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执行功能（精选8篇）
儿童执行功能 篇1
一、数学问题解决策略概述
数学问题解决策略是影响数学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目前关于数学问题解决策略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李明振 (1999) 认为, 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基本含义是指在解决数学问题的全过程中, 借以思考假设、选择和采取解决方法与步骤的方针与原则, 是对解决数学问题途径的概括性认识。数学问题解决策略是区别于数学解题方法与具体技巧的、具有普适性的、最高层次的信息处理方法。在研究中, 有时候学者们也把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简称为策略。
对于数学应用题解决的研究较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是Mayer等人做的。他们将数学应用题解决分成四个基本过程即表征问题、问题综合、制定和调整解答计划、执行解答计划。
随后, 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提出了应用题解决过程的不同理论模型, 在此基础上, 意大利研究者Daniela Lucangeh (1998) 等人做了一项更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收集了以往有关应用题解决的研究文献, 找出了七种研究者们普遍公认的应用题解决中所涉及到的过程:情境理解、问题表征、问题归类、解题估计、解题计划、自我评价 (对列式的自我评价和对计算的自我评价) 。然后设计了一系列的分步应用题, 让被试解答每一道应用题的时候, 同时回答七道选择题, 这七道选择题是按照上述七个过程设计的多项选择题。通过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 他们发现有五个过程是被试解应用题时所必须的, 即情境理解、问题表征、问题归类、解题计划和自我评价。
针对中国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特点, 路海东等人 (2002) 以Daniela Lucangeli等人的研究为范式, 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即上述五个过程都对小学生应用题的解决有重要作用。
二、数学问题解决策略训练的有关研究
由于问题解决策略对于数学问题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于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训练也是数学问题解决研究的重点和最后的目的。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方面都做过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国内外学者都比较关注解题过程的思维训练, 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提高应用题的解题能力:一是通过开设专门的思维能力训练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从而迁移到应用题解题中, 提高解题能力, 例如, 德波诺 (Debono) 的数学思维教程、科文顿 (covington) 的创新性思维教程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研究工作者看来, 这类课程虽有一定的价值, 但得到严格评估的不多, 而且有些在经过严格评估后被发现不具有长期效应, 也即学生不能将所学的策略迁移到课程以外的领域;二是结合应用题教学, 开展有关解题策略的训练。例如, Mayer将解答数学应用题的思维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表征问题、问题综合、制定和调整解答计划、执行解答计划。
Wiilis等人 (1988) 和Lewis (1989) 分别采用了图式图画法和线段图法去训练学生对应用题进行有效地表征, 结果发现采用这两种方法的训练能有效地提高学生表征应用题的效率。Alison King (1991) 采用了提问策略去训练学生在解决计算机辅助问题中的认知和元认知活动。结果发现提问策略可以提高问题解决的成功率。
刘电芝 (1989) 对小学六年级学生开展应用题解题思维策略训练, 主要采用六种具体策略:简化法、图解法、结构训练法、联想法、假设法和对应法。结果表明经过训练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且训练的解题方法能迁移。姚飞和张大均 (1999) 采用应用题结构分析方法训练小学生解应用题的能力。在该研究中, 主要采用了两类策略七种方法, 实验研究的结果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应用题解题能力显著提高。沃建中 (2001) 等人进行了小学生解决应用题的策略训练, 提高了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路海东 (2004) 对小学生进行三种方式的解题策略训练, 即问题情境理解训练、画图表征策略训练以及整体模型策略训练, 结果表明均能够显著提高小学生解决数学应用题的策略水平, 进而显著提高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的成绩。
三、执行功能与数学能力关系的研究概况
许多研究表明, 算术学习困难儿童常常表现为计算慢、不准确, 这些方面的缺陷通常被认为是由于执行性工作记忆的缺陷所致 (Hitch&Mc Auley, 1991;Siegel&Linder, 1984;Siegel&Ryan, 1989;Swanson, 1993) , 儿童在完成既要回忆信息又要操作或加工材料的任务时, 表现较差。执行性工作记忆同样对儿童成功解决计算应用题有重要影响, Cooney and Swanson (1990) 研究表明, 工作记忆和问题解决 (如, 个体问题图式表征语以及广度存在显著相关) 存在正相关。
Rourke (1993) 的实验发现, 当任务由加法换为减法时, 转换功能不好的儿童, 计算犯错率更高。Mc Lean&Hitch (1999) 研究了高计算能力和低计算能力在三个经过改编的连线任务上的表现, 这三个连线任务都需要转换能力, 结果发现, 计算困难儿童完成三个连线任务要比计算正常儿童慢。Bull (1999, 2001) 等使用WCST来测查转换能力, 结果发现WCST的持续性反应与计算能力存在负相关, 也就是说, 计算能力差的儿童在策略或规则转换上存在更大的困难。
Passolunghi (2001) 的研究发现, 计算困难儿童与优秀儿童相比, 在工作记忆任务 (如Listening Span Task, Animal Dual Task, and Listening Span Completion Task) 的回忆结果中存在大量的干扰错误, 因此, 他们认为:计算困难儿童工作记忆的缺陷与抑制控制能力差有关。换言之, 抑制控制差是影响儿童计算问题解决困难的更基本因素。Sluis (2005) 等使用快速命名数字、字母、数量任务 (rapid naming of digits, letters, or quantities) 测查抑制能力, 探讨四五年级计算困难儿童、阅读困难儿童、阅读和计算都困难儿童、控制组儿童的抑制功能, 结果表明, 计算困难儿童完成数字和数量的命名任务明显低于其他三组儿童。
四、问题的提出
