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原因（精选12篇）
政治经济原因 篇1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四年后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发布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其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发布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6]。
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地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危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政治经济原因 篇2
欧洲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高于百分之三，负债率不得高于百分之六十，当初希腊加入欧元区时不满足标准，为了加入欧元区他求助于高盛公司。高盛当时搞出了一个“掉期交易”，虽然是债务的性质却不会出现在当时的债务表上，又以出售未来彩票和航空税收的形式筹集现金，最终在账面上大都达到欧元区的标准。当时高盛也看到希腊的这个风险，就为这些债务在德国等欧洲国家购买了cds保险。与此同时，高盛和一些对冲基金大量购买这些保险。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对cds进行炒作。高盛和对冲基金唱衰希腊债务，问题曝光后三大信用公司先后把希腊的主权基金调到垃圾级，cds的收益率则上升到了四百多点，高盛等在国际市场倒卖cds。
因为希腊是欧元区国家，使用欧元，再加上他的贷款很多有欧洲银行尤其是欧洲央行的担保，引起欧元的全面危机。
政治经济原因 篇3
【关键词】司法职务犯罪;经济原因;经济控制
[ 中图分类号 ]D 922.294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673-5838-(2009)12-0061-03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经济原因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最直接、 最现实的原因。[2]犯罪无论是作为群体犯罪还是作为个人犯罪现象,其根源都是生产方式的自身矛盾,与生产力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生产力相联系。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经济保障不足就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首要根源。
一、经济保障不足的主要表现
(一)司法人员的基本待遇偏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现象,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由于从事国家公务,司法人员被剥夺了进行营利性经济行为的权利,但国家给予的补偿仅是低水平的薪金。基本待遇偏低使司法人员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特别是地区间的差距的急剧拉大,部分地区的司法人员中甚至出现了“赤贫”阶层。从调查情况看,国家司法人员的整体收入并不算低,但与社会其他一些行业相比还是远远落后于别人的,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市、县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出现了司法人员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有的一年里拖欠4个月工资,情况严重的地方,甚至一年里拖欠8个月的工资。据统计,我省法官中月工资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占16%,而梅州地区全市法官平均月工资收入也仅为835.3元。
(二)司法机关的办公经费不足、物质装备偏差
要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这是多年来都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我国现有的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的经费均由本地财政解决,在经济欠发达的市、县财政分配给司法机关的经费只够维持整个机关的水、电费和一部分的办案经费。维持司法机关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车辆费用及大部分办案经费都得不到解决。如2003年我省检察机关财政总拨入104270.9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拨入83712.33万元,赃款返还拨入14850.46万元,上级补助拨入5708.2万元。总支出为106213.57万元。人均财政拨入在5万元以上的检察院占23%,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5万元的检察院占22%,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万元以下的检察院占了55%,年人均财政拨入1万元以下的单位有12个,其中陆河县人民检察院的年人均财政拨入低至0.26万元,全年的办公业务费只有7.28万元,根本无法保证机关正常运作。如汕头市潮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十几个人只有一台省院支持的旧电脑。每天干警要排队轮流打印起诉书。
二、经济保障不足的直接危害
(一)技侦设备落后,诱发刑讯逼供等侵权职务犯罪
技侦设备水平低,落后的侦查手段使侦查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保持紧张的生活节奏,而侦查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获得成功升迁的途径又进一步加重了侦查人员的挫折感。以公安为例,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进出的渠道不顺畅,吐故纳新的机制不健全。这些年来,公安系统各部门陆续补充了数十万新干警,但进来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干部子弟等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对屡犯错误、违法乱纪等不适于继续在司法部门工作人又很难调出去。加上入警后业务素质保障不力,这都为警察队伍的纯洁埋下了隐患。警察队伍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又得不到保障,技侦设备跟不上,缺乏侦查破案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技能和经验,不善于使用多种手段进行讯问,加之特权思想严重,或因破案心切、急功近利、方法简单粗暴:或法律意识淡薄,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行为较为突出,以引供、诱供、指供,甚至刑讯逼供获取证据,侵犯公民或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件屡有出现,酿出了不少致伤致死的恶性后果。
(二)以公权力为个人攫取非法利益
在当前司法人员的薪俸不高,权力的滥用与物质的交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如此的丰厚和诱人的情况下,利益追逐成为一些职能部门或者有权人员权力行使的价值目标。绝大多数的司法职务犯罪分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铤而走险,导致司法权力的异化,把司法权力作为一种资源,投放于市场,以“权力出租”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权力化或者权力经济化。如公安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中,检察人员在案件审查批捕或者起诉中,法院的审判人员在案件的审理中,就有可能利用各自的侦查权、检察权或审判权,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从而产生了各种以司法权换取物质利益的司法职务犯罪,如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受贿等等。如我省佛山市中级法院经济庭副庭长朱某,在担任顺德某建设工程公司经理李某诉顺德某镇拖欠工程款一案的主审法官过程中,视其工程款项较大,便与朱元某(朱某的老乡)共谋,向上诉人索要12万元,以称用以疏通中院领导的关系,并向李某许诺,若事情未办妥,将如数归还。经双方讨价还价后,确定由李先付10万元,待判决后再付2万元。后因合议庭认定合同无效,朱意识到该案不能按李的请求进行判决,无奈将钱退还李某。
(三)以公权力为单位攫取非法利益
与司法机关物质装备偏差对应的是,相应地区的犯罪却没有因经济贫困而减少,相反却增加了。这就必然产生犯罪案件增加,所需办案经费增长同社会提供给司法机关的经费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地方便公开或变相下达创收指标或采取让司法机关“断奶自养”的方法,将干警工资、补贴、奖金与涉案资金返还挂钩,导致有些部门和干警受利益驱动,不严格执法,乱收滥罚,以罚代刑,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为钱办案。如我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某于2003年依据申请执行人邹某提供的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有14万元人民币的债权,即带其所在庭的工作人员及申请人邹某前往韶关市建设开发公司,查封了被执行人卢某在该公司的款项14万元,之后,被告人李某在没有任何相关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擅自将邹某申请执行查封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款项14万元中的10万元给了与本案无关的文某,致使申请执行人邹某申请执行的101885.52元至今未能执行完毕。
(四)高素质人才不易引进,执法效果难以保障
司法机关担负着依法惩治犯罪,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繁重任务。但是,司法人才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司法队伍的素质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人才引进、储备、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大中城市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警力非常紧张,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2)高素質人才短缺。整个司法系统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干警总数的16.5%左右。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相当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岗位需求,部分人达不到任职条件,以致有的地方出现了“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站着看”的说法。(3)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非政法专业的人多,法律专业的人少;从分布情况看,人才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些“热点”岗位,基层特别是办案一线岗位人才缺乏,西部地区个别县级司法部门甚至连一个政法院校本科毕业生都没有。[3]形成上述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保障不足,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够,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严重。如2004年,我省检察机关本科以上学历的干部3308人,占全省现有干部总数9964人的33.2%,低于全国10个百分点。特别是粤东、粤西、粤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更面临人才断层的危险。如陆河县检察院在机构改革后,现只有5个检察员和3个助理检察员。汕尾市检察院2000年到2003年计划招录本科生10名,全部落空。
三、司法职务犯罪的经济控制
经济控制,是指即从经济上堵塞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渠道,通过改善司法人员工资收入、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推行高薪养廉等方面入手从经济上消除职务犯罪的后顾之忧,减少经济原因对公正执法的压力,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确保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无犯罪必要”,从而尽最大程度削减犯罪意愿。
(一)改革工资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其犯罪成本的做法已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有益于遏制腐败的措施。社会分配不公往往会导致司法人员严重的心理失衡,萌生以权谋私的不良动机。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模式也不利于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往往会产生办事效率低,相互推诿,消极怠工的不良习气。所以,必须改革工资制度,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和平均主义。一方面政府要尽力改善国家司法人员的物质待遇,逐步推行“高薪养廉”,并加强对一线有特殊贡献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殊奖励;二是对非法暴富予以严厉打击,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对社会财富予以合理调节,防止贫富悬殊过大,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通过从政策上调整个体劳动者和从事商业活动者以及进行行业垄断经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所得,以使这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比目前的水平有所下降,不致因他们的高收入而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三是逐步缩小地区分配差别,加强地区之间的收入调节。目前,东南沿海省份和一些开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而大多数内陆省份与某些尚未开放的地区,司法工作人员在经济上形成了巨大落差。因此,应大大缓解该分配失调的矛盾。必须切实增强贫困地區行使司法职权的能力,加快内地改革步伐,缩小各个地区之间司法工作人员的分配差别,从而为防治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
