且制度创新的成果也靠法治来巩固和强化。（5）立足区域特点和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法治保障体系生成。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环节在本地区落实和完善，正确运用各种法律方式和程序来调整经济和社会关系；及时有效地利用法治资源和非法治资源化解各类纠纷、冲突和矛盾，以保障、激励和促进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地进入良性状态。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展区域法治建设即采取的一系列实行地区开发的法律保障措施，从而力求使其开发政策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和推动其开发国策的有力贯彻实施。这些成功的经验是：重视并实行地域开发方略和政策的法治保障。〔5 〕总结国外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开发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的做法主要包括：通过法律确认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并制定专门法；国家成立权威的开发机构，专司统筹、协调和监督；依法规划开发重心，因地制宜，分步推进；依法实施国家援助；依法实施优惠政策五大方面。

随着我国区域开发和区域法治的发展，我国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已经率先提出了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的问题。例如2004年7月，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区域法治建设纲要”的《法治江苏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出台和实施。《纲要》中提出：2006年至2015年，基本实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法治化目标；2016年至2020年，巩固全省法治化建设成果，全面提高江苏区域的法治化水平。之后，从沿海到中东部一些省区也注意到了区域法治建设问题，例如2005年5月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地方税务局通过协商制定的《泛珠三角区域地方税务合作协议》中提出了“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优化纳税服务，营造泛珠三角区域法治、公平、文明的税收环境”等有关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法治概念。与此同时，2004年以来许多地方兴起的区域法治论坛又初步展现了我国区域法治研究的可喜局面，诸如“长三角法学论坛”、“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以及“西部法治论坛”、“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中部崛起法治论坛”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跨区域的法治和法学论坛，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法治论坛”、“京津沪渝法治论坛”、“粤港澳法学论坛”等。我国一些学者还相继发表出版了一批关于区域法治建设和研究的著述。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三、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探析

如前文对区域的界定，凡是具有这些属性的地域统一体，无论其大小都是“区域”。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区域科学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在两大层面上展开：其一，国际性的区域科学研究。即从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如何促进地域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并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加强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和互动，已成为国际间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和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作出了示范。〔6 〕开展国际范围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为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并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保证。这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世界 〔7 〕的新形势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我国所处于的亚洲、亚太、东亚及南亚地区，都是当今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潮流中最活跃的地区，其区域组织及活动都必须要以法治来保驾护航，都亟待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因此都亟需要开展相关区域法治建设研究。其二，各主权国家国内的区域科学研究。即就我国而言，如何消除国内不同地区（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促进其协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促进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法治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等战略，给我国区域科学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学已呈现了勃兴之势，随着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肯定又必将带动区域政治以及区域行政研究的发展和兴盛；尤其是赋予了我国区域法治建设和理论研究以光荣、艰巨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展现了法治中国建设全新视野和诱人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开展我国国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乃是在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以有利于用法治来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保驾护航，使之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国内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我国区域间协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而开展我国国内的区域法治研究也是十分复杂的，在法治中国视阈下其不仅内涵深邃，而且外延广袤，是多层次、多板块，因此其文化机理也是多姿多彩的。它们至少可以层层递进地分为以下若干板块和层次：

首先，不能忽视境外的区域法治研究。即如何梳理和认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这些地区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认清它们各自进行法治建设的特点和成效，总结和借鉴其有益经验（当然也应吸取其教训），以有利于“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深入推进和顺利进行。其特点前面已有所阐述，这些特点形成它们特有的法律资源以及成效，如香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已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其许多经验（如廉政建设成效显著）以及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至于当前一国两制深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乃至争议，则都必须要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妥善解决和处理。实现我国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也是一样，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自然意味着并必然要求必须以法治的方式、手段和程序来解决和处理一切问题和争议。既包括处理两岸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争议，又包括将来统一的大中华国家宪法、国家结构形式等这样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在法治中国的视阈范围内认真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平心静气地磋商和谈判，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以得到解决。

进而，就需要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开展我国大陆地区的区域法治研究和建设问题。首先应当看到，我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情状也是有不同类型的，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准区域性法治建设，即同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区域性法治建设。如上述的江苏省南京市及其下辖区、县等同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法治建设举措。因为如果仅此而言，严格说来还应属于“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区”、“依法治县”等的范畴；而如果就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的区划内或区划间相关单位的协调和互动所采取的办法和措施，那么就显然具有了区域法治建设的属性，所以称为准区域性法治建设。开展这类准区域性法治建设也有必要，它不仅可以提升“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区”、“依法治县”等的水平，而且可以丰富其内涵、拓展其外延。

第二类，关联性区域法治建设。如“泛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京津冀三角区”、“环渤海经济区”、“三峡库区”、“北部湾经济区”，还有以重庆为基地的“‘四省五方经济协作区”等区域法治建设问题。由于这类区域是因关联某些江海或某些省市而形成的，因此其法治建设称为关联性区域法治建设。而且这类区域性协作和法治建设问题其内涵和外延还可能不断更新和拓展。例如国外对大河大湖流域的开发与治理采取了许多行政管理和法律手段。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科罗拉多河流域和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治理，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及其治理，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治理，欧洲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的治理，非洲尼罗河流域的治理，美加共同治理伊利湖等等，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展现了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治理关联性区域的广阔远景和丰富内容。至于现在我国提出的要建设长江经济带以及一系列城市群经济圈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存在必须用法治化的方式和手段来保障和促进。但是这类区域毕竟还是比较松散的、具有一定因时性的区域，因而可以将它们视为“柔性”区域，其法治建设必然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第三类，综合性区域法治建设，或可称为大区域法治建设，即针对西部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等发展战略的区域法治建设。它是服务于我国落后地区开发或特定大区域发展，并以实施我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为背景的区域法治建设，显然这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法治建设。因为这类区域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并现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规划中仍然需要特别关注的大区域，它们各自既具有同一区域内许多相对稳定的共性，又存在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状况的诸多固有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要求，因而可以将它们视为“刚性”区域。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们乃是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亟待解决和跟进的薄弱环节和重要部位，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建设和发展全局战略，寄寓着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这种综合性区域法治建设更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四、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开发和发展法治保障体系探究

区域法治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探寻如何建立和健全契合区域开发和发展特点和实际的法治保障体系，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法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来推进。为便于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来进行探索和讨论，笔者特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构想和设计——即应该在坚持规范政府行为与规范市场行为并重原则，制度构建和制度创新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针对本地特点和实际、因地制宜原则，综合性和系统性原则以及以人为本、富民为主原则等五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做好以下一系列重要工作。

