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完善

法治完善（通用10篇）

法治完善 篇1

事实胜于雄辩, 没有至臻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就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同样道理, 当今中国, 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依托于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实现。要实现中国的强国之梦, 重在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还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大众化和广泛应用。在中国, 权力滥用、经济犯罪等社会问题无不与现行法律立法缺陷和空白而造成的法律漏洞有关, 要尽快做到法治的健全完善, 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探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正确的路径选择将能更加有效地、快捷地助推中国法治建设健全完善的进程。

1. 道德培植人民的法律信仰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潮流, 为顺应这种潮流, 使我们国家迅速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必须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盲目排外, 固步自封将失去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这一代人将没有值得骄傲的业绩, 甚至有愧于后人。

然而, 面对传统, 我们不可全盘否定, 传统的做法穿越久远的时空来到现代, 自然具有某种合理性,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尊重并取其精华部分而用之;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道德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即必须发挥评价和推动作用。道德作为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 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 是一种“恶法”, 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 道德对法律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职业道德的提高, 守法者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 都对法律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 道德对法律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 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 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立法中的道德参与、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道德运作、法律自觉遵守过程中道德力量的彰显------通过道德培植人民的法律信仰, 使人们在践行法治的过程中使法治更加健全完善显得尤为有效。

古人云:“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国人若能加上一句“为法律忠实的维护者乎?”的话, 那必将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此观之, 我们若以厚重的民族文化为基础, 正确对待公平、公正, 自觉的在践行法治的过程中将形成巨大的内聚力, 即道德培植人民的法律信仰。法治的健全完善将指日可待, 依法治国的方略才能落到实处。

2. 健全完善问责法律制度

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这里主要就是指问责制。在我国,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 是权力的拥有者。但直接管理国家公共事务, 是由代表机关组织政府、司法机关共同行使国家权力, 如果监管不力, 政治权力就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运行, “擅权专断导致决策失误、弄权谋私以致权力腐败”等政治异变现象不可避免, 弄不好就是公仆变“主人”, 使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的地位颠倒。如:泗阳原县长便宜“卖官”一个官位几千元;福建一县委书记大肆卖官副县长官位卖价17万元;县委书记成腐败重灾区, 卖官成风, 官场变生意场。

要堵塞全国范围内各个领域对公权监督不严的漏洞, 离不开法律在践行中健全完善的过程。

我国法律如何在践行中健全完善呢?当务之急是每个单位要有精细化的程序化的用人、用钱等用权条款, 为了让公权在阳光下行使, 就必须建立完善问责监督制度, 这种制度确保公权私用没任何机会。

我国可以采用试点的方法实现法治践行, 法人只能按已有的程序办事, 表面上看这都是很难办到的事, 其实很简单, 不妨参考私营企业对经理、董事 (长) 、员工有什么样的用钱限制, 特别是小企业, 为了节约开支, 降低成本, 处处精打细算, 多少钱不能用, 什么事由什么机构定夺, 规定的十分细致, 企业问责十分严格, 除了工资, 别打算有灰色收入, 如果个别人不能清正自身, 一旦有事, 各自走人, 严重者依法处置。

当前, 很多公有制单位, 当个别人大手大脚的花费公款时, 如要声张正义, 可能有人会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细细想来, 也很奇怪:自己的血汗钱, 被他人肆无忌惮的挥霍, 竟然无语, 的确有悖常理。

用现代管理的观念看, 公款招待、公车私用是极不道德的, 但我国形成的局面已久, 又没立杆见影的其他方法加以更除, 对此现象不可过于悲观。想当初, 剪掉黎元洪头上的辫子让他当总统, 他还嚎啕大哭呢, 但很快地, 国人头上马尾巴不是都没有了吗。从长远看, 取消公费招待、公车私用是一种社会必然, 其中的策略也不复杂, 规定从某时间开始, 单位不得再购新车, 不得再用公款招待不就得了, 做到这一点, 没有大不了的, 就是在封建社会, 类似魏征、海瑞这些清正廉洁的大臣, 对公与私也是泾渭分明的。

当中国出现这一局面:单位的法人出去开会、用公款招待之时, 有人说这是我们的钱你能这样用吗?———中国的法治已经走上正途了。

人大明确提出:集体腐败视为刑事犯罪。但有些单位内部, 当小团体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你大报虚帐, 我狂吃回扣, 彼此之间心照不宣, 不动声色中, 将大量的集体财富据为己有。

目前, 各单位自己定计划, 自己找人施工 (采购) , 自己进行质量验收, 自己付款, 其间集体腐败可能性极大。个别的“回扣”比例可能让你瞠目结舌, 有的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什么不把这些工作分开, 让不同人去做?政府可以管, 就是单位内部也能很好地做好这种事, 因此, 必须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以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行使”。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多少钱不能做主, 人事由谁定, 以什么条款定,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精细化、程序化, 问责监督制度的完善, 就是人民 (们) 真正成为主人, 当权者真成为公仆的伟大历史升华过程。真正做到“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 法治在践行中日臻完善

作为美国独立标志之一的《独立宣言》诞生很久之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还公然判决奴隶制“合法”, 但奴隶制最终还是被废除了, 由此可见, 美国法律是在践行中逐步完善的。

“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到当代莱兹.德沃金关于法治的理解, 英国法治历经八百多年岁月的淘洗, 形成了独立世界的所谓英国法治。”

法制是硬件, 法只是要求法律按上述原则运行的软件, 只有在法制存在的前提下, 才可能产生法治, 而法治反过来也有利于良法的产生。有位先生打移动10086问漫游费时, 回答是每分钟0.2元, 并没有告诉他国际漫游费不是每分钟0.2元这个数, 因此先生将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理由是移动公司误导了消费者。这就是法治在践行中完善的实例。

1689年的《权利法案》规定, 国王未经议会同意, 不得废止法律———这项法案的实质是使议会的权力高于王权, 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打下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 并向世人表明最早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综上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中国法治应在践行中日臻完善且步子要更大更快一些。

4. 要严格执法忌严惩护法

据报载: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 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 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 但是如果喝上了葡萄酒, 那就危险了。’在接受礼品上, 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 根据物价指数该标准时有变化, 大概是20欧元左右。”有人盛赞芬兰的政治“象清澈纯净的湖水, 一眼望穿;似晶莹剔透的冰雪, 纯真无瑕。”

中国对公务员腐败的界限规定不清楚, 公款吃喝玩乐, 公车私用招摇过市, 其花费之巨以万亿元计。严重的是, 个别人在熟人面前大言不惭的谈论自己如何接受他人的好处, 寡廉鲜耻地炫耀自己怎么“会搞”, 将腐败蜕变为时尚。

是这些人真正缺少钱物吗?他们的所得能做点什么正事?都不是。而是这些财务的非法占有, 让中国迈向强国之林的步伐变得更为步履艰难, 目前中国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国不强民也不富”的局面。

糟糕的是, 平常管理工作不严格, 惩处缺乏力度, 但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却来个“判处××刑”。做到了防微杜渐的“严”, 就可以避免不可收拾再去“判处××刑”的“酷”。

在法治践行中, 我们可以做到向西方发达国家一样, 防患于未然, “喝上葡萄酒, 那就危险了。”让不廉洁自爱的公务员离职, 其他的公务员就会珍惜工作岗位的不易, 做到廉洁自律。

现在的国企法人说了算的做法与“依法治国”的做法是相悖的, 法治并不是法律的统治 (rule by law) , 或用法律统治人民, 而是依法而治 (rule of law) 即人民群众以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法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 而绝不是什么“防民之具”。

拿破仑在编写回忆录时曾说过:“我的伟大不在于我曾经的胜利, 滑铁卢一战已使它随风而去, 我的伟大在于我的法典, 它将永远庇护法兰西人民享受自由。”

5. 在践行中完善堵漏手段

建立电子收费制和程序化的操作规程对防范经济漏洞作用很大, 交通罚款曾经很不正规, 但是用了到指定银行交罚款, 现在很清正呵, 漏洞正本清源, 走正道人心所向。

我国法律践行的当务之急是:各单位应上从“法人”, 下到其他领导或员工, 所作所为凭什么来做的, 单位的钱、权不是想怎么就怎么, 而是有规定有条款, 更重要的是有人问你的所作所为能行还是不行, 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美国市长与中国某市长《对话》结束后, 经过中国某市长再三邀请, 最终答应邀请下次来访。他回答具体日期不确定, 因为他访问中国所需花费, 均需要向企业募捐, 他所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看看我们中国市长是如何回答的:“你所有的费用我包了!”CCTV该节目主持人带头鼓掌。

在我们笑外国市长不够气派时, 可否想到我们的管理与现代化相差多少?国人的道德水平并不比国外差, 关键是管理的漏洞普遍存在 (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完善法治, 而中国的法制建设只有几十年) , 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破窗效应, 这就造成了许多违法乱纪案件的出现。但相信每个人都是向往高尚的。

“苦行僧行长”覃志新利用发包工程、审批贷款, 大肆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共计三千多万元,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对于中国的管理问题, 既要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又不能过于悲观, 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破窗效应使然。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破窗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 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 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相反地, 破窗理论指出, 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自觉去维护。纽约曾经是个治理十分糟糕的城市, 运用破窗效应后, 纽约治理从车站清洁治理开始, 在短时间内将整个城市治理得环境优美, 秩序井然, 这值得我国借鉴。

综上所述, 从中国法治健全完善的路径选择可知, 中国领导高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加快中国在法治践行中迅速的健全完善法治, 将是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保证, 也是成就这一代 (领导) 人伟业的最佳路径选择。如果有一天, 法治共和国的伟业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了, 这是多么令人骄傲与激动人心啊。

摘要：中国现行法律立法的缺陷和空白造成的破窗效应, 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权力滥用、经济犯罪等社会问题, 法律逐步健全完善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的时间要短的多,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 将任重而道远, 为此, 本人提出了中国法治健全完善一些路径选择, 以期对我国法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

关键词：法治,完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可利福德·吉尔兹著, 王海龙, 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2]郑永流.法治四章—英德渊源、国际标准和中国问题[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学, 1999, (4) .

