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公平（精选10篇）
法律公平 篇1
摘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法律至高无上性的保障, 是实现法制中国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建国以来不断地完善法制法规, 增设各项法律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西方国家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对较高的生存力发展水平使西方的社会更加规范有序的发展。在全球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 中国同样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发展目标, 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法制中国的伟大目标, 为了更加合理有序的高速发展, 必须完善法律制度, 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地区平等, 完善立法, 不断弥补法律漏洞, 减少法律盲区, 提高法律的时效性。加强普法, 提高公民法律素养, 使公民知法懂法, 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完善执法,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执法工作人员法律素质, 高效执法, 合理执法, 合情执法。
关键词：法治,公平,正义
法治中国建设是新时期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 是当今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实现法治中国就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公平是效率的必要保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是维护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 如何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法律平等
真正实现法律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首要环节。实现公民与政府在法律地位等级上的平等, 要完善立法对法律地位平等的保障, 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内外部监督, 实际解决民告官难的问题。实现地区平等必须减少地区立法差异, 不能由于地区经济地位落后决定其立法水平落后, 落后的立法必然会阻碍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行政诉讼法中, 立法应该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家赔偿法中, 应提高国家赔偿标准, 应由抚慰性标准向补偿性标准转化, 最终实现惩罚性标准。
二、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保证严格执法的核心问题, 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简单的分化,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司法体系, 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实现司法系统的经济独立, 不在人、財、物上隶属和依附于同级地方政府。只有经济独立不受制于人, 才能真正做到不看“脸色”判案, 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 避免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禁行政司法不分, 真正实现法律公平与正义。
三、完善立法
法律同样具有时效性, 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加强对法律规章的完善与修订来弥补法律的漏洞与不足, 改善法律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实现法律真正意思上的与时共进, 适应当今社会的现状, 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促进新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 保证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不断完善立法, 修改已经不符合现如今社会现象的落后条款, 完善不同领域的专项法律条款, 立法保障人民群众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断规范法律, 明确法律, 细化法律, 缩小法律的弹性, 提高法律的唯一性。
四、加强普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人们保障自身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重要有力的武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要实现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 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必须普及法律常识, 提高民众的法治素养。加强法制节目的建设, 增加法律宣传活动, 让法律课堂走向社区, 走向义务教育, 全民学法, 人人普法, 人人知法、懂法、用法, 更好地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执法
执法工作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落实环节。完善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重中之重。保证执法就是保证法律的公平正义。完善执法首先要提高执法效率。高效执法, 缩短执法等侯期, 不给违法者寻找后门的机会。减少当事人的时间成本, 避免由于执法时间过长造成的精神财产损失。提高执法效率的同时提高执法质量, 实现执法的公开透明, 加强监督。其次, 提高执法队伍法律素质是完善执法的必要内容。文明合理执法, 执法行为正当合法, 符合情理, 提高执法工作者对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意识。执法工作高效合理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六、加强监督
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 司法透明, 健全司法权力内部的自我制约机制, 加强内外部监督, 实现上级机关监督, 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监督。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人事任免监督三个方面。杜绝监督盲区, 减少监督漏洞。杜绝司法系统中的以权谋私, 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
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为了更好会更快的实现以法制治理中国的目标就要落实上述的六个重要环节:完善立法, 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内外部监督, 完善执法, 保证执法, 加强普法力度, 争取更早实现人人懂法, 人人守法的目标。只有落实了上述环节才能更好的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才能更好的让法律实现其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J].法学杂志, 2005, 04:6-9.
法律公平 篇2
1、这种做法违背了诚信的原则；属于不道德行为，要受到舆论的谴责。
2、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
法律、违法行为：
我们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法不可违，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要采取合法手段维护权利。权利和义务：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
要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权；
公民的权不受非法侵犯；
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
要珍惜受教育的权利，自觉履行受教育的义务。
这种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等）；
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这种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种做法违背了诚信的原则。
35.食品安全问题：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我国应加强对食品的监督和管理；制假者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生产者应依法规范自身的行为。
要学会合理消费；要注重精神消费；
公平、正义：
要自觉维护社会公平；
公平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
自觉树立公平合作的意识；
公平的合作是良好的合作、互惠的合作；
要自觉维护社会正义；
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没有正义的制度就没有真正的公平；
法律公平 篇3
[关键词]法律身份；政治歧视；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1)04－0072－06
[收稿日期]2010－08－20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法律身份的公平研究”，项目编号：$2010104。
[作者简介]李寿荣，男，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法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廊坊065000)
在人权发展史上，政治权利是把人作为政治动物并区别于其他自然动物而提出的第一代人权，这验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要过政治生活的动物”的正确性。政治性是人本质的社会属性，没有政治生活的人就是丧失了社会人格和社会尊严的自然动物。政治权利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标识了不同国家国民的政治待遇和政权对人权的尊重程度，表现为一个国家社会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博弈。公权力和私权利这一对关系的矛盾处理只有在法律的规定下似乎更加合理也更具有普遍性和执行力。法律中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述是国家机关与社会公民在政治权力方面博弈的结果。当然，法律的优劣最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如何产生和如何运行，因而也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性质和民主程度有关。专制国家的法只是形式的法而不是实质的法，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相统一的法应该是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体现社会普遍意志的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利的法。因此，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来研究法律身份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影响是研究政治公平的出发点和基础。
一、法律身份的公平性取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文明程度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国家法律内容的正义程度如何直接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有关，制度越民主越文明，法律也会越正义越理性。一般来说，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政治制度与社会类型间并不绝对地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在很早以前的奴隶制社会也存在着今天一些民主国家不能与之相媲美的民主政治形式。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尽管是特定时期的昙花一现，但依然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政治佳话。
民主政治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比起专制政治有它的优越性，并且在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比民主政治更好更理性的政治形式。“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公正的制度安排，是通过其核心理念和原则体现出来的。一是人民主权思想；二是三权分立思想；三是代议制原则；四是普选制原则；五是多数裁定原则；民主政治还包括任期制、分权制、政治监督、法律监督、全民公决、弹劾和罢免等种种具体的实现形式。”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种所谓“多数决定少数”的理性逻辑之上，即多数人的正义观总比少数人的正义观更正义，多数人的智慧之和总能胜过少数人的智慧，多数人的合意总比少数人的专断更理性，多数人的利益总要优先受到保护等。这种民主原则是一种功利性原则，虽然不是绝对地正义，但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权宜之计。民主体现了政治公正与平等，决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因此，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强调社会主义政治应该是民主政治、多数人的政治，由民主政治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也应该是民主的法律，是强调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
民主政治之所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并且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尽量消除法律身份对社会公平的冲击，是因为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政治人格的平等之上的，而强调政治人格的平等就必须反对法律身份的不平等。与传统的专制政治制度下法律极力维护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不同，民主的法律提倡人天然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任何人都具有平等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尽管享受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不一致。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并非具有平等的能力，也并不具有平等的条件，并不实际处于“无知之幕”中，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实差别非常清楚。但是如果因为上帝的不公平而继续延续甚至人为地扩大这种不公平，人也就和动物没多大的区别了。尽管弱者在自己的弱势方面达不到强者所具备的能力，但他们希望如果得不到特殊保障的话，法律至少给予自己平等竞争的机会，并通过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渴望法律至少将自己置于一个公平的环境中与他人赛跑，尽管这种机会并不一定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命运。对于强者，公平同样是他们所希望的，因为一个人的强势或弱势只是相对而已，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公平的规则在保护他人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最终保护了不同地位的所有的人，因而也就成了每个人所希望维系社会活动的较好的法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形式从根本上保障法律公平地分配政治权利，把法律身份理想化为一种职业的区分而不是成为不平等的被等级化了的身份标签。法律身份唯一合理的存在就是非等级性和非歧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制度设计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二、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及其表现
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指的是法律通过对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政治权利，从而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某些政治特权而排斥其他身份的人享有这些待遇或给特殊身份的人的政治权利多于或优于其他的人，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别法律对待以及对特殊政治主体的保护优于对其他主体的保护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别法律对待。从绝对意义上讲，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在实行法律政治歧视，因为法律规定始终把政权交给特定的强势阶级并严格禁止或限制其他阶级掌握政权或参政，而且这些权力的传递一般具有身份继承性。国家的阶级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注定不可能实现全民民主、全民掌权。但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是社会选民普选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世袭的，政权的行使具有代表性，即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即使是普选产生的个别人掌握政权，民主的政治也应该是向全民参政、议政和监督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被民主的形式所掩盖、否定而无法实现，也不应该剥夺少部分人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资格。
身份性政治歧视不仅在古代社会大量存在，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十分突出。李强教授用“政治分层”这一概念来阐述当时的身份性政治歧视现象。“政治分层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所谓政治分层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群体；而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很低的群体。”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纯名誉性的政治地位式的身份差别有所减弱，但身份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代表总名额最高限度、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规定了不同的标准，这是典型的以地域为身份标签差别分配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定。其实，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上一级行政区划和下一级行政区划内的公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参与政治权利的资格不应该差别对待，公平的分配名额应该是按照一个代表代表多少人或多少人当中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名额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法律一方面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为一些特殊身份的主体开了不受刑法管辖之门，如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不适用于刑事管辖原则。而且，刑法中有因主体不同而对其权利进行特殊保护的“身份犯”。(在此“身份犯”不同于刑法中的特殊主体的人犯罪，而是指为了特殊保护特殊身份主体的利益而对相同的犯罪行为进行不同量刑的犯罪)当然，刑法中的绝大多数“身份犯”是正义的差别对待，是为了限制特殊主体滥用权力而规定的，如对司法人员犯伪证罪、销毁证据罪的从重处罚。但是在刑法中却有因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对其法益的保护也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欺骗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共同点都是采用虚假的事实，但为什么同样采用虚假的形式行骗却会引起三种不同的法律处罚呢?一般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警察三种不同的身份在刑法中出现了不同的保护，很明显体现了法律身份的不平等性。法律中对政治性群体、权力性主体的特殊保护是政治制度不平等的体现，这种政治制度的不正义必然以强制的形式体现在法律中，并借助于通过政治权力的手段赋予标榜正义化身的法律来维护和“正当化”。用法律保护和强化政治身份，用法律垄断和强化政治权力，用法律扩大和强化政治人与非政治人的差别待遇，这不正是法律的政治歧视吗?这不正是政治歧视在法律中的体现吗?
