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活制度

组织生活制度（精选12篇）

组织生活制度 篇1

一、慈善组织准入制度概述

(一) 慈善组织概念界定

现今并无一个世界通行的对慈善组织定义的明确界定, 各国根据需要和目的, 在一定范围内, 以一定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我国《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对慈善组织进行了界定, 是指依法登记成立, 以慈善为唯一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里的慈善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 自愿、无偿开展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贩灾等活动。慈善组织活动不限于上述扶老、助残等领域, 它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帮助困难群体改善生活和健康状况等符合慈善宗旨的其他活动。在这里, 采用广义的慈善来界定, 冠以的慈善组织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组织。

(二) 慈善组织准入制度

慈善组织的准入制度即是国家准许具有特定慈善目的, 符合慈善组织资格的民间组织设立所设置的标准与程序规则的制度规范。

现实中, 政府对慈善组织及其所属的民间组织均有一定程度的规制和管理, 这是政府因自身利益需要处理与新兴市民领域的关系。面对新兴市民领域, 各国政府或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 或为了阻断公众参与, 巩固自身权利, 或为了使其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影响社会生活, 或是其他原因, 都对民间组织进行了一定干预, 慈善组织准入制度即是政府干预的一种表现。

事实上, 现今的慈善组织在市民领域不仅是不可忽视的, 也是不可或缺的, 它的兴起对界各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起到巨大作用, 在我国, 慈善组织是重要的社会细胞, 其存在、发展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 传播慈善文化, 顺应了国际趋势。慈善活动在世界各国都源远流长, 而目前世界各国也都致力于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市民参与, 慈善组织正是一条参与途径。

第二, 满足国民需要, 体现机制功能。一方面, 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难题, 弥补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缺陷与不足, 更好地维护国民的民权和社会权, 促进社会平等;另一方面, 慈善组织有利于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和促进自我实现。慈善组织发展是对社会有形或无形资源的重新开发和配置。它可以缓解政府的救助压力, 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 承担政府管不好或无力管的事情, 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机制, 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三, 完善分配体系, 促进社会文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走向成熟, 社会财富必然经历三次分配。作为第三次的慈善分配, 有助于倡导和建立平等、团结、有爱、互助的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 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慈善组织在我国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因此, 应该使其继续良好的运行。而慈善组织的良好运行, 离不开政府。一方面, 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我国发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是政府催化的结果。慈善组织的目标与政府公共利益趋同, 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组织的发展。例如, 政府通过大力宣传并鼓励人们捐赠、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措施来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 慈善组织的生存、发展深深依赖着政府。我国由于历史原因, 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慈善现状, 而慈善组织目前无力改变此现状。中国民间慈善资源贫乏, 慈善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这要求它必须依附于政府的支持。慈善组织准入制度是政府对慈善组织施以作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方式, 同时也是慈善组织得以享受许多政府给予的优惠与支持的重要前提,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显而易见。

二、我国慈善组织准入制度现状

我国并无专门的慈善法, 对慈善组织的规制散见于一些法规中, 根据现行规定, 我国实行严格的审批登记许可主义。

(一) 注册管理体制

1.“双重”管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 是有关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同样的规定。也就是说, 慈善组织要经业务主管部门确认后才可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两部门双重管理, 该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或政府认定的社会团体。它意味着一个慈善组织即使其符合设立标准, 也有可能被拒之门外。现实中大量的民间组织要么找不到相应的业务主管机关, 要么相应的主管机关拒绝其挂靠, 要么业务受多个部门主管而找不到相应的登记机关, 慈善组织数量受到严重制约。同时, 已经注册的多数带有“官方性”或者“半官方性”的慈善组织, 占有大量政府资源。根据而许多无合法民政注册身份的民间慈善组织, 正面临着生存无以为继的难题,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下,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诸如申请筹备、成立、变更及注销登记的审查, 人事与财务管理和监督社团活动等慈善组织大量事务, 它往往首先选择部门利益和规避风险, 其次才是组织发展。同时, 由于我国立法对登记部门和组织之间关系的模糊规定,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不明确, 慈善组织的登记充满不可预测性。我国现有制度下的管理模式已成为我国慈善组织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

2. 严格的设立标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 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成立社会团体的资金条件是:“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关于基金会设立资金的规定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 地方性公募基金400万元人民币, 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资金数额和人员规模是相对较高的, 即使达到设立标准, 设立后也难以维持发展, 这排除了大量规模小的慈善组织设立登记的可能性。因此, 大量的慈善组织在体制外谋求生存。

(二) 限制竞争

我国为了强化对慈善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的管理, 还在准入环节对慈善组织的业务和规模进行了限制, 即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没有必要成立的,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申请不予批准;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 而民办非企业单位不能设立分支机构。这就是说慈善组织要想设立, 业务部门和登记机关不仅审查业务范围、资金、人员, 还要审查是否在同一地域内为“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至于“有无成立的必要性”则由业务机关自由裁量。

三、国外相关规定及慈善组织准入的价值定位

(一) 国外相关规定

美国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 美国通过税务法和《模范非营利组织法案》对其进行规制。在美国设立一个慈善组织非常便利:到州政府进行登记, 缴纳少量的注册费, 且无注册资金要求, 很快就可以拿到执照。民间组织还可以选择申请免税登记。免税资格的条件是极为简单, 即必须以非营利为目的、成立完全为非营利目的、经营最主要为达到非营利目的、不得为个人谋取利益、不得参与竞选与实质性游说。

英国是历史上最早设立该制度的国家, 它设立有专门的慈善委员会管理慈善组织事务。慈善组织可以向慈善委员会申请登记, 设立登记的实质是对慈善组织的慈善地位进行认定。《慈善法》还规定, 年收入在5000英镑以上的慈善组织进行登记。《慈善法》中规定对慈善组织进行分类监管, 对于一些资金、人数较少的小规模组织, 实行较宽松的准入制度, 寻求自身管理;而一些公益性组织, 则对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慈善组织进行严格监管, 在章程、工作内容等方面均有要求。

(二) 慈善组织准入制度价值定位

慈善组织的价值定位是其设立和完善的基本准则, 使对我们完善该制度起到指引作用, 它体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立法态度。慈善组织准入制度的价值定位为:结社自由、经济效率、秩序与安全。

结社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保护的宪法性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均有对结社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中规定公民享有按照自己需要设立一定形式社会组织的权利。结社自由的具体体现就是自由的准入制度。当然, 自由是相对的, 它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也规定, 只有当结社自由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冲突时才能限制结社自由。

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追求的基本价值。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 但市场在面对某些公共产品时, 总会出现“搭便车”和供给不足的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局面。而政府在资源配置时则会有所偏向。应运而生的非营利组织正好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 慈善组织实现了资源的第三次分配, 使得社会良好发展。慈善组织配置公共产品的成本极低, 效率很高, 最终在结果上也满足了经济效率原则。

秩序与安全是所有活动的前提与底线, 慈善组织准入制度当然也遵循此原则。民间组织会要求分担社会事务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了国家权力, 同时, 也对国家威慑力下形成的社会秩序与安全造成一些影响。结社自由会加剧此种状态, 甚至已出现一些违法行为。但其实, 结社自由也并不必然与秩序和安全相对立, 它们甚至是相互促进发展的。结社自由必须以秩序和安全为前提和底线, 而在秩序和安全的基础上发展结社自由。

四、我国慈善组织准入制度的完善

(一) 政府转变观念, 改变角色定位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我国政府一直在慈善事业中居于主导地位, 它将慈善组织视为其附属。政府对慈善组织从严控制、限制发展、严格管理, 通过登记对其数量和结构以及内部管理进行管制, 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 使慈善组织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的严格控制确实对稳定秩序、维护安全起到了作用, 但政府所秉承的观念以及管理体制是不符合现实状况的, 甚至长远来说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产生不良影响。由上述慈善组织作用可知, 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是社会必需的, 而它也正迅速发展着, 它对社会秩序和安全也并无太大的威胁, 甚至还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应放转变观念, 将控制改变为支持和培育, 引导慈善组织日渐作为慈善事业主体, 树立起“伙伴”观念, 为慈善组织创造一个自由、有序的环境。

(二) 改革登记管理体制

我国的双重管理体制一直是被诟病的焦点, 它为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设置了双重许可, 这大大增加了登记的难度, 一些大的慈善组织或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慈善组织才可能登记。我们应改革“双重”管理体制, 在准入审查主体上, 可以在民政部下设立慈善委员会, 该委员会负责慈善组织的注册登记、财务调查、访问监管及其他措施。同时, 设立灵活的慈善组织准入主体的审查标准, 即按照慈善组织情况区别对待, 实行严格和放松并举的标准。对于小型的草根民间组织, 因其虽然资金、人数少, 但依然能发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作用, 因此应给予其生存空间, 对其资金、人数可以不做限制, 对其进行备案管理;而一些规模较大的专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慈善组织进行严格管理, 因其不仅规模大, 公共性也极强。还应扩大政府的管理范畴。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管理对象一般是已经注册登记过的, 对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未登记组织, 现行法规将此类组织认定为非法组织, 规定对待此类组织应使其停止活动、自愿解散, 甚至可以强制解散。此时, 对于这些组织, 我们应按照上述准入标准重新认定, 进行注册登记;不必要登记的, 给予合法身份, 使其主要受行业监管;非法组织, 则直接解散或取缔。