(二)建立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
经费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权”的无力,而职务犯罪则体现了“公权”的滥用。当前有些地方财政不能保证办案和司法工作必须的经费,只好出台一些土政策,让政法部门自己想办法解决基本工资之外的费用,所以利益驱动、出钱办案、办案为钱的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财政由于不能保证司法经费足额到位,便给司法机关下达创收任务。因此,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让司法机关彻底吃“皇粮”, 既建立起由国家财政为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司法机关经费应由国家财政统一拨出,由公、检、法、司实行条块管理,保证经济相对贫困地区的司法机关经费不因地方财政无力支付而得不到保障, 如此,相信许多单位就不会再一门心思违法办案搞钱了,也将起到这也客观上使其相对地不想为,从而减少司法人员贪利型职务犯罪。另外,对侦查部门来说,相应地也有了加大侦查工作科技投入的资本,增加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也将有利于遏止渎职侵权职务犯罪。
(三)实行利益规避制度
为了保证执法超脱于执法者的具体利益,让执法行为与执法所带来的具体利益分流是十分必要的。利益规避即可以控制利益动因萌发,又可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同时还可以对其执法行为带来的利益流向予以监督,以保证执法的各阶段、环节相互制约,而不留空档。当前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今后还应实行决定处罚的机关与办案追缴机关分开,执行机关与收取机关分离,使任何执法活动不包含具体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并通过程序独有的内在理性价值和外在工具价值契合,实现执法公正。通过利益规避制度可有效地防止司法人员受利益驱动办案而犯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C] .(2) .
[2]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 .法律出版社,1998.
欧债危机的政治经济原因分析 篇4
一、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
欧债危机是欧盟在推行货币一体化过程中一大挫折, 它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首先直接的原因就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经济不景气, 各国政府为缓解高失业率, 避免经济衰退, 纷纷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再加上欧洲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各成员国政府债务融资带来便利, 导致各国政府债务剧增。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既有欧元区成员国自身策略问题, 又有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各成员国之间既合作又相互博弈等方面的问题。
1. 欧元区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抗风险能力弱
欧债危机起源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 后来蔓延至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 致使法、德等国也深受其害。
其一, 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的增长经济依靠的是生产, 这种生产性的发展, 才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而纵观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欧猪五国”, 都属于欧元区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经济结构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严重缺乏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第一、第二产业, 经济发展过多的依赖旅游业和出口制造业, 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房地产、运输等非实体经济上, 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 难以抵抗经济危机的风险。
其二, 赤字财政孕育债务风险
欧盟国家长期实行赤字财政, 特别是欧猪五国, 其财政赤字均接近或超过了GDP的10%, 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占了GDP的12%, 2010年欧盟成员国平均财政赤字超过7%。而财政赤字巨大的原因, 是与频繁换届的多党制度是分不开的。“欧猪五国”的政党制度是多党制, 这种多党制的模式, 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权更迭频繁。各党派为了夺取政权, 不得不拿出繁荣经济、增加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政策来拉拢选票。由于普通民众们只会盲目的支持高福利的政党, 而政党就是借用民众的这一点偏好, 盲目扩大社会福利, 为自己的竞选牺牲经济安全, 导致财政赤字长期存在, 且不断增大, 直至把经济推向风险边缘。
其三, 高福利政策加重财政负担
欧盟国家长期以来施行的高福利政策占据了公共开支的相当一部分, 政府为维持这一庞大的财政支出, 不得不对外举债, 当遭遇金融危机之时, 伴随着失业率上升, 政府所担负的公共开支越来越大, 导致政府入不敷出, 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 使这些国家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本质上这些国家是以负债的方式提前享受了经济成果, 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没能赶上福利开支的速度。这些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使生产力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经济的增长滞后于高福利的增长, 而与低生产力相比的过高福利支出就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严重负担, 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2. 货币一体化进程存在诸多缺陷
欧元自1999年诞生以来, 欧盟开启了其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 这一过程存在的诸多缺陷为这次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其一, 硬性财务指标不具备普遍适用性
《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对欧元区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上限为不超过GDP的3%和60%, 这样的硬性指标约束缺乏灵活性, 更没有充分的考量各国具体的经济运行状况。由于各国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经济运行状况不尽相同, 所以与各国经济相匹配的赤字比例和公债比例也是不同的, 就算是相同的经济体,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内的赤字率和公债率也是有浮动的, 而公约在设计时, 是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变数的。很多国家为加入组织, 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用特殊做账手段隐瞒真实的财政状况, 藉此顺利蒙混过关, 欧盟在对进入欧元区的国家在资格审查上没有正视问题的存在, 凸显了欧元区内部的监管制度的漏洞。另外, 在加入欧元区之后, 没有对新加入国家进行跟踪监测, 财政监管的缺失使问题频发。即使在问题暴露之后, 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制裁等惩治措施也难以落实到位。
其二, 统一的货币政策, 限制了国家调控能力
欧元区国家实现了货币统一, 破除了内部的金融壁垒, 降低了交易成本, 推动内部贸易的增长, 对于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然而, 统一的货币政策之下各国却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 众所周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一组合是对一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加入欧盟之后, 欧洲央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各成员国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这一调控手段。统一的货币政策具有单向性, 没办法配合财政政策的实行, 所以这给各成员国的政府调控带来压力, 也埋下了潜在的危机。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导致政策跛脚, 无法发挥最大的效能;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受限使这些国家遭遇危机时无法通过汇率手段调节应对, 只能借助增加税收和借债等财政手段, 从而使危机更加严重。
3. 各成员国之间有力量博弈, 协调不易
欧盟的各成员国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在合作的过程中, 有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 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体系的一员。这种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本国的单个利益, 但是对于整个体系来讲, 是不利于整体的发展的。
成员国的这种两难境地可以用理性行为体假设进行解释。一方面作为单个国家, 其在国际大舞台上势单力薄, 还要被实力雄厚的大国左右, 所以单个国家有意愿同其他的国家结成联盟, 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增强话语权。但是, 另一方面作为体系中的一员, 各成员国倾向于享受货币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却不愿过于牺牲本国利益, 这其中分为两类, 一类是实力较强的成员国不愿意过度拿出自己的财力物力去帮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另一类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又不愿意在体系中失去话语权, 成为大国的附庸。
体系内部一方面有合作, 另一方面在面对问题时, 又有激烈的权力博弈。结果是弱国实力不敌强国, 话语权十分有限, 难免处处被牵制。弱国受压迫又影响其在体系中的归属感, 不利于整体的团结合作。以德国和希腊为例, 来看欧盟体制内弱国和强国的权力博弈。
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欧、东欧等欠发达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中欧、北欧等较发达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这两国为例可知, 希腊这些欠发达国家的通胀率较高, 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利率政策, 以此来抑制经济过热, 缓和通胀水平, 而德国这些较发达国家的通胀率比较低, 再加上国内经济增长缓慢、物价水平低, 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低利率政策, 以此来扩大投资, 刺激经济发展。两类国家对货币政策的需求是不同的, 但是欧洲央行作为区域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 其政策制定只能照顾到一方利益, 而无法兼顾其他国家的诉求。这样以来, 强国与弱国的博弈就存在了, 较强实力的国家一定运用各种手段左右政策的制定, 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倾斜于德国这样的大国。弱国无力申辩只能屈从于与本国需求不相适应的货币政策, 这样也加深了债务危机的程度。
二、结语
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虽然暂时被平息了, 但欧债危机的阴霾并未散去。欧盟提出了建立类似IMF的货币基金组织应对此类危机的构想, 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欧元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反思这次债务危机, 我们不应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而是要追根究底, 寻求改变当前货币一体化机制上的漏洞, 改变成员国经济状况财政结构。欧盟的发展历程以及此次的欧债危机给一体化进程中的各国敲响了警钟, 同时也为各区域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
参考文献
[1]庞晓明.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及其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 1997年6月.
