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视野的拓展

人类视野的拓展（精选10篇）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1

人类学的起步,与影像工具的诞生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作为一个强调田野调查的学科,从现场临摹、摄影到拍摄电影,人类学已逐步把图像工具引入学术研究中,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成长历程意味着不管是在田野调查中对非文字材料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并使之构成特定解释体系的“深描”,抑或是在影像工具的运用上,均能给当下的影像媒介提供丰厚的借鉴价值。

更重要的是,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视觉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诞生后,影像的意义不再仅仅停留于一种记录工具,同时更是一种与书写人类学迥异的,研究和解释视觉现象的角度与方法。对影像价值的重新界定以及人类学日趋“本文化”的转型,使得视觉人类学对置身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之中的影像媒介,还具有更深远的启示意义。

对邓启耀教授的采访,缘于笔者希冀从视觉人类学——一个以影像为基础手段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新兴学科——身上汲取某种学术养份,以使日益“强大”的影像媒介、日趋普及的影像工具能够更为均衡、平和地记录和反思人类的社会场景,不管是以整体、多元的史观来回望历史,抑或是多层次、宽领域地记录当下,均是如此。

谢勤亮(以下简称“谢”):邓老师,您多年来一直从事视觉人类学的研究和实践,能简单谈谈人们运用影像、图像进行叙录的历史源流吗?

邓启耀(以下简称“邓”):一般我们都比较注重有文字的历史,认为历史是有文字史,没有文字的时代即称之为所谓“史前”。但是,是不是只有文字记载的才是历史?肯定不是!比如岩画、陶器上的图样等等是用象征、比喻的方式来记录或传达一些信息的。前文字时代或现在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能说他们没有历史或是在“史”之前吗?所以当然也有无文字史。我认为,在口述和文字的时代之间应该有一个图像的时代。人类的历史除了文字传承,还有口头传承、图像传承等等。后来随着图像的符号化、抽象化,才出现了类似象形文字的东西,比如古代的甲骨文、纳西族的东巴文。

还有青铜器,我们大多仅仅把它当成古代文物看,但是对它叙事功能的探讨非常之少。其实,铸鼎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用具象的形式来作为某种契约。几个部落要达成一个协议,为示庄重,就要铸个鼎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刻上铭文,放在仲裁者面前。这相当于大家达成一个契约,把它记录下来,存之永久。这个过程不单单是文字的,还有图像、塑形的东西,综合地来完成一个契约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昌仪教授研究《山海经》图本,认为这些图本是中国古代以图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体现。另外,现在很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叙事传统是很特别的。他们用口述史、神话、史诗、歌谣等形式,口传声授地叙述自己的文化;用图像、塑形、体态等形式,言传身授地表达自己的文化。

到了现代,用影视的方式甚至用各种虚拟图像来形成一种表述或者叙事方式已经很普遍了。有些作品不用一个字也能看得懂。它有自己的视觉语言、有自己的视觉语法结构,有自己的符号系统。

谢:从岩画、绘画到后来的影视手段,一直到数字化时代下的动漫、FLASH,在以图叙事的功能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一些渊源、传承关系在里面?

邓:直接的关系不好说,但不管是用手指头去涂抹,用笔来描画,还是用针线缝绣,用电脑制作,其实都是用形象、用视觉图像的形式来完成一种表述。

动漫、FLASH、影像、广告等通过电视、网络甚至手机,在现代视觉媒体及传播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当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我的一个学生对正在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做调查。这是一些动漫爱好者群体,即日语称呼的“御宅族”,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没有内涵的动画和科幻迷”:他们沉迷于动漫或游戏,用虚拟的身份,在虚拟的社区生存和行动。他们表面上离群索居,成天躲在自己的电脑前或网吧里,但通过诸如“同人志”(以漫画创作为主的漫画社)、COSPLAY(以舞台走秀、还原动漫作品为主的角色扮演社团)、“私影组”(以拍摄角色扮演活动为主的动漫摄影社团)之类动漫社团,形成一种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亚文化边缘群体。他们靠QQ、MSN等进行联络和图文传播,甚至创造了专属的网络传播符号,再度将文字或标点符号“还原”为概念化的图像,在QQ和MSN上使用这些图示。这使我想起岩画和象形文字。在以图像或影像指事会意的功能上,“原始”和现代再度重合。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一些渊源、传承关系在里面?还真值得研究。

谢:文字与影像在记录历史、传达信息方面是否在功能上有所差异?

邓:对,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图像所能做的,文字可能做不了,或者说很难传神地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图像那种不用翻译的特征更加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图像基本能看出一个大概。文字能做的,特别是抽象思维,达到一种思辨层次时,图像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各有长短,各有各自表达的领域。

谢:据我了解,影像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是受到歧视的。能否介绍一下,影像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地位的变迁过程?

邓:影像在当前一些人类学从业人员中也是受到歧视的,这是把影像只作工具化理解的结果。人类学最初的确只是把影像当成一个辅助工具,下去调查的时候,带上一个照相机,把见到的拍下来。在照相机发明之前,人类学调查有一个基本技能,就是画画、绘图。到了一个现场之后,这个民族使用什么器具、人种是什么样的、住什么房子,都要画下来。有了照相机之后就方便得多了。后来又有了摄影机。在早期人类学调查中,即便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个辅助工具,影像在有条件有水准的调查中也是被充分注意的。比如将影像工具较专业化地用在人类学调查中,就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他们在托雷斯海峡做调查,同时拍摄纪录片。还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像米德和她的先生)拍了好多片子。一般人只注意到他们的论著,但对他们的影像作品忽略了。

到了现在,影像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工具了。视觉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它的意义不单单是记录,还有研究视觉现象的功能。可以做田野考察,拍一些片子;同时,看到一些视觉现象,比如岩画、民间的图形、满大街的美女广告、网络世界的影像和拟象等等,想知道它们背后的文化,就去研究它们。如果仅仅强调影像的记录功能的话,就很容易落入它的工具属性上去。

视觉人类学的变化跟当代人类学的发展也有关系。过去人类学只是一个面对过去社会、传统社会或小型社区人群的这样一个学科。但是当代人类学已经不单研究传统的东西,也同时研究大型、复杂的社会,比如都市人类学。而且,人类学不单是研究别人,也研究自己,研究本文化。像马凌诺斯基所说的,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从本文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研究人类学也是研究和理解他人的文化,又通过理解他人的文化来理解和反思自己的文化。所以费孝通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就是“我看人看我”。这句话实际上视野是多重的。既是“我看人”,也是“人看我”,同时也是“我看人怎么看我”,等等。不同断句的方式产生不同的角度,也就是在场的角度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认同的情况不一样,视角也就不一样。不同的视角都可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只能摸到某一部分。我在摸到尾巴的时候,不要说这个就是大象,大象就是长这个样子的。而是应该提出来,我在什么位置,摸到的是什么样子,跟大家分享。大家把各自摸到的多种形象整合起来,才可能得到比较接近于全象的东西。

所以,对视觉人类学,它到底应该得到褒也好、贬也好,我觉得都不是重要的。只能说这个学科或研究方向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在某一方面不擅长做。大家取长补短,其实就可以更加丰富完整一些。

谢:所以视觉人类学的成长不仅是在整个人类学领域的观念、思维的变迁中,也包括在科技手段的革新浪潮中,慢慢得到提升。

邓:在当代,网络、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信息时代,它跟过去的那种口传或者笔传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学科,要是不研究我们自己的时代、不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视觉人类学,它天然地就和现代有关系,既可以研究最古老的像岩画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对当下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视觉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必要的。人类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跨学科。按最早的分法就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现在跟不同领域交叉碰撞之后,已经分出来很多了,比如生态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等,这些都是不同学科交叉的结果。

谢:那么,目前视觉人类学在整个人类学学科体系里的地位如何,是否与书写人类学等其它分支学科已经达到一种相互交融,相对和谐的状态了?

邓:不能这样说。其实,包括在国外,视觉人类学的发展也是比较慢的,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只是哈佛大学有比较像样的理论著作出来。纪录片作品从上个世纪初就很多,不论是讲纪录片还是讲人类学,都必须提到精品。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一门学科,是几十年前才开始有一些研究论著陆续地出来。即使是这样,相关的书到现在还是很少。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视觉人类学杂志,办得不错。在中国,则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讨论。不过拍纪录片很早,上世纪50、60代民族识别、民俗调查的时候就拍过一些,到了80年代就拍得比较多了。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参加过几个纪录片的摄制,后来参加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看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有很传统的纪录片,也有当代性很强的,样式并不统一。

谢:目前视觉人类学作品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拍摄规范?我阅读过一些视觉人类学的著作,似乎看不出它区别于一般纪录片的拍摄创作方法。

邓:有一些,如人类学纪录片和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理念、拍摄规范和拍摄方法都有很大差异。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人类学家和电视台的记者工作方式很不一样。但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书还是很少,不像纪录片、不像电影专业从它的形式结构、语言方式都有大量的著作。视觉人类学在这方面需要两个领域的支撑,一块要有人类学专业背景的支持,另一块要有影视艺术和技术的专业知识。同时有这两方面的修养不容易,要么偏重于理论,对于现有作品的分析;要么纯粹就是一个编导去拍摄,运用的方法和一般纪录片差不多。很成系统的研究还不多,包括国外也不多。所以视觉人类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空间都很大,十分值得去做。

谢:目前不仅视觉人类学,还有影视社会学、影视史学等等一些以影像为手段或载体甚至作为一种学科研究思维方式的社会人文科学分支逐渐出现。这是不是意味着影像的潜在价值和功用已经被社会人文科学慢慢发现和认同?而且影像引入这几个社会人文学科,就像您所说的,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还会带来许多思维、观念层面的变化?

邓: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应更广泛地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2003年我到佛罗伦萨参加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专门去参加影视人类学的专场。其中一个主题是婚纱摄影,它与传统的视觉人类学已经不一样了,关注街头流行的、大众文化的现象。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视觉人类学不单单是研究纪录片,也要研究更开阔的视觉现象,特别是要面对现在的数字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图像作更多的研究。所以我们也在做尝试,鼓励学生除了掌握传统人类学的做法,也可以关注一下关于网络和广告图像、动漫群体及其虚拟身份认同等等,尝试用人类学来分析这些现象、研究这类人群。

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人类学其实没有必要排斥这些新鲜玩艺。例如用数字技术来存储博物馆的文物,通过三维虚拟成像技术,把不可触摸的文物做成可以通过鼠标和立体眼镜“把玩”的东西,大家使用、观摩就比较方便。现在博物馆一般只有1/10的馆藏有条件让公众看,通过这个技术,可以把更多的文物让更多的人观看。另外,现在到处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记录工作,要记录那些表演艺术、工艺流程和传统技艺,影视手段是不可替代的。怎么结合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对这类特殊的都市流行文化及其群体进行分析,研究这样一些现象,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当然,做这样的选题需要勇气,也需要才气。所谓勇气是因为可以借鉴的东西太少,特别在传统人类学领域,要做综述,连同行的文献都很难找到。而且,同行认同与否也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回避这些问题是没必要的。现在不是争论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说你怎么把它用起来。你拿刀,他拿枪,无所谓,问题是你怎么样把它做得好,耍出几招漂亮的就好,否则,除了抱原子弹的那个人,其余的人都不要说话。

谢:反过来说,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这几个积累更为深厚的学科,它们又能给纪录片创作,或者日常纪实影像记录,提供哪些借鉴呢?

