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与实然(共11篇)
应然与实然 篇1
姜大源先生认为, 应然是按常理应当是或理应是的状态, 实然是指事实或实际存在的状态。职业教育的应然是对职业教育的理性判断和价值期待, 实然是指其实存状态与经验表达。职业教育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 而是一种价值认识。就是说对于它的回答不应是一个“S是P”简单的事实命题, 而是“S应该是P”的价值命题。
当下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或言说, 过于实然化、功利化、低端化, 达不到应然的哲学高度。诚然, 实然的表达也是需要的, 实然的追求更是不能丢, 它是职业教育务实和根本的东西。但过于务实、一味实然, 就会在“埋头拉车”中, 失去方向感;就会因导向定位过低, 纠结于实际操作的经验层面;就会在过于追逐实然东西的惯性中迷失, 失却对职业教育应然理想的追求和把握。比如,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吗?这样的定位太低, 功利性也太强, 窄化和矮化了职业教育, 无益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高职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吗?这也只说对了职业性、技能性实然的一半, 而对高等性、人文性、发展性应然的另一半却全然丢弃。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应然的方向和选择, 但人们看重它的理由也只是资金、设备、实习等实然的利益, 并没有上升到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高度来认识。这些表达、追问和实践, 暴露了当下职业教育的实然化倾向, 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应追求应然与实然的有机统一。它不能抛却形而上的东西, 应然与实然之间必须保持应有的平衡和张力。尤其是在实然倾向突出的背景下, 更应强调应然的价值选择与表达。因为应然的诉求能够提供一种“仰望星空”的理想追求的标高, 一种价值导向和定位, 一种方向把持与指引。同时, 还能提升人的视野和境界, 好比登山, 能够获得一种高远的视界, 一览众山小;观海, 能获得一种邈远的境界, 视野无极限。职业教育只有获得这种形而上的势能, 才能实现视野的敞亮、本质的彰显、意义的澄明, 才能驱策职业教育行之久远。
什么是职业教育的应然诉求和表达, 我们认为是整合。整合是将职业教育的事物、现象、要素等统整组合, 使之形成合目的的价值整体的归并融合过程。整合是职业教育应然的哲学表达。
一、整合是职业教育本质规律的彰显
职业教育是整合教育, 整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这一命题并不是在表达一种实然的存在, 而是表达一种应然的期待和诉求。因为作为整合的职业教育这一应然的本质, 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实践上, 职业教育的许多办学行为也是离散的、非整合态的, 与职业教育整合的本质相背离的。因而职业教育需要理性的哲学思考, 把握职业教育整合的应然本质, 并以这一本质观为指导, 统一办学思想和行为, 规范和引领职业教育的实然发展。
二、整合是职业教育各种实然诉求的融合
整合虽是职业教育形而上的应然本质, 但与实然的实践密不可分, 它为人们的实践提供了抽象的行为模式, 体现了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和融合。如“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就是教育与实然的服务职能和就业的目标的整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整合, 既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追求, 也是实然的实践;再如职业教育教师实践能力普遍不足的实然状况, 也要求进行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应然整合。这种融合的意义在于, 使职业教育在整合的应然框架内运行, 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应然的发展目标与实然的不懈追求完美结合, 构成了相互作用的永恒张力和动力。
三、整合是处置职业教育各种关系的方法论
哲学是研究事物联结与关系的学问, 整合就是在思维和实践中处置事物关系的一种哲学方法论。方法是分层级的:有经验层面实然的做法、理性层面的方法以及哲学层面应然的方法论。对职业教育来说, 整合是外延极广、包容极大的顶层的方法论, 它扎根于经验的做法, 超越了具体方法, 具有了总方法和宏方法的性质, 成为普遍适用方法论工具。它是职业教育背后起终极支配作用的核心范式和根本之道。
四、整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趋势
对职业教育来说, 已然的东西是实然的, 未然而意欲要实现或理应要实现的是应然的。整合就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趋势和走向。趋势的确立需符合规律性、发展性、目的性、需要性的规范。整合符合跨界的职业教育的本质, 表征着职业教育的根本规律;整合符合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要求, 代表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整合合乎职业教育“发展性、复合性、创新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 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产出;整合顺应了职业教育理念、价值、目标、资源、课程、师资等全方位的需要, 将把职业教育带向值得期待的辉煌未来。
应然与实然 篇2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大学生权利的应然与实然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使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高校在对大学生实施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极易侵害大学生的权益从而引发纠纷;另一方面,大学生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渐渐地提升,他们观察处理问题更多地采用法律法规的标准而非校规校纪的标准,其个性张扬也常常触动原有的规则。分析大学生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及其转化关系,不仅有利于新形势下高校的依法治校和自主办学,也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更有效地维护其正当合法的权益。
一、权利的应然与实然
应然与实然是古老的法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看来,法的应然是指制定法所应当反映的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法的实然是指已经制定出来并发生效力的实在法及其实施状态。只有当法的应然与实然完全相符或最大程度相符时,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各种价值和功能。这就要求制定法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法的本质”,要求立法者努力探寻应当成为法律内容的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即“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可是,由于立法者亦同常人,不可能洞察一切,也会出现判断失误。纵观法律的生成过程,立法者往往会出现三类情况:第一,未作表达;第二,表达不明;第三,表达不当。未作表达也就是没有立法,表达不明就是用语含糊或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表达不当则是对法律内容的规定与客观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规律以及应当体现的道德准则或价值取向相背离。这三种情况都不能使法的应然成为实然,由此导致法律调控不力,社会纠纷不断,弱势群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权利是个诱人的字眼,因为它与自由相连,与资格、条件、利益相关。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指主体有自主行为的自由和享受利益的资格,通常表现为权利主体自由的作为与不作为以及有资格获享某种利益。由于法律权利(和义务)就是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因而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和法的应然与实然具有一致性。权利的应然是指主体应该享有的权利,通常是一些自然权利和习惯权利;权利的实然是主体实际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指法律确认并有强力保障的权利。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渐渐觉醒并日益高涨,主张权利的个案纷争不绝于耳。人们为权利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权利的法律表达,并且是明确正当的表达。表达法律主要是立法者的职能,但要使权利获得明确正当的表达,仅仅希望立法者有所作为、加强与完善立法、明确各类主体权利义务是不够的,“当立法者未作表达或者表达不明时,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组织,可以在设计良好的市场过程、社会自治过程、行政过程、司法过程、公共舆论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相互交织中,寻求权利边界同题的解决方案。”反思权利的应然与实然,就是帮助立法者“发现法律”,界定权利,促进法律对权利的切实保护的过程。
二、应然的大学生权利合法化的障碍
“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结婚?”、“恋爱的男女同学在校园为什么不能拥抱、接吻?”“英语计算机不过级就不能获取学位吗?”“大学生有无同居权?”“学校究竟有无处罚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令越来越多的大学师生甚至法律人士感到困惑不解。针对日益增多的校园伤害事故和侵权纠纷,有人出于对学生权益的关心,列出了洋洋洒洒的“校园权利榜”,罗列了包括休息和娱乐权、内心自由权、生活获得照顾权以及获得良好的校园环境权在内的20项受教育者的权利;有的人则从大学生特定身份去界定,主张大学生具有使用权、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奖贷权、就业权。还有的人将大学生的权利分成四类:受教育权、人身物质保障权、民主权、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等。学子们之所以发出种种疑问,学者们之所以作出上述分类和列举,一方面是居于现实社会中大学生维权的启示,另一方面显然是忽略了区分合理与合法也即应然与实然的界限,认为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理要求与合法规定都是法的内容。其实,合理性要求并不等于法的内容,合理性只是法的应然状态,合理的内容当然应当被法所吸纳,那些符合大学生身心特点的反映教育教学规律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的的确确是立法必须表达的内容。然而“合理不合法”以及“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却在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造成大学生权利保护和维护的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局面。在大学生权利问题上存在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合理的权利主张未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同
主流价值观是指控制着社会话语权的思想言论,往往代表着多数人的看法和主张,是立法者“发现法律”的一条路径。在立法民主化的时代,一种权利主张被主流价值观认同之前,是不可能成为法律原则或具体规则的,只有当其获得普遍认同之后,才易于被法律所吸纳。比如关于大学生的性权利问题,主流价值观就经历了从争取恋爱权到结婚权到同居权及校园拥吻权的.嬗变,那么,相应的高校校规也经历了对大学生恋爱从反对到默认,对大学生结婚从禁止到允许的过程,目前,校规对大学生的同居虽然还没有解禁,但在社会舆论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贬义词了。部分高校限制大学生在校园拥吻的做法,则引发了大学生们广泛热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大学生们大胆地宣示自已的权利,以期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大学生同居包括发生性行为而引发的权力与权利冲突案,社会舆论已显示中立、宽容甚至同情学生的趋势。但可以肯定,只有当人们普遍认同同居的“正当性”时,大学生的同居才可解禁,当然其前提是同居者不侵犯任何他人或集体的合法权益,也不损害社会公德。
(二)人们对受教育权的内涵及大学自治的规律认识不透彻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其权利具有特殊性,既享有一般公民的基本权利,又享有受教育的特定权利。前者有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界定,后者则由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而存在许多争议与分歧。受教育权在基本权体系中的位置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持有不同的人权体系论观点的学者对此问题看法有所不同。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权利体系论,受教育权被列入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范畴,而没有列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范畴。从宪法规定方面看,我国的历部宪法虽然都有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没有体现出受教育权的基本原则。关于教育的目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的还是民事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国家与高校、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各自有什么权利义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于是有人建议制定《大学法》、《学位法》,还有人建议制定新的《大学生行为管理条例》来理顺各种关系,使高校自主办学和大学生维权有法可依。但不管制定什么法,离开了对大学理念、办学规律、办学特色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真正理解都是很难实现的。“
(三)高校的硬件建设和办学的机制方面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校舍、图书馆、教学仪器设备、校园规划和绿化以及教师的数量与质量等建设却明显滞后,无论名牌老校还是新办高校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而解决教育资源缺乏与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的矛盾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办学机制上,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计划经济体制办学模式下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高校曾一度被喻为“改革的最后堡垒”,在高等教育软环境建设上步伐不够快,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管理以及教师评聘制度的改革均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上述背景下,尽管大学生对良好的教育设施、对“好的”教师及“好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形式的要求正当合理,但缺乏现实基础,即便立法保护,也多半不容易兑现。因此,尽管获得良好教育条件、选择学校、教师、专业的“学习权”对大学生很重要,法律也无法“确保”,在《教育法》中仅作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权使用教育教学设施、参加教育教学活动”的表达,这是符合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可分性原理的。
很显然,大学生的应然权利是广泛的,但应然的大学生权利只有在克服上述障碍之后,才能走向实然。
三、法定的大学生权利实现的阻力
然而,大学生的权利归位后,“高校无讼”的历史即被改写,大学生因其合法权益受损害而将学校推上被告席的现象不断出现,起诉高校侵权的纠纷络绎不绝。无论胜诉败诉或被驳回起诉,大学生状告学校的过程都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大学生在特定的校园里处于弱势,若非迫不得已是不愿意与学校发生正面冲突的。许多师生对簿公堂的案例表明,大学生们对其权利的状况是不满意的。而诉讼的结果也确实说明了高校及其他主体侵犯大学生权利的事实存在着,法定的大学生权利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实现。与此同时,还给司法审查带来了困惑。因为在许多学生起诉高校案中,一方是“依法管理”,一方是“”,双方都理直气壮。法院如以民事纠纷定性,校方会辩解己方没有过错,错在学生;如以行政纠纷定性,校方也能够出示“法律依据”,认为自己是按规章办事,并无不妥。
透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学生起诉高校的个案我们看到,争议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主张权利与权力的依据不同,大学生们依的是宪法和法律,他们向校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出了种种质疑,在无法可依时,则以人权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相抗衡,发出了“开除能约束性冲动吗?”“学校为什么要赚我们的钱?”“同居不是错”“有冤无处申”的呐喊。他们将权利的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相比之下,某些被诉高校的应对却不免令人担忧。如郑文滔诉广东某职院分教点对其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案,法院一审判郑文滔胜诉,判决撤销该学院以分教点名义对其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但很快,该学院又以总校的名义重新对他发出了勒令退学通知书。被法院判决败诉后,校方不是认真审视自身的问题,重整章法制度,改善管理,维护学生的合法利益,而是变相不执行法院判决,与学生势同水火。试问,如此与学生对抗到底,学生还敢再上法庭吗?由此可见,大学生依维权的阻力并不仅仅是规章越位和程序缺失,更深层更难突破的还是办学主体的“长官意志”、“家长意志”、“不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作风。法定的大学生权利的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四、从应然走向实然
从法的应然到法的实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广大学生的强烈愿望,但这种趋势和愿望的实现要人们去推动。从应然的大学生权利走向实然的大学生权利过程中,还有不少阻力和障碍,需要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
作为大学生应加深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了解,既要懂法,也要敢于并善于用法,从观念层面到个案监督,力促我国依法治教的贯彻落实。法律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启动的被动性特点要求权利主体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候和观望。大学生主体对法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有利于其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化,因此大学生学法用法应比普通公民的学法用法更加深入,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熟悉与大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要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不仅要依维权,而且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争取权利的明确正当的法律表达,使我国的法律对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更加合理和完善。
作为高校也应尽转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树立平等的教育观和教育法制观,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和依法治校意识,自觉理顺相关的法律关系,真正学会依法自主办学。要尽快建立健全依法治校的管理体制,不断推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在实体上,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校规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在程序上,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依程序合法合理地行使,保障学生程序性权利。在制度上,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以及启动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则应大力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帮助大学加强软硬件教育环境的建设,不断推进教育创新,以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办法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科学的大学制度和民主的大学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慕课之应然与实然 篇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5-0071-02