[2]林河.希腊债务危机及其对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J].中国外资, 2010 (6) .
[3]贺军.欧债危机的演化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银行家, 2011 (10) .
[4]许昕敏.欧洲货币联盟内的隐患由欧债危机引发的思考[J].中国商界2010-6:78.
[5]励静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盟的集体行动困境[J].商业文化, 2011-7:15.
[6]张晓晶, 李成.欧债危机的成因、演进路径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开放导报, 2010年4月.
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篇5
(2)产品国际化，也就是生产总额中出口生产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直接表现为现代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众多的企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了国际商品交换。现在的国际贸易已占到世界总生产额的1/3以上，并且还在稳步增长。国际贸易的商品范围也在迅速扩大。从一般商品到高科技产品，从有形商品到无形服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在我们的国家里，到处可以吃“麦当劳”快餐，喝“可口可乐”饮料，看“日立”电视机，坐“奔驰”汽车等等。
(3)投资金融国际化。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使得国际间资金流动频繁，大大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适应于国际化的潮流，各国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甚至采取诸多措施鼓励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从1991年到1993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增长速度相当于世界商品和进出口的两倍，1995 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达2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输出入更加自由，金融资本严重地与商品资本相分离，脱离生产发展而迅速膨胀。目前，世界金融交易量已远远超过了世界贸易量。而世界大银行致力于在世界各国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银行以及附属金融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有资料表明至1992年2月底全球至少有40家银行的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在25%以上。金融投资的国际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
(4)技术开发与利用的国际化。首先从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来看，由于技术对生产和经济的重要作用，生产国际化自然带动国际技术贸易的不断增长。资料表明：1965年世界各国技术贸易总额为 30亿美元，1970年达110亿美元，80年代初为160亿美元，到80年代中期猛增到400～500亿美元。其次，从研究与开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而企业又为了获得先进的科技成果，因而各国间设立研究与开发据点便成了一种趋势，以至于许多企业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与开发网络，从而促进了研究与开发组织体系的国际化。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以高科技开发为中心，而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高，风险大，使很多企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联合开发，这是现代技术开发活动国际化的又一显著特征。例如，1990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西门子公司结成了共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战略联盟，1992年初日本东芝电气公司也加入这一联盟，三家联手开发256兆位超微芯片。
(5)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生产、投资、贸易发展的国际化使各国间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表现在区域间经济关系上，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以区域为基础，形成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盟。如欧洲共同体，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等等。欧共体自成立来，一直朝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向推进。1985年 2月，欧共体执委在《关于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中，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确定使12个成员国分散的市场连成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内实现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不仅大大推动集团内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而且也会影响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6)资本流动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必然带来贸易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又必然带来资本的全球化。这三者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如今各地区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形成了有机整体，资金以光的速度在全球流动，哪里增资就流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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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亏损原因解析 篇6
（一）目前我国循环经济进展缓慢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我国一些地区和企业逐渐开展起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但进展缓慢。主要实践活动：一是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二是建立了生态工业园区，根据生态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将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水平。三是在城市和省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二）循环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之间冲突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中央政府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但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相关政策中，仍然没有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整体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进行具体化落实。循环经济仍然边缘于主体经济政策之外。
（三）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尚未形成 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生态环境要素的定价和有偿使用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消费者责任制度，政府责任制度等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鼓励机制，包括企业资源再生利用的鼓励机制，节约使用资源的鼓励机制，有效的技术支持机制，等等。不解决制度和鼓励机制问题，仍然按照传统的对经济管理的认识，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排除在宏观经济要素之外去管理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仅仅是理念。
二、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亏损原因简析
（一）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政策原因 主要包括：
（1）发展循环经济给企业业带来成本投入的增加。发展循环经济要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这会在很多方面增加成本。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需要投入一定的环保设备，采购清洁原材料，使用清洁能源，这比同行业没有采取清洁生产的企业背上更多的负担，其生产成本就会高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从而偏离“成本最低”的原则，导致“绿色产品”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买方的角度来讲，尤其对普通消费者，同等质量的产品，价格上的优势要比环境品质更为重要。这种市场需求直接构成了循环经济的技术障碍。
（2）循环经济企业“循环”不“经济”。国家对废弃物排放的管理体系不健全，废弃物排放成本过低，降低了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比较利益。 循环经济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料”进行生产，节约了资源，但付出高昂成本。比如煤矿每年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相当数量的矿井水，这些水如果不利用，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如果建设矿井水综合利用项目，处理后的矿井水达到再生水用作冷却用水的水质控制指标，不仅可以满足电厂和煤化工项目的生产用水需要，还可提供部分生活用水，成为矿区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但处理后的矿井水比直接用地下水和河流水成本要高。
（3）发展循环经济一些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个方面，政府制定的短期循环经济优惠政策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涉及许多利益主体，有些政策需要增加一些部门的成本，降低现行考核指标下的部门业绩，因此，有些政策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大大影响了循环经济主体企业的积极性。例如，税务部门的业绩是征税数量和增长速度，对循环经济企业减免税影响税务部门的业绩，因而税务部门对减免税政策往往不积极。同样，废弃物循环利用将减少环境保护部门的排污费收入，循环经济项目占用土地将挤占其他效益更高的项目的用地指标，循环经济产品的市场准入优先将加大有关部门的管理成本，对循环经济项目进行财政补贴将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等，都制约着循环经济发展。
（二）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技术原因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它必须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同时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和赢利性。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效益往往取决于技术效率的高低。必须使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比利用新资源具有更高的效益，至少是在制度确定的优惠政策情况下具有更高的效益，循环经济才具有可持续性。目前中国许多循环利用资源领域还存在着技术瓶颈，使得循环利用资源成本过高，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废旧电子产品循环利用方面，在废旧电池循环利用方面，在有毒有害的有色金属矿渣再生利用方面等，都存在技术瓶颈制约经济效益问题。
