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精选12篇）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篇1

所谓时效, 指的就是时间的法律效力, 而时效制度是指一种法律制度, 但这种法律制度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时效制度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 在古罗马, 最早的时效制度主要是针对土地。而相对于时效制度, 消灭时效的创立则较晚, 消灭时效是起源于古罗马裁判法官的, 所谓的消灭时效, 最初就是指的裁判官所赋予给人们的诉权, 但该诉权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加以行使, 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限, 诉权就将消灭, 人们无法再对其加以使用。根据法律效果和其使用的法域, 时效可以被划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 所谓的取得时效是当权利人之外的第三人行使某种权利的时间满足一定的要求后, 权利人之外的第三人就会获得了这种权利人权利。而消灭时效则是指的权利人对自己的权利不持续的加以行使,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权利人的权利就会减损甚至消灭。时效的取得和消灭都需要经过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同意后才能发生, 正是因为如此, 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都被称之为诉讼时效。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只有关于消灭时效的规定, 并没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因此, 在我国提到诉讼时效则代表的是消灭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诉讼时效就是指当权利人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请求法院的保护, 那么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权利人再行使权利, 法院则不再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诉讼时效制度是出自于程序法, 最终也指向程序法。因为诉讼时效制度是以诉讼形式体现出来的, 所以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具有请求性质的权利的保护。即权利人申请保护的权利只能是两种类型。第一种, 就是权利本身就是请求权; 第二种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或者衍生出来的请求权。为了解决民事权利中有关诉讼时效的问题, 必须要从立法的角度研究民事权利的性质以及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 会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效果, 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保护时间, 则无法通过法院进行权利保护。虽然这一制度从其表面上看, 对于权利人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在世界各国, 诉讼时效制度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许多的国家往往都更加愿意舍弃权利人的权利, 进而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并不是因为国家不愿意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权利不值得保护, 而是因为国家法律不仅要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同时还要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相比于权利人权利而言, 社会公共利益更加重要, 所以说在经过利益的权衡之后, 国家选择了诉讼时效制度, 因此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被视为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所在和最终目的。

维护交易秩序、保证交易安全是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可以使得权利义务之间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在德国的立法理由书中, 曾经指出, 消灭时效的存在, 并不是以侵夺权利人的权利为目的的, 而是给予义务人以更多的保护。消灭时效仅仅是一种手段, 而并非目的, 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 如果权利人因为消灭时效制度的存在, 而使得自己本没有错误的请求权失效了, 这也是权利人需要向公共利益付出的代价, 并不是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如果权利人的请求权行使对于公共利益造不成任何影响, 消灭时效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说权利人的请求权内容相比于公共利益是十分的微不足道的, 因而权利人付出这样的代价, 也不能说是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虽然对于权利人而言, 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行使权利,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无限的, 而是具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因为, 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或者不行使权利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 则就要对其行使权利的自由进行限制。正是因为如此, 诉讼时效所适用的权利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样也是为了维持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也是对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一种方式。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 一般都是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权利保护, 要求义务人按照之前的约定履行承诺。但是对于义务人而言, 履行承诺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义务人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就会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因此, 必须要对义务人履行承诺的时间加以限制, 不能无限延长下去。正是因为如此, 在法院解决民事纠纷时是允许义务人将时间流逝作为证据来对权利人的请求加以对抗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还可以有效解决证据收集困难的问题, 进而提高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效率。如果没有诉讼时限制度, 当年代过于久远, 就会出现举证困难和原本存在的证据灭失的情况, 从而就使得司法证据的收集较为困难, 使得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 在法律规定在消灭时效期以后, 义务人可以用时效来对抗权利人。除此以外, 诉讼制度还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时间, 从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二、诉讼时效制度价值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之间的联系

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和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限制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而另一方面, 确定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有利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体现。因此, 如果想要判断一种权利是否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时, 要先考了将诉讼时效应用于该种权利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该种法律后果是否符合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可以考虑将该种权利纳入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种类中。反之, 则应拒绝将该种权利纳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之中。由此可见, 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是判断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例如, 请求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求权利人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否则就无法体现时效诉讼的制度价值。因此, 请求权是在诉讼时效适用范围内的。但是, 支配权就不再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诉讼时效适用于支配权后无法体现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三、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限于请求权

( 一) 请求权的概念与性质

对于请求权这一概念的理解, 许多人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请求权就是请求法院保护的权利,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将请求权和诉讼权混淆在一起了; 有些人认为请求权就是请求他人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权利。这种理解依然是不准确的; 还有些人将请求权和诉讼中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弄混了。这些对请求权的解释有其合理性, 但也存在着片面性。其实质上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 虽然它主体上是实体法的概念, 但是它同时也包括着一定的程序法的概念。

( 二) 各类请求权及其诉讼时效的适用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在进行法院裁判的过程中, 法官是不具有解释和创制法律的权利的。鉴于此, 必须要进一步细化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请求权。在学理上, 按照请求权依附的基础权利不同, 可以将其细化成四种类型, 分别为债权请求权、人身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这种划分方法比较全面, 覆盖了在司法实践中所有可能遇到的请求权类型。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只要是债权请求权都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

参考文献

[1]戎冬梅.浅析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J].商情, 2013 (23) :327-328.

[2]张晓波.民事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J].商情, 2011 (40) :192-192.

[3]陈晓军, 文娜.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J].法商论坛, 2011 (2) :57-58.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篇2

最高法院民二他字第3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3月10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高法民一请字〔2005〕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1994年3月26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鲁高法〔1992〕70号请示收悉。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此复

8，第七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

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如果原物存在，主张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如果不当得利请求权则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物不能返还分为法律上不能返还和事实上不能返还，法律上不能返还原因在于存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下。

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问题，因为争议较大，司法解释没有规定。

合同被撤销前，合同约定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能否以该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抗撤销合同请求权。不能。在一方申请撤销合同时，若对方当事人以合同有效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对撤销合同请求权进行抗辩的，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9，第八条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10，第九条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11，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主张权利之所以具有中断的法律效力，原因在于权利人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方式明确和维持了权利，并希图实现权利，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继续经过的事实基础不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义务人为自然人，如果其家庭成员并非系前述同住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且未经授权、或不能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转达给义务人的，则其签收主张权利文书的行为不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并不以义务人在主张权利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作为必要要件，义务人不在主张权利文书上签名或盖章，但能够采取其它方式证明主张权利的文书到达义务人的，均可以进行认定。

本项所指的债权金融机构从债务人帐户内扣划欠款本息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是指对于未被抵销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其适用的法理为部分主张债权具有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及于其他债权。

义务人所留邮寄地址原并无错误，但后由于义务人变更地址未及时通知债权人，权利人仍依以往邮寄惯例进行邮件催收，这能否导致时效中断呢?作者认为，义务人所留地址错误都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依照当然解释，应当认定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

在自己网站上发布催收公告不具有主张权利的效果。

行政机关的相关行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权利人向与义务人为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中断。

债权人不知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变更，向原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的，基于合理信赖，应视为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了权利。

特性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仍为特殊诉讼时效期间。

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做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债权人向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因具有可认定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的客观事由，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12,第十一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本条规定的是同一债权可分给付之状况。但是，在可分之债中各债权、各债务均各自独立，因此，由一方当事人就分割部分产生给付，对其它当事人不产生影响。

同一债权包括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

不管主张本金或者利息都及于全部。

13，第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各国立法将“提起诉讼”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立法理由在于，权利人未怠于行使权利。由于权利人是向法院请求，请求意思表示到达法院即生效。

即使原告诉错法院其起诉行为也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这里的提起诉讼，包括附带民事诉讼和因错误认识而提前的行政诉讼，也包括代位权诉讼。

但是，法院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理由在于，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起诉应指合法之诉，或者虽非合法但足以认定真正权利人向真正义务人主张争议权利的，可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否则，就不具有时效中断的效力。

由于特殊政策性原因而暂时不予受理，也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暂不予受理期间应持续中断，直至法院下发恢复受理的通知之日止。

起诉后撤诉的，视为未起诉，但如果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但未到达义务人的如何处理，争议很大，没有统一意见。

14，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权利人是基于主张权利的目的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如果并非基于主张权利的目的，则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诉讼时效中断后的重新起算应自中断事由终止时开始，中断事由持续一段时间的，应自该期间届满后重新起算。

诉前财产保全即使被裁定解除，由于权利人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存在，故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15，第十四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这里的“有权”，是指相关组织必须具有解决相应民事纠纷的权限，而并非权利人向任意单位提出请求均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在司法实务中，权利人向妇联、工会、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较为多见，如权利人请求保护的民事权利系在上述组织权限范围之内，则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撤回请求存在争议。但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则发生诉讼时效中断。

16,第十五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这里所谓“权利人向公检法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并非严苛权利人必须在刑事报案时明确提出是基于保护民事权利而报案或者控告的，就应能从其报案或者控告的行为中推出其有“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意思表示，就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权利人在生效刑事判决作出后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的，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

撤回报案或者控告的，若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的，应认定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故发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但在不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下，能否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尚存争议。

17，第十六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浅谈诉讼时效适用的意义 篇3

关键词：民事法律制度；诉讼时效；适用范围；意义分析

所谓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民事权利受害人（债权人）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则该期间届满时，债务人即可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有权拒绝向债权人为给付，且债权人丧失胜诉权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

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分析

我国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具体适用于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其初衷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避免债务人长期遭受债务负担的拖累。鉴于此，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债权人的意义

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且有效减少债权人间接损失的产生和扩大；另一方面，其具有明确的警示作用，能够督促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诉讼时效期间经过致使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对怠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具有惩罚教育意义。