以Siegler等为主要代表的研究者, 从策略提取、选择和发现的角度, 对儿童的算术认知表现给予解释。策略的选择执行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加工活动, 执行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对高级认知活动进行控制协调, 这两者从理论上说应该存在着联系。而在实证研究方面, 近期的相关研究 (刘凡, 1994;陈英和、王明怡, 2006) 表明, 与执行功能关系密切的工作记忆及其中央执行成分与算术认知策略的表现存在着相关, 策略转换功能越强的儿童, 策略的使用越灵活;抑制功能在儿童提取策略的选择和执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最新的一项关于儿童执行功能与算术认知策略关系的研究 (陈英和、王明怡, 2009) 表明, 在转换任务指标上表现得更好的儿童, 策略执行的正确率都更高, 换言之, 转换能力更强的儿童, 更能灵活正确地运用策略。抑制能力强的儿童采用分解和交换策略次数更多, 策略执行正确率更高。在工作记忆负荷增加时, 刷新成绩更好的儿童, 策略执行的正确率也更高。
在解应用题的过程中, 要成功解题, 需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策略, 在心理上完成对策略的转换, 例如在解“工程问题”的时候需要将其转化为熟悉的“行程问题”才能达到成功解决。又如李晓东等人 (2002) 的研究表明, 学生在解决比较应用题中出现的错误主要为转换错误, 在不一致问题中出现的错误要多于一致问题中出现的错误。经过解题策略训练, 能够灵活转换策略、成功解题的学生, 其转换功能可能也会得到锻炼。而要达到成功的转换往往又跟抑制离不开, 需要抑制自己的定式思维, 才能转换到另外一种策略。比如有一些研究表明成功解题跟抑制分心物有关, 成功解题者能够成功抑制无关信息 (金志成, 1999;董妍, 2003) 。经由策略训练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后, 抑制功能可能也会得到改善。此外研究显示执行性工作记忆对儿童成功解决计算应用题有重要影响, 如Cooney&Swanson (1990) 的研究表明, 工作记忆和问题解决存在正相关。而经由策略训练可以将困难的复杂任务分解成简单任务降低工作记忆负荷, 在这个过程中, 刷新功能可能也会得到锻炼。
鉴于策略运用与执行功能的相关, 以及应用题解题策略与执行功能理论上的联系, 推测通过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 掌握了策略的学生在刷新功能、转换功能和抑制功能上也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目前有一项研究 (李凌云、刘电芝, 2007) 表明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能够显著改善儿童的刷新能力, 但是这项研究至少存在着两项不足, 一是在执行功能的前后测中使用了完全相同的任务, 这使得研究的结论打了一个折扣。Phillips (1997) 提出准确测量执行功能的任务内容和形式必须新颖, 也就是说, 只有当任务比较新颖时, 需要中央执行功能的参与最强, 而重复的任务会减少执行功能的实际参与程度。因此, 执行功能任务不宜在同一被试身上进行重复测量。二是在小学阶段儿童的执行功能仍在发展, 因此虽然他的研究表明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能够显著改善小学五年级儿童的刷新能力, 但是这真的是训练的效果呢还是被试执行功能的发展所致,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摘要：执行功能与认知策略的运用密切相关, 而在数学认知领域, 策略在应用题问题解决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由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 能够灵活应用策略成功解题的学生, 其执行功能可能也会得到锻炼和提高。有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应用题解题策略训练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刷新能力, 但他的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在执行功能的前后测中使用了完全相同的任务, 二是没有设置对照组考察成熟带来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关键词：儿童,执行功能,数学问题,解题策略
儿童执行功能 篇2
一、医院现场最好有亲亲贝贝 的宣传图片。（以公益宣传为主并配有
文字）
二、每周一----周五下午14:00—16:00在医院现场拍摄,由医院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拍摄,拍摄地点有现场拍摄字样的广告和横幅.三、公司提供2个人员去拍摄(一个摄影师,一个引导,引导兼门市，最好是做妈妈的,这样好跟家长沟通).引导负责填写拍摄登记表并跟客人沟通,摄影师主要负责拍摄,不用闪光灯,最好用自然光或提高相机感光度来拍摄.四、拍摄出生见证照多拍几张，选一张效果好的作为出生见证照。经家长医院确认后，做入健康手册，亲自交给家长。在这个环节我们最好不要涉及后期消费，也不要让客人挑选照片（一是客人不方便，二是减轻我们的工作度），主要是跟客人建立良好的客户基础，信任基础。以便以后推广满月、百日、周岁照。
五、我们在拍摄出生见证照的同时最好送出一套价值298元（视当地市场而定），跟客人约定以后有时间拍摄。
儿童执行功能 篇3
关键词:多校区高校;制度执行;交易成本
近年来,拥有多个校区的国内高校越来越多,多校区管理成为高校管理者一个亟需认真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目前,关于高校多校区管理的研究文章逐年增加,但从文献看,“研究其管理模式的多,探究其成功管理模式背后深层因素的少”。在研究视角方面,“研究由合并而成的多校区大学的论文多,而中国现实客观存在的多校区大学大部分是由合并及功能拓展形成对此领域研究的却很少”,其次,“研究多校区大学某一职能、某一业务部门的论文多,主要涉及到多校区大学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图书馆管理资源配置、校园文化等;而把多校区大学作为整体来研究的论文少”。
因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辟新校区的目的是扩大校园面积,拓展教学功能,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局限在功能拓展型多校区高校。本文认为,对于功能拓展型的多校区高校来说,交通、通信成本固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校区分散而出现的对制度执行的冲击。为此,本文拟以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就功能拓展型多校区高校多校区管理中的制度执行问题进行考察,以寻求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交易成本理论用于多校区管理的适当性分析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又称交易费用,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威廉姆森认为,由于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他把交易成本区分为以下几项:1.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2.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3.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质量讨价还价的成本。4.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5.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6.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