首先，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是多层次、多向度的，需要经过分阶段、有步骤、分轻重缓急地逐步建立和健全的复杂过程。仅从纵向上讲就应包括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等几大层次，以便具有系统性、灵活多样性和适应性，并使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发挥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来健全和完善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区域开发和发展的“基本法”，即可称《区域开发和发展法》，或可称《区域开发促进法》、《地区协调发展法》等，以鲜明地确立区域开发和发展的法律地位，使国家对区域开发和发展的优惠政策法制化，把国家实施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基本原则、实施步骤和手段，各有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省、市、区（民族区域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法制协调，以及区域开发和发展的领导体制与开发机制，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东、中、西部的协作关系等予以明确的规定和界定，使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均一体遵行。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综合法”和“专门法”，如《国土综合开发整治法》、《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法》、《地区开发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及《投资者产权保护条例》、《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止荒漠化法》或《防沙治沙法》及《退耕还林条例》和《退牧还草条例》，还有诸如《黄河法》、《长江法》、《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法》、《招标投标条例》以及《地区移民条例》等。并将土地、资金、人才、财税金融、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文化文物、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政策规范化、制度化，使之具有法律权威和可操作性。并应处理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间以及它们的立、改、废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它们相互彼此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既坚决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又应鼓励地方立法的制度创新。

其次，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加强各省、市、区（民族区域自治区以及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既能为顺利进行区域法治建设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也是为处理好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建设特殊性的关系所必须。区域开发和发展中各省、市、区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使各地方都有各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不良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各方权利义务的不明朗和不确定性，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司法和执法标准的差异等都必然使各地方政府间政策标准不同，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并导致法制不统一、法律冲突加剧和执法成本加大等弊病突显，从而严重阻碍区域开发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在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种权限、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机制。诸如通过常设立法协调机构，以立法协作会议或联席会议、立法信息交流（包括建立各区域的地方立法信息网站）等途径实现立法协调；推行行政机关间的行政合同或协定，采取磋商谈判方式，实行执法信息公开和通报制度等实现执法协调；加强司法协助，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制定跨行政区划案件的法律选择规范，并推进司法改革（诸如可考虑设置“大区法院”，跨行政区划的争议案件由大区法院直接受理）等实现司法协调。而且还应注意在区域开发和发展中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协调等。

法治在中国 篇4

一、基督教与法治

(一) “人性恶”与法治的必然性

在《圣经》中, 上帝是造物主, 人是被造物, 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 这里对人的属性就暗含了两层含义:神圣性与堕落性, 这两种品质都对西方法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神圣性, 使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理念深入人心;堕落性, 也就是在《圣经》中提到的“原罪”, 则说明了人永远不能达到上帝的智慧, 亚当和夏娃因听信撒旦的谗言, 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了“智慧”果, 而被上帝贬罚到人间受苦就是例证。因而, 按《圣经》的说法, 人是生来就有罪的, 是堕落的产物。“原罪”说使西方人坚信人性本恶, 需要用外在的力量加以抑制, 因为人有靠自我无法超越的弱点。而这种外在的抑制力量就是法律。当然, 西方很早就有关于“人性恶”的说法, 如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人在得到完美境界时, 是最优秀的动物, 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 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2]。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神学家路德和加尔文也都“信奉人的完全堕落”, 并且认为, 堕落的人“倘若不被管束, 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 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3]应该说, “人性恶”的观点并不是《圣经》的首创, 但从对法治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来说, 也就是说从由其导出的对法律的信仰这一点来说, 《圣经》的“原罪”说无疑是最有影响意义的。正因为相信了人不能自我救赎, 所以需要法律这样的外在强制力, 这是西方人信仰法律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 缺失了“上帝”的传统中国法律

对于中国的法律是否具有宗教性问题, 国内外学者通常持否定意见。伯尔曼认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在东方文化中间表现的最为明显。在那里, 宗教基本是神秘的、个人的, 而官方的法律组织倾向于过分的形式主义和刻板。”[4]莫里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 也提到“一般说来, 中国的理论家门在阐释人世间的现象时, 宁可采用理性主义原则, 而不借助超自然的学说。”[5]中国如瞿同祖、张中秋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法律是没有宗教性的[6], 徐忠明教授则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总结为宗法———伦理类型[7]。

诚如国内外学者所言, 我国历史上一直是王权占统治地位, 宗教从来没有占据政治, 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同时我国的宗教既有本土的, 也有外来的, 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于全国, 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宗教。究其原因, 在于“全部中国哲学本质上都是研究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人们在和睦与两的次序中生活在一起。”[8]“中国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治学和伦理学;…… (它的) 所有 (分支) 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政治思想有联系。”[9]由此可见, 中国人似乎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在社会上, 就连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所追求的目标也只是“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 和其他宗教的“灵魂不死”根本不同。

二、宗教之于法律信仰的重要意义

(一) 西方法律的宗教性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0]

法律信仰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神圣性、权威性的自觉认同, 前面提到, 西方通过基督教, 在公众中树立了法律的至上权威, 从而有了西方的诉讼爆炸, 而中国由于缺失了宗教基础, 法律变得暴力恐怖, 从而有了“厌讼”或“惧讼”。两种对待法律不同的态度, 充分体现了对法律的两种不同的认同心理, 原因何在?就在于西方人对法律认同的精神基础是“神”, 对神的敬畏从而建立了对法的敬畏, 也因此基督教倡导的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权成了西方的法律价值追求。托马斯·杰弗逊1776年起草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 他们都从他们的创造者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的创造者”是谁?为什么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的人权概念在其他国家, 特别是以封建专制盛行为背景的东方国家, 就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所以说, 脱离了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文化, 这些权利就不是“不言自明”的了。

(二)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

而在中国, 支撑民众信任法律的基础不是“神”, 而是“圣人”。梁治平曾说“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 毋宁说, ‘它们不是法律, 而是压制法律的工具’, 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 是附加了刑罚的礼, ”[11], 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会沦为“工具”?我想缺乏宗教意义的终极关怀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决定对法律是否信仰关键不在于内容上哪一个设计的更完美, 并不是说由基督教文化支持的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契约社会就一定比由儒家文化支持的亲亲尊尊的伦理社会更先进文明, 而在于支撑其被信仰的精神基础是“神”还是“人”。诚如法家也提出过“性恶”论, 同时也提出了“依法治国”, 如果走下去是否就能得出和西方一样的法治社会呢?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 原因在于:法家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来论证“人性本恶”, 相对于有“原罪”说支持的西方性恶论, 则缺乏了“上帝”的神秘感与威慑力。正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们对神充满了敬畏感, 对于神立的摩西十诫才会充满敬畏。所以律法的内容对律法能不能得到服从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关键在于律法是谁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各方面的装饰都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12]换言之,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设计得再完美, 如果缺乏终极关怀的话, 就是一座缺了“神”的“富丽堂皇的庙”。所以, 笔者认为, 中国古代法律没有被信仰, 宗教的缺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么,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又将如何走下去呢?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出路——制定“良好”的法律

