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

德国柏林（通用5篇）

德国柏林 篇1

当一名菲律宾白领在lazada上挑选电脑时, 一群科特迪瓦批发商正忙着在Kaymu上开网店,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巴西游客刚刚用Easy Taxi叫了一辆出租车, 目的地则是他在Wimdu上找到的一间南非民宿。

Lazada被喻为东南亚的亚马逊, Kaymu堪称非洲的e Bay, 而Easy Taxi和Wimdu则是Airbnb与Uber的“克隆版”。

你可能想不到, 这些享受互联网时代便利生活的亚非拉消费者, 从未与亚马逊、e Bay等硅谷巨头发生过任何联系, 因为互联网平台Rocket Internet, 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所有需求。

总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Rocket Internet, 是目前全球最火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孵化器, 专把已经被硅谷成功证明的商业模式移植到存在市场空白的第三世界国家。Rocket Internet的口号是:成为美国和中国以外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除了像Rocket Internet这样的“美式企业”外, 来自传统能源行业的Younicos, 更为柏林作为“欧洲的冒险家天堂”提供了最佳案例。这家做电池起家的初创企业, 如今已被称为德国电网的“定海神针”, 成为全球瞩目的智慧储能和电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柏林, 还有许多像Rocket Internet和Younicos这样的企业, 它们的出生与成长, 见证了柏林走向“欧洲创新之都”的道路。负责企业进驻事务的“柏林伙伴组织”数据显示, 柏林的初创企业在2014年获得了2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首次超过伦敦 (15亿美元) , 成为欧洲第一。

“硅谷移植术”与“能源控制术”

当然, 拉美和非洲也有自己的亚马逊, 分别叫Linio和Jumia。

这些硅谷巨头在第三世界的“影子”, 全部来自德国互联网平台Rocket Internet。在这家初创企业孵化器位于柏林的总部中, 访客很多时候会有置身硅谷的错觉:长木桌上堆满了空啤酒瓶, 来来往往的人们要么穿着T恤, 要么套着绿色或蓝色的连帽衫。许多人喜欢埋在大红色的沙发群里, 一边远眺着柏林电视塔, 一边讨论着千里之外的企业策略。

Rocket Internet的商业模式很简单, 它一边关注硅谷的成功案例, 一边直接把它引入亚非拉市场, 有时也会投资现有“已被证明能够成功”的科技公司。如今,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硅谷移植工厂”, 并完成了多项本土化创新。

德国初创企业观察人士菲利克斯表示, 相比欧洲人, 美国人更关注自己, 再加上美国拥有庞大的市场, 所以硅谷企业不会很快走出美国, 这就为Rocket Internet提供了抢占新兴市场的良机。它的创新, 不是点子创新, 而是流程创新。

与充满硅谷特质的Rocket Internet不同, 创建于2005年的能源储存企业Younicos, 更像是一家传统的德国企业, 坚持走上了“实业创新”的道路。Younicos自称是一家基于电池技术的智慧储能和电网解决方案提供者, 在全球20多个储能项目中装机量超过100兆瓦。简单而言, Younicos是做储能电池的, 此后又做起了电池管理系统。

在2011年的米兰, Younicos展示了一款名为“Yill”的车轮式蓄电池——能将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转换成电力储存下来, 又能像拉杆箱一样被人拖着走。这一颠覆性的设计, 让世界认识了这家能源储存领域的新贵。

尽管是靠做电池起家, 但如今Younicos已经进军电池管理领域。它为德国电网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储能电池+电池管理系统。比如, 今年3月20日发生在欧洲的日食现象, 让电网运营商为间歇性清洁能源 (比如光伏、风电) 接入带来的瞬时电力波动捏了把汗。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蓄电池供电, 同时能够精确地调动能量。最终, Younicos在几毫秒内就将储能电池接入, 抵消了东德地区瞬间“消失”的电力。

有人可能认为把电池组接入电网很简单, 但电池是死的, 需要智能化的软件来帮助储能系统在电网波动时实现及时调整。Younicos的厉害之处在于, 它开发出了一系列软件控制系统, 用于电网、电力市场和电池厂间的通信和控制。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存专家罗塔赫表示, Younicos最具创新意义的产品正是它的控制软件, 依靠这一软件, 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并将不同的电池技术结合起来发挥最大效用。

除了Rocket Internet和Younicos这样的业界翘楚, 柏林还有社交游戏公司Wooga和Zoobe, 前者开发的游戏已经“杀掉”了无数德国网民的碎片时间, 后者的角色还会根据用户的声音、语调和说话方式做出恰当的仿声、表情和肢体语言, “卖的一手好萌”。

同时, 柏林还从其他地方“抢”来了Research Gate和Sound Cloud等科技公司。以在线音频分享平台Sound Cloud为例, 该公司原本诞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却最终在柏林发展成为“耳朵上的Youtube”。美国总统奥巴马, 就喜欢在Sound Cloud上分享自己的演讲。

柏林拿什么叫板硅谷?