法治完善 篇2

市场主体准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商事登记，则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商事登记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商事登记制度，曾为改革期间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全面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建设现代法治工商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有着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随着本土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产生和发展，民国时期初步建立起了我国早期的商事登记制度。它主要包括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商人通例》以及国民政府1928颁布的《商业注册暂行规则》和1929年颁布的《民法》《公司法》。

1949年政权更迭，旧的法统被废除，原有的商事登记制度不复存在。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商事登记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发生改变，重要性下降。虽然于1962年12月颁布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却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事登记制度。“文革”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撤并，商事登记制度被严重破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分水岭，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是商事登记制度的恢复阶段，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建和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为重要标志；1992年至2001年，是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转变阶段，即由原来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所有制形式进行分类管理的登记制度，转变为以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进行分类管理的现代企业登记制度，并逐步由审核主义向以准则主义为主，审核主义为辅的方向转变；2001年至今，是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阶段，以《行政许可法》《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修订）为标志，表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制度的缺陷

第一，现行商事登记制度存在于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之中，过于纷繁复杂。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改革而来，是逐步建立的。因此，我国目前缺乏一部专门的商事登记法。在现存的与商事登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既有法律位阶的差异，又有新法和旧法、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区别，这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具体行使商事登记职权的时候，采用法律依据易出错。此外，一些在商事登记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事项，如企业名称，却依然采用法律位阶最低的部门规章，常常导致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随意运用和解释。

第二，将商事登记作为行政许可，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特点，也给登记机关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风险。商事活动原本属于私法的调控范围，无需公权力的必然介入；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主体的创立不应受过多的行政干预。由于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对第三人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不断强化，才导致公权力的介入。但这种介入，不应理解为一般禁止下的行政许可，而应采用准则主义指向的行政确认。过分的介入，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转，也给登记机关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和巨大的职业风险。

第三，过分重视商事登记的经济监管作用，而忽视了商事登记的信息公示作用。“我国现行公司登记立法较重视公司登记的经济监管目的，忽视其信息公示目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大都

强调公司登记的公示目的，淡化其经济监管色彩。”①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演变而来，行政监管色彩过于浓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通常意义上的行政监管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应更多地着眼于信息公示制度，通过提高企业的诚信意识和交易第三人的辨别能力，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第四，未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事登记规范进行清理，与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在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常常采用增加新规范的方式，而不是在原有规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这样一来，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登记规范保留至今，它们在日常登记活动中极少被使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用武之地。比如《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继续保留这些规范意义有限，而且容易导致登记工作的混乱，浪费人力物力。

三、我对完善商事登记制度的建议

首先，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商事登记法》。虽然《商事登记法》连续两届都被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但十年多过去了却依然没有下文。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民商法立法工作已经严重滞后，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我国并非一个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要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制定《商事登记法》甚至比制定《商法典》（《商法通则》）更为迫切。通过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将散落在众多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之中的商事登记规范集中起来，势必能简化登记机关的工作内容，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其次，重新定位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将其从“行政许可”的范畴内剥离。2003年制定的《行下许可法》是在没有商事登记法的背景下制定的。为了规范登记机关的登记活动，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其第十二条第（五）项将商事登记纳入了行政许可的范畴。但是，随着近几年的实践和发展，当初的权宜之计也愈发显现出其不合理之处。我们应以制定《商事登记法》为契机，重新定位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采用严格准则主义模式。同时，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市场主体准入与商事登记的区别，商事登记只是对市场主体准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予以限制的特殊行业，可以通过各类登记前置（或后置）的行政许可来实现。

再次，强化商事登记的信息公示作用，为公众查询商事登记信息提供便利。市场主体的监管可以通过日常巡查和年度检验等措施来实现，而不应过分倚重商事登记环节。作为一种行政确认，商事登记的目的和意义更侧重于让社会公众能及时、准确地知晓市场主体的真实状况，从而提高辨别能力，保护交易安全，进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因此，1997年制定的《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就明显有悖于此，应予修正。除此之外，各级登记机关还可以仿照《商标公告》的形式定期发行《企业登记公告》，并提供互联网查询服务，以利于发挥商事登记的信息公示作用。

最后，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妥善处理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问题。时至今日，全国范围内仍有极少数以传统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它们的存在既是清理计划经济时期商事登记规范的障碍，也不能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环境。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商事登记制度，顺利制定出全面简洁的《商事登记法》，就有必要完成上世纪末未能彻底完成的企业改制工作，进而清理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事登记规范，从而真正告别计划经济时代。

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完善，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工商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由于进入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工作时间不长，我对商事登记制度的了解也并不深入。以上思考和建议，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诸多谬误之处，敬请见谅，欢迎指正！

法治完善 篇3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 开启了公众表达的平台,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民传播时代。新兴媒体对于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兴媒体监督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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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媒体；媒体舆论；行政监督

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方面。行政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社会团体、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督促与监督的方式有很多,例如人民对于国家机构设置时的权力制衡安排、选举时公民的投票取向、人民信访、通过媒体监督的形式所进行的监督等，但相较而言，新闻媒体监督最省时省力。

所谓“新兴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旧”而言。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新兴媒体伴随着媒体发生和发展在不断变化。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兴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是新兴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兴媒体。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兴媒体通常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兴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一、新兴媒体监督的特点

(一)新兴媒体监督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舆论监督是政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运用新闻舆论批评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还要反应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意志与情绪、意见和建议,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供有效的平台。特别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 开启了公众表达的平台,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民传播时代。新兴媒体对于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兴媒体监督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主要形式。所谓的新兴媒体监督主要指以移动媒介、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对政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即新兴媒体对政府及其行为、政策等所作的公开评论、指责，提出改进意见等, 体现或引导民众对政府行为的检查与督促。

(二)新兴媒体监督的特点

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为载体的新兴媒体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边缘到主流，成为构建我国新闻传播格局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新兴媒体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在营造社会舆论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新兴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转载传统媒体的信息而引起网民的反应或讨论，尔后与传统媒体产生互动、形成观点性民意即网络舆论，并以此影响社会、影响政府决策，这就是新兴媒体监督的一般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新兴媒体监督具有以下的特点：广泛性、时效性、便捷性和亲民性，还有就是监督成本低。

二、当前我国新兴媒体监督的现状

在西方国家，媒体监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社会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我国，新兴媒体监督也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新兴媒体监督因其特有的公开曝光形式，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公共意志，协调社会机能、调节社会关系、干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媒体监督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新兴媒体监督因其具有的强烈公众震慑力，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监督形式。

(一)积极开展新兴媒体监督的必要性

首先，新兴媒体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公民的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所以, 人民群众通过新兴媒体对权力实行监督, 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在生活中，新兴媒体已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众可以通过论坛博客、新闻跟贴、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可以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并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新兴媒体监督充分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主动意识，使人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大大提高，从而形成民主、积极、向上、进步的社会氛围。

其次，新兴媒体监督能够促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近年来新兴媒体对实际案例的报道，对促进司法公正、依法行政和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党和政府威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新兴媒体的介入让案件迅速地从地方推广到全国，由个案推动整个制度改革，新兴媒体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备受关注，新兴媒体监督的效果的到深化。

再次，新兴媒体监督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腐败。与传统制度反腐相比，新兴媒体监督更快捷、更彻底、更透明、更隐蔽、更能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通过网络等渠道，能够集聚大众集体力量，让全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关注到腐败事件，迅速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但促进了案件的进行，而且对有问题的官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通过对腐败案件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式的跟踪报道，无疑给官员上了生动的一课，进行了一次廉政教育，使广大官员感到自己置身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真正做到了警钟长鸣。

(二)新兴媒体监督存在的问题

媒体引导舆论风向以此来监督司法公正，其出发点无可厚非甚至应当得到鼓励。许霆案如果不是媒体的持续跟进和大众争论，许霆就不会被改判，可能连发回重审的机会都没有；段磊案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其诽谤罪就有可能成立……这一系列因为大众关切、媒体关注而最终得到“符合民意”判决的案件，几乎让媒体成了司法公正完美无缺的监督者。但这种监督远非想象般理想，仔细回顾，现阶段媒体监督司法引发的种种弊端已暴露无疑。

一是新兴媒体监督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监督保障机制。由于新媒体信息具有可操纵性、非理性，所以需要建立对不负责任者的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以防新媒体成为形态各异的利益集团影响和控制民意的便利工具，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另外，近年来媒体刊登批评监督稿件后受到责问、调查,有关人员受到处分、调离、撤职,甚至被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的事件时有发生；2008年，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伟被跨省追捕事件”，必须立法保障媒体和民众正当的新兴媒体言论自由。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改进当前新兴媒体监督的重要环节。

二是不适当的新兴媒体监督可能会妨碍司法公正。毋庸置疑，新兴媒体监督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一旦其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就极易蜕变成为“媒体审判”，势必就会影响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虽有吸引眼球之处，但在整个司法进程中仍属个案，在新兴媒体舆论反应的民意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质疑和批评指责，法院尚未开庭，但是“媒体审判”的结果似乎已经相当明显。媒体舆论这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对某些事件或现象的认识出现偏差，已经成为新兴媒体监督实践中突出的问题。

三是部分监督主体的自律性缺乏。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行政问责主体，相对于目前立法、行政、司法等常规的监督手段而言，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前提是自律，自律都做不到岂能“律他”。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组成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新闻媒体网络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广大群众对事实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近年来“高价版面费”、“巨额封口费”、“恶意导向性评论”、“山西记者村”等媒体腐化、违纪、违规事件层出不穷，挑战新闻舆论监督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同时，也阻碍了新兴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进程。

