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司法鉴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通用11篇）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1

近些年我国相继发生数起轰动全国的刑事大案, 引起了法律界、社会和媒体的重大关注。如2006年的陕西邱某某“7·16”杀人案、2008年的上海杨某袭警案、2009年的湖北熊某某特大杀人案、2015年的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就是都将“犯罪”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鉴定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嫌疑人主观精神方面的鉴定是相当关键的, 它判断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与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 决定着被鉴定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后果。然而, 我国精神病鉴定制度脱离于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 每一次鉴定意见的宣告都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诟病, 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面效应有所改变。

一、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理论

(一)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内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学理上也被称为“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又或者被称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满心期待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会有大的突破, 但定稿颁布后依旧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在司法部2000年下发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中第6条将其定义为“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此概念界定明确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种类司法鉴定的范围与内容, 指明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要鉴定内容是被鉴定人的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智能障碍等问题。1989年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将精神病鉴定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鉴定行为人实施危害时的精神状态, 所患疾病与危害行为之间的联系, 然后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及是否具备相应的诉讼能力;第三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服刑时的精神状态, 以用来确定对其需要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各类法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对涉及各种法律问题的当事人, 因为法律的需要, 为了明确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法律的关系而进行的精神状态的检查、分析、判断和评定的程序[1]”。

以上观点既有共同之处, 又有不同方面。共同点在于都反映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基本性质和通用属性, 不同点即鉴定的具体内容、鉴定的程序和鉴定的客体等。

(二)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实践适用中的混乱是由于其自身的显著特点决定的。1.精神病鉴定的检测手段具有局限性。许多精神疾病难以通过医学仪器或者其他测试手段进行准确、客观的检测, 除非被鉴定人大脑生理结构因器质性病变发生变化。“而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是对犯罪行为发生时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行为之时是否具备辨别与控制能力, 这种回溯性评价的特点也使得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主观性增强。[2]”2.精神病鉴定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精神病鉴定的认识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 很难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基础上被全面客观的剖析、评价。3.精神病的鉴定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迄今对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 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理化检验手段或方法, 主要还是依据病史和精神状况检查所见即临床表现来确定[3]”。

通过与物证、痕迹、文书等鉴定类型的对比, 精神疾病的鉴定不在于采用的仪器设备如何先进, 使结果更为准确, 而在于特别明显的主观判断性。“只要有两次鉴定, 最后的鉴定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4]”例如, 2012年发生的浙大学生何某某杀人案, 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和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各自出具的鉴定报告, 两次鉴定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国外也有类似的数据, “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 有错误诊断结果的, 第一次鉴定统计出来占总案件数量的48%, 第二次鉴定后统计结果下降到4%。造成两个数据明显差距的原因在于, 在第一次鉴定时, 有一半以上的鉴定案件中, 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 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5]”

这些特点“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 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6]”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制度应当是为刑事诉讼服务的, 而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正当的程序,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查明案件真相的良性博弈下发现实体性真实。不以牺牲人权保护为代价, 也不以片面追求程序合理而使案件悬而未决。[7]”可是, 精神病鉴定的显著特点使得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担负起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嘱托的重任, 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及存在问题

(一) 法律责任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更为详细。

2010年4月司法部又发布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以更详细的内容加强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该《办法》主要包括投诉处理、调查处理、监督等几个章节, 并明确了处理投诉的机关为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

(二) 存在的问题

“目前司法界已达成共识, 只要司法鉴定人因为过错或者重大过失, 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 司法鉴定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加强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重要保障。

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问题上, 相关的法律条文已经很详尽。但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贯彻得并不充分, 媒体很少披露鉴定人违法的事件。当然, 并不是说只有违法事件报道的频率与规范贯彻的得力程度成正比, 才能证明后者发挥了作用。但是长期一则报道也没有, 就不免让人生疑了。另外, 鉴定实务中的违法事件低曝光率也可能与行业性质有一定关系。在精神病鉴定中, 因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大多是根据经验做出, 所以一般情况下即使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同, 也很难说哪份鉴定意见就是错误的, 除非是故意做虚假鉴定。