（三）循环经济试点企业经营原因 近年来，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再生资源产业对当地环境和生态的污染损害，还推动了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工作开展，但有的企业产业结构不优、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层次低，竞争力不强。试点企业在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总体来看，工业经济以能源、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现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影响循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造成企业亏损的深层次原因。
（四）循环经济制度有待完善 循环经济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循环经济模式缺乏稳定的长效运行机制支撑，使很多种废弃物再生利用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有些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不得不靠政府临时补贴等短期政策支持勉强运行。对制度的稳定性预期低，影响了社会资金对循环经济的投入。
三、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亏损解决办法
（一）政策引导与调整 政府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投资、信贷和价格等政策手段，来引导和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逐步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实现良性循环。
（1）政府采取物价补贴。对符合环境保护、社会效益较好，但经济效益不显著的循环经济节能减排项目，政府应在物价方面给予照顾或倾斜。如果能够建立完整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使环境价值得到较好的体现，环境滥用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企业从自身盈利的要求出发就会主动贯彻“3R原则”，进行清洁生产就不再是“赔本买卖”。如矿井水项目，由于成本高无法与地表水竞争，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扶持政策。
（2）企业亏损补贴。市场经济下，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通過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政府原则上不干预企业经营。但在我国实行循环经济，一般来说，投资效果主要是形成一定的环境效益，而不会形成直接的经济效益，导致企业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按规定摊入的生产成本费用、原始进价及有关税金，从而形成亏损，因而国家财政还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所以清偿这部分债务的资金主要是地方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另外部分项目的投入，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导致企业计划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产品计划价格水平偏低，不足以抵补产品的生产成本。
（3）财政贴息。企业能够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经营一些社会需要，但由于客观原因使生产经营出现亏损的产品，而向这些企业拨付的财政补贴。通过政府面向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以大大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引导着整个社会资源想循环经济的方向的发展。
（4）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政府绿色采购，是指法律承认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利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时，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的条件下，优先购买对环境影响较少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推动国家循环经济战略及其具体措施的落实，同时对社会绿色消费起到巨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绿色采购不仅有助于环境保护，还为绿色生产创造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而且对公司、民间机构和家庭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政府机关将环境准则纳入其采购模式，立即会对相关的供应商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带动并产生绿色消费市场。
（5）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政府按照“污染者付费、再利用者可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例如对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提供服务，为废弃物资的再生利用建立市场交易平台，例如建立再生资源的交易市场和信息网络，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等。
（6）税前还贷。“税前还贷”是指用基本建设或技术改造项目投产后的新增利润，在征收所得税前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一种制度。税前还贷好处是在计算企业应税所得额时，将企业应当归还的贷款从中扣去，减少企业纳税基数。循环经济试点企业盈利空间小，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照顾。
（二）努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对采用先进环保技术、工艺与设备的企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税，或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加速折旧等政策，调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应充分考虑煤炭企业的实际， 改进成本核算体系，增加环境成本，通过理顺煤炭成本价格机制， 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应加大对工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构建新形势下推动工业技术创新的新机制。
（三）大力推动工业循环经济 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工业系统改造现有的生产技术体系。微观层面上，依据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材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宏观层面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适应循环经济的需要。在现行体制下，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得不到反映，而环境质量的退化等环境债务也在国民账户的资产负债表上缺乏反映。因此，应当采用符合循环经济的绿色GDP，使其准确地反映发展中资源的代价和环境污染的程度。如若没有良好的制度予以保障，循环经济必然难以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青云、李金华：《关于循环经济的理论辨析》，《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7期。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发展循环经济财税政策问题研究”（批准号2009FJJ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 杜 昌）
移动新经济背后的原因 篇7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已经无处不在, 借助全新的移动通信技术, 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消费方式。以淘宝、天猫为代表的电商在今年“双11”网购狂欢节的集体发力, 创造了仅仅一天就消费350多亿令人惊叹的数字。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手机淘宝的数据显示, 通过手机淘宝购买的商品支付宝交易额高达53.5亿元。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现在, 我们才刚开始解答。
1. 智能终端创新并且趋于普及
2007年, 革命性终端苹果i Phone的推出, 引爆了众多终端厂商逐鹿移动终端市场。2007年4月, 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宣布将转型为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2007年11月, Amazon宣布推出首款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Google则宣布推出基于Linux的Android系统, 并于次年9月推出首款Google手机。Pad等大屏智能终端不断推陈出新。众多山寨手机亦纷纷摇身一变, 成为智能机正规军, 加入这场移动终端战争。众多厂商的加入迅速扩大了市场和用户规模, 提升了智能终端的产业价值。
百花争艳的移动终端市场, 为移动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光是大屏幕还不够, 丰富多彩的软件必不可缺。
2008年, 苹果公司宣布开放基于i Phone的软件应用商店App Store, 向i Phone的用户提供第三方的应用软件服务, 这个将网络与手机相融合的经营模式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划时代的创新商业模式, 取得了巨大成功。基于移动应用的逐渐丰富, 应用下载平台被行业纷纷看好, 运营商、终端和服务提供商等陆续推出在线应用商店。应用服务不断细分并创新, 尤其在移动特性的SNS、微博、微信等应用在移动终端的发展尤为迅速。
2. 国家战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
然而, 光有好的硬件设施, 配套的网速跟不上, 依旧不能使移动新经济有现今出类拔萃的表现。
从早些时候的GSM、移动梦网的出现, 到如今的4G蓄势待发,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然成为移动新经济不可缺少的基石。
今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部委多次发声, 将支持信息消费、支持移动互联网发展。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 (TD-LTE) 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和TD-LTE产业发展。
中搜产品运营兼市场负责人王振东表示, “移动互联网之所以发展神速, 与今年网速的发展和资费的调整有很大关系, 而塞班之所以会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时, 他还表示, “未来, PC和移动终端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作为广告投放来说, 跨平台投放才是关键。未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APP将会因为其便捷性取代传统网站。”
随着电信重组, 运营商的全业务运营奠定了移动互联网的开放之路。继2007年产业盘整后, 移动互联网内容及应用开始规模化丰富, 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厂商、移动互联网厂商以及其他传统内容提供商之间的频繁合作。无线音乐、手机游戏、手机浏览器和移动搜索等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渗透率及活跃度得到巨大提升。
3. 移动互联网企业竞争, 提升用户体验度
今年上半年, 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07万亿元, 同比增长20.7%, 电子交易总额达4.98万亿元。如此快速增长的数字, 吸引着创业者、投资者争相想要分得信息化的一杯羹。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尚冰表示, 信息消费已经成为引领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新动力。信息消费的拓展离不开网络的进步。近年来, 互联网从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跃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经济社会服务水平, 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然而, 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移动新经济上取得制高点。
而基于被市场一直看好的发展前景,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新军不断壮大, 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已不仅仅限于电信运营商、应用开发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厂商以及终端厂商, 众多IT制造商、系统服务提供商等也不断将自有资源投放到移动互联网产业中来,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链条日益交错, 各环节的竞争亦愈发激烈。