邓:我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学新闻,一部分学人类学。我跟学新闻的学生说,你们学一些人类学,对今后太有好处了。因为人类学强调一个“深描”,就是深度描述,这是深度报道的一个基础。掌握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视野,就是对他者、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这样新闻报道就能做得更好,更接近于事实,内涵更多一些。为什么我不用“客观”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东西。梅索斯兄弟曾经说要做墙上的苍蝇一样的记录,就是不掺杂任何主观个人的东西。但是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所谈到的解释的问题,你是怎么解释的?同样一个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报道。比如说原来米德在一个地方做了调查,使她成为很著名的人物。但是若干年后有另外一个人同样到她那个地方去,得到完全不同的调查结论。当时就对人类学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危机。怎么会这样呢,人类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没有什么真实性。后来格尔茨化解了这个危机,他认为不要谈什么客观问题,本来你的介入就会有你的解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甚至不同的时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看到不同的东西。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样的道理,在不同的时代做调查,社会发生了变迁,你也是不同的人了,在不同的背景去解释,你看到的当然就不一样。

谢:尽管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但人类学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视野和方法?

邓:其实人类学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更接近真相的一个方法。为什么人类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察,它不喜欢你坐着空谈,你一定要到场,不到场你就免谈。像我们学生的论文,不下去几个月研究,基本就是不及格的。到了现场,你起码看到了当时看到的那个事实。

谢:您近期的很多文章涉及史观转向的问题,就是从以往精英史、政治史的观察视野向眼光向下的平民史转变。

邓:类似的看法很早就有了。早期像伏尔泰,他之所以要搞民俗学,就是因为他看到的许多历史都是帝王的历史,很多细节没有。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了一部《风俗论》,提出应该记录那些没有被史书记录下来的历史,认为这些历史是存在于民间的。老中山大学的著名学者顾颉刚上个世纪20年代办过一本杂志,也提出要以人民的呼声为指向。

人类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视角基本是向下的,是向边缘的群体、向弱势的群体倾斜,它有天然的关怀弱者的倾向。人类学家过去做考察基本上是在这样的弱势群体或者边缘群体做调查。包括现在的关注民工问题、关注城中村问题等等都是人类学比较常见的问题。

谢:在论述影像的许多文章里面,您经常会提到包括“分叉史学”、“多元历史”这样的关键词。是不是影像工具的普及给上述这种史观的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邓:“分叉史学”是杜赞奇提出的,他认为历史有大传统、大历史,也有小传统、小历史,所以他认为历史应该是分叉的。但按他的理解,这种分叉只是民间的和官方的或者是文本的和口述的。但我认为还应该多一个层面,就是不单有书写的历史,还有图像的、视觉的历史。这也是分叉历史中的另一个分叉。所以这个“分叉历史”有很多层面,不单单是大传统小传统、大历史小历史这个意义上的分叉。影像工具的普及,的确给这种史观的变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谢:目前您不仅仅做理论研究,也在参与推动和策划一系列的影像活动。如何看待纪实影像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当下的电视传媒内容,比如娱乐节目、电视剧甚至连新闻节目本身也是很浮躁的。那么,在这样的传媒生态里,纪实影像是不是扮演着一种更具反省意义的角色?

邓:纪实影像至少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它具有记录历史、为历史留下文献的价值。这种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明显。就像当年拍文革的李振盛,他作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当时很多人都拍,但是都扔了,只有他系统地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价值,它对于促进我们反思那个时代,对于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怎么回望那个时代,是相当重要的。所以纪实影像的另外一重意义就是反思。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某种沉下来的、与流俗相区别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实力的体现。纪录片创作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更需要一些建设性的积累。

我认为,真正的作品,不是看一时一世,甚至当代人是不理解的。但是它会在以后慢慢显现出独有的价值。它是留在历史上的文献,不是像那些泡沫,像那些流俗的、流行性的东西,转眼就过了。

谢:但是目前的影像记录是否还是缺乏一种记录的眼光和视野。从一个人类学者的观点看来,影像记录它应该记录什么、怎么记录?

邓:不同的人会做不同的记录,也很难说什么可以记录,什么不可以记录。任何以往被忽略的东西,被记录下来都是有意义的。关键是你怎么想,怎么拍。这个世界这么大、层面那么多、社会那么复杂,你只要抓得到一个切入点,抓得到应该被记录的东西,也许它就会具有某种对社会甚至对世界有震撼的作用、具有某种史诗的意义。中国正处于一个时代的转型期,对这些搞艺术的、搞影像的人来说,既不幸运又幸运。幸运的是,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那么多事,见过那么多其它国家可能是一个世纪的变化。

谢: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转型,单靠媒体和学者的力量可能远远不够,民众的力量怎么把它发动起来?

邓:媒体和学者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我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是我的同学吴文光,他负责中国民政部和欧盟合作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项目,把摄像机交给一些农民,让他们去拍。我作为评委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可以就近做些观察。评选时有两个评委会,一个是专家学者的评委会,一个是随机由在北京打工的村民组成的评委会。一起看片子,两个评委会都公认一个片子好。这个片子是由北京郊区的一个邵大妈拍的,她一开始想拍主题先行的东西,拍不到。很懊丧,说“哎呀,我对不起你们了,我没拍好,我退出了”。组织者说,你先把拍到的东西给我们看看啊!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拍的东西拿出来。剪辑的那个人有眼光,剪了个片子出来。绝了,摄像机和她化为一体,摄像机就像她的眼睛,她不避忌穿梆,拍的时候就在那跟人说话,跟人家打招呼。人家也对她没有什么顾忌,冲着镜头说,你怎么玩这个了?她说,农民为什么不能玩呀?人家问她说,拍了有什么用?她说,没用,就是玩儿!这种很真挚的东西,大家看了都叫好,就评了个一等奖。我写过一篇文章,就用她的题目来写:《我拍我的村子》。我把题目作了分解:“我”,主体变了;“我拍”是活动本身,有它的意义。一个是主体,一个是主体来做这个事。然后“拍我的村子”,也是对重大主题的一个颠覆,就是拍一些日常的情况,但是日常的情况不琐碎、有意义。

其实,类似的活动在很早以前,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就提出过“共享人类学”。他拍的片子基本上是要和村民一起商量怎么拍,怎么弄的,但这种片子不好看。1994年我去德国参加民族学电影节,他的一个片子也在那参展,不大看得下去,很烦人的那种,但它的学术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后来,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美国的李浈教授搞了个活动,把相机发给云南的农民妇女,后来用她们照的照片出了本画册,也不错。最重要的是观看的立场和角度不同。

谢:您在进行视觉人类学研究包括推动和策划相关的影像活动时,目前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邓:材料太少。我跟学生开课,找不到多少参考文献和经典作品。但是也说明这个领域空间很大、空白很多,很值得做。

谢:谢谢邓老师百忙中接受采访!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2

中国古代有许多乱伦的悲剧或闹剧，皇宫乱伦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杨广之于其庶母，唐高宗之于武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多半是这种状态。皇宫大内尤其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对这一现象，要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来，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多半未进入文明社会。胡俗：父死，妻其庶母；兄死，妻其嫂。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种习俗是人口优选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远古时代，人类的婚姻经历了乱婚、血族群婚、对偶婚三个阶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其生不繁”。但事实上近亲是指同一合婚族内的亲，对外来的异性，则是没有这一禁忌的。人类早期由于卫生等原因，新生儿死亡率很高，自然增长率也低。为了种族的延续，人类用高出生率来弥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是其自然选择。进入文明社会后，一妻多夫制消亡，然时有其遗俗，同一家庭中的多名同辈以一个女子为妻。文明程度越低，这种现象就越多。现代非洲尚有其遗迹。

另外，这种婚俗，也是北方民族汉化过程中的反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汉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大量涌入中原，有许多部族或聚落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大小不一的政权，中原文化以其包容的母性逐渐使武力强大的“五胡”臣服。胡人开始抛弃自己的传统，转而学习汉民族的礼仪文化，成了胡汉双俗的结合体，并最终在晋末完成汉化。此后各朝代，汉化过程时有延续，汉民族血脉不断融入新的血液。

这一过程的大方向是一定的，但也存在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反刍现象。婚俗是其中重要一项。汉化胡人的前几代，尚未完全被汉民族礼仪统驭，娶其庶母及嫂，亦不为羞。杨隋与李唐，实乃双俗的代表，隋、唐（前期）的后宫，胡人主事：杨坚之后为独孤氏，和李渊之母为姐妹，正宗胡人；隋唐的次代皇后，其实均为胡人。其前庭重臣，胡人当权，半为拓拔魏之贵胄。据当时的习俗，子蒸其庶母，其实算不得乱伦。杨广、李治之事出焉。数代之后，观念稍变，始知其耻。詈骂杨广、申斥武后之言实后世史家的观点。及至宋、辽、金、元、清之世，古风犹存的民族与汉民族在礼仪上的对抗甚至是很强烈的。多尔衮之于大玉儿似是不成眷属的情侣。

人类学者的文化视野(二)(3) 篇3

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规则，而哲学、政治学、文学和其他学界的朋友们，发现了已经荒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原野，他们出来重新开发这片曾经被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开发过的处女地。然而，那时虽然有百家争鸣的形势，却没有万法归一的气象。大约在十多年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经过充分的准备，开始再次进入自己的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这一次返归，以学者们在学术实践中对话和寻求规则为标志。与此同时，其他学科也进入了寻找、创造或者恢复规则的时代。不过，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在内的各个学界这种寻求规则的努力和实践，大多没有采用明显的形式和口号，而是一种广泛的隐喻。李亦园先生讲，人类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最大的分野相对来说是物和人，前者追求绝对的通则，后者不一定。也就是说，他们在肯定或者否定一种通则的时候，又创造了另一种通则。没有通则就没有交流，但关键是要找到通则的边界和层面，边界不同、层面不同就不能对话。费孝通教授的名作《江村经济》得到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弗思的赞赏和鼓励，后者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和“微型社会学”的说法，提出要从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来看整个中国的缩影，要把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提高到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上来。也许，文化生产的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这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吧。另一个人类学大师英国的里奇教授不同意在《江村经济》中试图达到的“以小见大”的通则追求，说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恐怕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要多少个社区才能代表中国国情，而在于要研究的层面在哪里，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刚才我们提到，人类的知识领域的最大分野是物和人，在人的层面上可以抽象出“人性”、“主体”之类的哲学观念，也可以划分出“族群”、“阶层”这样的研究对象；在族群层面上，还可以跨越社会、种族、群体和亲族这样的组织，从有机体、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器和生物大分子，一直划分到基因。族群理论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把基因和基因的组织方式作为族群生命力的源头，得出“族群是家族的延伸”的结论。“微型社会学”以小见大的作用不容忽视，“广泛选点”、以量取胜的优势也毋庸置疑。它们都在追求某一个层面上的“通则”，都在遵守某一种“规则”，否则就无从对话，难以交流。一种通则要建立在一定的思辨和实践层面上，它的探讨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通则、层面、规则的统一，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乔健教授指出，人类学是一门普及性学科，它的地位就像数学和物理一样。这话是从人类学作为工具，作为较高层面上的通则角度来说的，它意味深长。在另一个层面上，即对应于全球化的地方化层面上，中国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提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口号。如果站在他们各自的角度去推论，恐怕他们都有道理。不过，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口号，只能是一个阶段性口号，它们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整个人类学做贡献，参与全球人类学的大对话，大交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大势所趋。其次是对这两个口号的具体内涵要仔细辨别，即在那些提出人类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学者的视野中，这些口号可能涉及三个方面：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即研究中国本土文化；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即要创造中国独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三、研究者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即要有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家。从近几十年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历史观察，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中，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已经或者正在得到解决，只是第二个问题不好解决。第二个内容的困难在于，人类学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它不能不带有外来影响的痕迹，要完全实现本土化就有困难。同时，在人类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它要接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解释，因而它已经是“本土化”和“中国化”的东西了，只是我们没有认真观察罢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渗入我们引进的人类学之中，在我们提出“本土化”和“中国特色”之前，就已经“本土化”和“中国化”了。外来的人类学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生成了既不同于输出地文化，也不同于输入地文化的“第三代”产品，可以说它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边缘”的或者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综合的，因为它同时具有双方的某些特点。然而，由于我们受到生理极限和认知能力的制约，总是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的二值判断，非此即彼。尽管我们有“模糊”和“混沌”的说法，但它们是用二值判断的语言来描述的，最终不能避免使用“是”和“不是”(“否”)这样的判断词。