身份的政治歧视不仅仅体现在稳定的法律中，在一些临时出台的规划、指令、政策、命令中更能体现区域性的、阶段性的、阶层性的、身份性的政治差别待遇，如不同地区地方权力的大小差别、不同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划内居民政治待遇的差别等。而且在我们国家，虽然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但政策的倾向一直是向城市倾斜。这些地方性或行业性政策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但歧视性泛滥却比法律更突出。况且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范围广、势力大的国家，行政决策往往比法律更具有强制性和效率性，政策的出台也没有法律那样民主、规范，很可能是个别人或个别利益集团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需要而抹杀大部分人的政治权力。法律虽然也存在政治性歧视，但这种歧视仍然是在“光明正大”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歧视，我们可以根据法律的稳定性能够做到法律将对我如何的预期，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律对此身份的规定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只要身份相同的人法律也会一视同仁。但政策却不同，政策就像普罗米修斯的脸，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说变就变。况且在我国，政策缺乏统一性、延续性、稳定性，不同的领导上台有不同的政策，有时领导之间为了搞个人攻击而相互否定对方的政策，政策的不稳定性给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法律和类法律的政治性差别对待如果缺乏合理性，这对和谐、公平、民主、秩序、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们一定要采取措施阻止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继续蔓延，改进法律制度，把每一个公民都当做平等的政治公民来对待。
三、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影响了社会公平
许多学者注意到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中的重要地位。如黄秀华老师强调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实现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并提出“政治公平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调节器”；“政治公平是社会稳定的价值轴心”。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首先，法律关于身份性的政治歧视剥夺了特定身份主体的政治权利。罪犯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主体，他们的政治权利有些被法律明文地剥夺了，如剥夺政治权利本身即是一项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刑罚；有些被特殊的服刑环境而现实地剥夺了。在现实中，服刑人员既不能亲自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也没有代表他们表达自己政治愿望的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既是作为没有政治权利资格的人而被政治权利所遗忘的人，又是作为政治的敌人而要受到政治管制的人。罪犯也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其政治权利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比如说选举权、言论权等，尽管有些政治权利由于现实原因而不可能行使，但不应该对他们的资格进行剥夺，名义上的政治权利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最起码这种保留说明了我们的法律是对任何人平等的法律，是保障人权的法律而不是剥夺人权的法律。其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是社会歧视的根源。为什么社会对一个罪犯投以异样的眼光，为什么有些罪犯服满刑后走向社会很难找到工作，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身份的歧视性标签已经烙印在社会人们的心里，人们像法律一样对他们冷漠、无情和歧视。政治身份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志，政治身份越高其社会身份也就越高，反之则社会身份就越低。因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身份主体被社会已经世俗化地降格为权利缺失、劣迹斑斑的人，当然也就无法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再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也使受歧视者在以后的生活中难以公平地得到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些政治歧视不仅仅代表了过去，还为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有些以档案记录的形式跟随着受害者一辈子，在许多场合可能会旧账重翻，比如说社会保障方面就会把有过政治劣迹或违法记录的人予以排斥和拒绝，甚至连银行贷款、商品交易、接受教育等方面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
四、剔除法律身份，消除政治歧视，实现政治平等，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政治化、法律化、世俗化的身份歧视给
社会造成的不公，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来消解甚至根除法律身份所带来的政治不公呢?笔者提出了下列解决问题的思路以供参考。
(一)构建权利本位的法，以权利限制权力
一部法是良法或是恶法，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以保障社会权利为主还是以保障国家权力为主，前者称之为权利本位的法，后者称之为权力本位或义务本位的法。法律语境下的不同身份主体对政治资源的特殊占有和对政治权利的特殊享受是政治权力特殊化、特权化甚至扭曲化的表现。这种政治不公平更多的原因是以政治资源特殊存在为前提的。“政治资源是指国民运用合法政治权力所能获取和享用的政治待遇和政治机会，是政治权力的实施所取得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源的使用首先要服务于人们对自身福利的获取、处置、追索和保护的全过程，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保障条件。”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社会是一个由一个个个体所组成的具体的实体性存在。国家存在必须以个体性存在为前提并且以个体性存在为目的因个体性存在而有意义。“虽说任何人都无一例外地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但‘集体’只是一个中介，其存在应以组成它的‘个人’为核心和目的并为个人提供坚实的力量来更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人权。”作为保障个体权利的法律当然应该以社会权利为主，而法律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应该建立在“为权利服务”的宗旨之上并且应当受到社会权利的问责和限制，否则，一切将是本末倒置。以权利限制权力，具体可以表述为以权利限制对抗权力、以私权限制对抗公权、以社会权限制对抗国家权等。
(二)规范国家权力，强化权力责任，转变权力的身份意识，削弱政治身份在法律中的特殊性
政治身份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享有者一定的政治和非政治特权，它可以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行使其他社会主体所不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一定是天赋权利但更甚于“天赋权利”，不一定是理性使然但以“理性”的形式道貌岸然地表现出来。因此，政治权力以“合法”的外衣进行“非法”侵害的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权威者甚至家长式的形式任意发号施令或强制侵权的事件在现实中屡屡发生。我们在此不必追问赋予这种身份和权力的法律是否理性、民主，即使是最民主最正义的法律所赋予特定身份主体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应有效的约束和限制，都会出现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现象。因此，要使权力不会发生法律之外的异化，就得使法律在赋予权力主体以权力的同时规定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强化权力者的责任意识，在观念上削弱其身份意识的特殊性和优越感而增强身份主体的一般性和服务意识。这样，不仅限制了权力的滥用，而且也使社会其他主体具有和权力主体平等的意识，不再畏惧权力或权力主体，最终使全社会普遍认为，权力主体或国家机关不过是像超市里的服务员一样是社会顾客的服务者，他们身上不具有对顾客更多要求的权利而是承担着对顾客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对权力主体而言，要充当好服务员的角色，他们当然要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义务观念，降低对自己特殊身份优越感的认同。甚至认为自己不过是充当社会公众的仆人而已。例如，我们该如何看待公务员这一特殊的身份，是从权力的掌控者还是从社会服务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不仅是一个权利义务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主体意识和社会观念的问题。“公务员”这样的称谓我们应当从职业的角度去定位而不应从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公务员是一种职业，一种拿着公共资源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从理论上讲是人民所信赖的被人民推上岗位为人民谋福利或实行社会管理的职业，他们拿着稳定的高出一般人水准的薪酬，过着比一般人富裕的生活，理应履行比一般人更多的义务，遵守比一般人更高的职业要求。他们不必贪，因为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也不该贪，因为他们是国家和人民所信任的人，而且手中掌握的是社会的公共资源而不是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资源。当然，现在事实上所看到的是贪污横行、腐败丛生，其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其不必贪和不该贪都是软弱的说教。制度性法律性的约束才是真正做到不能贪的关键。健全的法律制度会使你想贪但没有路径、渠道、办法，只能是望贪而兴叹，徒劳而无功。因此，就如以制度赋予特权一样也需要以制度设置特殊义务、特殊责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规范权力、根除腐败的关键。
传统权力身份的优越性意识增强了权力主体的特权专横，拉开或拉大了权力主体与普通公众身份差别的距离，导致了社会歧视的社会化和身份矛盾的尖锐化，从而践踏了社会公平，损害了社会和谐。当官者不仅在权力、经济、地位等方面具有特权，而且就连日常生活、走路、服饰、日常用品、婚姻选择等方面与普通百姓都有严格的区别，普通人见了当官的要回避或跪拜，士农工商等级森严、身份有别，更甚的是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影响还会在子孙后辈身上遗传。今天，我们倡导人权、倡导人人平等，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全社会有一个人格平等的共识并付诸于消除歧视、消除身份差别的社会行动，这其中需要国家政治的导向作用和权力主体的带头作用。
(三)从理性差别出发，确立合理的法律身份
“身份”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在无歧视的语境下使用，譬如，当说到一个人有几种身份，如社会身份、家庭身份、职业身份等时并不包含歧视或不平等的意思，而是指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或职业中所承担的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时的“身份”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人所具有的多重角色间相混淆而有必要进行的角色区分。在现行法律中，也确实存在着规定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等有关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身份法。身份法是进行子女抚养、监护、父母赡养、遗产继承、承担特定基于身份关系的法律义务和享有法律权利的必要的法律规定，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在于非歧视性。而且，社会的分工只能使一个人担任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的社会角色，每种社会角色也只能由能够胜任它的部分人担任，政治权利的分配也不例外。“每种政治体系都必定通过某种方式选用人员在政治结构中担任各种角色。当专门的社会角色出现后，即使在爱斯基摩人村落那种仅有祭司和首领角色的非常简单的结构中，也必定会有某种方式来选择特殊的人担任这类职务，并要求他们按照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概括地讲，不管法律中有没有身份规定，不管法律中有多少身份规定，也不管以后法律对身份如何规定，法律身份的存在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这种合理性具体表述为平等性、非歧视性、对所有人的有利性。合理的身份必须是平等地对所有人开发，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和选择的机会。就如权力是对所有人平等地开放，即录用程序的公平，但最终只能由一部分人所拥有一样，这种只能由一部分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的录用前提是公平的。因为这种身份具有平等性和开放性，所以也就具有了非歧视性。法律对特定的主体赋予更多
的权利或规定更多的义务是为了公平而不是为了歧视，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对个别人的利益，因而这种身份也就具有了公平性和合理性。
平等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正义的。让弱势群体享有更大的生存或生活保障权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平的最高境界就是整体的公平感、正义感和安全感，一个人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就如人人都有走向死亡的一天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因遭遇疾病、车祸等天灾或人祸而由强者转变为弱者，每个人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就如个人在整体面前非常渺小一样。但自然是自为的而社会是人为的，社会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保护每一个人而最终保护所有的人。如果在任何人遭遇灾难时能得到集体的、大多数人的帮助，每个人对未来都会充满希望，对他人心存感激，对国家抱有信心。因此，对弱势群体的特权就是对每个人的特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就是对每个人的关爱，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对待也是对每一个人的特殊对待，这是社会的最大平等也是最大公平。