在亚氏提到的法治概念中, “良好的法律”以及“获得普遍遵从”是两个重要的标准, 如果说良好的法律是获得法律至上权威的内在要求, 那么西方基督教可以说很好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上帝”的存在使一切理论和制度不证自明。而在中国, 上帝的缺失使我们更需要关注什么是“良好”的法律, 以及如何制定良好的法律的这两个问题, 以期通过良好的法律使公众对之认同, 乃至于信仰。

(一) 什么是“良好”的法律

对这一问题,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乃至不同的法学派有不同的理解, 如旨在保护自由平等人权的契约法在西方世界如果是“良好”的, 在东方专制盛行的国家却是恶法;如旨在保护身份等级秩序的伦理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是“良好”的, 在西方社会却也是恶法;再如, 实证主义法学派会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就是“良好”的法律, 历史法学派会认为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法律就是“良好”的法律, 实用主义法学派会认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是“良好”的法律。笔者认为, 如果以建设法治社会为目标的话, 是否得到民众的普遍遵守是一个试金石, 也即法律被信仰的程度, 能够最大程度获得民众内心认同感的法律就是“良好”的法律, 笔者也更倾向于赞同历史法学派的主张, 毕竟, 法律被认同的程度是与是否符合一个民族的精神相关联的。

自从汉代儒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 儒家文化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封建法律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倡导的伦理精神。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法东渐, 中国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全破全立”的过程, 立法宗旨乃至法律条文都是直接西方“拿来“的, 如果说一些纯技术的条文我们可以直接“拿来”, 但是法条内含的法律精神或者理念呢?西方的法律理念是在西方文明下孕育而成的, 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模式, 生搬硬套只会有其表而无其里, 如果是这样, 我们是否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呢?我们还是否会认为我们的法律是“良好”的呢?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便是移植法律带给民众的最大困惑。

如果我们现在的法律不能真正称之为“良好”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制定“良好”的法律?

(二) 怎样制定“良好”的法律

怎样制定“良好”的法律, 笔者拟将三个人物的观点展开论述, 萨维尼、朱苏力和徐忠明。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法律随民族的成长而成长, 随其力量的增强而增强, 最后随其失去民族性而消亡。”[13]这种论断虽然有些片面, 因为他过于强调法律发展的自发性与盲目性, 而忽略了理性立法的现实意义, 他说, “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 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14]但也却不失其合理性, 毕竟法律的认同感需要符合民族精神来建立。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回归传统法律文化, 从中寻找中华民族的法律价值内涵, 是当代制定“良好”法律的必须途径。

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何回归?如何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上世纪90年代末, 朱苏力提出了本土资源的概念, 认为法治建设应该利用本土资源进行, 之后, 关于本土资源与法治建设的讨论此起彼伏, 颇有争议。在此, 笔者拟探讨两个问题, 首先, 本土资源如何寻找?朱苏力提出寻找本土资源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历史典章和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 一是民众的社会实践中寻找[15]。对于如何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法律的本土资源的问题, 徐忠明教授在史料范围的问题上, 令人耳目一新, 在《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一书中, 徐教授将笑话、谚语、竹枝词、地方志、传记等也纳入考察范围, 虽然这些是否能够作为研究的史料还颇有争议, 但极大地拓宽了我们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 它让我们离历史原貌更近了一步;其次, 如何对待本土资源?就应重视传统法律的文化意义的问题上, 朱苏力和徐忠明都持肯定的态度[16]。但在实践领域, 朱苏力采取了更接近历史法学派的做法, 他说:“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也许是时间, 因为任何制度、规则、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17]而徐教授则认为:“一味让时间去‘锤炼’, ……, 在如今的全球格局里, 中国若要与他国交往, 那就必须制定与这些国家大致相同的法律……”[18], 徐教授这样说, 并不是否认本土资源的重要价值, 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 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 徐教授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 回归本土?》中给出了解答, 他说:“我们还是应该也有必要对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进行中国化的解释和改造, 以便应对和解决中国问题, 实现创造性的转化。”[19]我想, 制定“良好”的法律, 使当今的法律既不违背中国传统法律的文化意义及价值内涵, 又能够与世界对话和交流, 对传统法律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一条出路, 但是如何“创造性转化”?这是留给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的法治理念, 由于有了上帝的庇护, 法律被信仰成了不证自明的选择。随着法治观念成了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也全盘移植了西方的法律体系, 问题在于, 在中国的法治理念中, 缺乏了上帝的“庇护”, 中国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可能再在中国的法律观念中植入“上帝”的因素, 我们又将如何建立对法律的信仰?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概念的经典阐述中, 我们似乎在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一点上找到了出路, 问题是, 什么是“良好”的法律以及如何制定“良好”的法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乃至不同的法学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界定, 但我认为民众的认同是最好的试金石, 这是法律被信仰, 获得普遍遵守的重要因素。如果关注民众的认同, 那么回归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当代学者朱苏力及徐忠明对本土资源的探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既要重视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或文化意义, 又必须面对全球化社会中国必须与世界对话的现实, 实现传统法律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摘要：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 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 法律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 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 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 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

中国法治名言 篇5

2) 按善恶见闻之实，断是非去取之疑。

3) 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常，法度制度，各因其宜。

4) 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

5) 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

6) 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7) 不以私害法，篇治。

8) 当公法篇不阿亲戚。

9) 当事而立法，因时而制礼。

10) 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

11)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12)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

13) 法不察民情而立之，篇不威。

14) 法不殉情。

15) 法出于仪、威于义。

16) 法大行，篇是为公是，非为公非。

17) 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者，不可乱也。

18)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

19) 法立于上，教弘于下。

法治中国的阳光指数 篇6

但是我们面对现实也不能盲目乐观，当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还很突出甚至很严重，这些现象的形成虽然有众多的历史原因，但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公正、人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例如，当前的户籍制度、退休制度、教育制度、劳教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国民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与法治所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差甚远。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长期堆积、积压就容易演化成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党和政府很关注这类有违法治精神的制度，积极采取了措施，逐步缩小直至谋求在条件成熟时取消这些制度上的差别对待。中国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建构起来，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经济发展领域，还是社会治理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目標，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实现。依法治国，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法治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不仅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及个人的梦想联系紧密。

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定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以及“五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六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以此为依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法治建设描绘具体清晰的路线图。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论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权民生，无不历经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遮不住正义的光芒，人民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从不曾放弃或泯灭。改革开放以来，拨云见日的中国终于行进到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凝结着人类智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法治乃规则之治、良法之治。