吴文藻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并付诸实施。六十多年之后，“社会学中国化”和类似的“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重新又被提出来。在当时，“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费孝通语)。现在的情况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一方面是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支人类学、民族学队伍，这支队伍不乏“学贯中西”之士；另一方面，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可以在许多方面和西方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对话。尽管如此，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直到不久之前还沉湎于自我独白，信息闭塞，不能登上国际舞台，丧失了许许多多的学术资本和文化资本。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大致有四：一、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没有把自己和中国社会总发展的要求联系起来。二、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意志松懈，在生活条件不尽人意的形势下，把学术活动放在维持生计之后。三、“印刷资本主义”成为强势政治和经济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学术语言后面还潜伏“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例如，英语的支配地位通过建立和不断重组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存在的结构和文化不平等而得到坚持和维护，与其他语言相比较，结构和文化的不平等确保把更多的物质资源继续分配给英语，使那些英语熟练的人得益(RobertPhil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在语言帝国主义的话语中，像英语这样的语言和民族国家相对，许多非欧洲语言则与部落、族群相应，这就使人联想到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第一卷《生与熟》中用生与熟、新鲜与腐烂、湿与干、自然与文化、世俗与神圣等二元对立结构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对立和感情对立在所难免。四、西方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以研究国外民族为主，而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则以研究本国的各民族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支持自己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漂洋过海，研究国外的民族和文化。在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口号，不仅是一个学术口号，还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因素，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无论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也好，还是人类学和民族学走向世界也好，都存在一个有关规则的隐喻：操作的规则是什么？解释的规则是什么？划定边界的规则是什么？关键并不在于口号本身，甚至也不在于操作本身，而在于规则。洛夫格伦利用语言学作隐喻，提出供比较研究的产生民族国家文化的三个层次：一、“民族国家的国际文化语法”，这是国际公认的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菜单，包括国旗、国歌等；二、“民族国家词库”，它表示把民族国家的普遍形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相结合，即本土化，就像根据语法在特定语境下使用标准语言的词汇一样；三、“方言词汇”，就像操不同方言的人，利用“国家语境”表达自己的地方观念一样，国内各个群体利用有关民族国家文化的话语和实践，对民族国家竞相提出自己的定义(O.Lofgren，1989.TheNationalizationofCulture)。洛夫格伦的“国际文化语法”就是我们说的通则，作为“本土化”和“群体话语和实践”的“民族国家词库”和“方言词汇”，就体现了在不同的语境下操作进行的地方和群体活动中隐含的规则。不能把处于不同层面上的“国际文化语法”、“民族国家词库”和“方言词汇”混淆起来，否则就会造成错误分析，导致错误结论。同样的道理，人类学家通常把金钱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克星”，是社会道德的腐蚀剂。但是，正如布洛克和帕里所说，这是对“金钱”的“误读”，是把西方的“金钱”观投射到其他文化上的结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交换观念，它们不一定要表现在西方式的金钱上；它们可以有自己的一种交换媒介和与此相应的交换观念。马来西亚凌家卫岛(PulauLangKawi)上的渔民，愿意和比较陌生的人做生意，和同族人做生意是不道德的。男人们一挣到钱就交到妇女们手中，因为她们没有接触不道德的市场交易，因而没有被污染。妇女们可以对接受过来的钱作“去污”处理，使之成为用来维持家户和社区生存的符合道德的资源。就像她们把生食煮熟来吃，象征团结，妇女们“煮熟”金钱，使之安全地成为家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文化中金钱具有不同意义，但是，当我们关注更为广泛的交换模式的时候，就会发现某种规则。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关注点提高到或者深入到某个层面上时，就会发现一个通则或者“公约数”。这个通则或者公约数和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其中之一就是个人生活和充满象征符号的持久的社会和宇宙制度。关键是不能把一个文化内部的短期制度和长期制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误读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换一句话说，作为通则，每一种文化都会有交换观念，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能把表面的不同说成是文化之间的不同。不能把非西方文化简单看作是没有交换观念的文化，只是在西方金钱和金钱观念侵入之后，才借用了这样的观念，并且以牺牲原有道德权威为代价。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美声唱法 篇4

笔者查阅了2008年《明星商演价格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70万以上的, 全部是港台的流行歌手, 如刘德华、张学友、周杰伦、成龙等;60万～70万:黎明、谢霆锋、莫文蔚、SHE等;50万～60万:周华健、周笔畅、林忆莲、王力宏、陈慧琳;40万～50万:张柏芝、阿杜、梁咏琪、飞儿乐队等;30万～40万:张信哲、那英、孙楠、蔡琴、刘若英、张靓颖、宋祖英等;20万～30万:陈慧娴、李宗盛、羽泉、张宇、韩红、陈好、林子祥、何洁等;10万～20万:王杰、罗大佑、女子十二乐坊、腾格尔、孙悦、解晓东、蔡国庆、臧天朔、彭丽媛、汤灿、谭晶、王宏伟、祖海、陈思思、董文华、阎维文、郁钧剑、殷秀梅等;4万～10万:彝人制造、阿里郎、香香、景岗山、潘美辰、黄安、文章等;1万～2万:蒋大为、郭峰、零点乐队等。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港台歌星的出场费明显高于大陆歌星, 流行歌手的出场费高于民族歌手;唱中国歌曲的美声歌手在价格表中还可以看到名字, 唱外国歌曲的美声歌手是没有一个, 从这至少可以看出, 流行音乐的受众要远远超过民族音乐, 特别是港台流行音乐是非常受大众欢迎, 而民族音乐的受众就少多了, 并且当红的歌手能够列在排行榜里的也不过10个左右, 西洋美声境遇就很不理想了。在中央台的“欢乐中国行”、“同一首歌”这些收视率较高的娱乐栏目中也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一般的歌厅也是, 唱通俗的出场费最高, 其次是民族唱法, 唱美声的几乎不能进入普通大众的娱乐消费范畴。

也许你会讲, 美声是一种高雅艺术, 把它束之高阁而区别于普通大众, 只有真正懂艺术的人才能欣赏, 只有美声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声乐艺术。如果是这样, 我想美声的发展境地就会同古琴一样有着相同的宿命。古琴艺术历来视为“君子”——士大夫修身养性之器, 成为雅乐的代表, 而与“小人”——凡夫俗子无缘, 从而远离了生动的民间音乐, 逐渐趋于僵化就必然脱离民众而走向衰落。同样, 美声音乐的受众也只是从事专业音乐的一小部分人群, 得不到普通民众的共鸣。在市场经济社会, 任何一种唱法不能逃避市场的检验, 没有市场就是没有受众, 没有受众, 这种艺术就不可能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因此, 美声唱法的发展是不是也应该从流行音乐的发展中获得一些启示。

二、美声唱法在我国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美声唱法自20世纪传入中国以来, 我国涌现出了大批声乐人才, 不少佼佼者走出国门进入世界舞台, 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 美声唱法在普通大众中却遭受如此冷遇, 始终被少数人认知, 大众认同度和社会影响还很小, 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从事专业音乐研究者的深思, 其中的原因很多,

首先, 生理机能的差异性。中国人的语言是靠前的, 西方的语言基本上是靠后的。拿英文来讲, 我们国家所要求普及的英语, 我们很清楚其发音是要求靠后的, 因此, 中国人讲英文就不是那么容易说得地道, 因为中国人说话的习惯是靠前的。据笔者调查, 外语专业的专职老师中, 10个里面最少有9个嗓子都出过毛病, 嗓子沙哑, 容易疲劳, 长声带小结, 等等。我们在讲自己的语言时, 只要不是大喊大叫, 嗓子是不会出现任何毛病的, 而中国人讲英文为什么会带来诸多的不适呢?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讲英文时是压着嗓子讲的, 否则就会发音不准。相反, 英语语言的持有者就不会有这些毛病, 他们往后说就是一种自然, 正如我们的语言考前一样也是一种无须训练的自然状态。因此, 从生理机能上讲美声唱法在我国有其不相适应之处。

其次, 审美习惯的差异性。中国人的歌唱的声音特点是靠前的、明亮的、纤细的、甜美的;而美声唱法似乎恰恰相反, 因而特别不符合中国人民普通大众的审美习惯,

再次, 文化的差异性。由于语言上的障碍, 文化的差异性, 致使很多的听众根本不明白美声唱法所演唱的西洋作品所表达的内容, 听这类作品因而感觉茫然, 味同嚼蜡。

综上所述, 美声唱法得不到普通大众的欢迎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至于那种认为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具有高级文艺欣赏能力的观点, 这种孤芳自赏的封闭视阑本身是没有多少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美声唱法的发展理念的调适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 世界上的各种艺术都是自主、自洽、价值地位上平等的, 世界上各种民族、各种地方艺术之间可在多维度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

西方文化固然好, 可是撇开了一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 模式化地谈理论是非常荒谬, 也是极其危险的。理论上没有最好的, 只有有用的, 只有最适合的。我们要用“有用的”、“适合的”这种理念上的转变打破了盲目的因循, 走向理性和务实。我们应该科学地强调东西方发声理论的交汇与融合, 这既是发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 也是国际性与本土化有效互补的问题。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一对矛盾体, 但这种矛盾也是发展的动力, 应当更好的利用。为什么要国际化, 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国际化视野, 了解各种唱法的特性, 具有国际化竞争力。本土化也不是固步自封, 重要的是立足本土, 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如何建立中国科学发声的理论体系, 不应该是西方发声理论的简单的翻版或拷贝。也不是对中国传统发声理论的简单梳理和总结。如果只是将我们演唱实践贴上一些传统的标签, 或者再贴上一些西方的标签, 就不能算是融合。这首先需要我们肯定我们自己的发声理论、发声方法,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发声方法不科学, 只能说我们发声有其自身的特点。当然, 也有待丰富和发展。我们还应该强调所有声乐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在不同的声乐文化之间实现平等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比如说, 我们不能狭义地认为, 美声唱法只能用来演唱外国作品, 不能演唱中国作品。例如, 2008年的青歌赛上, 绝大部分采用美声唱法的选手都是演唱的外国作品, 只有很少的选手用美声唱法演唱了中国作品。并且也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的这种结合也是相当的不成熟。当然, 参加国际比赛时, 我们可以用来演唱外国作品, 以显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也可以用美声演唱我们中国作品, 以显示美声在我国的发展, 而不是永远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就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流传全球, 我们的火药用来制造爆竹了, 国外却用来制造炸弹了。在国内, 我们可以用它来演唱我们自己的作品, 我们要用各种风格的演唱方法来反映我国人民的生活, 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 弘扬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我想, 这才是我们学习美声唱法的真正目的, 才是美声唱法应有的发展理念。

摘要：美声唱法在我国市场上遭受冷遇, 因而, 美声唱法在我国存在生存困境。在全球化语境中、音乐人类学的视野下, 美声唱法在我国的发展理念应有所调适, 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

关键词：美声唱法,生存困境,发展理念,音乐人类学

参考文献

借物喻人类文章拓展阅读 篇5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是在昆仑山上度过的。

昆仑山其实只有一个季节――冬天，春节过后那段漫长而寒冷的日子被称之为春天，这是我们这帮小女兵从平原家中带来的习惯。

快到“五一”了，冰封的道路渐渐开通，春节慰问品运到了。五颜六色来自五湖四海的慰问袋最受欢迎。小伙子们希望从绣着花的漂亮布袋里，摸出一双精致的鞋垫，做一个浪漫的梦。姑娘们没有这份心思，只想找点稀罕的吃食，打打牙祭。整整一个冬天，除了脱水菜和军用罐头，没有见过绿色。可惜，关山重重，山路迢迢，花生走了油，瓜子变哈喇，沙枣颠成粉末，面粉烙的小果子像出土文物……

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清香。

那是一个绣着黄色“八一”和红色五星的小白口袋。针脚毛茸茸的，绣活手艺不高，想必出自一个笨手笨脚的胖姑娘。

打开一看，是一袋葵花子。颗颗像小炮弹一样结实，饱满得可爱。我们每人抢了一把，一尝，竟是生的。葵花子中埋着一封信。

“敬爱的解放军叔叔们……”

信是从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发出的。

我们趴在地图上找。唔，湛江，好远!那里是亚热带，一个很热的地方。

孩子们请求解放军叔叔们，把他们精心挑选出的葵花子，种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们把手中的葵花子放回布袋。那清香，是阳光、土地和绿色植物的芬芳。

昆仑山咆哮的暴风雪，伴随我们进行讨论。

为什么只写给解放军叔叔?边防线上也有解放军阿姨呀。

在国境线上种葵花，多美妙的想法!每当葵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将有一条金色的国境线。

这根本不可能!昆仑山是世界第三极，雪线上连草都不长，还能开葵花?!