三、两大法系对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

(一) 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制, 除了回避制度, 通行做法就是在鉴定时的宣誓制度。通过宣誓可以证明鉴定人履行了诚实鉴定的义务, 若违背这种义务, 法庭不仅不能采信此份鉴定意见, 将其从定案证据中予以排除, 还将对鉴定人追究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0条第l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从事鉴定工作之前或鉴定完成后进行宣誓。同时在誓词中明确表示, 在要求其从事的鉴定事项范围内, 他会以自己的良心, 公正敬业地进行鉴定工作或已做出了鉴定意见。[9]”《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鉴定人以自己的荣誉和良心进行宣誓, 表示将以从事的鉴定工作协助公正审判。[10]”

近些年来, 为了规制鉴定人的不诚实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责任追究标准更为严格。“不仅对鉴定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有所降低, 鉴定人违反诚实义务所承担的赔偿金额也比原来高很多,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追究。[9]”

(二)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上世纪末开始, 英美法系各国逐渐认识到追究专家证人法律责任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事人对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追究违约或侵权责任。“从违约责任看, 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是一种合同行为。因此, 当专家证人出现违背专家任务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从侵权责任看, 若专家证人的行为有悖于理性、诚实、负责的态度, 并且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当事人就能借助因果关系追究专家证人的侵权责任。[9]”二是专业团体对专家证人责任的追究。“随着大量专家证人进入诉讼程序, 各专业团体对该行业成员在担任专家证人过程中存在的违反行业规则的过错行为追究行业责任。[9]”

四、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的设想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 他作相反行为时, 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1]”关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有迹可循的, 如《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和《决定》第13条的规定。但是, “我国关于鉴定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责任性质尚未得到明确, 民事赔偿范围尚未得到确定[12]”。

(一) 增设精神病鉴定人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1. 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我国目前追究错误鉴定的责任仍以鉴定机构承担责任为主, 鉴定人承担责任为辅的原则。这一做法导致鉴定人内心放松, 削弱严谨敬业的鉴定作风, 导致鉴定意见的不科学和不准确。其实, 《刑事诉讼法》和《决定》的条文表述都为司法鉴定人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司法实践中, 完全可以确立鉴定人负责制的理念。“其含义为:其一, 鉴定人独立地实施鉴定活动;其二, 鉴定人根据被鉴定对象的条件, 参照相关科学标准独立地作出判断意见;其三, 鉴定人对自己出具的鉴定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

2. 确定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鉴定人民事责任可因构成要件不同区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如果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如果是侵权责任, 则要相对特殊一些, 因为鉴定具有主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特征, 鉴定人的侵权责任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时由于操作失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果;另一种是鉴定人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书, 法院也采信了该鉴定意见, 判定一方当事人败诉。

在第一种情形下, 直接套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只要能断定出鉴定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客观方面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 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后果, 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那么鉴定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无可厚非的。

在第二种情形下,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尽管鉴定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了错误的鉴定, 但鉴定意见毕竟只是证据种类的一种, 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经过质证, 而法官是否采信这份鉴定意见, 鉴定人无法控制。只有当法官采信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当事人权益的损害,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才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德国第二次损害赔偿法修订法》规定:“法院根据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作出了具体的实体判决;之后有证据证明,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不当的;但这时候, 实体判决因情势变更已经不再能够以诉讼途径改判, 承担不利判决后果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鉴定人请求损害赔偿。[14]”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 我国法院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可以对受损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 当事人可以通过改判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补偿, 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弥补自己的损失。在这些救济途径都穷尽后, 还是不能偿还当事人受到的损害, 才能要求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

3. 扩充鉴定人承担责任的方式

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可以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 我国也可以独辟蹊径, 考虑将鉴定行为纳入保险制度, 通过相对成熟的保险业务降低鉴定人因财产状况无力赔偿当事人的风险, 由保险公司负责当事人损害的赔偿。[15]”

(二) 建立行业协会, 从内部约束鉴定人的行为

“鉴定行业协会作为民办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机动, 建立后因为具备一般行业协会的特点能有效弥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不足, 又考虑到鉴定领域的特殊性, 通过行业协会可以承担一些公共事务管理职能。[16]”行业协会中的人员是由同样熟悉精神病鉴定业务的人员组成, 制定出管理鉴定人的行业规范更有针对性, 让鉴定人潜移默化地自我约束自己的鉴定行为。当然, 行业协会不像司法机关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 制定出的行业规范主要侧重技术层面。“所以, 行业协会的话语权体现在技术评价上, 诸如鉴定过程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正确等。通过行业协会对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制约, 也是鉴定人责任承担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7]”

摘要：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 精神病鉴定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特别是对鉴定主体的责任追究方面, 法律规定还存在着空白。因此, 对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提出可行性的设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2