（二）对于债务人的意义

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力，即是对债务人积极履行法律义务的警示和监督；另一方面，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债务人获得时效抗辩的权利，避免使债务人陷入无休止的债务负担中，有利于维护债务人的时效利益，避免了债务人的间接损失。

（三）对于法律关系整体的意义

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质在于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及时有效的规范和处理，督促双方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而维护整个交易市场秩序的稳定，促进整个法律关系有序发展，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完善。

二、限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分析

限制适用诉讼时效的具体权利有：“（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1]前款第四项主要来自于：①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②身份关系受到不法侵害；③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④物权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损害，如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物权确认请求权等；⑤继承关系、知识产权等受侵害。

笔者以为，上述权利，可以分为原生性债权请求权和派生性债权请求权两类进行意义分析：

（一）原生性债权请求权

原生性债权请求权，即为由债权本身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例如上文所列的（一）、（二）、（三）类，此三类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债的法律关系为基础，由债之法律关系直接产生，相对独立于其他法律关系，其限制意义在于：

1.对保护公民财产的意义

上述存款、债券、投资等，属于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应当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限制适用诉讼时效，能够有效保障公民私有合法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同时，又是对我国宪法的贯彻落实，有效维护了宪法的法律地位，巩固了公民财产保护的宪法依据。

2.对经济建设的意义

金融类业务限制适用诉讼时效，对经济循环大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及时融合闲散资金，缩短资金运作周期，充分调动资金的活跃性和流通性，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激发经济大循环的活性，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再生性。

（二）派生性债权请求权

派生性债权请求权，即由除债以外的法律关系，如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继承关系等，派生而得，具体类型如前所述。其表面上属于债权请求权范围，权利人有权要求义务人为相应赔偿或道歉等给付行为，但实质上仅是要求义务人对由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一种权利，且此种损失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受损状态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非纯民法意义上的债权请求权。对其限制适用的意义在于：

（1）源于人格权、身份权和继承权等的派生性请求权，一般都与公民个人享有的专属性权利息息相关，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其受侵害状态和程度具有不确定性、持续性和潜在性，对其限制诉讼时效的适用，较大程度上给了受害人以明确损失和进行维权的时间，也给了加害人以深刻的警示教育，有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落实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法规政策。

（2）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这一规定对国家财产的重要地位和價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为国家财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为国家财产的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注入资源动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序前进。

三、结束语

诉讼时效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有着较为明确的范围界定，笔者仅简单阐述了对其适用范围的一些较为浅显的思考，欠缺之处甚多，仅希望为以后的深入学习扎实基础，拓宽思维。

参考文献：

[1]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注释本）.2011年第2版

作者简介：

张星（1990.10～），女，河北石家庄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论民法中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 篇4

诉讼时效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我们更应重视它,并且不断地修改完善它,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服务,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价值与秩序。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制度。因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同样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商事活动用时长,交易更加复杂,尤其是跨国跨地区的商事法律关系,更多地讲求诚实信用原则,若是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必然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从而损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结合我国国情来看,还原立法原意,是由于我们新中国成立较晚,法制建设必然滞后于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因此,立法者多有“拿来主义”的意味,主要是更多地借鉴其他国家既有的法律规定。时至今日,我国的普通公民尚未达到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公民同样的法律与权利意识,对本国法律亦未达到熟悉的程度。当然,这里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政治、教育、宣传等等,法制与法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我国《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应该更加合理。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与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当人们的法律与权利意识逐步加强后,再修改如今的规定就会比较适宜。有了一个发展缓冲的阶段后,更利于法律的健全。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和意义

在法学界,时效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间,就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时效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时效类型,诉讼时效也被称之为消灭时效,通说是指请求权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就减损其效力的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时效,就属于诉讼时效制度[1]。

我们为何要强调诉讼时效,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它?因为,民法上确立诉讼时效制度有诸多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厘清和确认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从而维护社会上的各种秩序。其次,诉讼时效可以减轻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难度,从而在法律公平上保护了债务人。再次,诉讼时效还可以“惩罚”那些“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敦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自身的权利。最后,诉讼时效制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困难,使法院不必承担过于复杂疑难案件的诉讼负担[2]。

正因为诉讼时效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我们才重视它,不断的修改完善它,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服务,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价值与秩序。也正因此,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任意性规定,从而可以达到当事人双方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可见,诉讼时效制度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下面就来探讨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具体内容。

二、国外立法关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一)国外时效范围的主要学说观点

各国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在实践当中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请求权模式,即诉讼时效适用于所有的请求权,其代表是德国的民法典。该法典规定:对于他人之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罹于时效。另一种模式是债权模式,即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其典型代表是西欧国家的一些民法典。其中瑞士的民法典规定:在联邦法律无特别规定时,一切债权因十年而罹于时效。我们不能草率地断言哪种模式孰优孰劣,应该理性地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得出更加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法律原则与制度[3]。

在国外的立法规定中此制度与我国立法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德国,物权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一样受到诉讼时效的制约。而在如今的法国,返还所有权之诉不因时效而消灭,但其他物权请求权则仍适用诉讼时效。还有我国的近邻日本,虽然在日本的民法典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为物的返还请求权系物权的一个主要义务,且非由此所发生的独立的权利。因此,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权本身一样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其认为物权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不能脱离物权而存在,而物权本身不因时效而消灭,故物权请求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并且德国的民法立法例亦采用了此学说的观点。

(二)国外立法比较

具体到各国,不同国家的民法基于不同的立法传统和不同的立法政策,对诉讼时效可以适用的范围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但是,无外乎是主要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在民法典中具体明确地确定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的范围,如德国的民法典规定为请求权,其民法典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同时其又规定,由已登记权利所生之请求权。不因时效而消灭。请求权受到时效的限制,除了个别的例外,该制度适用于所有的请求权。但基于亲属法律关系发生的请求权,特别是人格权中的支配权、参与管理权以及形成权,亦不因时效制度而消灭。譬如,在日本的民法典中规定为债权及债权、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其民法典规定:债权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二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除此之外,瑞士的民法典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他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清偿期间的受限于诉讼时效期间。第二,有的国家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只是笼统地确定为诉权,如法国的民法典就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过三十年的时效而消灭,援用此时效者无须提出权利证书,他人亦不得对其提出恶意的抗辩。无独有偶,就连英美法原则上也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规定为起诉权。第三,世界上有的国家对此仅是一般的原则性规定,如意大利的民法典,该法典规定:当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行使权利,则每一个权利基于消灭时效而消灭;不可处分的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不适用消灭时效[4]。

我们从上述可以总结出以下内容:德国的民事立法是以请求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瑞士和日本的民事立法规定是以债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但是与此同时,在德国,正如以上条款所规定的,请求权可以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继承关系而产生。所以,法学领域的通说认为,在请求权和债权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有关债权的规定因此可以适用于请求权(法学界普遍认为,债权即债权人请求给付的权利,因此债权是一个请求权)。从中不难看出,德国与日本以及瑞士的诉讼时效客体的规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在德国的立法中,请求权的范围大于债权的范围。与此相反,英美法系的国家则将诉讼时效的客体规定为诉权。因此,我们结合以上综合分析出,各种模式的主要差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将诉讼时效的客体规定为诉权或实体上的请求权。实际上,简单通俗的说,这几种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这是由不同法系之间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5]。

正如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遵循演绎的思维模式,与大陆法系不同的是,英美法系更遵循归纳的思维模式。在世界不同民法法系内部,实体法的显著特点虽然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照搬罗马法具体规则的结果,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大都由古欧洲当时的罗马法体系范围衍生而来。在罗马法理论范围内,狭义上将法律的构成分为人、物、诉讼三个部分,就是将救济权利当作诉讼的权利来实现法律的价值。但这种诉权根据救济种类的增加而增长,随后这些诉讼权利成为实体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而有了请求权的外在表现。那么顺其自然地,如果要对这些权利作出限制,理所应当地就将这些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客体。

在我国宝岛台湾地区,其立法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仅仅是请求权。台湾地区的民法中规定:请求权因十年不行使而消灭,同时还规定了物之占有人的返还占有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防止妨害请求权自侵夺或妨害占有或危险发生后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司法院”的解释案亦明确确认了物上请求权同样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6]。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模式好与不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法规才是重点。

三、我国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对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延长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则未提及,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70条规定:“未经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二)我国诉讼时效的种类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诉讼时效期间分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第13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它是指普遍适用于应当适用时效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时效期间。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该条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明显过短,这显然不利于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国民法上同时还规定了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在依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下,当情况符合下列情况时应该优先适用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以下四种情况适用一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时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丢失或者损毁的。

此外,我国《合同法》中还规定了长期诉讼时效期间。该法第129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很显然,这一规定明显比较合理,比普通诉讼时效以及短期诉讼时效更加具有韧性。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所争议的事项往往更为复杂,且诉讼和仲裁经常须跨国进行,程序事项必然众多,若果用诉讼方式解决争议,所需要的时间必然多于其他普通诉讼,因此可以看出该规定更加合理。

但是,《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对该规定的解读,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与分歧,有的人认为这是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同时亦有人认为这是对诉讼时效计算的最长限制期间。这种规定所产生的分歧,无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困难。

四、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一)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在我国立法及司法环境中,通常情况下,原则上诉讼时效可以适用所有的请求权,所以,请求权的效力都会因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而减损。除请求权以外的其他民事权利,则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譬如,支配权、形成权,以及抗辩权等都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支配权体现在权利人对客体的支配,不直接涉及与第三人的关系,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形成权因为是单方权利,仅需由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变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正因为其效力过于强大,因此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而不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权事实上是依附于请求权的一种权利,只要请求权存续期间它就不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我们以此可以看出,在我国以上几种权利都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只有请求权才是其适用范围[7]。