除此之外, 鉴于慈善组织的特殊性, 它不同于公司、企业等法人, 因此我们应以独立主体定位它。我们应该明确其法人地位, 并对法人的准入规则进行规定。慈善组织可以按照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种类分别进行登记, 例如, 基金会按照基金会法人的条件登记;并要求其章程、人员以及设立程序等符合法律对慈善组织法人的规定。慈善组织的定位有利于对其的规制、管理以及其责任的承担。

(三) 降低设立条件

我国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相对较高, 主要表现在人员数量和原始资金方面。英美国家一般在民间组织人员的规定上是2人以上, 德国类欧洲国家一般是7人以上。在资金方面, 美国甚至无资金要求;英国规定5000英镑为标准, 并无其他土地和固定资金要求。我国设立条件的目的在于慈善组织的进入和良好运行, 而不应该是压制其发展, 应降低设立条件。至于具体的设立条件, 根据国情, 征求社会民意的情况下, 确定一个标准。

除了上述具体的完善外, 笔者建议应制定专门的慈善立法。我国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 法律位阶较低, 不利于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注意慈善组织的准入制度仅仅是政府对慈善组织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不应过分重视。为了使慈善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有序发展, 除了完善慈善组织准入制度之外, 还应加强激励制度和事后处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摘要：郭美美事件、宋基会事件、红基会事件, 近一两年, 中国慈善界问题频发, 慈善事业现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慈善事业在世界各国都源远流长, 慈善组织的产生更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国的慈善事业自2008年以后蓬勃发展, 慈善组织, 尤其民间慈善组织, 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当前, 我国慈善事业中显现出来颇多问题, 尤其是政府监管方面, 这里仅就慈善组织准入制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慈善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价值定位,市场失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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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活制度 篇2

组织生活制度

为了严格学校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加强组织的纪律性，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提高党员素质，使党员更好地发挥核心作用，并完善自身的建设，根据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一、组织生活的含义

本制度所称的“组织生活”是指党员每两个星期进行的一次组织生活，要求全部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准时出席，进行时事学习、工作讨论、思想交流。

二、组织生活的总体规划

1、积极广泛地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时事学习、工作讨论、思想交流，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与理论水平，树立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跟“党”走。

2、努力调动全体党员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使组织生活做到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3、对组织生活会上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要积极制定改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4、宣传、执行党和上级党组织的知识和决议，团结带领全体党员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5、每个党员都应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共同提高的目的。

6、讨论发展党员的工作并对新的发展对象提出建议和要求，讨论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形象工程。

三、组织生活的组织管理

1、全体党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组织生活制度 篇3

关键词：基层党支部 组织生活 制度执行

0 引言

制定和执行好基层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要措施，也是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必然要求。

1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这一制度在执行上存在着许多难点，已经影响了党的建设

1.1 对组织生活认识上的淡化，削弱了执行组织生活制度的坚定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基层同志认为，企业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生产经营，企业党组织是围绕生产经营来开展工作，目标都是一致的，直接依靠行政组织的作用，干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由此，对于是否严格执行组织生活制度就有了不要太认真的心理。由于淡化了对组织生活重要性的认识，也就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执行党组织生活制度的坚定性。主要表现是，一些支部的领导同志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组织生活；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也不能主动自觉地参加组织生活。缺乏通过认真自觉地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达到加强党的建设目的的正确认识。

1.2 组织活动时间上的矛盾，滋长了执行组织生活制度上的自我原谅性。基层的多数党员均在生产一线倒班作业或从事重要岗位及领导工作。因而，组织活动难以集中，开展系列教育难以实施。于是，一些跨班次的支部和党小组，在组织活动时不得不把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集中到一起，顾了此而忘了彼，顾了量而顾及不了质。结果出现了组织生活不及时，内容不集中，系统性和目的性不强等问题。当上级组织提出其问题时，推托搪塞，往往有一种在困难面前盲目满足，在制度规定面前存有自我原谅的心理。

1.3 组织生活方式上的呆板与单调，缺乏执行组织生活制度的吸引力。仅以党员教育工作为例，目前的教育多是通过“三会一课”来进行的，其形式多年一贯制，一些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仍没有引入党员教育中来。许多党员对广播电视所体现出来的方式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新颖活泼的方式确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对目前基层党支部所采用的比较呆板的组织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厌烦心理或者只是机械地接受。因此，收到的效果很不理想。

1.4 组织生活内容与实际结合的不紧密，降低了党员对执行组织生活制度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信赖性。其主要表现在支部工作的总体构想上照抄照搬上级的工作安排或者套用文件；班子成员存在的问题不那么涉及或避重就轻；支部作用上是保证多，监督少，不愿监督或不敢监督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党员教育管理上存在着对党员的思想脉搏把握不准，党员关心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等，致使管理教育与解决思想实际相脱节。

1.5 组织生活质量的下降，影响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制约了党组织的先进性。一些支部照搬上级组织的要求，被动地开展活动，而活动前准备不充分和不能按上级要求开展组织活动，存在临时组织穷于应付，却在记录上做文章的现象。对需讨论的重大问题敷衍了事，较为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的作用。党员汇报制度只有形式上的内容，很少有反映实质性的问题，不少应该掌握的信息却来源于党外，造成了党组织的被动，削弱了党组织的威信。

2 鉴于目前基层党支部在执行组织生活制度上的难点，已到了必须下大力气加以克服和解决的程度，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便有的放矢地加强党的建设

2.1 要认清形势，提高对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制度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制度既是搞好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又是支部通过严密的组织生活强化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领导和影响职工群众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必须要明确三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基层党支部的地位、作用和职能，懂得和了解在经济建设中党组织地位、作用、职能的不可替代性。其次，要懂得和了解特色理论是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形成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按照这个理论开展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再次，按照上述要求，只有加强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才能保证党的领导职能的正确行使，才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执行的不动摇。

2.2 要区分情况，精心组织，合理地安排组织生活的时间 针对支部组织生活在时间上的矛盾，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方法，是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执行的一项重要保证。首先，要破除组织活动时间都要安排在八小时内来进行的观念。党员多在生产一线从事重要岗位和领导工作，如果安排在工作时间活动，即影响工作也难以保证活动质量和人员。其次，针对组织生活的内容合理安排时间。理论性系统性较强且需要相对时间保证的内容，可由党委集中组织进行，党课和“三会”的内容则应由支部进行。形成系统的内容集中搞，具体的内容系统搞，可解决时间和质量上的矛盾。再次，四班运转单位的支部，每次组织生活安排的内容不要过多，在活动时间的选取上，注意不要都赶在一个班次，避免使其它班次的同志总是从家里赶来参加组织生活。

2.3 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原则，不断地总结探索新的组织生活方式 在党的组织生活的方式上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原则。仅以党的“三会一课”制度为例，不能总是习惯拘泥于在会议室内进行，可根据内容需要走出会议室。如生产上的难题和关键环节上的攻关奉献活动，烈士陵园话理想，党的基础知识竞赛于郊外等。活动的方式上要新颖灵活，善于调动与会者去独立思考问题，许多问题不是一开始就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要拿出观点和问题，让大家去讨论，去争论，即使不能弄得十分明白，也比我们去喋喋不休，硬性去灌输所取得的效果要好。鉴于此，活动上可采取宣讲讨论、专题发言、知识竞赛、演讲、参观访问、回顾对比、形势报告、电化教育等。通过立体性全方位的方式，增强活动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满足党员求知求新的要求，增强吸引力，促进参加组织生活自觉性的提高。

2.4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解决矛盾人手安排好组织生活内容 组织生活内容的安排至关重要。要注意搞好调查研究，找出主要矛盾和问题。安排好组织生活内容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支部班子对于容易产生争议或敏感的问题，该讨论的必须要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做有利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利于班子的团结。其次，不要担心接触班子成员思想实际，搞好必要的监督会涉嫌闹不团结、争权夺势，而不接触不去监督。要做到讲团结讲谅解，既要相信班子成员的觉悟，又不失原则，无原则的团结反倒会产生负效应。再次，支部工作内容的安排上，避免唯上不唯实当二传手。要注意结合本单位实际，搞好针对性强的内容安排，使党员感受到活动内容贴近实际，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

2.5 要瞄准支部工作目标，严格管理，提高组织生活质量 目前，支部工作已实行目标管理，提高组织生活质量是确保支部工作目标实现的关键。为此，还要建立和形成对组织生活制度执行上有关质量的检查措施。首先，本级组织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下级组织党内活动的各种记录。通过检查看是否正常活动，看活动安排是否得当，看活动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后签属意见。起到督促、激励、指导的作用。其次，找有关人员了解所在单位组织生活的情况，听取意见和要求。这样可以认证记录上的内容，验证活动的效果。再次，定期或不定期的通报组织生活制度执行的情况。顺应党内同志都不甘落后的心理，将组织生活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通报，也可起到指导工作，改进不足，学习先进，促进制度执行的积极作用。