高校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因此,“交易”这样的词语较少用在高校管理研究中。但是,“从高等教育结构失调、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实际反馈的信息来看,我国大学中的交易成本应该是巨大的”。从微观层面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认真从成本的角度考量,无论是在高校管理者内部还是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实质上是存在着一种需要耗费成本的“交易”行为的,尤其是涉及学生利益问题的各项管理工作。近年来,大学生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加,对校方管理知情权的要求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甚至会对校方的管理提出质疑意见。在管理者内部,一项决策出来后,能否得到各级管理者的热烈回应并得以坚决贯彻,也是需要成本的。
对于多校区的高校来说,由于校区分散,很容易因地理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这样就很容易在管理上出现盲点和死角。久而久之,处于偏远校区的学生会逐渐对学校产生不信任的感觉,进而不认同学校及其管理,如此,就很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管理问题,最后影响高校的正常教学和管理工作。
二、多校区管理中制度执行存在的问题
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政策的设计者常常是以制度来激励(约束)人们的行为。制度的力量在于以规范性、可预见性和强制性,引导、制约人们的行为,使其按照法律、制度事先设定的标准和要求行为或不行为。执行是制度本身的根本属性,在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处于核心环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同样的道理,在多校区管理中,制度的执行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接下来拟分析目前高校多校区管理中制度执行普遍存在的问题。
1.搜索成本。指的是高校管理者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搜集教学、行政、后勤等各项工作的信息成本。对于功能扩展型的多校区高校来说,开辟新的校区后,多校区教学、行政等各项管理中会增加管理幅度。不管多校区高校在校区管理上采用何种管理模式,一般来说,总的管理机构会固定设在原校区。各校区的管理一般采取授权的形式,成立一个全权负责处理校区事务的机构(比如综合办公室之类的),这种管理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成本。
2.信息成本和议价成本。信息成本是指高校管理者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与各校区教职员工、学生进行信息交换的成本。议价成本是指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针对制度讨价还价的成本。这两种成本实则很难分开,信息交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讨价还价的议价过程。
多校区高校还普遍存在着信息传递不畅、多头领导等问题,在增加管理成本的同时也使得不可避免地会降低管理效率。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多部门的工作,一般而言其解决难度会比日常性的工作更大,加上不同部门存在的不同利益诉求,使得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并不顺畅,甚至容易致使有些工作成为“皮球”,被相关部门踢来踢去,最后变成引发矛盾的导火线。一般来说,新校區的配套设施和原校区比起来,都没那么完善和方便,有些高校甚至由于宿舍不够等问题,致使到新校区上课上班的教职工在承受交通劳顿之苦的同时无法得到较好的休息。这些看似小事的问题若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累积起来就很容易演变成对学校管理的不满。对于学生来说,近些年,学生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主张的是自己的要求和反映能及时得到回应,难题可以最快得到解决。
3.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监督成本是指高校管理者监督制度执行及反馈的成本。违约成本:高校制度制定不恰当或执行不力对教学和管理造成冲击的成本。目前,“在我国,大学实行垂直式管理,权力集中在学校层,各学院没有独立的权能”,多校区高校的各校区一般也不是“独立功能实体”,“它们都听命于中心校园的指挥”。因此,学校层对各校区还需负起监督的责任,负责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学科建设、分配教学资源、组织教学活动等。功能拓展型的多校区高校大多选择集权式管理。即校级管理机构集中在某一校区内,实行一套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各校区只设置一个校区管理办公室,其他院系及行政、教学管理部门则根据各校区的实际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或派出相应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能范围承担校区相应的工作。
三、对策及建议
从单校区转变为多校区办学,校园面积扩大了,管理难度加大了,高校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从认识上、手段上、制度上实现全新的跨越。制度执行是高校管理的核心,对于多校区高校来说更是如此。高校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只有通过制度执行,才能抓住关键。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功能拓展型多校区高校来说,除了要加强对各校区资源的整合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抓好制度执行工作。