就如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是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一样，对特殊人的特殊义务也应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如官员的责任、军人的责任等。他们背负了一般人所不背负的责任，这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的失职或犯罪将会使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遭遇灾难和痛苦。公务员收入公开甚至家庭成员也要晒账本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惯例，但在我国依然是社会要求、民众呼吁但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推辞甚至以“特殊国情”作辩解。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这种职责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表现，你能做甚至只有你才有这样的特权做，这是你的权利；你必须做，并且严格按照规定做而不能懈怠或渎职，否则就会追究其责任，这是你的义务，这种特有的权利和特有的义务不是不公平的，而是出于职业的特殊性而设置的合理要求。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去从事某一职业，但如果你选择了上岗你也就选择了服从这种职业所规定的特殊义务。
总之，我们过多地在其它领域内大谈特谈公平、正义，但对这些问题的根即政治制度的公平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政治权利是政治动物的第一权利，正如生存权利是自然动物的天赋权利一样。社会歧视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公，而政治不公的根源是等级性的身份制度，法律以制度化的形式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式的政治不公是社会不公的祸根，因此，我们要消除歧视性法律身份，倡导政治民主、政治公平，从源头上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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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视角看高等教育公平的创新 篇4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目标,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与体现。因为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 而这些都得依靠教育, 因而教育公平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和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手段。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的密切程度较高, 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基础教育, 而且它能为个人提供较多的升迁机会和较高的回报率, 能为社会各个领域输送高级人才, 从而带动社会的发展, 所以人们对其公平性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发展, 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员的比例, 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和智力准备, 从而使高等教育公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二、 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需要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
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 直接影响了社会和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要求我们进行理念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近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 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体现于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 更体现于接受何种高等教育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有何用的问题上。[1]换句话说, 高等教育公平不仅要强调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 更应该重视过程公平、活动公平和结果公平。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不仅要关心高等学校招生规则和招生行为的公平, 更要关心进入高校后大学生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公平问题。目前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高等教育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 公平只是相对的, 但为了更大限度地实现这一价值预设, 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下追求公平和效益的平衡。所以, 理论上的公平要成为高等教育实践中可接受的现实, 取决于高等教育如何进行制度创新, 取决于怎样的政策调节。[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等教育兼有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的“混合产品”属性, 这决定了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必须为高等教育公平承担应有的权利和责任。
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创新的体现——高等教育合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包办的教育, 高校的财政依靠国家拨款,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是纯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 大学生的一切行为包括学习与生活都得听从学校的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高校是独立的法人、市场的主体, 拥有不同以前的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依照国家政策可以向学生收费, 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一方面, 学生交纳的学费支持了高校的生存和发展, 他们是高校之间竞争的对象;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学生要凭借他们在高校里所学到的一技之长去找工作, 因此他们必须挑剔高校的教学质量和就业率, 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有了平等的基础, 于是双方相互选择, 进入了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高等教育合同关系。高等教育合同指的是“全日制高等院校与完成高级中等教育的受教育者之间签订的以教育服务为标的的法律行为。”[3]高校在宣传招生过程中发出要约邀请, 学生以填报志愿、参加高考的方式向高校发出要约, 高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发出反要约, 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到高校报到作为承诺, 至此该高等教育合同成立。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大学生应按时缴纳学杂费用、完成作业、参加考试、服从高校的统一管理, 有权接受高校提供的教育辅导和后勤服务, 使用高校的教学设施和各项配套设施, 而高校必须保证它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的软硬件质量, 在学生按时按质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 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法定和约定义务的前提下, 高校应代理各地教育管理机构, 将毕业证和学位证颁发给学生。
高等教育合同是一种新出现的法律现象, 之所以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是因为人们还固守传统的观念, 认为学校管理学生、学生服从学校是天经地义的。可是, “虽然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学生要接受学校的管理, 但认为管理就是行政管理 , 是欠妥当的。高校的这种管理权 , 就如同物业管理公司对所服务的业主小区所享有的管理权是一样的 , 管理只是手段 , 不是最终目的 , 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倡导工作正常开展所必须的秩序 ”。[4]这种法律现象之所以开始引起学者的讨论, 是因为确认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教育合同关系有着重大意义, 教育者除了要按照承诺向学生提供合格的生活用品、教学设备等物质条件以及课程种类和质量外, 它更要求高等教育者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命令方式,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树立“关爱一切学生”的教育理念,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认真制定并公正执行注重教育公平的一切规则和程序, 创设平等和谐的良好教学氛围, 以实现校园公平和公正。平等对待是公平正义的载体和支撑, 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是高等教育在起点平等基础上的过程平等, 并进而达到结果平等的有效途径。只有高校内部的教育达到了公平, 整个高等教育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
四、高等教育公平制度创新的体现——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我国高等学校全部实行收费制度, 极大地缓解了国家财力困难和高教经费投入难的窘境, 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接受高教的机会, 但事实上高校收费也超出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 , 使大量贫困生随之产生, 他们可能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上大学或中途退学, 反而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教育公平的本质问题就是受教育机会均等,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的本质就是如何保证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资源与机会不被剥夺, 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 都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5]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起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师范生免费教育、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在一系列的助学保障制度中, 与贫困生相关度最高的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贴息、商业银行出资并负责发放和回收的, 旨在帮助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的一种无需担保的信用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中大学生是直接受资助的对象, 国家是人才培养的间接受益者, 金融机构是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盈利者, 学校是扩招和教育收费的直接受益者。[6]按照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 政府、银行、学校以及家庭必须为高等教育公平承担应有的责任, 学生也必须在毕业六年内承担还款还息和个人信用风险。该制度既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对大学生的关怀, 也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 更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立意识, 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方面的一个制度创新。
然而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却遇到了许多问题, 比如银行服务质量差, 学校缺乏积极性, 学生贷款违约率持续偏高、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违约成本低等等。制度是好的, 但如何使它能够良性运作,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思考与探索。从法律角度来说, 大学生与银行之间实际是一种贷款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 政府与学校应该是所有贷款学生的共同保证人, 在这当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应该是适格的, 并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否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由于商业银行的营利性与助学贷款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必然使得银行方缺乏积极性, 所以最好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 学校方只负责一些服务性 (比如向银行提供贫困生的名单与证明) 和教育性 (比如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的事务。特殊事情得特殊对待, 现有的法规和政策不足以使国家助学贷款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
参考文献
[1]刘裕贾, 志永高.高校内部的教育公平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07 (8) :41.
[2]张应强, 马廷奇.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J].教育研究, 2002 (12) :42.
[3]史小艳.高等教育合同的法律性质及其立法完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139.
[4]蒲奕.性质特殊的高等教育合同——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学分析[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8) :20.
[5]钱志刚, 王雪.从高等教育公平视角看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9) :89.