组织生活制度 篇4

1 可考虑增设“坏账清理”科目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 每年年终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全面检查, 对于已发生损失但尚未批准核销的各项资产, 应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这些资产包括: (1)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 无法收回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3) 盘亏、毁损或报废的存货; (4) 死亡毁损的农业资产; (5) 盘亏或毁损的固定资产; (6) 毁损或报废的在建工程。事实上这些工作相当多的行政村没有操作, 而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一方面不清楚各行政村的具体情况, 由此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待处理长期投资损失, 使资产负债表结构更为合理, 更能真实反映资产运作状况。

2 取消“内部往来”科目

“内部往来”总账科目, 用于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经济往来业务和应付及暂收款项。从多年的实践看, 我认为弊端较多, 建议财政部在修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时取消“内部往来”总账科目。作为过渡, 分别将其核算内容调整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 在“应收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收所属单位”和“应收内部个人”二级科目;在“应付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付所属单位”和“应付内部个人”二级科目。这样, 既可以体现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单位、农户与其他单位、个人的内外区别, 减少村财会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和统计村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的工作量, 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难题。待条件成熟时, 取消上述新增的二级科目, 其核算内容直接归并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应收未收及暂付款项, 通过“应收款“账户进行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各种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 通过“应付款”账户进行核算。

从会计科目设置的需要看应予调整。按照规定, 会计科目设置应能科学地反映会计对象, 全面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运动静态和动态情况;会计科目设置应服从于会计报表使用者对外提供信息的要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将“内部往来”科目设置为资产类和负债类双重账户, 当借方发生额大于贷方发生额时, 属于资产类账户;当贷方发生额大于借方发生额时, 属于负债类账户;而“内部往来”账户的余额只能反映一定时期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科目借贷方的差额, 没能真正体现出一定时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所发生的应收未收、暂付款项、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全貌。同时, 在填制科目余额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时, 不能依据“内部往来”总账账户直接取数, 而是需要将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贷方余额单独统计、汇总, 分别填报。这有悖于会计科目设置原则。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实践看需要调整。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各地普遍采取激励、奖励等办法, 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化解村级债务。为把这项工作做好, 业务部门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进行了普查摸底, 帮助村制订了化解村级债务计划, 还经常下去巡回指导, 进行检查验收, 并兑现奖惩。在工作中, 最大的工作量是村级债务的核实。

3 增设二级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对管理费用、应付福利费科目下设的二级科目只列举极少几个科目, 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财务核算要求。按照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可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汇总的前提下, 根据需要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但目前该项工作明显滞后。如果各核算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和核算要求自行增设二级科目, 一是缺少了严肃性和规范性, 二是也不利于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 乃至省与省之间核算的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会计在账户处理时会分设在不同的科目, 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为此, 湖北省房县财政局在各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多年的提议下, 2013年初步拟定了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为村主职干部报酬、办公费用、会议费、书报费用、差旅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维修、宣传教育、副职干部误工补贴、招待费用、培训费用、考察费用、水电费、邮电通讯费、审计费、其他管理费用。对于应付福利费拟定了二级科目为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困难户五保户补助、烈军属补助、老干部补助、老人补助、环境卫生支出、村道修建、水电维修、征兵费用、民兵训练、公益水费支出、公益电费支出、治安消防费、其他福利费用。这样有利于财务会计准确把握经济业务核算要求, 也有利于乡镇之间的财务管理要求。

4 规范“专项应付款”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在附注中提到有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 可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 该科目核算政府机构专门拨付的专项建设资金。当收到上级划拨专项建设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当支付工程款项时, “借: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待工程竣工验收时, 根据不同情况, 作出不同的账户处理。同时, “借:专项应付款, 贷:公积公益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支付工程款项时, 并没有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 而是通过“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如果遇到一个上百万元或近千万元的建设项目, 有的需要跨年度施工, 其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的“专项应付款”余额也许在百万元或近千万元, 从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外债近千万元。而事实上, 工程款项是随着工程进度和施工合同双方所协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支付工程款项。这就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与实际情况不实, 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填报的质量。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专项应付款”项目, 使其反映的内容更接近实际, 更易为人所理解。

摘要：《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已运行九年, 在实际运行中已不能满足现实村级组织核算需要, 亟待完善。对此, 浅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看法, 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更加符合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求, 促进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修改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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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组织生活制度 篇5

一、“三会一课”

1、支委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党支部书记主持。主要内容：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和支部党员大会决议；讨论、研究、决定本单位重大事情；总结部署工作；研究培养、发展新党员和自身建设等问题。

2、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由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主持。主要内容：听取、讨论和审查支部工作报告；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组织的决议、指示；制定本单位贯彻执行的计划和措施；接收新党员和讨论预备党员转正；提出党员的奖励和处分；选举产生新的支委会，增补、撤消委员；讨论和决定支部的其他重大问题。

3、党小组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党小组长主持。主要内容：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学习文化、业务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讨论上级党组织和党支部的决议，落实各项任务；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配合支部做好具体党务工作；分析群众思想状况，研究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4、上党课。每季度进行一次。主要内容：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性、党的基础知识、时事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教育。

二、民主评议党员

1、党支部结合每年一次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2、民主评议党员要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要简便易行，注重实效。

三、党员党性分析评议

1、根据上级统一安排，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党员党性分析评议活动，组织党员对照党章规定、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和党支部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思想、学习、工作、纪律和作风等方面查找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分析原因，切实搞好整改。

2、在搞好思想发动、征求群众意见、开展谈心交心和撰写党性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逐一进行分析评议。

3、党支部根据党员的一贯表现、征求到的意见和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评议情况，对每个党员提出综合评议意见，督促党员整改，并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通报有关情况。

4、党支部支委成员要带头执行组织生活的各项制度，自觉参加组织生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组织生活制度 篇6

一、着眼解决问题，在科学运行和提升能力上下功夫

针对学员大队党委会议常纠缠于行政事务、具体党务工作难落实、议后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校党委积极指导基层细化党委与行政会议议事范围、细化党内工作职责分工，努力提升大队党委工作科学运行的能力。

一是细化议事范围，明确“议什么”。针对大队党委会议和行政会议议事内容容易混淆的现象，学校制定了大队党委会议和行政会议议事范围的区分办法，区分出应由行政会研究的问题和无需研究的事务性工作。根据部局有关《规定》，研究制定了《大队党委议事范围细则》，将大队党委议事范围明确细化为5类、33条，方便各大队党委对照，使大队党委议事的范围更加明确，议事的方向更加准确。同时合理界定了必须纳入党委议事决策的中心任务，确保中心工作位置不偏移、指导不削弱、完成不落空，充分发挥好把关定向作用，提升了党委议大事、抓中心的能力。

二是细化党内职责，明确“谁来管”。进一步明确大队党委班子成员的党内职责，合理分担日常的党务工作，明确党建工作责任，让党务工作分工管、大家做。在各大队党委中设置了纪检保卫委员、组织宣传委员，相应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党委学习和会议等相关党务工作。同时，根据业务分工明确了班子成员负责提交的议题范围和内容，要求各委员须按照岗位职责分工做好会议议题的意见征求和整理汇总，并拟制供会议讨论的决策预案或计划，使党务工作和岗位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细化职责分工，明确“怎么办”。本着“分工负责、分权监督”的思路，结合部局和省消防总队党委关于《消防大队军政主官职责分工》有关规定，学校对大队军政主官工作职责进一步进行细化，规定党委形成决议后，由军政主官按照分工负责贯彻执行，同时明确各委员之间工作分工和完成期限，落实具体执行人，实行决议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强化大队党委对军政主官履职行为的监督，努力增强党委决策的执行力。

二、坚持科学规范，在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和优势上出实招

针对因执勤执法任务繁重使落实制度时间难以保证、统筹不够，以及落实程序随意简化等问题，学校积极帮助大队党委按照“重结合促落实、重程序促规范”的思路，抓好学习工作生活制度的规范落实。

一是内外结合抓落实。学校注重帮助学员大队党委找准落实学习工作生活制度的联系点和关节点，提高制度落实的内在结合度以及党建工作与大队日常工作的外在结合度。将集中学习与每月党委会制度、每季度形势分析制度相结合；将民主生活会制度与半年形势分析、报告工作制度相结合；将述职述廉与年终工作总结、年终报告工作制度相结合；将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与开门评警、执法回访等大队日常工作相结合。同时，注重发挥每季度形势分析的增效作用，将其作为检验学习制度落实成效的重要载体，作为半年民主生活会查摆剖析问题、制定改进措施的主要内容，作为审议半年工作报告和述职述廉报告的基础。通过有机整合，精简了组织生活会的频次，提高了组织生活的效率，也实现了组织功能的科学叠加、有效放大。

二是相对固定抓落实。为让组织生活的时间有保障，能在基层日常工作安排中有位子，不易被遗忘或随意被挤占，各学员大队对照基层党组织生活制度的时间和频次要求，抓住时间节点，采取了“四个固定”，即：每月固定召开一次大队党委会并组织集中学习，每季度固定最后一个月落实形势分析制度，半年时固定落实民主生活会、报告工作制度，年终时固定落实民主生活会、报告工作和述职述廉制度。通过固时专用，固定落实，使各项组织生活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效落实，也使各项组织功能在规定的时间段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保质保量抓落实。学校注重引导各大队党委在保证组织生活“量”的同时，重规范、重程序、重细节，深刻理解并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按照部局《规定》对落实大队党委七项制度的要求，及时组织编写了《大队党委落实学习工作生活制度指导规范》，规范关键环节，明确操作要点。推行了“分类梳理定议题、分岗准备拿预案、分项讨论作决断、分工负责抓落实”的“四分法”决策执行机制，在会议讨论决定事项时实行“书记末位发言”制度，将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作为党委决策的前置条件，把按规定实施党务公开作为执行决议的必要步骤，用严谨的程序保证了集体决策的原则性和科学性。

