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价值

2024-08-23

译介价值（精选7篇）

译介价值篇1

摘要：高校校史人物是校园文化的特殊名片,能有效表达高校历史传承和核心精神。随着高校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升,校史人物的译介价值更加显著,相应的实践策略也表现出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校史,人物,译介价值,实践

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变迁轨迹的真实记录。通过高校校史忠实、详尽的资料记载,人们可以了解学校的创建发展历史,追寻学校办学传统的沿革,总结高校的办学规律,推进高校的办学水平。教师和学生构成高等学校的活动主体,人物记录顺理成章成为校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史人物通常包括学校创始人、历任学校领导、优秀教职工、知名学者、杰出学生等,校史资料对这些在高校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生平及主要事迹做出系统记录[1]227。在高校建设发展进程中,校史人物的译介工作有助于在学校外宣、招生就业、学生培养、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效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校史人物的译介价值

教育的对象是人,人也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校史人物是高校宝贵的无形资产,通过相应的译介工作,充分发掘校史人物资料的用途,可以扩大校史文献的应用范围,提升高校历史人物的影响力,整合校史研究与高校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功能,为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积极的支撑作用。校史人物的译介价值重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校史外宣的主要窗口。校史资料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而伴随着高校国际化、校园数字化、档案管理信息化等工作的不断推进,不但需要加强校史文化传播工作,还需要启动和推进校史文化的对外宣传工作,藉此强化其基本功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当前,高校校史对外宣传普遍存在内容单薄、形式单一、表达生硬等问题。笔者随机抽取了首都15 所985、211 高校,查看其官方网站,虽然都建设有外语网站,但对于校史的译介多数停留在简单的学校介绍部分,校史馆或档案馆几乎都没有相应的系统的外文网站。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实地参观这些学校的校史馆或博物馆会发现,展陈部分最为突出的恰恰是对校史人物的介绍,有不少展台还对人物简介配有英文译文。翻阅高校集结成册的《大学志》会发现,《人物志》或《人物卷》必然是其中的重头篇章。由此可见,人物在校史资料中地位突出,是校史资料的重要支撑,人物的译介可以作为突破口,成为校史资料外宣的前沿阵地。

2.高校国际化的重要组成。提升大学的国际声誉,重视高等教育内容和环境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高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人力和物力资源等教育要素的跨国流动将成为新常态。交流渠道的通畅,交流资源的丰沛,将极大地影响国际交流成效。高校拥有为数众多的知名人物,其中很多人同时还是国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中华文化及校园文化的优秀传承者、中外交往的积极践行者,他们的国际化影响力需要充分的挖掘、表达和利用。

首先,以人为本的多元语言表达是高校国际化的必经之途。高校特点的信息传达因其功能的多样性和历史的曲折性常呈现出多空交织的状态,在这张交互连结的信息网络中,人始终是最为核心的元素,因此对人物的充分译介是符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步骤。多种语言的译介可以填平语言的沟壑,消除阅读中的障碍,能更好地服务来自不同地域的读者,其中包括学校未来的国际学生、海外人才、学者、社会组织等。其次,对学校名人的多语种译介有助于“讲好校园故事”,营造有魅力的校园文化氛围,吸引国际生源和海外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人才的加盟,是高校育人、化人和学校人的文化的生动的国际表达。

一所高校网站的学校沿革、招生宣传、学科介绍、科研成果、国际化活动、校史档案、产学研一体化等栏目的内容总少不了以校史人物为依托。在信息化时代,对人物的外语译介工作不可或缺,并需要不断拓展。很多高校的校园景观建设中,学校名人雕塑发挥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名人的多种语言译介工作既可以为学校日益增多的外事接待提供方便,还可以提升校园文化的国际化氛围,为校园游增色。在高校拓展引智项目和国际教育交流的过程中,对高校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的译介有助于搭建桥梁,强化人物与其曾在国外就读、深造、访学过的学校、国外相关学术圈、校友圈之间的关联,扩大人物的名人效应,提升合作方的认可度。

3. 高校教学实践的便利平台。在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译介工作常常面临任务多、费用高、人手不足等困境,受制于此,很多情况下翻译工作只能顾及手头最紧迫的任务,能够对高校文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的顶层设计普遍缺位。与此同时,高校的外语教学也因知识灌输多实践机会少而饱受诟病。事实上,高校完全可以开设“校园人物译介”等实践课程,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此外,很多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急需更多的实践基地,MTI课程规定毕业生须完成万字以上的翻译任务,校史人物译介即可以提供相应的平台。优秀的学生译作经由教师筛选、修改、整合,可以编辑成为高质量的人物译介版本,用于校园国际化的各个领域。

二、校史人物译介中的实践探究

在文化走出去和高校国际化的大好形势之下,在思想上应重视高校历史人物的译介价值,在实践上应积极探索寻求译介规范,总结推广译介策略,迎合信息化的时代特征。

1.现存的主要问题。第一、译介覆盖面小。通过对首都10 所985 和211 院校的校园英文网站展开深入调研,结果显示,10 所院校中只有北京交通大学开辟了校史馆及档案馆的英文网站,但是译介内容尚未涵盖校史人物部分。只有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网页开辟有Celebritiesin history (校史名人)栏目,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对17 位校史名人做了简介。此外, 有3 所院校在General Information或History等栏目中提及相关校史名人,如清华大学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民大学有吴玉章、成仿吾等,北京邮电大学有叶培大、周炯槃等。仍有5 所学校尚未开辟相关栏目,在学校介绍或其他相关栏目中也没有对校史名人作相应的译介。

第二、译介质量有待提高。校史名人外语译介中错误并不少见,最典型的莫过于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而在词语选择和结构调整方面的呆板对译则使得译文可读性不强。此外,文化元素在译介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审慎。Mr.Wang Mengshu, born on December 24,1938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graduated from Tangshan Railway Institute of the former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 and received his M.S. in Tunnel Engineering in 1964.在本句中,Universitys属于拼写错误,Mr.和China属于冗赘的文化信息,应删除,句子结构拘泥于中文原文,建议调整为Wang Mengshu was born in Henan Province on December 24, 1938. In 1964, he received his degree of master in Tunnel Engineering from Tangshan Railway Institute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2.译介实践对策。第一,译介形式与翻译目的保持一致。纵观校史人物信息的呈现语境可以发现,因传播目的不尽相同,信息表达方式需要灵活变通。在校史人物志的译介过程中,译者努力用外语全面传递中文原文所记载的各项信息,以忠实、详尽为己任,精心摆布篇章结构,竭尽信达之能事。在校史馆的人物图片展陈部分,囿于空间所限,不能追求对中文原文的逐字逐句对译,同时为了迎合观展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和审美需求,还要删繁就简,灵活编译。以茅以升为例,他既是桥梁专家,兼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曾留学美国获硕士及博士学位,曾担任高校教授、院长、校长等职。在人物志中,译文几乎无篇幅限制,尽可以包括生平各个细节,但在校园雕塑的解说文中,汉字空间约为100 字,译作英文,字数更为有限,所以诸如“男,汉族,字唐臣,江苏省镇江人”等信息就可以省略不译,用宝贵的空间集中介绍茅以升的学术成就和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