慕课(MOOC,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缩写),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它是新的学习科学与信息化教育技术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教育信息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职业教育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鉴于相对较小的考试压力,以及学生“做中学”的专业技能学习特点,职业教育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育的桎梏,借鉴慕课的可取之处,围绕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以信息化教育为背景,先行先试,将幕课作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一、职业教育慕课之应然
(一)职业教育慕课的起点:“以形促学”,为激发动机创造条件
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引发学生厌学、教育教学异化等一系列问题。毫无疑问,来校求学的学生绝大多数对专业有求知意愿,也有学好专业技能的心理机制,而这正是培养学生专业兴趣、职业认同感乃至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基础。职业教育的慕课必须要“以形促学”,借鉴信息化学习平台的构建,利用可移动网络终端,通过视音频信息、多媒体的嵌入、群组功能和协作活动等学生最乐见的形式,通过各种与学生思考方式相关的教学方法,如问题式教学、协作式教学、讨论法、演讲法等来改善教学过程,这样学生“娱乐”之时即是学习之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职业教育慕课的核心:“以转促学”,为翻转课堂创造条件
职业学校的学生往往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敏感”,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课堂之外的动态事物上,自身具有强烈的动手操作意愿。因此,职业教育慕课应更多地强调学习的自主权,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职业教育的课堂亦可以利用高质量的学习材料(学习包),将知识的传授过程放在课堂外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生则可以带着遇到的问题回到课堂上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讨论、交流,从而为实现课堂“翻转”创造条件。
(三)职业教育慕课的创新:“以评促学”,为过程评价创造条件
慕课的产生为职业教育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参照慕课的持续学习管理,将优质教学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开发出同一门课程的不同版本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大数据时代,一门课程的点击率往往代表了其受学生欢迎的程度,实质就是对该课程的一种评价。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慕课可以在课改团队的协作下让学生在类似游戏“闯关”的学习中与教师当面或在线互动,进而享受高质量的课程服务。因此,通过教与学的充分互动,职业教育基本可以实现学生评价(考试)学习化,即将学生评价与学习内在地统一起来,将评价作为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实现评价创新。评价方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第三方,而评价方式可以因学习内容的变化而改为学生个体的个性化评价、学习小组的团队化评价等。
二、职业教育慕课之实然
对应慕课课程开发之“新”,我们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期许,进而促进职业学校办学的嬗变。
(一)转变一个观念
现代学校所生成的产品是什么?答案应该是“课程”。过去我们一直注重人才培养,这并没有错。但纵观世界的先进教育,课程应该是现代学校首先需要关注的,它是人才质量提升的基础,是学校办学的根本。学生的管理可以通过课程及课程管理来实现。现在看来,这一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二)建成一个团队
显然,一位教师,甚或一所学校,很难完美地完成课程和课程资源的开发。团队的创立,是基于课程的,而不应该局限于一地一校,因为慕课视域下的课程是开放的,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某一课程的学生。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中职学校与高职学校的联合,可以是某一区域内多所职业学校的合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课程开发乃至管理亦是如此。
(三)开发一批资源
教师对于课程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在与学生的互动中自然会带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体现在课堂内外,就是对资源的不同处理,这又是以丰富的资源(资源库)为基础的。资源开发所需达到的目标是:教师可以自由组合一个一个的资源积件(知识与技能的基本单位),按照自己对于课程的理解和学生学习的现实需要形成资源包,并将资源包及时提供给学生。归根到底,这些资源应该是开放包容、不拘形式并不断更新的。
义务教育择校: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篇4
“实然”通常用来表示事物本来的真实状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而“应然”指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价值期待,是一个主体性概念。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其发展必然受到现实中诸如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教育的实然发展被理解为:教育受现实诸客观因素制约而表现出明显的现实状况,同时教育又是以人为对象的,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人自身的完善。基于此,教育的应然追求被理解为:教育因人的生成性、开放性以及未完成性而表现出鲜明的终极关怀,在理想——可能层面上流变的寻求历程。
在教育的实然发展中,教育以实体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既涵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涵盖正在发生的事实;它既指向静态的结构体系,也指向动态的活动过程。而在教育的应然追求中,教育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可能内在地蕴含在某些教育思想之中,也可能外在地表现在某些教育活动、教育制度之中。教育的实然发展首先表现为教育事实,同时也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而教育的应然追求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一定必然变成事实或立即变成事实。
二、择校的应然状态
择校即学校的选择制度。从发达国家择校的发展来看,择校的应然状态应当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即在保证广大受教育者能够满足基本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而选择不同学校教育的制度。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最早起源于人们不满于当时公共教育发展的质量、效益和规模,因此,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到20世纪九十年代,学校选择制度,尤其是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2—2007年美国教育战略规划》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增加教育的灵活性以及地方机构的权利,为学生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更多选择,这一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总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教育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学费券、家庭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发展都已初具规模。美国实施学校选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不同特质和能力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种族背景如何,都要运用特别的教育资源与方法来满足其教育需求,从而获得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临教审提出了“教育自由化”、“个性重视的原则”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教育要重视个性发展,教育内容要多样化等。基于此,2000年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开始试行学校选择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政策的实行打破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单一模式,促进公立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激发教师教学的创造性。同时,在尊重个性教育的主导思想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实现“多元尺度”的教育公平。但是,择校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公立学校之间一般是不允许择校的,学生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或私塾。
从美国和日本的学校选择制度可以看出,择校制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公平思想,强调的是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教育权利,保证家长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来选择最符合需要的学校,强调的是以多元化的服务尽力去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发展和成长。但它并不强求让每个人的教育权利都得到绝对平等地实现,更没有要求让每个人最终获得同等的教育服务。
三、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的实然状况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制度与美国、日本学校选择制度产生的背景不同:我国的择校是在教育发展不均衡,而人们又对优质教育需求强烈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长期以来,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将教育经费均衡地分配给各个学校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各地在发展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这部分学校予以重点支持,并在招生过程中实行严格的优先选拔政策。在国家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两极分化严重、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许多家长采取各种手段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区域外学校就读,择校现象便应然而生。但是,择校这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而且正常的现象,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悖于择校初衷的问题,强烈地冲击着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实现。
1. 择校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办学条件越好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多,而办学条件越落后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少。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缴纳高额的择校费,让其就读于所谓的“重点中学”,此外,一些普通学校的尖子生也纷纷流入“重点学校”。
2.“以权择校”、
“以钱择校”等行为违背了择校的初衷,即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能力进行,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和谐。那种建立在社会阶层、家长收入等基础上,而非以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为依据的择校机制,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容易引发乱收费问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为了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便利的教育资源,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有违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本意的问题,背离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要求。
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入学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就近入学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可见,我国是以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来对学生的生源地进行严格界定。政府按照学校计划内的学生数量进行教育拨款,我国现在还不能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直接化归个人,因此学生只能通过迁移户口、缴纳高额择校费以及凭借较高的考试成绩等手段来达到择校的目的。于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激化了社会成员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情绪。
四、择校——由实然走向应然
应然状态的择校是建立在教育资源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学生、家长需要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而进行的。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实然状况却与之相反,是建立在学生家长的地位以及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及教学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公立学校占主体的情况下,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这种“畸形”的择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择校问题从实然走向应然状态,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对于私立、
民办学校,政府应当在政策、教师招聘、招生等方面予以鼓励,使之获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教育地位、同等的教师待遇。事实证明,大力发展私立、民办学校,有利于充分利用民间社会资本来弥补当前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私立、民办学校可以运用市场机制运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争取以其质量、办学特色来吸引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
2. 对于公立学校,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学校招生制度和办学体制改革力度,均衡教育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数量,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将每所学校都办成好学校,并办出自身的特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中学的办学优势和效益,凡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行九年一贯制,以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以满足一些家长为子女择校的要求,使学校和公民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观和就业观。鼓励一些学校在实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实施各类特色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国家应对薄弱学校实行优先发展的政策,要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可以把各地区落实年度审核制度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办学条件纳入对同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工作实绩考核,在各种地区性评价中,应当把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作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评估的主要指标,使地区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安排等手段,为普通学校搭建发展平台,向薄弱学校提供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其自主发展。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实现通观全局,统筹规划。首先,以市为单位对所辖区域内学校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再决定计划方案;其次,要科学地制定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中小学的布局结构调整要和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变迁的趋势综合起来考虑。在通盘考虑后,确定要新建的学校地址,要保留、合并、扩建、撤销哪些学校。要撤销那些办学条件不合格、教育质量差、办学效益低的学校,并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标准化的新学校。对那些保留下来并要合并周围一些小学校的学校,要适当扩大其规模,争取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3)切实落实政府应承担的投入责任,建立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善择校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首要,要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缓解供需矛盾,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此外,“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设置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规范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用法律规范中小学生均经费标准和办学条件标准,规范学校办学条件;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对教师管理实行由县市逐步过渡到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统一配置,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化。
(4)加强对择校收费行为的管理,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强化政策的权威性,健全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的责任制,对择校乱收费的相关责任人要问责处理,要控制择校生的比例,采取学校收费“公示制”,严格处理高收费“乱收费的行为”,实行“统一收费制”。学校收费应由财政部门统一操作,家长将钱统一交到指定的银行或相关部门,统一开具发票。要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扩大监督面,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深入做好每一环节的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实行教学招生收费的“阳光工程”,将招生办法、招生名额、择校生比例及最低分数、收费办法和标准以及录取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使教育收费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的乱收费要及时检查、处理。