法律公平 篇5
各位领导：
我代表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干警对省检察院和市检察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视察组到我院视察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将我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汇报如下，请评议。
一、关于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
正义”教育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院党组高度重视，积极动员，贯彻落实。6月18日上午，全院集中收听收看了全省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认真听取了李树恒主任宣读的《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方案》、徐发检察长的重要讲话、李贵显副检察长关于落实好会议精神的三点指示。6月25日，又集中收听收看了全市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院党组充分认识到这次教育活动不是一般性的思想教育，它深刻理解了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这一新论断的精神实质，深刻把握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检察工作的永恒主题，充分体现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是最切合检察工作实际和检察工作特点的一项教育活动，它必将对检察机关今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会后，我院立即制定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教育活动领导小组。落实领导责任制，由检察长负总责，亲自组织实施和检查落实；主管检察长和各科室长各司其职，督促落实，形成合力；由政工科负责监督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二）我院周密部署，采取措施，http:///认真学习。为了保证学习效果，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学习制度，保证学习内容、时间、人员和效果四落实，一建立考勤制，坚持全院每周五下午学习制度不动摇，要求按时参加学习，保证学习时间，确有特殊情况未能按时参加学习的，事后补课；二建立考评制，分两个级别考评。先由各学习小组结合学习进度，定期对小组成员学习情况进行检测，查漏补缺，再由政工科对各小组整体学习情况进行考评，确保学习的全面性、系统性；三建立督学制，从政工科选一名监督员随时监督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和反馈情况，督促解决；四建立存档制，每位班子成员、干警的出勤情况、学习体会、学习内容、学习经验总结、理论研讨、学习成绩一律存档备案，与年终目标考核、业绩考评、职务晋升挂钩；五建立奖惩制，我院把教育活动成果纳入全院检察工作考核目标体系，与检察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评比、同奖惩。根据考评和考试成绩，对每个干警进行综合衡量，奖优罚劣。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每个干警都形成了近万字左右的学习笔记，学习内容全面，通过考试，成绩全部合格，为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院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我院力求做到“四个结合”，重点解决四个问题，把教育活动引向深入。一是把教育活动与“两风”建设等活动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不强的执法思想问题。我院从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色，大力加强思想教育，把本次教育活动与“两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和区区委开展的“为、干、留”大讨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抓出成效。通过开展教育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的理解，增强了党性观念，加强了队伍建设，树立了正确的执法思想，确保公正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二是把教育活动与创建“学习型检察院、学习型干警”、“服务进百企”等活动结合起来，重点解决重打轻防、重实体轻程序等执法观念问题。不断更新执法观念，进一步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观念。三是把教育活动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重点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等执法行为问题。本着边教育、边改进、边建设的思路，针对在教育活动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抓住队伍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和环节，认真加强制度建设，及时健全完善各项工作规范，强化监督制约，严格执法程序，积极探索队伍管理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四是把教育活动与检察队伍建设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受利益驱动违法办案、越权办案，以及特权思想、霸道作风等执法作风问题，真正做到转变作风，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我院向辖区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法院发出征求意见函500份,广泛征求基层和社会各界对检察院工作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邀请年初聘请的检风检纪监督员和人大代表来我院检查执法监督情况、队伍建设情况，请社会群众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监督我们的工作。检察长公开向社会做出“六项承诺”，主动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进一步推进检务公开，增加执法透明度。
（四）我院立足大局，形式多样，方法创新。一是抓示范教育，营造争先创优氛围。先后组织干警学习张会杰、方工、杨江东、顾双彦等典型的先进事迹，鼓舞干警，从而提高广大干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二是抓历史教育，开展党日活动。7月1日，我院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了新党章，重温入党誓词。组织干警参观铁
人纪念馆，重温创业历史、聆听英雄事迹，增强爱岗敬业的使命感。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此次党日活动为新的起点，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强化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宗旨意识。三是抓社会教育，开展献爱心扶贫帮困活动。院党组专门确定了一名主管领导，指定专人落实扶贫具体工作，并提出了“211扶贫计划”。领导带头，广大检察干警积极响应。不仅捐了钱、物，有的还到市场买来了新衣、鞋帽等物品。7月15日，在常务副检察长迟庆君的带领下，我院一行人来到杏树岗镇兴隆牧场四分场和五分场两个特困户家中，为每户送上扶贫款及大米和食用油、白面、衣物，增强了干警心系百姓的服务意识。四是抓职业道德教育，开展“五比一看”活动。比思想境界、比精神状态、比奉献精神，比执法作风、比工作业绩，查找自身的差距，看谁停滞不前，工作无起色、无业绩，始终站在落后的警戒线上。五是抓警示教育，增强自律意识。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运用“自己找、群众提、领导点、互相帮”的方法，把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组织、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强调自我剖析和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全体干警回顾了前一阶段自己的工作表现，总结在执法中取得的经验，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把预防的关口前移，利用发生在全国检察系统的反面典型案件和平时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免疫力；同时对个别违纪干警，在全院大会上进行批评，做出警告、罚款处分。严管厚爱，警钟长鸣。
二、关于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推进措施
（一）、以领导带头学习树立教育活动的表率。
一、领导班子加强了自身学习。坚持发挥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建立党组书记教育活动学习责任制。同时坚持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由党组书记任组长，做到时间、内容、人员、组织“四落实”，把学习摆在首位，规定必读篇目。院领导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大兴学习研究之风，每位党组成员都根据分管工作确定了调研题目和任务，带着问题开展理论学习研究，在狠抓工作落实、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
二、科室长带头抓学习。各科室长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各种学习资料，写读书笔记，而且深入到学习小组，与干警共同学，共同探讨问题，改变了过去领导念，大家听的灌输方法，使干警由被动接受指令转变为主动去想、去学、去干。各科室落实了“四个一”任务：每人写一份学习计划，每人写一篇调研文章，每人写一份个人素质提升目标，每月举办一次考试。
三、干警自发地学习。起诉科、反贪局干警自发地形成了每天利用早晚半小时学习的风气，建立了“早晚半小时学习制”，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单位学习知识，晚上延长半小时讨论当天的疑难问题。起诉科在办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时，利用下班后半小时集体讨论案件，进行深度汇谈，找到突破口，仅用4天时间就将该案诉至法院，并将该案办成铁案，缩短了办案时限。在承办公安机关移送的盗窃、诈骗一案中，起诉科利用早晨上班前半小时大家聚在一起，将疑难复杂案件部署干警进行反思，找漏洞和法定理由，然后听取大家的反馈意见，查找出被告人三次作案的不同之处，认定第三次作案构成抢夺罪而不是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诈骗，成功地追漏一罪名，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水平。
（二）、以建立严密机制增强教育活动的刚性。根据现行检察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检察工作发展和需要的实际，狠抓制度建设，实行规范化管理，按照以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原则，半年多来，我院先后组织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30个136条。克服了以人管人的盲动性、随机性，突出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从检察长、科长到干警，根据其职责要求和岗位特点，分别规定不同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全院推行了工作岗位目标责任制，把考核工作分为工作任务目标、政治业务学习、遵纪守法，机关正规化建设、考勤、内务卫生六项，对每项考核实行动态管理，随时抽查，考核结果与干警的职级、表彰奖励相挂钩。把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与目标管理、考核结合在一起，做到目标硬化、指标量化、责任具体化，最终使各项制度措施有效地落实到整个执法活动和干警的实际工作中。同时制定了“六个一”办案安全制度，即“一案一长”、“一案一状”、“一案一策”、“一案一奖”、“一案一警”、“一案一查”。明确了职责权利，加强了办案监督，规定凡在执行公务中有伤人、跑人、死人，严重损坏和丢失器械装备，错捕、错诉、泄密及失职等重大失误，干警有违法违纪，或受到党纪、政纪甚至刑事处分的，取消科室评奖资格。不但对其本人进行处罚，同时对其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进行相应的处罚，加大了工作力度，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形成了不能违犯，不敢违犯，不想违犯的内部制约机制，有效地保证了各项活动的落实。
（三）、以队伍建设展现教育活动的成效。我院紧紧抓住“内强素质”和“外树形象”两个关键环节，加强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在内强素质方面，加强教育活动的力度，制定了“引导人、教育人、规范人、约束人、激励人”五项措施，重点提高检察干警素质，规范干警执法行为。在外树形象方面，我院聘请了4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检风检纪监督员，监督检察工作。通过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召开企业厂长座谈会、开展执法检查、案件回访等形式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接访责任制”、“文明服务规则”等硬性措施，实施“四四三”工程，在接待中做到“四声”、“四心”、“三帮”，即来访有迎声、询问有答声、解决问题有回声、处理矛盾要轻声。听取情况要耐心，处理事情要细心，解决问题要真心，帮助排忧解难要热心。对来访者做到不是本院的事情要帮，不是本科室的事情要帮，不是自己职责的事情要帮。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塑造新时期检察官形象。如采油五厂职工子女当兵被骗一案，职工多次到市政府、市人大等部门上访，历时两年，涉及人数多，案值达200万元左右，社会反响很大，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我院收到线索，立即着手调查，依法立案，平息了群众集体上访，给职工一个满意的答复，化解了矛盾，为区域经济创造了优良的法制环境。
三、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为牵动，各项检察工作初见成效
一、在履行检察职能方面，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这一检察工作主题，围绕“案件抓质量、工作抓效率、程序抓规范”的思路，各项法定性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确保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机。今年上半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件188人，同比分别上升了7.4、1，做出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106件166人，不批准逮捕7件22人，公安机关主动撤回4件4人，批捕、不批捕准确率为100。平均办案时限1.8天，无一件超期办结。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34件239人，其中公安机关移送128件230人，贪污贿赂案件6件9人，受理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已提起公诉102件168人，起诉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持平。不起诉案件2件2人。所有提起公诉案件法院都做出了有罪判决，适用法律准确率达100。
（二）坚决把社会各界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反腐败斗争。职务犯罪案件数量明显上升，目前，已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6件16人，与去年同期立案8件8人相比上升100；立案侦查渎职案件5件5人，与去年同期立案2件2人相比上升150，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大案比例明显提高，所立的16起案件中，大案7件7人。罪名呈现多样化，其中贪污3件3人、受贿6件6人、单位行贿1件1人，挪用公款1件1人，介绍贿赂5件5人。办案效率加快，我院在办案中讲求速度，实行统一调配人员，分散侦查，集中管理，发挥最佳优势兵力的策略，提高了办案效率。如在查办石油管理局运输公司第五分公司这起市首例单位行贿案件时，检察长率先垂范，精心组织谋划，主管副检察长迟庆君深入一线，带头领办案件，为了查清一系列行贿受贿关系人、落实定案证据，我院先后动员控申科、渎检局、起诉科、民行科、法警队28名干警组成四个办案组、一个综合组，共同办案，仅用三天时间，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8件8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万元。
（三）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实现公正执法。我院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坚持“三个并重”，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加强监督与加强配合并重，增强了监督的效果。民行部门以办理一审抗诉案件为中心，严把程序关、证据关、法理关，坚持“敢抗、会抗、抗准、公开、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受案8件，息诉4件，立案4件，提请抗诉4件。监所部门为减少和避免超期羁押，坚持把好“五关”，即把好录入关、信息传递关、制度执行关、程序关、催办关。强化执行监督，保障在押人员的人权。在全市开展的执行预防清理超期羁押和责任追究大检查中，受到了市委政法委的表扬。