三、关于完善新兴媒体监督的几点思考

(一)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者制度规范

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 任何民主的权利都缺乏稳固的支点。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对于新兴媒体监督的限定和保护都很欠缺，伴随着数字、网络纠纷的不断增加，新兴媒体监督也应该尽快纳入立法的视野。从具体制度构架来说，有以下几点：要确定以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言论自由原则，言论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基本人权，在权力本位的现代法律体系下，管制只是手段，保障自由维护人权才是真正的立法目的；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在网上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的惩罚性的制度规范，以此来起到约束作用；由于发表言论造成的法律纠纷，应根据纠纷本身的特征及其司法审理、调查取证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制定出操作性强的规定；对于影响社会秩序，侵犯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也要明文规定，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行。

(二)引导媒体监督导向，把好舆论导向关

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当今时代，新兴媒体特别是新闻网站处在宣传思想阵地的前沿，尤其要肩负起应有的重大责任。互联网上健康向上的舆论形不成强势，噪音、杂音必然乘虚而入。只有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宗旨，才能构建一个自下而上、多层次开放型、灵活互动、批评和建言献策相融合的舆论监督的全新机制。

(三)提升素养，强化自律

对于公众，反映问题要有事实依据，要理性表达，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合法合理地开展监督，而不能损害他人的隐私，伤害他人的尊严，更不能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污蔑陷害。对于媒体而言，它作为社会公器，要以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为天职，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尊重他人合法权益，提高自身法律意识，明晰媒体报道的范围，防止触及法律的防线。

[责任编辑：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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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2-05

作者简介：胡月玫（1986-），女，山东齐河人，中共德州市委党校助教，研究方向：法学；徐玉华（1962-），女，山东齐河人，中共齐河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学。

法治完善 篇4

一、依法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主体

1.分税制实施之后, 财权一级向上转移, 中央和省级财政从地方抽走了大量的税收和资金

统计数据表明, 1993年, 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8.8%, 然2002年却急剧上升到了81%。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 其中中央占52%, 省级占10%, 地 (市) 占17%, 而有着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1%。[1]而在具体的供给与治理过程中, 事权却层层下移, 基层政府往往只有事权而无财权, 且中央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和投入严重不足。这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推诿现象, 也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并进而导致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失范现象时有发生。[2]为此, 必须通过立法的途径, 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划分, 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基本合理。农村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 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对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职责, 可采用列举的方式, 明确界定各个供给主体的责任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层次性。这样, 就避免了供给责任主体相互之间的推诿, 也避免了部分供给主体的盲目提供。

2.依法规范公共产品供给程序

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重要保障。国家审计署2004年6月对全国50个县进行审计调查所做出的公告显示:40个县本级虚增支农投入, 配套资金不到位等5.35亿元, 占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10.8%。有的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批复项目和拨付资金不及时, 造成年终大量结转, 名义上的这部分投入实际上并未到位。46个县两年结转财政支农资金分别为3.45亿元和5.74亿元, 占当年应投入资金的15%和18%。50个县挤占挪用财政资金4.95亿元, 主要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弥补经费、出借、经营、建房、买车等, 占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10%。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到位或被挤占挪用的现象可以看出,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虚假提供的现象相当普遍。所以, 程序的失范导致公共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而农民没有任何法定的程序去监督各级政府的资金使用情况。

3.依法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多数学者认为,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是失衡的, 认为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不符合农民的需求, 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又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目前地方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有关, 在这种压力体制下,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出现了严重的政绩化倾向。出于政绩的考虑, 工期短、见效快的显性公共产品供给较多;而一些工期长、见效慢的隐性公共产品则被各级官员所忽视。[3]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全部不足, 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误导下, 对于能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 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 反之, 则态度冷漠。

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措施

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农村在交通、通讯等与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及城市, 城乡一体化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远没有建立起来。2003年,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7.7台,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9.3平方米, 而农村尚有8%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只有11%左右, 是城市水平的1/3, 而且东部地区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是东部农村的1.7倍, 同比中部为3.2倍, 西部为6.7倍;城市公用设施中用水普及率为86.2%, 燃气普及率为76.7%,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6.5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公厕3.2座。[4]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56.6%, 卫生厕所普及率为48.7%。而在欧盟,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扩展到广大农村, 村镇几乎都有高等级的公路与高速公路相联结。欧盟国家大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如法国有23个国家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为农民提供了交易场所。加之欧盟国家建有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 这使得欧盟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极其活跃。[5]因此, 要从根本上建设好新农村,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就必须加大农村财政投入力度, 改革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将其纳入公共财政体系, 使农民享有同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产品。

2.构建多层级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政府的多级供给体制, 划分各级政府供给责任的原则和依据是农村公共产品构成的层次性。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多元的, 各主体参与竞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经济学家萨瓦斯结合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情况, 列出了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政府出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自由市场、志愿服务、自我服务、凭单制等10种制度安排。[6]笔者认为, 应根据公共产品的层次和特性, 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区、非赢利性组织 (也称第三部门) 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结构, 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和技术等优势, 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取长补短, 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地方政府应负责提供那些只与本区域内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区域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辖区道路建设等。省级政府主要提供农村公共道路、供电、供气、公共卫生保障、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等公共产品;农村社区应负责提供村落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 如村内的路灯建设等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或服务;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 如各种专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基地等, 负责提供在部分生产环节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和生产信息。该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采用公退民进, 民办公助的方式, 由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品供给;私人或企业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中外部性不强、进人成本不高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要按照市场原则, 对于保证私人资本的产权收益及居民合法的私产以激励私人投入。

3.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重新合理确定县、乡 (镇) 两级政府机构及人员编制, 实行专业管理, 为农民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公共服务, 实现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依法调整乡镇政府的事权, 使乡镇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真正的“有限政府”, 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从而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4.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1) 明确税费改革的主要目标。

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主要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机构人员, 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2) 把握税费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基础上,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要围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条主线, 坚持以人为本,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供给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做为一种准公共产品, 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 必须通过完善和加强农村教育法制建设, 将教育经费的投入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资料显示, 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 除了发达国家以外, 亚洲绝大部分国家, 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目前关于义务教育费用的测算, 最高的是845亿元, 最低的是210亿元, 而中国的年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由中央政府为义务教育统一买单, 至少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义务教务买单,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7]

6.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农村目前基本上是依靠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半集体、半福利事业为重点, 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极小范围内惊醒改革试点以外, 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2006年, 全国有1509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增加684万人。如以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基数,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只占到70.25%, 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居民没有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在养老保障方面, 据民政部门统计, 2006年农村中仅有5373.6万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355.1万农村居民领取养老金, 相对于我国7.37亿农村居民来说, 这两项数据少的可怜。目前, 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勉强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服务水平的落后与服务设施的不健全也是普遍的。据调查统计, 西部地区农村平均每个乡镇拥有的卫生院不足1个。且大部分乡村卫生院医疗设备陈旧, 医护人员水平有限, 诊治手段落后, 基本属于“询问”治疗。因此, 最要紧的就是制定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规范, 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 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设立基础养老金, 解决农民的基本养老问题;基本的国民健康保险, 由地方政府承担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运营, 使农民跟其他国民一样, 享有基本的健康保障;农村公共援助制度, 建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制度, 援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 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保证其基本的生存、生活以及基本人权, 真正做到“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7.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制度

(1)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制度。

要完善对基层的监督,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进行有效的监督, 就必须完善监督立法, 建立健全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相关的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

(2)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体系。

从监督实践经验看, 监督主体的广泛性、多样性、多元化是保证监督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监督也是如此。当前, 要把人大监督、审计监督、法律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监督紧密结合起来, 营造监督的合力和有效性;要完善各级人代会对各级政府制衡和约束的机制;要强化审计监督作用, 及时查处各项违规、违纪行为, 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使用置于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 提高农民参政和监督意识, 提高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 改变其与政府博弈中的弱势地位, 遏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 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使用;要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要建立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 对于范围涉及到县或地区的较大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 在决策过程中应建立规范的由专家、农民代表、农村企业代表和农村非营利组织代表等广泛参与的听证制度,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3)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

要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 将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挂钩, 同时建立行政问责制, 监督与制约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要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执行前的预评估与政策执行后的后评估结合起来, 进一步完善项目评估制度、跟踪检查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监理制等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杨瑞梅.从地方治理角度看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6, (03) .

[3]杨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4)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5]曾业松.新农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6] (美)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法治完善 篇5

因应市民近期向本刊反映,今屆立法会的整体表现较过去有进步,但还未能达到市民要求,也有声音认为,部分议员,特别是个别直选议员,与其拉选票时的承诺有很大的距离。有市民反映,部分直选议员的言行甚至比官委和功能屆别的议员还差。前往本刊反映今屆立法会表现的市民均表示立法议员应朝着专职发展,才能全心全意地兑现承诺,服务市民,做好各项调研,应付十分複杂而艰巨的立法工作。他们还表示,迫切希望立法会儘快改变目前议事法案“走过场”的现状,此外,市民最关心的还有建议下屆立法会应将直选议员名额由现时的12名增至20名。他们期盼有更多的议员能站在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着想,更希望社会能将更多机会让给没有后台背景的中青年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官商勾结的阴影,去全心全意为民服务。针对市民向本刊反映的方方面面问题,近期本刊特别向今屆立法会多位议员就有关问题做了系列访问,由於篇幅有限,今期只刊发个别议员的系列採访部分摘要。

监督政府以居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

——访澳门立法会议员李从正

李从正议员出生在澳门一个基层家庭。十六岁时投身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作,在工作岗位,他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不断加强自身的知识技能,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很多专业课程,並完成了大学课程。由十多岁开始参与水电工会工作,先后获推荐担任不同的社团职位。2005年,透过劳工界别的身份间选的方式晉身澳门立法会。2009年,以直选的方式参选获得连任,继续为工薪阶层,为澳门社会发声。日前他接受本刊记者的採访,所谈话题自然离不开立法会。

对第四屆立法会第一会期工作的看法,李从正这样说,2009年立法会选举有不少的新面孔进入立法会,议会面临新、旧交替,议会的文化及议事习惯自然有所不同,以及主席和副主席都有变动,促进了议会议事水平的提升。