摘要:文章从应然、实然的概念入手,分析义务教育择校行为的应然与实然情况,指出择校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我国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不是由于择校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学校的性质及选择学生的标准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择校问题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应然,实然,义务教育择校,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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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与实然 篇5
关键词:地域音乐文化;地方高校;邵阳
1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概述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个地域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炎黄文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还有荆楚文明、湖湘文梅山文化犹如河流本身犹如川流不息、更古长青。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文化色彩,正是这些博大的地域文化碰撞出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是彰显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名片”。
邵阳地处湖南南部,山水隽永、民风淳朴,地处古老的梅山文化圈中心,居住着苗族、瑶族、回族、侗族等39个少数民族。邵阳市地辖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遂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区、武冈市、新宁县,其中的隆回其与邻近的新化、冷水江等地由于处古老梅山文化的发源地,蕴含着古朴而广博的民族文化。梅山文化是亘古至今文明文化的鲜活体,是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体。千百年来邵阳市的地域文化由于受到梅山梅花的晕染和淘养,固邵阳个县市的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古朴、原始、广阔、开放多样的地域文化。邵阳境内各个县市的民族音乐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例如有被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隆回呜哇山歌,还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原生态布袋木偶戏、邵阳花鼓戏、古老的武冈丝弦、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傩戏。隆回、新宁、洞口还有神秘的山寨文化,拦酒歌、板凳戏、庆堂鼓等民俗音乐文化。这些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既或古朴开放,或豪放幽婉,或火辣含蓄,或神秘浪漫,呈现独特的地域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宝,是邵阳人文风情的“身份名片”,是邵阳地方高校教育教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2 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应然关系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的关系甚密,它们之间犹如出发的船舶与港湾,地方高校要发展进步需要从港口获取必备的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承载到目的地。地方高校的发展依赖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精华,补充力量。当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也融入现代人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高校的主要发展特征。各高校都在一致地追求办学规模、办学效率、办学人数和专业设置的“模态式”发展。我国高校的文化性正在被工业性所取代。由于弱化了文化的传承与淘养,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在逐渐衰微,我国高校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
我国高校正陷入一个“模态式”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似乎都在成为类似的“人才加工工厂”,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文化的支撑。地域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地方高校实现特色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沉淀着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地域的“身份名片”,固是带领高校走出“身份认同危机”金钥匙。大学的本质在与“文化”,文化内涵是一所大学存在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是区分大学之间差异性的本质特征。办学人数、专业设置、办学规模等这些外显特征不足以区分一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之间的差异,地方高校要突破我国高校身份认同的危机,必须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以特色的文化内涵哺育和淘养自身的特色化发展之路。此外,地方高校对于所在的地域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传承责任。服务地方区域文化建设,地方高校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应该与地方的文化资源融合。地方高校应当不断提高课程的适切性,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深化认识到把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教育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固地方高校需要加强地方课程的开发、实施。
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人文教育,“人文性”是其专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工业化”的进程,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教学也被席卷次浪潮中,失去了其学科应有的“文化性”特征。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技术性”强,而情感精神性弱、“知识性”重,而人文性轻。音乐艺术的教学本质上是“人文”熏陶、艺术感染,面对音乐教学越来越“技术化”的困境,高校的音乐专业教育教学应为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音乐专业教育开拓途径。
音乐艺术是一门特殊的文化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很强的专业要求和诸多限制,这也导致音乐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许多珍贵的艺术都面临濒危。邵阳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众多古老的音乐艺术形式,隆回呜哇山歌、邵阳布袋戏等,诸如此类的音乐艺术形式的传承需要专门的音乐人士,目前这些原生态的音乐艺术主要还是依靠民间人士来传承,面对如此丰富的地域音乐文化,单依赖民间人士的力量是不够的,地方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专业的音乐知识和素养,他们的传承地方传统音乐的事业上可以大有作为。
3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专业之实然关系
邵阳地区古朴多样的音乐文化已然进入了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育科研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邵阳学院音乐系的教师纷纷把目光投射到丰富、广阔的区域音乐文化。关于隆回呜哇山歌、布袋戏、邵阳花鼓戏、新宁傩戏、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古老的武冈丝弦等地方音乐艺术的科研论文数量可观。例如,《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与保护措施初探》《花瑶呜哇山歌音乐特征探析》《花瑶呜哇山歌起源、发展、和艺术特色》《邵阳布袋戏艺术风格探究》《邵阳花鼓戏艺术特征》《武冈丝弦审美特征初探》等等关于邵阳地方音乐文化的科研论文在各学术期刊上频频发表。而且,在地方学院领导的带领下,学院音乐系还成立了专门的湘中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心,鼓励教师和学生为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建设贡献智慧。
邵阳地方音乐文化进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师的科研视界。然而,在教学实践领域,如此珍贵的音乐文化资源仍处于面临“弱视”的尴尬处境,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仍然沿袭着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课程体系。音乐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有基本乐理、和声、作曲分析、配器以及各类术科等。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尚未开设专门的“乡土音乐文化”课程,像大部分高校音乐专业一样开设门“民族民间音乐”,课时量少,许多学校都不是专业的民族民间音乐教师,课程设置形同虚设。诚然,邵阳地域独特的音乐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领域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关涉到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如何把地域丰富珍贵的音乐文化资源转变为高校教学的课程资源。一方面,音乐文化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需要专门的研究、设计、开发,例如开发“邵阳乡土音乐文化”教材、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另一方面,采取开放式的课程观念,关涉地域音乐文化的课程,可以是课堂的、也可以是课外的、可以是学科的,也可以是活动的、可以邀请民间音乐人士来校以讲座论坛的方式向学生讲述、表演古老的地方音乐形式。活动实践、观摩、采风都可以纳入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实践领域。
应然与实然 篇6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 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 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吉尔兹认为, 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 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1]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通过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 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 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 如果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 而一味地按照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 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2]根据笔者的观察, 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 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 学校的教育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 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 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 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 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关于这一点, 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 在实际的运行中, 学校的目标, 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了解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与“应然的”教育目标的脱离, 笔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现场, 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笔者在三个星期的田野调查中, 到一所农村小学进行了蹲点调查, 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学校对“应然”教育目标的偏离
学校教育的目标, 应该是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那么, 学校是否真的以此为目标呢?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提到教育内容时总是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把道德放在首位, 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 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首要的目标。我们首先用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证明这个结论, 鲜活的案例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六年级的阿明 (化名) 同学有偷窃的习惯, 曾经偷窃过多位老师的财物。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 老师们应该给予比普通同学更多的的教育、指导和关怀, 因为此类学生的道德缺陷如果不能在学校中得以纠正, 到了社会以后可能会走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道路。但是, 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阿明, 学校采取的措施, 仅仅是预防性和警告性的, 一些老师甚至并不愿意管教这个孩子。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 还表现在对思想品德课的敷衍上。思想品德课是促进学生基本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 但是品德课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笔者调查这所学校, 1~3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 校长事务比较繁忙, 很多次课都无法正常上, 一个学期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各班级的班主任兼代, 班主任经常把思想品德课变成自习课, 让学生复习其他科目。即使在次数有限的思想品德课上, 老师们也没有按照思想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 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 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遍, 然后让学生把思想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 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与此同样, 音乐和美术课也受到了忽视。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 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斯宾塞认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 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3]一些教育学家还认为, 美育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 “对学生智、德、体各方面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4]这样重要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专任美术老师, 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 每个班级有两节美术课, 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一般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 实际每周只上一节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 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课的专业性很强, 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胜任美术课, 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自己照着美术课本画画。再来看看音乐课。2009年9月之前, 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 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 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 “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 所以从2009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 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 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一周两节变成了每周一节。大部分老师不懂乐理, 就教学生唱流行歌曲, 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 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学校的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教学质量之所以很差, 是因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的音乐和美术教师, 但是, 农村学校对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不重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学校看来, 音乐和美术等“副科”是可有可无的。最后再看看出现在课程表上的其他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 这所学校也开设了地方性课程。笔者调查了六年级地方性课程的授课情况。六年级的地方课程叫做《种养》。学校的课程表上规定每个班级每周上两节课, 但是《种养》课的实际地位连音乐和美术都不如, 每周一节课都保证不了。老师基本上不讲授这些课程, 也不指导学生自学这些课程, 更没有引领学生将课本上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 老师们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种养》课的作业本, 老师在自习课的时间内 (或者是在有关部门组织检查的前夕) , 在黑板上列出几个问题和答案, 然后让学生把问题和答案抄到作业本上。这样, 一本本漂亮的作业就会在检查的时候出现在教育官员的面前。
三、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