（四）以教育活动为载体，突出检察服务特色。我院开展了“服务进百企”活动，把强化服务大局的观念纳入了整个检察工作之中，倡导干警在执法活动中要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服务，重点解决执法过程中服务意识不强的问题。坚持“三个服务”制，即一是在办案前想着服务。我院在“三个百分之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延伸，提出检察机关与企业保持“零距离”的要求。我院对每一位来访企业职工和群众发放“服务卡”，诚恳听取各种意见。同时主动走进企业，了解民意，提供法律咨询，宣传法律知识。二是在办案时搞好服务。在查办发生在企业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中，我们正确地执行政策，严格依法办案。注意办案的综合效果，把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认真研究掌握政策，严格区分改革进程中发生的失误与违法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依法打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对企业经营活动中一些正常的经济行为与违法犯罪加以区别。对法律政策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慎重处理。对诬告、错告企业人员的及时澄清是非，对诬告陷害者依法追究。三是在办案后延伸服务。我们每办理一案，都安排专人走访当事人和涉案单位，并一道同企业研究防范措施，对企业的防范落实情况进行回访、调查，征求意见，反馈信息，填写案件回访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五）未雨绸缪，全力做好犯罪预防工作。采取打击，预防、服务相结合的运作方式，做到挖“蛀虫”、堵漏洞、抓预防，组织建立了预防企业职务犯罪的“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群防群治。http:///加大开展法制宣传的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积极与贪污、贿赂等不法行为作斗争。先后为油田企业、医疗系统等上法制课8场（次），受教育人数达1000多人，受到了企业职工的一致好评。第二道防线：提出检察建议，帮助企业整章建制，堵塞犯罪漏洞。在重点行业、重点部门及易发案单位加强对易发案环节的监督。我院反贪局在立案侦查市石油管理局运输公司第五分公司贪污贿赂案件时发现，该公司设置“小金库”，账外资金违法违规问题突出，于是他们针对存在的弊端提出检察建议，并积极帮助公司有关部门整章建制，堵塞漏洞。运输公司接受了检察建议，立即进行整改，取缔了基层单位的小金库，撤销银行多设帐户，清理回收帐处资金20多万元。在检察院的帮助下，该公司纪检部门还建立和完善了11条监督管理机制。第三道防线：建立防范网络。加强与多发、易发职务犯罪行业的沟通协作，形成防范网络。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服务进百企”领导小组，由检察长亲自抓，主管副检察长重点抓，各科室负责人具体抓，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确定辖区十家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找准突破口。召开了检企座谈会，4月初，组织各科室完成了与相关企业的对接工作，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和推进计划，建立了为企服务档案，落实了责任跟踪制、服务承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优质的法制环境。第四道防线：抓住个案进行系统预防。近年来，我院共查办医疗卫生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线索11件，立案侦查5件5人。我院抓住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主要在医疗领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立了由检察院和12家医院参加的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沟通信息，开展专题预防活动。我院深挖医疗系统产生犯罪的根源，针对“红包”、“大处方”等问题，在八百垧第一职工医院进行试点，帮助建立患者“选医制”、“选药制”，将用药目录，打印成册，由病人自主选择用药，充分实现了病人用药知情权、选择权、决定权。帮助这个医院对100种药品实行了统一招标、集中采购，每年给患者让利100万元。针对药品采购中的“回扣”现象，我院在南区第一职工医院进行试点，采取医院药事委员会确定采购供应商、药品采购员具体负责采购、药局主任及主管院长审批、药品会计计价以及财务会计审核入账“五岗”把关的制度，杜绝了药品“回扣”中饱私囊问题，深受患者好评。有效遏制了医务人员的职务犯罪,以及回扣、红包等违法违纪行为，区8家油田职工医院几年来没有发生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为区域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医疗环境。今年，我院在南区第一职工医院召开了一次检察机关“服务进百企”活动的现场推进会。局卫生中心26家下属医疗单位、市第二医院、区医院和杏树岗镇医院的领导、主管药械采购负责人共130余人参加了会议。总结推广了八百垧第一职工医院、南区第三职工医院和南区第一职工医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加强医院药品采购管理、财务管理、医德医风建设等方面的典型经验，为其它医疗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法律公平 篇6
关键词：公平,效率,民商法,价值取向,分析
法律价值取向的界定有很多种, 而民商法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这两个方面来界定的。接下来本文就将怎样基于公平、效率的对民商法法律的价值取向, 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一、民商法
1、民商法的涵义
民商法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民法和商法。它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民法是基本法, 而商法则是特别法。除此之外, 它们注重点也是不同的, 前者注重的是安全, 后者注重的是效率。
2、民商法的特点
第一, 民商法有多个分向。除了民法和商法以为, 还包括社会法和婚姻法。
第二, 民商法在科研方面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和骄人的成绩。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因素及基于公平、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分析
(一) 影响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因素
民商法是由民法和商法两部分组成的, 因此民商法的价值取向也是受这两种法律所影响和制约的。由于民法和商法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因此它们在价值取向上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 接下来将分别对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和阐述。
1、民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决定因素
首先, 民法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下逐渐衍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商品经济的存在是由两个条件所决定的。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得所有的商品不能够完全由一个人所生产, 必须通过和别人的交换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
其次, 由于财产是由不同的人所分属的, 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占有其他人的财产。如果需要别人的劳动产品则必须进行等价交换。而这种商品经济就产生了民法所涵盖的一系列的内容。由于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所以有时候就很难做到公平, 这也是影响公平和高效实行民商法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 由于民法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 它和公法在很多方面上市不同的, 尤其是私法更加注重的是保护私人的权力。因此民法中, 国民的私人财产是不可侵犯的,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最后, 和其他法律相比民法的使用范围更广, 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民法可以对所有国民的基本权利有所保障, 它是国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和个人尊严的保障为基础, 从而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
2、商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决定因素
民法的实施充分的做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而和民法比起来, 商法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做到高效的实施。
首先, 和民法不同的是商法的发展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然而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不同的, 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下产生的一种形态, 主要是通过交换进行的。而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其次, 与民法相比较商法更具有技术性, 主要体现在行为法和组织法之中。商法除了有定性的规定外, 还有许多的定量性的规定。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就要非常注重效率。
最后,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民法的主要使用对象是所有的国民, 和民法相比, 商法使用的对象则是商人。商法除了是要保护商人的利益之外, 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约束商人的行为。
(二) 怎样做到公平、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分析
1、民法、商法价值取向的统一
随着经济体系的不断变革, 社会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换, 因此相应的矛盾也接踵而来。首先,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 民法和商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 其针对的社会人群也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相似的, 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的共同点。比如它们都追求平等价值、合法价值等。除此之外, 它们的调整手段也是相同的。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当事人的意愿。
2、调整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差异
若想公平、高效率的对民法法律价值取向进行分析, 就必须得对民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进行调整。由于民法和商法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 因此在对调整的内容和对象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公平是民法在价值取向上最主要的体现, 所以在民商法的价值取向上基本能够办证公平、公正的进行。即便是这样,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公平性也会有较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 在商法中效益才是其价值取向最根本的体现。所以在商法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其他法律的原则和商法的效益相冲突、矛盾时, 除了要兼顾公平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以效益优先为最主要的原则。
三、公平、高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分析的意义
首先, 公平、高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是符合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从而伴随着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和矛盾, 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中民商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 公平本来就是民法的主要特点, 因此在民法的执行过程中也会始终遵循着公平这一最基本的原则。追寻效益是商法最根本的原则, 然而效益和效率又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商法执行的过程中高效率的执行对民商法法律的价值取向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最后, 公平、高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分析不仅能够保障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 而且还能促进各个阶层经济的繁荣和创新。由此可见公平、高效率的对民商法进行价值取向分析, 这对现今社会来说将是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结束语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 各种法律也是在不断地健全和实施。民商法又是和人民利益紧密相关的一种法律, 因此加大力度健全民商法, 使得民商法的价值取向更加的公平和高效率。只有这样国家的法律才能更加的完善, 国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够有较大的提升。由此可见, 公平、效率的对民商法法律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是刻不容缓的。
参考文献
[1]余定字:《寻找法律的印记》, 法律出版社, 2004, 234。
[2]杨震:《法价值哲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14。
[3]理查德.A.波斯纳, 苏力译:《正义/司法的经济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法律公平 篇7
一、对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制度分析
不公平交易的发生, 主要是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提出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目的并非禁止关联交易, 而是规范关联交易, 防范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编制虚假利润和制造虚假资产;2、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3、占用公司资金或无偿拖欠公司货款;4、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不公平的资产买卖;5、收购或转让股权的价格明显高于或低于通常交易条件;6、控制股东的债务与公司债权充抵;7、控制股东掠夺公司利润。我国的关联公司普遍存在利用从属公司的独立人格, 通过非法关联交易, 歪曲公司治理结构、虚增资本、粉饰业绩、操纵利润、规避法律或逃避债务税务, 妨害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阻碍资本正常流动, 引发公司财务风险, 通过不在当竞争加固企业联盟导致垄断, 侵害竞争对手、从属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等问题。
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是控制股东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滥用其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公司法人制度不过是股东为降低投资风险、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借以实现其盈利目标的工具, 作为一种议事规则也是公司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亦有可能被曲解和滥用。控制股东利用其资本优势和选择管理者、作出重大决策、请求分配股息等权利, 拥有了对公司实际控制的能力, 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公司的决策权实现个人或少数人的逐利主张, 甚至将公司作为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工具, 追逐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因逃避法律或契约义务受到法律追究时, 往往又主张只承担出资额以内的有限责任, 致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董事有时运用其控制权, 利用家人、朋友与公司做交易, 目前法律还没有未纳入关联人范围, 因而在认定时就比较困难, 其中表决回避制度并未成为广泛规定, 而是仅限于上市公司关联董事, 未充分规制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 尤其对于如何证实违法关联交易及判断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尚未规定统一且具操作性的标准, 这些问题仍有待于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 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中“有限责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多数决”等原则本身的缺陷和被曲解和滥用成为不公平关联交易发生的重要因素。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关键对滥用这些原则的行为作必要的限制。
二、完善预防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法律制度
防止因资本多数决的滥用而导致不公平关联交易的产生。对于因不公平关联交易而导致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企股东, 可以通过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非执行董事制度, 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 从程序及实体方面确保受害者的利益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
(一) 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
公司进行选举董事、监事时, 当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半数, 股东依一股一票表决权所得的投票权平均地投给自己提名的候选人, 可能会出现自己所信任的候选人无法被选举为董事或监事。我们可以通过补充选举规则, 强化少数股东的选举权。即当在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时, 股东每拥有一股份, 便获得与候选的董事、监事职位总数相同的投票权, 从而股东可以依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候选职位总数的乘积所获得的投票权, 在候选人数范围内决定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数并予以投票。即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候选人。从而有效地保障少数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的利益关系, 预防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在决策程序中的“合法化”。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 该股东或其代理人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它有利于堵住拥有多数股份的控制股东在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交易中滥用表决权的可能性, 对于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
(二) 完善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当有控制地位的股东迫使公司为不公平关联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时, 由于控制股东牢牢控制了公司, 而且往往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很难、甚至不可能向侵权人提起诉讼, 以挽回公司的损失。此时, 由于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 少数股东的利益间接受到损害。为防止某些恶意股东滥用股东代表诉讼, 滋扰公司, 破坏公司的运作体系, 可以对原告的身份、持股时间和持股数量作相关规定。很显然, 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在持股东时间上, 原告必须在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发生时持有公司股份, 原则上股东不得对其成为股东之前公司受到的损害提出代表诉讼, 但如其行为或后果在原告成为股东之后仍在持续进行或对公司产生影响, 他们便有权提出代表诉讼。在持股数量上, 可规定原告股东单独或共同持股的最低比例, 可规定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控制股东、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均可作为被告,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及少数股东的利益。