第二,译介工作与教学实践和科研结合。校史人物志因内容繁多且不断更新补充,使得译介工作呈现出任务量大的主要特点,由此导致多数高校并未很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有效地克服校园管理与教学科研工作的脱节问题,实现信息资源、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的整合,可以带来三方面的合作共赢。高校相关部门可以借助校史研究、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创新项目等课题搭建研究平台,通过开设外语选修课、翻译实践课、人文社会实践课等多种课程,鼓励科研团队、教学团队和优秀学生团队的介入与合作,从而保证译介工作大批量的展开,同时译介问题得以规避,译介质量可以得到保证。

第三,信息化成为译介工作的新常态。当前,高校信息化已经取得显著的发展和进步,高校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校史人物译介工作者有责任同步提升信息化意识,充分借助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等智能化现代传播工具,辅助译介工作,提高译介效率,实现校史人物信息的挖掘、整理和忠实传递,构建信息共享、链接和实时更新的渠道和平台。以专有名词为例,在翻译实践中仅借助词典往往很难找到答案,依靠音译则过分随意,不能完全符合固定的译法。而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或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多半可以查找到可靠的原始文献记录,高效规避译介过程中的信息失真。通过数据库共享、超文本链接等方式还有助于实现译名的统一、译文的直接引用、信息的实时更新,可以极大地降低类似文本的重复翻译,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周密、丁仕潮认为,我国高校国际化的战略驱动因素包括符合国家对外长远发展战略,增强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满足传播中国文化和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需求,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等[2]17。高校名人是高校文化的特殊符号,对校史人物的译介过程就是优秀校园文化外向流动的过程。重视译介工作,培养译介队伍,控制译文质量,提升高校人物的文化吸引力和外向传播力,是高校全面实现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四维.高校校史档案管理的价值探析[J].学理论,2015(15).

[2]周密.高校国际化战略:框架和路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译介价值篇2

20世纪初, 中国现代主义一些作家眼光开阔, 除了极好地继承我们已有的戏剧创作成就, 并加以改造创新之外, 还把西方戏剧通过文字翻译介绍到中国, 使得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的戏剧欣赏视野大开。郭沫若的西方戏剧翻译, 涉及到了较为深入的人生意义价值理解, 并让我们借鉴真正的艺术表现方式, 开展救国救民的光辉大业。同时, 郭沫若把西方戏剧文学的精髓通过深刻的感悟, 加以改造以适合中国国情, 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理解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不再认为西方戏剧只是在舞台上靠着肢体语言展示人生价值和社会问题, 而是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 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 从而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 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 这挖掘出了现代派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郭沫若力图以此完善的“翻译诗学”创作风格和方式, 从戏剧形式上去展示一种新的译介表现方式, 让“象征”性元素和理念在他的作品中肆意彰显和张扬, 并把这种象征主义色彩大量地运用到他的戏剧创作意识和想象当中, 这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 极具代表性, 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译介风格。

一、郭沫若戏剧“翻译诗学”与信仰诞生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西方戏剧文学译介最有成就的是郭沫若, 其立足点则基于拯救中华民族于火热, 其译介精神和手法也让当时中国一些戏剧作家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他的“翻译策略”或“翻译诗学”主要是体现在对西方戏剧文学的感知和感悟, 着力挖掘以往任何译介者未曾发现的、全新的戏剧文学的理解视角, 尤其是他对于戏剧人物的特征性感悟。郭沫若在译介过程中最为青睐的作品是德国歌德的表现主义戏剧《浮士德》, 他的翻译把浮士德博士一生的传奇经历, 按照表现主义的基本方式予以了概括性的总结, 带有明显的西方现代哲学和思想的合理化诠释。其表现的“浮士德精神”象征着中国文学精神和信仰由“右翼”变成了“左翼”思想主题。

在20年代末, 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除了本身保留着中国现代话剧的基本元素之外, 还显现着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某些元素。郭沫若曾经在创作他的历史剧时, 就表现出了他那西方表现主义的神奇想象, 他的思维方式和那些躲在书斋里抒发怀古的幽思、弹奏个人哀愁的资产阶级历史剧家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他创作的历史剧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游戏之笔和侃侃而谈, 也不是去单纯追求情节神秘、古怪的猎奇之作, 而是为了激发起“更多的志士仁人”的革命斗志和反叛热情。可见, 他对《浮士德》等戏剧作品的译介, 把人性灵魂的深刻探索领悟得淋漓尽致, 他甚至能够把它们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加以审视和考察, 力图在这样的高度把人性特有价值予以反醒和质疑, 以期进入他理想中的“真正把人当成人”的时代, 或者是以自己的鲜血, “献给现实的蟠桃” (1) ;为正在为新生活而奋斗的人们多争得一些有效的利益和“得到一些好处”。 (2) 显然, 郭沫若的这种对于历史剧的理解和创作方式, 是受到译介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的《约翰·沁孤戏剧集》影响的。约翰·沁孤生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 所推崇的戏剧基本主题就是“人本”和“人性”观念, 尤其是极为崇尚“人性”价值的最终实现和完善。他期待把众多的社会地层的人们的生活疾苦提到社会的关注上来, 被更多的人所瞩目和感受, 以便可以为解脱疾苦而呐喊、斗争。受此影响, 郭沫若从来就是提倡戏剧文学创作能够“为民众开花, 为民众结实, 始于民众, 终于民众。” (3) 这表明, 郭沫若在思考历史真实性再现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关系时, 强调任何作家都不能局限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描写, 过分地去注重历史的真切而忽略文学本身所要求的艺术化特质, 从而他强调“以虚代实”, 用艺术的虚化去取代历史的真实。

其实, 在约翰·沁孤的戏剧剧本《骑马下海的人》中, 所表现的浓重悲剧气氛就是西方戏剧家充满想象里的特殊创作手法。这部作品在当时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独幕悲剧, 因为它在构思和结构上有着古希腊悲剧的想象性和虚构性成分, 它一方面歌颂人与大自然的坚忍不拔的顽强斗争, 另一方面又在表现生存的残酷性和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性。郭沫若的翻译目的是要以此给中国的人们以感奋力量和拯救精神, 虽然时常可能面对一些自然灾害, 但是每一个人应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这说明, 郭沫若在翻译这部作品时, 较好地抓住了这部悲观主义海洋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内在感召性实质和精神支撑, 那就使得我们看到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的《骑马下海的人》中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 那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的迷茫心理。同时, 作者还让剧本平淡的风格中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战胜自然的震撼力, 这和中国现代时期要求人们起来扫除面对的各种艰难险阻联系起来。