内容摘要：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来说也不例外，本文在基于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的考察上，结合对其它过或地区的相关制度的分析，对我国司法精神逼供内鉴定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  键  字：医学鉴定  精神病鉴定  鉴定人  鉴定机构

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是我国公安和司法机关办案中的一大难题，一直困扰着案件承办人，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本文在分析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提出改革的建议。

一、司法精神病鉴定概述

在维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与保障社会免于受危险精神病患者之危害间，存在了相当大的矛盾与冲突。司法精神病学致力的就是要解决因精神障碍而导致的种种社会与法律法律问题，而司法精神病学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集中体现在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上，事实上司法精神病学也将因精神疾患涉及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事件而导致与法律发生之关联之精神医学纳入其研究领域。  简单的讲，司法精神病鉴定也称为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由一定的机关、组织或单位运用法精神病病学的知识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病状况作出客观判断的活动。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理论界还有人称其为法精神病学鉴定即“利用法精神病学学科专业知识对一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的鉴定”  。我国《司法鉴定职业分类规定（试行）》将司法精神病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鉴定”即“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使用的是“精神病的医学鉴定”这个概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以前的理论界看来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在于二者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认为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解决法律上的有关问题。当所要解决的是法律上的问题时，写出的鉴定结论就叫精神病司法鉴定书。如果所要解决的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一般的就叫做精神病医学鉴定。在我国的刑诉法明确使用“精神病的医学鉴定”这个概念后，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对此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指对司法活动中的特定的人是否有精神病或精神病的程度运用一定的专门知识所作出的鉴定，当然对精神病的鉴定中还有一种情况游离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之外，区别这一点主要从其鉴定的直接目的上来看，目的是为了解决司法活动中碰到的情况的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二、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现状

我国对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89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精神病私法决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以及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等中的相关规定。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进行简单的评析。

第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管理体制。“司法坚定的管理体制类型通常于一国的行政权利作用领域、社会权利发育程度以及司法鉴定的业务范围等方面紧密相连。”  作为司法鉴定的一部分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也不例外。从管理主题的权利类型上看，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管理体制属于行政权利管理型体制，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社会准入与推出等有国家行政机关直接管理。根据《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由地市以上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统一运作，其成员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若干专家构成。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精神病鉴定机构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无论是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还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来进行鉴定，其共同的内涵都体现为鉴定机构选择由国家公权利来运作。

第二，鉴定人制度。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主要包含鉴定人的类型、地位、资格、能力、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等内容。从我国的相关规定看，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要是由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的。个人基本上没有可能直接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工作，个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资格主要是由其作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或政府制定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来获得。当然作为鉴定者其本身还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必须是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或是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人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了解相关案情、了解被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亲属以及有关证人的情况、要求得到鉴定工作所需要的配合以及获取鉴定后的处理情况。当然，权利和义务是相连的，在鉴定工作中有关鉴定人必须进到相应的义务，主要有正确及时的作出鉴定结论、解答委托鉴定机关提出的与鉴定结论有关的问题、保守秘密、遵守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定等。对于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我国是将其作为中立的诉讼参与人对待的。鉴定人在鉴定工作中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否则将要承担的一定的法律后果，严重的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第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制度。司法鉴定的启动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始，而司法鉴定的实质开始始于鉴定人的选任。应当注意的是鉴定的启动不同于鉴定的申请，在我国目前的规定下，申请人的鉴定申请并不必然的会使得鉴定活动开始运行，也就是说在我国鉴定活动的启动与否其决定权在于司法机关。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施人员、实施内容、实施时间等方面的内容由法院决定。这一点在《暂行规定》中也有体现，在《暂行规定》第五章规定委托鉴定时仅仅列出了司法机关作为委托鉴定的唯一主体，考虑到现实中鉴定活动的开始不可能由鉴定机构自己发动这一情况也就是说鉴定活动的开始必须由委托机关的委托作为根据，因此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单一的司法官启动制度。

第四．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证鉴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保障鉴定活动所涉及的相关人员的人格尊严，实现鉴定工的公正和效率的目标。在我国，诉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由于鉴定活动的启动权实际上由法院掌握，加上法院可以依职权要求鉴定，因此关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不是鉴定的必经程序。司法机关在委托鉴定的时候必须出具《委托鉴定书》并提供相关材料，鉴定机关在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鉴定书》。

第五，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范围。根据《暂行规定》，在诉讼中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有：刑事案件中主要有（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  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民事案件中有（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