我国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进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仅早已是全社会共识，更成为执政党一贯、既定的方针和目标。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适逢全面深化改革广泛展开、反腐败纵深推进之际，法治中国建设便迎来了全面推进的最佳历史契机。

中国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法治的同步发展，法治兴则中国兴，法治废则中国危。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

公平、正义、阳光……这些宏大叙事式的语汇，只有具体到每一个中国的社会成员身上，才能体现出真实的温度。法治中国的宏图已经徐徐展开。让我们凝聚一切智慧和力量，沿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指明的方向，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不懈奋斗！

法治在中国 篇7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法治, 深化改革需要法治,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法治, 遏制腐败需要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 加强法制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树立法律权威, 成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根本动力。美国法学家哈罗德·铂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指出,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信仰是法治文明的源头, 是人们对法的一种尊重、信赖和认同感。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法”与西方的“法”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法”含义更丰富, 在西方文化观念中, 强调“法”具有维护权利, 促进正义的属性。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艰巨性,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 比如, 很多中国人不信法, 不守法,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守法等, 缺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来源于法的正义性, 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今年的两会上, 就有学者提出“法治信仰托起中国梦”“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作信仰, 进而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法治中国’就会形成”。因此, 树立法治意识,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发挥着日益深远的影响。

第一,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社会例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意味着法治教育将成为一种全民性教育、全程性教育和全方位教育, 其实质是要把法治变成国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坚持法治学习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公共性、公益性和专业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例如,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养成、加强各类人员学法用法、积极开展专项普法活动, 以多种形式有机结合, 努力掀起学习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新高潮。

第二,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社会规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意见, 即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 个体要在群体中生活, 必须掌握这种价值标准, 有了社会规范, 便有了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标准, 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稳定和发展而言, 社会规范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越完善、越充分,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规范的健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 乡规民约要发挥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遵从社情民意, 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发挥其积极的教化、规范、引导、评价作用, 推进依法治理社会。“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各种社会规范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 才能得到人民内心的认可, 才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

第三,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扩大覆盖面;二是要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因法律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找律师难”、因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而造成的“诉讼难”、因法律援助体系不到位而形成的“赔偿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让法律服务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成为法治中国的题中之意。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仅需要“量”的扩大, 也需要“质”的提升, 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 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同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的民生工程, 涉及司法、财政、民政以及社会力量等多种环节。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社会纠纷机制写入公报十分罕见, 表达了决策层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四中全会此举就是要解决权大于法, 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权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 为有效维护群众利益提供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维护机制, 加快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 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社会。在长期实践中, 我国已经建立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纠纷解决制度, 为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实际需要,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纠纷解决制度, 建立健全不同纠纷解决制度运行顺畅、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五,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所在。要着力构建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格局, 健全以源头防控、动态防控、重点防控、科技防控、网格防控、区域防控和网络防控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网, 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要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打方针, 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同时, 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运用好“宽”的方面, 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抗,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法治在中国 篇8

“法治中国”是一个上位概念, 它是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的角度, 概括出“法治中国”建设的立体建构体系。

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前提。法治国家建设重点要解决的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宪法和法律的顶层设计以及与法治相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

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和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或者主权在民,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高质量的立法;政府权力来源于法律, 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监督制约公权力;公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法治国家建设就是要解决政治国家运行的基本前提和“善法良治”等基本问题, 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基本的法治前提和法治背景。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角度看, 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部内容应当是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法治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法治建设。其中,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共同推进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二、培育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中, 文化软实力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在国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人民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期盼良好的制度、法治、文化、生态环境。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 文化外交等方面明显滞后。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建设, 其中, 法治是各种文明建设的主线, 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 都坚持法治理念。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对法治文化的普及, 能将法治理念转化为我们全体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精神情感价值目标, 使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全民形成法治意识、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事理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因此, 营造法治氛围, 通过多种途径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是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途径

1. 执政党和政府首先要革除人治思想,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人民创造, 同时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本身。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基层组织还是党员干部, 应该带头守法, 坚持依法执政。政府及工作人员, 要强化依法行政思想, 让权力在法律框架内合理为民行使, 只有党和政府树立法治理念, 克服和革除旧社会的“官老爷”思想, 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党和法治政府, 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有威信的党和政府, 才能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

2. 公民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实现普遍守法

真正的法律要铭刻在百姓心中, 因此必须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普及守法文化。这需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在法律权利方面, 对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更加尊重, 在立法思想上, 逐渐从强调义务, 转变为权利本位。守法文化的建立, 使更多公民明确自己是法律保护的主体, 守法实际上是对法律赋予的公民自己的权利的维护, 因此这会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民众参与的基石。

3. 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母法, 因此, 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要严格遵守宪法。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见, 宪法的尊严不在于空谈和法条, 而在于真正实施, 具体落实。我国传统法制史没有宪法, 因此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必须加强对宪法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让群众了解宪法、尊重宪法、相信宪法、依靠宪法、遵守宪法。有关机关应该对宪法具体落实, 一方面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依法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的各项制度, 对人民的权利予以保护, 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和实施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文化。

4. 强化以公平正义为目的的司法文化

司法是法律体系最关键的环节, 司法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准则, 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司法就没有了意义, 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民心涣散。社会主义司法文化也必须以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坚守职业良知,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处理好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要明确司法是为了人民, 当人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必须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处理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的目的。要形成良好的司法文化氛围, 改变司法随意性, 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文化。

总之, 法治文化是综合了一个民族传统和现实文化的精髓,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组成部分, 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 希望我们的国家、集体、大众都携手共进, 积极、科学地围绕发展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同时用法治文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进步、法治、和谐, 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法治文化是一种公众共同认同的法治观念和价值判断, 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态度。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准绳的生活方式, 广大的群众通过养成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进而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和认同的生活方式。

摘要：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经历了“依法治国”阶段, 现在正努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的提出, 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在实践上将中国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法治文化建立在法治化进程基础上, 同时又对法治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法治文化科学、生动, 将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个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途径

参考文献

[1]喻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J].法学论坛, 2012 (01) .