(二)非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众所周知,非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且,在请求权内部,某些特定类型的请求权亦不能适用。具体包括身份关系上的请求权、物权上的请求权,以及几种特殊类型的的债权请求权。基于知识产权所生之请求亦应区别对待,基于相邻关系所生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基于共有关系所生的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身份关系上的请求权包括以身份权和人格权为内容的请求权,如父母子女间的抚养费请求权,赡养费请求权等等。身份关系上的请求权因其涉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秩序,而时效制度主要是维护社会上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身份关系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人格、身份关系上请求权是指当人格权、身份权被侵害时,被侵害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这些请求权往往涉及公序良俗、伦理价值和人格尊严且与某种事实关系相关联,所有国家几乎都会区别对待以保障社会的安定与有序。其主要的区别标准是看是否涉及了财产,如果涉及财产利益,则适用诉讼时效,如果不涉及财产利益,则不适用时效。其他的请求权如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因储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或者因为他们与一定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相始终,或者基于有关公共政策的考虑,不适用诉讼时效。对此,国外立法也有类似规定,如德国的民法典中规定了相邻关系请求权不罹于时效,共同关系废止请求权不罹于消灭时效。

(三)物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争议

物权请求权,亦即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在其物权的完满状态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时为恢复其物权完满状态所得请求侵害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在传统物权理论中,物权请求权分为三类:一是物权的返还请求权;二是物权的妨害除去请求权;三是妨害预防请求权。我国《民法通则》将之又再次分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返还原物五种请求权。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如前所述,国内外立法、实践及学者见解各不相同,观点迥异,争议最大。

在国内,学者们基本上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第二种观点认为,物权请求权不罹于时效;第三种观点折衷上述观点认为已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8]。

虽然在法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但是,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国情,物权请求权中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倘若适用,当期间届满时,将会导致所有权人虽享有所有权却无法请求原物的返还,这是与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此外,物权中的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亦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是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就物权而言,只要一旦出现对物的侵权,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就会不断发生,使得消灭时效失去实践操作的意义。

(四)其他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请求权

原则上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所有的债权请求权,但是,某些特殊类型的债权请求权并不适用这一制度。在我国,基于政策、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切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以下几种债权请求权比较特殊:第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因我国银行皆为国有,储户与银行地位不对等,因此法律要照顾到普通民众的利益。第二,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自请求权,该项主要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第三,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此项也是为维护普通民众的需要。第四,其他如相邻关系中的特定请求权等亦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9]。

承认是指义务人向权利人承认其义务存在的意思表示。承认既可以明示的方式亦可以默示的方式表达,只要义务人作出承认的意思表示,就足以说明权利人权利的现实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致使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债务人无法再主张时效届满。当债务人做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订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皆可认定为债务人的承认。另外,债务承担情形中,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五、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我国法律的滞后与不足

结合我国国情来看,还原立法原意,是由于我们新中国成立较晚,法制建设必然滞后于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因此,立法者多有“拿来主义”的意味,主要是更多地借鉴其他国家既有的法律规定。而且,时至今日,我国的普通公民尚未达到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公民同样的法律与权利意识,以及对本国法律的熟悉程度。当然,这里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政治、教育、宣传等等,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现实生活中更多是“不知道自己正躺在权利的床上酣眠”。当两年的诉讼时效转瞬即过,很多权利人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丧失。此外,我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权利人不知道倘使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不行使权利就会丧失该权利时,这样就引发了之后的诸多问题,给自身和社会增加了负担,很容易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而且,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0]。

不仅如此,我国既没有民法典,也没有商法典,实质上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制度。因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同样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商事活动用时长,交易更加复杂,尤其是跨国跨地区的商事法律关系,更多的讲求诚实信用原则,若是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必然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从而损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我国《民法通则》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明显过短,应该适度延长,在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下最好为3—4年比较合理。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与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当人们的法律与权利意识逐步加强后,再修改为如今的规定就会比较适宜。有了一个发展缓冲的阶段后,更利于法律的健全。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

法律虽明文规定了以上情况,但是,笔者认为该短期诉讼时效的规定是有待商榷的。立法者原本以为,以上几种情况取证较为困难,时间久了,法院难以在短时间内审结,会增加法院的负担。基于这个考虑,规定了短期诉讼时效制度。而且,当今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把“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列入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是更加不合理的。因为身体受到伤害往往存在较长的潜伏期,有时候很难在短时间发现,即使《民通意见》在第168条做出了变相的规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的不便。所以“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用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来限制显然更加的不合理也不应当。法律生活中诸如以上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偏偏只列举了以上几种。立法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权利人的公平。司法实践就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不能只是追求效率而忽略最核心的正义。追求效率没有错,因为“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但一定要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权威。所以,笔者建议把短期诉讼时效期间适当延长,或者激进到直接取消短期诉讼时效期间也未尝不可。

如果想让法律顺利地得以实施,必须要规避这种不必要的歧义出现,以免被人们所诟病,可见,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民法通则》虽然并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但是法学界通说认为,时效包括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权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的一种时效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正处在诸多学者研究探讨中,譬如,(1)确定财产的最终归属,解决争议与纠纷;(2)保障物尽其用,使财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并且提高效率;(3)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保护了经济社会的交易安全;(4)取得时效制度可以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以及时解决纠纷。

(三)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发展前景

西方法律谚语有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而取得时效制度却容易使权利人的合法财产在他人“霸占”下达到一定期限即丧失所有权,这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够被人民所接受的。我国进入现代社会比较晚,改革开放时间也不长,贫富差距大,社会中明显还存在阶级,弱势群体众多。倘若按照取得时效制度,强恶势力对弱小者的财产“强取豪夺”就会“师出有名”;当公力救济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时,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之后的维权之路将会“难于上青天”。可见,我国虽并未规定之一制度,反而更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中的交易安全。

事实上,我国在实际立法中片面地承认并规定了部分取得实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遗失物被拾得人转让的,所有权人通常可以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无偿返还原物。这一规定的法律后果即若果所有权人待遇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期满后该物所有权将转为受让人所有。可见该规定极其符合取得时效制度,不仅如此,而且《物权法》第113条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实质上来说应该属于取得时效制度,虽然它不会造成社会上公民间的纠纷,但是,该规定是明显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忽略了公民的权利,显然不尽合理,应该适当延长这个期限。

六、结论

民法属于私法领域,遵从私法自治的法律精神,因此权利的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权益,时效利益就是其中之一。当权利人的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债务人依法取得了时效利益,同时,债务人可以放弃该时效利益。义务人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单方表示放弃,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即可成立放弃该权利。时效利益一旦抛弃,权利义务关系即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义务人不得出尔反尔,再以时效届满为抗辩事由。时效期间应当从义务人抛弃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但是,我国民法明确禁止时效利益的预先抛弃,否则将与时效制度的宗旨相违背,且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与紊乱。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篇5

我国《合同法》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法定情形，这里的合同无效指合同严重欠缺合同的合法性要件而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发生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其法律后果是合同自始无效，因合同无效造成损失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

我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理由如下：

一、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请求权是权利人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有特定的义务人。而当事人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仅是单方主张权利后由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即可，不需要另一方作出意思表示和给付，所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属于请求权。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宣告合同无效，是在行使法定职权，也不存在请求权的问题。从理论上这两种情形都不适用诉讼时效。

二、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在于督促请求权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状态。而无效合同因具有违法性，即使当事人不主动申请确认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也应主动审查确认无效，并使其产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改变因履行无效合同的事实状态，从而维护法律政策上的公共利益。因而诉讼时效和确认合同无效两者的法律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但是，我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也应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为即使是违法的无效合同，如果已经履行多年，经确认无效后要返回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显然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法律要在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之间做出平衡。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联系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我国《刑法》第87条也规定了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因此，法律可以规定一个较长的期间来限制对无效合同的确认。

虽然确认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确认合同无效后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浅谈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及扩展性 篇6

关键词：小额诉讼；概念；特征；适用范围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

目前，在法律界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些法学者称之为“小额诉讼的简单程序”，有些法学者称之为“简易程序的二次简化”，还有的学者认为小额程序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和平常简易诉讼程序没有严格的区别，只是两者的诉讼标的物数额不同；狭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案件进行了分流处理，同时还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可以让普通公民享受到具体化、程序健全的司法服务。而小额诉讼程序主要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标的物较小或者特殊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时，进行简化的诉讼程序，它和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列组成三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在较广泛的民事案件范围中都可适用。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从受理案件角度看，小额诉讼一般被限定在简易程序的范畴中，诉讼的标的数额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案件类型大多数属于租赁争议、债权债务争议以及邻里纠纷等。小额诉讼的法律诉讼程序简单、快捷，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追求高效、民主、经济，有利于实现司法的民众化。首先，小额诉讼的起诉稿和答辩稿能够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允许不进行证据公开显示，不使用陪审团制度；且法庭开庭审理时间自由确定，审理限制因素较少，审理时间较短。其次，法院审理判处的文书固定化、格式化，允许不讲明判决的缘由，并且这种审理通常都不需要律师介入，大大简化了法院审理程序。

同时，小额诉讼确立方便诉讼的管轄规则，准许原告不必完全按照民事诉讼中相关诉讼要求进行审理。一般以便民为原则，法院从原告的居住地、主要经营场所以及被告的居住地等地区选择管辖。此外，法院还赋予法庭当事人双方进行协议管辖的权利，但是必须保证当事人的协议选择权利接受立法范围的控制，以有效避免出现管辖范围不清的情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裁判权和职权，进而提高了审判速度。法官一般把审判和调解合为一体，利用谈话交谈的方式让原告和被告直接对话，法官认真倾听二者的谈话内容，并从旁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积极促成当事人实现和解，当原告和被告争执不下，意见发生尖锐矛盾时，法官此时可以直接提出赔偿的建议。