在全球科技界, 如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硅某”:苏格兰有硅峡谷、肯尼亚有硅萨凡纳、菲律宾有硅湾, 但跟美国北加州的本尊相比, 它们都还不成气候。

如果说, 当今世界上还有谁能叫板硅谷的话, 柏林可能是最有潜力的。这首先体现在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上。2014年柏林已经超越伦敦, 成为欧洲“吸金王”, 这一趋势在2015年上半年得到了延续:柏林以14亿美元的吸金量, 再度将伦敦 (11亿美元) 抛在了身后。

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撑着柏林成为“欧洲创新之都”?笔者了解到, 主要有创新文化、启动资金和创业成本三大原因。

柏林342万人口中, 90.8万有移民背景, 另有47.5万来自190个不同的国家。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 已经改造了这座城市的基因, 使其更像是一座美国城市。在柏林, 单是互联网领域的创业人员, 就有10%为外国人才, 柏林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外国学生比例更是高达13%。

Research Gate创始人马蒂驰说:“我之所以将公司搬到柏林, 是因为当我看到这里生活着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时, 我就知道, 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起一支国际化的创业团队。不论文化还是人口, 这座城市的多样性令我兴奋。”

柏林创新文化的盛行, 带来了美式的风险偏好主义。“如果你在欧洲其他地方失败了, 你就会被钉上耻辱的烙印。”Sound Cloud社区副总裁诺埃尔表示, “但当我审视柏林的时候, 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不再把失败说成是一件坏事, 而是把它说成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罗塔赫表示, 美国人从来不怕公司倒闭, 大不了推倒重来, 欧洲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菲利克斯也对本报表示, 传统上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爱冒险, 所以美国企业更具创新精神, 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就在这五年, 欧洲的科技行业迎来了一场资本盛宴, 无数的初创企业都拿到了真金白银。

欧洲央行今年的一份信贷调查报告显示, 随着欧元区银根的持续放松, 私营企业有望获得更多融资。安永合伙人兰纳茨表示:“在当前的市场波动和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下, 投资者乐意选择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企业。”

根据道琼斯风险资源的最新数据, 2010年~2014年间, 欧洲大陆数字企业每年获得的融资额已从40亿美元飙升至77.5亿美元, 近乎翻倍。

作为欧洲“吸金王”的柏林, 在受益于这场资本盛宴的同时, 还获得了政府层面的资金支持。“柏林伙伴组织”总经理弗兰克说:“德国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有很多企业参与, 这些企业会把钱放入基金, 用来支持创业。”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柏林相对低廉的创业成本。国际物业顾问公司戴德梁行 (DTZ) 曾发布报告称, 包括维护成本、税收和租金在内, 在柏林设立办公室的年均成本约为8410美元, 而纽约和伦敦均超过了1.4万美元。

汉萨创投合伙人赛科表示, 就人才而言, 柏林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其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

赛科表示, 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 人们一直认为美国人比德国人更欢迎通过个人奋斗起家的年轻企业家, 但如今他已不再认为德国和硅谷有多大差距, 因为现在已有不少大型科技公司诞生于德国。

德国柏林 篇2

新闻来源：新浪 发布时间：2008/7/19 14:41:30 浏览次数：1 柏林是德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在这里有三所大学，十所学院，四所艺术学院及一百多家国立研究机构及近250多个非大学研究机构。三座大学分别是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大（即柏林技术大学）。柏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建校以来一直贯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采取讲课、讨论与研究的教学方式，教师拥有学术自由，本科生可以自由选课，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取研究方向，同时可以和教师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这种办学理念源于洪堡的“研究和教学相统一” 的大学理念。

在华人圈内，在1948年以前，柏林大学指柏林洪堡大学，后经二战柏林一分为二，这所大学也分离为两所大学：东柏林学校名为柏林洪堡大学，西柏林则新建了柏林自由大学。所以一段时间柏林大学指称“柏林自由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两所大学一脉相承的办学理念，现在两所大学在诸多专业也在合并整合。本文主要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介绍德国柏林大学。