他认为,上屆议会最大的冲击变化表现在:各议员的议程前发言较上屆积极了,发言议员也较上屆有明显的增加,所关心的议题涵盖面更广,也比较有针对性、敏感性和及时性。“从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监督政府,这是议员的职责。”他指出,议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才能把握政府政策、时事脉搏等。现时议员可以通过多个途径去监督政府,如议程前发言、口头质询、书面质询及访问等等。以议程前发言来说,其不仅显示了部分议员对选民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亦是一个监督政府的途径。不过,由於多个议员发言时间过长,直接影响了议程的进展,故期望议程前发言能够有所调整。

“对於特区政府来说,从回归初期经济低谷到经济神话,经历了很多事情和新生事物,行政与立法两者的关係也在不断摸索,互相配合和监督支持。”

李议员肯定了这届立法会与政府的互动较过去是明显有所提升的,並举例指今年先后有政府部门官员主动到立法会介绍其政策内容,如轻轨,新城规划諮询等等。在行政立法互动上,一些法律的修订工作,由政府和立法会的法律顾问磋商解決,曾经也因此得到小组会主席的赞赏。

对立法会主席所提出的“建立中央立法机制”,李议员直言年头立法会很清閒,但年尾全体总动员都做不完,显见政府在立法规划上不完善、无规划,希望政府能够和立法会充分沟通,建立一套完善的立法规划。立法规划具重大意义,让议员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重要的是让大众了解政策的方向和侧重点,执法的质量体现在法律的条文和可操作性。立法规划需要政府和立法会一起参与,充分沟通,让双方都能够按照立法规划去部署工作,对双方都有利。他进一步指出,中央立法有协调性但专业性不足,分散立法有专业性但协调不足,其利与弊,政府应考虑。

李议员还谈到对政府的施政评价,现屆政府有部分的官员存在不作为的心态,也因公职制度的僵化,令到有能之士未能发挥到才干,令到政策从司长、局长、厅长层层下达的时候出现不连贯,可能是理解出现偏差,也可能是选择性执行,法律的漏洞和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时候,让政策未能落实甚至出现法制变成人治的情況。他又补充说,过往政府侧重经济发展,而对法制建设重视不足,虽然上一屆政府,用了很多方法和成立多个部门去统筹,如法律改革办公室、法律改革信息委员会、国际法律事务办公室、法务局、多个司长办公室的法律顾问,都在从事法律立法工作,但至今各部门成效如何,有待社会评价。他又建议政府应以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为鉴,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在公共架构内,需要有一套危机处理的机制应对突发事件,面对遊行示威、突发事件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专业地处理。他认为现今的任何旅遊城市,都不能保证永远没有这类事情的发生。

在採访过程中,记者深刻感受到李议员及其议员办团队经过四年议会生涯的洗礼,其议政风格已日臻成熟。谈及即将展开的第二会期工作,李议员不假思索地说,从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监督政府,这是议员的职责。未来会继续关注土地、房屋、楼市、交通、电讯、轻轨等公共事业范畴,这些都是与本澳居民息息相关的基础事务。他进一步强调道,身为民选的劳工屆议员,对外劳政策、劳工法的执行情況、黑工、工伤意外赔偿等也会加倍关注,直言这亦是自己的议员职责及使命。

投入议会工作获大众认同

——访澳门立法会议员何润生

何润生议员1995年参与澳门街坊福利会中医诊所复办工作,曾出任两屆医务委员会主任。1998年被推举为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理事,先后担任了常务理事、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及青年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屆立法会议员,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兼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他除了拥有为人称道的清新健康形象,其在立法会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认真工作态度亦获得外界所认同。何议员对小区工作和基层居民的實际情況有着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刚过去的立法会期中,何议员不单为其所代表的街坊、基层居民和弱势社群发声,亦积极反映夹心阶层的诉求。此外,他从事银行工作多年,亦有助他了解到本澳夹心阶层在现今社会环境中所面对的不同困难。

日前,何润生在其议员办事处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採访过程中,何议员尽显乾净利落的做事风格。谈及立法会工作,他由衷地说,第四屆立法会工作给了他一个学习、摸索及亲力实践的过程。直言虽然已经过了一个会期的议员工作,但自认依然是一个议会新人。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身边一直有一班青年同事同他一起打拚,大家有着共同的理念,在为市民服务,监督政府的议会工作中,获得了相当的工作满足感。

就记者问及未来的工作,何议员用 “履行职责、监督政府、关注民生、反映诉求”16字来概括。他续称,未来将秉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具体未来工作仍会以关注民生为主,包括促进政府建立高效廉洁的“阳光政府”,落实政务公开、政情公开,还市民知情权;要求政府儘快制订各级官员的问责制;推动建立一套完善的諮询制度,公正持平地吸纳各界意见;推动政府完善双层式社保的持续发展,及展开包括养老、医疗、住屋、教育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关研究工作,令广大居民生活更安稳;推动万九公屋的落成承诺,经济房屋法规的修订进度及公佈分配细则,以及新填海区预留公屋用地,私人楼宇的规管,楼市调控等措施,杜绝炒卖风气,解決公共房屋及私人楼宇这“两难”局面;推动土地、城规、文遗保护、环保等重要方面的法律出台,改变现时由於法制不完善,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不可挽救的破坏世遗普世价值的情況;关注中产夹心阶层的民生诉求,促政府落实对中产的定位和定义;促使政府增设社会及复康服务,制定未来20年的中长期的护老安老政策等等。

谈到参与议会工作的感受,何议员如是说,作为议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立法,在刚过去的会期工作中,最凸显的问题是,有关政府部门递交法案无序,整个会期出现前松后紧,加上后期递交的8个法案相对複杂,让议员难以掌握在会期期限内对有关法案进行足够的研究、諮询和讨论。他认同立法会主席早前提出希望政府建立中央立法机制,是有迫切性的。回归十年来,经济的急速发展,有很多法律法规依然停滞不前,显然与现实社会需要脱节,更遑谈适用了。故期望在新的会期,行政与立法机关能就此进行充分沟通,就法案的轻重缓急,做好立法规划,以助提升立法质量。他还认同今屆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互动是有所加强,一方面是议员就各种议题对政府部门的口头及书面质询较以往更多了,反映议员在参政议政上更落力,当然议员的工作还是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对政府而言,他建议政府部门可利用立法会平台作出前期的立法諮询,通过行政与立法加强互动,改善政府内部立法的质量,最终也可減轻立法会工作。

何议员坦言,身为一名直选议员,新时期议会的工作更要求深入小区,聆听不同阶层的声音,了解民间的讯息。一如既往,他及一班议员办的同事坚持每周落区,深入基层,与居民座谈和接触个案,聆听市民的意见,了解他们的诉求。另外,Facebook、博客亦成为何议员了解民意及接触居民的渠道,除此之外,何议员还主持了《生哥听你讲》的电台节目,藉与青年大谈社会热话,以年轻人较易接受的方式,紧贴民意,交流及更新议会工作情况,更好地将青年的意见带进议会,也藉此增加青年参与社会的机会。

最后,何议员表示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特区政府将会就2011年的施政报告,向社会各界广泛征询意见。他表示,将会透过不同渠道和方式,了解各阶层居民的意见和心声,向政府表达居民的意见和诉求,履行好立法议员监督政府的职责,努力为居民发声和服务。

尽心尽力 兑现竞选承诺

——访澳门第四届立法会议员、善明会主席陈美仪

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慈善组织善明会创办人陈美仪,曾经做过公司职员,也经营过时装生意,更积极参与慈善机构母亲会的行政工作,自2003年进入珠海市政协,经过数年磨练,已有了不俗的从政经验。2009年接替已经在立法会工作13年的丈夫周锦辉,角逐第四屆立法会选举,並成功当选为直选议员。由一个慈善机构的创办人,一步一个腳印地走入立法会,绝非偶然。

陈议员坦言,身为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在美满的家庭生活之余,也要走入社会,参与服务社会工作,人生才更有意义。谈及2009年立法会选举后的第一个会期内的工作体会,她欣然地说,作为新任立法议员,能够在本澳立法会议事殿堂内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工作,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在过去的一个会期内,自己尽责地审议法案,尽量利用质询、议程前发言等方式表达民意诉求,推动政府完善工作,促进澳门持续发展。虽然立法会的工作量有增无減,但所幸过程当中得到不少热心市民的帮助和反映意见,才能最大程度地做好议员的工作,而在立法会工作所获得的满足感及成就感,成为她全力以赴兑现“全职议员”承诺的巨大动力。

陈议员表示,本澳立法与行政互动之不足,历来为立法议员及社会所批评,在刚刚过去的会期内,亦並未见有任何改善的方案和进步。例如,行政部门提交法案前未能与立法会充分沟通协商,甚至早向社会及市民宣扬,引致市民对立法会议员产生工作疏漏及不能发挥职能的误解;行政部门对议员的质询回覆拖延,未能对问题有效提出解決方案,甚或官话连篇,敷衍了事。这些都是今后必需改善的地方。她直言立法与行政互动不足的责任应在行政当局,因为这是本澳“行政主导”体制所決定的,行政当局应积极改进甚至责成敷衍之官员向市民及立法会尽责。

就立法会主席建议的“中央立法机制”,陈议员认为绝对是一件好事,並要督促行政当局尽快着手相关的架构启动工作,冀此中央立法机制可达致改善行政部门提交法案的质量,也便於行政部门提交法案前与立法会充分沟通,从而改善行政与立法的互动关係,若能利用现时政府内部有关法律机构的职能,强化有关工作,作出积极的配合,一定能使立法会工作运作更加畅顺及发挥最大的效果。

谈及对特区政府施政能力的评价,陈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毫无疑问,现时特区政府的行政架构内部碓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在土地批给上一直被市民批评为黑箱作业,城市规划上出现杂乱无章等等。作为一名直选议员,在新的会期内,将不辜负广大选民的期望,要求特区政府兑现“科学決策”和建立“阳光政府”的施政承诺,尽快完善一连串有关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施政;继续忠於职责、持续跟进市民反映和关心的问题,如督促政府完成《土地法》、《城规法》的修订;关注及质询政府的公共批给事务;医务委员会的儘快成立与医生专业认证问题;新医院儘快公佈详尽方案及落实进行;完善双层社保制度;区域发展与经济多元化、房屋政策的完善落实和优化;青少年教育与成长等。