浅析中国法治 篇9

关键词：法治,中国特色,中国法治

1 西方国家的法治理念价值

法治最初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概念, 又称为契约之治, 西方法治思想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有具体的论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 普遍遵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西方法治的基础是其市民社会, 通过契约自由化而逐渐形成的包含公平、正义等诸多的理念与价值, 主要表现为对公权利的限制以及对私权利的保护。我国的法治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 因为在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发源土壤。

2 中国社会没有同西方社会一样形成法治土壤的因素

2.1 文化因素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曾就我国为何没有发源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思考。主要是从宗教教文化信仰出发。中国的传统两大宗教, 儒教与道教。儒教作为一种国教, 道教则更多的是一种民间信仰。西方的宗教文化则提倡上帝与教皇的权利, 而这恰恰是与世俗统治者想对抗的, 通过将中国的宗教信仰与儒家统治在中国社会形成的影响与西方的宗教进行了对比, 作者总结出, 正是精神上的差异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1]中国的封建社会, 儒家思想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儒家文化对人们思想的要求主要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尊重, 对礼制的维护, 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对封建大家长制以及君王命令的服从, 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 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总体而言, 儒家文化在中国是作为了一种封建统治者对抗人民的思想工具, 而相反的西方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 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其实质上是与世俗君主权利的一种对抗, 而正是在这种对抗过程中, 人们的思想却更加解放。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开始了对法律的重视与信仰。英国学者戴维.M.沃克曾经指出“也许在中世纪就产生了这种信仰, 即不管法律是上帝的还是人的, 法律应该统治世界。”[2]这对西方以后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西方宗教中宣扬的人人平等等观念后来被资产阶级所接纳吸收, 并进一步发扬, 成为其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精神支柱。

2.2 经济因素

从经济层面来看, 西方存在着许多市民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 商人地位提高, 市民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法律意识, 普遍性的要求建立权威化的制度来保障个体的权利。而在我国封建法制社会, 并不提倡知识分子对财富的追求, 所倡导的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理念, 中国属于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 商人的地位极为低下, 而市民社会缺少发展的经济基础, 虽然有经济交往, 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自由, 而是儒家文化中宣扬的一种“仁义礼智信”中对诚信这种道德文化发展的尊重。

2.3 政治因素

从政治视角来看, 西方国家自中世纪以来, 长期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力统治层, 在中世纪西欧精神上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 但是教会权力与王权的斗争, 以及王权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斗争, 为法治注意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资本主义兴起发展时期, 对于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分层得到重视。17世纪, 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论》的发表, 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洛克在《政府论》中, 对权力分立理论有详尽的描述。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 这三种权力应该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 行政权属于国王, 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 也为国王行使。继洛克之后,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 提出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 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谓三是通过法律规定, 将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 既保持各自的权限, 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正是在这种社会权力多元化所导致的权力制衡是西方法治主义存在的政治基础。昂格尔提出“没有一个社会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的占据支配地位, 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利”。[3]在这种权力多元化相互制衡的政治下, 法律没有如同在我国一样沦为统治集团压制人民的工具, 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由此而生。

3 中国的法治应如何认识

3.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我国的法治是在借鉴西方法治理念与价值的基础上, 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念相结合, 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 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以及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运用和发展的学者们共同阐述的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法治的前提条件和法治实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 概括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法律的至高无上性;法律的工具性。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 维护国家政权的基本手段。法治的前提表现在:法制的统一性, 主要包含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的统一;再者法律要具有相对稳定性。从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观与西方法治思想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二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共在对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追求上二者是一致的, 也都认可法律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 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在对法治追求的理念与精神上, 这是由不同的阶级属性与经济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注重对公共集体利益的追求, 而西方的法治则更提倡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西方法治体现出一种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宣扬, 作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的源头古希腊城邦国家,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曾经这样评价“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 它是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4]自由等人文主义的产生与张扬为近代法治主义和法治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精神基础, 人文精神锁定了法治的自由平等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主要是以建立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 更加注重的是对法律本身价值的发挥, 立足点在于对法治这一制度本身的研究与重视。

3.2 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法治建设在这30年里进程缓慢, 这中间存在诸多的因素, 中国封建法制和法文化中的“人治”观念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法治的轻视和排斥、国内外形势的挤压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影响, 执政党在指导思想和形式判断上的失误, 从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 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阻碍。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法治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这也是我国抛弃“人治”迈向“法治”的重要时期。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揭开了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序幕。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以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才真正开始起步, 它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或者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进行。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明确指出, 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使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3.3 中国法治的突出特点

当前, 我国的法治具有自身的特色,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法治, 但是同时又是以广大民意为基础的,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 政府一直占据重要的作用。这是由我国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的, 我国的法治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大的破坏, 此后,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个人专权和否定法治的状况深恶痛绝, 这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在这一基础上, 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5]政府对法治的主导作用在长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国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信仰。在对西方法治文化移植过程存在文化以及制度的断裂, 这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遭遇的重大现实难题, 这也是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法治现状而形成的具有合理意义的。我国当前法治另一突出特征表现在执政党地位的优越性, 因此, 法治的要求不仅仅是树立依法治国理念, 还要依法治党, 实现国家法治文明与政党法治文明的共生共长, 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创新, 使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相协调, 推进党的领导行为和政党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实现国家权力与政党权力的良性互动。

4 中国法治的发展前景展望

在对中国的法治状况进行认识并分析其特点后, 明显可以看出,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从我国当前的法治特点上来看, 政府的权力要受到相应的限制, 我们承认政府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是法治的真正推进者还是广大人民, 通过完善市民社会, 限制政府权力, 来实现法治进程的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通过打造服务型政府、公开透明的政府, 在完善权力运行规范的同时, 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相应的限制。在依法治党方面, 我们要加强党的廉洁度建设, 发挥执政党的模范守法带头作用, 党规定自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 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不允许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 一经国家机关通过, 全党必须遵守。党提出并坚持这一原则, 对整个社会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极大地树立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对于法律的遵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依法治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 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3]史仲文, 胡晓林.世界全史 (百卷本) 之新编世界中世纪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4] (英) 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3.

法治在中国 篇10

关键词：礼治,法治,法治基本要素,法治生成条件

一、引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五年, 中国经历了由成立之初的个人感召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型社会的转型进程, 即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进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从1949年9月,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 到《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 使得改革开放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方面, 从1978年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到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再到党的十八大上将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可见中国早已经脱离了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期, 选择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如果以1997年为我国真正法治进程的开端, 至今已20年。即使经历了近20年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实行, 我们仍旧不能肯定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笔者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阐述个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社会传统的“礼治”理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来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中国社会在研究之时是带有“礼治”的色彩的。即使“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近20年, 但“依法治国”仍旧与“以德治国”紧密地联系着,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礼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自封建君主专制以来, 礼治的理念就伴随着君主专制而产生。这里所指的“礼”是一种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 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不同于需要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法律, 它不依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 而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人服膺, 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的、下意识的行为, 比如道德。综上所叙述的中国古代所传承下来的“以德代法”、“以礼治世”的理念, 仍旧潜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中, 以“礼”为信仰的传统依旧没有被“法”的观念所破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20年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施行后依旧难以真正进入法治阶段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旧坚持以“礼”作为主导, 以“法”作为辅助, 普遍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律的认同感。“合于礼”仍旧是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 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法律则是隐藏在礼背后的最后屏障。