我们都默不作声了，只听见屋外风在嘶鸣。

大家决定由我给孩子们回一封信，就说葵花子是解放军阿姨们收到的。只是这里很冷很冷……

昆仑山的“夏天”到了。

信早已写好，却终于没有发出。我们大着胆子，把葵花子种在院子里。

人们都说活不了，却天天跑来看，松土施肥。

葵花发芽了。先探出两片嫩黄的叶子，像试探风向的小手掌，肥厚而天真。然后舒展腰肢，前仰后合生机盎然地长大起来。

昆仑山默默地认可了这些来自亚热带的绿色幼苗，就像它认可了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不知道该算是上个冬天最迟、还是下个冬天最早的一股冷风，冻死了绝大部分葵花。但却奇迹般地保存下一棵幼苗。它并不是最强壮的，也许因为近旁有一块大石头。受到启发，我们用石头为葵花围起一圈不透风的篱笆。

现在，我们每天趴在石头围墙上看葵花，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养着活蹦乱跳的小生灵。

这棵幸运的葵花，一往情深地看着太阳，勇敢地展开桃形的枝叶。茎上纤巧的绒毛，像蜜蜂翅膀一样，在寒风中抖个不停。也许它感到了昆仑山喜怒无常的威严，急匆匆地压缩自己生命的历程，才长到一尺高，就萌出了纽扣大的花蕾，压得最高处的茎叶微微下垂，好像惭愧自己为什么不长得更高一些。

那一年没有秋天。寒凝一切的风雪，毫无先兆地骤然降临。早上起来，天地一片苍茫，我们几乎是跌跌撞撞地扑向葵花。

石围墙也被飓风吹得四散飘去，向日葵却凝然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在冰雕玉琢的莹白之中，保持着凄清的翠绿。叶片傲然舒展，像面面玻璃做的旗，发出环佩般的丁当之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居然绽开一朵明艳的花。那花盘只有五分硬币那么大，薄而平整，冰雪凝冻其上，像一块光滑的表蒙子。刚分裂出的葵花子还未成熟，像丝丝柳絮一样优雅地弯曲着，沁出极轻淡的紫色。最令人警醒的是花盘四周弹射出密集的黄色花瓣，箭头一般怒放着，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

向日葵身上的冰花越结越厚，最后凝固成一方柱形的冰晶。

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当年的孩子们，但愿不要看到我这篇小文。愿他们心中永存一条盛开葵花的金色国境。

假如有一天，我能重回昆仑山。在两座最高的山峰中间，有一块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地方。在深深的永冻土层之下，有一方冰清玉洁的水晶，水晶中有一朵美丽绝伦的花，宛若雏菊半仰着脸，灿然微笑着……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葵花，但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葵花。

苦瓜

原来我家有个小院，院里可以种些花草和蔬菜。这些活儿，都是母亲特别喜欢做的。把那些花草蔬菜侍弄得姹紫嫣红，像是给己的儿女收拾得眉清目秀、招人眼目，母亲的心里很舒坦。

那时，母亲每年都特别喜欢种苦瓜。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是我特别喜欢苦瓜。刚开始，是我从别人家里要回苦瓜籽，给母亲种，并对她说：“这玩艺儿特别好玩，皮是绿的，里面的瓤和籽是红的!”我之所以喜欢苦瓜，最初的原因就是它里面的瓤和籽格外吸引我。苦瓜结在架上，母亲一直不摘，就让它们那么老着，一直挂到秋风起时。越老，它们里面的瓤和籽越红，红得像玛瑙、像热血、像燃烧了一天的落日。当我掰开苦瓜，兴奋地注视着这两片像船一样盛满了鲜红欲滴的瓤和籽瓜时，母亲总要眯缝起昏花的老眼看着，露出和我一样喜出望外的神情，仿佛那是她老人家的杰作，是她才能给予我的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尾，让我看到苦瓜最终这一落日般的血红和辉煌。以后，我发现苦瓜做菜其实很好吃。无论做汤，还是炒肉，都有一种清苦味。那苦味，格外别致，既不会传染上肉或别的菜，又有一种苦中蕴的清香和苦味淡去的清新。

像喜欢院里母亲种的苦瓜一样，我喜欢上了苦瓜这一道菜。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经常从小院里摘下沾着露水珠的鲜嫩的苦瓜，给我炒一盘苦瓜青椒肉丝。它成了我家夏日饭桌上一道经久不衰的家常菜。

自从这之后，再见不到苦瓜瓤和籽鲜红欲滴的时候了，是因为再等不到那时候了。

这样的菜，一直吃到我离开了小院，搬进了楼房。住进楼房，依然爱吃这样的菜，只是再吃不到母亲亲手种、亲手摘的苦瓜了，只能吃母亲亲手炒的苦瓜了。

一直吃到母亲六年前去世。

如今，依然爱吃这样的菜，只是母亲再也不能为我亲手到厨房去将青嫩的苦瓜切成丝，再掂起炒锅亲手将它炒熟，端上自家的餐桌了。

因为常吃苦瓜，便常想起母亲。其实，母亲并不爱吃苦瓜。除了头几次，在我一再的怂恿下，勉强动了几筷子，皱起眉头，便不再问津。母亲实在忍受不了那股子异样的苦味。她说过，苦瓜还是留着看红瓤红籽好。可是，她依然每年夏天当苦瓜爬满架时，为我清炒一盘我特别喜欢吃的苦瓜肉丝。

最近，看了一则介绍苦瓜的短文，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苦瓜味苦，但它从不把苦味传给其他食物。用苦瓜炒肉、焖肉、炖肉，其肉丝毫不沾苦味，故而人们美其名曰‘君子菜’。

竹

竹，是极平凡的，然而，竹子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青青翠竹，全身是宝：竹竿既是建筑的材料，又是造纸的原料；竹皮可编织竹器；竹沥和竹茹可供药用；竹笋味道鲜美，助消化，防便秘。翠竹真不愧是“绿色的宝矿”。然而，我更欣赏竹子那种顽强不屈的品格。自古至今，它和松、梅被誉为“岁寒三友”，历年竞相为诗人所题咏，画家所描绘，艺人所雕刻，游人所向往。

当春风还没有融尽残冬的余寒时，新竹就悄悄地在地下萌芽了。春风一过，它就像一把利剑，穿过顽石，刺破冻土，脱下层层笋衣，披上一身绿装，直插云天。

暑来寒往，迎风斗寒，经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充分显示了竹子不畏艰难，不惧压力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一种人们看见而确实存在的品格，竹子品格体现的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吗？作为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不也是这种精神吗?

红柳

红柳是高原上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植物。她遍地生根、开花、结果，从不向人们、向大自然索取什么，只是默默地奉献。

在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大风暴的确太可怕了！狂风肆虐，石走沙飞，直刮得遮天蔽日，天昏地暗。枯草吹走了，牛羊刮散了，帐篷撕裂了，风魔和沙怪露出狰狞的面孔，发出一阵阵狂笑。

沙丘下的红柳，却没有被风暴吓倒。她们把根扎得更深，把触须伸得更长，最深、最长的可达三十多米，以汲取水分。她们把被流沙掩埋的枝干变成根须，再从沙层的表面冒出来，伸出一丛丛细枝，去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她们顽强地开出淡红色的小花，向着太阳微笑。大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红柳的根却越扎越深，花儿也开得一次比一次更鲜艳、美丽！倔强的红柳，决不让沙丘向草原移动半步！

春天来了，红柳火红色的老枝上，发出了鹅黄的嫩芽，接着长出一片片绿叶。高寒的自然气候，使高原人很容易患风湿病，红柳春天的嫩枝和绿叶是治疗这种顽症的良药，使多少人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让他们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藏族老百姓亲切地称她为“观音柳”和“菩萨树”。

孔繁森同志喜爱红柳。凡是他走过的雪域高原上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栽植的红柳。他常说：“红柳是青藏高原的生命树！”

记得是藏历雪顿节的一天，天空湛蓝如洗，这是高原最美好的节日。孔繁森同志领我们来到拉萨河畔的红柳树下。柳林里不时传出人们的欢歌笑语，随处可闻到青稞酒和酥油茶的芳香。孔繁森同志站起身来，从柳枝上采下几朵浅红色的红柳花，放入杯内的青稞酒中，对我们几个援藏的同志说：“人的一生，不一定非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只要能像高原上的红柳一样，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他喝了一口青稞酒，笑着对大家说： “你看那红柳，论资格可谓是老西藏了，恐怕是和文成公主一同来西藏札根的。可她从不炫耀，从不骄傲，柳梢总是低垂着，多么谦虚啊！”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讲：“我们援藏干部要和藏汉群众一道，像红柳那样，发扬老西藏精神，团结起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新西藏！”

在纪念孔繁森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和他同期援藏的战友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了那历经风霜雨雪却永远挺立的高原红柳。

心田上的百合花

林清玄

①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花。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惟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白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立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②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它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③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④a在野草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b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c这时候，野草再也不嘲笑它了。

⑤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不久，这些地方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野百合。

⑥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6

一、生存空间拓展机制

生存空间拓展机制包括空间存量的更新重组与空间增量的拓展开发[2]。

空间存量的更新重组多发生在人类长期生产和生活的地区, 即人类聚居区。此类地区承载着高强度的人类建设活动, 空间利用已成体系, 但同时空间所承载的活动其内容、性质和强度 (即空间的容量) 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低利用率空间被高效利用后而发生空间演替, 即空间存量更新和重组后实现集约化发展, 如工业用地置换为居住用地、闲置旧厂房被改造成创意艺术园区等。

生存空间增量的拓展开发, 意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已开辟的生存空间不足以容纳人类生存活动, 从而将少有人类聚居区转变为人类聚居区的过程, 包括延续性拓展和跳跃性拓展两类。延续性拓展指在已开辟的生存空间基础上连续向外拓展, 如依托老城区开发的新城;跳跃性拓展是空间区位上不连续的拓展方式, 当连续性拓展对原有生存空间造成影响时, 而采取在少有人类聚居区挖掘空间资源的策略, 广阔的海洋、荒无人烟的荒漠、尚在探索的极地等以往未作为居住目的开发的地区有极大的空间增量拓展开发价值。