最后,陈议员又补充说,在过去一年里,深感肩负着广大市民信任及托付的重责,唯有努力工作方能足以回报,亦有颇多市民向议员办求助,及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诉求要求政府作出改善。她自己也深刻体会到,议员的工作需要更多市民和媒体的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更强民意,形成足够的舆论压力,从而推动政府改善工作,促进澳门的持续和谐发展。

加强立法会自身建设走向依法立法

——访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副主席贺一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贺一诚,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厂商联合会理事长、澳门出入口商会监事会主席、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澳门大学大学议庭成员、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信托委员会委员和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总经理,身兼服务国家、澳门特区政府、社团和商企众多种职务。儘管他行事一向比较务实、低调,但在澳门社会各界,他可称得上一位“泰斗”级人物。

贺一诚从年轻时期一名普通职员,到跃身为自己家族企业的董事、总经理管理层,从诸多澳门社团职务,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更挑起澳门特区立法会副主席的重担,他一路务实、稳健地走过来。在第四届立法会第二会期即将展开之际,贺一诚破例地接受本刊的专访,谈论对第一会期工作的总结,及对立法会今后工作的一些展望。

作为“新人”致力学习立法程序

就记者问及参与议会工作的感受,贺一诚坦言,虽然自己有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澳门行政会的工作经验,但对进入立法会领导层仍感到有一定的压力。回顾第一会期的议会工作,自言作为一位议会“新人”,仍然做得不够,但他认为自己是已尽心尽力了。期间,他积极参与所有立法会的会务。第一会期间立法会共召开了38次全体会议,除了四次因出外公干不能出席,他共出席了34次;常設委员会共召开77次,超过6成次列席;专门小组会议共召开6次,他亦参与了其中的4次。“只要身在澳门,都不错过任何一次学习机会,逢出席,必定做详尽的笔錄,以记下所讨论内容及了解各议员的倾向性。”

谈及立法会的组成架构,贺一诚透露,由回归前的第一屆至今屆,立法会差不多走过十个年头了,今屆共有6位议员拥有18至26年立法会经验,有13位议员有一至三屆立法会经验,而第一次入会的“议会新人”也有10位议员,从而形成老中青结合,年资年纪较长及新人各佔三分之一的比例。

总结一年的议会工作,他自认做得不足,他解释说“不是不想做,只是希望先学习了解有关议会立法程序、架构、组织法、议事规则等约束自身行为的法律。”他又以足球队比喻立法会的组成,当中有前锋、有后卫、有中场,在立法会这个团队中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自言自己在立法会的角色只是“后卫”,故在会期内,他较多思考立法会的自身建设工作。虽然“前锋”角色易受大众关注及青睐,但希望大众明白“后卫”的工作。

建立统一立法技术规范

“经过上一会期的熟悉及思考议会运作后,深感现时立法会自身的建设仍有很多要改进的空间。”贺一诚进一步指出,以自己多年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经验得知,任何机构的自身建设不可不重视,故应多参考一些良好经验,切勿排外,更不可故步自封。上一会期虽然通过了十四部法律,但除去会期尾声处理的八个职程法案,实际上只有六部法律,可见在全期的法案数量並不算多的情況之下,应充分利用好议员的积极性,设立法律的技术性结构框架,让常设委员会以统一模式讨论法律,以及探讨将来各委员会可否实施共同讨论法案。

贺一诚又解释道,立法会自1976年运作至今,现已发展至第九屆,虽然在前任立法会曹主席的领导下,立法会已开始较好地展开立法工作,但至今立法会仍然沿用过去以常设委员会审议法案等旧有模式,且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现时立法会共有29人,除了主席、副主席列席外,各委员会平均有九人参与,但不排除过程中出现有议员缺席,最后导致一个法律可能只由四、五个人讨论,那么其立法的严谨性是否符合现时立法的潮流呢?另外,现时除了所属的委员会,议员较少列席其它委员会会议,因此未必很了解其它法案,加上本澳立法机关没有三审制度,令审议法案的重要部分落在常设委员会,前后宽松(大会一般性及细则性审议)亦会影响其立法的严谨性。

最后他再度强调,“立法会加强自身建设十分重要,政府要依法施政,立法部门也应依法立法,若自身建设不受重视反容易积累深层次问题。”

冀透过辩论找出问题根源

评价现时立法、行政互动关係,贺一诚不违言,“在刚过去的会期中,不少议程前发言、质询都不断重複问题,议会现时很多议员太注重议程发言及口头、书面质询,其议题亦表现得老生常谈,甚至有的议题明知是现时很难处理的议题。”作为一位议员,应按誓词来承担议会责任,若只是“为质询而质询”,见事就讲,所提的质询不能指出政府在执政上的问题,亦未说明政府未能依法施政的法律根据,其议会工作对澳门的发展有何实效呢?

另一方面,由於立法会议员的质询质量、表达未能清晰,行政部门对议员的质询也答非所问,流於形式,欠缺实质性内容,最终导致双方都成为“读稿员”。

贺一诚提出,冀望在新一会期,行政、立法能取得共识,以“主题辩论”集中讨论问题,有助议员善用立法会的监督机制指出政府在执政上的错误。他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透过辩论找出问题根源,另一方面,官员亲身参与“辩论”,亦让官员的响应不能再“照本宣科”,相信能有助於发现及解決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

建立更高层次中央法务统筹机制

谈及政府的立法计划问题,贺一诚强调十分认同刘焯华主席早前提到“各个司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观点,並指出,“澳门现时面临法律滞后,立法会立法工作“前松后紧”是事实。对於澳门缺乏立法计划,行政法务司司长有着不可迴避的责任,各司都应负有立法责任。观乎本澳的立法过程,首先是经局长、司长、法务局,再交由行政法务司司长交予行政会讨论,最后始送交立法会审议,若各司“各自为政”未有按计划提交法律,作为统筹的部门又该如何跟进?”

除了批评法务部门未能履行为本澳的法制建设应有职责,他又认同现时存在着体制问题,提议政府建立上升至行政长官层面的“中央法务统筹机制”,由行政长官直接负责、主导及统筹立法计划及落实各项工作。他更补充道,“不能再停留在司级层面,以避免不同范畴各自为政”。

法治完善 篇6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教育模式, 经常见到的情况就是, 思想政治课上, 老师在课堂上讲, 学生要不昏昏欲睡, 要不就在看课外书, 玩手机, 这样的课堂老师不愿意讲, 学生不愿意听。这样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需求。

1. 教育观念落后

当前形式下, 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停留在军事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讲授上, 这样的理论确实需要向学生进行介绍, 但是要注意介绍的形式, 单纯的设立一门课程进行专门的讲解, 很大一部分学生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理论自己去了解就好了, 这样的讲授反而会影响自己的理解。传统的教学就是老师将自己觉得学生应该理解和掌握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学生自己去掌握和消化, 这样的教学观念没要考虑到学生的需求, 仅仅是从教学方便的角度出发的。老师要不断的学习新的教学理念, 转换教学观念, 积极的去引导学生对思想理论的学习。只有观念上的转变, 才是教育发展的起步。

2. 教学模式呆板

纵观当前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现状, 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教学模式还都停留在传统的课堂教学阶段, 老师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讲课任务, 学生就是单纯的听课。师生之间的交流难以很好的进行。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 尤其是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发展的当前形势下, 将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 在理论的讲授中贯穿着思想的传播, 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 可以将不同学院的学生进行分组, 让他们去相互了解, 抒发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在沟通中去增加对法治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 老师给与点评, 这样一节课下来, 学生会更深刻的体会到老师讲授的东西的价值, 自己也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相关的内容。

二、法治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对策分析

1. 增加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识

法治理念是法治的基石,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从法治理念出发, 从理念的普及出发, 让更多的大学生去理解法治教育的意义, 这样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也可以通过和其他国家法治建设的对比去了解怎样的法治建设是更科学的、更适合我国国情的, 通过不断的对学生进行法律相关内容的宣传和教育, 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2. 从大学生身心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进入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逐步的走向成熟, 这时候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采用传统的简单的理论的灌输, 这样是没有效果的。要让学生真正的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这样他们才会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相关的内容。从大学生的身心状况出发,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更好的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动态予以了解, 从他们的需求出发潜移默化的进行思想建设。法治建设的进程是要靠大学生来不断推进的, 因此法治建设要从高校做起, 做好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工作对于法治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3. 利用网络进行法治教育

网络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传播速度更快, 网络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信息的高速流通, 大学生上网的比例已经是百分之百, 这使得信息传播在大学生之间变得更加快捷;覆盖范围广, 基本上学生都会参与到网上的活动中来, 甚至, 很多学生是社区达人。信息的传播更多的是依靠网络的形式, 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法治建设, 起到的效果是课堂教学所无法比拟的。建立自己的法治网站让学生有一个可以了解相关建设的过程。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 远离不良价值观的毒害, 建立健康的、积极的价值观是网站要起到的作用。老师可以和学生进行热门话题的讨论, 不断的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了解, 这样更好的在学生中进行法治教育的相关工作。

结语

法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 需要以更好的方式呈现给民众。新时期, 对人才的培养要注意全面协调可持续, 人才的全面教育越来越高要求, 在高校进行法治建设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 从法治理念的建设入手, 结合大学生的特点进行法治教育, 充分利用网络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积极的价值观。这样不断的对法治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完善, 才能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法治教育建设, 培养更多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摘要：21世纪是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时代, 对人才的培养要注意全面协调可持续。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普及, 人才的教育要求越来越高, 人才的培养更要对其进行法治教育, 让其养成法律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不断的普及法治教育, 尤其是大学生的普法教育, 因为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 对他们的建设才是法治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法治背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对策

参考文献

[1]许璐璐.高校辅导员开展日常法制教育的思考[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0, (6) :84.