三、法治的基本要素的实现

反观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礼治”思想无疑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具有法治的信仰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社会的法治化需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

(一) 法律至上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 (在这里所指的领导人所代表的是权力) 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得出, 第一, 法律本身不会因权力的胁迫而发生改变,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 法律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需求;第三, 法律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制度上的约束力;第四,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然而, 当代的中国仍存在有违法律至上的情况, 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 人民大众进京上访期望上层的领导人能听取他们的苦衷, 从而让上层领导对下层机关发出指示, 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上访”制度中最终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上层领导的权力。

(二) 良法之治

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 至少是体现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良法之治意谓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均应是以人权为核心和前提原则构建的良善之法, 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时要满足法律内在价值的善和形式的善, 即在法律的内在价值上要体现保障人权、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法律形式上要具有公开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确定性、稳定性、不矛盾性。

(三) 体制保障

体制保障即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一系列能促进法治化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我国在国家体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权力制衡。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司法审查。西方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三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三者之间更是一种制约的关系, “三权分立”制度较好的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在中国, 宪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可以看出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处于核心地位, 而司法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人民法院) 对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和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这就体现出司法是从属于立法和行政的, 这也就造成了司法权被立法权和行政权过度干预, 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不仅如此,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不仅拥有违宪审查权同时还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之一其自身却可以脱离司法审查体系。即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 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审查也很难真正达到目的。因此, 基于现阶段中国体制方面所出现的缺陷, 笔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能够部分借鉴, 让司法机关进一步地剥离出行政机关的管辖, 虽然由于中国并不是多党制的国家, 司法机关难免会受到一定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独立, 但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四、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要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 除了需要满足法治的基本要素, 还需有以下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一)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发展

市场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平等的主体。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 市场交易才能得到维系。而平等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 第二、自由。没有了交易自由, 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替代, 而人的自由需要由法律确认和保障, 否则自由这一要素极其容易受到侵犯, 无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三、财产。公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而公民的财产权也需要由法律来进行保护。第四、健全的交易规则。没有健全的交易规则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 而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法律来提供, 交易规则更需要法律来确定。综上, 市场经济绝不可能离开法治, 法律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与法律相辅相成。然而, 在中国由于消费者和垄断企业的地位不平等, 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平等, 集权制的国家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以及诸如股市方面的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健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 这无疑不利于法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行, 由此观之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 “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 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力, 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 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市民社会”需要法治来维护, 同时法治的推行也需要“市民社会”来推行, “市民社会”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 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一要打破“重义务, 轻权利”的传统;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 增加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 并积极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要鼓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发展, 通过社会组织来约束政府权力, 保护公民权力, 实现社会自治。

(三) 多元、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由此可见, 如果没有多元政体的并存, 缺少了不同政体之间优劣的比较, “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 更为根本的是, 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 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同时, 一个多元化的政体有着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 人与人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 不同的文化背景, 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并不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下, 文化难以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串联起来, 此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来规制和整合整个社会, 法治的理念就在社会的构成之初就深入人心。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 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 政治上的专制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也“大一统”。这一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中国, 使得其余的亚文化则被主流的文化更加边缘化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反文化, 而主流文化的地位更加凸显, 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性。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而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礼”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 因此受制于单一制的政体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大一统”,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萌生出真正意义法治的思想。那么中国是否要为了满足法治生成所需要的多元政体体制就要改变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的格局呢?笔者认为, 权衡利弊后“一党执政”更适合“多元政体”。虽然说“一党执政”会对法治化的进程产生阻碍, 但并不是说完全的法治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虽然多元政体能够尽早显现出法治的优势, 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党权大于法律的问题促进法治的进程, 并最终使得“以法处事”成为普世的理念, 但要构建起法治的价值理念, 并让法治的优势得以凸显实行多元政体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法律能够保持自身的公正, 能够比“礼”更能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那么法治的理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法律就会逐渐地成为大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选择, 成为大众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五、总结

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后所形成的“礼治思想”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萌发出“法治”的治国理念, 但在真正的实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上的冲突, 同时也是中西方“法治”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冲突。当代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社会体制上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制度模式, 构建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同时也要逐渐破除传统“礼治”的思想, 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 如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才能更加通畅。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篇11

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推动下，世界已经迈入全球化时代。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全球化是她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复兴的中国而言，她的大国化则是别国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化，已经融进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中国尚未为成为大国做好准备，我们还处在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当中。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进程，留给中国的是一个压缩的时空——中国要在数十年内完成西方世界经历数百年的“大国化”进程。为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大国？大国的制度经验是什么？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是什么？大国化的法治路径是什么？

何为“大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不必然使一个国家坐拥“大国”地位。大国之“大”，不在规模而在实力，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上的全球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三个刚性、两个软性）界定大国的标准：

第一，经济标准。大国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就经济的“量”而言，大国的经济地位可用四个“百分之五”来说明：GDP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年均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五以上，外贸总额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外汇储备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就经济的“质”而言，大国是具有经济穿透力的国家，具有左右世界经济走势的能力。大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二，政治标准。首先，大国是对世界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其既能够实施自己的战略意图，也能遏制违反自己意图的主张。大国有能力说“不”；其次，大国要为全球稳定与发展承担重大责任，当国家间纷争或全球性事件出现时，大国往往被他国寄予希望。大国此时不能失语，大国无权沉默；再次，大国是在国际事务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能够为全球制定游戏规则。

第三，军事标准。国家军事实力的现代标准，在海湾战争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科技取代了常规，质量取代了规模；大国要有打赢立体化、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大国在先进武器上要有杀手锏，有战略威慑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以上是显性标准或刚性标准，是用肉眼可测、用数据可计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国还有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软标准，这类标准有时比刚性标准更难实现，可是它对人们判断国家地位却有终极意义。这类标准有两项：

其一，文化标准。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上的标准。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

其二，制度标准。制度的本质在于为人的行为提供激励模式。好制度提供正向激励，彰显人性美德和个体创造力；坏制度提供反向激励，纵容贪婪私欲和不劳而获。大国莫不以其创新性制度作为其根本保障。其制度有“可信赖”的特征，其以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恢复性及公正性为标志。

大国的制度经验

那么，大国的制度有何特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会带给我们何种启示？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世界舞台。九个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和美国。它们的崛起，殖民统治和武力征伐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创造了让世界面貌为之大变的新制度。葡萄牙、西班牙最早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状况，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借助国家力量征服了海洋。在那个时代，征服海洋就意味着征服世界。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没有产生更具持久性的新制度，其国运并未长久。