生存空间存量的重组与增量的开发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缺少增量开发, 已开辟的生存空间难以承载人口与资源消耗量的激增, 空间内部更新与重组无从谈起;而缺少已开辟空间存量的新陈代谢, 增量空间的开发将失去方向和动力——盲目拓展地理空间会造成空间资源的浪费。在人类生存空间的功能活动和组织架构日益复杂的今天, 新老空间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多元特征, 此两种拓展机制交替演进。

二、空间存量的更新重组

不同类型的人类聚居区生存空间拓展现状有很大差别, 既有超大型城市, 也有未受城市化影响的乡村, 拓展难点和策略需因地制宜, 分类讨论。本文根据各地区已拓展现状, 分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两种区域类型讨论空间存量的更新重组。

1、较发达地区

狭义的较发达地区指经济较发达的区域, 纵观全球各国发展状况, 较发达地区往往集中于城市。因此本文对较发达地区生存空间拓展的讨论限定在城市以及城市边缘区范围内。作为人类长久以来生活和发展的区域, 较发达地区虽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生存空间利用方式, 但与之相伴所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城市核心功能离散、边缘地带难以控制、消极空间分布广泛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存空间的充分利用。

城市核心功能离散即城市主要功能如居住、工业、服务业、金融业正在“逃离”城市中心, 导致人类聚居区内巨大的内城空洞, 城市密度的降低并没有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空间, 城市空间的更新与重组更无从谈起。较发达地区的生存空间拓展要从中心城区活力再造入手。在城市中心引入文化创意创业, 凸显城市个性的同时激发公共活力不失为一种复兴中心城区的策略;又如在市中心营造绿色开放空间, 激发活力并创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作品“city nomadism” (图1) 的策略是将居住空间与城市基础设施结合安置, 在城市中散落一个个整合了居住空间和交通空间的可移动起居机器, 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在城市中自由生活的可能性, 同时也成为城市风景。

城市核心功能逐渐分解到城市中心区以外的郊区、乡村, 还引发了城市边缘区失控的问题。自然扩散的城市内容物使得城市边缘地带敏感又薄弱。城市边缘区有如下几个特征:人口增长速度快, 流动性强, 且结构复杂;空间布局无序, 未经合理规划;生态系统脆弱,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 多为低收入家庭、流动人口的栖息地。若政府提供廉价住房并打造符合民情的产业使得以上不稳定人群“居有定所、食有所依”, 城市边缘区难以控制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作品“Let'stalk about garbage” (图2) 正是这句箴言的实践者, 政府为贫民窟Dharavi提供免费替代性住房, 居民将生活产生的垃圾再回收作为小商品生产的原材料, 满足孟买城市生活所需。

消极空间分布、穿插于已建成空间的各个角落, 具有小型、混乱、难处理的特点。针对大尺度消极空间的操作手法是空间再利用, 作品“冷凝塔改造青年社区”将工业遗存的废弃水塔改造为青年社区, 水塔得到保护的同时创建了舒适、绿色、活力的居住空间。另一操作手法是将小尺度消极空间融入到城市整体空间架构中[3], UA竞赛一等奖作品“垂直切片” (图3) 紧贴被忽视的住宅山墻面, 加建一个垂直的薄片作为活动空间。从城市角度看, 沿街界面形成了一个如同橱窗般的展示性立面, 不失为激活城市局部空间的良策。

2、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是相较发达地区提出的概念, 指“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潜力, 但相较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4]。欠发达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制约, 又或是行政区划、交通区位不便等种种原因, 自身缺乏发展动力, 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业的单一化和人口“外流”等现象。

资源与资金有限是欠发达地区的显著特征之一, 能否运用最有效、最经济的投资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是其空间拓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再生式设计——在原有空间基础上进行渐进式发展毫无疑问成为解决资源及资金问题的有效拓展策略。作品“Repair Goaf” (图4) 将废弃的东胜煤田加建成一栋栋居住大楼, 原垂直矿工升降梯用来搭载大楼居民上下楼, 原油气垂直管道用来向地下输送新鲜空气。基础设施落后是欠发达地区另一个特征, 这就要求建筑师在方案设计之初考虑到方案“落地”时要面临的问题, 尽可能结合当地的建构方式, 提出可实施的建造方案。2012年e Volo二等奖方案“山体创可贴” (图5) 是基于当地技术进行地域性设计的典范, 建筑外部采用了中国南方传统的穿斗建造手法, 内部则还原了传统村落布局方式。欠发达地区的特征之三是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对欠发达地区生存空间的拓展提出重视灾害预防的要求, 需对灾害隐患进行先期部署。作品“雅安·雨塑新生” (图6) 针对雅安多雨的气候特点, 新建筑屋顶采用曲面形式, 可减缓雨水冲刷, 并将雨水引至屋檐在廊道外形成雨帘, 在降低洪涝发生率、避免雨水入户方面起到显著作用。

三、空间增量的拓展开发

向海洋、荒漠、极地等少有人类聚居的区域进行空间增量的拓展开发一定程度上可暂缓生存空间紧张的现状, 但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向此类空间的拓展很可能对地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对此类空间有限度的拓展应首先研究人类生活介入后对区域生态的影响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影响, 在结论可行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规划建设活动。

1、海洋空间

占地球表面积70% 的海洋作为人类生存空间的可拓展区域之一, 蕴藏着巨大的可开发性资源。海洋的水体受到地球、月球的引力作用使海洋环境始终处于相对运动的状态。海洋灾害如风暴、海啸严重威胁着海岸及海上居住者生命安全, 此外影响海上生存建筑拓展的因素还有海浪的波动造成近海岸的不稳定性, 以及由于水体腐蚀造成的建筑材料破坏。

通过选址避开灾害多发区, 并结合灾害预警, 可将受灾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一般而言, 海岸地带开阔, 呈喇叭口状迎向海洋风向的地带易遭受海啸的正面侵袭, 选址在避风港地带较为安全。长期与海洋作斗争的荷兰人已经意识到, 人与自然的对立可能会出现灭顶之灾。荷兰建筑师欧道斯是“与水共舞”这一理念不遗余力的实践者。他提出海陆两栖的建筑:将海上建筑建造在由泡沫和混凝土打造的浮动地基上, 浮动地基与结构柱锚固在一起。风浪的侵袭引发海浪时, 建筑地基将脱离结构柱, 随海浪起伏成为融入海洋的元素, 此策略有效解决了海浪的波动造成近海岸水体系统不稳定的弊端。海上建材的选择要注重材料的防腐蚀、防风化、防锈、防潮等性能。建筑基底与海水直接接触, 要求材料的防腐蚀性能和抗压性能好;设施管道既要求材料的抗腐蚀性能还要保持管道的通畅性, 避免微生物对管道的附着引起管道堵塞。作品“水上摩天楼” (图7) 是将生存空间的触角延伸到海洋的代表作品, 将以上三个策略融于设计的同时还创建了一座集生活、工作、娱乐于一体零能耗的海上方舟。“水下摩天楼”通过海浪、风力、潮汐能、太阳能、生物能的转化维持能量平衡;且水产养殖和水栽培技术为自身生产大量品种繁多的食物;最后, 依托废物回收和循环利用技术, 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

2、荒漠空间

荒漠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1%, 由于自然因素及人为活动, 荒漠化日益蚕食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荒漠地区昼夜温差大, 日照丰富;气候干燥, 雨量稀少;风沙多, 沙暴频繁。针对昼夜温差大需做到隔热与保温, 二者原理都是尽可能减缓内部空间同外界的热量交换速度, 炎热时段采取遮阳、引风的措施;寒冷时段注重蓄热、避风都是为了创造适宜的室内环境。方案“通天沙塔” (图8) 采用双漏斗造型, 通过建筑内部空气对流达到降温的目的。

荒漠地区的风力大且干燥, 风中常夹杂沙尘形成沙尘暴, 建筑物还要具有躲避、抵御强气流的能力。建筑自然通风是适宜性人居环境的基本条件之一, 即使在风沙大、气候干的荒漠地区考虑到居民的身心健康同样需要新鲜、流动的空气, 因此荒漠地区对强气流的处理在抵御的基础上还需进行部分引流。在选址初期应首先考虑避风, 建筑开口位置应尽量避免直面寒冷季节的主导风;挡风主要靠建筑围护结构形承担;引风是指过在抵挡强风的前提下获取流动空气;滤风是指利用植被滤掉气流中的沙尘获取新鲜空气。

此外, 荒漠地区限制人类生存空间拓展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空气干燥、地表缺水”, 原住居民为解决荒漠地区缺水问题提出大量集水、蓄水、节水的策略, 其中我国新疆地区的“坎儿井”就是荒漠地区独树一帜的地下水采集和灌溉工程。作品“Mist Tree in Atacama Desert” (图9) 是针对阿塔卡马沙漠地区独特气候设计的集水方式, 建筑外立面是模拟树根吸水模式设计的网状结构, 通过捕获太平洋上空的雾气凝结成水滴后源源不断运送到阿塔卡马沙漠地区, 使原住居民的回迁具备了现实意义。

3、极地空间

极地是地球南北两端纬度66.5°—90°的地区 (即南极和北极) , 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8.8%, 同海洋和荒漠一样生存空间可拓展增量相当大。南北极地理位置特殊, 气候恶劣, 目前除各国科考队员外尚无人类长期居住。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极地环境与气候的特殊性, “冰极”、“风极”、“寒极”、“旱极”简明概括了极地生存空间的拓展难点。为使建筑稳定在冰层, 往往采用架高式基础, 并尽可能减小柱基尺寸;为解决极地地区风荷载大的问题, 除要求结构达到足够强度外, 建筑的形体设计要尽可能减小建筑迎风截面的高宽比和面积;抵御极地严寒要求建立以保温为主的能量平衡体系;极地年降水量极少, 可直接使用的液体淡水有限, 建筑可选址在融雪形成的淡水湖泊附近, 采集冰雪融化后作为淡水来源。

极地生存空间的拓展以美国建筑师Derek Pirozzi设计的“polar umbrella skyscraper——极地摩天伞” (图11) 为代表, 该方案循环利用海洋中的含盐水, 通过安装在建筑核心处的渗透性发电设施产生再生能源, 并利用海水重塑增厚地表保护膜, 建筑巨大的顶盖将吸收的紫外线转化成能量。此方案获得2013年e Volo竞赛一等奖。

图片来源图1、图7、图8:http://www.d3space.org/competitions/图2、图12:http://www.archiprix.org/2015/index.php/图3:www.ua2004.com/uajs2.html图4、5、9、10、11、13:www.evolo.us/category/compettion/图6:http://www.aim-competition.com

四、结语

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关注人类未来将在何处生存的问题, 既要有科学预测, 也要视角独特、大胆创意, 并着眼于目标地区的整体环境, 综合考虑目标地区的气候、资源条件, 结合当地传统生活方式, 不拘泥于空间形式的限制, 从而缔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摘要：本文以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为研究对象, 从空间存量的更新重组和空间增量的拓展开发两种类型讨论各自拓展机制, 并归纳总结拓展难点、拓展策略、操作方法, 旨在为未来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建筑设计,生存空间,拓展机制,拓展策略

参考文献

[1] 吕爱民.从自然气候到人工气候:对建筑目的的探讨[J].新建筑, 2001 (1) :56-58.

[2] 李倞, 徐析.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环境设计策略探讨[J].中国园林, 2013, 29 (12) :21-25.