二、郭沫若“翻译诗学”的社会功能价值

郭沫若通过戏剧文学的译介, 展示了中国新文学时期翻译文学的历史功绩的存在必要性, 这与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一脉相传。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翻译文学却一直被排除在现代文学的叙事研究和考察的范围之外, 解放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 不承认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意义, 翻译文学也成了文学史上不受宠爱的“弃儿”。其实, 综观历史资料,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 它的作用是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 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创作思维和文化视野, 并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发生过巨大的冲击。事实上, 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 曾经担负过中国现代时期的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 无时无刻不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谢天振先生有着先见之明, 曾极力呼吁, 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即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然而, 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 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真正重视而进入现代文学史, 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还是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正常的, 这在于人们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偏差、理解偏离和历史描述错位等方面因素造成的。虽然我们也知道, 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 “有了朱生豪的译本, 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 有了傅雷的译本, 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 有了叶君健的译本, 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 有了汝龙的译本, 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 (4) 但是, 由于译本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 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来自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就效果而论, 翻译就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 (5) 必须承认, 郭沫若对于西方戏剧文学的译介, 体现了当时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的新文学主义者力图探索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趋向, 以及寻求有效的革命理想实现的途径的人生追求。这表明, 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戏剧文学作品完全能够与中国的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有效地结合起来, 并与之产生深刻的共鸣。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华伦斯坦》就是最好的应证, 它们的译介不仅体现了他们两人在西方社会语境中的人生追求, 也深刻体现出大批的中国社会有志之士的时代精神追求。虽然《浮士德》是一部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改变的诗剧, 它是结合当时整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德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为背景而创作的政论性诗剧, 刻画了一个热衷于政治和人生追求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 这一形象也展示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不满现实和无法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 他们苦于对于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生活道路的努力探索。郭沫若在译介中, 切实把握住了文学作品译介的基本要领, 把主人公浮士德, 这位文艺复兴时代德国的一个充满政治和理想追求的巨人形象, 归纳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产生的人生追求精神, 这无疑体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有的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风貌。《浮士德》本身刻画了一个永不满足的、个性化的、执著于追求政治和美学目标的浮士德博士的艺术形象, 郭沫若在1919年最初翻译时, 就感其内容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是厌倦那些枯燥无味的无庸知识, 对自己选择的学医道路倍感失望, 内心充满苦闷, 对科学产生了反感, 认为“学枷智梏”。可见, 郭沫若是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 既没有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6) 而且, “化境”的翻译是永无止境的。 (7)

结论

诚然, 郭沫若“翻译诗学”的出现体现了时代的需要, 其中汇入新思想元素———“创造性转换”是“翻译诗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斯坦纳认为:“我们在阅读和倾听过去的一段话时, 即在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语言的翻译……翻译便是信息经过改造、由原语过渡到译语的过程。由于语言的障碍……必须经过解释性移植……信息方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疆界”。 (8) 翻译文学构成了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郑振铎等, 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译著, 这些译著也显示出翻译文学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描述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中, 事实的清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把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在创作技巧、题材、情节结构甚至精神联系等一系列深层内涵充分揭示出来。我们注意到, 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的角度来书写翻译文学史, 容易忽略对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的叙述。对现代文学来说, 翻译文学既是“媒婆” (郭沫若语) , 也是“奶娘” (郑振铎语) , 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摘要：郭沫若西方戏剧译介中“翻译诗学”的价值, 是通过借鉴异民族的优秀文学文化, 或通过舞台特定的语言化手段, 传送拯救人性心灵上的方法信息, 使得作者与观众的心灵相通与共鸣, 让作者的良好愿望渗透到观众的心灵世界加以教化和感知。这抓住了戏剧中神奇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灵感效应, 把它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可以促进本民族新文学文化的再生。这种戏剧译介的“翻译诗学”思想的创建, 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的思维方式, 丰富中国几千年延续承传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郭沫若戏剧,译介,翻译诗学,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程翔章《郭沫若在“五四”前的翻译实践及其意义》, 载《外国文学研究》, 2001年第1期

[2]陈东成《文化差异与翻译》,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陈玉刚《中国文学翻译史稿》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年

[4]范劲《郭沫若与歌德》, 载《郭沫若学刊》, 1996年第2期

[5]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 见《郭沫若论创作》,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

[6]黄龙《翻译学》,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年

[7]黄雨石《英汉文学翻译探索》,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译介价值篇3

一、价值取向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对接

众所周知, 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西方价值体系和语境中产生的, 诺贝尔评委们按照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来筛选作家及作品, 文化趣味倾向西方标准和判断, 带有明显的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烙印。据统计, “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奖以来, 已有100多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获奖作家人数最多, 达15人, 德国作家10人, 排名第二, 接下来的是美国、英国和瑞典。”如果再加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等其他欧洲国家, 欧美作家就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这就给人一种诺贝尔文学奖以欧美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为主的印象。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非欧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成欧美语言也才只有十余年时间。

而以乡土民俗描写和中国民间叙事见长的莫言, 何以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莫言也从未出过国门, 也没有专门研习过西方哲学和其价值观, 属于地地道道的本土作家。那么, 他为何能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异军突出?在笔者看来, 正是其运用酣畅淋漓、放诞无忌的表现手法书写的人、人性、人权和人的价值, 与西方主流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不谋而合。价值取向的趋同, 从而更能被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接纳。莫言携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话剧、电影各个门类的优秀作品而登上诺贝尔文学最高奖的领奖台, 就理所当然了。

譬如, 以莫言象征意义十足的一部作品《蛙》为例, 其中折射出来的对人、人性和人的价值, 足以令人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蛙》以中国历史上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 全文以“姑姑”为核心人物。她既是农村妇产科医生, 又是不折不扣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计生干部。在这位烈士后代、红色出身的女强人身上, 兼有天使和魔鬼双重秉性, 相互矛盾的角色集于一身。作为妇产科医生, 她亲手迎接了上万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作为计生战线的领军人物, 她又冷酷无情, 种种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直接导致许多孕妇和小生命死在她的手上, 以至于她晚年生活在不愿见人、不愿见天、不愿见阳光的地洞中, 以捏泥娃娃的独特生活方式表达内心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作者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担当、具有自我救赎意识的呼唤。

又譬如, 莫言散文《母亲》, 叙述的就是“母亲”以及“我的父亲和爷爷”如何以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地教育我, “人要忍受苦难, 不屈不挠地活下去;又教育我,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 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对于人、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自我解读, 无疑能够获得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 无意中登上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通车。

二、翻译推介功不可没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作家在过去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并不表明中国缺乏伟大作家和优秀作品, 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冰心、王蒙等等, 均与莫言的文学成就不相上下。然而, 中国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作品, 没有进入西方大多数读者视野, 其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我们分析的价值取向难以被接受、被认同外,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未能很好地被翻译成外文, 推介到西方各个国家。也可以说是推介、翻译的水平、效果不够准确到位, 影响了西方国家普遍受众的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国际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悦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最主要是翻译问题, 中国很多伟大的作品还没翻译成外文, 因此外国人大多不能欣赏;有的作品翻译过, 但不是译得不对, 就是译得不好, 使欧洲人误认为那些中国作品没有文学价值。”