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此外在对待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的情况以及确定案件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有无作证能力。

此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三、其它国家或地区相关制度简介

综观世界上其它国家或地区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大多数国家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都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而是适用有关司法鉴定的一般规定。美国对司法活动的涉及的需要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病的状况是由专家证人制度解决的，由专家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作出意见供法庭采纳，当事人可以自己选择专家证人，但是否采纳专家意见的权利在于法庭。俄罗斯《联邦喜果那时素法》中涉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规定只有一条，即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鉴定，这两种情况为：其一是对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进行诉讼时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或是否具有辨认自己行为和加以控制的能力而发生疑问时，为了判明他们的精神状态必须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其二是当对证人或被害人是否具有正确理解对案件具有意义的情况和对这种情况作正确陈述的能力发生疑问时，为了判明他们的精神状态或生理状态时必须进行鉴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对被告人的精神或身体进行鉴定而有必要时，法院可以规定期间，将被告人留置在医院或其它适当的场所。”；“前款的留置，应当签发鉴定留置证”；“第一款的留置，早未决羁押日数的计算上，视为羁押。”且本条其它款还规定了法院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基于医院或其他收容被告人的场所管理人的申请命令司法警察看守被留置者，另外法院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延长或缩短留置的期间。  联邦德国的诉讼法中也没有对精神病的鉴定作出单独的规定而是适用于对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一般规定，但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1条有这样的规定，“为了准备对被指控人作精神状态鉴定，在听取鉴定人、辩护人意见后，法院可以命令将被指控人移送公立精神病院，在那里对他进行观察”，而且规定只有在被指控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时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命令，且期限不超过6周，被告对这个命令有提起抗告的权利，抗告具有推延效力。本条还规定对侦查中这样的情况的决定权属于法院。

在英国，根据1983年精神健康法第35条的规定要求有一名经批准的执业医师出具证明，证明有理由怀疑被告人患有四种明确规定的精神失常状况之一，并且说明如该被告人被关押在狱中，则检查报告很难完成。第36条要求两名医生（其中一名经批准的）证明该被告患有较严重的精神失常，只有还押医院接受治疗才对其适用。（该报告的效力在于使得被告可还押医院候审等候治疗或接受治疗）。此外，第48条规定只要有两名医生（其中一名经批准的）报告说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严重的精神缺陷而必须接受入院治疗，则内政部有权指示将该人移送到医院。此外英国的刑事法庭法第3条规定如果有一名医生当庭作出陈述认为犯罪人的精神状况需要接受，在此情况下法庭可以指定缓刑令。此外在英国法庭发布的入院令以及在因为精神不正常而提出的辩护中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可以看出，在英国对于司法进行中精神病的状况的判定是采纳的医生的证明，实际上医生在此活动中的作用是作为证人即专家证人出现的。

就笔者能够查阅的资料来看，我国澳门地区与我国相似，对司法精神病鉴定作出了单独的规定，当然与我过大陆地区适用的相关规定一样，澳门也只是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对于其它司法鉴定所不同的或需要加以特别规定的作出了规定，没有作出特殊规定的还是要适用有关司法鉴定的一般规定。《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45条对法医学及精神病学鉴定作出了规定，其内容为：“一、与法医学问题有关之鉴定须交由医学鉴定人进行；如此为不可能或不适宜，则交由任何专科医生或相关专科之医务所进行。二，上款之规定，响应适用于与精神病学问题有关之鉴定，而该鉴定亦得有心理学及犯罪学专家之参与。”《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496条规定：“一、法医学鉴定须由医学鉴定人依据法律进行。二、医学鉴定人由法官从官方医学鉴定人中指定；如官方医学鉴定人不能或须回避进行鉴定，则从其余医学鉴定人中指定。三、在第490条第3款  所指之情况下，法医学鉴定得以合议方式进行，而各医学鉴定人由法官指定。四、第491条、492条及493条  之规定适用于法医学鉴定。”