[3] 戴颂华.居住无极限?!生活巨构抑或生存巨构[J].时代建筑, 2011 (3) :44-47.

教师知识视野的递进拓展 篇7

愚见, 根据教师对知识需求的急迫性与知识本身的难易特点, 可以将教师知识视野划分为三个层次:平行知识视野、前行知识视野、纵深知识视野。

一、第一层面:平行知识视野

所谓平行知识视野, 指的是与当前教育教学紧密相关的、能看得见摸得着、马上能产生效能的知识视野范畴, 关注的是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 是与自身教育教学进程齐头并进的知识素养。

1.视野向右:教学亟需———时事新闻与课本拓展

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兴趣的调动。要使学生感受到课本上学习的不是陈腐的知识, 而是鲜活的、是资源的精选本, 使之始终有兴趣围绕教师的教学活动展开自己的思考, 或者借助于教师的指导打开面向世界的一扇小窗户, 这是教学中绝对的难点, 也是最迫切需要突破却乏人关注的盲点。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强调时事新闻的引入。试以几个新闻热点来举例:

比如, 小学数学老师颇为苦恼也被人非议很多的“抽水放水”之类的问题, 可以引入举国瞩目的王家岭透水事故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进水口, 出水口, 这些游泳池中无聊的同时出水同时又放水的把戏可以被生死攸关的透水量与抽水量的对决来替代, 吸引学生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再如, 《地震中的父与子》就可以在雅安地震中找到感性的土壤。无论什么课, 总有个新闻或者旧闻能对得上号, 总比雷同甚至无病呻吟的课堂有意义得多。

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思路是把课本涉及的知识进行拓展进而引申出其他的知识。

在我多年的教学生涯中, 我最怀念的是初出校门担任常识教师的时光, 只是好景不长, 没几年就被科学课取代了。在那段时光里, 我虽然没有多少课堂教学的技巧, 也没有很好的组织教学能力, 但那仍然是让学生最感兴趣的课堂, 无它, 因为那样的课堂向学生展示出的是课程五彩斑斓的一面。那时的常识是涉及地理、历史、天文、物理、生物的大杂烩, 而每一堂课, 我几乎都把它变成八宝粥。我总是在课前仔细地阅读教材, 从中寻找学生可能感兴趣的知识点, 然后大量搜索相关资料, 使自己的课堂总是充满着惊喜, 让学生无时无刻不保留着兴趣———我相信, 不管现在教学方法的导向如何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也因此, 在我后来任教语文与科学的岁月里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备课习惯。

2.视野向左:学生之爱———书籍博览与影音资讯

教学工作的对象是学生, 因此, 能否了解学生, 能否团结学生, 能否让学生认可教师, 是关系到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无疑应当对学生喜欢阅读的书籍与电影等略有所知, 这样才可以及时把握学生的动向, 也可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当我们对学生描述《仙剑奇侠传》中景天和邪剑仙的赌局而无动于衷的时候, 当我们对学生描述假期中看《喜羊羊与灰太狼》而不知所云的时候, 我们与学生的距离虽然很近, 但实际上却非常遥远, 借用泰戈尔的话说, 那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就站在你前面, 你却不懂得我的心, 宛如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不管是《梦里花落知多少》、《盗墓笔记》还是皮皮鲁、查理九世, 不管是周杰伦、李宇春还是林志炫、吴莫愁, 不管是《哆啦A梦》还是《爱情公寓》、《生活大爆炸》, 如果我们要赢得学生的心, 能够与他们有相同的气息, 就要尝试着与他们同呼吸———即使是暂时的、偶尔的, 也总比仅沉浸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要好。

二、第二层面:前行知识视野

所谓前行知识视野, 指的是与当前教育教学相关的、无意中闪光表露但不是与每一堂课都非常密切的知识视野范畴, 关注的是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养成, 是推动教育教学进步的知识素养。

1.视野向后:涵养之源———历史典故与地理风俗

俗话说得好:瞻前顾后。远行, 不能只看前方, 还要看看后边的来路。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的载体记录。当我们对历史洞若观火、对典故了如指掌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成功者典范的宝库, 一个误区的雷库, 一双世事洞明的眼睛与一种超然的心态。让《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激情蔓延, 让百家讲坛老树开出新枝, 让《史记》、《春秋》、《资治通鉴》古韵浸润我们的心田, 也让《历史的横截面》、《美人如玉》、《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的草木能在园圃里自由生长, 让秀者自秀, 杂者自惭。

而地理风俗等于让我们在纸上阅尽宇内海外、大江南北, 虽谈不上知之甚深, 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 虽然媒体也不能真正替代我们的足迹, 但我们能够在《徐霞客游记》、《山海经》、《水经注》或者国家地理频道中找到那些斜阳寒鸦、流水孤村、大漠落日、长河月圆, 也能够去了解那些奇异的风土人情、迥异的地貌生物, 对我们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信息、佐证着的教学内容, 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2.视野向前:远见卓识———科学探索与社会研究

每个学生都拥有创新的意识, 都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这种想象驱使他们在课堂中或课堂外必然会向他们当然的指导者教师发出询问。而我们就要在宇宙探索、基因排序、克隆人、UFO的世界里尝试着给他们一个答案。同样, 我们探索社会的发展、了解未来社会的建构形式, 则是为他们的美好未来铺路, 让类似于《物理与头脑相遇的地方》、《薛定鄂》、《南渡北归》、《于丹说庄子》、《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书籍盈满我们的书柜吧———我们需要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身份, 而它的标识叫文化。

三、第三层面:纵深知识视野

所谓纵深知识视野, 指的是看似与当前教育教学无关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的知识视野范畴, 其关注的是教师深层次素养的养成, 是成就教师自我的知识素养。

1.视野向下:扎根土壤———学科知识与教育性知识

把这部分知识放在这一层面似乎会让人意外, 但是前提是, 第一层面中的课本拓展已经囊括了教学中对于本学科知识的几乎所有要求。拥有第一层面的知识视野就基本上已经能适应日常教育教学的需要, 但真正要成就自我、磨砺自己还需要教师在学科知识与教育性知识上下苦功, 使之积累、凝聚成实践性知识。薛瑞萍老师的成长就很有典范意义, 她从寂寂无名蜕变成能与窦桂梅唱和的名师, 依靠的便是对近20本教育教学理论专著的精研细读。

人的心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当我们惊喜于工业化的无土栽培时, 往往忽略了土壤无可取代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在《谈谈教师的教育素养》中如是说:“关于学校教学大纲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 应当只是他的知识视野中的起码常识。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的教学大纲宽广得无可比拟的时候, 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能手、艺术家和诗人。”这个“无可比拟”、这个博大和深厚是需要台下十年功才有可能企及的。

《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真正的教师风范:一个历史教师, 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科学教师, 本身就是一个昆虫学家;一个语文教师, 本身就是一名小说家。当老师具有如此的底蕴时, 任何课堂对他们来说都是举重若轻的, 只需要稍稍锤炼教学技能就成了。

这样, 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去学习大师的课堂, 却总是学也学不像了。公开课前, 我们“磨课”, 冀望通过不断地磨练自己来应对课堂上可能发生的诸多变数。但最终实施时, 却往往受困于教案的小井而忘记了周围广袤的天空和大地, 没有“生成”, 更谈不上“生本”。这不只是学生素质的现实差距, 也不仅仅在于课堂的设计与教学基本功的距离, 而在于没有那种深厚的文化素养做底蕴, 也就失去了挥洒自如的底气与流畅, 也就失去了自信与洒脱。

正所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

2.视野向上:提升境界———艺术寄托与哲学思索

人生是需要境界的。这不仅局限于教师, 因为谁都需要生活的境界与思想的境界。在这里, 我分别为他们找一个代表———艺术与哲思。

艺术爱好与水准除了对艺术老师是基本需求, 不予置评外, 对于个人来说, 艺术更是让人闲有所得老有所乐的好东西。无论是书法、绘画、器乐、篆刻, 还是歌唱、表演、文学创作, 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之上的寄托。而对教学来说, 这样的爱好会深刻地影响到学生。李吉林老师就说:“我在读师范时, 认真学好各门功课, 还认真学画画, 练美术字, 参加诗歌朗诵会, 创作舞蹈, 我很喜欢音乐, 学指挥, 练习弹琴……这些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古语云: “有其师, 必有其徒。”我们的身边想必不乏师父多才多艺、弟子同样兴趣广泛的例子。

哲学提升思想境界, 让我们闲有所思, 老有所得。古希腊哲学家“一个人一生不可能踏进同样的一条河流”的断言发人深省, 现代哲学“龟兔赛跑, 乌龟永远追不上兔子”的命题则让人寻味。哲学的思索多了, 人生就有了历经沧海般的意味, 拥有了苏轼“凉天佳月即中秋”般的情怀, 再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教育, 自然是宠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了。

拓宽知识视野, 提升文化素养最重要的途径在于学习, 向书本、向生活、向大自然, 向同行、向内行, 甚至向孩子学习……至于学习的方式, 则可以像语文学习一样, 着重于“听说读写”, 从倾听他人、演说自己、阅读积累以及写作反思中慢慢地拓宽视野。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8

符号学理论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考察舞蹈的独特视角。该理论认为:

首先, 艺术在其直接含义的可传递性上是符号性的。如《佤山欢歌》中一些表现佤族人民原始劳作生活的舞蹈动作是模仿的, 如竹竿舞, 就表现了原始的耕作形态, 男人用竹竿在前面戳洞, 女人在后面往洞里撒种, 体现了艺术是符号性的特征:

其次, 艺术在其对情感与意义的反映上是符号性的。比如在《佤山欢歌》中, 快乐的情感总是通过欢快的节奏, 伴随着向外放射状的肢体动作, 而悲伤的情感往往通过向内收缩状的肢体动作得以展现, 体现了艺术的情感和意义的符号性;

最后, 符号性层次可以在艺术反映特定的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经济组织以及类似方面的原则中找到。如《佤山欢歌》中, 歌舞展演的程序先是通过“佤山魂”表演反映佤族人民从司岗里走出来, 开始原始耕作的竹竿舞、木鼓舞、魔巴舞等, 然后通过“佤山韵”和“佤山美”等一系列舞蹈, 如甩发舞、《阿佤人民唱新歌》等表现了佤族人民摆脱原始生活, 开始欣欣生活的美好场景, 表现出了时代、生活的更替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的组织形式。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发现, 《佤山欢歌》的表演特征完全符合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艺术人类学的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丰富佤族歌舞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源泉。

二、《佤山欢歌》的文化起源及生存发展环境简析

佤族居民现主要聚居在西盟、沧源、澜沧等县以及西双版纳的部分地区。佤族先民, 汉代时被称为云南的“濮人”。到唐代时分化成“望”和“朴子”两支系, “望”即佤族先民。到元明时期, 文献里称佤族为“哈瓦”、“嘎喇”或“卡瓦”, 并记载了他们有“居山岭”、“有寨落”、“耕种杂粮外, 捕猎为生”等生活习性。民国时期, 佤族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日益频繁, 因此促进了佤族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佤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文学方面有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司岗里”的神话;舞蹈方面最著名的是木鼓舞、甩发舞、竹竿舞、魔巴舞等等。这些宝贵的佤族民间艺术, 由于缺乏语言文字和地域闭塞, 大多通过口传或者歌舞的方式传承至今, 大多保持着原始的地域风格和独立性, 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佤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地区, 山峦叠嶂, 平原较少, 而且山谷纵横交错, 大小河流蜿蜒曲折。此环境中, 佤族人民自古延续着原始粗犷的劳动方式:“刀耕火种”“挖犁散种”。随着社会的发展, 佤族人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逐步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的方式转变。独特的地域环境铸就了佤族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佤族人民的性格大多直爽豁达、热诚粗犷。