“海上马车夫”荷兰在17世纪成为大国，归因于形成了主宰世界的三大制度，即：航海规则、贸易规则和金融制度，贡献了格劳秀斯和国际法；“日不落帝国”英国之成为大国，在于其形成了尊重产权和个人自由、体现法治精神的英美法系；德国之成为大国，是因其贡献了体现理性精神的民法典和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之成为大国，在于贡献了现代人权思想，解决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协调问题；日本之成为大国，是因其怀着“求知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成功汇通东西文明，建立了具有儒家思想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俄国和苏联之成为大国，是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美国之成为大国，归因于完善了以主权在民、司法审查、总统制、分权制衡为内容的一整套宪政民主制度。

从上述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大国的最终形成，无不以在世界范围内奠定某种制度为标志。推动大国崛起的制度有如下特征：

1 大国的制度具有原创性。五百年来的大国，多在国家的基础制度方面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它们在政治上平衡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关系，经济上既保护个体权利又增进国家公益，文化上协调自身传统与普遍价值。

2 大国的制度具有可模仿性、可借鉴性。大国制度不仅是本国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能够回应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的问题对应着共同的方案，共同的方案具有可普遍借鉴的意义。

3 大国的制度具有持久性。新制度不仅能回应一时之需，不仅使开明领袖可付诸实现，而且能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 大国的制度具有回应性。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可分为压制性制度和回应性制度两类，大国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应性制度。“法治”不是把法律当做统治的工具，而是当做统治的主体。法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对受到侵害的正义的恢复性，使其能够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防止激进变革带来的混乱无序。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也助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修正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中国要走向大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目标和向世界提供制度借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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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

中国的大国化将注定极具特殊性。五百年来相继崛起的几个大国，除俄国和美国之外都是“小国寡民”。有的甚至只是弹丸之地。荷兰崛起时国土不过现在北京的两倍，人口不足150万。中国则有着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版图以及悠久的历史。

也正因中国之“大”，所以面临着一些先前大国未曾遇到的特有难题。

第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中央权力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难题；第二，国家的政治权威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中国之广土众民，历史上多采无为而治，君权难及郡县以下，乡绅自治替代了政权的包办包揽。这种治理方式在农耕社会尚可勉强维持，但绝难适应现代巨型商业社会；第三，历史重负与制度转型之间的矛盾。悠久的传统既是宝贵的资源，也会成为沉重的包袱。在此情况下，创新转型之难可想而知。中国从未有过日本那种“船小易调头”的从容；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这常常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民生活出现脱节。

处理上述难题，需要从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而非权宜性选择视角加以考量。

纵观中国历史也发现，武力征伐只能维持一时之功，创新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论制度昌明尤以唐代最为可圈可点。其之所以受人尊重，系因其形成的中华法系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近邻。中华法系因之成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唐律也成为封建制法典的楷模。因此，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能向世界输出制度和文化的国家，才能成为大国。

中国大国化进程的实现，必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法治化为据。实现法治创新，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型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大国化地位的最终标志。

中国“大国化”的法治路径

一、从形成“法律体系”到形成“法治体系”

至201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其功能是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范体系，它解决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法治体系”则是包含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义在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共决策绩效、建设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二、以“法治”推进社会转型

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的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度封闭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以发挥社会的创新活力为特征的。中国有待完成的转变，是立足于既有法律体系，推进向“法治”的转变。就具体的方面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在公共治理的思维模式上，要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革命思维是“运动思维”、“战役思维”、“发动思维”和“一战接一战思维”，视人民为发动对象。它拒绝异议，排斥反思，把人民大众置于被动和客体地位上。革命思维的后果是破坏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以变动的个人意志来实现政府目标；“建设思维”则相反，它注重规则和制度，注重连续性和积累性，并表现为一贯性。建设思维是制度思维，革命思维是破坏制度的思维。用革命思维上断难建成法治国家的。

2 在治国手段的选择上，要从“政策本位”转向“法律本位”。在治国手段上如果以政策为主，则社会的稳定性必然常受挑战。政策治国的方式是靠会议、靠文件，靠讲话。这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来说不失其效果，但是它不能适应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这一现实，它会阻滞深层面的制度创新，不能走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效率低下的困境。

3 在公共治理所应遵循的价值观上，要从“效率”价值转向“公正”价值。改革是一个利益重组过程，当前的严重社会不公，已经显现出吞噬改革成果的危险，不利于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必须通过调整公共治理的价值序列来加以改善。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除了民主、富强、文明、和谐之外，还应增加一个：“正义”，即我们所致力于建设的社会应是一个“正义社会”。

4 从政府的治理模式上，要从“管制型”向“自治型”转变。政府权威不可或缺，但权力并非越大越好，否则会累积执政党的政治风险。要限制国家决策的范围和深度。必须高度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恢复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以“法治”推进政治转型

中国“大国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实现法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实现如下几个“统一”：首先，文化特殊性与法治普适性的统一；其次，利益多样性与国家整体目标的统一；最后，弱者生存与强者发展的统一。

一个好政府，既要怀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也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政治转型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权威，而是为权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旨在改变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状，目的是增强执政者对民意诉求的敏感度以及快速回应和制度式服从的能力。

以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09年，中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维稳压力增大，司法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可以判断，法治国家建设已进入攻坚时期。司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性地位正越来越成为其识，甚至可以说，能否推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

司法改革的关键有两项，一是从根本上实现宪法赋予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二是通过大幅提升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来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司法权最终对法治的守护，法治必将成为溃决的堤坝和无牙的老虎，其是无法阻拦“权力”这只洪水猛兽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中的“独立”有五层含义：第一，司法机关职权设置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司法权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第二，审级独立。即每一级法院都只向法律和产生它的人大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第三，法官权能独立。即法官与法官间的平等，要摒弃“管理法官”这一行政权观念；第四，法官的判断独立，即每一个法官的判断不受干涉，一个法官不能服从另一个法官；第五，责任独立。即法官对审理案件的结果负责，不得用执行上级意图或因受到某种干预而对知错故判的错案不负责任。

需要在观念上明确的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与民主制度是同时诞生的，也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环顾现代法治国家，在政府体制上虽有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制之别，在议会体制上虽有一院制、两院制之分，但在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具体纠纷的解决，还是权力分工制约的需要，都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必须强调，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与加强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的目的是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法律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统一后的法律化，司法越是保证法律的有效性，越能实现党的意志，也就越能体现党的领导。