而莫言和他的作品, 则恰恰遇到了能翻译到位和解读透彻的高人, 也因此幸运地得到了评委认可,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第一位高人就是陈安娜。以至于有人说:“没有陈安娜, 就没有莫言今天的成功。”莫言在瑞典出版了三部作品, 包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这三本书都出自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女士之手。

《西安晚报》以“莫言获奖翻译家功不可没, 陈安娜是莫言‘最重要人’”为题, 分析了莫言获诺奖的一个重要元素所在:“莫言能够获诺奖, 西方各国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各国翻译家对莫言文章的翻译, 也不会使我国文学得到世界的欣赏。莫言曾委婉地解释过, 说近几年他的作品在国内一直不被看好, 但是却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被翻译不少, 颇受广大学者和院士的欢迎。其实莫言的话外之音就是自己幸运地遇到了得天独厚的译者, 将自己的本意和作品的原貌, 原汁原味地翻译给了国外读者。

那么, 陈安娜是何许人?她出生于1965年, 供职于瑞典的一家图书馆, 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有机会较早接触莫言等中国作家作品, 又师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而且更为有料的是, 她是中国人的媳妇, 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翻译家陈迈平结为夫妇, 陈姓由此得来。其中文表达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说她是“瑞典的中国人”一点也不为过。她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20多年, 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这是译界难得的罕有其匹的人物。

其次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有“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之美誉。他在20多年前就主动写信要求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以翻译严谨、考究著称, 被称作“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 学习汉语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数十年来, 他已成功翻译莫言十几部作品, 为莫言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深入西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把莫言和他的作品介绍到法国的, 首推法国著名翻译家诺埃·杜特莱。他在普罗旺斯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工作, 多年来, 先后翻译了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臀》和《41炮》。他还出版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他甚至通读了莫言所有的作品, 这一点, 恐怕无人能及。这对他从整体上理解把握莫言写作主旨和准确译介文学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作品外文版本最多的恐怕要数日文版本。如日本的吉田富夫, 已翻译出版了莫言八部主要的长篇作品。此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因其与莫言生活经历思想情趣相通相似而喜欢上了莫言。这使得莫言及其作品能够在日本广为流传, 并得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1996年藤井省三翻译莫言《酒国》时的一句导读“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竟不谋而合。

纵观当今世界, 莫言作品译本之多, 恐怕也是中国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其中《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有英、法、德、意大利、日、西班牙、希伯来、瑞典、挪威、荷兰、韩、越南等国家多个版本。很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此外, 在境外的各种获奖也帮助莫言赢得了国际声誉和众多人气, 也为莫言获奖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诸如, 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大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太阳有耳》获46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 (法文版) 获法国“Laure Bataillin”文学奖;《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并于2004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生死疲劳》2007年被香港《亚洲周刊》推选为2006年十大华语好书, 等等。

由此可见, 莫言获奖, 不说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独创性、艺术风格的魔幻性等, 还有其作品流露出来的主流价值观, 被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和接纳, 以及流畅到位的翻译、推介之功, 都是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兰守亭, 席梅红.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S1) .

[2]马悦然.谈中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N].联合报:副刊, 2000-10-14.

莫言英译作品译介研究篇4

译介主体是指从事翻译活动的主体, 探讨的是译者问题。莫言作品的英译, 初期没有固定的译者, 后期主要是由美国学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完成的。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 英文世界造诣精深的翻译家, 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接生婆”。1988年, 葛浩文开始关注莫言及其作品, 并选定《红高粱》作为其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小说。莫言被译介到英文世界的作品至今已达十余部, 均由葛浩文担任译者。可以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葛浩文功不可没。实际上, 早在2000年, 莫言就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上高度评价过葛浩文的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 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 但我更愿意相信, 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2) 优秀的翻译人才首先要精通本国和他国的语言, 其次应当能够对本国和他国的文化有着精深的掌握和透彻的理解, 同时兼具文学创作经验。而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 几乎是符合这一特点的绝佳人选。正如莫言自己说的, “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 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能与这样的人合作, 是我的幸运。” (3)

译介内容是指翻译的具体内容。从1988 年至今, 莫言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1988 年, 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刊载于《中国文学》, 这是莫言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1989年, 莫言的小说《大风》和《白狗秋千架》再次被《中国文学》收录;小说《养猫专业户》被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收录;同年, 小说《枯河》被纽约兰顿书屋出版的《春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集》收录, 这是莫言英译作品首次出现在海外出版社。1991 年, 小说集《爆炸》在香港出版, 收录了莫言的短篇小说《爆炸》、《老枪》、《金发婴儿》、《苍蝇门牙》、《断手》和《飞艇》。同年, 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被美国夏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世界》收录。 (4) 1993 年, 美国维京出版社发行了《红高粱家族》, 这是莫言第一部被译介到海外的长篇小说。此后, 《红高粱家族》多次在英美各大出版社出版。1994年, 莫言的短篇小说《神嫖》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奔:中国新生代作家》收录。1995年,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由美国的维京出版社出版, 这是莫言第二部在海外出版的英译长篇小说。2000年以来, 莫言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得到了译介:《酒国》 (2000年) 、《丰乳肥臀》 (2004 年) 、《生死疲劳》 (2008 年) 、《变》 (2010年) 、《四十一炮》 (2012 年) 、《檀香刑》 (2013 年) 等相继在英美各大出版社出版。在短篇小说译介方面,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于2001年在美国出版。其他一些短篇小说被收录到一些丛书当中, 如《奇遇》和《马语》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喧闹的云雀: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录, 《秋水》和《良医》被分别收录在《哥伦比亚中国当代文学选》和《毛主席会不高兴:今日中国小说选》中。 (5) 由此可见, 莫言作品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得到了英语译介。