4. 移动互联网自身具有优势
互联网不仅覆盖面广, 而且价格相比传统媒体也更便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移动互联网战略已成为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
鉴于移动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移动互联网也成了最有附加值的营销推广方式。APP、二维码等全新的营销方式不仅具有灵活性、互动性、目标受众准确的特点。同时, 移动互联网营销还拥有成本低、服务个性化、受众范围广、传播效率高等特点。
跟传统营销相比, 移动互联网营销具有促销手段丰富、目标客户精准、跟用户的距离近、帮助企业低成本的进行舆论监控和市场调查等优势。
本刊记者在采访微信海CEO、资深微信营销专家、微信营销布道者、微信营销理论奠基人程小永时, 他指出, 当今的主要移动互联网营销模式有在APP上挂广告模式, 还有公众平台模式, 目前微信海主要后一种。他表示, “中国有5000多万家小微企业, 而面对传统营销方式, 小微企业主可能不会花很多资金与精力去进行宣传。而假设微信公众平台对这5000多万家小微企业开放, 并且为其提供移动互联网全方位的服务, 其间只收取300多元的费用, 那这个数字也不容忽视。”程小永举例到, “唯品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100多万粉丝, 交易额每月已超过3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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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议会政治失败原因再探析 篇8
关键词：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行共和制度的民国取代了君主专制的封建帝国,中国的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对中国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民国的政体,孙中山最初设计为“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共和制,后来在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防止、限制袁世凯的独断、专权,改为内阁总理制。不过,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总理制,议会的设立无疑是制度转变最核心的标志,议会的建立及其运作“不仅标志着民国时期中国人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中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而且构成了民国政治统治和管理合法性的重要基础”[1]。可见议会在民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民国的象征和灵魂。可是民初议会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屡被北洋武夫蹂躏,为世人所诟病,直至最终被毁弃。探讨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著作与论文已有很多[2],大多集中于议员失德、议会自腐及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等方面,鲜有从民国初期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守旧、北洋军阀的打压及议会内的党争来阐释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一、思想意识的梗阻
中国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但主流思想是一元的,统一的。自从秦始皇用武力消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以来,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也开始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即思想禁锢,焚书坑儒就是有力的证明。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为了适应当时一统的封建专制要求,在向汉武帝进献的《对策》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统一思想的重要性,要求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155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与汉武帝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非常吻合,因而被汉武帝采纳。自此以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深深烙在统治者和人民心中,在一个政权下,很少允许反对的意见存在“,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是每一个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即使到20世纪初期的晚清末年,仍然没有多少变化。而中华民国立国之基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它的标志就是《临时约法》和诞生于其上的政府机构与国会。民国无论是主导思想还是政体组织都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悖逆,传统社会专注“极权统治”,民国讲究“主权在民”。说到底民国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实践的产物,它是近代中国在丧权辱国、落后挨打之下,由部分“先知先觉”者用革命的方式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议会就是革命者移植到中国的新事物。按照《临时约法》之规定民国初年议会权力非常之大,远远超过了前清的资政院,就是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相比也属先进。这样在开始实践以后,当它在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运行顺畅,一旦国会迁到北京问题就接连发生,首先是与政治强人袁世凯在权力分配上龃龉不止,接着是第一届国会内部的党争不休。所有这些看似表面的问题,根源就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思想的陈旧、保守与封建,它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思想中封建“毒素”太多,难以在短时间内“清洗”干净并接受民国的理念。每一个派别、集团与政党都想成为惟一的“成果”独享者,对于其他派别、集团与政党极尽能事之排斥。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尝试,尽管根据中国国情多少有所变通却仍归于失败,就在于“中国不具备实行西方民主的社会条件”[4]648,没有足够支持这种民主制度的社会思想力量。简言之,民国议会政治的失败是民主共和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
除了中国人思想中的大一统观念之外,中国人当时“旧俗俱在,民智未开”也阻碍了议会的正常运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普遍受困于贫穷而导致愚昧、自私、冷漠,缺乏现代国民应有的基本素质。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论战中,维新派的康有为已经指出了中国人当时的状况,认为中国人“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没有自治能力,不适合做共和国的国民,只能走类似日本、俄国那样的立宪道路。关于这一点革命派不承认,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民智未开,革命开之;旧俗俱在,革命去之。”冷静思索,维新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试看第一届国会选举时国民的态度。竞选议员在茶馆或其它公共场所作竞选演讲“,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5]105。当时有记者走到田间地头,与农民在树林下面谈论“代议制度之善”和议会选举不应该草率投票等事,大多数农民都瞠目结舌,不解其意,当问他们不懂的原因时,他们说“:吾人困土匪军队之不暇,何暇及其他。”[6]在南通一些人竟“不知选举为何事,选举为何用”,只是觉得选举时红榜上有自己的名字,就如同过去金榜题名时兴奋。在湖南,人们对待选举“处处都是很冷淡的”[7]640。其实不只在当时,就是一个世纪后的现在,普通大众与过去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看重的只是自身眼前的利益,自己利益之外的事同样袖手旁观。碍于中华民族的面子“,正史”中从来不谈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只是从制度与操作制度的人的品质入手来分析民初议会制度失败的原因,应该承认普遍思想素质没有跟上世界潮流是一个重要因素。“知耻而后勇”,这才是泱泱大国应有的气度。
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对国会的摧抑
清朝的覆灭是革命派、立宪派、北洋军阀共同作用的结果;革命派激进,立宪派保守,而北洋派则顽固又专横;革命派、立宪派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北洋军阀有实力却没有威望。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于三者的治国理念不同,摩擦与争斗不可避免,起初北洋派自恃有强大的北洋军不怕革命派与立宪派等的造反,展示了和缓的一面,但袁世凯也颇不满意,常常报怨“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等又事事掣肘,实在不胜其苦”[8]。袁世凯最怕的是通过议会这种和平的手段实现权力的转移,因此,他对在政治上锋芒毕露的宋教仁所积极进行的合法斗争活动表示了极大的诧异和敌视,曾自语曰“: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9]253在晚清政坛翻转几十年的袁世凯嗜权如命,练就一身官场的恶习,三刀两面,虚与委蛇的功夫已达炉火纯青,一俟取得政权、立足稳固就开始对国会大加挞伐、围剿。首先,培植党羽。在北京参议院及国会内袁世凯积极培植私人力量,利用党羽与国民党等反对派对抗。就袁世凯的真实态度而言,他并无意扶植一个足资与激进派对抗的保守党,让中国进入两党政治的轨道,他只是利用一派来打击另一派。当保守派的势力较小时,他分别扶持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并联合三党而组成进步党。当进步党仍不足以与激进派对抗时,他另用分化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击激进派,并不完全仰仗保守派。二次革命后,激进派势力转弱,他就不再器重保守派。“当时保守派以拥袁有功,欲推展宪政理想,袁就另外扶持没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冷落或打击具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10]445其次,武力恫吓。1912年7月,袁世凯为压服党派势力促成陆征祥内阁唆使军人干政,于是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11];继而又有北洋派军人纷纷通电,攻击同盟会等党派“只知有党,不知有国”[12];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13]74。在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就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先后下令逮捕、通缉多名坚持讨袁的国民党议员,并动用军警,以“勾结乱党,谋叛民国”等罪名将国民党议员伍汉持,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逮捕后杀害。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担心自己选举失败,让上千名北洋军警换成便衣扮成“公民团”,在国会外呼号呐喊,要求当天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大总统——袁世凯。在“公民团”及军警的胁迫之下经过三次投票一直到晚上十点才选出正式大总统。但接下来袁世凯便在各省都督的支持下非法解散了国会,开始了独裁统治。1917年5月10日,刚刚国会恢复不到一年,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又祭起武力干政的大旗,组织上千人的“请愿团”在国会外手执小旗,散发传单,宣称必须于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将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激烈手段。到下午一时会议快开始时,他们将众议院团团围住,强行向前来赴会的议员散发传单,“其有不接或接之稍迟者,则群起殴之”[14]。田桐、邹鲁等十多位议员被当场打伤。北洋军阀对议会“暴力之干涉与压迫”“,小则障碍议政之自由,大则破坏议会之组织”的行径,展现了议会屡屡“四面楚歌,孤军奋斗之纪录”[15]409;可以得知,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为民请命的议员与神圣庄严的国会根本上难以为继。议会政治怎能不失败?