洪堡大学现有在校生三万五千多人,校址分别设在柏林市中心和阿德勒斯霍夫和柏林布赫两个科技园区内。建校初期的洪堡大学有4个经典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神学院。此后在许多著名学者的教学研究推动下，该校又发展了许多新的学科与专业，并很快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全球的一流学府。

1806年的拿破仑耶拿－奥尔施泰特之战影响着整个欧洲，欧洲各民族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因此，进行民族自我更新、保持效率和竞争力事关民族生死存亡。

时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下，普鲁士王国进行了大学改革运动，这是世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重要的举措就是决定在柏林建立一所由国家资助，男女合校的新型大学，这与当时的旧式大学截然不同。

1810年，洪堡主持成立了这所大学，当时学校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称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49年。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此后，以洪堡大学为中心逐渐聚集起大批人才，在洪堡的弟弟、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努力下，学校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学科迅速发展，洪堡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

鉴于其成功经验，它的办学思想在世界上广为借鉴，在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建立的大学都继承了它的这种办学方针，因而洪堡大学被称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但随后的一战、二战对学校造成了很大破坏，二战结束以后，柏林一分为二，这所大学也分离为两所大学：东柏林这边的老学校以学校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为柏林洪堡大学，西柏林则新建了柏林自由大学。1946年柏林洪堡大学重新开放，为战后德国的重建培养了大批人才。

洪堡及其大学理念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年）是德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比较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西方近代史上，他是一个最称得上学者的政治家，或一个最称得上政治家的学者。1820年以前，洪堡积极投身政治外交活动，曾任普鲁士内阁大臣、内政部文化教育署长。他一生在美学、人类学、历史、教育等方面著作丰富，尤其在教育方面贡献卓著，他提出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被推崇为大学治学的指导思想。另外，洪堡提出的学术自由的指导方针，允许各种学派并存和自由竞争，培养了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使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因此他被德国誉为现代大学之父。

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既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科学在大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大学应“唯科学是重”。同时，洪堡的科学概念还包含着特定的对待科学的态度。在他看来，大学教师、学生的角色界定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严格。大学生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教授的工作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并帮助学生研究。

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大学的研究并非对实用的、专门性科学知识的研究，以实用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都是片面的畸形的教育，于人格发展并无多大裨益，只有那些“纯粹科学”才能使人心智得到完整的训练，才能教会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考，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到这样教育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对集体有用，而且最能作出贡献。

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它包含三层含义：一.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二.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三.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

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外部的自由和内部的自由。外部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其注重大学的权利与国家的职责。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而威胁大学这种自由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国家的性质及其对大学的职责是主要潜在因素，另一方面，对大学自由的侵害还会来自大学内部，要消除此种危害因素，则有赖于国家。具体措施是国家应运用其对大学教授的聘任权，以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籍此防止大学中的门户观念或行会风气。就是说，国家应运用其权力，防止大学的封闭、僵化的倾向，以此促进科学的自由良性发展；内部的自由指大学主体——人（教师和学生）的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不受国家的管束及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而应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学生与教师均是“为科学而共处”，具有共同的任务和相同的自由，能有自主性和选择性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及学术研究。

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就没有自由。

洪堡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理念或称之为教育思想正是柏林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办学理念的本质所在，并一直影响着柏林大学的发展方向。

最近在德国科研联合会的一份报告中，柏林洪堡大学科研能力排名攀升了20个位次，证明洪堡大学在不同寻常的转制过程中是成功的。如今的洪堡大学由于在生物、医学、数学等方面的实力雄厚，越来越多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

现在洪堡大学共设有11个专业学院及各种中心研究所，它的医学系是欧洲最大的。学科包含了人文、社会、文化、人类医学、农业、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所有基础学科，还设有全德国惟一开设的学科－社会性科学。专业齐全，现有224个专业，其中19个专业设有理科硕士专业，59个专业设有文科硕士专业。此外包括了12个语种的翻译专业，其中4个是东欧语言。

洪堡大学一直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大学内设有国际事务办公室，直接负责国际合作与交流。该校的科学工作者广泛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工作，现约有70个项目得到了各种基金的资助。1959年，洪堡大学加入了国际大学协会，随后与50多所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从1981年开始，北京大学和洪堡大学开始互派专家，1982年，我国又选派3名进修生到洪堡大学深造。洪堡大学的Holon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协会是于1992年成立的一家公益性协会。作为专业的培训机构，其宗旨是开展经济合作、推广科技成果、促进文化交流，从事社会文化变更和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性，注重全面人文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跨文化研究与跨文化交际领域，强调“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在开展经济合作、推广科技成果过程中，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协会的工作有：科研、咨询和培训，同时定期举办各类中短期培训，组织各类公益活动。理论课程与实践相结合，师资包括许多高水平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对外贸易专家、亚洲问题专家、教育家以及心理学家。他们不仅理论精通，而且实践经验丰富。ANA国际培训公司的培训基地同欧洲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方法，将科研、咨询和培训融为一体。