1.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新校区的建设,对学校而言是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好事,但对教职工和学生个人而言,却是自身生活乃至利益关系的变化,有些时候,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甚至不得不牺牲个人的某些利益。因此,校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行人本管理,切实考虑新校区师生的实际困难,为师生办实事办好事,解决难题。多校区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及历史传统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但从总体上看,在校区管理问题上,改变目前高校通行的集权式管理模式,在科学定位校区功能和院系专业安排的基础上,通过授权形式,明确涉及校区管理各方的责权利,逐步让各校区能够独立运营,这是功能拓展型多校区高校急需考虑的现实问题。
2.因地制宜地创新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在高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规章制度起到的是硬性规范作用,给予的是直接的奖励或惩戒,校园文化则发挥其软规范的作用,给予教职工和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减少和降低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摩擦和阻力。新校区办学时间较短,校园文化还处于建设期。一般的做法是,按照老校区的模式在新校区建设校园文化。但这种做法有一个弊端,就是校方必须在短时间内投入较大的资源和力量。对于那些将新生安排在新校区的高校来说,校园文化的建设还会碰到一个难题,由于没有老生的影响和老校区的氛围影响有限,新生对校区及学校认同感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高校应该根据校区实际情况,在保持整体校园文化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建设校区文化。
3.多渠道多途径加强与师生的交流沟通。多校区高校更要加快校园信息化建设,通过网络会议等形式,定期召开校区会议,在节约交通成本的同时将各校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网络办公系统,将学校的决策及时地通过网络发布,让教职工在第一时间知晓学校的管理方针。此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校园网络论坛,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并有效收集学生对学校教学、管理各方面的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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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洪才.多校区管理:问题与出路——兼论我国大学内部
儿童执行功能 篇4
1 执行功能概述
执行功能 ( executive function) 一般理解为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 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 本质是对其他认知过程进行控制和调节; 执行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灵活、优化的方式产生协调有序、具有目的性的行为[2]。对执行功能的研究多是从神经心理学角度出发的, 主要是对前额叶皮质损伤的病人所出现的一些神经心理缺陷 ( 如计划、概念形成、认知灵活性、对动作的监控等方面的困难) 进行研究[3]。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见解, Miyake等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 执行功能的3种常见成分 ( 抑制、转换、更新) 之间相对独立可以分离, 但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Collette等[4]将执行功能分解为操纵和更新信息, 双任务协调、抑制和转换4种基本成分。
Zelazo等[5]将执行功能进一步区分为“冷”“热”执行功能, 认为“冷” ( cool) 执行功能由相对抽象的、去情景化的问题引发; 而“热” ( hot) 执行功能有高度的情感卷入, 要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活的评价。这里的“冷执行”相当于“执行功能”的概念, 由许多涉及认知控制的亚成分构成。与“冷”执行相比, “热”执行并没有进行清晰的成分划分, 也不是完全剥离认知成分, 其虽提出了“热”执行的概念, 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主要是一种“冷”执行功能障碍。而Castellanos等[6]指出, 注意缺陷症状主要与“冷”执行功能有关, 多动冲动症状则与“热”执行关系更为密切。
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
目前对于“冷”执行功能的研究范式主要有搜寻任务、规则运用任务、优势规则 ( 反应) 抑制任务、矛盾冲突任务等; 搜寻任务包括A非B任务、藏与找任务和多地点搜寻任务, 主要考察儿童利用新信息 ( 即外部表征)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规则运用任务包括强制性卡片演绎分类和斜面滚球任务, 主要考察儿童的规则运用及工作记忆的能力; 优势规则 ( 反应) 抑制任务包括手部游戏、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灵活选择任务、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及停止信号任务, 主要用于考察儿童是否能够运用规则在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实现分类任务, 评价儿童的灵活转换能力; 矛盾冲突任务包括Stroop测验和昼夜Stroop, 即可考察儿童的抑制控制, 也考察了儿童工作记忆的能力; 问题解决任务包括河内塔和伦敦塔测试, 对儿童规则运用能力要求较高, 因此对执行功能的要求也较高, 能够考察儿童抑制控制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 图片工作记忆任务主要考察儿童的工作记忆能力。
而对于“热”执行功能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心理理论任务、延迟满足任务、儿童博弈任务和反向择物任务: 心理理论任务包括错误信念任务、表征变化任务及窗口任务, 主要考察儿童站在他人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 涉及被试动机及情感成分, 因此被认为是研究“热”执行功能的工具; 延迟满足任务主要考察儿童动机及情感因素在儿童选择过程中的作用, 是“热”执行功能研究中的经典范式; 儿童博弈任务主要考察了儿童的情感决策能力; 反向择物任务考察了儿童的灵活表征能力, 主要涉及儿童的动机, 因此也被用于测量“热”执行功能的发展[7]。
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进展