[2]翁连金.依法治校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10, 20 (6) .

法治完善 篇7

法律顾问乃至政府法律顾问,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沿海城市诸如深圳是较早成立市政府法律顾问室、并由市政府聘请政府法律顾问的城市之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一直是我国政府的目标之一。2004年3月,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0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改革目标。近年来, 各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及相关指导文件,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转型服务政府, 政府法律顾问的功能有很大增强, 但总体来看,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的支撑;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比较单一;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上有不足。

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中的问题

(一) 相关保障不足, 法律顾问制度缺乏足够支撑

1.法律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尚未对各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做出统一的规定,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依靠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及法治素养高低, 一旦地方政府领导弛于政务亦或者是对法律顾问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则法律顾问制度往往形同虚设。除此以外, 一个地区各个单位标准不统一或者是压根就没标准, 造成了地区内部的不同, 不利于依法行政, 更不利于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在落实相关政策过程中, 常常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象, 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往往拉大旗作虎皮, 在文件的起草和规划阶段大张旗鼓, 真正到了落实的阶段却流于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导致了法律顾问制度缺乏支撑。

2.经费支撑不足

经费支撑不足, 致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正常运转。当地政府未把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各项工作诸如法律顾问机构、人员的组建无法完成, 出具法律意见书前所需的谨慎性的调查活动无法进行。现阶段, 政府法律顾问的劳动报酬较低, 有的甚至是无偿劳动, 法律顾问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困难重重。

(二) 法律顾问成员管理评估上有漏洞

1.政府法律顾问 (团) 人员组成单一

政府的法律顾问过于依赖于律师。然而律师自身都有较多的社会业务, 他们不但要参与社会上法律事务, 而且还要应付与政府繁杂的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群体的一员, 在与政府接触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其他的考虑, 这就使得他们顾虑重重, 效果不是很明显。除此以外, 由于财力有限, 政府往往聘用一些知名度不高、业务水平较低的律师, 降低了办事效率。另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在组建法律顾问制度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政府偏爱选择那些社会形象好、知名度高的律师, 把大量事务全都交给他们去办, 视他们为全能全才, 其实这些知名度高的律师不可能包办所有事务, 除此以外聘请知名度高的律师费用较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机制有漏洞

目前, 在政府法律顾问成员评选上, 主要方式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初选, 然后征求有关司法部门意见。如此选聘法律顾问, 缺少竞争机制, 有失公平。这样的评选机制不但不利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健康发展, 而且对法律顾问自身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完善

(一) 积极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014年5月4日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对山东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级政府法制机构,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机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各县 (市、区)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乡 (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省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全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中, 呼伦贝尔市于2014年在全市下发通知, 率先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截至2014年底, 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共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有550家, 同比增长62.7%。其中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聘请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156家, 三级政府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320家, 乡镇 (苏木)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74家。2014年鄂尔多斯市在解决湖水污染问题中, 法律顾问深入现场调研, 了解群众诉求。让群众懂得家乡生存环境的中重要性, 要依法依理解决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架起了政府与牧民对话的桥梁, 误会得以澄清。通过这件事, 使得政府法律顾问在乌审旗政府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地方政府完全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二) 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不规范, 是导致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在选择顾问成员及选择机制中也有较大不足, 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推荐的方式不利于选拨高水平有素质的律师参与工作, 而且这又为私人关系徇私舞弊提供了方便。因此地方领导干部思想的重视与否是建设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地方法律顾问方面的宣传, 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 使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明白建立和施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必要性。海南省自2005年3月建立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制后明确要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报送省长签发之前, 必须有省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附署意见。

制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能范围和相应的权利等, 确保法律顾问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 主要是其监督权的规范保障。如今的情况是在法律顾问的监督权方面,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更别说行政参与权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救济方法了。因此, 应当完善监督行政规范, 要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履行职责的参与权、督促权、评价权, 以及对政府未履行义务的申诉权、补救权和控告权。

(三)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

1.经费保障

《吉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第30条明确规定, 法律顾问“为省政府及其领导决策办理法律事务和提供法律咨询不付酬金”。这种规定对提高律师的积极性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调整政府财政关于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方面的预算, 把法律顾问的活动支出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要对所需费用有一个科学的预算安排, 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上就要对该项款项进行细致规定, 设立法律顾问方面的专项资金。在实行的过程中, 对于法律顾问建设成效显著的地区, 要实行奖励性专项拨款。

在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同时, 政府要依据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 将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费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对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项目, 由政府来制定具体费用标准, 依据国家财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法律顾问的费用要科学管理。严格规范法律顾问人员的出差经费和各种活动报销审批, 防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2.人才保障

政府在对经费方面有了充足的预算之后, 要分批次分情况选聘各层次各领域的律师, 以此来增强法律顾问的规范性。从长远来看, 调整司法行政和法制办的职能, 除了应当畅通执业律师成为政府雇员的通道, 以提高法律顾问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外, 政府还应当积极接受社会的监督, 使有知识有素养的非法律人士参与, 提高法律顾问的透明度及广泛性。

四、结语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固然是责任主体, 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新形势下, 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 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它在内涵上有别于政府法制工作者、公职律师和政府律师, 在功能上立足于规范政府立法行为、提升行政决策水平和促进政府严格执法, 在权能上享有决策介入权、决策审查权和参与监督权等。

要努力推进从“法律咨询者”向“法治守护者”的角色转变,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建设, 制定类似于《政府法律顾问管理规定》的法律规范, 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法律顾问制度, 统一管理模式。明确职责, 进行体系建设。以建立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体制, 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力度。总之, 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法规制度上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琳.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应从深圳走向全国[N].深圳特区报, 2014-11-19.

[2]陈燕.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法学, 2015 (3) (总第123期) .

[3]罗岸伟.建立刚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治政府建设[EB/OL]中国律师网, 2013.

[4]陈春艳, 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N].内蒙古日报, 2015-3-24.

[5]民革上海市委.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上海法治政府建设[N].联合时报, 2014-1-3.

法治完善 篇8

一、在制度设计上, 随着国家司法制度的改革, 应切实将律师制度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建设, 充分发挥律师在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

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一样, 共同担负着国家的司法使命, 所不同的仅仅是职责不同而已, 其目的是一致的, 即维护法律的民主与公正,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惩治犯罪。而且律师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公民最直接、最多的接触法律, 是从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开始的。律师的言行, 对公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律师由于日常直接接触社会的各种矛盾, 了解人们思想与情感的机会较多, 其对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就有着更深的认识, 因而最有便于发挥司法的灵活性, 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律师在司法体制内处于最为自由的地位。律师在接触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敏锐的感性来发现社会内在的要求, 将种种社会要求加以反映, 并提高其法律价值, 从而与其他司法人员一道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司法制度的运行, 实现司法公正, 以期建设更为理性的人类社会, 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要实现律师的这种独特作用, 使律师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就必须解决律师阶层的司法定位问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结合外国的成功经验, 应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 即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于国家法律者阶层, 一起组成一个法律职业者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内, 律师、法官、检察官角色可以互换, 这样能够使做为法官、检察官的人理解律师的业务和工作性质, 也使做为律师的人体验到法官的实际工作, 了解检察官的立场, 从而使他们相互体会到各自在司法方面担负的共同使命, 促进法治建设, 共建法治社会。

二、律师还应成为司法者一体化的基础, 即律师成为司法职业者特别是法官来源的基础, 使法官渠道单一化, 这能从根本上保证形成较稳定的高素质的法官群体, 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目前多数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这表明律师作为法官的来源和基础, 已被许多国家所认同。要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 就必须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制定国家司法考试法, 由立法来调整国家司法考试。成立由最高法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学专家组成的司法考试委员会。要使国家司法考试具有高水平、高质量, 所有要从事法律职业的人, 都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律师要成为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基础, 成为法官来源单一化的渠道, 律师本身就必须具有相应的高素质。就我国现有律师的整体水平而论, 还不整体具备这样的素质。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和保证律师素质。律师作为司法人员之一, 必须掌握独特的知识, 即法律知识, 而只有受过严格的高层次教育的高素质人员, 才有能力掌握法律知识。而且随着法律分门别类的发展、法律体系的扩大、法律条文的丰富, 以及法的调整机能的复杂化、法的技术的多样化, 更要求必须经过高度的训练来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和运作技能。在现代经济关系日趋复杂, 律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 律师业本身就是一种高智能、知识复合性的职业。这就要求律师必须具备高素质。国家可立法规定, 要准备成为律师或其他司法人员, 欲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者, 须先具有法学学位。这方面各国亦有规定, 并经实践证明是保证司法人员高素质的成功经验。这又涉及到我国的法学教育体制。法学教育是司法素质的源头, 国家应制止滥办法律系、滥发法学文凭的现象, 否则, 现有律师和其他司法人员及素质不高者, 可以通过种种渠道轻易取得法学文凭, 素质仍然是原来的低素质, 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设计, 都会化为乌有。人的素质和现代化是治本之策。

三、在理论上要澄清律师实现司法使命的职业特点, 给律师职业以准确的社会定位, 从而清除人们对律师制度的偏见。

对律师的偏见, 源于人们一种朴素的社会期待性, 即认为律师作为司法人员参与司法活动, 就应该是正义的拥护者, 但律师的职业特点是作为一方的代理人, 以主张、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为原则, 因而律师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非正义者”辩护, 为一方主张不正当要求等便令人们难以接受。而作为律师的职业特点是, 在司法活动中, 律师不是直接寻求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律师不能象法官、检察官一样, 只要依照程序法规范和实体法规范适用法律, 就是实现了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律师是把确定保护应当受到保护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职责, 通过律师活动来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使委托人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每个委托人在可能的情况下, 都能通过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充分享受到公民的权利时, 人们也就亲身体验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和对立的不可避免性, 只有让对立的观点抗衡, 才能澄清事实, 体现公正, 而这正是律师实现司法公正存在基础。而且律师作为没有权力内容的职业, 作为不被官方干预的相对独立的力量, 作为“民间的司法机关”, 可以促使国家司法机关犯错误的机会减少到最低程度, 从而保证司法公正和人权价值的实现[2]。