三、《佤山欢歌》特点与深层文化内涵

(一) 《佤山欢歌》体现了舞蹈与历史的结合, 具有古朴的原始风貌。

在阿佤山区,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偏僻及文字记载的缺乏, 使得佤族舞蹈保留了极其古朴的原始风貌。例如, 《佤山欢歌》中的木鼓舞, 就是一种反映古老历史沉淀的宗教祭祀舞蹈, 源于佤族先民希冀获得神灵的庇佑, 消灾避难。木鼓舞节奏感强, 时缓时急, 反映了佤民或悲或喜、悲怒相交的心情, 真实地再现了远古时代, 佤族人民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悲壮情景, 极具古朴的原始风貌。

(二) 《佤山欢歌》体现了舞蹈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 佤族舞蹈中有很多直接反映佤族生产劳动情景的舞蹈。如《佤山欢歌》中“佤山韵”通过一系列的生产劳动场景:捣米、割肉、分肉、纺线、打造兵器等群众性的娱乐舞蹈, 表现佤族人民盼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红火日子, 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三) 《佤山欢歌》体现了舞蹈与神话民谣的结合, 充满着迷人的观赏性。

佤民在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 无论在生老病死, 还是在播种、收获、狩猎等活动中都要举行祭祀活动, 而各种祭祀, 音乐歌舞贯穿始终, 比较突出的有木鼓舞和剽牛舞。如《佤山欢歌》中, 佤民跳起木鼓舞和剽牛舞时, 通常是边唱边跳, 而且还有人助威。由于佤族歌舞较多保留了原始社会的风格特点, 因此无论是音阶构成、还是旋律、节奏上都比较古朴。

四、《佤山欢歌》的传承和保护

运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解析《佤山欢歌》, 使我们了解了佤族原生态歌舞丰富的文化底蕴, 了解了佤族人民不屈不挠、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 了解了佤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观和艺术观, 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佤族原生态歌舞这一重要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得以传承和保护。我认为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佤族民艺节, 如“木鼓节”、“司岗里狂欢等节”等增加佤族舞蹈文化的社会知名度和民族参与度;还可以通过在各艺术院校专门开设佤族民间舞蹈课程, 培养优秀的佤族舞蹈人才;丰富佤族民间舞蹈文化理论知识, 设立专门收集整理佤族民间舞蹈文化知识的民间组织机构;加大对佤族民间舞蹈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传习馆, 鼓励青少年对此知识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是对佤族这一能歌善舞的民族的最大鼓舞, 才能使佤族原生态鼓舞这一优秀的艺术奇葩飘香中国, 飘向世界!

摘要：2011年云南新剧目展演的佤族原生态歌舞剧《佤山欢歌》, 是一场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歌舞艺术, 展现了佤族原始生活劳作形态, 及佤族人民摆脱原始生活, 进入到新时代的欣欣生活场景。整个剧目民俗风情浓郁, 文化底蕴深厚,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理解它, 对于我们认识佤族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 进而丰富和保护我们国家的重要非物质遗产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佤山欢歌,风格,特征,传承

参考文献

[1]赵富荣.中国佤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11) .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9

人类高奏凯歌进入21世纪, 在第一个十年又获得了丰收的喜悦, 就在人类社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逐步露头, 一些基础性资源出现了短缺, 水资源问题等已经迫在眉睫, 这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长期累积的后果, 由于不科学的利用方式和文化错位, 致使水资源问题形势更趋严峻。据统计, 我国日前缺水总量估计为400亿m³, 每年受旱面积200万——260万k㎡, 影响粮食产量150亿——200亿kg, 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人民币, 还有7000万人饮水困难。[1]这些统计结果触目惊心, 由此引发了众多学科对水资源问题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 以自然科学为主, 目前社会科学对水资源的关注还较少。水作为人类的根基性资源之一,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2]文化人类学理应发挥其专长, 关注水资源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 中华民族的先贤对水的认识及其对人类发展、社会文明作了充满生态哲理的论述和理解;在国外, 人们对水的认识也精深独到;科学昌明的现代, 人类对水更有了新的认识, 这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198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 给出水资源下的定义为:“作为资源的水应当是可供利用或可能被利用, 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质量, 并且可适合对某地为对水资源需求而能长期供应的水源”。《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把水资源定义为“可供人类直接利用、能不断更新的天然淡水, 主要指陆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3]《21世纪学科发展丛书 (资源科学卷) 》认为“资源由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知识资源三部分组成”。水资源既是自然资源, 也是社会资源, 还是知识资源。[4]事实上, 自然界一切形态的水都是水资源。1从上述理解情况来看, 人类对水资源的认知已从单纯的自然资源范畴跨入了社会资源范畴,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人类对水资源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

水资源为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在气态、液态和固态中根据条件转化, 在不同的时空区域储存, 既是人们日常生活资料, 又是国家的战略资源, 其基础性资源地位已得到普遍认同。由于民族社区各方面基础薄弱, 水资源优劣多寡对其影响更加直接和显著, 关注民族社区水资源与发展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1. 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经济发展

建国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族社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大产业成就喜人,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新一轮的发展中, 作为战略性资源的水资源将对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1 优质的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生产力水平提高

我国民族众多, 在其聚居区形成众多民族社区, 各民族文化单元和生态单元十分多样, 有些社区还可能是多民族交错居住。民族不同, 其所处自然环境也各不相同。有的民族傍水而居, 有的民族居住在大山深处, 还有的民族则将栖息之所安在荒漠之中, 不同文化规约下的民族对资源的理解、利用和维护都有自己的“文化”手段。以水资源为例, 侗族、傣族等古百越民族滨水而居, 对水资源形成了一整套与之匹配的理念, 从而有效的维护了水环境;一些居住在西北干旱区的民族, 身处水资源短缺区, 对水倍加珍惜, 也形成了小心呵护、重复利用和节约使用的风习;身处贵州月亮山的苗族, 从生计方式到文化心理, 其爱水和护水几乎达到常人无法料到的精细程度, 利用文化手段维护水环境的良性循环, 进而谋求发展。这些民族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水资源的优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 民族社区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自然背景,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经济基础的薄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等, 民族社区没有完备的现代排水给水系统, 而且水资源调配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机制也不健全, 为维护好水环境使本民族发展延续, 文化机制的调控功能在民族社区中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取得了稳定水资源和促进经济发展、生态稳态延续的多重功效。由此, 一些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地区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环境才得以高度稳态延续。但是随着文化的互动、族际的交往和互渗, 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出现了新的方式, 导致民族地区用水量大增。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出现水资源年变化或者季节变化的较大波动, 就会给社区生产带来较大影响, 甚至使生产活动不能如期进行, 农事活动因此延误, 社会生产力受到阻碍。面对这种情况, 同样需要启动民族文化进行维护。

众所周知, 社会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历史过程, 任何阶段的发展都不能停滞和偏废, 一旦受阻, 重启生产力发展所消耗的能量相当巨大, 对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来说是极其不利的。由此可见, 水资源的稳定对民族社区生产力的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

1.2 富足的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生活水平提高

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提高民族地区发展水平,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民族地区生活水平, 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是科学的发展观。人类的发展是向来以资源为基础, 水资源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之一, 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深远, 是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

课题组田野工作的几个具体区域的民族生计方式千差万别, 例如, 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蒙古族乡民以牧业为生计, 宁夏中卫的部分回族乡民压砂种西瓜和油葵, 贵州月亮山区的苗族同胞以水稻种植作为基础产业, 但不论是什么样的生计方式都离不开水资源而求得发展。

就贵州月亮山区的苗族乡民而言, 他们所处的生境十分特殊, 大气降水除了地表下渗和植被截留部分外, 其余的会在重力的作用下顷刻流入江河。对于当地苗族而言, 水资源在稻作中的意义重大, 一旦水资源不稳定, 错过耕作季节, 必将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或者没有收成, 生计周期不能如期完成, 进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社会发展, 更无从谈及生活水平得以持续提高。为谋求发展, 他们构建和适时启动了保护水环境的多重设施和文化手段, 比如, 林粮间作、稻鱼共生和干田与水田配备等维护水资源。这些文化规约下的资源维护办法反映了具有持续效用的苗族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维护水资源实质上是改善和提高他们生活要义所在, 同时, 客观上还为下游的其他民族提供水资源。因此, 他们才能持续发展, 并获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还为江河下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 又是本民族文化得以稳态延续的条件。

2. 水资源与民族社区文化发展

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是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和灵魂, 而民族文化又必然依赖于所处的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5]要求这样的生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稳态延续和平衡持续, 这样, 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今, 水资源是社会生境和自然生境的终极交汇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而下文就具体个案略谈水资源生境对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影响。

2.1 水资源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营养液

民族依托于所处生态环境为生, 实质上依托于最重要的几种资源为生并谋求发展, 水资源便是之一。各民族在长期的繁衍与发展中, 创造了独特灿烂的文化, 受环境影响和模塑, 依托于环境, 更以环境中的决定性资源——水资源为根基。

在民族社区有许多独特的文化事象, 这些不可复制的民族文化资源应当视为本民族乃至人类的宝贵资源。以我们重点调查的贵州月亮山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牛习俗为例, 从中明晰探看水资源与民族社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贵州的月亮山区苗族人民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服饰 (头饰) 、银饰、芦笙、舞蹈、建筑、雕刻等文化, 而且还将斗牛文化演绎到极致, 斗牛在当地被视为最宏大的文化事象, 是群众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活动, 每逢斗牛, 万人空巷。该地区斗牛盛况又以其中的“千四”和“千六”社区为最。从东朗乡的孔明山向东, 直到下江镇所辖的良文村, 方圆三四百公里范围内, 村村寨寨养牛王, 为此家家户户护材料。但是, 在实地调查中, 我们得知这项盛大的文化事象在历史上曾时有中断, 最长一次中断时间有20年, 原因是供养牯牛的草料不足。实质上是由于水环境受损, 进而使植被生态环境受损, 导致草料的产出不足。

我们在此仅以九曰村为例, 该村有5头水牯牛王, 平均每头需要优质新鲜草100kg/天, 一年以365天计, 合182500kg, 供草总量惊人。上述统计仅仅是斗牛所需, 而圈养的作为劳动所需的牛, 以及作为经济和消费所需的猪对草料的需求均不算在内。而该村所辖面积并不大, 要满足这些需要, 显然需要优质的水资源促进植被稳定和快速更新, 长出优质的草料。

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如果水环境不稳定和优质就会使文化事象被迫中断乃至消失。

2.2 水资源是文化多样性的甘霖

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1990) (和而不同2) ”的文化多样性思想, 旨在倡导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和繁荣。2001年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宣言》指出, 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6]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追求, 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 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保护文化多样性, 并认为这对人类精神情感的丰富性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认为“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他对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强调已上升到了人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这一高度。2009年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第十届联合会将主题定位“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由此可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态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与环境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进的观点, 并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 水资源作为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自然不可争议地成为文化的滋养物, 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谐并存、持续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重要营养液, 是支撑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资源。

3. 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生态建设

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王志宝先生在《科学发展观: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新机遇》的访谈中指出“山区综合开发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任务,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为今后我们认识和把握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以治理保开发, 以开发促治理,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8]着眼于民族地区生态建设, 并使这一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工程能建设成功, 水资源无法不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3.1 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环境优化

在人类社会中, 水维系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自然界, 水使生命世界生机盎然。水资源对环境的影响直观而明显。