(三) 完善公司非执行董事监管制度。
即规定大股东以外的社会知名人士在董事会中的任职比例。非执行董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们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作用。非执行董事在保障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合理进行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上市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相关人员应于第一时间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公司不应对所涉交易标的状况不清、交易价格未确定、交易对方情况不明朗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非执行董事有责任保证关联交易是根据正常商业条件进行的, 并不比公司与第三者进行类似交易的条件差, 只有得到非执行董事的签字确认, 关联交易才能生效。
(四) 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控法律制度。
上市公司应加强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活动的控制, 建立相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 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资产 (包括权益) 的, 应当确保在收购后能够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确定公司关联方的名单, 并及时予以更新, 确保关联方名单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发生交易活动时, 相关责任人应仔细查阅关联方名单, 审慎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果构成关联交易, 应在各自权限内履行审批、报告义务。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将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事务等事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作为检查和评估的重点。
三、健全关联交易中的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制度
1、关联交易人的法律责任认定。关联交易直接涉及关联人的切身利益, 在其进行交易时大多会牟取私利而违背诚信义务, 实践中可从审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否正当, 交易动机是否出于操纵市场、转移利润或财产、虚构报表、逃避税收等恶意, 以考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关联公司之间就收益、成本、费用与损益的计摊不合理或不公平, 涉及价格方面常表现为显著低于国际或国内市场上正常合理价格, 变相转移利润, 给予关联公司 (如代理商) 高额利润, 无息融资或以明显低于正常融资成本之利率相互借贷, 对部分人员给予高额工资。因此, 我们应当参考市场交易惯例, 并参考审计、评估等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认定关联主体是否滥用控制权。关联交易人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 给公司造成现实的或明显可能的损失, 侵害了公司、中小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关联人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公司法并不禁止关联交易, 合法的关联交易, 法律给予保护, 但对于关联人违反诚信义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人应对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关联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给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关联人应对内向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对外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董事应承担的监管法律责任。董事应当对授权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董事审议授权事项时, 应当对授权的范围、合法合规性、合理性和风险进行审慎判断。董事审议重大交易事项时, 应当详细了解发生交易的原因, 审慎评估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长远发展的影响, 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董事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应当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意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作出明确判断, 特别关注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包括评估值的公允性、交易标的的成交价格与账面值或评估值之间的关系等, 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防止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应当对关联交易 (含公司向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资金。) 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参考文献
[1]许彩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若干问题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1年第12期)
[2]刘新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对策谈政法论丛 (2002年第4期)
法律公平 篇8
一、增加了新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 扩大了适用范围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国有企业员工下岗, 劳动者出现了分层。《劳动法》传统保护的对象大多限于社会分层中的较高层次, 而那些竞争力较弱、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则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 致使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关系难以界定。为适应社会劳动用工形式多样化的现实要求, 《劳动合同法》增加了新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 扩大了适用范围。
(一) “用人单位”内涵的扩大。
用人单位又称用工单位, 是指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 使用一名以上职工并且向职工支付工资的单位。在我国, 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劳动合同法》较之《劳动法》, “用人单位”内涵有所扩大, 特别是将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人群也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里。“用人单位”内涵的扩大意味着依照劳动法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当事人范围扩大。它不仅是“用人单位”这一方当事人的适用范围扩大, 相应地劳动关系中的另一方主体劳动者的适用范围也扩大了, 如在民办非企业中农民工等。因此,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都增加了新成员。
(二) 将事实劳动关系纳入调整范围。
《劳动合同法》不仅在用人单位的主体范围上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而且对劳动合同关系的调整也扩大到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全部过程, 最大限度地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及所建立的劳动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如《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后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这一规定通过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的认定, 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也明确纳入劳动合同关系的调整范围。
近年来, 许多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自己的法定义务或减免自己的责任, 一般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尤其是农民工。由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 由此引发大量的劳动纠纷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依照《劳动法》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须签订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劳动法的基本理念,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即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只要存在用工行为, 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建立, 劳动者就享有《劳动法》规定的权利。这一规定加大了对劳动双方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便于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力量与利益的平衡, 促进和谐有序的劳动关系形成。
(三) 规范了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形式。
《劳动合同法》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对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两种用工形式专门进行了规范, 拓展了法律适用的范围, 使不同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有效保护。
劳务派遣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用工方式, 与传统的用工方式相比, 劳务派遣具有灵活性, 但其特殊的三方关系也容易滋生弊端, 容易被一些不良用人单位用来逃避法律义务, 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劳动合同法》在肯定劳务派遣作为非主流劳动就业形式地位的同时, 也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定义,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是灵活就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劳动法》没有规范, 使得这部分劳动者游离在《劳动法》保护之外, 权益屡屡受到侵害。《劳动合同法》将非全日制用工予以规范, 将有利于保护灵活用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表明国家鼓励多样化的用工方式。
二、进行雇佣保护, 稳定劳动关系
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很难在短期改变。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劳动者客观上处于弱势地位。在法治社会中, 法律是弱势群体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武器。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对待。《劳动合同法》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 在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同时, 为提高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 注重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 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思想。
(一) 防止劳动合同期限短期化。
由于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造成劳动者特别是处于低层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不少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 热衷短期劳动合同, 过度利用劳动者的“劳动力黄金期”, 导致不少劳动者对用工单位缺乏归属感, 积极性不高, 甚至有“出卖青春”的心理感受。
美国法学家罗尔斯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 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做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信赖。"《劳动合同法》的一大任务就是防止合同短期化和频繁签订劳动合同。该法律首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和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国际上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趋势、主流, 它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 而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双方都有利:劳动者有归属感, 愿意钻研业务, 用工单位则减少人员频繁流动的成本。《劳动合同法》正尝试以法律形式推进终身雇佣, 稳定社会劳动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二) 进行解雇保护。
短期、不稳定的劳动合同经常使劳动者处于失业、半失业者状态, 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劳动关系呈现“强资本弱劳工”的关系。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认为, 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 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 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 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在当代社会中, 国家一直都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国家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社会底层弱势劳动者的最大利益。按照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内涵, 这种积极的差别待遇, 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劳动合同法》在解雇保护上主要有三项措施:解雇理由、提前通知、经济补偿金。用工单位要想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是劳动者有法定的过错行为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劳动合同, 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对于因病、非工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不能胜任工作需解除合同的或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用人单位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劳动合同法》对不能解除合同的事由也采取了列举的方式, 如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或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等情形, 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由于用工单位的过错, 劳动者提出解除合同或用人单位单方或双方协商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三) 加大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近些年, 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屡屡发生, 一些用人单位常拖欠劳动者工资或者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但由于《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威慑力, 导致对此类行为打击不力, 受侵害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当违法成本低于用人成本时, 用工单位更愿意选择违法。为保证劳动合同制度在各类用人单位切实得到贯彻执行, 促进用人单位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保护守法企业的积极性, 《劳动合同法》加大了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成本。规定用人单位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或者不依法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劳动报酬、加班工资或经济补偿金, 要按50%以上100%以下加付赔偿金。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 要按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对用人单位存在强迫劳动的, 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并承担赔偿责任。
三、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如何减少维权成本, 《劳动合同法》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一) 申请支付令。