译介途径是指译本通过什么渠道、以何种方式传播。莫言作品译介途径多样, 其作品最早走向国外是通过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电影《红高粱》于1988年和1989年相继斩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红高粱》的成功改编及其带来的荧幕效应, 迅速、有力地推动了英语世界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出版。1993年《红高粱家族》英文版问世。电影之于文学, 就像一只聚光灯, 为海外读者提供了解中国作家作品的窗口。莫言本人也曾表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6) 可以说, 电影曾经充当过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的领军角色, 中国文学通过电影的形式走向世界, 也不失为一计良策。其次, 传统的图书出版社是推动莫言作品译介的重要途径。在英语国家, 莫言的英译作品主要经由美国的企鹅出版社 (及旗下的维京出版社) 、拱廊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海鸥出版社, 英国的梅休因出版、汉密尔顿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拱廊出版社共出版了5本莫言的作品, 分别是《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再次, 莫言作品在海外有着较成熟的推广和代理机制, 文学代理人对其作品的译介有着重要作用。国外出版社通常对中国文学不甚了解, 在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时表现得非常保守, 他们会通过推荐人来推荐作家作品, 这些推荐人通常被称为“文学代理人”或“国际版权代理人”。莫言就是通过其文学代理人桑德拉迪·杰斯特拉才接触到他的“伯乐”拱廊出版社创始人理査德·西维尔。同时, 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报道评论也促进了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报道莫言的主流报纸包括《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出版商周刊》等。例如, 1995 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文章《你几乎可以触及的乡村中国的“第22条军规”》, 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进行了评价, 2005年《纽约客》曾刊登约翰·厄普代克写的文章《苦竹:两部中国小说》, 评价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海外出版的一些重要文学杂志, 例如《当代世界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等, 都刊登过大量研究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 成为莫言走向世界文坛的重要阵地。例如, 2000年《当代世界文学》曾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 文章包括托马斯·英奇 (Thomas Inge) 的《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葛浩文的《禁食》、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的《莫言的文学世界》等。此外, 参加海外学术活动、中国文化节、国际书展、加入亚马逊等国际网络销售平台也都是莫言作品的译介途径。

译介受众是指翻译传播活动的对象和接受群体。莫言作品的译介受众包括西方翻译界专业人士、汉学家和普通大众, 受众覆盖面呈现出越来越广的特点。在译介初期,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受众量相对较小。前文提到, 《中国文学》迈出了莫言作品英译的第一步, 但情况并不乐观。据1986年数据调查, 英文版《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订户仅为1731 户, 拥有特定的阅读群体。《译丛》每期的发行量是1000-1200 册, 但由于学术机构的影响范围有限, 其接受群体较为有限。在译介后期, 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莫言作品的受众量有明显提升。莫言在西方翻译界专业人士以及汉学家读者群中知名度比较高, 他们主要了解的是莫言的英译作品, 海外学术期刊上也不乏学者们关于莫言、莫言作品及其翻译的相关研究。普通大众是莫言英译作品的目标读者, 这一点可以从译者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翻译策略, 以及后期主要赞助人商业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装帧、宣传等方面吸引普通大众读者的努力中得以体现。根据亚马逊官方网站 (www. Amazon. com) 的检索结果, 普通大众读者对莫言的英译作品评论数量较多, 评分满意度较高。销售量的不断上涨说明了普通读者受众量的增加。

译介效果是指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在当代中国作家中, 与莫言实力旗鼓相当的不少, 但只有莫言顺利地进入了西方主流文化的视野, 并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可见其译介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 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作品译介效果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除获奖外, 世界图书馆馆藏量、图书销售量、海外媒体提及率也都是衡量小说译介效果的重要指标。就莫言译介作品的世界图书馆馆藏量来说, 其英译作品馆藏量最多, 影响力超过了其他语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其所有英译作品的馆藏量都有了显著增加, “2012年和2013年出版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非常迅速地分别被545和487家图书馆收藏” (7) , 说明莫言获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其作品译介效果的提高。就莫言译介作品的销售量来说, 莫言作品在美国的销售量相对优于英国的情况, 且均呈现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销售量明显增长的趋势。“根据拱廊出版社数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该出版社出版的五本莫言英译小说《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总共只卖了12, 525册, 到莫言获诺奖一年后的2013 年10 月, 销售记录显示该五本小说总销售量达到了60, 210册;海鸥出版社 (纽约) 出版的《变》和《四十一炮》英译本截止2013 年11 月分别销售了4340 册和6035 册;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译本到该年11月时已经卖了4000册。” (8) 就莫言译介作品在海外媒体的提及率来说, 除了前文提到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出版商周刊》等主流报纸, 《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书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等都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过评价, 足以证明其作品的译介效果。

在2014年“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 葛浩文指出中国文学在英、美等英语世界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可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效果不容乐观。实际上, 中国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 但中国文学走出去, 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方面会涉及翻译家与经纪人的选择、版税的洽谈、海外汉学家的推广、海外出版社的宣传等一整套机制, 这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莫言作品在译介中获得新的生命, 在海外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 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引领开拓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深远影响。

摘要：中国当代作家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其作品在海外得到广泛认可, 译介的作用不容忽视。该文围绕“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要素梳理莫言英译作品的译介情况, 以期能对莫言作品的译介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译介价值篇5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自幼家贫,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旁听,深受孰师影响,从此与中国传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不到二十岁便已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同时,其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林纾一生译著甚丰,通过与近20位(1)口译者合作,以精湛的古文造诣创造性地翻译了多达200余种(2)西方小说,开创了翻译外国小说之风,被誉为我国翻译小说的奠基人。然而,林纾却是我国近代翻译界的一位“怪才”。他本身不懂西文,却走上翻译之路,且成果颇丰,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文化现象。

关于林纾及其译作,学界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曾被誉为“译界之王”,胡适称他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康有为也曾写诗赞道:“译才并世数严林”。可另一方面,因林纾不懂西文,其译作都是由他人口述自己笔录整理而成,译作中难免有不少漏译、误译、错译之处,历来饱受学界质疑和批评。对其到底能否被称作翻译家,向来也是众说纷纭。

该文将在简要介绍“林译小说”的基础上,着重从林纾自身原因、口译者影响、赞助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初步探究“林译小说”译介“不忠”的缘由。

2 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

“林译小说”,作为中国文化史、中国翻译史上的专有名词,专指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200余部欧美小说。这些小说的翻译全部采用合译形式,即林纾与口译者合作,“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在此过程中,林纾凭借极高的古文修养,娴熟的技巧和流畅的文笔,翻译出了大量独具风格的作品。

第一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成。小仲马在这本书里,抨击了封建贵族的虚伪和险毒,颂扬了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纯洁爱情。1897年夏,林纾妻子刚刚去世,中年丧偶的他终日抑郁寡欢。一日,他去福建马江做客散心,会见从法国巴黎归来的友人王寿昌和魏瀚。朋友们在聚会中聊到了《茶花女》这部著作,无不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戚爱情所感动。于是王寿昌便劝林纾同自己一起翻译此作,“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起初,林纾因自己不懂西文怕难以胜任,一再推辞,最后在朋友们的再三请求下才答应了下来。后来,由懂得法语的王寿昌逐句口述原文意思,林纾用缠绵悱恻的古文笔调,记录整理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凄苦爱情。1899年,译作在福州出版,一时风靡海内,获得极大成功,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多少人手不释卷地一读再读,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严复也曾写诗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随后,林纾在1901年同魏易合作翻译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作再次轰动。从此,林纾全身心地投入到外国文学的译介中。在他长达2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作,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札记》)等。同时人们也通过林纾的译作认识了许多国外一流的文学大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

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1912年前后,“林译小说”风行一时,流传全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鲁迅对“林译小说”每本必读。钱钟书也曾说过:“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之外另辟的世界”郭沫若也喜欢看林纾翻译的作品,他说:“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这对其日后文学诗歌创作形成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在他们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曾读过“林译小说”。