目前对“冷”执行功能的研究较多, 也取得了较一致的结果。Pennington等[8]对38项执行功能缺陷研究的元分析ADHD发现,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执行功能中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抑制、计划、类型转换、工作记忆以及流畅性5个方面。Kerns等[9]对比ADHD儿童与正常儿童, 发现视空间工作记忆和反应时成绩明显落后, 认为工作记忆缺陷是ADHD的核心缺陷, 可作为检出ADHD儿童的重要指标。Happe等[10]研究发现, ADHD儿童空间工作记忆受损程度严重, 且年龄分布跨度大。Rodriguez等[11]通过视觉唤起的反应抑制和事件相关电位比较C、I两种亚型与正常组的差异发现, ADHD在视觉线索的GO/NOGO任务中, 反应准备和抑制阶段与正常组存在差异。Clarke等[12]研究发现, ADHD儿童停止信号反应时和视空间任务上的搜索错误显著高于正常儿童, 且ADHD儿童在空间工作记忆上的缺陷程度甚至高于信号停止任务所测得的抑制缺陷的水平, 认为ADHD视空间工作记忆的问题要比抑制缺陷更为严重。Cortese等[13]对55项关于ADHD儿童FMRI研究的Mata分析表明, ADHD儿童表现出执行功能障碍, 并认为其病理生理机制主要集中在额叶 -纹状体回路。
Zelazo等[5]首先明确提出“冷”、“热”执行功能的概念区分, 从而引发了对“热”执行功能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热”成分 ( 动机和情感) 在不同的情景下, 可以对认知功能的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14]。目前, 多数研究者通过研究认为“热”执行功能是ADHD儿童的缺陷之一。有研究认为, ADHD儿童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奖励具有异常的敏感性[15,16]。Hazell等[17]研究发现, ADHD儿童在有奖励的情况下, 在需要意志努力的控制加工任务上的表现会明显提高。Gopin等[18]通过研究ADHD儿童的反应时, 发现大部分ADHD患儿对反馈或奖赏敏感。Barkley等[19]的研究发现ADHD儿童在相对有趣的游戏任务中的工作记忆并不存在明显的缺陷, 但是在那些枯燥的记忆任务中, 缺陷比较明显。Luman等[20]关于ADHD动机的研究发现, 奖励和反馈对正常和ADHD儿童的动机和工作绩效有积极影响。Scheres等[21]通过时间折扣 ( temporaldiscounting, TD) 任务发现, ADHD儿童和青少年都有很强的选择小的即时奖赏的倾向, 同时认为中脑边缘系统奖赏回路的功能障碍导致了ADHD的异常。Ellen等[22]通过时间折扣任务发现, ADHD患儿对奖励的预期明显低于正常组儿童, 在主观价值评价上差异显著。Kohls等[23]发现, 金钱和社会奖励能提高ADHD和正常儿童抑制控制的成绩, 且金钱奖励比社会奖励的影响更大。Ellen等[24]通过货币刺激延迟等实验研究发现, 在时间折扣的抑制过程中预期奖赏和抑制负载对ADHD患儿的任务绩效有显著影响, 证明ADHD儿童在预期奖励上存在变异。Yang等[25]通过“冷”与“热”执行功能的研究提出在控制并发症和IQ后,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在工作记忆和延迟厌恶任务上存在差异, 而有、无家族史对ADHD儿童的延迟满足任务无影响。有研究者运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 ( fMRI) 研究表明, ADHD成人和青少年在奖励预期时腹侧纹状体的激活状态显示减弱[26,27]。Catharina等[28]运用时间相关电位技术发现, ADHD儿童对惩罚的晚期正电位减弱, 但对预期奖励的减少敏感, 表明ADHD儿童在与行为结果相关的动机分配上存在问题。Taciana等[29]研究发现, ADHD儿童伏隔核的功能连接呈现不规则性, 且冲动行为和伏核与前额皮质的连接增强有关。
Wodka等[30]研究认为, 反应抑制是多动症的初级亏损, 并未发现动机的激励作用; Desman等[31]ADHD抑制控制亏损的研究中未发现动机的激励调节作用。由于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使得否是由于奖赏系统发展不同导致了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在抑制控制操作中的不同, 成为了新的研究点。
儿童执行功能 篇5
汇报材料
自2001至2010年以来，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妇女儿童工作在市妇儿工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两个规划工作目标，建立健全领导机构，积极强化工作措施，创新工作思路，抓重点，突难点，积极创造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较好地完成了“两个规划”中我局所承担的主要目标任务。
一、领导重视，建立健全妇儿工委领导机构
为了推动两个规划顺利实施，我们根据市妇儿工委的统一部署，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党委层层建立领导机构，真正做到了领导挂帅、经费落实、专人负责、工作到位，制定出两个规划的目标责任分解书，对各领导小组成员的职责任务及各单位量化目标进行了明确分工，制定了检查评估工作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发挥联络、协调、服务、检查、督促作用，及时总结妇儿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的推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结合实际，抓好妇儿的重难点工作
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着力营造有利于妇女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是抓繁荣。我局坚持以“群众性大文化”为主线，面 向大众特别是妇女儿童开展广场文艺演出、摄影专题展览、文物图片展览、文艺演出、少儿艺术大赛等多形式文化活动，围绕提高妇女地位、展示当代女性风采、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主题，精心组织了一批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群众大文化的浓厚氛围；同时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暑期期间，新泰、新汶剧院精心组织了妇女儿童专题电影放映活动，极大的丰富了妇女儿童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了妇女儿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为我市的和谐社会建设贡献了力量。
以《新泰文化》与《和文化》两个期刊为平台，凝聚了一批小说、诗歌、散文、曲艺创作人员，创作了大量以宣传妇女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业绩和贡献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多次荣获省以上各类大奖，展示了我市当代女性的时代风貌，为我市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进一步强化图书工作，采取了免证阅览、代借代还、预约借书、上门服务等优质服务方式；有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在全市已建251家农家书屋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建100家，强化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狠抓规范管理，进一步充实、提高，为城乡广大妇女儿童提供优质精神食粮；有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大力实施“2010书香新泰”全民阅读促进活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创造良好的社 会文化环境。