三、突出常态建设，在创新实践和服务中心上求实效

试点过程中，学校党委不断加强督促指导，丰富活动载体，强化创新实践，有效增强了党内生活的吸引力，推动了组织生活高质量、常态化落实。

一是以督导促进落实。党组织生活贵在经常、难在经常、功在经常。学校要求各大队年初制订党组织会议计划安排表时，明确特定会议的议题和程序要求，并上墙公布，实施每月提醒落实，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并组织研发了基层组织建设录入系统，要求基层党组织将七项制度落实情况及时录入，学校政治处可以随时调阅、指（下转第38页）（上接第35页）导，实施每月网上通报提醒，有效解决了基层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难以考查等问题。要求大队党委按照上级制定的《大队党委会议纪要报送规定》，在会后7日内上报政治处，同时全面落实党务公开要求，加强党内监督，党员官兵对部队建设的关注度明显提高。

二是以活动牵引落实。党员是党组织生活的主体，能否调动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积极性，是提高组织生活落实效果的基础。在全校部署开展“讲党性、重服务、当先锋”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开展党性教育、争创“党员先锋岗”和“党员示范窗口”、创建“基层党建示范点”等重点工作，开展了党员“微型党课”教育、“创新组织生活实例”征集、警地党组织共建互助等配套活动。同时，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了“月讲精品党课”、“季度组织主题党日”、“随机征集基层党建创意金点子”、“领导干部读书”和“读好书、写微博”等活动，努力拓宽思路，创新组织生活形式。对原有“校园党建网”进行了功能扩展，在党建信息化阵地上组织开展党建经验交流宣传、创先争优展示评议、党务公开反馈、党员博客交流、在线学习考试等活动，有效调动了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积极性。

组织生活制度 篇7

一、黑龙江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

黑龙江省贫困人口比重大, 全省有5个地市、50个县 (市) 靠中央和省对下转移支付过日子。2007年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88.3万人, 占全省农村人口4.56%, 这一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5个百分点。此外, 黑龙江省还有150万接近农村低保边缘的贫困人口, 占全省农村人口7.7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93个百分点, 这部分人一旦因灾因病就要进入低保, 也将大幅增加低保人数。近几年来, 黑龙江省一直在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并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农民纯收入的比值却由2006年的1:5.20上升到2008年的1:5.40。这表明贫困农户与一般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农村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日益突出。

黑龙江省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缓慢, 缺乏依靠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能力。统计数据显示, 黑龙江省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676.8元增加到2007年的1 009.5元, 年均增长5.9%, 分别低于中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增速3.8、3.8、4和4个百分点, 而且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 农村贫困人口的增收非常缓慢, 他们主要集中在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中, 鳏寡孤老病残和智残者占有很大比例, 对这部分人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 黑龙江省继续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状况

黑龙江省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为契机, 2004年在双城市、兰西县、富锦市、讷河市4个市 (县) 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开展农村低保试点工作。2006年11月, 黑龙江省在吸取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并于2006年12月全面完成建制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黑龙江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制定了农村低保制度操作规范。黑龙江省逐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规定和操作运行规程, 对低保范围、低保对象确定、农村家庭收入核定、低保对象的申报审批程序、补差资金的计算及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与发放都做了政策规定。2006年11月, 黑龙江省以黑政办发[2006]69号文件, 印发了《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为农村低保制度的规范运作提供了政策指导。

2.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试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 保障标准在不断提高, 以适应实际经济情况的变化。2004年5月, 黑龙江省在4个试点县 (市) 的农村低保标准为627元, 2005年标准调整为637元, 年人均补差额原则上不低于230元。2007年底, 全省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年人均800元, 年人均补差水平提高到400元。从2008年7月1日期, 农村低保标准又由年人均800元提高到900元, 财政补助水平由年人均400元提高到624元。

3.覆盖范围逐步扩大。2004年5月, 黑龙江省在4个试点县 (市) 的保障人数达到9.7万人, 2006年年末黑龙江省已有73.9万农村贫困居民享受低保待遇, 2007年享受低保待遇的农村居民进一步扩大到88.9万名, 2008年末已有91.68万农村居民纳入农村低保范围。

三、基于制度效率的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

黑龙江省虽然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衷和其实际运行等方面看,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的范围。综合有关方面的资料, 黑龙江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虽然做了一些工作,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其毕竟刚刚试行两年, 处于起步阶段, 这项制度与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绝对量上看,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稳中有降, 2007年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144.3万人, 基本达到应保尽保。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仍在上升, 这充分表明了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刚处于起步阶段。从相对量上看, 黑龙江省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为7%,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仅为5%,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比例比城镇低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虽然在绝对量上有增加, 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仍低于城镇水平。

2.保障标准偏低, 低保标准低于国际一般标准。国际社会将日生活不足0.5美元的人群定义为极端贫困, 0.5-0.75美元之间的人群为中度贫困, 0.75-1美元之间的为轻微贫困。按照这个标准确定的贫困线应该是人民币1 500元/年左右。黑龙江省现行标准为人民币900元/年, 低于国际标准。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 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 黑龙江省确定的标准也过低。例如, 2005年上海市将其农村低保标准统一确定为2 340元/年, 浙江、江苏等省的低保标准为1200元/年以上, 福建的标准也是1 000元/年。黑龙江省现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低于城市标准, 哈尔滨市调查表明, 所调查的区、县 (市) 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的大致每人每年1 000元左右, 低的不过600多元。

3.制度设计缺乏针对性。黑龙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缺乏针对性, 无法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第一, 发放时间未考虑到农民收入的季节特性。农民收入多以“季” (产品收获季节) 为收入的时间周期单位, 不同于城市居民以月工资为收入的时间周期单位, 又因产业结构的不同与种植作物的不同 (如种菜与种粮) , 农民投入与收入的时间各异。黑龙江省农业一般是一年一熟, 农民春天播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夏天植物生长期长成为收入的真空期, 秋天和冬天由于粮食出售, 会有一定的富余。因此, 对最低生活保障金最迫切需要的是春天和夏天, 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但实际工作中却未能考虑到上述的特点。第二, 保障标准未考虑到黑龙江省地理特性。黑龙江省地处高寒地区, 一年中严寒的时间大约有6个月左右, 需要取暖和御寒的费用较多, 必要的生活开销较大, 这样生活费用必然要高于其他省市, 黑龙江省按照全国绝对贫困线800元/年来确定的保障标准, 难以满足保障对象的生活需要。

4.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未能突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 农村居民返贫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返贫的主要原因有遭受自然灾害、患重大疾病、发生意外事故或者无钱供子女上大学等。目前, 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具雏形, 但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效率仍有提高的可能和必要。

四、黑龙江省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阻力

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涉及到很多方面, 多种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率。

1.资金筹集压力比较大, 黑龙江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不足。第一, 政府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的严重不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按照分级负责、多方筹措的原则,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中央和省里给予适当补助。从黑龙江情况看, 中央、省级财政下拨的农村低保补助资金比例平均达到78.5%, 市县平均匹配资金比例21.5%。但需要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也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 全省国家级贫困县及省级贫困县有21个, 省级财政给予85%补助资金, 县市财政匹配15%资金。这些贫困县属于“吃饭型财政”, 要拿出15%农村低保匹配资金也是勉为其难;如果将这笔资金匹配到位, 其他支出将出现硬性缺口, 一些贫困县市显得无能为力。资金不到位致使一些符合条件的低保户无法进入低保范围。第二, 维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的支出压力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建立指数化调整机制, 保障公民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提高。因此, 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面的逐步扩大, 物价水平的上升, 低保标准必须提高, 各级财政必然要面临筹集资金的困境。

2.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没有体系化。第一, 低保制度本身未形成体系化, 没有把低保制度真正作为一项制度而进行规范并且稳定下来。从法律层面来看, 中央一直没有正式的法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法律规定, 而是作为一种地方政府行为, 由地方政府自行裁决。迄今为止, 黑龙江省的农村低保制度还是以条例的形式出台的暂行办法。第二, 资金投入非制度化。与城市低保制度的巨大投入相比, 农村低保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严重缺位, 中央财政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没有专项资金投入, 各地实际采取的都是地方财政和乡村集体共同负担的方法。由于缺乏明确而又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 资金投入随意性较大, 制约了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进行。第三, 与其它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协调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整体, 其中各项制度功能各异, 需相互配合, 包括社会救济制度, 农村养老制度, 农村保险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助学制度。由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中的建立、实施、力度不同, 造成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很难衔接。一些农民因病致贫被列入保障对象, 一些农村老人由于没有养老依靠而被列入。如果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农村有效实施, 那么这些对象就可以得到解决, 从而腾出相应的资金来保障其他需要保障的农民, 扩大保障有效范围。