在德国柏林遭遇的租房难 篇3

2007年夏天，当美国人埃里克·费乔搬到柏林时，找一套公寓简直是小菜一碟。他还没到这座城市就找好了住处。

但今年早些时候，当32岁的费乔想找一套长租房时，他却遇到了大麻烦：房租太贵了。即使每周看三次房子，他依然无法用每月800欧元的预算租到一套实惠的房子。费乔在通用电气工作。他表示，在柏林租房原本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发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就会求着你入住。但现在，你要反过来求他们。”

柏林的房租虽然远不及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但近些年来，在这座曾经被它的前市长称作“廉价，但却性感”的城市居住费用却变得越来越贵，而它也正在快速失去“租客乐土”的美誉。由于柏林出台了限制房租过快上涨新政，加之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当地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局面。房地产公司的数据显示，柏林房租在三年内飙升了20%以上。

租房压力上升

根据统计，过去10年，柏林的人口增长了8%，达到360万;仅2015年的新增人口就达到近五万人。2014年，该市住宅和非住宅建筑内的公寓总数为189万套。移居柏林的人来自德国各地，但还有一些来自失业率较高的其他欧洲国家。另外，难民和其他背井离乡的人也都被这座城市吸引。

与此同时，柏林去年仅新增了7030栋拥有三套或三套以上公寓的住宅建筑。新增人口与新增公寓之间的差距给租房市场构成了压力。

为了抑制房价泡沫，政府在2015年6月适时出台了租房控制制度，要求房租上涨幅度不得超过当地参考房租的10%（参考房租的计算基础包括所在地点、公寓品质以及前几年的可比租金）。但这项法规并没有涵盖大幅翻新的公寓和新建住房。另外，法律也禁止租客向房产中介公司付费获取房源或处理租赁合同。

对外籍人士不利

外籍人士在柏林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明显的劣势。由于房东现在可以选择租客，加之租金不断上涨，他们通常会选择有两份收入的德国夫妇。在房东看来，这种租客的租房时间更长。由于难民纷纷从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涌入德国，房东们租房给外国人的意愿进一步降低。

来自亚洲的外国人遭遇的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尤其明显。在各种因素中，传统的烹饪方法和饮食方式令亚洲租客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中国人和印度人来说……即便他们有不错的工作和不菲的薪水，有些房东还是表示，他们受不了整个公寓里烟熏火燎的味道。有一个印度人在工业巨头西门子工作，平时总是戴着头巾。他看了52套公寓，最终才找到住处。

时代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企业纷纷逃离西柏林，使得这座城市变成了艺术家和学生的乐园。在柏林墙1989年倒塌后的20年间，它依然延续了房租低廉的美誉。

但过去几年，低廉的房租和炫酷的声誉与欣欣向荣的科技行业和欧洲最强经济体首都的地位一起，共同将柏林打造成了一个大都市。创业公司和大型企业纷纷涌入，给当地带来了收入不菲的工作，并激活了长期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迅速收紧的租房市场令许多柏林人颇感震惊。柏林人原本会在与配偶同居后寻找新的公寓。对他们来说，搬家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为了好玩。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原地不动，继续租用原先的房子。鲍蒙克已经注意到，搬家的人越来越少，目前的搬家率仅为6%，而几年前却高达10%。

租金控制如今已经在德国全境推行，但很多专家抱怨称，这项法规并未在柏林达到实际效果。柏林租户协会主席雷纳·维尔德估计，该市约有1/3的公寓不受新规约束。他表示，即使受到新规约束的公寓，供不应求的现状也使得房东不会因为涨价而受到处罚，主要原因是租户不愿为汇报租金违规行为而自找麻烦。

作为回应，该市考虑收紧规定，以便令租户在与房东的博弈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该市还限制人们在网站上出租公寓。虽然快速的变化令柏林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同时也缩小了该市与其他国家首都之间的差距。例如，房产经纪公司的数据显示，早已在其他欧洲城市确立起来的豪宅市场，如今也在柏林蓬勃发展。德国首都的豪宅市场2015年增长20%，预计今后五年还将再增长50%，速度快于伦敦、巴黎和纽约。（摘自英国BBC中文网）（编辑/唐馨）