四、在立法方面, 应修改刑事、行政、民事三大诉讼法中的某些条文, 由国家法规定律师的诉讼代理垄断权和实行强制代理制度, 即在诉讼案件中, 只有律师才有资格担任辩护人、代理人, 某些案件必须由律师代理[3]。

被告律师诉讼权垄断, 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非法从事诉讼等法律事务现象的发生, 结束法律服务混乱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 有助于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

立法赋予律师更多的权利, 以保障律师能够切实履行职责。律师的权利义务, 在理论上、法律原则上、以及在律师的执业中, 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对律师权利的规定, 不仅在于保护律师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护和保障公众和社会的利益。改革现行律师管理体制, 改变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过多影响, 由律师协会实行真正的行业管理。行业管理符合律师职业特点, 并被各国律师管理体制证明是成功的经验。

五、完善律师制度, 可以适当限制一些拥有国家权力的人滥用国家权力。

一般说来, 法治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制权, 权力的制约除需要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外, 社会力量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力量。律师作为社会力量中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 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 和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一个有权阶层随意滥用权力、随意假权力达私欲的社会决不是法治社会, 律师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滥用, 让权力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这样权力的行使只能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以个人意志为依据, 则社会就会公平, 这也是法治社会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张耕.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蒋勇.律师使命与律师形象[J].中国律师, 1997.

法治完善 篇9

两年前, 诸多海外中国人曾因为美国Internation Herald Tribune (《国际先驱报》) 头版头题的那篇China’s bitter joke:My father is Li Gang[2] (《中国苦味笑话:我爸是李刚》) 的报道而唏嘘。而2013年新春刚过, 许多受众又无不为新闻传媒发布的关于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有关强奸犯罪的各种报道而惊愕。笔者注意到, 关于此内容的报道, 个别传媒及新闻人甚至带有某种“欢炒”的喜悦, 全然忘了新闻传媒应有的客观、中立态度和身份, 更有牵强附会的许多不当与不宜的隐私曝光, 由此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商榷。

一、倡导公平, 新闻语用不可失“理”

我们知道, “语用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从功能的角度看,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又是思维的工具, 所以语言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交际应用之中[3]”。可见, 新闻报道和语言实际应用密不可分。然而, 众所周知, 新闻语用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忌用语浮躁、泛泛失真;忌主观臆断、弄虚作假;忌人云亦云、炒作起哄;忌空话套话、言之无物。[4]156可见, 作为贯穿、存在于新闻传播整个过程的新闻语用不可乱来, 务必保有一定的理性, 力求严谨、准确、客观。诚如美国著名新闻专家Bruce (布鲁斯) 和Douglas (唐拉斯) 撰写的专著所言, “不管传媒老板是谁, 新闻人务必不断采集信息, 发掘最重要的相关信息元素, 并形成新闻报道即新闻故事, 然后迅速有效地将其按相应的传媒规范、要求传播出去。此时, 无论多少人接到信息而且无论信息在被传播过程中已经发生怎样戏剧性的变化, 该信息的出处是新闻领域的新闻人, 尽管最初的传播通道可能是电话或电脑等, 但新闻人中的他或她通过句子、段落反映着生活万象和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故事梗概, 但即使是在非常紧迫的截稿时间的情况下, 严谨准确仍是报道的根本所在”[5]4。

综观新闻语用交际方式, 我们可以主要总结为口头方式、书面语言及电子图像等, 这些皆与内容相关联。方式为交际内容服务, 内容依赖方式活动。而新闻语用要素与范畴与新闻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闻要素体现与新闻价值标准相关, 比如与时效性、接近性、影响性、显著性和重要性、结果和影响性、情趣性等相关。新闻要素体现与新闻编辑对文字的把关不可分割, 比如相关文字的特殊性、简洁性、情绪性以及传媒影响力等等”[5]。但是在新闻传播交际主体向交际客体受众传播时, 注意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强化新闻语用规范则是遵循新闻报道原则和新闻传播规律使然, 是认真对待把握新闻价值的具体体现。

然而, 反观有关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涉嫌强奸犯罪的个别中美传媒报道, 却并非如此。比如, 在报道导语中, 有用“据说”“据传说”“据网传”等含糊用语的。我们知道, 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严谨准确的新闻报道, 要有明确的记者采访的新闻源告知, 不可用传闻方式发布所谓新闻。而关于此事, 个别中美传媒报道却少有准确的新闻来源交代或传媒记者亲自采访所得的新闻源告知, 不能不说一定程度上有失“理”的水准。不仅如此, 更有个别中美传媒及记者的相关报道, 在没有得到任何确证司法判定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判官之音, 直接说“著名歌唱家李××犯罪之子……”或“李××的强奸犯儿子……”, 情绪宣泄不仅直指“李××”本人及其儿子, 甚至直指“李××”其他事情及其家人, 其表现大失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应有的理性姿态与定位。

伴随当代传媒资讯发展的国际化、迅捷化等多元发展, 任何新闻事件、现象的信息掩盖都近于掩耳盗铃, 所以对敏感新闻事件、现象的信息传播, 各新闻传媒都尤其重视, 以便更好地倡导公平, 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传输率, 满足受众信息、心理等多方需求。然而, 无论对哪家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媒而言, 丢弃新闻理性不该也绝非应当是上述种种情况下的衍生品。更何况, 某种“欢炒”的背后, 有时往往是某些传媒和记者无端追求某种新闻效应的直接结果, 与倡导公平已相去甚远。

可见, 新闻语用要以“理”服人、“理”之先行, 就要力避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不良:一忌严谨度缺失;二忌为某种目的而进行鼓噪、喧嚣、“热炒”;三忌情绪化导致有失客观中立态度。当然, 在资讯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当下, 个别新闻传媒报道关于新闻源交代含糊, 已并非新鲜事儿。比如, 美国新闻人关于新闻源头的捕捉较为宽泛, 其中包涵的10种出处是:“其他人;其他出版物;新闻公告或发布;社会服务指导部门;政府公报;你拥有的纸媒上的故事;广告;电子复件;当地新闻摘要;你自己的目击或亲历。”[6]新闻源头宽泛, 这当然与各方面因素有关, 比如与当代新闻市场激烈竞争有关, 与新闻报道要求的新闻价值要素有关, 与个别传媒无端追求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等有关;凡此种种, 似乎都有一定的可以解说的原由, 但是新闻源交代含糊却是真正持有专业精神的传媒及新闻人不应提倡或应禁行的。

不言而喻, 以传闻为新闻源可能导致新闻报道失“理”, 有违真实性原则。而新闻一旦脱离客观真实, 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何况, 新闻语用不当不宜, 与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不相匹配。由此可见, 个别中国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不可拖延, 要马上做起、立即做起。

二、伸张正义, 新闻语用不可失“规”

不能否认, 新闻语用显现一定的倾向性和文化观, 主要体现为通过一定有代表性、有刺激性的新闻话语形成一定的效果。由此, 传媒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对社会文化舆论一定的导向作用, 表达着一定社会大众的好恶心理。正如科恩早就指出的, “传媒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决定人们的思考, 但能非常成功地告诉读者应该想什么”[7]。这说明议程设置作用产生的新闻导向效应不容忽视。所以, 传媒通过报道伸张正义, 体现了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一定的正当之责。

何况, 当下“正能量”一词颇热, 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上下正直善良的人们寻求正义的心态, 以及人们对坚持真理的期许和热望。所以, 新闻传媒通过报道伸张正义, 是弘扬正能量的具体体现, 体现了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坚持正义的倾向性, 无可非议。然而,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伸张正义、坚持一定的倾向性不可失“规”而为。因为, 关于新闻倾向性常常体现为客观性与公正性的一体。在此, 且不说美国新闻记者道德公约对此方面早有约束, 仅就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后,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其中第五条规定“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这样表述:客观公正, 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报道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做到客观公正。采写和发表新闻, 不从个人和小团体私利出发, 不论关系亲疏、个人好恶, 不抱任何偏见。新闻工作者与其他组织、个人发生纠纷, 不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发泄私愤, 或作不公正的报道。尊重科学, 尊重实践, 对于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以及有争议的人和事, 不主观臆断, 不作偏袒报道。[8]所以, 对中美传媒及新闻人而言, 在新闻报道中, 任何捕风捉影的某种主观臆断或情绪化、妄语断言等, 都是与新闻倾向性初衷相违的, 是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相悖的。尽管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然而又有谁能说规范冷静的关于新闻倾向性与客观性、公正性的一体显现不是真正大爱、大情的体现呢?也许, 后者才更是新闻之“规”的本质所在。

不言而喻, 嫉恶如仇、伸张正义, 秉持客观、公平的新闻报道, 是中美传媒及新闻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然而, 在实际新闻报道传播中, 却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规”, 不能不令人遗憾。笔者认为, 关于“李××”之子涉嫌强奸犯罪的个别传媒报道, 尤其是有关花边新闻, 就有失“规”之嫌。诚如众多人士表示的, 此相关报道的中心眼应该重在探讨孩子成长和教育问题。因为, 避免更多像“李××”之子一样的孩子触犯法律, 不重蹈覆辙, 也许才更有意义, 更有益于社会家庭的和谐安定。所以, 传媒新闻语用当中出现炒“星”“性”“腥”等不当的语用泛滥问题, 并非只是新闻语用错位、不协调、混沌等问题的表现, 也是个别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关于这一点, 尤其对中国传媒及新闻人而言, 在当代强化依法治国的历史特殊发展阶段, 更值得反思。