上文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 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 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 当前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围绕着学校的目标, 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结合与老师的访谈和笔者的观察, 借鉴经济学对企业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表达, 笔者将学校“实然”的目标定义为“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这个定义不仅仅适应于小学, 对于初中和高中而言同样适用。关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 需要作两点解释。第一, 这个考试成绩指的是“主课”成绩, 而不包括诸如音乐、美术等“副科”成绩。对于小学而言, “主课”是指语文和数学, 当然, 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 可能还包括英语等科目;初中和高中的“主课”不仅包括语文和数学, 还包括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第二, 学生有时是指所有的学生, 但有时并不包括所有的学生, 因为学校教师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首先,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们最为关注的, “尖子生”不仅仅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成才”苗子, 而且尖子生最能够体现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成绩。其次, 在小学阶段, 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是教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标, 但是初中和高中的情况就不同了, 在初中 (特别是初三) 和高中, 学校的教学成绩是由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来体现的, 而不是由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来体现, 因此, 学校并不追求全部学生平均成绩的最大化, 老师们仅仅追求有升学希望的那部分学生的成绩最大化, 班级里面很多“学困生”的学习状况, 老师是漠不关心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的背离, 也就是说, 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即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 而在初中和高中, 这个目标的异化程度更为严重, 表现为对部分学生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四、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教育目标之所以发生异化, 其根源之一需要从高考中寻找。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 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 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查一个人的品德, 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 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 高考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心。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 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教育, 是受教育者对自身的一种投资, 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货币 (如工资) 和非货币 (如声誉、社会地位等) 的收益。教育社会学认为, 受教育者接受更多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 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5]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下, 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必经之路, 受教育者若想接受更好的教育, 获得更好的学历, 就必须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而要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 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为高考而准备。随着我国近几年高考扩招, 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容易了, 以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有些民办高校对高考分数的要求很低, “交钱就可以上大学”。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不再是新闻了。那么, 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高考的社会影响是否降低了呢?通过与学生家长的访谈发现, 虽然考大学日渐容易, 而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但是家长们并没有降低对考大学的需求。家长认识到, 虽然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 但是读了大学毕竟为找一份好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很好的条件, 不读大学, 可能连找到好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读什么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读一个好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压力要小一些;读一个不好的大学, 毕业后的压力就大一些;读那些不对高考分数有要求的大学, 毕业后的就业就更缺乏保障。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高考的成绩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所以,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没有改变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态度, 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目前很多地区进行了力度不一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 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一切为考试而教, 一切为考试而学”的现象, 那么, 此类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的初衷呢?根据笔者的观察, 这类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目标, 最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社会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一旦教学改革或课程改革降低了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应试教育”的能力, 这样的改革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改革往往会夭折。南京市教育局曾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过素质教育, 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推行, 在短期内降低了该市学生“应试教育”的能力, 使得南京市在2004年高考中失利, 引起了包括南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批判, 最后, 南京市教育局顶不住社会压力, 不得不终止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素质教育, 向应试教育回归了。[6]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高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 也说明了改革高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五、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 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 对高考内容适当地进行改革, 同时逐步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形式, 对于解决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问题, 使学校教育目标真正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 这个复杂问题, 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 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 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 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 道德虽然很重要, 但是, 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 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 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 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 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 所以在很多地区, 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 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 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 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 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 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 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 带给我们教育的, 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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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与实然 篇7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 更要先行一步, 力争3年内, 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2004年初,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 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2004年8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再次说明:“适宜的专业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双语课课程比例≥10%”才能评为A等。基于上述原因, 从2001年开始, 各地高校陆续开始了双语教学改革, 双语课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双语教学也是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结合法学专业的专业特征以及国际法的学科特点, 选取《国际法》这门专业必修课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原因和意义在于:
其一, 国际法课程的内在逻辑需求及国际关系实践对国际法律人才的需求决定了国际法课程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与国内法不同, 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宣言决议等。《国际法》这门课程以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为研究对象, 具有鲜明的国际性、时代性、涉及内容的广泛性等特点。同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国际关系得以快速发展, 国际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些特点使《国际法》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具有必然性, 自然成为了法学专业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不二选择。
其二, 该课程的英文资料很丰富, 外文图书、网络资源较丰富, 是法学专业所有课程中最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课程。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均用英文起草而成, 国际法院的判决也主要是英文资料。
其三, 国际法这门课程比较其它课程而言, 总体来说不太难, 司法考试对知识点的考查也主要集中在识记这一层次, 要求不高;该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等条文及其体现的法律制度。
其四, 结合地地道道的英文国际法律文件来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国际法规则的真实含义和解决国际法领域的问题;通过最流行、最标准的英语讲述国际法, 有利于学生掌握用英语表达国际法内容的正确方法。
其五, 通过双语教学, 可以巩固、复习《大学英语》中的普通词汇、句型, 可以拓展学习其中许多普通词汇的含义与用法 (如save作连词,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 ;可以巩固、复习专业英语 (法律英语) 词汇、句型。
二、《国际法》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与实践模型
(一) 教学内容的定位
国际法是“动态法” (living law) , 它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国际关系的发展使得传统国际法中许多规则发生了变化。因此, 本课程的教学力求做到:
首先, 密切关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授课内容充分反映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法规则的最新变化, 充分吸收国际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观点, 如: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道法以及国家豁免等问题。
其次, 讲授内容和范围方面有重点、有要点, 而不追求面面俱到, 不局限于某一本固定教材。国际法的法律问题往往因各自的目的和立场的差异而变得纷繁复杂。本课程不追求面面俱到地详细讲授国际法的所有问题, 而是采取有保有压的方法, 在讲授内容和范围的取舍方面, 选取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规则起重要作用的事件, 如:2003年美伊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中日东海划界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等。
再次, 充分结合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 如2009年12月29日因我国对英国毒贩阿克毛执行死刑而引发的中英外交纠纷并与2010年4月中国对4名日本毒贩执行死刑一事进行对比, 2010年中国八名海地维和警察牺牲而引发的国际补偿问题, 2010年日本逮捕我国船长而引发的中日外交纷争,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
总之, 力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1) 通过内容国际化的双语课程教学, 使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先进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了解当今国际法实践的最新动态。
(2) 突出国际法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务, 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
(二)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定位
首先, 本课程交替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教学,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大量使用英语课堂用语, 在讲课中, 要使用一些承上启下的标志性话语 (discourse markers) , 将讲课的各个部分串连起来, 提醒学生各内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这些话语的使用, 将有助于学生抓住教师讲授的内容, 同时也创设了浓郁的英语语言学习氛围, 为学生提供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较多的练习机会,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活跃课堂气氛, 运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法, 启迪学生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增强双语教学效果。
其次, 充分注重通过案例来解析国际法原理和规则。法学的学习, 需要现实生活实践的支撑。毕竟作为规则体系, 只有与实际生活需要相联系, 落实到法律规制对象的具体行为中, 才能达到对公平、正义和秩序目标的追求, 国际法学也不例外。对于国际法学来说, 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 原因在于, 国际法的很多规则都是抽象与模糊的, 而且缺乏像国内法一样的法律解释机关和解释体系, 因此, 只有从具体案例中体会规则的具体含义。针对法学教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 在每一章节中, 根据其内容选取一些中英文国际法典型案例, 通过对案情的介绍和解析来引发该章节中需要思考的国际法问题, 使学生置于国际法理论思考和实践的研究环境之中。
(三) 具体教学改革与实践
1. 教学方法方面
国际法双语教学要适应培养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人才的需要, 就必须处理好中文和英文在授课中的关系或所占比例问题, 国际法双语教学中的英文不是解决公共外语问题, 而是解决专业外语问题。开展双语教学必须贴近学生的英语水平, 必须考虑到一个实际问题, 即既要增加内容, 又要尽量避免因此而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所以, 该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使用简单的英语就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某一专业知识点时就坚决避免使用复杂的英文语句, 力求简洁明快、流畅通达。同时, 该课程使用英文授课的总量尽量控制在65%-85%之间。为确保英文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所引用的英文资料一般来源于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
2. 教学手段方面
第一, 教学设施的有效利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电脑投影仪及电动幕布等设备, 教师可以进行PPT展播、影视播放等, 既方便了课堂教学, 节约了时间, 也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其中PPT课件只展现英语部分, 对对应的汉语翻译不以课件的方式出现, 而采用教师口头讲述, 其中一些疑难的汉语翻译适当板书于黑板上, 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教师不进行翻译或讲解, 而改为学生回答。这样既可增强教学的生动性, 避免教学过程中形式上的呆板, 又可避免学生在看PPT英文课件时因同时看到了对应的汉语翻译而养成懒惰、不动脑筋的不良习惯。同时, 注意提高课件的美观性和多媒体特色, 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 建立网络课堂, 作为辅助教学手段。目前该课程的网络课堂已经基本建成, 上传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案例库以及部分电子课件与教案等课程资料, 添加了相关网站 (如联合国网站、国际法院网站等) 的链接和辅助阅读资料, 开通了互动平台、在线答疑系统, 以后还将增加练习题库、授课录像, 重点建设互动平台, 进一步完善、丰富网络课堂, 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最后, 为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降低学习难度, 将一些常见的专业词汇以及专有名词汇编成词汇手册, 印发给每位学生, 供他们课前预习或课后查阅, 以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宋纪萍.国际法专业本科双语教学问题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7) .