德国柏林 篇4

一、德国柏林音乐院校分科与培养方向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设置明晰、层次划分明确, 各种不同的从业方向都有不同的系部或专业来培养, 并且课程设置根据就业方向有明显的差别。

柏林音乐学院分为音乐表演系, 音乐教育系和音乐学系, 这三个系部的学生专业分科以及培养方向见下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 柏林音乐学院主要培养方向为专职音乐工作者、专职教师、职业学者三大类。

二、音乐教育系专业设置与培养方向

音乐教育系下设4门专业。分别是普通学院音乐教师专业,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爵士-摇滚及通俗音乐教师专业、音乐理论教师专业。

以上4门专业培养方向见下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 普通学院音乐教师专业与我们目前国内各大师范院校或者专业音乐院校里的师范系培养目标比较接近, 主要培养的是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而专职音乐教师、爵士-摇滚及通俗音乐教师、音乐理论教师3门专业目前在国内尚未开设。

这3门专业其主要特点为专一针对性强。这类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将是某门专科的音乐教师, 即教授某门乐器演奏、声乐或作曲科目中的某一项 (和声、作品分析、复调、配器、视唱练耳等) 等单科科目。

在德国必须取得这项专业音乐教师文凭才可以在高校中教授这门专业。拿我个人举例说, 我于2009年获得柏林音乐学院手风琴表演硕士文凭, 我仅仅可以从事与表演相关的工作, 并不能参加音乐学院或者音乐学校等的手风琴教育工作;直到于2010年获得柏林音乐学院的手风琴专职音乐教师文凭, 这之后我才有权利在德国的高校或者音乐学校中教授手风琴, 但是在我获得其他科目的专职音乐教师文凭之前, 法律也只容许我教授手风琴。德国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 是让作为每一个从事音乐专业的教育工作者, 确保接受过该专业的教学法的系统培养。

三、专职音乐教师专业与表演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对比

我于2004开始在柏林音乐学院同时攻读手风琴表演硕士与与手风琴专职教师硕士。通过我自己的攻读经历发现,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是相当于表演专业来说毕业要求更高的学科。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学分总数与比重不一样

表演专业总学分为120, 有舞台表演学分为58.5, 比重占近一半。其余为理论课程学分。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总学分为240, 表演类学分为88.5, 约占4分之一, 理论类学分为77.5, 约占4分之一, 剩下接近半数都为教学法与教学实践学分。

(二) 必修课程设置不一样

1) 表演专业必修。主专业4学期, 室内乐, 民歌或爵士音乐现代音乐, 音乐历史理论研究。2) 专职音乐教师专业必修课程。表演类课程组、音乐理论课程、音乐史课程组、多媒体音乐技能课程、初等音乐教育课程、音乐基础技能课程 (合唱打击乐即兴形体运动) 、音乐教育学原理课程、音乐教育学实践课程。

(三) 毕业要求不一样

从主专业来说表演专业毕业需要具备3场90分钟的不同的音乐会曲目的演奏能力。专职音乐教师专业毕业需要具备1场90分钟的不同的音乐会曲目的演奏能力, 从毕业论文要求来说, 表演专业需要写一篇30页的论文, 而专职音乐教师专业需要写一篇80页。因此,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专职音乐教师专业对比表演专业来说, 只是在主专业上毕业要求的难度降低一些, 减少一些类似舞台形象学等表演专业的课程, 除此之外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同科目的表演专业的课程, 在这以基础上额外增加比如教学法等三分之二左右关于教育学的针对性课程。因此毕业难度相对高很多。同样也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 在修同样的主专业的情况下, 如果能将专职音乐教师的课程完全修闭, 并且在主专业上达到表演专业的要求, 那么就可以在柏林音乐学院获得音乐表演与专职音乐教师的双学位。

四、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

柏林音乐学院专职音乐教师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大类:必修类、重点研究方向类和选修类。其中重点研究方向必须选择两个, 选修必须选择两个。见下表:

课程安排上, 柏林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是开放和多样的。大部分科目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 也不限于只有一位教师任教。教师常常是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交流, 这样能够保证学生能不断接触到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教师往往推荐一些参考文献, 学生会根据兴趣而进行研究。课程也多以实践为主, 个别课、小组课、集体课分别用于不同的专业, 尤其是研讨课形式, 教师与学生轮流主讲, 学生可以自由讨论, 从而改变了以教师独揽课堂的模式。