三、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扩展性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1.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案件

首先，适用于事实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朗、法律纠纷不太严重、较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件，这样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案件标准，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优势。其次，小型诉讼案件的标的金额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全国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如果以草案二审确定的1万元作为标准，可能难以很好保障社会中低收入者的合法利益。所以，我国法律选用的是“相对数”指标，就是依据全国各个省份、自治区或者直辖市每年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30%以下为标准判定小额诉讼案件。同时，我国的立法机构在这方面的规定符合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能够随着各个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相关具体数额，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小额诉讼程序的标准每年定期公布。

2.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审判程序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小额诉讼的独立审判程序，所以法院在审判小额诉讼案件时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第十三章规定的“简易程序”进行，也就是和其它平常的简易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相同，稍微不同的是小额诉讼程序使用的是一审终审制度，这也是全世界采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共同特点。当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生机构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时，法庭的原告方和被告方不能再次提起上诉。但这也并不代表小额诉讼程序没有任何挽救方式，为了确保小额诉讼的审判公正性、合理性，保持和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一致，原告或者被告方如果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满意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再次申请审理。

3.应用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其他简易程序规定

在法院简易程序中规定的口头起诉、第一时间审理，传送相应的法律文书、传唤当事人与相关证人、主要由审判员一个人独自审理时，都不会受到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的约束。同样这也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并且为了充分体现小额诉讼程序简易、快捷的特点，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特殊的规定。例如：赋予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各种法律案件，允许审判员一个人独自审理，也能够依照原告和被告方的申请，把审理案件的时间安排在晚上、节假日、休息日等，方便及时、有效地为当事人服务，同时还可以自由、灵活得安排传唤证人的时间。并且法院启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各种民事案件时，必须从立案之日算起，在一个月内结案，到期不能审理判决案件的，需要专用普通的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二）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扩展性

首先，执行程序的间接扩展性，执行困难，是目前我国司法界长时间以来存在的难题。在法庭审理案件时，虽然当事人获得胜诉的判决，但是常常因为执行不彻底，而使其合法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胜诉判决却毫无实际意义的情况。所以，在处理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时，可以和执行程序直接进行衔接，针对案情简单、标的数额较小的案件，把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一边审判，一边执行，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的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其次，小额诉讼程序作为诉讼和非诉讼方式之间的结合点，虽然高度简化，但其成本仍有可能比它的利益要高，为了有效克服这种局限性，小额诉讼在法律程序方面更适合采用调解和裁判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调解，最大限度促成大多数案件达成和解，进而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简单裁判而出现的各种缺点；当遇到少数案件不能达成和解时，可以启动径行裁判程序，避免再次启动程序，进而有效得降低成本，很好地避免因为调解不当而带来的延误时间以及程序重复问题。[7]调解和裁判相结合是目前解决民事诉讼案件纠纷的最佳选择，先进行调解后进行申诉，既可适当减少当事人诉讼的劳累，又保留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也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对于案情简单的小型民事诉讼案件，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成本。

参考文献：

[1]傅郁林.小额诉讼与程序分类[J].清华法学，2011，05（3）：46-55.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之探析 篇7

关键词：小额诉讼,适用范围

一、小额诉讼程序概述

(一) 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这必然导致日益增长的民事案件量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核心理念出发, “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笔者认为,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诉讼标的额在一定金额以下的诉讼案件或其他一些特定的民事纠纷所适用的一种简易化的民事诉讼程序, 它是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 是第一审程序的一种。” (1)

(二)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点

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新的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具有以下特点:

1. 适用案件性质的特殊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小额诉讼程序规定成为一项新的民事程序, 而是将其作为了简易程序的再简化程序。因此其适用的案件性质应是极其简单、明确的民事案件。

2. 标的额的特殊性:

《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程序中的“小额”确定为省级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如此规定, 便将小额的标准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此类案件的实际数量加以关联, 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 从而有效地利用了司法资源。

3. 审级具有特殊性:

我国民事诉讼的审级实行“两审终审制”, 而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实行“一审终审”, 当事人不得上诉, 这充分体现了在保证审判公平的基础上, 实现小额诉讼的效率价值。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 适用的案件性质

《民事诉讼法》简要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案件的性质, 即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件才应作为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首先, 该案件应事实清楚, 原被告双方对案件的事实陈述相当、基本一致, 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提出的证据均合法、有效, 无需法院利用职权通过调查取证即可明确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案件主要焦点。

其次, 该案件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案件中包括的权利义务分担明确、清晰, 通过上述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 可以确定本案的主体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划分。

最后, “争议不大”是指对案件的是非、责任划分、案件争议焦点等内容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在实践中, 一般认为此类简单、明确的案件为财产性质的纠纷, 进一步分析, 是较多适用于金钱给付类的财产案件, 因此适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主要是小额的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等。

(二) 适用的案件标的额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 将案件标的额的大小作为判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即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作为参考”。

不可否认, 标的额大小与案件的争议程度具有较大的关系,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不是全部指标, 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还应辅以考量其他因素的存在从而判断到底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综上所述, 《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也是我国法治史上的一次有益探索, 但是规定的略显简单和粗糙, 仍应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 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建议

(一) 成立小额诉讼庭

从各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来看, 将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分流, 并配备以专门的审判机构, 则对于保障实现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价值有较大的裨益。因此, 为了形成一个鲜明的旨在促进提高诉讼效率价值的小额诉讼程序, 应将小额诉讼程序从简易程序中独立出来, 形成一种独立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新的诉讼程序。即应在基层法院、法院的派出法庭成立专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的小额诉讼庭, 并且配备专门的审判员。这样操作的目的在于使小额诉讼程序迅速成熟起来, 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小额标的繁琐争讼的有力审理者和权利归位者, 成为普通民众及时、有效维护自己小额标的权益的有力武器, 并真正促进程序分流的实现, 形成有序、健康的诉讼程序。

(二) 程序次数的限制

目前,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限制小额诉讼的涉诉当事人的身份, 即没有限定必须均为自然人, 企业、公司等组织也可以成为小额诉讼程序的主体。但是这是否会引发某些公司、企业将小额诉讼程序作为其讨债的工具, 从而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 引发滥诉的风险, 从而无法真正发挥其为社会公众提供司法便利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 国际上很多法治发达国家均在立法或司法判例中对小额诉讼的次数进行了限定, “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68条第1款规定‘在同一简易法院同一年内, 不得超过最高法院规则所规定的请求次数’” (2) 。为了更好地规范这一次数限制原则, 还规定了如果虚伪申报应承担的处罚, 以确保该司法便利能真正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

因此,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在日后的完善中也应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明确同一原告在特定时间之内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限制, 这些限制可以有效避免滥诉, 并能尽力防止公司、企业将小额诉讼作为其讨债的工具, 确保小额诉讼程序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社会效用。

(三) 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本次《民事诉讼法》规定, 凡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均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即排除了当事人像简易程序那样合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的权利, 只规定了达到法定条件强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一方面, 在社会实践中, 有标的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 但因此案件的特殊性, 可能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此类案件如果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不利于法律引导作用的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 在体现对当事人尊重且多重价值追求的立法特点上, 应赋予原被告充分享有程序选择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简易程序时还规定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程序, 而对于小额诉讼这一旨在顺利促进解决当事人纠纷的程序来讲, 更应该给予案件当事人充分的权利, 包括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这种做法出自于‘每个当事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考虑, 符合‘理性经济人’的理念以及‘意思自治’的原则。”

(四) 缩短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结时限

《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小额诉讼程序的审限时长, 如果默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三个月的审限, 则绝对有违其初衷。因此, 在以后的立法、司法解释完善中, 应明确规定并严格控制小额诉讼程序的审限时长、审限延长以及向其他程序转换的标准。建议明确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应在一个月内审结;如果在一个月内不能按时审结, 应明确规定何种情形下可以延长审限, 并严格遵守;如果在审理过程中, 发现涉诉案件涉及人身关系争议等案件复杂的情况, 应裁定终止小额诉讼程序, 并经批准向其他程序转换。如果要将小额诉讼程序转换成简易程序, 应考虑在符合该程序的法定条件时, 明确告知当事人, 然后转换为简易程序;如果转换为普通程序的, 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制作裁定书。

四、结语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服务于社会经济生活的, 因此在日后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 小额诉讼制度也必将得到完善和改进, 本文所提出的成立小额诉讼法庭、限制小额诉讼程序次数、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缩短审限时长等建议只是对该制度的完善进行的初步探析, 旨在为该制度的良性发展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民事公益诉讼之范围探讨 篇8

一、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

(一) 民事公益诉讼的含义

“公益诉讼”一词, 在两大法系中并未明确出现, 且在各国立法中表述不一。在美国, 公益诉讼主要表现为公民诉讼以及具有公益性质的集团诉讼;在英国, 公益诉讼被称为“检举人诉讼”;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 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表现为“团体诉讼”, 而日本则将公益诉讼称为“民众诉讼”。不难看出,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均以诉讼主体来概括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而我国则以被诉对象的不同进行划分, 学者将公益诉讼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而在民事公益诉讼含义的认识上存在两种观点, 即“广义说”和“狭义说”。前者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 根据法律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法规, 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后者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权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1]而根据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违反法律规定, 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活动。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我们在确定诉讼主体时不仅要从更好维护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 同时也要考虑赋予该主体诉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 笔者同意《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定义, 尽管《新民事诉讼法》在公益诉讼主体划分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进行阐明。