3 林纾翻译不忠的概述

林纾翻译小说最常见的毛病是删繁就简,几乎每一部译作都有大刀阔斧的删改。比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原本厚厚的一部巨著,经过林纾之笔变成了一本小册子。林纾的《块肉余生述》译本也仅有30万言,而张谷若的译本却长达50万字。更如郑振铎所指出,“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其次,钱钟书曾这样揣测过林纾的翻译心理,“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也许经过林纾润饰的描述会更生动传神,也会更投读者所好,但从翻译角度来判断,这终究改变了原文的本来面目,更何况不可能所有改写都是妥当的。

再次,林纾译作出现过明显的体裁错误。小说同戏剧的性质本是截然不同,可林纾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任意添加叙事,删减对话,使之完全失去了原戏剧的风貌。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亨利六世》以及易卜生的《群鬼》等都被其译成了小说,原文中重要的对话,独特的风格和别具匠心的美感都不见了踪影。

最后,林纾译作中存在基本的常识错误,如把挪威作家易卜生注为德国人,把英国作家阿克西注为美国人,把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3)直接当成莎士比亚的作品等。

然而奇怪的是,在1905年翻译出版的《鲁宾逊飘流记》前言中,林纾曾写道,“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而且当时著名的大翻译家严复在1898年就已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故根据上述两个事实可推出林纾是知道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通过以下分析,我们或能窥见一二。

4 林纾译文不忠的原因

林纾虽不懂洋文,但他译的西方小说成为一股强烈的旋风,在晚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上至名公巨卿,下至一般青年男女都以争读林译小说为荣。他稿约不断,酬劳颇丰。当时另外一位学者,也是他的同乡友人陈衍曾戏称说林纾的书房就是“造币厂”。但是,“名高天下,谤亦随之”。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他译作中的错误、疏漏,或是讥讽他“取径不高,品斯下矣”。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林译小说”不忠实际上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4.1 林纾自身原因

首先,林纾自己不懂外文,无法跨越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他自己也深以此为憾。他曾这样说过:“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比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发怒时用“拂袖而起”,就是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笑话。

其次,“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施法。”林纾年轻时便已才华横溢,文章写的好,而被称为福州“三狂生”之一。他当时就很自负地说:“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到了晚年,他甚至口出狂言说:“600年来,除明代的归有光(4)外,无一人敢与我相比!”而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会手痒,容易依据自己的见解改写原文。然而从正确认识翻译性质和严肃执行翻译任务的角度来看,能写作的翻译者更应当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

除此之外,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速度惊人。他同友人合作,“耳受手追,声落笔止,不加点窜,脱手成篇”。他和魏易合作翻译《黑奴吁天录》,仅用了六十六天的时间。然而,做好翻译需要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反复推敲之功,更要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虚静守一之心,如此追求速度,译文当然也就很难保证质量了。

4.2 口译者影响

首先,林纾所译原著直接由口译者选择或推荐,许多本身并无价值的作品也被选来翻译。“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再如《海外轩渠录》只译了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和大人国”那部分,而《双雄义死录》则是根据雨果《九三年》的节译本翻译的。

其次,林译小说的口译者前后有20人之多,如王寿昌、魏瀚、曾宗巩等,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文学素养参差不齐,西文能力也是高低不一。因此,他们在理解原文时难免有所偏颇,表述时也会下意识地融入自己的感情和体验,这也就加深了林纾与原作者之间的鸿沟。在“林译小说”饱受诟病的“任意删节”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理由推断:有些内容要么会因为口译者认为无关紧要而略去,要么因为口译者的不明意义而跳过。

再次,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翻译的歪曲和不忠一旦由口述者做出,笔受者即使怀疑,也苦于不通西文而很难去主动质疑或纠正,所以译文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述者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且当时的翻译模式对口译者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显然这种口述加笔受的翻译方式是不科学不成熟的。

口译者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忽略:正像翻译泰西小说有时只是林纾的余兴,充当口译也常常不过是魏易等人的副业。口译者顾及工作和仕途而分身乏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作质量,有时甚至造成了翻译活动的半途而废,如王庆骥与林纾合译《鱼雁抉微》,“王生任外务,日奔走于交涉,今又随使者至绝域,议库论事,译事遂中辍”,(林薇,1998:182)最终没有译完,后来也未出单行本。

4.3 赞助人因素

安德烈·勒菲弗尔(5)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因素”。赞助人可以是出版商、媒体、教育部门,也可以是掌握着实权的个人或团体。“赞助人因素”一般包括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足以左右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选取与发展;二是经济上的,即赞助人必须确保作者能够解决生活问题,为其提供必要资金支持。三是地位方面的,赞助人还要帮助作者提高声望,融入某些社团或特定的生活方式。

就林纾的翻译来看,赞助人主要来自于资产阶级改良分子、读者和出版社。

清末民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提倡改良,向西方学习。小说就是他们提倡的改良手段之一,这样翻译小说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林纾自己曾这样说过:“名人救世之言,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如此一来,他便往往创造性地发挥,夸大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大胆删去不熟悉或对译作贡献不大的部分。

译作服务于读者,只有受到读者认可喜爱,林纾的翻译生涯才能持续不衰。当时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低,对外国文学的欣赏水平更是有限。这样,通俗易懂的小说就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因此林纾翻译多采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古雅文言。然而,这虽顺应了中国读者的表达习惯,但终因中西文化思维和语言风格差异,难免出现严重的语意流失。

出版社也必然对林纾的翻译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对译作的选择和修改处理都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次,出版社给林纾的稿酬十分丰厚,商务印书馆(6)就是突出一例,在优厚稿酬的驱使下,林纾的翻译活动难免盲目追求速度,造成忙中出错。最后,出现某些“不忠”,如错字、别字等,也有可能是因出版社校对不周、印刷错误所致。

4.4 社会环境

几千年来,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带长期被汉人看作世界的中心。相对于汉文化,其他民族文化都被汉人看作劣等文化。孟子也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这种华夏文化中心论的观念,历代以来一直在普通民众中根深蒂固。林纾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他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写道,“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他也把中国古典文学当作评价外国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写作手法和风格技巧上同古典文学一致的部分,林纾往往忠于原文翻译;反之,则会出现大量的增补删减,以顺应汉文化优等的心理,但却造成了对原著的“不忠”。

除此之外,林纾以晚清遗老文人自诩,深受孔孟思想影响,严守封建伦理道德。林纾自己曾说过,他几乎不翻译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的那些不好的行为描写。据学者薛绥之等考证,林纾只要在翻译中遇到与传统伦理相冲突的话语、句子等,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删除和改写,以使译文符合当时的封建伦理规范。比如,清朝统治者以孝道统治社会,林纾在翻译哈葛德的小说《蒙特祖玛的女儿》时,就有意把题目改写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并故意把主人公不辞辛劳为自己母亲复仇的情节精心刻画,重点宣扬;当他翻译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时,有意把题目改为《孝女耐儿传》。可事实上,上述两本书的原作者并没有在书的内容上刻意宣传和强调孝道。