劳动者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是广大劳动者和学者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根据《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行“一调、一裁、两审”的处理机制。即发生劳动争议时, 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 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一程序设计并不利于保护劳动者:一是周期长。二是费用难以承受。漫长的维权周期和高额的维权成本, 让劳动者在法律面前望而却步。
《劳动合同法》则通过申请支付令的形式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该法第30条规定,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为配合《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 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 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 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这大大缩短了维权的周期。新规定为解决欠薪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这将有效地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二) 强化了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
为保证劳动合同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针对当前劳动法律制度中因劳动监察和法律责任不明确导致的执法主动性不强、力度不够、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劳动合同法》专设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章节, 强化了执法部门责任。如该法律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 或者违法行使职权, 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强制劳动部门作为方面,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具体、刚性的法律, 给劳动执法部门套上了“紧箍咒”, 给劳动者撑起了维权的“保护伞”。如果发生拖欠工资、拒办社会保险以及发生非法用工等违法行为,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动保障部门将要承担赔偿责任, 并追究相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摘要：本文通过《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法律适用范围及《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用工单位合法权益等方面阐述, 说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建立公平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保障。
法律公平 篇9
一、基础教育
1. 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
我国的教育改革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经历了“文革”时期的重创之后, 我国的教育事业从1978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原则”,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 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使我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明确了到20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是教育战线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举措, 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同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2. 修订《义务教育法》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政策与法律方面的变革以2006年6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最为关键。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与以前相比, 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1]:保障义务教育经费, 要求制定适应义务教育基本需求的有关经费标准,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义务教育经费并负责落实;实施素质教育, 规范教学内容, 严格课程管理, 将德、智、体、美有机统一;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 经费投入要向农村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加强学校管理, 保障学校安全, 规范学校收费;加强教师培养和管理, 提高教师思想道德和教学业务水平, 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
在经费保障上,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依靠人民办教育转为政府买单, 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
3. 修订《义务教育法》的意义
第一,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使义务教育真正进入了免费时代。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对免费的表述是“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 国家设立助学金, 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 直接将义务教育定为“免费”。在1992年3月14日发布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 更是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至此, 杂费以各种名目出现在学生们的缴费单上, 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在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 免收学杂费是成为该法的一个根本性的条款。
第二, 在实施《义务教育法》的20年 (1986—2006年) 中, 解决了使适龄儿童有学可上的问题。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办学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义务教育的实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因此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把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并以此来推进教育公平。
二、高等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由于“文化大革命”遭到中断,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 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与改革等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在30年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1. 高等教育立法, 践行依法治教方针
1977年9月, 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进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改革。1986年, 国务院又进一步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 划分了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管理高等教育方面的权限、职责。
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199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方针、原则、高等教育基本制度、高等学校的设立、高等学校的学生、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的颁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教育法规体系基本框架的确立, 对于保障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高等教育大众化, 践行教育公平原则
经过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 高等教育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是一种稀缺资源, 而是已经具备了大众化的趋势和特征;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蕴涵着对教育公平的诉求。通过改革高等院校的办学体制, 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由国家集中计划、由省级政府分别投资的办学体制, 逐渐转变为90年代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 学校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办学体制。高等教育出现了办学多样化的雏形, 实行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创办广播电视大学、举办大学分校等办学形式, 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3. 大众化的同时突出重点, “211”工程成绩显著
从1992年起, 国家教委先后在一些办学水平较高的高等学校建立了180个文、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工科基础课教学基地;逐步开展或完善普通高教、成人高教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教育评估制度;专业目录不断调整并拓宽;高校“211”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十五”期间, “211工程”在107所大学中实施建设, 建设资金为187.5亿元, 主要用于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师资队伍建设。“211工程”的实施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 为我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高校扩招坚持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的同时, 重点建设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高等院校, 是我国现阶段采取的一个明智的举措, 与教育公平这一价值追求并不矛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家财力相对不足, 更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集中有限的力量办最有意义的事情, 努力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这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 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三、民办教育
1978年, 我国第一所民办高校——湖南中山进修大学成立, 标志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不仅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而且质量也逐步取得了社会的认同, 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办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精英教育模式下一部分人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缺憾,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机会, 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补充。虽然我国高考录取率已接近50%,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无法进入普通高校的大门。以2002年为例,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为527万人, 有237万人被拒绝在普通高校的大门之外。而目前民办高校年招生不到40万人, 有将近200万学生丧失了求学机会。倘若从我国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看, 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还远远不止这些, 而受教育机会的匮乏与教育公平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总之, 在满足适龄青年求学的需要, 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 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等方面, 民办高等教育都肩负着重要使命。
四、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体现教育公平的重要窗口。特殊教育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它的存在表明, 不管是正常人还是身体有缺陷的特殊人群, 他们都有享受适合自己的教育的权利。目前, 人类还无法根本控制残疾, 总有人先天就有残障, 或后天因各种原因致残。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之人权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 而教育则是残疾人通往享有平等人权社会的必由之路。[2]残疾儿童同样是祖国的未来, 在受教育的机遇上不应该有先后、多寡、厚薄之别, 特殊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经济、科技、卫生保健、福利等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国家及其文明程度的窗口, 而不是可有可无或施舍。我国已经为特殊教育制定了若干法律政策, 从《宪法》到《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都渗透着对残疾人教育的关怀与具体要求, 但是也有很多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1. 特殊教育师资问题。
目前, 我国共有5个高等师范院校和4个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特殊教育的师资, 仅有北京师范大学等个别重点大学设有特教方向研究生培养点。除此之外, 由于种种原因, 特教专业学生就业也并不乐观。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和解决就业问题是发展特殊教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办学质量有待提高
要提高特殊教育的办学质量。残疾儿童的入学问题解决了, 不等于他们就受到了适合其身心特点与需要的教育。目前我国特殊教育领域不仅特教班和随班就读的教学质量存在较多问题, 而且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质量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也亟待改进。
五、对未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1. 理性地看待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平, 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大事。教育公平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和基石,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现阶段, 需要我们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相对性, 教育公平是理想和目标, 实现这一理想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实现有限的目标。公平并不是完全的平均, 公平的同时要看到并承认个体的差异, 既要致力于教育平等的努力, 又不放弃追求卓越的选择。[3]教育公平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全局性的问题, 公平本身是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而存在的。我们在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中, 一定要防止平均主义, 要防止追求绝对的平等和公平, 因为以平均主义来实现教育公平并不是公平所追求的目标。
2.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教育政策法律的本质是服务。教育必须有信仰, 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 只能是教学的技术而已。那么教育的信仰是什么呢?教育的对象是人, 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 教育的信仰就是要以人为中心, 把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所以, 我们的教育管理、教学活动、教育内容都应当体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注, 教育政策、法律与制度的制定也应当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 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见物不见人”的教育, 只能是失败的教育。
教育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还必须把教育贯穿于人的发展的全过程中, 把阶段性教育扩展为终身教育。这也是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发展过程与人的发展过程正在成为同一个过程。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我国教育政策、法律与制度的价值取向, 将使教育的本质得到极大的丰富。
总之, 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历来被看做是个人发展提高、缩小社会差别的重要手段。坚持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原则, 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促进教育公平, 对保障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1]刘复兴.新《义务教育法》的突破与创新[J].教育研究, 2006 (9) .