就音乐教育学原理与实践课程来说,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设计了一整套丰富和具体的课程, 以培养专职音乐教师。以手风琴专职音乐教师硕士研究生课程为例, 学生除了学习手风琴专业以提高专业技艺之外, 针对学生未来的教育工作, 学校规定的教育学的课程有:手风琴教学法, 器乐教育心理学, 器乐教育学原理, 练琴方法, 教学实践。

学生在初级阶段首先学习的是器乐教育学原理、器乐教育心理学和练琴方法, 这些课程针对的是所有的器乐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器乐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 学习和了解各种器乐教学中比较著名几种的教学法、教学心理学以及练琴方法。在中级阶段, 手风琴学生将会和本专业的同学分在一起通过小组课的形式学习手风琴教学法, 由手风琴专业教师任教, 该课程针对性相当强, 具体学习在未来在手风琴专业的教学中将会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比如如何上第一节课、如何上群体课、如何选择教材、如何教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等等, 为期为2个学期。通过学习, 学生基本上可以从理论上掌握如何有法可依的教学手风琴。在高级阶段, 学生将被分配到各地音乐学校中进行手风琴课的教学实践, 该课程为2学期。在第一学期主要进行的是观摩教学和理论知识指导, 实地观摩教师教学各年龄段的学生学习手风琴, 教师在每一个观摩课后讲解具体的教学目的和针对课堂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具体解决方法。第二学期主要为教学实践, 学生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带课教学, 教学时间从10分钟逐渐变成全课程, 在课后教师对教学提出指导和纠正。

以上3个阶段都设立严格的考核制度, 学生只有通过考核才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经过这6学期的培养, 一个专职音乐教师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毕业时候拥有直接上岗教学的能力, 教学规范而严谨, 严格执行了该专业教学法的传承和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统一了音乐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 摆脱了音乐教学中过分的个性化以及无序的教学行为。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 德国高等师范教育开设的专职音乐教师专业, 是一门针对性极强的专业, 它为学生未来教学工作的专业进行的系统和科学的培养, 学生在毕业时通过国家等级考试获得专项的专业教师资格, 为德国的音乐教学的发展通过了师资保障。

参考文献

[1]林军.德国音乐教育指南[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0.

[2]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J].中国音乐, 2007.

[3]卿菁.中, 美, 德高等师范音乐教育比较[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1.

[4]庄钟春晓.从德国音乐教师的考核看其对音乐师资的培养[J].人民音乐, 2005.

[5]孙月红.中德高师音乐教育实习教学比较分析[J].惠州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6]章云珠, 吴卫东.中德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与思考[J].山东教育科研, 2002.

德国柏林 篇5

为保证大学改革的正常进行, 同时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德国出现了“减少国家控制”与“增加大学自我管理”的声音, 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产生了一种“新调控模式” (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 简称为NSM) 。这种新模式反映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的新理念, 在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元素。

一、“新调控模式”与“高校目标合约”的出台

“新调控模式”最早出现在德国公共管理改革咨询机构KGSt 1992 年发布的报告当中2。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传统“单线条”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管理周期” (Managementzyklus) , 详见下图:

传统调控模式(右)与新调控模式(左)图[1]

传统调控模式表现为预先规定指标, 对过程进行细节控制, 在计划指令与行动结果之间没有反馈关系, 是单线条的。在这种旧的调控模式中, 组织里缺乏自发的“学习”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善。相比之下, “新调控模式”则呈现了管理上的新特点, 其一是“通过目标进行管理”, 将责任下放, 加强各专业部门的决策权与自治权;其二是“对结果进行问责”, 建立汇报与评估机制, 使各专业部门将“行政过程”到“行政结果”视为一个“学习过程”, 且拥有更多的责任与自治空间, 因而这一模式具有“去管制化”的特色。

“新调控模式”首先运用于德国州政府的部门管理, 随后进入到政府对高校的治理当中,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扩大高校的机构自治, 放松人事与财务管理;二、扩大高校领导层权限, 实现专业化管理;三、在细节调控上实现“去管制化”, 即州政府与高校签订目标合约, 进行“合同管理” (Kontraktmanagement) 。[2]采取这一新的调控模式意味着重新定义政府对高校的干预方式, 表现为从传统的、官僚式的国家调控 (bürokratische staatliche Steuerung) 转变成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调控模式 (output- bzw. leistungsorientiertes Modell) 。[3]各联邦州在实践过程中均采用了相似的调控工具, 即“高校目标合约”。1首部“高校目标合约”出现在柏林州, 1997 年该州教育部分别与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以及柏林科技大学签订了为期4 年的合约 (Hochschulvertrag) 。类似合约随后在其余15 个联邦州相继推出。2目前, 德国还没有统一的合约模式, 其名称在各州也有所不同。[4]以首字母B开头的四个联邦州为例, 其合约详见下表。