5 结束语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钱钟书的这番话鞭辟入里地道出了翻译之难。由于林纾不通外文,必须仰仗他人口述,其翻译过程无疑更为曲折。并且从以上分析可见,“林译小说”的推出是一个复杂的生产链条,既有林纾自身的参与,众多口译者的辅助,不同出版社的影响,还深刻地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浸染。因此,若把“林译小说”的“不忠”全都归咎到林纾一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更何况,‘林译小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翻译本身,而在于通过翻译开启了民智并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馆85周年,重印林纾译作十种,可见林译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近些年来,甚至国外大批学者也在林译研究上专心耕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以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最为知名。而且现今有关林译研究的内容层面越来越广,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也越来越深,这一切都在证明林纾的翻译成就至今仍闪烁着它独特的光芒。

摘要：不懂西文的林纾,一生却翻译、出版了200余部外国小说,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现象。然而其译作中的“不忠”历来成为众多评论家争论的焦点,林纾本人也因此遭受了种种指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种翻译“不忠”有多种原因。该研究从林纾本人、口译者、赞助人和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分析了“林译小说”译介“不忠”的缘由。

关键词：林纾,翻译,林译小说,译介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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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价值篇6

一、当时的“雨果热”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雨果是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是法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发扬人道主义、反对暴力, 提倡以爱制“恶”。雨果曾在1861年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发表自己对火烧圆明园的看法, 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圆明园的辉煌和价值, 他痛斥联军是强盗, 愤怒地谴责了他们侵略和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如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有一天, 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 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的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完成了, 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一个战胜者装满了他的口袋, 另一个看见了, 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 他们手挽着手, 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在历史面前, 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 另一个叫英国。”“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 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1]从这些话语可以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封信, 更是一篇义正严词的檄文, 雨果的“两个强盗”的经典比喻, 揭露了英法两国的恶行, 并希望两国能够承担历史罪责。这封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都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读了之后, 都会对雨果产生敬佩和喜爱之情。但雨果最早为中国人所认识的却是在1902年年底, 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小说》第二期的插页里, 印上了两幅外国大文豪的照片, 一位是英国的拜伦, 当时译为摆伦;另一位便是雨果, 当时译为嚣俄。[2]这是首次对法国小说家雨果作了介绍。[3]但据目前现有资料来看, 马君武是中国最早详细介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学者。他于1903年3月12日在《新民丛报》第27号上发表了《茶余随笔》, 其中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爱国之女儿”、“菲律宾之爱国者”、“中国人无公共心”。在第二部分“菲律宾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提到爱国者有多种类型, 如:“有能言之爱国者, 有能文之爱国者, 有能行之爱国者。”“所谓能言之爱国者, 激励民气, 抵御异种, 敝唇焦舌, 图利国家, 若德摩士电Demosthene、甘必大Gambetta之徒, 即其人也。所谓能行之爱国者, 溺爱自由, 梦想革命, 捐躯弃名, 以为民役, 若克林威尔Cromwell、罗拔士比Robespierre之徒, 即其人也。所谓能文之爱国者, 发挥共和, 鼓吹自由, 排除王政, 九死不悔, 若拉马尔登Lamartine、雨苟V·Hugo之徒, 即其人也。”[4]雨果名字赫然被列入“能文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在1903年3月27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8号上, 发表一篇《欧学之片影》的文章, 其第三部分为《十九世纪二大文豪》, 谈的正是雨果和拜伦这两位大文豪。19世纪的大文豪有不少, 可为什么只有雨果和拜伦才能称得上呢?马君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他说:“十九世纪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恋爱, 使人崇拜者, 非苟特Goethe (按:歌德) , 非许累尔Schilles (按:席勒) , 非田尼逊Tennyson (按:丁尼生) , 非卡黎尔Carlyle (按:卡莱尔) 。何故?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 止于为文豪故。至于雨苟Victor Hugo (按:雨果) 及摆伦Byron (按:拜伦) 则不然。”马君武紧接着进一步叙述雨果和拜伦独特的地方, 他写道:“雨苟者 (一作嚣俄) , 法兰西之大文豪也, 而实爱自由之名士也、国事犯也、共和党也。摆伦者, 英伦之大文豪也, 而实大军人也、大侠士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 使人恋爱, 使人崇拜, 使人追慕, 使人太息。”[5]

据上我们可以了解, 马君武对雨果的认同, 主要还是超越文学层面的“位格之价值”, 侧重的政治因素。他把雨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一个“鼓吹自由”、“排除王政”、“坚持共和”, 并“九死不悔”的民主斗士来看的。这是由梁启超发起, 马君武紧随其后连续两次对作家雨果的详细介绍, 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雨果热”。

接着, 鲁迅先生于1903年6月15日在《浙江潮》月刊上发表了雨果《悲惨世界》翻译的一部分, 译作名为《哀尘》, 其实那只是其中《芳汀》这一部分, 转译自日本报上的《哀史的片鳞》。译者署名为庚辰, 作者名译为嚣俄。鲁迅在《哀尘译后记》中写道:“嗟社会之陷进兮, 莽莽尘球, 亚欧同慨, 滔滔逝水, 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 则剖南山之竹, 会有穷时, 而《哀史》辍书, 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从中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当时联想到中国的社会现状, 希望国人能从雨果的作品中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 此外还表现出鲁迅和时人能对雨果这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人生悲况有感同身受的共鸣。雨果刚“到”中国时, 读者这样感叹:“读此节之文及苦鲁脱小传一书, 而哀史之文章早隐约须蓄诸胸中。悲悯在胸, 乃发为愤激, 凄楚之文, 论稗官以讽世, 呜呼我震旦众生日趋苦恼。安得有嚣俄先生者, 一一状其悲惨耶。”[6]

同年10月份, 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开始连载小说《惨社会》, 是译自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分“沉沦”一章, 署名“法国大文豪嚣俄 (按:雨果) 著, 中国苏子谷译”。登至第十一回大半回未完, 因停刊而止。可以说在当时, 苏曼殊是不可能完全不受梁启超、马君武、鲁迅等人的创作影响的, 因此, 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雨果热”是分不开的。

二、佛教道德感化思想的指引

宗教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对于人生的鼓舞和振奋, 具有无比的力量, 同时, 宗教可以安定社会, 净化人心, 使人对未来具有信心和希望, 使人可以过着一种较合理、高尚的生活”。[7]小说《悲惨世界》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惨无人道的现实。然而, 作者雨果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雨果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宽厚、仁慈、博爱的米里哀主教, 在苦役犯冉·阿让刑满释放后四处碰壁、得不到平等对待、感到绝望无助并对社会充满对立情绪的情况下接纳了他, 还以道德感化了他, 使得冉·阿让最终弃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成为一个高尚的有作为的人, 从而表现出人性的巨大转变。不难看出, 雨果在作品中宣扬了基督教仁慈、博爱和道德感化的巨大宗教力量。