3.组织存在不足。目前, 黑龙江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建设工作的任务繁重、管理力量不协调, 影响了农村低保质量。第一, 基层工作机构的设置不到位。目前, 黑龙江省农村的低保工作一直由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和县 (市) 民政局社救科负责, 而社救科担负着各县 (市) 救灾救济、城乡扶贫、五保户供养、敬老院建设、救灾捐款、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 内容复杂, 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核实, 不能对基层工作做到有效管理。第二, 工作人员负担重, 人员的素质水平不高。农村低保工作涉及千家万户, 量大、面广、程序杂。对低保对象进行年度审核、动态管理, 测算收入、复核、审批等繁重的工作主要由从事救灾救济工作的人员承担和介入, 再加上城市低保、济困捐赠、农村五保供养等项工作以及将要推行的农村医疗救助、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 各地工作人员不堪重负。黑龙江省对业务素质培养和工作能力培训不够重视, 县级民政机构除了在农低保建立之初组织了一次短暂的培训之外, 一直再未组织学习。农村低保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农村社会救助, 从事该项政策的执行者只有不断学习制度精神, 准确理解和把握制度精粹, 才能正确处理复杂的农村低保工作, 才能提高办事效率、高效快速地为农低保对象提供优质服务。第三, 工作经费不足经常挤占正常受助人员所应得到的资源。由于黑龙江省13个地市、65个县市, 有5个地市和50个县市靠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过日子, 自有财力低, 财政增长无后劲, 没有能力安排低保工作经费, 只好“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省补助低保资金中挤占一些。同时, 农村低保要实行信息化管理和动态管理, 需要配备相应的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培训, 印刷必需的表、册、薄、卡、低保档案袋等, 入户调查核查等都需要专门的工作经费。但是, 相当部分县 (市) 未拨补专项工作经费, 有的县 (市) 拨补的经费不足, 限制了农村低保工作的扎实开展。

五、黑龙江省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1.调整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必须符合黑龙江省的特殊省情, 要随时对保障标准进行指数化调整。因此, 应该以全国为单位测算全国的农村低保平均标准, 乘以省市的平衡系数, 再考虑适当的调整数, 最后所得即为黑龙江省的低保标准。用公式表示为:

省市农村低保标准= (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省市平衡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调整数,

其中, 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 根据满足全国农村居民最基本的食物消费支出标准除以适当的恩格尔系数 (满足生存) 得出。省市平衡系数为各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全国平均数据的比值, 具体测算公式为:省市平衡系数undefined。

调整数由各省市综合考虑本地区农村居民经济情况、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得出, 调整幅度不宜过大, 原则上不应超过最终标准的1/5。根据黑龙江省现状, 假设取70%①作为满足生存的恩格尔系数, 取每天满足生存的食物支出2元, 则每年为730元。另外, 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局资料, 2007年黑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132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 117元,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140.4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 223.85元, 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4.8%。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 得:

黑龙江省平衡系数undefined;

可以求得黑龙江省农村低保标准undefined调整数=1 073.2元。

通过计算, 黑龙江省现阶段农村低保标准约为1 073.2元/人·年, 调整数应根据本地区和当年经济发展情况具体确定。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 但如果不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把低保标准定的过高, 低保制度的实施就会出现停滞或倒退情况。按照粗口径统计, 如果按照1 073.2元/人·年的标准进行, 把黑龙江省需要低保救助的农村人口分为了4个档次, 初步统计可以覆盖241.68万人, 需要财政支出74 662.176万元, 大约相当于2008年黑龙江省财政支出的0.435%。而且特别需要说明, 这是按照全额补助的标准计算的, 实际数额要小于这个数字。因此, 把黑龙江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定为1 073.2元/人·年, 黑龙江省财政完全可以承担, 而且这还不包括可以申请的中央政府补贴。

2.调整资金分担模式。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 应该由财政提供完全的资金支持。因此,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当全部来自财政资金, 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再分配, 决不能向农民个人伸手, 省及以上财政资金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主要来源。第一, 建议将目前的筹资方式修改为省、市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 政府有多级组织, 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的部分和比例可以有所不同。大致说来, 农村低保资金的筹措应以省以上财政投入为主, 市财政投入为辅, 省以上财政投入以不低于资金总量的70%为宜。第二, 要积极采取措施, 争取中央的财政或政策支持。考虑到黑龙江省贫困县、贫困乡比较多, 基层财政支出困难, 因此要加大中央及省市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财政支付力度, 拓展低保金筹资渠道。第三, 适当降低贫困县 (市) 的资金匹配标准。黑龙江省的农村贫困人口比较集中, 主要集中在齐齐哈尔地区、佳木斯地区和绥化地区, 3个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总计约158.68万人, 占总贫困人口的67.5%。在这些地区, 贫困人口又集中在贫困县, 贫困县自身的财政弱势导致无法承担低保的资金匹配。2003年, 14个国定贫困县只有杜蒙县是财政盈余县, 其他各县全部是财政赤字县, 2004年, 14个贫困线全部是财政赤字县, 到了2006年, 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仍都为财政赤字县,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也都位于全省的后列。因资金短缺, 根本不具备低保资金的匹配能力。因此, 为提高保障农村低保的制度效率, 应适当降低甚至取消贫困县 (市) 的资金匹配标准。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他救助制度有机结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从这一制度本身着眼还不够, 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他救助制度有机结合。一是灾民补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救灾工作中的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和重建家园以及紧急生活救助是不可能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替代的。保留灾民补助的紧急救助部分, 一般性生活救助应该纳入低保项目。二是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扶贫开发制度旨在恢复救助对象的自救能力, 是“造血”, 即通过政策、科技、服务等多种形式扶持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发展生产, 促进其自食其力, 有效地提高保障对象自助、自救的能力, 实现脱贫致富。三是临时救助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后, 低保边缘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短期内甚至可能还不如领有低保金和享有政策优惠的低保对象。同时, 也有部分低保家庭, 由于特殊原因导致其基本生活暂时困难加大。因此, 使社会救助有效延伸覆盖低保边缘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众, 通过经常性救助与临时性救助、基本生活救助与专项救助以及配套优惠政策有机结合, 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健全完善, 落实好“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要求。

4.调整组织体系。

具备必要的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 基层才能较好地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因此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建制之初, 就必须高度重视组织体系建设:一是督促各级民政部门建立专门的低保管理机构, 不分城市和农村, 两项业务归口, 统一管理;二是合理安排低保工作人员, 适当增加低保工作人员;三是注重农村低保制度人才的培养, 针对低保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并保证农村低保制度人才培养的连续性、长期性;四是保证工作经费, 初步判断, 农村低保工作经费按农村低保资金总量的3%-5%比例列入预算安排, 并形成政府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周玉丰, 蔡天新, 乔佳.关于完善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查研究[J].三农与林业法律视角, 2007 (5) :43-45.

[2]关立新.释放制度能量: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J].学术交流, 2009 (1) :70-73.

组织生活制度 篇8

一、团场现行组织制度形态分析

兵团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兵团一师一团场”体系在隶属关系上的行政性和地理上的区域分散性, 彼此间开展工作又是通过层层委托的代理方式进行, 使得团场最终成为经营和管理辖区内公有农地及相应资产的代理人。高度的“计划体制”意味着资源配置主体不是职工而是团场, 而团场经营管理者又是由上级 (师党委) 任命, 最终形成带有行政特色的委托-代理组织制度模式[2]。在这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上级的“考核指标体系”严重影响着团场干部的经济行为, 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易开展稳妥和收益平衡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团场的产权安排, 则意味着团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就可以通过剩余索取权获取较高的收益, 除非出现严重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1]。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团场领导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最终使得团场的企业属性优势没能充分发挥。另外, 作为团场上级的兵、师机构, 不对团场的效益负直接责任, 不承担经营风险, 但却对代理人 (团场领导) 有任命权,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上级领导缺乏承担经营风险的制度基础, 不能有效地保证相关决策的合理性。同时, 团场与职工之间的联系不是完全根据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 而是靠职工对土地、企业的依附关系和区域行政管理上的从属关系, 是凭借契约合同捆绑在一起的, 职工没有“退出权”, 承包职工家庭不具备法人资格。兵师、团场和职工三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作为下级部门, 尤其是处在最基层的职工群体不能完全认可上级的有关决策, 这种情况就使得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个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追求的目标不一致,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组织的有效性。从人力资源理论的角度考虑, 表面上看团场职工在生理劳动周期内的人力资本, 借助工资、培训、福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合约, 被让渡予团场, 但事实上团场并不能绝对拥有或控制附着于团场职工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团场的人力资源没能充分利用。

二、中间组织的生成机理及其形式

新制度经济学传统分析是以科斯的经典著作《企业性质》 (1937) 为基础, 把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的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随着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3年Picard Larsson提出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企业的三级制度分析框架来取代市场与科层企业两极制度分析框架, 即用三分法替代两分法, 基于看不见的手 (斯密) 和看得见的手 (钱德勒) 的隐喻, 他形象地称组织间协调为“握手”。这种中间组织的组织形态是介于企业 (一体化组织) 和市场两种规制结构之间, 是企业之间半结合的一种中间组织, 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又利用组织机制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 也就是说, 既通过市场机制提高了交易效率, 又可依靠组织机制的协调降低交易费用[3]。今井贤一等用M1, M2代表市场准则, O1、O2代表组织准则, M1+O1、M2+O2代表中间组织准则 (表1) , 其中M1表示利用价格或其他信号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M2表示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O1表示基于权力之上的命令和共同利益最大化, O2表示固定、持续的关系。