(二) 关于“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

在对“公共利益”进行概念界定上, 永远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我们无法找到统一的答案。因此, 就存在着西方学者对“公益”的不同认识。

1.西方学者存在说与不存在说的分野

(1) 存在说。主要是莱斯纳的私益转化为公益的观点。在莱斯纳看来, 私益与公益相互联系。其中有三种私益可以上升为公益:第一, 不确定多说人的利益可以上升为公益;第二, 具有某种特别性质的私益就等于公益;第三, 通过民主原则, 将某些少数人的私益上升为公共利益。[2]

(2) 不存在说。与存在说相对立的是不存在说, 该观点认为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公共利益。正如布坎南所说, 认为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的这种观点是无知的, 在他看来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公共政策是基于个人利益而制定的。[3]

通过对西方学者观点的阐述, 我们发现“公共利益”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内涵是无法明确阐明的,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 “公共利益”是存在的。再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利益存在如下特点:第一, 公共性。公共利益应该是为全体公民所享有的, 而不是为某个个体谋利益, 在人数上具有经常多数性。正如社会公众在对公共设施的利用上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第二, 与私益的不可分性。莱斯纳将公共利益在群体性诉讼中的表现描述为集团性利益和扩散性利益, 两者均体现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包容的关系。如2011年“赵绍华诉广深珠高速公司未建设服务区加油站服务不合格案”便体现了这一特性。第三, 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服务性。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它体现了我们对公共设施无偿的利用、对良好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享有、对国家通过经营获得的物质财富的间接利用等等。总之, 公共利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并服务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公”在古汉语中有公家的, 公用的意思。所谓“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 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而“共”则是共有、共用的意思。在古汉语中“利”和”益”均有利益和好处的意思。而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这种格局下, “公共利益”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 君主利益优于臣民利益。相对而言, 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下“公共利益”随之产生, 它被视为一个社会必须存在的, 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目标。[4]笔者浅见界定“公益”必须考虑以下因素:一是, 受益主体必须是社会成员中的不特定多数;二是:利益内容能够满足公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主要包括良好的自然环境、食品的安全、公平的交易市场、良好的教育环境、社会的稳定;三是:排除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处分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范围。

二、各国公益诉讼的受诉范围的界定

民事诉讼中的起诉, 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认为自己所享有的或者依法由自己支配、管理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 以自己的名义请求法院通过判决给予司法保护的诉讼行为。我们可以看到, 私益诉讼仅维护的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与此相反, 公益诉讼则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下面我们主要介绍美国和德国立法关于公益诉讼受诉范围的规定以及该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希望可以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 国外法律对公益诉讼范围的规定

1.美国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

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相当完善,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它在1863年制定了《反欺骗政府法》赋予公民针对欺骗政府钱财的行为提起诉讼, 随后在1890又通过《谢尔曼法》来规制兼并、垄断等不正当行为。1914年的《克莱顿法》, 通过增加了几种限制竞争行为来弥补《谢尔曼法》的不足。而在1960年以后美国又通过颁布多部环境保护法, 如《清洁水法》等, 将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我们可以发现, 在美国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规定在各种实体法中, 同时对于受诉范围的规定也比较谨慎, 只是将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破坏环境行为列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

2.德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德国的公益诉讼主要包括民众诉讼 (又称宪法诉讼) 、团体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和公益代表人诉讼四种方式。[5]德国立法坚持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 同时对于将何种类型的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态度也是宽缓的。公益诉讼的受诉范围也相当宽泛, 包括侵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案件、环境污染、禁治产、申请婚姻无效等案件。

由此可见, 现代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断拓宽, 由最初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等与公民生活关系较为疏远的案件, 扩展到现在的涉及消费权益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等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

(二) 我国学理及司法实践中对民事公益诉讼受诉范围的认识

1.我国理论界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认识

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受诉范围我国学术界公认的案件类型主要有:环境污染与资源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垄断、国有资产流失等。而司法部门工作者认为除上述案件类型外, 还应该包括破坏公益事业的案件、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案件。[6]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问题不断显现, 公共利益的外延也要不断的扩大, 比如涉及乙肝及艾滋病儿童受教育权问题。

2.现行司法实践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表现

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公益性质的案件主要有:第一, 消费者权益权益保护案件。如中国的第一例公益诉讼案件—邱建国诉电信局案;第二, 环境污染案件, 如2011年昆明环境保护局诉昆明三农公司、羊甫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第三,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如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就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众多司法实践中的案例, 我国逐步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 而2012年8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立法在规定公益诉讼的受诉范围上态度严谨, 仅明确将环境污染与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两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范围的界定

(一) 确定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考虑的因素

民事行为生效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同样民事公益诉讼范围的确定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有人认为应考虑以下几点:第一,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第二, 无正当原因而无人起诉;第三, 相关部门未尽到监管责任。[7]有人则认为确定民事公益诉讼范围, 应该以案件的公益性为最终标准。[8]后者的观点旨在积极维护受损的公共利益,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公共利益”概念无法清晰界定的情况下,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大, 也为当事人滥诉提供了借口。笔者比较同意潘申明博士的“排除私益”标准, 原因在于:一是, 并不是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都应该通过公益诉讼予以救济, 对于同一既侵害公共利益又侵害私人利益的危害行为, 完全可以通过既判力的扩张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二是, 私域自治, 任何人不能假借“公益”之名对他人的私权进行干预。除了“排除私益”的标准外, 我们还应当考虑侵害公益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该案件对公益诉讼需求程度。

(二)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界定

2012年8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明确规定了环境污染和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两类公益诉讼案件, 立法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处于初步建立阶段, 而上述两类案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较为严重, 急需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但笔者认为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需进一步扩大, 应该将食品安全案件纳入公益诉讼之中。

从2007年的苏丹红辣椒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 再到2011年的蒙牛问题奶、双汇瘦肉精, 食品安全问题让我们胆战心惊。食品安全严重威胁着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 我们急需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予以控制。公益诉讼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种利益不同于私人利益所表现出的排他性, 独立性特点, 而且公益诉讼纠纷所涉及的损害往往比较严重、影响范围也相对广泛。因此, 将食品安全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 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 能够为社会公众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结语

以1996年丘建东提起的一元钱电话费的诉讼为开端, 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十余载。从最先仅由个人在提起有关自身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私益诉讼中提出相关维护公共利益的诉求, 到今天的检察机关、社会公益性组织为维护社会公众生存权、财产权等而提起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 从最先的无法可依到今天《新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 可以说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获得了长足发展。公益诉讼制度的从无到有, 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 受诉范围的不断拓宽, 我们欣喜的看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但喜悦之余, 我们也应该看到立法存在的不足。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以促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维护社会公益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隋洪明.分立抑或统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与分歧消解[J].政法论丛, 2012.04, (2) :31.

[2]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考察的比较法研究[J].中国法学, 2007, (5) :130.

[3]余少祥.什么是公共利益—西方法哲学中公共利益概念解析[J].江淮论坛, 2010, (02) :87.

[4]胡鸿高.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从要素解释的路径[J].中国法学, 2008, (4) :56.

[5]汤维建.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J].司法制度论坛, 2010, (01) :17.

[6]肖子琪.民事公益诉讼浅析[J/OL].载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2012.09.

[7]彭超.论我国公益诉讼的范围[J].湖南农机, 2009.07, (04) :102.

刍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范围 篇9

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

目前在我国民事领域, 侵犯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侵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自改革开放以来,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日益猖獗, 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如在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 中方资产未经评估或作价偏低;在股份制或公司化改制中的流失, 资产不经评估就低价折股;在资产处置中的流失最为严重, 低价出让土地, 资产拍卖中招标人与竞标人相互勾结、恶意串标以及国有企业破产时相关人员互相勾结, 隐瞒、侵吞资产等等。对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以形式上合法的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国家很难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因为民事行为的实施, 民事法律关系的缔结、变更和消灭, 当事人是受意思自治原则及处分原则调整和约束的,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发生争议, 司法机关只能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国家就不能从司法程序上进行干预, 制止这些违法的行为。

或许会有人诘问:现行的行政机关不能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吗?笔者以为, 首先,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需要多种形式的救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存在冲突或重复。行政机关追究的主要是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而检察机关追究的是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当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是以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形式时, 行政机关就难以插手, 毕竟行政机关不能超越其职权去直接干预普通民商事活动。其次,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其他行政机关管理漏洞的一种弥补。比如“2002年12月, 湖南岳阳县检察院提起的全省公益诉讼第一案”, 在国家财产权诉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 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成了一句空话, 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人人皆知而无以应对的问题。这与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都应得到诉讼救济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既然既有的法律程序不足以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辅以更进一步的法律手段就应当是必须和必要的。所谓“进一步的手段”就是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权。在国有资产已经受到损害, 可能流失或流失以后, 由于某种原因无人提起诉讼时, 就可以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无效, 或要求判令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等。