二是抓管理。我局紧紧围绕网吧、演出、出版物、娱乐等重点工作，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基础上，强化严管严查，做到检查不留死角，处罚依法从快，整改彻底到位，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是加强正面教育。采取专题座谈会、组织法规学习、约见谈话、成立行业协会、上门发放宣传材料等措施对广大文化市场经营业户进行正面教育，不断提升他们的守法经营意识。
（二）是强化严查严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基础上，强化严管严查，查禁损害妇女形象和对儿童成长有消极作用的淫秽劣质图书和出版物，结合全省文化市场暑期整治行动，加大对娱乐场所、网吧、演出、出版印刷等文化市场的日常巡查和集中检查整治的力度，实行一周一抽查、一月一普查，集中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做到检查不留死角，处罚依法从快，整改彻底到位，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仅2010年上半年，共出动执法车辆500余车次，执法人员1200余人次，检查网吧370余家次，图书音像260家次，娱乐场所60余家次，收缴盗版图书音像900余册（盘），查处违规网吧2家。通过巡查整治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为妇女儿童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新泰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儿童执行功能 篇6
一、预算执行中审计发现的问题
(二) 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但很多规定还不够细化, 不够明确具体。如目前财政有些项目支出只有大项预算, 没有明细项目, 这些项目资金从预算内以拨代支存放在预算外, 金额巨大, 且部分会改变支出用途。这些都使审计在问题的处理上无据可依、定性困难。
而与财政管理制度相配套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准则和会计制度, 对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和核算内容也没有明确细致规定, 公用经费性质的支出如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因实际执行时远远超过核定标准, 而预算单位变换名目在项目经费中编列预算和核算支出, 这些都不符合财政资金规范管理要求。
(二) 审计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够
在实践中, 审计部门只能选择性地审计执法, 对少部分预算资金和事项进行审计, 一些重要的政府收支项目尚未完全纳入严格的预算管理, 使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的监督范围受到限制, 不能全面监督和评价预算执行。
有些项目存在诸如结余过大等问题, 审计只侧重于查错纠弊, 局限于会计人员的会计处理, 而对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合规性却关注较少, 对支出结构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宏观分析的更少, 使得预算执行审计停留在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上, 对资金效益性的审计涉及不多。
部门预算中其他诸如基本建设、专项支出等预算虽经人大批准后执行, 但人大未必仔细、逐项核查, 且实际执行时调整较大, 而审计机关又无权约束预算批复工作, 致使对一些问题难以定性和处理。
(三) 审计工作方法单一
目前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多采用审计核查的方式进行。而对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诸如民生投入的范围及其应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怎样等, 是不能简单地以评价对错而了之的问题。致使预算执行审计方法的单一性, 减弱了审计促进加强宏观管理, 完善法规制度建设, 从更高层次上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建设性功能。
二、改进预算执行审计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 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审计执法依据
依法审计是开展审计工作的基本原则,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 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法律法规体系, 将政府组织的所有收入纳入收入预算范畴, 对财政支出范围、程序和调整情况作出具体的、细致的规定, 并对违反预算执行程序和财政资金的无效使用明确法律责任。同时规范会计核算处理方法, 使会计核算清晰地反映本单位各类支出, 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支出行为。
(二) 树立财政审计全局概念
财政资金的使用主要是要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大背景, 预算审计不能仅仅停留在预算内、外的收支审计上, 而要树立预算审计大格局的思路, 把审计覆盖全部财政性资金深化预算执行审计的内涵, 强化审计监督的力度。一是要规范预算管理, 将全部财政性资金纳入审计范围, 按照资金的来源、流向、管理、用途、结算及分配等流程, 从中确定重点。二是成立完善的审计协调小组, 负责安排、协调和督查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三是制订科学的预算执行审计方案, 明确审计内容, 确定审计重点, 分层次开展。
(三) 采用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