在我国的政法机关体制安排中，应以司法为中心设计国家法治和长治久安的框架，在现阶段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的地位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路径。在政治体制中，应将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平等设置。这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合乎现行宪法。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研究 篇12

(一)法治的重要性

管子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流传后世的著作《管子》中。管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观,但《管子》对于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性作用。在当时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管子充分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首先在《管子•七主七臣》中,他肯定了法的作用,即他认为法律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在书中的阐述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其次,在《管子•任法》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法对家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他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到君主、下到臣民都遵守法律,才能达到所谓“大治”。这个“治”则是指政治修明、局势安定。也就是说,管子充分肯定了法律对于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在法律特征方面

管子认为法律需要具有至高无上性、统一性、适时性、强制性。

首先是法的至高无上性。管子在《管子•任法》中通过阐述,法律是圣君明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管制属下的法宝,进而得出了“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的结论。可见,他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其次是法的统一性。他在《法禁》一篇中说道:“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制,臣子才会遵守法律;只有朝廷公开制度,人民才会按照制度做事。反之,如果君主不能统一法制,不遵守法律并且振振有词的人就会增加。可见在管子看来,法制需要统一,这样才会使众人遵守法律。

第三是法的适时性。在《管子•正世》中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所谓“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也就是说他主张法律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后是法的强制性。在《管子•权修》篇中,他说道:“亏令者则死,益令者则死,不行令者则死,留令者则死,不从令者则死。五者死而不赦,唯令是视。”管子详细阐述了不遵守法律的五种情形,并认为应当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可见他认为法律的遵守是需要相应的刑罚来保障的。总而言之,在管子看来对于推行法治,必须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至高无上,而法律顶多作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是以法无常法、朝令夕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执行遭到严重破坏。但管子看到了严肃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前所述,管子认为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也是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集中体现。

(四)管子思想的局限性

管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应用方面,他起到了一种先驱的作用,为后世治国理论提出了新思维。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管子的法治思想并未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局限。他所谓的法治与我们现代的法治也有所不同,他所谓的法治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

二、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在管子的基础上,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法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因此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缘法而治、依法治国

在管子认识到法治重要性的基础上,商鞅更加丰富了他的法治理论。商鞅主张“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因此需要法治来拘束人性。同时,他为了推行法治变革,对同时代的主流学说之一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燔诗书以明法令”,可见他对儒家主张的“礼治”,也足以见得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法治的信心。

(二)知法而治

较之管子,商鞅及其所在的时代对法治的需要更加迫切。为了推行“缘法而治”,他认为首先需要让百姓知法、守法。所以,为了使百姓能够知法、守法,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需要设置管理法律官员,特别是普法官员,对民众的违法行为施以相应惩罚。这一系列措施表明商鞅的法治思想在管子法治思想上的升华,也体现了商鞅法治思想的系统性。

(三)刑无等级,法律平等适用

商鞅变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严刑厉法。他主张法律需要有权威性,所以他“徙木立信”,以树立法的威严。他的这种对法的推崇决定了他会将法律抬高至王侯将相之上。因此有了他著名的理论,即“刑无等级”,也就是说,他主张王侯将相犯法与庶民同罪,反对“刑不上大夫”的腐败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商鞅主张的“刑无等级”,是把君主排除在外的,他所主张的这种“刑无等级”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平等适用。虽然商鞅的法治思想仍然不能跳出君权至高无上的桎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儒家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思想统治时代的背景下,他的思想也是极具突破性的。

(四)商鞅思想的局限性

与管子相同,商鞅所谓的法治也只是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商鞅的这种思想倾向比管子更为严重。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于是,商鞅为了国家的强大,提出了三大弱民政策:第一,通过教育保证人民愚昧,因为商鞅认为保持人民愚昧的办法不是不教育,而是实行统一的教育;第二,通过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只要稍微尊重人民,就能够使其感动;第三,迫害强民,用强民反对强民,还会有强民存留,所以要通过弱民的集体力量来反对少数强民。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是极其不可理喻,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些观点都反映出商鞅将人民视作君主统治下的万物,被他所谓的“法治”操作的傀儡,以及他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极端漠视。

三、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生于战国末期,彼时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已渐趋发展成熟,法家思想也不例外。韩非子吸收前人思想之精华,加以自身独到的见解,成功将法家代表性的三种思想,即“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使法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韩非子有完整的关于法的思想体系。他明确地给法下了定义,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所以在他看来,法律就是官方制定,由官府负责实施,并公布于百姓的规范。在《韩非子•定法》中,他又阐述道:“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句话是指法律必须深入人心,赏罚需依据法律来实行,体现了韩非子将法律视作衡量和评价人行为的标准的思想。

韩非子在总结“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时,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掌控臣子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有君主掌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臣子知晓君主的想法,从而使得臣子不敢轻举妄动、暗度陈仓。在理解申不害的“术”治思想的同时,韩非子也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与商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商鞅注重“法”治,但忽略了“术”治,使得法律的地位提高,而君主的权威大大下降,并且君主没有掌控群臣的方法,导致大权旁落,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秩序混乱;而申不害则过度强调了“术”治的重要性,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致使君主只重权谋,而忽略“法”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朝令夕改,新法、旧法互相矛盾的现象极为严重,极大地扰乱了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韩非子认为,“法”治与“术”治必须相互结合,不能重“法”不讲“术”,也不能重“术”不讲“法”,这才是治国的上策。

至于“势”,韩非子认为它是指君主在一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拥有的权力,同时也是君主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通俗来讲,它就是指君主的权势。“势”治的理论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之所以吸收这一理论,是因为无论是“法”治还是“术”治,都需要依靠“势”治,也就是说“势”是“法”治和“术”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产生了韩非子著名的理论,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以上即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一套从到掌权、到控臣、再到依法治国的系统的治国方法,至今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令人叹惋的是,囿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他所主张的法治,与管子、商鞅一致,都是帮助君主治国的一种手段,与我们现今所提倡的法治有所不同。

(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法观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是韩非子的又一著名主张。这是韩非子继承法家变法图强、锐意进取,反对保守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之前,商鞅也曾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主张,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也就是说他认为,除了不法古、不循今之外,还要跟随时代变化,相应地改变法制,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混乱、民不聊生。

四、小结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到秦朝为止,法家的法治思想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秦始皇主张严刑酷法,百姓深受其害,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最终取代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阶级最为青睐的思想,也就有了汉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崇尚“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被埋葬,这是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发展的最大悲剧。

摘要：最早以管子、子产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法治思想萌芽的阶段。到了战国中期,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主张,完善了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被推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文章为更好地、更清楚地论述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将按照管子、商鞅、韩非子的顺序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进行总结。

关键词：古代,法治,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向.管子[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2]石磊(译注).商君书[M].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