二、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即指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 包括环境污染案件、重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等。对于公害案件, 目前我国仍然采用的是当事人起诉的原则, 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 只有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公害侵害的人或组织, 才有权对公害行为提起诉讼, 而公害具有潜伏性, 对于公害案件的受害人除利害当事人能进行举证外, 其他潜在的受害人所遭到的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 很难举证予以证明, 因而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作为利害当事人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 因为受害人需要证明公害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确定公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也就是说, 对于受害人而言, 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是很不经济的, 再退一步讲, 即使是利害当事人提起诉讼, 一般也只能解决个别公益主体权益的保护, 而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2000年1月8日,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镇邓家塘村郭家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225名村民砷中毒事件”。应该说, 郭家组中毒的225名村民是这起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而该组的其他村民、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其他居民是潜在的受害者。对中毒的225名村民来说, 由个人提起公益赔偿诉讼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村民自己中毒在身, 首先需要治疗, 而农民收入有限, 先行缴纳医疗费用、诉讼费用, 都将成为他们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调查取证, 确定因果关系等技术上的问题又为他们提起诉讼设置了不少障碍。即使他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 最后也不知道能获得多少赔偿。而对方是一家企业, 人力财力都相对雄厚, 即使村民提起诉讼, 结果也极有可能是以私下和解或法院调解而结案, 企业象征性地付给村民一笔赔偿费, 两三万元, 甚至是几千元就可能使得村民撤诉。对该组的其他村民及其他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居民而言, 还没有损害事实, 他们提起诉讼, 获得赔偿, 更是路途漫漫。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都中毒才给予必要的救济吗?由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 或者责令行为人赔偿, 然后将赔偿金集中, 作为基金, 对受污染的水源进行改造, 为这类受害人服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程序的复杂化, 避免众多的受害人的讼累和诉讼支出, 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益, 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反垄断案件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通过竞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生产机制。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竞争机制, 而健康的竞争需要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从整体上说, 市场竞争对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各市场主体仍因经济实力、地理环境、资源多寡等因素不同而导致竞争能力强弱不同。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便成了市场经济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垄断不仅严重妨碍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 而且对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形成一种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对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尤为迫切, 故更需警惕垄断行为的破坏性作用[1]。

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垄断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此外, 垄断行为还存在着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等行为。对垄断行为的调查、认定, 《反垄断法》规定由国务院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承担, 但是,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经营者构成垄断的, 只能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当一个企业实施了垄断行为, 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却没有对其作出调查、认定, 或即使调查、认定了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了, 那么, 受垄断行为侵害的受害者得经济损失得到补偿了吗?显然没有。而普通的单位和个人受害者又没有能力与垄断者抗衡, 无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时, 如果又没有一个国家机构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对此类案件提起诉讼, 那么不仅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类恶性侵权行为的放纵和鼓励, 因为违法行为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一些在地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其垄断行为指望普通民众去调查、取证并将证据提供给法庭, 来证明其构成垄断, 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显然, 对这类案件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公法秩序。

四、其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层出不穷的, 立法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予以穷尽。为了弥补以上列举方法的不周延, 必须设置该条款予以补充, 以弥补列举式的不足之处。正因为该条具有的不确定性, 也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滥用, 建议在该条款的适用上, 应严格其适用程序, 可规定具体案件的决定权赋予最高国家检察机关, 即地方检察机关对特定案件需要适用该条款, 须在征得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行使。

参考文献

破产派生诉讼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篇10

破产即对丧失清偿能力的债务人, 经法院审理与监督, 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 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 (1) 破产派生诉讼是指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所涉及的民事诉讼。

从域外立法体例来看, 大多数国家如日本、德国的《破产法》都规定, 破产派生诉讼案件专属于《破产法》院管辖。 (2) 我国《破产法》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可见,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 破产派生诉讼不受地域管辖及级别管辖的限制, 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即使诉讼标的不属于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法院也具有专属管辖权, 而不受级别管辖规定的限制。 (3) 同时, 为了破产案件统一归口审理的需要, 《企业破产法》还以特别条款的形式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因此, 破产派生诉讼具有法定专属管辖的特点。 (4)

这里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破产案件由中级法院受理, 那么是不是涉及该债务人的所有纠纷, 甚至适合适用简易程序以及适用督促程序下发支付令的纠纷也必须由中级法院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呢?笔者认为, 对《破产法》第21条规定的细化理解也可以适用上述第4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的, 应当报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及督促程序的派生诉讼案件应属“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的情况, 因此可以适用上述指定管辖的规定, 对这类案件由中级法院指定给基层院管辖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对此, 司法实践基本达成一致, 最高法院相关讲话或讲座都认可。

虽然《破产法》第21条规定破产派生诉讼的受理法院是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但是否由受理破产案件的审判庭受理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明确。全国各地法院的惯例均是分散由受理破产案件法院的各个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属于哪个业务庭受理案件的类型, 就由哪个庭审理。因为破产派生诉讼往往数量众多, 集中由受理破产案件的审判庭受理一般难以完成办案任务。

二、破产派生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认

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中, 债务人一方的诉讼主体资格如何确认长时间以来实务中掌握一直比较混乱。有的把债务人列为当事人;有的把管理人列为当事人;有的法院对以债务人为当事人的起诉指导当事人列管理人为诉讼主体;有的法院对以债务人为当事人的起诉以主体不当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管理人指破产案件受理后依法成立的, 在法院指导和监督下全面接管债务人企业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事务的专门机构。旧《破产法》下该机构是破产清算组。《破产法》规定了三种形式的管理人, 即:中介机构管理人、个人管理人及清算组管理人。 (5) 从形式上看, 管理人作为一个独立组织, 在破产清算的司法实践中, 拥有公章, 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的债务人催收债务, 依据债权人会议决议向债务人的债权人分配财产等。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或主体资格似乎等同于债务人的法律地位或主体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破产程序进行中, 有关债务人的诉讼将管理人列为诉讼主体并无不当。

但实质上这种作法是有悖法理且违反法律最新规定的。在有关债务人的诉讼中管理人仅仅是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 其本身不应列为当事人。

企业法人进入破产程序 (包括公司进入解散清算程序) 后, 法人本身并未终止。企业法人终止必须具备两个要件, 一个是依法清算 (包括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 完毕, 这是实质要件;另一个是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这是形式要件。企业法人进入破产程序仅仅是有些法人不能进行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性活动, 而有些法人在被宣告破产前在符合一定条件, 履行相关程序后还可以继续经营。依据《破产法》第61条、第25条第一款第 (五) 项及第26条规定, 在破产宣告前, 依据能否使破产财产得到保值增值, 能否尽可能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及最大限度地满足债权人的债权清偿要求, 债权人会议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的营业;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 管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的营业。不仅破产清算程序如此, 在重整及和解程序中, 只要债务人不符合转入破产宣告的条件, 未被宣告破产,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 债务人可自行营业。只是在破产宣告后, 破产人无权再继续进行原来企业营业执照中确认的各项经营活动, 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其财产被管理人变卖以后分配给债权人, 直至其法律人格消灭。既然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法人本身并未终止, 而且其中部分债务人还可以继续营业, 它的诉讼主体资格当然没有消灭。

类似于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这些企业内部机构, 管理人实质是债务人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破产法》第25条第一款第 (七) 项明文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这里法律规定的是“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如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不符合代表诉讼的条件。

管理人从事民事活动, 如催收债权或承认债务不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 目的在于完成破产清算事宜, 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债务人承担。管理人为执行清算事务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时, 其财产来源只能是破产财产。在有关债务人的民事纠纷中, 如果以管理人为诉讼当事人,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应由债务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却让管理人承担了。因为判决只能判当事人承担责任, 而不能判案外人承担责任, 此时债务人是案外人。这显然不当。如果这样, 恐怕没等债务人破产清算完毕管理人已先破产了。

所以说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列管理人为当事人法理上讲不通,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造成实务中把管理人确认为当事人这种状况有其立法上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施行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法人的解散、撤销、清算及终止等不加区分, 笼统地规定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 清算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应该说这就是长期以来实务中把清算组列为当事人的根本原因。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状况下对于解散和终止等混同带来的问题并没有体现, 法律这样规定也有其历史原因。

但这种状况2000年后就已经改变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 其民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 (法经[2000]24号函) 规定, “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 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 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 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 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 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第10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 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 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 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破产法》第24条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 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 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对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机构管理人, 由管理人负责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个人管理人则由作为管理人的自然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

对于债务人法定代表人栏目的写法实务中也掌握不一。有人写成“法定代表人:××”;有人写成“诉讼代表人:××”。在去年最高法院召开的《破产法》座谈会上, 奚晓明副院长讲话中涉及这个栏目时使用的是“诉讼代表人”。 (6) 笔者认为表述为“诉讼代表人”比较合理。因为在债务人被注销前,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仍留任, 其与管理人负责人不是一人。如果该栏目写成“法定代表人”容易造成混淆。

三、破产派生诉讼中的诉讼中止

《破产法》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这条规定并不难理解。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是:普遍执行了该条的前半部分, 即及时中止了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但却忽略了后半部分, 即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 诉讼或者仲裁不及时恢复审理, 导致破产派生诉讼长期搁置。

依据《破产法》规定,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 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 由管理人管理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但管理人从法院指定到实际接管债务人的财产, 即对债务人的财产实际控制, 仍然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过程, 不可能一经指定即取得实际的控制。这样一来, 从法院指定管理人到管理人实际接管破产财产之间存在一个时间上的空隙。一方面, 从法律上来讲, 这段时间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责任已经转移到管理人身上;另一方面, 在管理人实际接管之前, 债务人的财产仍然被债务人原有的经营管理人员所控制。这就难以避免产生在这段时间内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处分债务人财产的情况, 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破产申请受理后, 有必要规定暂时停止对债务人的诉讼或仲裁。

但应该强调的是中止的截止时间是管理人接管财产。只要管理人接管了债务人的财产就应该恢复审理。而从破产案件受理到管理人接管财产应该是短暂的过程。

这也涉及《破产法》的一大变化。在《<破产法> (试行) 》下, 相当于管理人的清算组是在宣告破产而非受理破产时成立。《<破产法> (试行) 》规定的是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这就是《<破产法> (试行) 》模式下, 多数案件受理后几日之内甚至同时就宣告破产的原因所在, 其目的是尽快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财产。