利用审计调查, 可从调查事项的管理、机制、体制等方面去发现和评价审计发现的问题, 从宏观上对政府的综合财力使用状况做出客观评价, 对资金的收支结构、主要支出方向、重点投向、变化趋势等方面深入分析研究, 促进资金合理配置;对资金的绩效予以评价, 提高政府财政经济管理的水平;根据财政资金运作中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执行情况, 管理上漏洞, 提出修改, 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加强管理建议, 使预算执行审计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现实需要, 要对我国现有的预算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实发展、操作性差的部分加以修改和补充, 从而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预算监督法律法规, 使预算执行审计更加规范、效率更高、成果更全面、信息更丰富, 实现评价预算执行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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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J].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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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执行功能 篇7
机器人执行端系统的输入输出包括能量、物质、运动、指令和信息5要素,通常这5要素在系统中从输入到输出随时间而变化,故又称为能量流、物质流、运动流、指令流和信息流。机器人执行端系统设计方法由设计开发人员根据设计需求,参照类似产品,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及相关设计手册进行,其过程大致包括确定产品结构方案;原始尺寸计算和强度、刚度、可靠度等校核。当产品不满足强度、刚度、可靠度等方面的要求时,则须重新调整原始方案并重复同样的计算。这种需求→方案→校核(计算)→调整的循环设计流程,其重复次数主要由设计精度和设计经验而定,该设计方法操作烦琐、耗时大、设计效率较低。若从系统的功能分析设计入手,可大幅减少后继设计工时,提升设计时效和精度。
机器人执行端系统的功能分析包括对设计任务提出的系统功能中最低要求及希望达到的要求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功能实现可行性、多项功能间兼容性、相似功能可替代性等[1,2,3,4,5]。通过功能分析,首先确定出功能参数,作为进一步设计的依据,再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的寻求,可按原动部分、传动部分及执行部分分别进行讨论,较为常用的办法是先从执行部分开始讨论。
1 机器人执行端设计功能需求
系统设计流程图如图1所示。本文以4轴SCARA机器人为主体构成异形元件插件系统为例,介绍机器人执行端设计思路。SCARA机器人系统构成如图2所示,产品功能定义从用户的需求分析开始,得到产品的需求定义表,经过格式化的需求输入,形成设计产品的准确、全面的定义。功能需求主要考虑异形插件机器人执行端的功能和执行端的夹持功能2个方面。
1)异形插件机器人执行端的功能
①工作对象:电子元件(各种形状);
②系统对工作对象的作用:夹持,包括夹持端座、(开)夹持端座、(合)夹持端座;
③系统能够自动地适应元件的外形,并且能保持元件姿态。
2)执行端的夹持功能
执行端实现夹持的功能初步思路有电动夹持和气动夹持2种。
①气动夹持存在的缺陷
当有多种电元件要插件时,不同元件需要设计不同的夹持端座,一种夹持端座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应一种元件,各单元组合后结构重量较重,影响机器人安装元件的稳定性。
②电动夹持存在的缺陷
控制复杂,制作成本较高,只能解决部分元件的夹持问题。
2 机器人执行端设计功能分析
执行端基本结构如图3所示,机器人移动支架连接Z气缸、X气缸和电磁阀;X气缸驱动夹持端座,夹持端座夹持电子元件通用性较差;电子元件安装到PCB板不稳定;压缩空气、电源给电磁阀提供能量,电磁阀控制气缸。
2.1 系统组件分析
系统组件分析的作用:分清层级和建立组件之间的联系,合理匹配组件,优化结构,降低成本,提高组件价值,明确组件之间的关系,理清系统功能结构,找出系统中价值低的组件并实施普及剪裁,从而全面优化系统功能,减少实现功能的消耗,使系统以很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价值,从而提高系统的理想度。
在对执行端的标准描述中找出组件并按控制工具、能量源、结构作用对象和工具进行排列,通过箭头将各组件的关系进行联接,并注明组件与组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建立一个组件模型。
通过对系统组件的分析,明确系统作用的对象、系统组件、子系统组件、超系统组件和组件间的相互功能和功能属性,进一步明确问题发生的部位为夹持端座。执行端组件分析模型如图4所示。
2.2 功能价值分析
从功能贡献、问题影响、成本分配、理想度指标等方面,对系统的组件进行评价,得到理想度计算结果(见图5)和理想度诊断分析结果(见图6),并得出对现有系统的改善方向:
1)通过增加其功能贡献来改进区域C中的系统组件支架、夹持端座;
2)通过降低其成本来改进区域B中系统的组件Z气缸;
3)为简化和理想化系统,得出按以下顺序删除/改善系统组件的建议:系统组件Z气缸→系统组件支架→系统组件夹持端座。
3 机器人执行端设计最佳方案
基于上述功能分析,本文采用系统裁剪法进行组件数量精简,以降低系统成本,优化功能结构,合理布局系统架构,消除过度、有害和重复的功能,提高系统理想化程度。裁剪须遵守“裁剪掉系统的某些组件,但保留这些组件有用功能”的原则。系统裁剪方法如图7所示。
方法1:若没有组件B,组件B也就不需要组件A的作用;
方法2:组件B能自我完成组件A的功能;
方法3:系统或超系统中其他的组件可以完成组件A的功能;
方法4:系统的新添组件可以完成组件A的功能。
系统裁剪后组件A的功能替代顺序为:
1)组件B自我实现组件A的功能;
2)系统中其他组件能够实现组件A的功能;
3)超系统组件能实现组件A的功能;
4)系统外新组件C实现组件A的功能。
功能替代顺序:受体→系统→超系统→新系统。根据系统裁剪方法,图8给出了异形插件执行端的组件裁剪结果,并按优先顺序得到2个改进方案。
方案1:去除Z气缸,用超系统中的SCARA机器人Z轴代替,见图9(a)。
方案2:去除Z/X气缸、电磁阀、夹持端座,引入真空吸嘴代替,见图9(b)。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功能分析的机器人执行端系统设计方法,对执行端系统功能需求和功能进行分析,并采用系统裁剪方法进行组件数量精简,降低系统成本,优化功能结构,合理布局系统架构,消除过度、有害、重复等功能,提高系统理想化程度。基于功能分析的机器人执行端设计可有效提升系统设计效率,对丰富机器人执行端设计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针对机器人执行端系统传统设计方法操作烦琐、耗时大、设计效率较低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功能分析的执行端系统设计方法。首先对机器人执行端系统设计功能需求和功能进行分析,得出系统组件构成的初步方案;然后采用系统裁剪方法对组件精简化处理;最后得到最佳设计方案。基于功能分析的机器人执行端设计可有效提升系统设计效率,对丰富机器人执行端设计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功能分析,创新设计方法,机器人执行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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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敢为,潘宇晨,王红州,等.基于功能分析的新型装载机构型综合研究[J].机械工程学报,2014,50(11):50-59.