他们认为纯粹市场准则和纯组织准则在配置资源时都可能失效。纯粹市场准则 (M1, M2) 失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与它的决策原则M1有关, 在纯粹的市场中, 交易者因相当狭隘的决策视野而采取适应短期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提高产品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 。第二个原因在于它的成员原则M2, 市场中个人参加或不参加交易是自主的, 由于成员的自由进入和退出, 在参与者中积累共同信息的机会太少。补救上述失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O1引入M1, 如企业集团中的总部为了长期的整体利益, 可以行使权威以裁决每个成员企业的行为, 这样M1+O1就出现了;二是把O2引入M2, 即让交易者加入彼此之间长期的、半固定的关系中, 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这样M2+O2就出现了。企业组织失效的原因同样有两个。一是基于权威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O1) 存在缺陷, 在纯企业组织中, 由于个人缺乏充分的私人刺激, 而且在等级制度管理信息过程中具有潜在的高成本, 因此会出现“偷懒行为”。二是涉及到信息的积累, 企业组织中成员进入或退出组织受到一定的限制会导致交易的成员变化缓慢和成员数量的有限性, 因此这种固定而连续的组织成员原则O2会产生信息积累的刚性。补救企业组织失效的方法是把M1和M2引入企业中, 这样便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有市场的组织”和“有组织的市场”[4]。

具体来讲, 中间组织的形式较多, 以交易的内部化程度 (从弱到强) 对处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可以进行以下排序:现货市场交易→长期契约→战略联盟→合资→企业集团 (控股公司) →传统企业。其中长期契约包括卡特尔、关系松散的企业集团、特许、分包制等, 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长期契约连接, 关系较为松散, 是靠近市场的组织形式或者是基于市场的备选方式。而合作和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 (控股公司) , 更多运用层级组织的方式, 将更多的活动在组织内完成, 是基于组织的备选方式。

三、团场组织制度模式的创新

㈠创新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入, 团场现行组织制度严重阻碍了团场经济快速发展。同时, 作为兵团经济的主要载体, 团场经济萎靡也制约着整个兵团经济实力的提高。团场作为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国有经济组织, 如表1所示, 该组织追求的是基于权威命令之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同时团场与职工之间是比较固定的持续契约关系, 纯组织属性比较明显, 因而引入市场机制, 以促进团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团场的组织制度模式创新的一个新思路, 目的在于优化团场的经济结构, 繁荣团场经济。同时,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秩序是各种具体经济活动合序进行的实际状态, 市场机制具有最强的激励功能, 多样性和灵活性。

㈡创新思路“内部资本市场”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是在美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 因企业组织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 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多元化投资和内部资源管理时而出现的概念[5]。引入内部资本市场, 企业在组织结构上通常表现为多元或控股型的组织结构, 存在一个总部以权威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分配。团场作为一个企业集团, 职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内部工作, 同时可以凭借租赁承包契约获取的具有使用权、生产经营以及收益权的土地份额等参股, 同时集团总部利用筹集资金进行集团内部的多元化投资, 聘用职业的管理经营者, 充分利用团场的人力资源, 大力发展具有该地区特色的二三产业, 促进团场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 团场行政机构只能行使出资权, 可以监督但不能干预集团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股权 (所有权) 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出资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这样职工除了完成每年的上缴任务外, 还可以通过每年的股利分红分享有较多的剩余劳动成果, 获取更多剩余索取权以及由此延伸的其他相关权利;另外一方面, 职工成为集团员工还可将团场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转由集团公司来履行, 这样职工则将享受更加完善的社会劳动保障服务。最重要的是职工可以通过出让股权、中止合约等形式行使自己的“退出权”, 以此作为对资本使用不当的惩罚, 从而使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保障。要成功引入内部资本市场, 团场组织制度改革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 成立集团公司, 并且切断团场行政机构和集团公司之间的“行政隶属脐带”, 实行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一般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国有资本营运职能与政府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职能分离。行使国有资产营运职能的集团公司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而不具有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最终做到政企分开。

第二, 团场集团公司采取专门设立资金结算中心或财务公司等形式, 利用金融机构网上银行和资金管理软件等信息化手段, 实现集团公司资金的集中开户、集中结算、集中运作, 并在此基础上实行集团统一授信、统贷统还, 确保集团公司资本收益和利润收入的目标与体现团场社会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共财政收入分离。

第三, 构建团场各级领导科学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体现, 是人才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团场各级领导作为该行政区域经济的带头人, 不应该一味地追求上交任务的完成率, 若是如此则将扭曲其工作性质,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最终使得团场缺乏经济活力。科学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与制定决策能力、影响与责任、领导力 (侧重于组织与协调) 、压力与风险承受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六个方面, 其中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与制定决策能力和领导力三项所占比重较大[6]。从这六方面制定考核指标体系会帮助各级领导树立“双赢”的思想, 充分发挥各自才能, 不像以前只是禁锢在稳定风险较小并且具有较大剩余索取权的第一产业上做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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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9

1.1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符合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分配制度被打破。一些市场竞争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不善的企业亏损、破产, 出现了一大批失业下岗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 再加上患有大病人员、残疾人、单亲家庭的增加, 致使我国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增加。人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 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帮助劳动者摆脱或减轻经济上的困难, 消除职工退休、失业等后顾之忧, 安定民心, 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而当今的中国, 无论走在马路上还是在火车里地铁上, 都经常能看到乞丐。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的道德风貌,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射出我国当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1.2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时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进入攻坚阶段, 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结构变动和物价体系改善等方面, 都在或轻或重地触及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 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 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程, 它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已经逐步形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安全网。199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有力地推进了这项制度建设。目前, 全国已有500多个城市和600多个县政府所在城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所辖城市和城区全部建立了这项制度, 一些省市还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1 低保现状。

目前, 我国开展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主要是由各级民政部门制定政策, 负责行政管理,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我们依照《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 按照标准作到“应保尽保”, 对困难家庭认真搞好调查核实, 及时把新增加的符合保障条件的困难户纳入保障范围。2008年我们街道共有30219人, 全年享受低保的对象是219户, 共454人, 约占街道总人数的1.5%;而2007年享受低保人数约占街道总人数的1.02%, 增幅很大。分析低保人数较快增长的原因:

(1) 由于低保政策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 申请低保的人数越来越多;

(2) 随着双失业, 双下岗, 单亲家庭比例的提高, 低保阵容不断扩大;

(3) 有些人为了享受取暖费、廉租房或补贴、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优惠, 千方百计申办低保。低保队伍的不断扩大, 加剧了低保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2.2 存在问题。

随着低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逐渐发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第一, 收入调查难。随着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和家庭收入的多元化, 隐性就业和隐性收入问题成为低保审批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他们的收入一方面不稳定, 另一方面又隐蔽, 而申请者本人很少配合, 使得隐性收入的核定存在较大的困难。许多做生意、炒股票、打短工的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无从核实。有些企业在为本单位职工出具工资状况时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 在申报者的强烈要求下, 故意隐瞒工资收入以应付社区的调查。因此, 调查收入的真实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第二, 进保容易退保难。“进来容易, 出去难”成为困扰低保制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办理低保既可以享受政府所给予的差额救助金, 一旦享受低保, 就能在子女上学、生病就医、廉租房或补贴、取暖费等方面得到优惠。因此, 要想让低保对象主动退出低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的是隐瞒就业收入, 有的干脆不愿就业, 坐享低保。即使社区取得证据后动员其退保时, 仍采取了不合作甚至恶劣的态度, 社区只能依照规定强行退保。第三, 低保对象就业难。造成低保对象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一是就业的市场门槛高;二是就业观念落后;三是缺乏劳动技能;四是缺少对低保对象再就业优惠政策。

3 整改措施

3.1 加强有关低保政策的宣传工作。

要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居民群众真正了解低保的目的和意义, 掌握办理低保的政策界限, 认识到低保制度是党和政府帮助困难群众度过暂时难关的一种手段。并利用板报、公示栏、宣传单等多种载体, 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工作网络的作用, 为做好低保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营造较好的工作氛围。

3.2 加大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 避免民政

部门孤军作战。除国家规定的行政职责外, 各部门还要在技术上互相协调、互相支持。如建立城市低保人员的数据库, 与工商、劳动、房管、金融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达到信息最广泛的传播、最有效的利用。还可以考虑合并民政与劳动部门的相关职能“提高城市低保工作的效率”。

3.3 加强对低保户的素质教育工作。

让他们了解低保政策, 认识到低保不是养懒的温床, 救济金不是永久性的福利, 树立一旦就业就要主动自觉退保的观念, 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状况。政府应建立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体系, 特别是应研究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自食其力的办法, 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门路, 促进低保对象就业。

3.4 加强低保工作者队伍建设。

加大低保工作者的培训力度, 使低保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形式, 熟练掌握政策, 有针对性的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让居民按政策对号入座, 弄清楚是否具备申请低保的条件。对符合条件的, 让居民及时得到救助;同时给不符合条件的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摘要：为了妥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并于1997年9月2日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自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 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在我国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项普遍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低保制度在救济困难、促进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方面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从近年来的实践看,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要性,整改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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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J].社会, 2003 (4) .