《破产法》第27条、第130条规定,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 忠实执行职务。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 忠实执行职务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 管理人怠于履行接管职责, 造成相关损失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管理人通常主观上会及时接管债务人财产。法院受理破产同时指定管理人, 管理人及时接管债务人财产。所以从破产案件受理到管理人接管财产应该是很短暂的过程, 破产派生诉讼不应长期搁置, 一旦管理人接管了财产, 破产派生诉讼就应立即恢复审理。

四、结论

虽法律未明确规定破产派生诉讼案件专属于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管辖, 但《破产法》以特别条款的形式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 其实质确定了破产派生诉讼专属管辖的属性。

企业法人进入破产程序后, 法人本身未终止。其诉讼主体资格并未消灭, 有关该企业法人 (债务人) 的民事诉讼应以该企业法人而非破产管理人为当事人。

破产案件受理后已经开始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中止, 但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就应该及时恢复审理。破产法的制度设计使得从破产案件受理到管理人接管财产的时间应该是短暂的。将该类诉讼长期搁置是错误的。

摘要：本文根据《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 立足于司法实践, 对于破产派生诉讼中的管辖、诉讼主体、诉讼中止、调解程序以及涉及债务人执行案件中止等具体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 破产派生诉讼案件属于专属管辖案件, 该类案件中进入破产的一方 (债务人) 诉讼主体应为破产的企业法人而非破产管理人。将破产受理时已经开始但尚未终结的破产派生诉讼长期搁置的作法是错误的, 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上述派生诉讼就应该及时恢复审理。破产派生诉讼中调解协议涉及债务人财产的必须经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通过。

关键词：破产派生诉讼,债务人,管理人

注释

1王欣新.破产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

2参见日本《破产法》第245条、德国支付不能法第180条等规定.

3刘子平.破产债权确认诉讼制度研究[J].法律适用, 2007:10

4孙晓光.加强调查研究探索解决之道——就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J].人民司法, 2007:13.

5王欣新.破产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62.

虚假诉讼犯罪的理解与适用 篇11

关键词：虚假诉讼 妨害司法 既遂 罪数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第35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虚假诉讼行为的入罪化是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12条、113条明文要求追究此类行为刑事责任的回应，必将对现实中频繁发生的恶意诉讼行为起到遏制作用，但由于立法的抽象性，仅凭该条文并不能彻底解决实务界关于虚假诉讼在概念范围、罪数认定、既遂成立等方面的意见分歧，因此，在有权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虚假诉讼进行细化探讨仍有重大实践价值。

一、虚假诉讼概念辨析

根据《修正案（九）》，虚假诉讼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但关于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行为方式、构成主体、发生领域等学界与实务界仍有争议，这直接影响到该罪的界定。第一，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的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诉讼欺诈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目的。”[1]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是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因此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要件。”[2]从实践中发生的情况看，虽然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恶意诉讼是基于骗取被告人或案外第三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意图，但也有为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动摇他人地位、认定驰名商标等而提起虚假诉讼的案例，也即虚假诉讼包括侵财性和非侵财性两种类型，其中侵财性虚假诉讼主要包括侵占公民个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规避国家房产限购政策、逃避纳税义务等，非侵财性虚假诉讼主要包括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受教育权等。《修正案（九）》并未在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方面进行限制，是合乎现实实际的。第二，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修正案（九）》规定了虚假诉讼的客观表现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这里的“捏造”应与诬告陷害罪等犯罪中的“捏造”具有相同的含义，即歪曲事实，凭空编造，包括对法院采取伪造证据、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等手段骗取裁判的行为。但隐瞒真相能否成为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方式在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虚假诉讼可以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提起，[3]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基于民事诉讼的特点，隐瞒真相+提起诉讼不能成为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4]事实上，从虚假诉讼的产生方式看，行为人是企图利用法院裁判的强制执行效力而获取不法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作出裁决，当事人只有具有证据优势才能让法官形成内心确信，因此，虚假诉讼的发生只能是行为人主动向法院提起，单纯的隐瞒真相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欺诈，行为人在诉讼期间故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并未向法院虚构法律关系的不能成立虚假诉讼犯罪。第三，虚假诉讼的构成主体。虚假诉讼是否只能由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提起，理论上也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将被害人作为被告而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使法院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进而获得胜诉判决，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由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的行为。[5]不过，《修正案（九）》并未对虚假诉讼的主体做出特别规定。从虚假诉讼的本质看，受骗者应是法院，是行为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事实和证据欺骗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因此，不论是单方施诈还是双方串通，只要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被骗作出有违事实的裁判就侵犯了虚假诉讼的法益，就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基于此，虚假诉讼的模式应包括“原告为行为人”及“原告和被告同为行为人”两种模式。第四，虚假诉讼的发生领域。《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学界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在行政诉讼以及强制执行程序中也有可能发生诉讼欺诈。[6]但此次《修正案（九）》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的发生是在民事诉讼领域，这是基于民事诉讼的特点做出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发生体现了强烈的当事人主义色彩，在提起方式、证据收集、纠纷解决等方面当事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法院主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决，因此容易滋生诉讼欺诈。而行政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行政机关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说明，且相关文件材料通常由行政机关掌握，行政相对人欺骗法院的可能性很小，将虚假诉讼限定在民事诉讼领域中是恰当的，具体包括民事一审、二审、再审及反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多个程序。

二、犯罪既遂标准问题

虚假诉讼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刑法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有不少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向法院提供了虚假诉讼的请求和证据，侵害司法活动秩序和公正性的危险即已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法院错判，虚假诉讼犯罪仍然成立。实务中也倾向于此观点，法院在诉讼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的，一般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行为人起诉后又撤诉的，不按涉嫌犯罪处理。

对此，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诉讼程序来看，就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而言，行为人虚构事实和证据的行为只是一种手段行为，目的是为了骗取法院的支持，妨害作证、毁灭、伪造证据在《刑法》上均有相关的罪名可供适用，如果仅停留在伪证阶段，难以说行为人已经得逞，进而认定为犯罪既遂。另外，从诉讼程序看，也不是说只要行为人虚构了相应的事实材料就一定发生妨害司法秩序的后果，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也会进行相关的审查和调查，如果法院经审查发现行为人系虚假请求，妨害司法秩序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就不可能发生，这与行为人独自行为即可实现法益侵害的危险犯并不相同。最后，若将虚假诉讼犯罪的既遂时点设置为行为人向法院提供虚假请求，那么对于在诉讼中行为人起诉又自动撤诉的，就不能按照犯罪中止处理，这不利于鼓励行为人悔罪和放弃犯罪，也不利于尽可能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正因为如此，《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犯罪设置为结果犯，规定行为人以不实事实提起虚假诉讼，只有达到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

三、与其他妨害司法犯罪的界限

由于虚假诉讼是行为人采取捏造事实、虚报证据材料等方式欺瞒法院进行裁判，其手段行为容易与其他妨害司法的犯罪相混淆，特别是在虚假诉讼独立成罪之前，实践中很多类似情形都是按照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进行处理的，因此，在《修正案（九）》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犯罪之后，有必要对相关犯罪的界限进行厘清。

第一，虚假诉讼犯罪与伪证罪。《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伪证罪与虚假诉讼犯罪的区别除了主体不同外，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两者发生的诉讼领域不同，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而虚假诉讼犯罪只能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第二，虚假诉讼犯罪与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规定在《刑法》第307条第1款，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虚假诉讼犯罪虽然也是行为人采取制造伪证的方法进行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但两者的行为手段并不相同。妨害作证罪对行为人妨害司法的手段有具体要求，必须是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这里的“等方法”是指与暴力、威胁、贿买相当的方法，如用药物麻醉、色诱等。而虚假诉讼犯罪对行为人制造伪证的手段并没有任何限制，无论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的方式还是平和的方式与证人串通、勾结，在诉讼过程中作虚假陈述的，均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的犯罪，可见，就手段的范围来论，妨害作证罪要窄于虚假诉讼犯罪。此外，两者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干扰作证的形式不同。通常认为妨害作证罪只适用于当事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情形，而虚假诉讼犯罪却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制造伪证，而非妨害或指使他人，也即妨害作证罪是他人作证，行为人干扰了作证过程，而虚假诉讼犯罪却通常是行为人自己直接作出伪证。

第三，虚假诉讼犯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从文义解释法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就帮助伪造证据罪而言，刑法处罚的应当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不是处罚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进而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请求的，应落入虚假诉讼犯罪的惩治范畴，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需要提及的是，在单方提起诉讼欺诈的场合，由于当事人通常都是自己毁灭、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犯罪与上述犯罪不易发生纠葛。但在双方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的情形，学界对能否适用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存在分歧，有论者认为此时原被告双方互为被帮助的对象，因此均可以成立帮助伪造证据罪。[7]也有论者认为，受指使参加虚假诉讼的帮助者可以看作是实质证人，因此，对授意者可以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对帮助者可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8]对此问题的判断，关键是如何看待妨害作证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他人”。如前所述，妨害作证罪是当事人阻止或干扰他人作证，系发生在当事人与他人之间；而帮助伪造证据罪是他人帮助当事人制造假证，发生在他人与当事人之间，对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帮助行为，应按照虚假诉讼犯罪定罪处罚。当然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人也可能干扰或指使他人在诉讼中进行虚假表述或帮助其他案件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这会涉及到罪数判断的问题。