应然与实然 篇8
关键词:教育中介组织,法律地位,社会行政
一、引论
“教育中介组织”最早可追溯到“缓冲组织 (buffer organizations) ” (1) ,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悠久历史 (如英国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教育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 教育质量问题成为公众焦点;政府却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由其负担某些教育责任。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教育中介组织作为参与教育管理和质量保障的社会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 “是‘促进梦想照进现实’的重要工具” (2) 。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转型” (3) , 政府职能转变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 教育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其职能在相关政策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 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 包括教育咨询决策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 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与管理的作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在诸如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领域可以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强调深化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重申“四个分开”的要求, “即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可见, 中国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转变, 教育管理的社会化日趋明显, 教育决策民主化进程日益受到重视, 却“缺乏法律强制力” (4) 。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与规范化建设也成为重大现实问题。目前, 理论界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与功能等展开研究, 但其法律地位定性是基本研究前提, 亟待迅速澄清。
二、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实然状态:模糊的法律地位
经过长期发展, 西方国家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对明确, 主要有半官方型、民间组织型和学术组织型等三种 (5) 。半官方型是亲政府的, 学术型是亲学校的, 民间型则介于两者之间。
传统的政府与学校是行政隶属关系, 学校受政府支配和管理。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转型, 学校拥有法人地位。为了使学校能自主自律, 不受政府过多干预, 减少政府与学校的摩擦, 教育中介组织成为协调于政府和学校的机构。但由于中国教育中介机制是借鉴品, 就其发生而言不同于西方。西方教育中介机构是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组织, 中国的教育中介机构则是由政府刻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目前主要是半官方型机构, 法律地位模糊、权利义务不明确。政府通常做法是, 既然要求将一部分功能转移给社会机构, 那就把以前的某部门划分出去, 成立新的社会组织, 有时也作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渠道。这些组织机构一不是行政机关, 却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权力义务来自附属机关的随意指命;二不是社会团体, 它们没有独立财产权, 没有独立诉讼地位。作为教育领域的另一方主体——校方, 也更愿意接受政府管理, 怀疑教育中介机构的行为能力, 担心其成为新的官僚机构。对于社会大众, 教育中介机构的半官方性质使其远离民众, 缺乏广泛认知效应, 其公信力一直备受否定。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官方色彩在不断磨合, 使其发展不尽如人意。
纵观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至少两点趋势:一是它的代表面大为扩展, 经济、科技、行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二是它在参与教育事务的范围及作用发挥方面亦同时扩展, 涉及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教育经费分配政策、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考试和鉴定、教育质量评估、学校内部的管理等许多内容 (6) 。通过教育中介组织的参与, 可以大为加强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推动教育和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和结合。发达国家在加强对教育立法监督和宏观控制的同时, 还通过其行使政府行政无法行使或行使不力的职能。由于政府在微观管理方面, 特别是对许多专业性强的教育管理内容难以控制和发挥作用, 法律也往往限制政府干预学校内部事务。多数发达国家都把诸如学校专业和课程评估、师资水平鉴定、证书和资格认可等服务性职能交由教育中介组织承担。即教育中介组织在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方面, 起到扩大社会参与和民主的、政治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应然状态:独立的法律地位
结合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和教育体制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 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如欲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应当确立教育中介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提高教学效率、减少资源投入……推动教育信息化、产业化与现代化” (7) 。
1.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行政主体
中介组织是在国家与社会分化及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教育领域就表现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社会行政组织的标志性特点是在组织系统、行政职能等方面与国家行政相分离, 保持法律独立性, 自负其责地进行管理活动。即在国家的眼皮底下实行自治行政, 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履行概括的或法律规定的公共事务, 只接受国家法律监督, 而不接受专业监督。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成为教育行政主体的新型组织形式,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的行政权力, 主要来源于以下方式 (8) :一是因接受委托而获得行政权, 二是被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权;三是通过自治规章获得行政权。此类组织是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 遵循独立、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在专门领域里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活动。对于教育中介组织, 国家行政机关只负责监督, 不得干预, 社会公众也负有监督义务。
2.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
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合法成立必须经过核准和登记, 即由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同意, 再到民政部门审批登记, 实行的是“双重审查许可制”。这种许可制过于严格且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管理思维模式。正常的逻辑顺序应当是先有相关专业性的教育中介组织, 然后政府根据现实所需, 下放权力选择并给予相应的教育中介组织去管理公共教育事务, 而不是等政府放权, 再临时成立所谓的中介组织来承担相应职责, 当然, 出于历史原因, 中国目前现有的教育中介组织是从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的, 是转型期产物。从长远看, 这种审查许可制不符合教育中介组织良性和谐的历史发展趋势。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一样, 只需发起者和组织者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确立组织宗旨, 设立必须的组织机构, 有足够的保证组织运转的人员和经费, 就可申请登记。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准就可以使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对内独立行使管理权, 对外独立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专业性很强的事务授权给某教育中介组织执行和管理, 其接受委托后依法行使管理权, 但这种权力的授予并非固定不变, 政府负有监督义务, 一旦发现此组织不能胜任工作, 或有渎职、贪污、腐败等不良行径时, 可以收回权力授予, 并给予相应惩处。没有得到行政授权的教育中介组织照常有自己的工作范畴, 可以在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教育服务中生存和发展, 取得良好口碑, 获得官方及民众认可, 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主体。具体的制度模式还有待探索和立法确认。
注释
11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 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59.
22陈芳.大数据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33蒋洁.中欧高校本科课程调整的比较研究[J].教学研究, 2014 (11) .
44许颖.云计算环境下临时复制的法律性质及立法完善[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55周光礼.论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5) .
66金东海.发达国家教育中介组织及其借鉴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11) .
77蒋洁.教育信息云储流的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14 (10) .
应然与实然 篇9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2009年5月2日, 在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中国农业大学视察教学科研工作, 与师生代表座谈,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 不断深化对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认识, 统筹谋划“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措施也成为我们当前一个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必然性分析
世纪之交, 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中央做出了实施“985工程”、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大决策。自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成为高教界的热点话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策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一方面, 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出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巨大需求,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已经和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紧紧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迫切需要以高水平大学建设为龙头实现高等教育自身质的飞跃。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985工程”的实施, 给高等学校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大大提高了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水平, 明显缩小了我国著名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迄今为止, 人们并没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言, “一流农业大学”理所应当是“一流大学”, 两者只是在概念的外延上存在不同, 在概念的内涵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组成部分, 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历史的必然时,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也彰显出自身特有的时代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自然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现实要求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要求, 第一次对一个行业特色性高校提出“世界一流”的要求, 具有特殊的意义。“三农”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几年来的“1号文件”锁定“三农”;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无不显示出“三农”工作在国家改革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前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效应。近年来, 尽管我国“三农”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 实现了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粮食总产再创新高、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加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但当前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土地资源与水资源日益短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限, 农村经济金融发展滞后……“三农”难题的破解, 固然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但更需要技术, 更需要人才!在生物经济已见端倪、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科教兴农,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和高水平农业学科, 以高水平农业科技和教育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 是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根本大计。
1.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引领农业科技革命,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关键在科技。农业的出路在科技。据有关部门统计, l996年美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 (1) 为55%, 日本高达70%以上, 而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仅30%, 与日美等国相比, 我国农业科技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还很低, 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尽管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到“九五”期间上升到40%左右[1], “十五”期间达到45% (见表1) ,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60%-80%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农业高等院校占据我国农业应用研究的半壁江山, 是农业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世界一流农业大学首先意味着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过程就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过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使高水平农业高校在提高农业高校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过程中紧跟农业科技革命的步伐。只有瞄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 寻求农业生产和技术革新中新的生长点, 才能为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进而有效地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图表来源:转引自金丽华、张学友等.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 2006 (01) .