三、激烈党争对议会政治的损毁
北京临时参议院开设之初,同盟会、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成三足鼎立之势。正式国会选举,国民党于参众两院皆居优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次之。因国民党自始对袁世凯持不信任态度,而国民党又于国会占优势,这样的政局很难稳定。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军事集团等传统政治势力在与民主共和派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在袁世凯的打压拉拢下,进步党等中间势力为袁所用,国民党人占优势的国会由此被袁摧残。
正式国会,开会不过七个月,大部会时间消耗在党争上,开幕之初,议长、副议长选举,参议院费时两周,众议院费时三周多。议长选出以后,国会正式议事,各党派间对法律案件及政治案件的争执特别多。比如大借款案,中俄协约案,宋教仁被刺案等,拥袁派与反袁派斗争非常激烈。各政党太注重党派自身利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使得法案的制定和通过非常之慢。甲党主张一议,乙党不问其合乎真理与否,必极端反对,反之亦然。“未能以一种主义,为政治求根本之改造。各党所谓政纲仅为文饰之工具,政纲自政纲,政争自政争”[16]78,两派势力相互角逐,只求一时之胜利,少顾大局之影响何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激烈党争造成严重恶果。它使议会反击专制独裁及违法乱纪的行动受到阻碍,也助长了专制独裁及违法乱纪的气焰,当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常争取舆论同情,多方对国会加以丑化,为了息事宁人,又经常对国会议员加以金钱收买利用。民初记者黄远生感叹道“,今全国人心厌倦舆论、厌倦政党、厌倦国会乃至厌倦共和、厌倦国家,是则两党所应共负之责任也”[17]100,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清末被视为神圣的国会,到民初既有国会之后,竟被视为是非之渊薮、罪恶之泉源,国人多不再对国会抱热望。短短数年,议会政治在国人心目中经历了天渊之别的变化。
经济下行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篇9
改革需引入竞争机制
这里我们通过几个假设和问题来看金融发展和改革:改革初期, 我们成立有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后来成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但是现在我们还要发展小贷公司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现有的银行和信用社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假设这些金融机构不是跨区域经营, 而是在一个区域内经营, 那其现状会如何?假设国有银行当初在改制上市的时候, 不是采取整体上市方案, 而是采取其他的方案改制, 比如说分拆改革、分拆上市, 再进行风险管控,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假设在金融改革之初, 我们把存款保险制度建起来, 经营好的银行继续存在, 经营不好的银行就退出, 现在的情况会不会就更好些?
我们在总结过去的金融改革经验时发现, 我们似乎是过于求稳了。尽管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 金融改革已经走在前列, 但如果我们的思想再开放一点, 通过竞争提高服务效率, 会不会能够让金融业做得更强更大些?我举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最近大家都很关心总理提出的要求互联网降费和提速的问题。因为事关每一位消费者的利益。严格地讲, 这本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情, 最终却由政府提出了。这表明我们的市场缺乏竞争机制, 对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也是如此。
改革是出路
现在谈论宏观经济时, 大家普遍会提到新常态。但我们该如何理解新常态?新常态最初提出时, 业界学者普遍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或中高速转变;二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三是经济动力结构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吴敬琏先生认为新常态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一个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速度向追求效率性、集约型发展。目前, 我国经济增速的转换已经成为现实, 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刚刚开始。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增速在逐步走向中高速的同时, 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那么应该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当前, 有一些观点认为, 结构调整就是政府把过剩产业、过剩企业关停。对此我认为, 经济发展调结构要靠市场, 要通过价格来调结构, 政府的作用是把价格理顺, 由价格引导企业, 让市场和企业做最终决定。
对于经济新常态, 我认为, 经济新常态如果是动手术, 输血、打止疼针是可以的, 如果是光输血但不动手术则是不行的, 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以投资为例, 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民间投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整体经济投资的速度, 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值得引起关注。应该说,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 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 让民间消费取代政府消费, 让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因素, 这一经济周期波动也是常态, 即经济下行不是常态, 波动才是常态。通过研究过去的经济发展情况, 我们发现经济景气周期与创新、重组存在逆向关系。即经济景气的时候, 企业忙于生产制造, 没有人关注研发, 重组成本也很高;经济不景气的时侯, 企业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研发和创新, 兼并重组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总体是此消彼涨的关系。
近30年来, 我国经济的改革周期非常明显, 基本都是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进行改革, 然后经济有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 全国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最终有了改革开放, 随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国经济处于低谷时期, 国内围绕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随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末, 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 政府围绕着加入W T O的利弊进行了讨论, 然后推动了国企改革等, 提振了经济的发展。现在同样如此, 没有改革我国的经济是走不出困顿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态势, 就是潜在增长率呈下行趋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为8.05%, “十三五”期间平均预测是7.0 5%, “十四五”期间是6.35%。因此, 长远来看, 我们只有全力推动改革, 解放思想, 积极创新研发, 才能够获得长远发展。
职高思想政治课低效原因解析 篇10
当我问道:“男人走到社会上, 比的是事业, 那么, 男孩在学校比的是什么?”本想着学生会回答:好好学习, 掌握一种专业技能。结果, 他们坦率地说:比看谁混得硬。我追问:“什么叫混得硬?”有一个同学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想打谁就打谁呗。”
“混得硬, 就是想打谁就打谁”, 学生的回答让我不寒而栗!《职业道德与法律》白学了!之后, 我反思良久。对于我班、我校甚至整个职业高中政治课教学的低效现状, 我感慨颇多!
职高学生, 正处于人生最美好、最脆弱的年龄段。他们整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1) 精力旺盛, 却时常不知劲往哪儿使, 感到学习太无聊, 只好玩手机游戏、睡觉, 插上耳机听流行音乐。 (2) 他们心灵纯洁, 却时常抵御不住各种诱惑, 晚上12点之后还精神振奋, 凑成一伙抽烟、打扑克, 甚至看不健康的视频、电子书等等。 (3) 他们思维敏捷, 却时常遇事冲动, 不假思索就大打出手, 轻者鼻青脸肿, 重者头破血流, 住院疗伤。打人的学生自恃拳头硬, 混得油, 竟还有一帮狐朋狗友们尊其为“大哥”, 这就是我们班学生所说的:混得硬, 就是想打谁就打谁。
职高学生中类似的人虽然为数不多, 但其影响恶劣, 害人害己。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 在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矫治学生的不良行为方面, 真的是身负重任, 义不容辞!