苏曼殊是个僧人, 一生都信仰佛教, 我们暂不论他的信仰忠诚度如何, 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个具有慈善心肠的人, 我们通过读他的书信、札记可以了解他连一个鸡蛋都不忍心吃。在这里, 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 是因为他所崇尚的具有感化作用的佛教思想与雨果这种宣扬宗教道德感化思想有着相通之处。《悲惨世界》这部小说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 “作品里对善战胜恶、理想战胜现实的浪漫精神的向往, 符合刚刚觉醒的这代中国人的期待”。[8]这也正好契合了苏曼殊一直所崇尚的佛教道德感化思想。因为“佛永远以慈心和慈悲来教导弟子, 他不认为有愚笨到不可教育的人, 有凶恶到不会悔悟的人”。[9]佛教具有净化社会人心的作用。

苏曼殊是参加早期翻译的大多数文人中的一位, 同样也是一位仁人志士,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说《惨世界》发表之前, 曾先后参加过“青年会”、“兴中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这些革命组织。苏曼殊一直都非常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甚至到了后期, 他遁入空门后, 仍不忘关心国家兴亡。他在1913年发表的《讨袁宣言》中说道:“衲等虽托身世外, 然宗国兴亡, 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 不恤兵连祸结, 涂炭生灵, 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 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10]因此, 外国名家及其作品中反映出的人格力量、宗教力量, 以及其它方面的内容, 往往成为苏曼殊所关注的重点, 这对他的翻译文本的选择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革命思想的感召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 小说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 注定要陷入受歧视、受凌辱、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中去, 从而愤怒地控诉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苏曼殊在翻译这部小说的开头几回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 但是从第七回开始到第十三回则几乎是另外插编了一部小小说在里面, 而最后一回———第十四回却又重新返入正轨。苏曼殊在这里竟然随意增删原文且添入许多创作成分, 表现出极不忠实原著。他所采用的是极不忠实的译法, 这对翻译实践教学来说, 实不可取。但我们细心分析文本, 可以看出苏曼殊在改编的《悲惨世界》中, 运用了很多汉字谐音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满周苟谐音“满洲狗”;范桶谐音“饭桶”;明顽谐音“冥顽”;名“明白”字“男德”, 谐音“明白难得”;名“吴齿”字“小人”, 谐音“无耻小人”, 等等, 这寄寓很强的褒贬意识。再看小说第八回、第九回苏曼殊借主人公男德之口说道:“世界上这般凄怆模样, 难道我就袖手旁观, 听他们这样不成吗?只恨那口称志士的一班人, 只好做几句歪诗, 说两句爱国话。其实挽回人间种种恶习的事, 那个肯亲身去做呢?”[11]“在这种惨世界上, 那一个人不和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 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 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 是难救这场大劫了。”[12]这分明是苏曼殊借他人之口, 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苏曼殊随意篡改的背后体现了很强的革命性。因而, 这也恰好成为苏曼殊小说翻译的一个特色, 就是苏曼殊想借翻译来表达革命思想。诚如柳无忌先生所云:“他的译作并不忠实于原著, 改动甚多, 穿插着杜撰的对于中国政治、社会、人物的讽刺, 鼓吹当时革命排满的思想。无疑的, 这种译法并不可取, 但如以译文与原著相对照, 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 亦可见其用心所在。”[13]

当时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呈现错综复杂的年代, 梁启超的启蒙新民说、文学救国论等观点在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社会排满革命思想非常严重。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状况下, 有志之士苏曼殊也深受其影响, 所以这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也就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我们再结合苏曼殊同期的诗文相参照解读, 亦可深入了解苏曼殊当时的思想。同年10月7日, 苏曼殊发表《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于《国民日日报》副刊《黑暗世界》上。

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潇潇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因为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反抗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爱国运动, 为其表兄林紫垣所逼迫回国。苏曼殊在临行前, 作诗绘画告别师友汤觉顿, 借以表明自己誓死反帝、勇赴国难的决心。10月7、8、12日, 连载《女杰郭尔缦》于《国民日日报》上。开篇:“咄!咄!!咄!!!”语气之急, 可见情感之激,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苏曼殊很还欣赏郭尔缦, 称她为“女杰拘留狱中, 意气轩昂, 毫无挫折”。10月24日, 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呜呼广东人》, 起笔就是“吾悲来而血满襟, 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中国不亡则已, 一亡必亡于我广东人手”, 还大骂那些“摇尾乞怜, 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 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 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的无耻之徒。所有这些都表现苏曼殊当时的年轻气盛, 意气勃发, 想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去的决心。

中国小说英译译介模式构建探究篇7

关键词：中国小说,译介模式,依据,构建途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小说的英语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小说英译译介模式提出的主要依据以及构建的主要途径,从而让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地传播,更好地“走出去”。

一、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现状

中国第一部译成英语并出版为单行本的中文小说,是1761年由英国伦敦多德斯利公司出版的《好逑传》。中国小说真正开始稍具规模的英译是在19世纪末,当时一批学习过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将中国小说翻译成外文,以此加强外界对中国的理解。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需要以及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中国小说的译介数量开始激增,80年代迎来了出版高潮。中国小说在百年间的英译数量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小说种类和出版形式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目前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古典小说的英译更为重视。

以《红楼梦》为例,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此后的半个世纪,共出了4个版本的译本。20世纪后,又陆续出了好几种英译本,当然,这些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等不同的区分。此外,国内对于英译书目的编纂也较为完备,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的翻译情况以及相关作品的研究性论著都有详尽介绍。

(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得还不够广。

民国时期,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才刚起步,本身作品数量不是很多,因此英译规模也较小。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小说数量明显增多,再加上政府机构外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小说英译数量明显增多,但与古典小说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以本土译者翻译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翻译模式是官方翻译,但这些官方翻译的小说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且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二、中国小说英译译介模式的构建途径

(一)译介主体。

中国小说的译介除了采取官方学术机构和本土译者翻译外,还应当采取中外合作的译介模式,因为国外汉学家能够与中国译者优势互补,将更多的小说精品传播到国外去。

(二)译介内容。将中国小说译介到国外,应当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尽量避免翻译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的小说。目前最为紧要的是要提高小说创作的质量,这样才会有更多内容上的选择。

(三)译介途径。

中国小说“走出去”的译介途径除了国内的官方宣传和出版机构的支持外,还应当加强同国外出版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此外,还可以将优秀的小说拍成影视剧、利用国内外杂志媒体进行宣传等。总之,译介途径不能单一,要努力寻找多渠道的译介途径模式。

(四)译介受众。

中国小说在进行英译时,一定要考虑英语世界的阅读受众。因为一部作品译得出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反应态度。中国小说“走出去”要以受众为中心,既要考虑到高校的专业读者,也要考虑到一般的普通读者。所译的小说要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意识,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共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