[3]刘伟能等.建立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报告[J].社会工作研究, 1995 (6) .

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生成机制探析 篇10

关键词：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生成机制

传统上管理学中的管理是基于管理主客体二元基础上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活动, 突出表现为一种“强控制”方式。如果说管理是一种处理主客体关系活动, 那么, 治理就是一种基于价值协商基础上的有序组织活动, 采取的是一种“弱控制”方式。大学组织管理机构所开展的活动仅仅是大学治理的一部分, 教师委员会以及院 (系) 级管理对学术人员施加的影响更加直接, 要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 就要鼓励学术人员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决策。大学治理受制度的约束, 大学在制度的规制下完成治理过程。大学治理的基本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的目标和理念的实现[1] 。

大学组织治理制度是基于价值协商基础上的相关利益群体在人才培养、学术发展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所遵循的惯例、习俗、规范、信仰和仪式, 是大学组织有秩序运行的规则系统。

一、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的特点

大学组织治理制度免不了受强制趋同性、模仿过程、规范压力的影响。强制趋同性来源于政治影响力和合法性问题, 模仿趋同性产生于对不确定性所作的合乎公认做法的反应, 社会规范趋同性与专业化相关联[2] 。但这一制度也有自身特点。

(一) 聚焦组织“底部”

大学组织治理重心在底部, 即基层学术组织。大学的研究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来自基层, 也就是说, 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的重心和关注的焦点。基层学术组织处在纵横交叉线上, 即基层学术组织设在一所大学, 但同时, 它所在的学科又归属于其所在的学科或专业, 它是双重规则下的基层组织。因此, 一所大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的底部“放射性效应”来实现的, 人们认识一所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它的学科来认识的。所以, 大学组织治理具有“草根性”, 是一种关注底部的治理。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活动如学生学位申请答辩、教师专业发展等都首先在基层学术组织开展, 它们有着自己的一整套规则体系。

(二) 异质群体利益共享

大学组织内部的各个群体具有突出的异质性特点, 如学院与学院之间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组成, 各学术组织之间的联系“具有强烈的离心性, 因为各单位内部可以以一种相对自足的方式发现知识、储存知识和传递知识”[3] 。工商业界组织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密切的相互依存性在大学组织内部并无必要。另外, 大学中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差异更大:学术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一种基于创新的活动, 学术组织是一种以求异思维为主的组织;而行政组织是一种严格按照科层性质来运转的组织, 更需要求同思维模式, 在“命令的统一性”的规则下, 服从是其重要的特点。所以, 大学组织治理不是“单维度”的治理, 它涉及多个利益群体、机构, 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关照到各个不同性质利益群体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平衡。大学针对教师、管理人员及学生有着不同的治理制度, 以确保不同群体的利益共享。

(三) 人才筛选景观

尽管大学组织内部的各种学科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 通过组织的人才筛选可以把这些异质群体统合起来:从国家到地方, 再到大学和学院, 形成了一个分层的人才阶梯, 即“人才梯队”。通过建设人才梯队, 所有的专业人员都被一个规则所整合。这是一种所谓的“景观”:通过一种类似漏斗运作下的治理促进了人才的成长。在这种漏斗筛选景观下, 学术人员被分层和区隔。大学组织周期性的不同层次的“评优”、“评先”活动都可纳入这些程序, 它们使一少部分人与其他大多数人不一样, 形成一种认知和心理上的竞争压力, 从而促进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这种人才筛选确保大学组织有能力、有智慧、有贡献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权。

二、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生成机制

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生成有可能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也可能是原有制度的完善、延续和补充, 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制度的形成或产生、制度发展、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4] 。那么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的生成机制有哪些呢?

(一) 自我保护机制

大学组织要合理地存在下去, 它会形成一系列的有利于自我保护的治理制度。如最初按照学术行会的方式来形成学术共同体, 以保护自己。教授会等专业保护机构对于大学治理制度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 美国教育家赫斯伯格认为:“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 同时, 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3] 自我保护并不是消极保守, 它首先要为自己划出一块地盘才谈得上存在。自我保护表现为封闭与开放的有机统一:封闭指的是形成大学组织特有的“行业制度”, 如大学教师资格制度、大学招生条件制度、知识传播制度 (开设什么课程) 等。开放指的是大学在不断吸收成功组织的治理经验, 同时它要根据不同背景来适应环境与技术, 如今天大学倡导培养专业对口的学生, 要适当地为社会提供基于高端知识的服务, 创造的知识要在实践中应用, 并从实践中发现研究的问题。开放性还包括大学的机构或决策必须容纳外部专家, “外部理事所作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要成为机构的眼睛和耳朵, 在大学职员通常无法洞察的诸如商业、管理及职业领域中发挥作用”[6] 。所以, 人们形成一种共识:大学在不放弃其内在本质的情况下, 需要在一定程度遵从外部逻辑。这也是寻求生存与发展合法性的途径。

早期的美国高校的董事会主要由神职人员组成。而在近三十年里, 董事会中替代神职人员的完全是商人[7] 。这种治理制度的变更与生成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典型的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巨额资财并需为此设立配套机构, 因此必然经常需要大量专业的财务人员来料理;同时大学董事会需要有一批有钱人以应急, 这些有钱人多为商人。所以, 商人接管神职人员是大学组织自身的一种保护, 无论谁掌权, 保护大学组织本身是一个首要理由。

(二) 强制性机制

强制性机制是受到强制力作用所生成的制度。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强制规定。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 否则其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通过这种强制性机制, 大学组织在治理制度方面获得一种合法性存在。二是学校组织本身为秩序而生成的制度。它规定了组织成员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大学组织对其“流动性成员——学生”的强制性规定更为明显。每个学生进入大学的那天起, 他们都会收到一本手册:规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空间。同时, 每个班级也还有它们的具体强制性规定。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也是一种强制性制度, 它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大学组织强制性机制所生成的制度保证了大学组织内部的良性生态运行。正如费埃德伯格所言, 组织的行动者的行为是一种个人“加工”的产物, 他们既从统一性的结构中获取材料, 也从局部交互作用和交换中出现的策略性机遇中获取材料, 将其融入原有的格局之中。这些“加工”, 抑或布局安排, 通过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机制, 经由不断重复, 被整合为日常惯例, 并被制度化[8] 。通过强制性机制, 大学的个体从组织中或交互作用中获取材料必须遵从一系列规则。

(三) 合法性机制

梅耶等认为, 组织的合法性指社会文化观念对组织支持的程度, 即已经建立的文化规范对组织的存在所提供的解释。合法性机制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这样一种制度力量[9] 。寻求合法性是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的一种重要生成机制。它又可以分为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如果一所学院或大学想被人视为是一个合法组织, 它就必须表现出其对理性神话的坚信不疑, 把管理创新技术应用于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的过程中[10] 。如社会认可的科层制在大学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就是一种外部合法性机制生成。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的内部合法性生成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程序化”, 在程序化中找到依据。其实制度是一种社会模式, 表示着某种特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如果某种行为互动背离了这种模式, 就会受到系列的惩罚和制裁, 这种模式就是制度化的模式。惯例性的再生产程序支持和维系着这种模式, 并促进了它的再生产[4] 。

在大学组织治理的行政管理活动中, 有很多行动需要的是复制, 而不是需要大量的不同。这就使得制度的“程序化”成为可能。我们今天依然看到, 在学生学位授予程序中, 反映出大学治理的特殊场景。又比如, 职称评审过程中, 专家投票表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程序。因为专家是来自不同学科, 但他们要去投票决定某一学科的成员是否有资格成为其所在学科某一层次的专业人才。这种程序制造了某种结果的合法性。程序机制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会议。大学组织各个层次的会议很多。在会议现场, 不同的人表达不同的观点, 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会议上不同意见妥协结果形成了治理制度, 包括长期的、短期的和临时的治理制度。合法性机制是需要得到组织认同的, 所谓组织认同指组织成员从态度或是行为方面对组织表现的一致性倾向[9] 。

(四) 联盟机制

汤普森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统治联盟中的潜在冲突随所吸纳的专业类别的增长而增长[13] 。大学组织的专业类别在增加, 当组织吸纳更多的专业成员时, 这些人会趋向于主张仅限于由专业人员来设置决策前提, 而这会在专业人员和其他人之间引起摩擦;当意识形态否认了外行的合法性, 而相互依赖的现实又要求将外行吸纳进组织时, 难免会发生冲突。处理这些冲突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一般通过联盟机制来完成:即大学组织的权力持有者、专业人员代表 (学科权威) 、资源来源方 (如学生、政府、社会) 形成一种联盟, 所有的行动决策都应当考虑到各方的接受程度, 其实这既是一个合作过程, 又是一种博弈过程, 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和各方利益均衡状态, 这就是联盟机制的意义。如:大学中的学生评教制度, 它一方面把学生纳入到学校治理中来, 另一方面强化了教师的责任意识;社会中介机构对大学的评价是敦促大学对社会负责。联盟的形式表现为:大学之间的联盟、大学与政府的联盟、大学与其他相关群体的联盟。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生成不是某一方一相情愿就可以完成的。