四、相关罪数问题

虚假诉讼入罪后，存在其手段行为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者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犯罪，而其目的行为又可能牵涉诈骗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从而发生虚假诉讼犯罪与其他犯罪交融的罪数判断问题。其中《修正案（九）》规定了以虚假诉讼作为手段，其目的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办法，即“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一，对于行为人在虚假诉讼过程中手段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行为人在虚假诉讼过程中，如果存在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假证或者为了获得假证据而参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的，在成立虚假诉讼犯罪的同时，其手段行为又构成相应的犯罪，两者形成牵连关系，应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规则处理。

第二，对于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达成的目的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理。实践中，行为人往往是以虚假诉讼为手段，通过法院这个桥梁，借助国家强制力来达到侵犯他人合法财产、规避相关义务或损害其声誉等目的。这样，在虚假诉讼既遂之后，其目的行为就有可能又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如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获取被告或案外人的财产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虚构单位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虚假诉讼侵吞单位财产等，此种情形，前后两罪同样构成牵连犯，应当按照《修正案（九）》的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

注释：

[1]郑薇：《论诉讼欺诈及其刑法调整》，华东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杨兴培、田然：《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6期。

[3]参见赵秉志、商浩文：《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期。

[4]参见吴玉萍：《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4期。

[5]参见秦雪娜：《论诉讼欺诈的刑法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6]参见吴仁碧：《诉讼欺诈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7]参见卢建平、任江海：《恶意诉讼行为刑事规制路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及原告资格分析 篇12

一、民事公益诉讼概述

(一) 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

现代法上的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个人, 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根据违法行为性质的不同, 公益诉讼分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刑事公益诉讼等不同的类型。其中,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 在民事、经济活动中, 若行为人违反了民事、经济法律的规定, 侵犯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个人就其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1]

(二) 我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

最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 公益诉讼制度便在我国正式确立下来了。这是历史的进步, 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的一次重要革新和发展。重点分析一下该条规定, 它主要是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和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出了规定。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即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 这个问题是研究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 这个范围既不可过宽也不能过窄。范围过宽会导致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滥用, 从而扰乱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但是范围过窄的话, 又起不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从而使民事公益制度形同虚设。综上, 把握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分重要。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现阶段的范围都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我们通常所指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出资者、管理者、经营者, 因主观故意或过失,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国有资产的投资者、管理者、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造成我国国有资产的大量损失, 据相关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的16年中, 国有资产流失了大约5000多亿元, 即以每天一个亿的速度在流失, 着实让人痛心[2]。我国是一个全民所有制国家, 国有资产代表的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利益, 损害国有资产就是损害国家的利益, 社会公共的利益, 因此, 对这种行为必须加以遏制, 必须要有确定的主体对其提起诉讼。将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中, 并规定相关的主体可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国有资产的流失得到遏制, 防止国有资产落入腐败分子个人腰包, 增加国家收入, 有利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 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保护案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污染也越加严重。一些商人唯利是图, 为了金钱而不惜牺牲自然环境, 大肆向水源、大气中排放污染物, 造成环境的严重恶化, 使很多原本秀丽的自然风景区变成污水横流、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还有一些人为了利益而以非法方式大肆掠取自然资源, 造成某些自然资源的严重匮乏, 甚至濒临灭绝。这些行为如果不立即加以制止, 那么将严重威胁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社会环境, 更加离不开自然环境, 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我们每一个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 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保护案件必须纳入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无争议的做法。

(三)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

这类案件主要是指经济法上的消费欺诈、虚假宣传、不正当的经济垄断等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这类案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通常介于私益和公益诉讼之间, 通常由消费者个人提起诉讼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 但是这类案件的审判结果通常会对每个消费者都适用, 并且有利于保护每个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它通常由个人提起但受益的却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所以它有私益的性质, 但是更有价值的是它的公益性。然而, 提起这类诉讼面对的被告是一个庞大的企业或集团, 原告却通常是个人, 力量对比悬殊, 个人要取得胜诉相当困难。但是, 将这种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 扩张诉讼的原告范围和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稍微平衡这种落差, 更有利于保护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

(四) 平等权与反歧视案件

现在社会实践中, 存在很多违反平等权对人们进行各种各样歧视的现象, 例如2001年12月, 四川大学法学院学生蒋某起诉中国某银行成都分行在招录行员时进行身高歧视。还例如, 2003年11月安徽考生张某起诉安徽某市人事局招录公务员时存在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该案一审胜诉。此案被媒体称为“中国乙肝维权第一案”[3]。类似这些违反平等权的案件还有很多很多, 这类案件虽然是个人提起的, 但是它确有很大的社会公益价值。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判形成的判例会影响到我国一些行政、社会规则的制定并将这些规定适用于每一个人, 因此这类案件也是紧密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五) 教育权案件

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 它不能被随意的侵害和剥夺。然而, 实践中的一些做法确实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例如, “侵害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案”, 2004年3月, 创办北京某打工子女学校校长易本耀 (化名) 以行政不作为为由状告北京市某区教委, 要求其批准该学校。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诉讼结束后不久, 北京市某区教委批准了该学校[4]。将这类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使公民切实享受到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权益, 同时还有利于维护法律规定的实施。

在有一些资料中, 将著作权的保护也纳入到了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 例如2004年的一起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某电视台、北京某购物中心、郭颂 (化名) 侵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一案[5]。法院受理该案并作出了判决。虽然该案中的著作权属于全赫哲族人民, 并不单独属于其中的某一个人。但是, 我认为这个案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益诉讼。首先, 著作权是创作者所享有的权利, 属于私权, 只不过在本案中的著作权人众多, 共享著作权, 但仍不能改变其私权的性质。其次, 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在本案中所保护的虽然是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它是特定的赫哲族人的利益, 而赫哲族人又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综上, 我认为不宜将此划定为公益诉讼。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哪些主体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果不对此进行一个有效的界定, 公益诉讼制度就会失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有很多争议, 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是只允许特定的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还是同时也赋予任何公民和相关组织以同样的权利。能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不外乎以下几种主体: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然而, 我认为谈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不能孤立的看待, 必须将它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范围结合起来。如上所分析的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 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偏私益的案件就不宜以特定国家机关作为原告、而有些关系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案件就不能由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作为原告。所以, 原告资格和诉讼范围是紧密相连的, 不同类型的案件应当由不同的原告来提起。

(一) 特定国家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这里特定的国家机关在法律和实践中都没有明确的指定, 但是, 实践中较多出现的是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鼻祖之作[6]。后来, 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多起检察机关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的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均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 其中胜诉的案件占大多数。除了检察机关, 也有人认为行政机关也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对于行政机关是否能作为公益诉讼原告, 理论界有很大争议。在此, 我想探讨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机关是否享有诉讼原告资格, 仅仅是想说明根据不同案件的性质可以将原告作一个大致的分类。特定的国家机关具有国家公权力的性质, 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 并且具有证据调查权等诉讼主体的特殊优势。因此, 对于国有资产流失、和重大的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这些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案件就应该由特定国家机关来提起诉讼。

(二) 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都带有准官方的性质。社会团体在社会领域中分布的范围很广, 比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残联、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等。这些社团组织具有分配领域广、专业技术知识深厚、财力相对个人雄厚的特点, 比较适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比如消协可以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可以作为环境污染和资源保护诉讼的原告, 像妇联、残联、公会可以提起平等权和反歧视案件的公益诉讼。但是社团不宜作为涉及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案件的原告, 因为它既没有调查这类案件的能力也没有调查的权利。所以, 社会团体作为原告主要是倾向于关系社会公益、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对人民思想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但是, 我认为社会团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也不必须以原告的方式加入, 也可以是以支持公民个人诉讼的形式。因为在这类案件中主要是公民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侵害, 他肯定多数情况下会直接提起诉讼, 这个时候就不用以社会团体作为原告, 如果这个案件对社会有重要影响, 社会团体就可以以支持起诉的方式进行。总之,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公益诉讼中的潜力, 使之为公益诉讼贡献更多的力量。

(三) 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是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因为公益诉讼的目的是惩治违法行为, 保护公益。而现实中, 公民个人往往是受违法行为侵害的最终受害者, 他们应有权对违法行为人提起诉讼。但是就我国现阶段国情分析, 公民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且差距比较大、法律知识有限, 所以对公民个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 平等和反歧视这种侵害公民个人的案件, 因为公民是切身受害的人, 所以他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但是, 像属于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案件个人可以向社会团体提出意见和提供证据线索, 由社会团体进行诉讼。这样既可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又可以减轻公民个人的压力, 同时还能防止有些公民的恶意滥诉, 减轻法院的讼累。总之, 应当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同时又要严格限制诉讼范围, 防止滥诉浪费诉讼资源。

四、我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

我国最新的《民诉修正案》以列举和概括的方式对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规定。列举了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明确可以进行公益诉讼。但是它又用了一个“等”字规定了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可以进行公益诉讼。这可能是因为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达到一个系统的认识。所以对于它的具体诉讼范围还不是很确定。但是对于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案件在实践中作为公益诉讼的案例出现较多, 所以可以确定, 而其它的案件尚在摸索之中, 有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所以同时也没有封底, 留了一个兜底条款。这都有待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具体判断, 为法官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原告资格只规定了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的“法定”也是一个模糊性概念, 哪部法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呢?在我国目前是没有法律对此进行明确规定的。也许这里的“法定”也是有待日后对此进行完善的新增法律吧, 如民诉意见、司法解释等。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还是比较保守和谨慎的, 需要不断的加以细化和完善。

摘要：公益诉讼是近些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公益诉讼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本次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也明确增加了公益诉讼的规定。本文旨在从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原告资格的角度分析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范围,原告资格

参考文献

[1]廖中洪.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205.

[2]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化分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7 (1) .

[3]贺海仁.公益诉讼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71-72.

[4]贺海仁.公益诉讼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72.

[5]倪晓一.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J].法学研究, 2012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