2. 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发展的创新人才,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重点在人才。以高水平的科研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天然优势。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促使高水平农业高校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的改革, 加快教育创新步伐, 积极探索适应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培养模式, 尤其是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 从而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
3. 改造传统农业, 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拓展社会服务广度和深度, 需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破解我国“三农”难题, 要求我们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不仅要引领农业技术的革新, 还要关注传统农业的发展和改造。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可以促进高水平农业高校加紧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驱动, 大力推广适宜的技术、恰当的工具, 提升传统农业, 促进传统农业稳步发展;促进各农业高校因校制宜、因地制宜, 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做好典型性、示范性、有辐射价值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二)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要求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 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规划和发展, 提出了建设卓越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和设想。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也只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才能最终实现跻身世界大学领导者之列的愿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绝非一两所综合大学实力的提升, 而是意味着一批不同类型和各具特色的高校的崛起。只有各类大学努力向前, 争创一流, 才能建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只有位于这一体系前列的大学才具有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实力, 才能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农业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因此只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才能最终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2.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大改革、大发展、大建设之后,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正处在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不是一两所学校的事, 而是全国高等学校的共同伟业。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在层次、类型、结构、布局上优化, 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的庞大体系。其中, 一批重点学科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起着这一庞大体系的骨干支撑和引领发展的作用。因此, 各高校都有一个科学定位、特色办学、争创一流的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 怎样办学”是需要我们不断回答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对我们提出的明确要求。
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实然性考察
(一) 对“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内涵的认识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比较性的、发展性的概念。正如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一样, 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在认识上, 也必然经历一个从模糊、抽象到逐步明确、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 刚开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 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口号性和动员性。几年来, 经过与国内外农业大学的比较研究, 经历了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实践, 我们逐步认识到,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若干农业类学科率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流的学科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多学科的架构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在多学科群中, 又有一些学科能够独领风骚、成为主体学科或强势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点。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应该在农业、生命科学领域具有若干国际一流的学科。
二是要有若干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领军人才。只有一流的人才队伍才能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柱,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同样必须具有国际一流的学术带头人。
三是为我国破解“三农”难题和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应当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农业专业人才, 积极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为我国的“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动植物疫病防治等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 最终要以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贡献向世人证明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水平。
四是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培育的先进办学理论、大学文化和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 而和谐学术生态环境的造就需要先进的办学思想、深邃的大学文化和良好的大学制度作为支撑。构建保证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的学术生态环境和富有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基本指标。
五是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是大学的物质基础, 对于学校的兴旺发达起着保障性的作用。要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必须首先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办学经费、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可比的办学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 当前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基础
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 全国共有农业院校27所, 另有13所含有农业专业的综合性大学, 其中本专科在校生约54.1万人, 占所有高校本专科在校生的3.1%;在校硕士研究生约5.5万人, 占所有高校在校硕士生的6.71%;在校博士研究生约0.98万人, 占所有高校在校博士生的4.71%。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 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道路,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已进入深化改革、快速发展、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新的发展时期, 从而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立, 需要整个高等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更需要位于高等农业教育体系排头兵的几所农业高校的勇往直前。在这一进程中, 已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农业高校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担负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重任。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 根据前文所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指标来考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现实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1. 当前已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物质资源基础, 但与国际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推动下, 中国农业大学的办学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并以此为基础, 重点开展了综合性基地建设、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支撑条件建设, 大大改善了学校发展的基础条件。学校现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级研究中心、15个省部级研究中心、1个国家级野外台站、4个省部级野外台站。一批教学科研大楼等的建成, 使学校发展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与国际上著名的农科大学相比, 在硬件条件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国际著名的德州农工大学为例, 2008年度财政总收入为286699万美元, 而中国农业大学2008年度财政总收入为169954万元人民币, 按当前汇率计算, 德州农工大学年财政收入达中国农业大学的11.53倍, 两校综合财力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2]。因此, 尽管当前我国对中国农业大学的投入逐步提高, 但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和同领域世界一流大学在财力上还存在很大差距, 仍有待国家进一步提高对学校的支持力度。
2. 当前已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学科发展水平, 部分学科已经迈进国内一流并接近国际先进学科行列。近年来,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科门类逐步由单科性向多科性发展。目前, 学科设置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9个学科门类。学校有65个本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3个, 二级授权点13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 二级授权点71个。设有11个博士后流动站, 已经形成了多科性的学科门类结构。在全面做好学科点布局的同时, 学校不断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国家重点学科数量不断增加, 目前已经拥有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另有6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个国家重点 (培育) 学科, 共覆盖了25个二级学科。从国内两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结果来看, 先后有作物学、植物保护学、农业资源利用、畜牧学、兽医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7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 部分学科已经迈进国内一流并接近国际先进学科行列。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技评价研究中心给出的学科竞争力排名, 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学与动物学学科进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数据库) , 在所有进入数据库的643个数据中排名307位, 是国内大学在这一学科的最好记录 (紧跟其后的是北京大学, 在ESI数据库中排名337名) [3]。
3. 当前已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人力资源基础, 但与国际著名高校相比, 高水平领军人才严重不足。截至2008年底, 中国农业大学有院士11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1人;有“973”首席科学家9人, 教育部创新团队5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创新群体”4个。学校专任教师比例从2002年的42%提高到53.7%, 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从2002年的33%提高到58.9%, 其中的20%是在国外取得的博士学位, 已经基本具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人力资源基础。但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相比较, 高端人才匮乏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关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简称ARWU) (1) 中衡量教师质量的指标Hi Ci (各学科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师数量) 得分情况来看, 我国所有大学得分均为零分, 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等农业类世界著名高校的得分分别达到46.9, 33.1[4], 由此可见,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迫切需要造就若干名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不断壮大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队伍。
4. 当前已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 为破解“三农”难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社会声誉基础, 但仍需进一步提高总体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近5年来, 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19项。在《Science》、《Nature》、《Cell》、《Nature Genetics》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中国农业大学2008年发表SCI、EI收录论文数突破1200篇, SCI收录论文数居于全国高校第20位, 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科研成果在部分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尖端水平, 国际学术地位显著上升 (参见表2) 。在社会服务方面, 历史上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曾经创造出盐碱滩变米粮川的辉煌,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极大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农业大学也在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一方面积极为“三农”发展提供技术与人力支持;另一方面, 学校积极开展农村政策、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 努力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建议和政策咨询, 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这些成绩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进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但在科研的总体竞争力上,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技评价研究中心给出的科研竞争力排名, 农业类高校的最好成绩是德国瓦赫宁根农业大学, 排名为136名, 中国内地大学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大学, 排名192名, 而中国农业大学排名为797名[3], 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差距由此可见。
数据来源:高教发展动态.中国农业大学内部资料, 2009 (01) .
在学校综合实力上, 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500强大学的研究结果来看, 2007年, 中国农业大学首次进入ARWU500强, 2008年再次入围。
由此可见, 通过几代农大人的历史积累和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 特别是经过“985工程”、“211工程”的重点投入建设, 学校科技创新实力逐步增强, 重点学科建设成绩凸显, 部分学科的学术水平正向国际一流迈进, 已经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基础。
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应然性研究
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实力和基础, 但是从当前的情况开看, 我国农业大学的发展水平与建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以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指标为目标, 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方略, 当前, 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 加大投入, 建立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和兴旺之路, 无不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150年前, 美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其大学实力远在欧洲列强之后。在随后的100年里, 美国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国力, 全力发展其大学体系。50年前,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称雄世界, 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以办学经费为例,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运行经费为20亿美元左右。我国自1998年以来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对清华和北大等几所大学进行重点投入, 这些投入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清华北大尚且如此, 农业高校的资金投入更是与国外一流高校不可同日而语。依据2007年的统计结果, 目前国内农业高校中办学水平最好的4所教育部直属农业高校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育事业经费收入之和仅为北京大学的81.38%, 因此, 要加快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必须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 提高对于农业高校的资金支持力度, 为其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筹措经费来源是国际一流大学办学的经验,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捐款基金都超过百亿美元, 德州农工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也包括了州政府拨款、学杂费、馈赠收入、大学基金和销售服务收入等, 政府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服务收入分别占到所有经费的41.75%、47.98%和10.26%, 而中国农业大学主要来源为中央教育经费 (“985工程”为主) 、科研经费、教育事业收入等, 政府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服务收入分别占到所有经费的66.86%、24.04%和7.33%。从经费来源看, 中国农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赖政府拨款, 其中科研经费所占比重较大;而德州农工大学的事业收入尤其是捐赠收入占了很大比例[2]。要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要求我们在大力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筹措经费来源, 尤其是加大经营服务收入, 积极开展募捐活动, 为大学发展多方筹措资金。
(二) 创新机制, 培养高素质师资队伍
没有一流的师资, 没有一支强大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以及支持世界一流教授队伍的体制及政策, 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创新机制, 积极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加强人员的分类管理, 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 建立退出机制, 保障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投入, 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体制, 为优秀教师的成长成才创造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和生活环境。其次要求我们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尤其要加强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具有较大科研潜力的年轻的博士后及助理教授, 让他们在国内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让他们的成长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此外, 大学也不应只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 还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寻找平衡, 要加大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人才的引进力度。在许多国外著名研究型大学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融合与合作的趋势下,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创造更加平衡的人才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招聘知名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并且为他们提供同等的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
(三) 凝练方向, 以世界一流学科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社会功能, 而学科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共同载体和支撑平台。学科是大学办学思想、制度最直接的承担者, 大学发展的核心是学科发展。没有高水平的学科, 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大学, 也就无法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更不可能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建设, 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龙头。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要建设成一批具有国际性创新能力的世界一流学科。而学科建设是一项在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竞争中向前发展的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学科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的基础上, 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在学校发展战略中, 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学科方向同时都进入一流水平, 只能是优先重点突破, 以部分突破带动全局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的统一, 坚持继承优势与拓展领域的统一, 瞄准学科前沿, 面向社会需求, 凝练学科方向, 以特色求发展, 以交叉促创新, 以学科优势方向的突破带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当前, 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学科建设中突出重点与一般扶持的关系、优先发展与蓄势发展的关系、领头学科与支撑学科的关系、传统学科与新建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努力营造符合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的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学科生态体系”, 走一流学科建设的特色发展之路。
(四) 创新理念, 创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使命、大学功能、大学文化的基本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方向。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 其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 首先在于美国大学在传承欧洲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基础上, 能立足本国国情, 不断完善与创新大学办学理念, 寻求个性化发展道路, 从而后来居上。可以说, 独特的、个性化的教育理念是美国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理念。在我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进程中, 也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不断创新办学理念, 加强文化和制度建设, 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走特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忠法, 蒋和平.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J].经济要参, 2001 (56) .