综观当今中美社会个别传媒报道, 新闻语用的文化承载与传播, 已不能不被商业利益所驱动。因为不可争议的事实是, 个别传媒新闻语用的文化观显现, 已被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所取代。所以, 真正秉承新闻专业精神正直正义的新闻传媒与新闻人, 无论如何都要坚守把握新闻语用之“规”。何况,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当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均致力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由此,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何不抱着正能量之胸怀, 怀着一颗人文关怀之心, 更多地报道反思如何强化家庭教育呢?因为犯罪预防及降低青少年重新犯罪率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大工程, 它需要社会的综合治理。而这其中, 良善的传媒及新闻人尤其不能缺位。

常言道:“凡事应有度, 过犹不及。”倘若新闻传媒及记者只为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而使报道语用失“规”, 则是背离了新闻报道维护客观公平主张伸张正义的宗旨所在。由此可见, 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鞭笞罪恶, 新闻语用不可失“律”

综观围绕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涉嫌犯罪的中美某些传媒报道不难发现, 有揭隐私的, 也有“大嘴巴”传谣的, 更有谩骂、攻击的, 等等, 新闻语用颇有情绪化占主导之势。科学地讲, “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不能画等号, 两者属于不同概念, 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新闻事实”必定含有一定的主观因子, 而“客观事实”则不然。任何将两者等同的认知和行为都是可笑而无知的表现。[4]37

“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不能等同, 决定了新闻采写是主客观融而为一的工作, 即具有主观、客观相结合的特性。所以, 即便是相关鞭笞罪恶的新闻报道, 新闻语用也要注意一定的自律与他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新闻传媒及记者的媒介素养和品位。更何况, 关于法律案件的报道常常并不简单, 不仅需要传媒及新闻人具有足够的法律基本常识, 也需要传媒及新闻人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素养, 使报道新闻语用具有一定的适度性、合法性等。

众所周知, 按新闻媒介素养要求,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必须客观、公平、中立, 反对以判官、法官等身份出现, 或者发表具有情绪化、倾向性等不适当的观点。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可以不鞭笞罪恶, 不挖掘事实真相。也就是说,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通过报道传播鞭笞罪恶的过程中, 不可不顾法规“禁区”任意而为。美国历史上不乏因新闻报道失当而造成判案偏颇的事实, 在此不必赘述。而对中国新闻报道而言, 中国法律也早有明确要求, 要力避“禁区”, 以法律为准绳, 不可失控与失度。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司法保护部分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在第五十五条中则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 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 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同时, 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执行。”[9]

显然, 鉴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智等发展特点, 从保护他们的成长发展出发,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有关法律是设有“禁区”的。然而, 那些揭隐私者不仅不加任何处理地发布照片, 不遗余力地披露家庭背景资料, 更有“大嘴巴”传谣、攻击的, 等等。这已不仅仅是缺乏媒介素养品位的表现, 更有违“律”之嫌。当然, 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在传媒激烈竞争态势下, 利益驱动传媒报道的某种结果。可见, 为“炒”的需要而导致虚妄语用泛滥, 不仅有悖新闻规律, 不利于新闻传播, 也是失“律”而为, 不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是不负责任的无良、无仁的某种表现。

从法律专业角度而言, 且不说“李××”之子的年龄等等, 单单仅就案件侦查刚刚开始, 一切尚未有结果和结案等定论之时, 个别新闻传媒和记者就大肆不当地“热炒”并跟风, 不能不说是有所失“律”与失“衡”的。其实, 即使案件定案或结案, 法律认定“李××”之子有罪并判罪, 这种“热炒”跟风和过于情绪化的新闻表达, 对当事人及当事人家人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 一切未明了之时, 按《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隐私的明确规定, 即使提及其真实身份及家庭背景的表述, 也是不适宜的。

诚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传媒或百姓嫉恶如仇, 反感特权, 愿意弘扬真、善、美, 鞭笞假、恶、丑, 以及呼吁民众平等的心愿皆可理解。但是, “人人平等”难道不同样适用于名人之后吗?所以, 传媒及新闻人不可“越位”, 也不可先入为主做定论有罪的判官, 等等。因为, 司法自有司法的程序,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不可以笔代之。只有如此,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才可能真正做到新闻语用的有法可依, 做到新闻传播自律与他律的“律”之有度。

毋庸置疑, 当代社会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的觉醒, 呼唤更多的新闻传媒报道的自由空间, 新闻人在诸多事宜上满足受众更多对新闻报道透明度的需要, 倡导公平、伸张正义、鞭笞罪恶均无可非议, 但是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也要莫忘新闻之“理”、之“规”、之“律”, 因为坚持新闻原则和新闻规律, 把握适宜的中立身份立场, 不被情感左右, 不盲目使用新闻语用也是实现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觉醒的重中之重。一定意义上讲, 仅就中国而言,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直面事件发生, 担当社会责任, 并不仅仅针对一家一户一人, 而是整个社会。因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也是强化法治社会建设阶段。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1]

总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指示, 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提出了努力发展的方向, 它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 它也应该是中国新闻传媒及新闻人铭记在心并进而践行的。所以, 中国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把握一定的新闻语用, 要有所言有所不言, 这也是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保持中立、独立的具体体现, 是体现传媒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公平、公正非常关键的环节。何况具体到该案而言, 司法程序刚刚开始, 案情尚未定案明了, 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最好本着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 适当采取一定的规避策略, 因为此分寸的把握以及导向, 也许更有利于该案的司法公正, 有利于推动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从这一点而言, 它与新闻传媒及记者满足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的觉醒, 践行舆论监督权利的行使并不矛盾, 也不存有任何悖论。何况, 新闻语用的浮躁、泛泛、失真, 以及主观臆断、人云亦云和炒作起哄等, 皆不可取, 而无良无品的新闻语用更是令真正的传媒及新闻人所不齿。

综上所述, 中国传媒及新闻人是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所以尽快不断地加强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完善, 必须落实到具体新闻报道工作中, 不可忽视与放松。因为它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安定奔小康,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新华社北京2013-02-24电稿.[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新华社北京2013-02-24电稿.

[2]China’s bitter joke:My father is Li Gang, Internation Herald Tribune, First p, 2010-11-18.[2]China’s bitter joke:My father is Li Gang, Internation Herald Tribune, First p, 2010-11-18.

[3]孙维张, 刘富华.语言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247.[3]孙维张, 刘富华.语言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247.

[4]薛中军.新闻采写研究[M].上海交大出版社, 2010.[4]薛中军.新闻采写研究[M].上海交大出版社, 2010.

[5]Bruce D.Itule, Douglas A.Anderson: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for Today’s Media.McGraw-Hill Education Press, 2003.[5]Bruce D.Itule, Douglas A.Anderson: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for Today’s Media.McGraw-Hill Education Press, 2003.

[6]Brians.Brooks, George Kennedy, Daryl R Moen and Don Ranly,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Bedford and St.Martin’s.2001, p99.[6]Brians.Brooks, George Kennedy, Daryl R Moen and Don Ranly,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Bedford and St.Martin’s.2001, p99.

[7]Cohen, Bemard: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7]Cohen, Bemard: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

[8]出版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新编[G].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179.[8]出版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新编[G].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179.

法治完善 篇10

摘要：完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法可依，依法执行。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法治政府

一、行政问责制与法治政府建设概述

1.行政问责制一般性描述

(1)行政问责制概念

行政问贵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担负否定性结果的规范。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后果都追究责任的制度。

(2)行政问责内涵

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用五个w来概括，就是Who(谁问)、Whom(问谁)、What(问什么)、What way(如何问)、What d0(怎么办)。①行政问责的主体(Who谁问)，涉及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自然是相关行政部门的上级领导，异体问责主要由司法机关、各级人大、媒体、公众等参与实施，⑦行政问责的客体(Whom问谁)。问谁涉及的是对象，主要是相关行改部门及其公务员，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可能会成为行政问责的重要对象。行政问责的范围(What问什么)，包括对特重大事故、行政行为决策失误、管理失当等方面的问责。④行政问责程序(What way如何问)，行政问责的程序需要相关的法律进行界定，例如问询、检查、罢免、处罚等方面的要求。⑤行政问责的结果(What d0怎么办)，行政问责的结果是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公务员承担行政甚至是法律责任。

2.法治政府建设一般性描述

法治政府概念及内涵：法治政府是指政府的决策等行为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相联，运用法律加以固定责任、诚信等即为法制政府。

关于法治政府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①政府由法律产生并对法律负责，依法管理。各级政府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④政府的权力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④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

二、法律法规建设缺失，影响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却是始于2003年的SARS事件以后。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

行政问责需要有法可依，依法执行。行政问责制要以法律形式规定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然有不健全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成了行政问责的主要依据。从2003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制度来规范实施行政问责制，为行政问责制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但是这些制度规范本身并不是法律，缺乏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国家性、利导性、强制性等，各地方政府对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处理措施等也存在很大差异，缺乏全国性的、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问责制度规范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和具有良性循环效益的制度惯例与配套制度，这些都制约着行政问责制度的具体推行。

由于行政问责制法律法规建设缺失，部分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改权力过程中，知法犯法，违法乱纪等，导致了法律权威的流失，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

三、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制度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硬化，产生真正的约束力；二是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细化、量化，具有可操作性，把对政府官员责任追究的成功经验规范化，以法律形式把这种制度成果确定下来，尽快制定政府官员的责任法案，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使行政问责制度具备合法性与相对稳定性，这也是提升政府合法性的有力举措之一。

行政问责制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要以国家宪法、行政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为依据，着重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同时完善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公民权利和国家公共利益建构高效的救济机制。政府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对包括行政问责主客体、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范围、问责结果、问责救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健全行政问责制法律体系，可以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使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能受到法律的有效监督、制约，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依法行政，依法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建设是硬文化，同时各级政府也要加强软文化建设，制定具体职业道德规范，全面接受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法律、自律和他律促使公务员依法行使权力，确保政府公信力的有效维持。

行政问责法制化，可以使相关政府部門及其公务员的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行政问责法制化，也可以使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透明化。在制度层面完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在非制度层面完善了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行政问责法制化意味着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在这中间，存在着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