科尔认为, 多元巨型大学是有着若干个灵魂的组织[14] , 它意味着, 大学已经变得很复杂, 需要多方共同面对其复杂性:政府对大学组织的支持越来越多, 那管制也会越来越多;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 他们的利益不得不顾及;雇主对大学培养的人才越来越挑剔等。所有这些都表明, 相关利益群体需要形成一个联合体。威斯康辛大学19世纪把学校的边界扩大到州的边界, 已经伸出与地方联合的手, 而且它拓展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联盟的大学治理制度生成机制实际上在界定各方对大学组织内部活动的贡献:各方能做什么。而且各方都从这个联盟中受益。《莫里尔法案》的出台, 给美国当年的学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政府主动对大学组织表达出的联合之意, 它大大地促进了大学组织治理观念和制度的转变。由于在高等教育系统内, 存在着院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 联盟的价值在于, 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如果制度的生成不遵从联盟机制的话, 高等教育系统以及大学组织本身就不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联盟并不是不要竞争, 它需要良性竞争。

三、结语

自我保护机制、强制性机制、合法性机制与联盟机制分别从不同方面生成大学组织治理制度。自我保护机制所生成的制度为大学组织自身的存在划定了一个边界。强制性机制所生成的制度使得大学组织获得一种合法性存在, 也同时规定了它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此外, 大学的个体从组织中或交互作用中获取材料必须遵从某种规则。合法性机制所生成的制度主要表现为得到外部认同和内部成员认可。外部合法性机制把大学组织置入到社会大系统中去, 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大学组织治理制度的内部合法性生成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程序化”。联盟机制所生成的制度表明:所有的行动决策都应当考虑到各方的接受程度, 在合作与博弈中实现共赢。

大学组织治理制度正是通过这些机制不断地生成、修改、废弃。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组织始终在坚持学术原则下发展。通过相关利益群体的价值协商在人才培养、学术发展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生成所遵循的惯例、习俗、规范、信仰和仪式等制度, 保证大学组织有秩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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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活制度 篇11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计生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是健全计生协组织网络。及时对协会会长及理事进行补选，始终保持协会组织的健全。二是积极构建网络宣传平台。每一个基层单位都配备一名兼职计生网员，负责本单位计生工作的网络信息数据管理。三是工作上大力支持。公司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参加计生工作会议，听汇报，提要求，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四是强化监督考核。

二、健全完善制度，确保计生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一是坚持会议制度。每年年初召开一次计生协工作会议，总结上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下一年度工作。二是坚持汇报制度。计生协每年向全体会员汇报一次计生工作情况，征询群众意见和建议。三是坚持检查制度。每季度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年底进行总考核。四是坚持学习制度。每月组织召开一次计生网员会议，传达上级新精神，学习有关计生工作新知识。五是坚持档案管理制度。所有计生工作信息全部纳入微机管理，并做到随时更新，保证档案资料的实用性。

三、创新活跃载体，不断增强计生工作的激情与活力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改革 篇12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现状

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可通过两个途径来保障:一是失业保险金, 二是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失业救助。由于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格和领取时间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失业人员有资格享受, 大量的失业人员仅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体系维持生活。在确定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式上, 一般采用的是“菜篮子法”或“恩格尔系数法”。我国实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 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居民衣、食、住的生活必需品费用, 适当考虑水电能源与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的费用而确定。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菜篮子法”。按照这种方法计算,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 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应不低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0%, 不低于最低工资的60%。国际劳工组织168号公约对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标准作了规定: (1) 不能低于失业者失业以前收入的50%; (2) 不能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50%; (3) 不能低于满足生活需要的最低水准。根据我国《失业保险条例》规定, 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2007年低, 我国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182.4元, 就是加上各种最低生活保障的辅助补贴救助, 也不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0%。在标准较高的深圳和上海市, 2007年的低保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415元和350元, 还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许多地区的最低生活标准比当地的实际贫困线低, 一般只占实际贫困线的80%。目前,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和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 但是只保障了他们基本生存的需要, 保障水平仍很低, 根本谈不上正常的改善和发展。《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要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能够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普遍高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有申领条件和时间的限制, 对于长期失业者或缴费年限较短的失业者来说, 生活基本上还是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待遇全国各地的差异很大, 待遇标准较高的城市, 如深圳2009年的标准为648元/月, 上海为435~600元/月, 刚刚达到最低工资的60%;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标准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的不到200元/月, 略高于低保水平, 根本无法达到失业前工资的50%。

无论是低保还是失业保险金的支付, 都是把贫穷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来理解, 仅仅从最基本的物质方面关注失业人员的生存权利。这种待遇连未成年子女的正常教育都无法满足, 更不要说保障失业人员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这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权利”的被剥夺, 使得相对贫困的失业人员无法参与一般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 遭遇社会排斥, 被动地在“失业陷阱”里越陷越深, 甚至产生失业的代际传递, 离通过失业保障促进就业、改善生活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 我们不能只在总体上看我国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多少亿元, 而应关注平均保障水平。必须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失业人员状况, 按照一定的原则, 确定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标准, 只有这样, 失业人员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生活保障”, 而不是只填饱肚子的缺乏尊严的“最低生存保障”。

确定失业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原则

1.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应根据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确定, 既不能把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看做一种象征性的贫困安抚, 又不能向北欧等福利国家那样过分“慷慨”, 给财政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前者相当于生活保障名存实亡, 后者会导致保障体系走向崩溃。社会福利是刚性上升的, 它只能朝着不断提高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我们应吸取福利国家危机的教训, 不能一下子就把标准定得很高, 以免超过负担能力, 毁坏福利的刚性, 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负效应。尽管当前失业保障的标准在不断提高, 但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0.2%, 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近1000亿元。我们的问题不是保障的标准太高而是太低了, 失业人员不能按合理比例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保障层次仍停留在基本物质生活需求水平上, 很难有余力通过社会参与和文化教育来提高自己, 实现再就业。因此, 现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担心提高标准会造成基金赤字或财政危机, 提高标准的幅度过小。各地只要经过精算, 完全可根据经济状况制定合理的保障标准。

2.尽可能保障失业人员基本体面的生活。对于基本体面的生活的标准, 各国的看法不一, 但一般情况下认为, 基本体面的生活是指人们能够参与一般人所从事的基本社会活动, 不被社会基本面所排斥。1992年的《欧共体宪章》曾宣布:“个人获得充足的资源和社会扶助的基本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的尊严相一致, 社会应出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来确定满足基本需要的足够资源数量。”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如果仅仅停留在满足衣、食、住和适当的未成年子女教育费用和少量的医疗补助的话, 失业者就没有多余的资本来参与基本的社会交流和文化学习活动, 他们的生活圈越来越狭窄, 人的社会性一步步在退化, 个人越来越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起码的尊重, 被排斥在最底层可接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参与之外, 为失业付出了极高的精神成本, 社会竞争力会变得越来越差, 很容易走向长期失业。相反, 如果能够保障失业人员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 就能提供个人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 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的积极性, 拥有必要的文化、社会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 他们就越容易实现再就业, 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以, 在制定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时, 不能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限, 而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使失业人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和获得发展的机会。

3.避免衍生新问题。前面两条原则主要是要求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水平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 而这条原则是避免失业人员生活保障标准过高, 以至于衍生与政策目标相悖的新问题。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之所以要把握好它的“度”, 就是因为过低与过高都会带来负面的社会问题, 甚至有时过高比过低更糟糕。欧洲福利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后, 面对危机不得不进行的一系列福利改革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 英国51万工人所享受的失业津贴的替代率在70%以上, 失业者几乎没有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从而产生了“失业陷阱”。80年代英国对失业津贴进行了38次改革, 其中绝大多数都使得救济金变得不那么“慷慨”。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典型, 高达90%的失业津贴替代率产生的负激励使得1993年的失业率上升到13%, 通过改革把替代率降低到80%, 失业率又重新稳定在2%左右。虽然目前我国的失业人员生活保障水平普遍偏低, 远远达不到发达福利国家那么高的替代率,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也是偏低的,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在一步步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中, 应时刻警觉低收入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可能比失业者更差的情况发生。从保障的数字上看, 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可能比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低, 但他们还会得到一些实物或医疗等方面的辅助补助, 而且他们不工作, 又可节省料理家务的机会成本, 所以只要失业津贴+失业补助+机会成本的总体水平与最低工资接近, 就会产生失业者拒绝工作的道德风险, 他们从短期失业变成长期躲在“失业陷阱”里的福利依赖者。所以, 为了避免衍生这些新的问题,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能脱离最低工资标准而盲目提高, 必须保持与最低工资的适当距离。有研究人员提出, 低保标准的三倍应不高于最低工资两倍, 认为这是刺激依靠低保生活的失业者再就业的合理标准。其立论依据是:在一个三口之家, 假定夫妻二人都参加工作, 并且都只拿最低工资时, 其合计收入应高于两个人都不工作时, 三人享受全额低保所得到的收入, 这种制度设计才能使低保对象有就业的意愿。还有人认为, 以失业保险金标准占最低工资的2/3、低保标准占失业保险金标准的2/3来确定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待遇较合适。笔者认为, 这两种标准可作为确定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参考。

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改革的目标和措施

我国社会救助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从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向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除了以上述内容为目标以外, 还必须实现保障是更好地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这一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