[2]高教发展动态[Z].中国农业大学内部资料, 2009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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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与实然 篇10
关键词:虚拟财产;民法保护;新型财产权
一、我国民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定
1.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合法财产绝大部分属于有形物。该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虚拟财产属于公民的个人财产,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该法颁布时间较早,且其作为民法的基本法,对当时并不发达甚至未出现的虚拟财产未予以规定,故未列举,但其框架性规定为后来制定的法律就虚拟财产的规定留下了空间。
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合同法》曾出台两个司法解释,但均未就虚拟财产做出任何规定,仅在《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等形式。虚拟财产虽属电子数据,但其并非网络交易的必备要素,《合同法》对虚拟财产的属性和保护并未规定,即使网络用户之间进行虚拟财产交易,也仅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法律对此不予以禁止,但并不代表予以保护。虽然我国颁布和实施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规、规章,但均未涉及到虚拟财产的保护问题,这既是我国立法的空白,也为今后的立法预留了空间。
2.我国《物权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定
我国《物权法》中规定的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但何为动产和不动产,并未作详细解释。一般而言,我国《物权法》所称的物,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均为有体物,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权利不属于该法所称的物,但在该法第二条第二款又规定“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通阅我国《物权法》、《票据法》、《担保法》、《专利法》、《公司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均未发现有关虚拟财产的规定。我国《物权法》第64至69条的规定均可视为对私有财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都是参考《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规定,并未对虚拟财产作出特殊规定。虚拟财产附随于网络,即使对虚拟财产进行交易,也仅仅是在某网站上有效,无法通过现实的登记、入册、张贴商标等方式来对其进行产权备案,在现有的货币流通规则中,虚拟财产也不能直接用于购买实物。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购物(用店家赠送的购物券、金币等虚拟货币购物除外),仅是依靠网络作为媒介,其最终还是以货币来购买实物或服务,不同于用货币购买虚拟财产或虚拟货币购买虚拟财产,所以司法实践中如果为解决案件而扩大解释《物权法》时,当注意界限。在国家文化部和商务部联合出台的《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虽然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但该《通知》的对象仅是虚拟货币,并未包括所有的虚拟财产。
3.我国《侵权责任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该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包括人身、财产权益,条文所列举的财产权益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等。该法第三十六条是有关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的网络侵权责任之规定,该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商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需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通过网络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的,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形式包括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和网络服务商利用网络侵权。虽然《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虚拟财产属个人财产,但这部法毕竟是民法领域中就网络侵权作出规定的首部法律,而网络正是虚拟财产的载体,也是虚拟财产被侵犯的途径,载体和途径已被明确写入法律,为虚拟财产受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审判实践带来了指导性作用,使人们对虚拟财产立法工作看到了希望。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就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民事纠纷颁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被侵权人如何自力救济、如何起诉匿名网络用户、如何赔偿损失的三大问题给出了药方,这些同样出现在虚拟财产身上的困难也将迎刃而解,相信只要明确了虚拟财产的属性,离虚拟财产被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已不遥远。
4.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定
我国《消费者權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即该法律所保护的对象是因“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商品或服务的买卖。笔者认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需要,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将消费者下载的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视为该法调整的范围,李宏晨玩网络游戏及获取游戏装备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和娱乐放松,其获得的游戏装备是其通过劳动或购买的方式从服务商处下载的数字化商品,既然该商品是为了满足其精神需求,也就是为了满足其生活需要,当然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修订较《侵权责任法》又有所进步,似乎离虚拟财产在民法领域获得保障的距离越来越近。
二、我国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不足
1.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未能进行统一界定
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几乎均未涉及到虚拟财产的保护问题,所以无法从现有法律条文中得出虚拟财产的属性,我国学界对虚拟财产的属性尚存在较大争议,无论是物权说、债权说,还是知识产权说,都有一定道理。目前,从审判实践来看,我国似乎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债权来加以保护,这与我国国情有一定的关系。我国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加上我国电子侦查技术尚未普及,网络管理尚存漏洞,当网民的虚拟财产被侵犯时,很难找到侵权人,但法律又必须对其加以保护,为缩小法律关系,不得不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将网络服务者作为被诉对象。
2.司法实践中对虚拟财产的主权及价值认定存在困难
对虚拟财产主权的认定,除了前文所述在网络服务商和网络用户之间存在争议外,在网络用户之间也存在困难,即使认定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归网络用户,用户之间也时常出现权属争议。由于虚拟财产并非都是通过购买获取,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练级、赠送所得,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拾取获得,而且在虚拟世界中,对这些财产的获取也不存在类似发票、产权证书等相关凭据,更多情形下是以占有来宣誓主权。这就导致“盗客”只需通过获取他人账号就可以随意他人账号中的虚拟财产进行买卖、赠与和丢弃,将这些财产顺利转入自己账户中,这一切的侵权行为都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为案件的处理留下了较大的困难。另外,由于没有正规的虚拟财产交易平台和评估机构,虚拟财产的价值很难被认定,纯粹根据虚拟市场的供需和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亦不一样,对于“外行”的办案人员来说,更是无法通过“经验”来确定其价值。
3.诉讼主体对虚拟财产纠纷的取证存在困难
虚拟财产被侵犯,除具有精神纪念意义的财产外,主权人最希望的是获得经济赔偿,但仅凭个人的能力,往往很难取得足够证据,即使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诉,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网络用户也很难提供证据证明其曾拥有某项虚拟财产,因为很少有人在注册账号时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所有有关虚拟财产的数据都由网络服务商掌控,服务商仅通过更改、删除用户密码即可使用户耗费巨大精力,当用户要求服务商提供账号密码时,服务商又可以保护他人隐私为由拒不提供,用户的诉讼便成为“空口无凭”。还有一种情形是,用户往往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而服务商却只有一个,仅存在于一个地理位置,用户要诉讼或找服务商取证,需长途跋涉,对于服务商在国外的,客户更是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即使是权力机关也要几经周折,往往是得不偿失。取证困难使很多用户在虚拟财产被侵犯后都选择默默忍受,公安机关所立案侦查的案件,能破案的也是屈指可数。
4.对虚拟财产纠纷的管辖不明
对于虚拟财产纠纷管辖的争议,首先,是在刑事与民事之间的争议,由于我国民法及刑法均未涉及对虚拟财产的保护,所以很多公安机关以刑法不保护虚拟财产为由,对虚拟财产被盗的不予立案,当事人以民事纠纷诉诸法院时,法院也以虚拟财产不属民法保护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其次,是关于民事诉讼中地域管辖的争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原则,主要是向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地、结果地法院起诉,但由于网络服务商与用户几乎很少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国家,司法部门之间因此出现了管辖争议;再次,由于我国正在进行知识产权法院试点,待改革推廣后,将很可能在知识产权法院与普通民商事案件法院之间产生管辖争议,如果立法将虚拟财产的属性定性为知识产权,则属于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如果定性为财产权,则属于普通民商事案件法院管辖,这再次说明了对虚拟财产属性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最后,是在刑事立案管辖方面的争议,即使公安机关认定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但由于追查跨区域性犯罪的难度大,成本较高,甚至超过虚拟财产的价值,部分公安机关之间便产生了推诿。
三、完善我国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设想
1.尽快完善现有民法或制定专门保护虚拟财产的法律法规
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单独法律法规必须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遵照《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精神制定。首先需要对虚拟财产的概念、种类、属性予以明确,对其定义规定时应充分考虑到虚拟财产的可交易性,避免过窄。虚拟财产的种类需要涉及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消费等领域,其属性应是财产权;其次需要对虚拟财产的所有权、交易机制、交易平台进行规定,具体包括:用户在申请账号时应和网络服务商签订服务协议,明确约定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归用户或服务商,如果属于用户的,则用户可以对其自由买卖、赠与和继承,服务商仅是提供网络服务,不得随意处置用户的财产和删除用户的账号,但其可就账号的申请和服务向用户收取经物价部门核准过的费用,服务商可向用户出售游戏装备,但不得将买卖作为获取装备的唯一途径,也不得以购买装备作为升级的前提。同时,还要制定完善的交易机制,游戏装备的交易必须在经过批准的、正规的网络交易平台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过程中要收取交易税。对于网络游戏中存在的私服、外挂等问题也要予以规范;再次是关于虚拟财产纠纷的解决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虚拟财产寄存于虚拟网络,对其所有权确认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很关键,用户必须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用户在注册账号时必须提供如实的身份证、手机号码以及关联的银行账户进行验证,在条件成熟时,还需对用户的眼膜、脸型和指纹予以扫描。对于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或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的账户,其ID上的虚拟财产不得进行交易,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如果虚拟财产被侵犯,网络用户可要求服务商提供侵权人及被侵犯财产实际控制人的ID信息和真实身份信息,服务商拒绝提供的,将被视为侵权人或共同侵权人,网络用户可因此单独起诉网络服务商要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如果“盗客”是通过非法窃取的将构成盗窃罪,服务商不提供信息的将构成包庇罪;最后需就虚拟财产被侵犯后的赔偿予以规定,这就涉及到评估机制,由于不同的虚拟财产获取的途径、难易度、付出的劳动量不同,对其价格的评估具有一定难度,这就需要网络服务商在开发网站时须提供虚拟财产的相关参数及其在该网站中价值的排行榜,并在物价管理部门或交易平台备案。最重要的是要规定哪类财产具有纪念意义,以及对这些财产的侵犯需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否则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明确虚拟财产纠纷的管辖
由于虚拟世界没有行政区域划分,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纠纷的管辖应包含虚拟财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所在地。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大部分案件都是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虽然网络服务商提供了侵权人的个人信息,但侵权人可能遍布全国各地,与被侵权人不在同一地,而虚拟财产的价值可能并不大,让利益已经被损害的被侵权人前往外地,会对其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反而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理解侵权行为地,侵权人侵犯他人虚拟财产时必须以网络作为作案的工具,而全国各地的网络都相互连通,具有延续性,所以,网络是侵权人延长的“手臂”,虚拟财产在网络中仅是一串代码,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密码登陆其账户来管理虚拟财产,而账户和密码是网络服务商提供给用户的、存储于用户大脑的关于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凭证,由用户随身携带,可视为用户随身物品的一部分,因此,侵权人利用网络侵犯他人虚拟财产时,实则是对用户随身携带的财产的侵犯,故侵权行为地应当认定为被侵权人所在地,可由被侵权人所在地法院管辖。
3.完善虚拟财产纠纷的举证规则
虚拟财产都是电子数据化的,其所寄存的载体----网络是由开发商或网络公司所掌控,这些掌控者属强大的利益集团,每一个网民都属于弱小的主体,对虚拟世界的数据无法掌控。我国民法在调整实力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纠纷时,往往会倾向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尤其是在举证责任方面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责任分配上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所以,笔者认为,根据“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以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一规定,在解决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虚拟财产纠纷时,应由服务商承担证明其不存在过错或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并要求其提供实际侵权人的个人信息及记录侵权行为的相关数据。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虚拟财产数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网络用户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主动采取保全措施。针对虚拟财产建立完善的诉前、诉中保全也是保证被侵权人的主张得到真实、有效的证据支持,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划分责任比例的必要措施。