2[2]钱志亮.中国特殊儿童教育的现状报告[EB/OL].中国特殊教育网http://www.spe-edu.net/, 2006.
法律公平 篇10
一、经济困难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及其体现
(一) 经济困难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困难生也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国家对经济困难生有提供资助的义务, 这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很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7条规定, “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 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条款是公民高等教育权的直接表现, 说明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必须经过竞争和选拔, 只有保证竞争机会均等, 才能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平等。同时, 这一条文也意味着成功机会均等, 不仅在招生选拔上要体现机会均等, 而且在整个高等学校学习期间都应体现机会均等,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55条规定, “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 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 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条文规定了我国公民如果经济困难影响接收高等教育时有接收资助的权利, 当然法律也概括规定了享受权利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此外,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第27条规定, 学生奖贷基金是按照规定提取用于发放学生奖学金和贷款的资金。勤工助学基金是按照规定从教育事业费和事业收入中提取的, 用于支付学生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报酬以及困难学生补助的资金。财政部和教育部还出台了将高校学费的10%用于助学的具体措施, 最终建立起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努力确保广大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通过获取一项或多项资助政策, 顺利完成学业。
这些法律规定, 为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校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权利本位的法律制度要求各国要不断保障和发展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不仅肯定个人包括经济困难生有受教育权利, 而且进一步认为国家有提供必要的教育条件、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的义务。
(二) 建立和完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体现教育公平
接受教育是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利, 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平等也是公民的权利, 不应该受到经济匮乏等因素的限制。考取大学的经济困难家庭学生, 存在着个人自身努力与家庭无力承担经济支持的矛盾。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家庭无力负担高额的学杂费而被拒之门外, 或是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无力支付正常生活费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 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很多, 但是究其根源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为了确保经济困难生能享受高等教育机会, 政府要采取措施来建立与完善和收费制度相配套的高校学生资助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13日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 逐步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设立贷学金, 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学校均可设立奖学金,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报考国家重点保证的、特殊的、条件艰苦的专业学生给予奖励。要创造条件, 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勤工俭学, 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 可减免学杂费或提供贷学金。这样, 在我国各个高校基本确立了“奖、贷、助、补、减”式资助体系, 并在后来工作中不断完善。特别是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全面启动, 标志着高校学生资助制度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2004年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及2005年教育部的《关于切实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出台, 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现有的资助体系进行不断完善,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资助力度也不断加强。通过资助向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援助, 能改善或缓解其经济拮据状况, 增强其受教育的支付能力, 使其不至于因经济条件差失去入学的机会, 真正体现教育的公平性, 保证其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我国高校对经济困难生的资助制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大学理想价值追求。
二、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中不平等现象剖析
(一) 资助制度本身导致助学资源分配不公平
我国高校资助体系的建立对于经济困难学生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机制, 从总体上来说是教育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机制。从资助体系产生的背景来说, 其有利于公民高等教育权的实现, 真正做到教育公平。但是, 过分地强调对部分公民 (经济困难生) 进行资助政策上的倾斜, 有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 导致一种新的不公平出现。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高校经济困难生的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和部分助学金、勤工助学的资金来源于所有学生正常上缴的学费, 是按一定比例划拨出来构成的。1999年6月,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通知》。同年, 对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规定从1999年9月新学年开始, 各高校每年须从学费收入中划出5%的经费设立资助基金。2005年上海市规定高校学费的10%用于资助经济困难生。《江苏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 每年从学费收入中足额提取10%专门用于支付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和资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从资源分配角度来看, 一方面, 如果说教育资源是一定的话, 如果分配政策对某些部分过分倾斜的话, 其他部分必然会相对获取较少的资源, 对这部分公民来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从家庭方面来讲,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收费制度, 资助制度的相关规定实质上是要求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来承担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部分学习生活费用。因为学生没有经济来源, 是纯粹的消费者, 其生活和学习的开支来源于家庭。这也意味着在学生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或转让就演化成了家庭之间资源的分配和转让问题。由经济富裕的家庭为经济困难的家庭补偿其子女教育开支, 这不能说是一种平等的补偿制度, 甚或被疑指为劫富济贫。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学费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政府部门投向高校的经费明显严重不足, 而随着物价上涨及学校规模的扩大, 高校的支出也日益加大, 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任何社会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对经济困难生的过分优待就直接意味着对非经济困难生某些权利的剥夺, 这与我们追求一个理想的机会平等的社会资助体系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二) 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权利、义务不对等
一种权利的产生, 就必然要求某种义务与之相适应, 权利和义务相随相生, 是一对孪生姐妹, 有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没有所谓纯粹的权利, 也高教论坛·教书育人10|200917不存在绝对的义务, 这是法律发展到现在的必然要求, 也是法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就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从根本法的地位践行了这一法理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5条也规定:“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 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 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 经济困难生在享受国家各种形式的助学权利的同时, 理所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 这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因此, 经济困难生受资助权利、义务必须对等是指导我国高校开展经济困难生资助工作的原则, 不得违背。遗憾的是, 我国现有的对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中大量存在着无偿资助情形, 经济困难生享受了助学的权利却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二者之间未能实现对等, 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一基本的法律公平原则, 使得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不公平。
目前, 我国高校资助工作理论和实践注重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形式和数量, 而不注意资助内容和质量, 过分强调对高校经济困难生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然而, 对高校经济困难生在享受了助学权利之后, 应当承担何种义务, 以及隐含在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法律公平问题的探讨却极为有限。这样直接导致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项目主要是无偿资助的形式, 是一种“输血”式资助。资助项目中无论是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费, 还是特殊困难补助和助学金, 受助学生都是没有承担相应义务的权利享受。虽然助学贷款中学生有付出低息的情况, 勤工助学中学生也要付出一定的劳动, 但这仍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因此, 有学者把我们现行的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体系称之为“免费午餐”式的经济困难生资助模式, 直接给经济困难生发放“免费午餐”的方式是在追求大学生物质上的结果均等, 但也造成了经济困难生与非经济困难生经济机会上的不平等。这种资助体系表面上扶贫助困, 彰显人道主义道德, 但实质上有违法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是有违法理的。这种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的资助模式不利于受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观, 对于其他通过自己劳动来坚持学习和生活者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诚然, 现有的资助体系一般能保证经济困难生顺利完成学业, 促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综合平稳发展, 达到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 但同时付出的代价也是重大的, 这种资助体系不利于受助学生良好价值观的形成, 对非经济困难学生以及追求依靠自己努力坚持学习生活的经济困难学生不公平, 有碍于一个公平、和谐环境的形成。我国高校经济困难生资助体系和运行机制应从“输血”式的“免费午餐”转向“造血”式的社会扶贫工程模式, 引导经济困难学生不断努力奋斗, 解决眼前暂时的经济困难, 努力为受助与非受助同学之间营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
(三) 资助过程中经济困难学生之间不公平
1. 经济困难生的认定程序不公平
我国高校资助工作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经济困难学生。中国地域宽广,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 即使同一地区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也有不同, 家庭经济还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要准确了解一名学生每月从家中得到多少生活资助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高校不可能对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学生进行实地调查认定。在实际操作中, 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时, 为了操作方便、减少认定成本, 往往将认定成本外化, 即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困难的认定程序不规范等原因, 导致经济困难证明的可信度降低。而且各地区划定经济困难的标准不一样, 使得生源地开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不具有横向可比性, 有些证明材料所认定的经济困难生并不一定就是学校应该认定的绝对经济困难生。再者, 当地基层组织 (民政部门等) 被动应学生所求, 或主动为学生争利, 在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上欠缺客观性, 导致经济困难证明失真。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差异性直接导致资源分配目标上的误差, 学校据此分配助学资源, 必然导致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2. 学生资助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非正常影响行为
按照相关规定, 现行学生资助工作中, 包括经济困难生身份的认定、各项奖助学金的评选以及其他形式的学生资助, 都应当经过班级学生代表民主评议程序评选, 经辅导员修订, 班级公示后上报各个学院, 学院集中公示后上报学校批准, 学校集中公示确认无异议之后具体落实。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辅导员在进行修订班级民主评议结果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会对班级同学民主评议的结果进行变更。学校名目繁多的各项奖助学金的推荐权全都掌握在辅导员手中, 有可能出现因为辅导员掌握信息不全或不准确以及个人偏好问题, 使得部分同学连续、多重享受学校的资助政策, 同时又有确实需要学校资助的同学受资助的额度很少, 甚至没有受到资助。这种情况发生的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却会使学生对于学校资助工作的公平性产生怀疑, 在经济困难生的心理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影响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成效。对于同样是经济困难学生来说, 可能会因为某些个人的好恶等问题产生受助者之间不公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