[3]高常青,杨波,吕冰,等.基于功能分析的技术系统裁剪方法[J].机械设计,2011,28(4):92-96.
[4]钱炜苗,吕凤吹,王耘,等.功能分析与约束理论集成驱动产品改进设计研究[J].机械设计,2011,28(9):1-5.
[5]钱炜苗.基于功能分析、约束理论和TRIZ创新设计理论的产品改进设计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儿童执行功能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在广州市脑科医院及广州医科大学附肿瘤医院就诊的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神经外科学》(湖北科技出版社,王忠诚主编)第五版中“脑外伤后综合征”的诊断标准;(2)配合检查,依从性好;(3)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CT或MR显示颅内异常,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物质或酒精依赖,精神发育迟滞,服用精神科药物。对照组为患者家属或其他健康人群,志愿参加本研究,配合检查,确认未患过各类精神疾病,无颅脑外伤史,无严重躯体疾病,无精神活性物质服用史。
共入组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40例,其中男17例,女23例,年龄18~45岁,平均(30.2±6.6)岁,受教育年限5~14年,平均(10.8±2.3)年,均为右利手。对照组20例,男女各10例,年龄21~44岁,平均(33.8±7.2)岁,受教育年限6~17年,平均(12.1±2.6)年,均为右利手。两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执行功能评定
测验在安静环境中进行,所有执行功能评定由同一位测试者完成以减少误差。按实际顺序依次介绍评定工具如下:(1)言语流畅性测验(动物):请测试者在一分钟内说出尽可能多的动物的名称,并记录正确数和重复数。(2)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改良版(WSCT):测验包括4张刺激卡片和64张反应卡片,有正方形、圆形、五角星、三角形四种不同形状,上面按规则绘有红、绿、蓝、黄四种不同颜色,以及1~4不等数量的图案组成。将刺激卡片按规则放在被试者面前,要求被试者逐张把反应卡与四张刺激卡片中的一张归为一类。被试者每选一张卡片,测试者都给予被试者“对”或“错”的反馈,直至把64张卡片分配完。记录分类数、总错误数、持续错误数。(3)汉诺塔(TOH):选择4木块操作手工版,共12个测试。规则为:在小圆盘上不能放大圆盘,在三根柱子之间一次只能移动一个圆盘。以计划时间、执行时间和完成测验所得总分作为主要评定指标。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的分析和运算在SPSS16.0统计学软件中进行。计量资料用χ—±s表示,组间均
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言语流畅性测验比较
研究组和正常对照组能正确说出动物的名称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重复动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研究组和对照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比较
研究组的WSCT分类数、WSCT总错误数、WSCT持续错误数均较正常对照组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研究组和对照组汉诺塔测验比较
研究组和正常对照组的TOH平均计划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TOH执行时间和TOH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在急性创伤恢复之后,仍有许多自觉症状长期不能消除,但临床上又没有确切的神经系统阳性体征,甚至通过CT、MRI等检查亦无异常发现。有人报道脑外伤后综合征在轻微颅脑损伤后的发生率为20%~50%[1],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头晕、头痛和神经系统机能障碍。除此之外,认知缺陷、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及创伤后紧张症(PTSD)的发生率也显著升高[2]。其发病究竟是器质性或是功能性至今仍无定论。有研究认为脑外伤后综合征与患者的性别[3]、婚姻状况、伤后是否回归工作、工作是否努力、伤前生活质量[4]有关,但是脑外伤后综合征的严重程度和脑外伤的严重程度并无相关性[5]。由于患者没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头颅CT、MRI无阳性发现,一直以来未能引起神经外科医生的重视,国内的研究仅限于对脑外伤后综合征的治疗。
执行功能主要是由额叶调节的一种复杂的认知功能,是指个体的许多认知加工过程的协同操作;是在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时,个体所使用的灵活而优化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包括计划、工作记忆、控制冲动、抑制、定式转移或心理灵活性以及动作产生和监控等一系列功能[6]。执行功能主要反映的是大脑额叶的功能[7],执行功能的评定有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SCT)、连线测验、汉诺塔测验(TOH)、Stroop任务、言语流畅性测验等。目前,执行功能测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来反映大脑的功能,如脑肿瘤、帕金森病、抑郁症[8]、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患者都有执行功能的受损,有人对脑挫裂伤后7~15天的患者行执行功能的研究,发现额叶脑挫裂伤患者执行功能明显降低[9]。
本研究用言语流畅性测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SCT)及汉诺塔测验(TOH)来评价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执行功能,从而评估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额叶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组言语流畅总数、WSCT分类数、WSCT总错误数、WSCT持续错误数、TOH平均执行时间、TOH总分显著差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言语流畅重复数和TOH平均计划时间两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据此我们认为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执行功能低于正常人群。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语义流畅性任务更多的启动在左颞叶脑区,而左额叶前区受损的病人则在产词量上受影响[10]。研究组言语流畅总数明显少于正常对照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的左额叶前区存在功能障碍。对照组WSCT三个指标均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显示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概念的形成、转移、可塑性和校正的利用等方面低于正常人群;TOH测验结果提示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计划能力及抑制控制能力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