按理说, 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矫治学生的不良行为, 只要师生共同努力, 防微杜渐, 莫以恶小而为之, 许多不良的行为习惯都是可以矫治的。但实际的政治教学为什么甚是低效?个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学生方面:学生学习认识有偏差
习惯于初中思想品德课的开卷考试, 使学生进入职高后, 根本不把政治课当回事儿。尽管今年山西省的对口高考要考政治学科, 这一消息只对高三学生有压力, 而高一、高二学生一如既往地厌学, 想学一技之长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恒心和毅力方面太差劲, 政治课仍然是职高生眼中的“休息课”。
二、家长方面:家长素质对孩子有影响
能进入职高上学, 除了有孩子自身的诸多因素外, 家长的素质和教养方式也不容忽视。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职高, 还可以倒过来说:有其子必有其父!在学校政教处处理诸多问题学生的违规行为时, 总结家长的种种表现, 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问题孩子的后面都会站着一个问题家长。此言虽有些以偏概全, 但也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家长家教方式上的问题。
比如某学生上课沉溺于玩手机游戏, 老师将其手机没收后通知家长, 希望家校合力帮助这位学生, 可家长来校后, 反倒气呼呼且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没收了手机不对, 害得我联系不上孩子”之类的话, 说到上课玩手机的问题, 这位家长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知道, 就是让他在这儿混呢, 又学不进去, 不玩手机干啥?”这样的回答, 反倒显得老师太幼稚、不明事理了。
三、教师方面:政治教师要多反思自己
1. 教师的管理心态有变化
由于近年来职高生生源质量的不断下降, 老师们明显感到课堂教学管理的难度加大。学生底子薄、基础差不说, 更重要的是学习态度消极, 厌学情绪严重, 导致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保证, 预期的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尤其是政治考试, 学生因为很少下工夫背记, 所以试卷空白, 不会填写, 偷看抄袭的学生最起码还想要得高分, 有一部分学生则破罐子破摔, 不会做就干脆不做。
学生这样的学习态度直接导致教师教学信心的严重丧失, 有的老师不愿意与学生生气, 睁只眼闭只眼, 对于教材内容不讲或少讲, 反正学生不好好听课, 只要课堂不出事儿, 怎么都行。
2. 教师的责任感需加强
职高生难教、难管的现实问题毋庸置疑, 但我们的学生也有闪光之处, 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职业高中的每一科教师都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认识到:孩子是家庭的灵魂, 教育好一个学生就是造就一个和谐的家庭。职业高中不是问题学生的“收容所”, 教育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掌握专业技能, 靠本事自食其力, 并贡献于社会的有用之才。
俳谐赋兴盛的政治原因 篇11
关键词：俳谐赋 兴盛 政治原因
一、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的嘲戏之风秉承了东汉末期的嘲谑世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嘲戏之风盛行，直接影响到文人对创作俳谐赋的热情，使俳谐赋在三国时期展现出新的面貌。而三国时期嘲戏之风盛行的政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统治者本身的性格喜好，二是政治外交的需要。
曹操本人就颇为诙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中写到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三国志·魏书》言曹操召见俘虏：“贼将见，悉于马上拜奏，胡观者前后重杳。公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曹操也爱好游戏，《世说新语·捷悟》前两条记载他做字谜让别人去猜。曹操的诙谐之风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深刻的体现，如《祀故太尉桥玄文》《追称丁幼阳令》等，笑语之中显露出他的性格特征，使公文书令在他的手上另有一片天地。之后的曹丕也同样具有幽默嘲戏的性格特点，《世说新语·伤逝》中载有他驴鸣送葬的故事，且《典论·自序》中描写他与邓展论剑而胜之后对邓展的调谑：“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予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这一点与其父亲颇有相似之处。
孙权也如曹氏父子般滑稽调谑，但此时俳谐赋的创作集中在曹氏集团，江东文人创作甚少，故论述重点放在曹氏集团，其他暂不论述。
三国时期诸侯分立，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嘲戏之风的出现正是为了避免剑拔弩张的正面冲突，力争在融洽的气氛中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例如：（陈化）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
吴魏两国的外交活动触及到其根本矛盾，陈化对魏文帝的寸步不让隐藏在嘲戏的谈话之中，使气氛相对缓和，没有造成紧张的局面。可见，嘲戏之风是有一定的政治需要的。
统治者在战乱时期对人才的拉拢团结，并以此在政权中取得优势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统治者诙谐的性格和嘲谑的手段对其帮助很大。曹操便经常通过嘲戏，处理自己与大臣、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同样，大臣也经常用诙谐的手段来处理政治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三国时期的政治因素是促成俳谐风气盛行的主要原因，使此时的俳谐赋创作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二、两晋时期
两晋时期的俳谐之风秉承前朝的风格同时出现了自己的新特点：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和作者自身真实情感的抒发更为凸显。此时俳谐之风盛行的政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西晋政权制度造成世家大族的迅速膨胀而产生普遍的社会问题；二是残酷的政治斗争。（由于偏安江南的东晋崇尚恬淡无味的文风，且佛教盛行，与老庄同时影响着当时的士人，故俳谐之风暂时出现搁浅，基本无俳谐赋流传下来，所以本文此处单论西晋。）
代替曹魏的司马氏掌握了代表豪门世族利益的政权，司马炎继位后统一了处于长期分裂的中国，使西晋政权得到暂时的巩固，社会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财富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但由于西晋世家大族的日益膨胀，社会财富很快集中到他们手中，同时由于经过此前长期的战乱，如今的繁荣局面让他们逐渐养成了奢华挥霍、竞相比富的风气。石崇《奴券》直接反映了当时奢华的世风，成为他炫耀自己奢华生活的证据。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士人利用俳谐独有的调笑、嘲戏之风进行幽默、生动的讽刺。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极度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就是通过阴谋和杀戮建立的政权。罗宗强提到：“晋初政争对于士人心态的最重要的影响，便在‘政失其本这一点上。”[1]由此造成了当时士人的两种趋势：一是士无节操，只求自全；二是不满于当时政势，对此持批判态度。第二类的士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把自己的不满与嘲讽用诙谐的手法表现出来，对现实进行犀利的批判，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情感，独具特色。
三、南北朝时期
拟公文体俳谐赋始于南朝，成为此时俳谐赋的主要体裁。将嘲戏之语用于公文之中在汉代就曾出现过，如东方朔的《上书自荐表》。三国时期这类现象更加多见，很多文人不保持公文的庄严性，以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虽然南朝时期的拟公文体俳谐赋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链接性，但当时的政治情况是它大规模出现且被文人名士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
南朝偏居江左，虽然刘裕以寒族势力夺取政权，振奋人心，且宋文帝元嘉时期国内比较稳定，出现了些许朝气，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从来没有停止过，皇族与士族、皇族内部纷争不断，为了争权夺利，用尽卑鄙、残酷的阴谋和手段，同时，统治者极力将文人排挤在政权之外，文人很少实际的接触、承担政治操作。齐武帝曾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2]对于这样的政治环境，文人无法对其产生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往往只图自保，追求功名利禄而已。且自晋朝开始，文人逐渐养成了一种以不问政事为清高，以勤于公务为耻辱的态度，只是纵情于清谈、隐逸和诗酒，丧失了政治能力。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文人对待公文的态度，把它仅仅当做一种过场、形式，没有关乎政治和国家的实际意义；有的更将其当做表现个人写作技巧的工具，并不认真思考与公文相关的实际问题。
文人以戏谑、荒诞、夸张的形式重新解读公文体，不得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创新，这成为当时俳谐赋最大的特点。同时此类作品也不乏针砭时弊之作，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反映南朝的政治特点具有很大的意义。
注释：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页。
[2][唐]李延寿：《南史﹒刘系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开封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篇12
关键词：经济衰退,开封,对策
一、开封经济发展现状
开封曾是个辉煌一时都市，建国之初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经济实力亦居全省前列，1954年河南省会西迁至郑州，开封经济日渐衰退。选取1978年～2005年河南和开封人均GDP进行对比:1978年～1991年间开封人均GDP高于河南人均GDP，从1992年起开封人均GDP (1303元)低于河南的值(1452.3元)，且差距逐年扩大。分析1978年～2005年间开封GDP对河南GDP的贡献率(见表)：近20多年来开封GDP对河南GDP的贡献率由1980年的6.02%下降到2005年的3.85%，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2年中原城市群中仅郑州和济源进入工业化社会;洛阳、平顶山、焦作、新乡、漯河进入到半工业化社会，而开封还处于农业社会。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 (2006) ;开封统计年鉴 (2006)
二、开封经济衰退的成因
1. 经济发展基础
历史上的开封战争、水患频发，受此影响，大量人口及财富、科技纷纷外迁，开封经常于废墟之上进行建设。建国至1954年，作为河南省会开封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基础不断加强，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投资建设开封化肥厂、空分设备厂和仪表厂等一批现代重点企业，加上地方投资建立的企业，开封的经济工业经济体系基本形成。1954年河南省会西迁郑州，开封经济发展滞缓。开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为：首先，它承接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其次，作为行政区经济，其经济腹地由1954年前的河南全省变为豫东平原上的5个县;第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众多国有企业通过企业改制、兼并重组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时，开封的国有企业却没有迎头赶上。大部分国有企业积重难返，经济效益日趋衰落，一些企业衰败甚至倒闭。