4.建立虚拟财产的公正、司法评估及追查機制
关于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除了要在《虚拟财产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外,更需要的是制度的建立。目前我国民事案件的评估已从行政、司法部门脱离出去,虽然目前尚无虚拟财产的鉴定机构,但其在建立时,应当由工信部、司法系统、虚拟财产交易平台管理部门联合予以指导,待其步入正轨后便完全参照现行的评估机构,由其在工商管理部门予以登记后自主建立、经营。对于虚拟财产的公正和评估单位,在人才引进时应当首先从精通网络管理、虚拟财产交易、品行兼优、公正客观的人群中选拔,并且要经过严格的考核,相关工商和物价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评估单位的监督。
四、结语
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也只有讲法治的社会才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走向繁荣富强,但是我们都清楚,由于我国虚拟财产保护制度尚处于空白阶段,对其保护的经验还不足,而且,关于虚拟财产的属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议,明确虚拟财产的属性有助于立法工作的开展。但是,虚拟财产保护的法律完善、虚拟财产的评估、交易平台的建设等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只有既加强法治的顶层设计,又加强法治思想在基层的渗透,才能确保将我国虚拟财产的保护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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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与实然 篇11
一、 问题的提出
英国诗人罗雅德·吉卜林说过:东方是东方, 西方是西方, 两方永不聚。但是一个世纪后, 两方相聚了, 且进行着相当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可见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国民根本性的差异, 而是主要来自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方面。[3] 本文所指为广义文化, 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实质内容指文明, 即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4]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推进, 两大文明在碰撞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对方的长处, 由此逐渐呈现出相互取长补短的交融趋势。而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 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5] 学习西方语言必须建立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 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 才能真正掌握与运用这门语言。
英语教科书所呈现的内容应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 让学生立足于丰富的文化背景去学习语言, 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不能被理解为文化之间的相互替代, 也不能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的彼此混合, 而应当被理解为文化视界的拓展, 即为不同文化通过各自的视界拓展而形成的共同视界。[6] 然而现行的英语教科书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理念。在教科书中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渗透以及中国文化彰显上都不够;有些方面完全是中国文化, 相应的西方文化几乎空白;有些方面完全是西方文化, 对应的中国文化完全没有。本文以新课程人教版小学阶段 (3~6) 年级英语教科书[7] 为研究个案, 主要分析英语教科书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与现行英语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不足的表现, 致力于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
二、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分析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是指现行的英语教科书应该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状态, 可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教科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以及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上的相关指标三个方面加以佐证。从而应用这些佐证对照现行教科书以发现其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的不足。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其中文化意识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四个方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首次明确把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列入英语教学之中。这说明了在英语学习时对西方文化学习的重视。随着对文化与外语教学关系的深入研究, “大写C文化”与“小写c文化”均成了学习、理解外语和外国文学的有价值的背景知识。前者指目标语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和目标语国家的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就;而后者则是指目标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也被称为“行为文化”。[8] 外语教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外语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 文化内容应该成为外语教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跨文化交际至少涉及两种文化, 如中国人使用英语与英国人交流、英国人使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等。在交际中, 双方必定会把自己的母语文化带进来, 若想双方的交际顺利, 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 否则交际就可能中断。[8] 这说明除掌握语言的基本技能外, 还需要了解目标语所承载的文化。教材与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其中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是导入和学习英语国家文化内容的重要途径。因此落实到教科书上也必须设置相应的西方文化, 使语言的学习建立在文化学习的基础之上, 以达到语言学习综合运用与交际的目的。
2.英语教科书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处理
英语教学中, 学习者年龄小, 也缺少生活实践经验与口语交流的机会[9], 而外语教科书是学习他国语言的主要媒介, 也是了解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科书应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英语课程标准》提到,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拓展视野,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形成健康的人生观”[10];外语教学“在起始阶段应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 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 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11] 以上描述表明基础教育阶段小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还没有最终形成, 还缺乏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因此教材的编排如果一味倡导西方文化, 忽视中国文化的同步对照, 就会使这些对中国文化还未建立起清晰价值观的学生困惑, 甚至迷失方向。因此在这个阶段应该培养学生能够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我国文化的理解, 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的同时, 还要培养学生的祖国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8] 因此外语教材应立足于他国的文化背景, 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 通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对等出现, 让学生在了解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同时加深对自己母语文化的理解。而不能孤立置于一方的角度, 断章取义地选取相关内容, 从而影响学生完整世界观的形成。
3.英语教科书在中西文化交融上的相关指标
在《英语课程标准》的目标总体描述中, 与小学教育相关的一、二级目标中提到“对英语学习中接触的外国文化习俗感兴趣”、“乐于了解异国文化、习俗”。在文化意识目标描述中提到与小学教育相关的二级目标见下表[10] :
三、 英语教科书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然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个案是人教版小学阶段 (3~6) 年级教科书。人教版是全国发行使用地区广泛的教材, 是影响重大的全国性教材。这套教科书有其特色和其他版本不可比拟的优点, 但作为出版时间不长的实验性教科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教科书的前言部分提到本套教材的八个特点, 其中之一就是:“注重中外文化的双向式交流, 使学生通过学习培养未来跨文化所需要的能力。” 这是教材在中西文化交融上想达成的目标。下面运用前面说到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应然性的具体内容来对个案教材进行中西文化交融的实然性分析, 以确定教材是否达到预定目标, 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1.单一的种族与民族类别
立足于世界范畴, 这里说到的种族与民族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种族又称做人种, 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11], 涉及不同国别, 如教科书中出现的美国人、加拿大人等;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主要指一个国家内部所涉及的民族, 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目前共有56个民族。
教材基本没有涉及民族这个话题, 出现的中国人若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指汉族, 而中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 对其他民族的忽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种族方面, 教材中出现的人物除了黄皮肤、黑头发外, 仅有黑皮肤与红头发的变化, 至于人物其他的体质特征没有显示出区别, 如黑人的厚嘴唇、宽鼻子并未加以描绘。既然想呈现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国际社会, 就应该包括说英语国家所涉及的主要种族, 而且从绘画或是图片上充分体现出来, 让孩子们对不同种族的人形成鲜明的印象。人种的类别是根据人类的生物体质和遗传的性状而加以区别的, 如肤色、体型、头型、眼色、发型、鼻状、血型以及性格和潜力等。世界有三大主要人种 (黑、白、黄) , 且不同人种外貌上有明显的区分。如白色人种的体质特征是瘦长、鬈发、高鼻、蓝眼。黄色人种体质特征是中等身材、头发黑而直、面扁。黑色人种体质特征是黑肤、发鬈而曲、宽鼻、厚唇。[13]通过体质特征的刻画给孩子们留下不同国度人们的清晰印象, 获取全面的信息, 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模糊印象。
2.倾斜的饮食文化
教科书在小学三年级两册书中出现的食品几乎未涉及中国食物, 均是西式食品。如汉堡、薯条、火腿、面包、饮料等, 这些都是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式食品, 不益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编者的本意是想充分展示西方的饮食文化, 而低年级的小学生还缺乏正确的判断力, 大量呈现的西式食品图片会对小学生产生误导;加上现实中很多孩子喜欢这些食品的口感, 已是麦当劳、肯德基的常客, 因此这部分内容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孩子们可能会产生中国的食物不如西方食物的错觉, 不爱吃中餐, 影响孩子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如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天津40多名孩子因为过度肥胖, 只能休学进入专门减肥学校。根据北京某医院的统计数据, 肥胖儿童当中85.2%的孩子表示喜欢吃洋快餐, 43.6%表示自己每个月都吃, 6.2%每天或者每周都吃。[14]因此教科书中对中西方食品的不正确引导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现实问题。
3.偏颇的节日风俗与生活场景
教科书三年级 (上) 开始出现西方的传统节日, 如复活节、愚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等, 通过活动的方式寓教于乐, 让学生从日常节日中感受西方文化。但在整套书里中国的节日几乎未提及, 以至于今天的孩子十分热衷于过圣诞节, 而对中国的传统节日缺乏足够的了解。
教材中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出现, 拉近了西方与中方的距离。教材中的“story time”处处渗透了西方的幽默与轻松。但教材中未涉及中方的典型故事。事实上中国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显示着中国人的智慧, 但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
教材中所呈现的图片场景基本都是本国的, 如教室的布置均是中国插秧式的座位排列, 整齐划一, 这只能代表中国的教室文化。而其实国外在这一方面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课桌样式很多, 且摆放十分灵活, 富有人性;教室布置很有特色, 文化内容丰富, 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学校、教室是孩子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之一, 很有必要呈现一些国外校园、教室的场景, 让学生了解西方儿童在学校的生活细节。且有必要呈现外国儿童的家庭生活细节, 或是外国人生活的其他一些场景, 这些均是与孩子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是孩子们十分好奇的方面。教材在这些方面的内容呈现极少。
4.过少呈现说英语国家的数目
英语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 出现了世界英语或是全球英语的理念。由于文化等因素的不同, 使用者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英语势必体现本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烙印, 这就出现了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有差别的众多英语变体, 如美国英语 (AmericanEnglish) 、澳大利亚英语 (AustralianEnglish) 、印度英语 (IndianEnglish) 等, English这个词本身也有了复数形式“Englishes”。随着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人数的迅速增加, 如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新英语 (NewEnglishes) 的出现增加了带有强烈语言文化因素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日本英语等国家的英语变体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关注。因此, 英语变体的地位日益重要, 世界英语呈现出多变体、多方言现象。[15]
因此, 在介绍英语国家文化时应就所设计的主题涉及多个国家, 而不是选定的三四个国家 (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不同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 如日本、西班牙、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英美电梯楼层的不同表示、不同国家的家庭结构不同、不同国家的交通规则、不同国别的孩子所喜欢的宠物也不一样等。而非本族语英语使用者的英语变体更是多样化, 这些存在的语言事实不容学习者忽视。
5.严重失调的中西地域呈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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