按照合约对象与内容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共同合约+ 目标合约”组合。大多数联邦州采取该种模式。一方面, 州教育部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 对各高校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进行规定, 比如结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等, 但并不涉及对高校的财政拨款, 3每所高校的目标合约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 政府还和所有高校共同签订一份合约, 从总体上对高校财政拨款进行规定, 包括该州高校的发展前景与重点。这类合约的名称不一, 比如下萨克森州为“创新合约” (Innovationspakt) 、北威州叫“质量合约” (Quali-t觟tspakt) 、拜恩州则为“创新盟约” (Innovationsbünd-nis) 。第二类则相对简单, 州教育部仅和每所高校单独签订一份“目标合约”。比如柏林州的合约一方面规定了该州高校财政拨款的总额, 并就本州高校发展总体目标和每所大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针对每所高校制定了单独的、具体的内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规定州教育部针对该所高校未来几年的财政拨款额度及拨付方式, 此类合约又被称为“合同式目标合约” (Vertragsfrmige Zielvereinbarung) 。[5]

尽管合约类型不同、时限不一, 但都有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文件, 涉及高校未来几年发展规划, 其基本组成部分为高校发展目标与财政拨款;从程序上看, 州教育部与各高校定期就合约内容展开谈判, 合约须由议会批准通过。下文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例, 在结合文本分析与访谈的基础上, 通过该目标合约以小见大, 观察并归纳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

二、“去管制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自1997 年签订以来,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截至2013 年先后有5 个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是期限为2010 至2013 年的合约。正如上文所言“, 高校目标合约”作为“新调控模式”下的治理工具, 其出现的背景为1990 年东西柏林统一以来州政府大幅削减高校财政支出。1996 年, 时任洪堡大学校长的Hans Meyer教授在面对新一轮高达1.96 亿马克的经费削减时, 提出与州教育部进行谈判, 并将谈判结果以合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要求州政府确保大学未来4 年财政拨款的稳定。[6]Meyer提议的合约即为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的原型。该版合约期限为1997 年至2000 年, 第二版合约期限为2001 年至2002 年, 基本延续了上一版内容;自第三版起, 每版合约都出现了较大改动。本文结合5 个版本合约归纳了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财政拨款的“绩效化”、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一) 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

德国大学既是公法团体, 也是国家机构, 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当中, 在组织建设与管理、决策权限等方面必须依据州教育法的规定, 同时在法律框架下制定大学章程进行自我管理。按照柏林州高教法第7 条规定, 高校改革是高校与上级国家机构的共同任务, 包括发展与试验新的职能结构、组织形式。1998 年以来, 柏林高教法在第7 条里增加了第7a条, 标题为“试验性条款” (Erprobungsklausel) , 规定负责高校的州政府部门可以根据高校的申请 (经校学术委员会商议、校董事会批准) 允许高校在固定期限内偏离部分条款, 1目的在于试验新的领导、组织以及财政拨款模式。“高校目标合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 为原本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处于上下级位置的政府与大学提供了更多的互动空间, 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协商问题, 探索高校调控的新模式。洪堡大学人事部部长Kressler先生也谈到, “如果没有试验性条款, 这个合约也会搁浅, 因为该条款改变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虽然前几版合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与要求, 也没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该合约的法律性质, 但政府与大学依然按照合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直到2011 年, 柏林高教法才在第2 条 (高校法律地位) 后增加了第2a条, 标题为《柏林州与各高校的合约》, 规定州教育部应该定期与高校签订合约, 合约内容涉及高校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财政拨款, 特别是科研与教学。由此, 该目标合约也具备了公法合同的性质, 大学借助合约谈判在既定的法律监督下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 而且可以根据改革需要偏离该州高教法的部分条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法律认可的松绑”, 将国家权力下放到高校, 扩大高校自治权限, 使其自负责任, 在原有的法律监督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去国家化”的色彩。

(二) 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高校财政拨款体制是目标合约的核心内容, 也是高校与教育部谈判的重点, 毕竟该合约产生的重要背景是柏林州公共财政危机。结合5 版合约内容来看, 柏林州通过“高校目标合约”逐渐实现了从“与绩效相关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到“以绩效为基础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的转变。具体来讲, 以2002 年为节点, 柏林州开始实施“与绩效相关”的财政拨款模式, 从2002 年至2011 年,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比重从6%增至30%。其中, 2002 年至2005 年是准备期, 比重大小只增长了不到10 个百分点, 2005 年之后比重大幅增加, 2008 年已增至30%, 该比重一直保持至2011 年。1从2012 年起, 柏林州全面引入绩效型财政拨款体制, 高校绩效性财政经费比重占消费性财政拨款总额的2/3 左右, 详见下图:

其中, 基本财政拨款 (leistungsunabhngige Sockelfinanzierung) 占1/3 左右, 其余2/3 的经费分别按照教学、科研、多样性/ 平等、继续教育4 个绩效性指标进行拨付。“高校目标合约”反映了财政经费“绩效化”的趋势, 国家不再对高校财政的使用情况进行细节上的规定, 而是从拨款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 根据高校完成绩效的状况进行“奖励或惩罚”, 目的是发挥财政拨款的激励作用, 在高校之间营造竞争的氛围, 这种拨款模式又被称为“价格模式” (Preismodell) , 高校也因此拥有了自我经营的前提条件。[8]

(三) 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除了法律手段和财政手段外, 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方面。自德国统一以来, 柏林州面临三大危机, 即“财务危机”、“人事危机”以及“形象危机”, 政府于1994 年在行政管理领域实施了以“柏林行政现代化” (Berliner Verwaltungsmodernisierung) 为核心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9]1994 年9 月这一改革方案首先在主管中学、职业教育和体育的政府部门以及内政部进行试点。自1996 年6 月以来, 该行政改革方案推广到了所有部门, 其目的在于通过目标合约实现“去中心化的专业部门责任和资源责任” (Dezentrale Fachund Ressourcenverantwortung) , 即将权力下放到各专业部门, 要求其自我管理、自负责任。对于高校而言, 一方面政府将人事与财务管理等权限下放, 另一方面也要求高校建立一系列自我管理机制。以2006/2009 年版柏林自由大学合约为例, 高校自我立强机制具体包括五个方面:1) 建立成本- 绩效结算体系及参数指标;2) 建设IT支持系统, 实现绩效水平和成本结构的透明化和可比较化;3) 引入“去中心化预算”, 强化院系的自我责任和绩效导向;4) 建立汇报机制, 柏林自由大学每年4 月30 日向教育部提交一份报告, 总结上一年的绩效情况, 绩效报告需要包括教学、科研、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数据;5) 进行质量管理, 柏林自由大学与HIS公司合作, 收集基本数据, 用于分析院系专业的优劣。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 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政府并未直接插手干预高校管理, 而是要求高校建立一套成本与绩效的控制与评估机制并定期履行汇报义务, 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行政管理“去中心化”的趋势, 下属部门拥有了更多独立的“责任空间”。

三、结论与反思

本文围绕高等教育治理实践, 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 从法律、财政以及行政管理三个方面总结了该州高校新调控模式“去管制化”的特点:一是法律规范上的“去国家化”, 高校可以与政府展开谈判, 为高校自治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二是财政拨款的“绩效化”, 改变过去政府在高校财政拨款上的“细节管理”, 为高校自我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三是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 亦即“行政现代化改革”, 通过增加高校自我管理能力使高校拥有更多责任空间与自治权限。柏林州高等教育治理“去管制化”一方面通过“高校目标合约”反映出来, 另一方面也通过该合约得以逐步实现, 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调控模式”在柏林州的具体实践。

这一模式在德国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也引发了诸多讨论, 虽然所有联邦州都在高校与政府间采用了“合同式”的调控方式, 但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对于目标合约的评价也各不相同, 涉及学术自由、高校自治、大学与政府关系等方面。比如, 有学者认为基于“谈判”的高校目标合约不能实现“去管制化”的目的。“高效目标合约”作为建立在政府与高校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协调性工具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如果只是大量引入诸如目标合约这样的协调性工具而不调整大的框架条件, 只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10]也有学者认为, 目标合约作为私营经济中常用的调控工具, 如果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 一般情况下会有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干扰。对于大学这类享有教学与科研自由的文化机构而言, 这类外来的调控工具则往往受到内部专家组织的反抗。大学这类组织的主要产物是知识, 它们掌握在专家手中, 当组织决策涉及到专业知识时, 专家的牢固地位和强硬立场会立刻展现出来, 反抗外来干预。[11]无论如何, 新调控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对德国高等教育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而高校目标合约既是政府与大学双方博弈的产物, 同时也调整了双方的关系, 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去管制化”的新趋势, 一定程度反映了德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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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andberg Berit.Zielvereinbarungen Zwischen Staat und Hochschulen-ein Deregulierungsinstrument?In:Beitr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IHF, Bayern) , 2003 (4)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