2. 自然条件
建国前黄河数十次决堤给开封带来了灭顶之灾。建国后，尽管没有出现大的洪涝灾害，但作为潜在威胁黄河恶化了开封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开封地处黄淮海平原，适于农作物种植，但受黄河影响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盐碱化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此外，由于黄河水量时空分配不均，导致开封灌溉水源时空分配不均，不利于农业生产。
开封动植物资源丰富，而矿产资源则相对不足，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形势严峻。
3. 社会文化条件
(1)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开封文化底蕴丰厚，但“因循守旧、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宗派主义”的观念却占有相当的市场。思想观念陈旧是开封下岗职工贫困的一个重要个人因素，“等、靠、要”思想约束了其自谋职业的积极性，有不少下岗职工仍抱着计划体制下城镇或国企身份的优越感，对另谋职业挑肥捡瘦，不愿从事苦、脏、累、险和社会声望低的职业，不少人宁肯在家领失业救济，寄希望于政府和企业来安排工作，也不愿去干条件相对较差的工作，丧失许多再就业机会;缺乏创业意识是城镇贫困居民的致命弱点，在对贫困户的调查中，有不少人四处求人找工作而不愿自己创业，这样往往耗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创业的机会和时间。“等、靠、要”的思想也使开封市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良机。
(2) 社会因素
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开封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错综复杂的、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它阻碍了新因素的介入，不利于人际关系网络的有序、合理发展。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网络阻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阻碍了开封经济的发展。2001年漯河双汇无奈从开封撤资就是对这一人际关系网络的诠释。
开封一些窗口地段卫生、治安、服务状况较差，整体的卫生、治安和服务状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严重损坏了开封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外部资金和人才的引进。
(3) 人口因素
人口素质。用文盲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反映区域人口素质，河南的这一数值为8.86%，开封为8.77%;开封的状况令人堪忧。企业职工素质是职工进行技术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企业领导阶层的素质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与目标、发展规划、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开封企业较差的运行状况与企业的领导阶层、职工素质相对较低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
人才问题。开封2005年大学毕业生10911人，但选择留在开封的并不多。地方和高校联合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成功模式，但在汴高校偏理论研究而实践较少，高校的很多科研项目并没有对开封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在汴高校的专业结构决定了大多数人不能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开封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在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开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开封和我国中部其他省区一样也存在人才流失问题，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才流向郑州或者沿海省份，几乎成为人才凹地。
(4) 城市发展定位
开封城市定位几经周折。20世纪50年代为“玻璃城”，20世纪60年代为“化工城”，20世纪70年代为“轻纺城”，20世纪80年代定位为“旅游城”。在中原城市群总体规划中，开封被定位为郑州都市圈的重要功能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文化旅游城市。长期以来，开封城市定位摇摆导致了城市发展目标的不确定和发展基础的薄弱。较长时期的旅游业定位，使得开封的产业政策为旅游业让道，旅游业也正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支柱产业”，作为开封城市化基本动力的工业却被放置于次要位置。
4. 经济活动区位变迁的影响
从战国直至北宋，开封的经济活动区位日渐优越。自战国时期开通鸿沟水系之后开封就成为中原河网中心，唐朝时期发展成为仅次于扬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唐末，开封成为五代的国都和历史上全国的第二个政治、经济中心。北宋时期，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北宋末年开始，开封经济活动的区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金灭北宋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而开封则在战乱中煎熬。近代以来，由于大运河堵塞、水量减少、黄河泛滥等水运条件的逐渐恶化，开封因水而兴的经济活动区位优势日渐丧失。
清朝时期开封为河南省署，民国、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开封一直是河南省省会，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特别是铁路运输的发展，陇海铁路的开通为开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京广铁路在郑州和陇海铁路的相汇，大大提升了郑州的经济活动区位优势，1954年河南省省会西迁郑州，很多重要的企事业单位随省直行政机关一同西迁，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迁移至郑州，开封经济活动的区位优势又逐渐丧失。京九铁路从开封东缘城市商丘的通过，京九、陇海铁路在商丘的交汇使得商丘的经济活动区位大为改观，而开封经济活动区位的优势则在进一步丧失。
三、开封经济振兴的基本对策
1. 改善区域环境
改善区域自然环境。首先进行整个城市的绿化建设，彻底改变开封市春秋天沙尘多的现状，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其次进行黄河堤防建设，科学管理、科学规划，提高大堤的防洪抗灾能力，同时进行沿黄大堤的生态建设，建设沿黄绿色走廊，尽力提升它的生态旅游价值。
改善区域人文环境。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外地企业入住开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型区域，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促进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观念和合理有序的区域人际关系网;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营造充满安全感的生活空间;加强开封市对外窗口建设，加强开封市消费市场的管理，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改变沿袭已久的重建设轻管理的理念。既重视城市的建设和美化，更要注重城市的管理。通过加强对开封的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交通等方面的管理，采用先进的城市管理模式，构建平安、和谐、优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2. 实施人才战略
培养人才。发展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为开封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对在岗职工进行技术再培训，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快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制定利于优秀人才迅速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政策。
引进人才。制定相应的措施，营造宽松、有利的人才引进机制;引进对开封经济发展有用的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引进人才的使用和管理，做到人尽其才。
规范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使人才进得来、出得去，为引进人才解除后顾之忧;同时，通过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加强区际之间的人才交流，加快人才的成长，营造人才高地。
3. 促进先进文化的形成
形成积极向上、锐意进取、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具有团体精神和乐于学习精神的区域主流文化，促使健康向上、有利于区域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4. 准确的城市功能定位
新老城区密切合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互为支撑，共谋发展。首先，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封老城区应在旅游开发上做文章，和郑州的历史文化旅游和城市旅游、洛阳的历史文化旅游整合，充分利用便捷的交通条件，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经济;其次，开封新城区要依托开发区和郑汴产业带，布局食品工业、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和金属结构加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工业行业。
5. 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改善经济结构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各方投资，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本;加快区域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产权结构，调动各方积极性;采取措施，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河南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 (2006) [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2]耿明斋: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建设与开封市经济发展思路[J].企业活力, 2004, 11:46～47
[3]梁留科曹新向邵筱叶:开封市经济相对落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经济界, 2003, (4) :42～44
[4]刘红霞:开封城市贫困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统计研究, 1999, (增刊) :304～307
[5]熊家余曾遗荣:为一个行业趟雷——双汇的故事[N].湖北日报, 2004～12～16
[6]中原城市群总体规划:围绕郑州打造“十”字核心区[EB/OL], http://www.hndrc.gov.cn
[7]王圣安刘科伟:陕西城市发展研究[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