当地乡民已经明显觉察到上述生态灾变是由于水资源环境改变所致, 为了应对已经改观了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变化, 他们在沟壑与河床的会聚处筑坝拦截大气降水, 防止其快速流失, 这样不仅使当地有了明水, 还造就了微循环进而改变当地小气候, 为局部生态环境提供水资源, 使小环境得到一定优化。石泉村西向不远处是米钵山, 那里曾经林茂草盛, 野生动物成群。今之米钵山植被虽已退化, 但碱柴、白刺、芨芨草、骆驼蓬、梭草、寸草等主要植被仍生机勃勃, 还放养15000多只羊。这显然是微型水环境发挥的功效, 如果这一功效得以延伸和扩大, 就会局部扭转当地的生态的不利局面。

3.2 水资源与民族社区生态功能的提升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相关学者提出了建立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的构想,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地区多为江河源头或上游, 是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地, 是全国生态平衡的“源头”。[9]既是出于对国家资源稳定的需要, 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化, 民族社区生境的特殊性, 更需要维护和扩大水资源, 促使生态功能的提高。

4. 小结

地球上有不需要阳光的生物, 有不需要氧气的生物, 但是绝对没有不需要水的生物。水资源的是宝贵自然资源, 它不仅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而且为工业、农业和其他产业等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资源, 甚至说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水。水在人类社会中的“要塞”作用不言而喻, 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水资源与发展关系密切, 民族地区的发展具特殊性。人类社会还必须调动所有的民族及文化参与到水资源的利用和维护中来, 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和谐的理念, 共同维护水资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参见刘继艳, 陈长富, 户朝旺.浅析我国水资源现状及节水的必要性和途径.[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9年第4期等。

[2]杨庭硕, 吕永锋.人类的根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3]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译.资源科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4]周光召.21世纪学科发展丛书 (资源科学卷)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5]杨庭硕, 罗康隆, 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7]囡文.专家表示保护文化多样性关乎我们的未来.[N].工人日报, 2008.10.10

[6]杜晓帆.文化多样性关乎我们的未来.[N].中国文化报, 2009.01.18

[8]梁黎, 郑茜.科学发展观: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新机遇一一访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王志宝.[J].中国民族, 2009年第1期

人类视野的拓展 篇10

一、人类学对教育的研究

人类学对教育的关注是由非正式教育 (家庭教育) 入手的, 即婴儿成长过程中教育信息的获得为切入点, 探析人类通过平常生活习俗中得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玛格瑞德·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1928年) , 米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 在重新系统地叙述萨摩亚养育儿童的方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与美国儿童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并作了对比剖析。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与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期别无二异, 甚至会因为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而显得更加美好……那种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萨摩亚社会的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使青春期变得容易度过。……这正是由萨摩亚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1) 人类学对教育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 因此后来人类学领域发展出了一门教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专门研究人类获得教育信息的途径、方式、模式等一系列问题。

“教育人类学主要涉及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进行研究。教育人类学在1970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其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900年, 止于1960年;第二阶段从1960年起持续至大约1970年。在第一阶段中, 人类学家驳拆了关于美国公立学校中移民、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层次儿童以及殖民地属地中原住民儿童学习症结的“错误理论”。他们对这些儿童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 对学校的问题提供了一些选择性的解决方案, 并开展了研究工作, 以为更好地解决学校问题提供知识扶持。第二阶段所做的主要大事为, 人类学家开始鼓励在大学前的教育层次教授他们的学科。美国人类学协会成立了一个课程研究委员会负责开发和散播合适的课程材料。人类学家准备了一份教育参考书目, 组织了多场研讨会, 并就具体的教育问题撰写了论文。将人类学家引进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纠正文化概念被误用的需要, 教育研究人员和干预主义者针对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民族儿童提出的“文化匮乏”论。“文化匮乏”论意指这些儿童不具有他们来自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中所常见的一些“特质”。人类学家反对这种对文化的特质定义, 支持少数民族群体关于他们的儿童在学校遇到困难的原因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中断”的说法, 并在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和学校展开民族志研究以展示和寻求解救这种文化中断。……1970年由关注教育问题的人类学家和对应用人类学概念解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非人类学家共同成立了人类学与教育理事会。该理事会下设12个委员会, 对学科与文化研究、认知与语言学研究、人类学教学、少数民族事务以及教师备课等兴趣领域开展研究。从此, 教育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得于发展。” (2)

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就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 从1970年开始美国黑人孩子在官方学校 (正规学校) 所遇到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 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委员会的人员站在体质特征上认为黑人孩子 (或少数民族和收入低下的家庭孩子) 在学校跟不上所设课程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体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缺陷, 由于他们的文化低下、脑部不发达所致, 用一种文化偏见和人种歧视的眼光去看他们, 而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差异不在于体质上的不同, 而是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 文化差异不应该用文化高低来看待, 而是每个人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中断”现象, 所以人类学家提倡在这些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去了解情况, 进行民族志的调研, 要找出文化差异存在的根源, 从而解决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问题等。那么, 中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 内地 (沿海地区) 和边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而且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因素和传统非正式教育系统, 因此, 在中国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学习乏味、在巨大的压力中学习、应付考试、理论学习跟实际应用联系不上等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在新疆地区大学、中学甚至在小学也存在着。下面笔者举例新疆教育中的问题和双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作一番探讨。

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有些问题跟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与基础教育相关。中国人口众多, 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 导致研究生也难就业的问题。这些光追究学历不考虑质量的教育体系为什么会蔓延?是学校教育, 即教育体制所导致的。我认为中国的孩子负担最重, 他们一生下来会走路以后就承担了国家未来发展的艰难任务。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是不是忘记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环节呢?按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劳动是创造人类的重要环节。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学会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吗?就像现代人对电脑或网络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样, 他们对正式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 没有自己的设想、爱好, 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没有创造力等。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机械性的机器, 总想把孩子培养得十全十美, 让孩子什么都要学, 课外学习音乐 (钢琴、小提琴等等) 、美术、外语、数学等, 当然以上课程对于孩子的思维发育有好处的, 但是强迫的学习会使孩子对这种正式教育产生怀疑, 失去积极性。有些孩子怕长辈, 只能应付性地学习, 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反面影响。“家有小儿, 一天, 忽地问道:‘爸, 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吗?’父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随口应了一声:‘嗯!’却突然听见了欢呼声:‘哦!明天不上学了!’父亲这才想起, 明天即非周末, 也非公休日, 怎么就可以不上学呢?于是狠狠地说:‘不行, 明天得去上学!否则周末不带你去玩儿。’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有理由想象, 这样的状况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一个家庭……” (3) 越来越多的都市孩子面临如此的困惑, 而想上学而没有条件上不了学的偏远的牧区、农区孩子也很多, 这种问题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也在研究并寻找解决的方法。现代人对于工具的依赖远远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况, 虽然原始人所创造的工具很粗燥, 但那是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的斗争中所制造的, 是普通生活中发现的。因此, 培养孩子也要考虑地方特色和非学校教育中所学到的内容。

(一) 教材和教师梯队缺乏, 是影响双语教学顺利进行的根源

边疆民族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相同, 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传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化教育并存的特点。所以全国统一进行的双语教育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各地区的教育实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校教育时统一的教材 (统一编的小学、中学汉文教材) 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统一的语言———汉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也非常渴望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 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 甚至缺乏优秀的汉语教师, 而且少数民族地区 (尤其是新疆, 辽阔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着众多民族) 学校设立在偏远的牧区或山区, 教学环境很差, 教师的待遇也不高, 因此很少有教师愿意在那里教学。

个案:“为了传承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阿依特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接班人, 我们从2011年开始编纂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中小学通用的课外教材《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 (1) (2) (3) , 目前已经在青河县各中小学开始试用, 如果自治区政府和教育厅同意使用, 我们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等哈萨克族聚集区普及使用, 这在哈萨克族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对哈萨克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起到保存和传承作用。” (4)

以上个案我们不难看出, 这种地方性教材 (尤其是文化类的教材) 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优良口头传统文化。

(二) 民汉合校和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富裕人民和解决这些地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 包括牧民定居、奔小康、建设食宿学校 (在牧区) 、民汉合校 (最近几年全疆市、县、乡学校都实现了合校) 、进行双语教学工程等, 其中我认为存在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工程的实施。民汉合校指同一个市、县、乡的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一体化, 并统一管理, 统一授课。在这种一体化过程中明显发现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的差别, 文化、习俗、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民汉合校的初衷是好的, 是想提高民汉学生交流学习、提高团结、共同学习, 但是交流肯定带来一些冲突, 尤其是文化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不是明显的、容易发现的身体间的冲突, 而是在思维方式、文化差异、习俗方面的冲突。民汉合校后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 在小学、中学理科类课程都用汉语授课。这种教学方式, 第一, 对授课的民族教师带来压力, 以前一脉相传的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教学的老师, 一夜间要求汉语授课, 使这些教师很难接受。第二, 对于刚在小学和中学开始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 以他们的汉语水平接受这种教育会很吃力。一门学科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专业词汇, 小学、中学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都有自己的很多专业词汇, 这些孩子所学的只是初级汉语, 只掌握了日常使用汉语, 专业汉语学习还很差。这种情况下有些孩子会受到歧视, 对学习不感兴趣, 越往后越没有学习的兴趣, 严重时会导致退学、逃学等现象。

也有部分都市孩子适应很快, 容易适应这种学习氛围, 但是这些占少数。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要用少数的成功案例来分析民汉合校、双语教育中的问题, 其实在这些教育模式中仍有很多问题。这些学生考入大学后, 在大学基本上都用汉语授课, 由于基础很薄弱, 在大学的专业学习和汉语学习中都遇到很大困难。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利用他 (她) 们业余的时间学习外语 (英语、外语、日语等) , 而不愿意学汉语, 问题的根源出在基础教育层面上, 使他们对汉语学习失去了兴趣。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教学中没有地区特色, 教材中缺乏地方性的文化内容, 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教学中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很差, 缺乏书本知识和实际实践联系能力, 缺乏创业意识的培养。

三、解决的措施

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就是民汉合校后, 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改革, 其次是中小学教材和相关课程设置中的问题。

双语教学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的核心, 也是提高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由于在小学、中学里教学方式的不妥当, 导致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受挫。由于突然实行民汉合校、汉语授课措施, 给没有心理准备的教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应该实行教育改革之前对少数民族教师进行培训, 在专业和汉语授课方面能够全面发展。

在小学 (民族班) 课程里设立一门专业汉语学科, 包括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的专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 词汇相对应的内容。而初中和高中也同样设立这样的专业汉语课程并编出教材, 同时从小学开始教授初级、中级、高级汉语课程。这样学生进入到大学对于汉语授课的环境并不陌生, 容易适应这种教学环境。

大学教育教学中, 设立专业时要考虑社会的需求, 并且设置一些地区特色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地区, 如全校设立民俗、民族文化等公共课, 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 设立旅游专业时也要考虑民族文化、民族民俗、人类学的有关知识跟旅游资格证等挂钩, 让民族文化以正宗的方式介绍给旅客。

在大学教学中尽量塑造条件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提高, 改变教学观念, 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 学生也应该在大学能接受到创业、企业操纵等工作的运行过程和创建过程, 从而及时适应社会, 转变观念, 把知识转变为职业能力, 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四、总结

总的来说, 基础教育直接影响大学教育质量, 是学生适应社会和生存的关键阶段。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狠抓落实的一项教育改革, 但是不要把双语教学搞成汉语教育, 忽视民族文化、语言的传承。只要在中小学教学中合理科学地进行双语教学, 进入大学阶段学生才会很好地适应, 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 也对少数民族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巨大的作用, 从而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保护传统文化, 维护边疆稳定, 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3]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4]安东尼·吉登斯, 著.社会学 (第4版) [M].赵旭东, 齐心, 王兵, 马戎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