比较分析我国澳门地区与大陆地区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利都在于司法官，不同的是我国大陆地区对鉴定人的选择范围作出了比澳门地区更为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我国目前司法鉴定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当然随着情况的改善这种限制应当逐步放宽。至于对是否有多哥鉴定人存在的情况，大陆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涉及，笔者以为这与我国大陆地区对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的界定是相关联的，我国大陆在诉讼中是单独列出了鉴定人这一角色与证人并列于诉讼参加人之列。而综观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的做法是将鉴定人作为证人对待，因为作为证人要在法庭上面对双方的质证，因此就涉及到鉴定人为多数的情况，而我国大陆地区虽然也规定鉴定人在一定情况下出庭参加诉讼，但是因为其角色并非证人，只是说明鉴定中的一些情况而不接受质证，再加上我国限定的鉴定机构的种类的先天的有限，这些有限的鉴定机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都实行的整体负责制，因而我国不存在其它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鉴定人对鉴定后果自己负责的情况。

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司法精神病的鉴定的范围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范围几近相同，在这里本文就不加以论述。

四、我国司法精神病坚定制度的改革建议

结合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着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作为参考。

其一，统一名称。抛开学术界的不同见解，单就现在仍在适用的相关规定来看，对司法活动中精神病的鉴定这一情况就有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病司法鉴定等几种不同的叫法，笔者以为，从这个活动的性质以及目的来看，使用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个概念更为合适。

其二，统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鉴定机构。目前为止我国存在两个有资格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机构，即形式诉讼中进行鉴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和其它诉讼中进行鉴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两个主体。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逐步的将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资格具有中立性的政府指定的或具有一定资格的医院进行。另外对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员严格的实行资格限定，要求持证上岗。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3

【关键词】辨认及控制能力；责任能力；司法精神鉴定；差异

【中图分类号】D919.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322-01

为了比较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控制能力两者的区别，我们采用比较实验，同时不同的部门还要进行相应的调查和研究，结合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给出相应准确的结论。

一辨认及控制能力的和责任能力概念

在我国，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区别。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不同的定义。下面我们就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

1、辨认及控制能力

辨认和控制能力是构成刑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日常的刑事案件中，当发现一个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便要求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当一个人不具备辨认及控制能力的时候，个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法律中，辨认能力又称为认识的能力，是指对某种行为的認识能力。在刑法中，认识自己的某种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能力，因此，在法律中，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但是在理解的过程中，两者是不同的，控制能力又称意志能力，或者在认识行为的基础上，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行为等不同方面的能力。当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当触犯法律的时候，就已经触犯刑法了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个人的社会知识或者智力到了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同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对自己的行动有判断和控制的能力。到了一定的年龄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意味着就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包括精神、智力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辨认及控制能力是责任能力的基础。

2、责任能力

在我国刑法中，对责任能力是这样判断的，行为人控制和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刑法的判断中，责任能力是构成行为人承担责任和构成犯罪必须的条件，行为人具备控制和辨别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样的，当行为人不具备责任能力，当实施了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也不构成犯罪活动的主体，不需要追究主要的刑事责任，同时刑事责任也相应的减轻。

二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区别

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实际的案例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可以同时出现。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

在日常的刑法判断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就刑事案件中的责任能力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刑事案件中，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等这些外界的因素都会对责任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判断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要综合一些不同的因素进行考虑。但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一些精神疾病等对人的一些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即对人的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对精神病人进行认证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精神疾病对人的控制和辨认能力的影响。但是在日常刑事案件中，有的人会在正常的状态下去冒充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从而逃过法律的制裁。因此，在一些刑事案件判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对精神病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保证法律的严谨和公正。

下面，我们就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进行了解。所谓的责任能力是指自然行为人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能力和辨别的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所谓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的特定行为的结果、性质的能力。在刑法的量刑中，我们要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量刑方法。

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进行判断的时候，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的程度应该怎样进行界定？一般来说，当对行为人进行界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或者责任能力是否丧失，另一方面，行为人是否达到刑事的责任。当行为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同时，没有精神病史，我们就认为该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反过来说，当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的时候，不管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都没有刑事责任。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的责任进行判断的时候，有时候责任能力需要一定的增加或减少，要根据一些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因此，在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时候，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有没有责任能力的判断。当遇到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接着我们需要对行为人患有的精神疾病对行为人的行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进行判断。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行为人的判断结果为无责任能力的时候，同时除了医学专家的判断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还要审核精神疾病的种类及严重程度。因为精神疾病的轻重程度对责任能力的判断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精神疾病判断的过程中，在对精神疾病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间歇式精神疾病的问题，因为间歇式精神疾病的行为人有正常的时候，当发生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行为人当时的精神状态，然后做出判断。

三案例分析

在一些日常的刑事案件中，我们需要结合一些案例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设计了下面的实验，结合某地区近两年的情况，我们把不同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在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要设置对照组，保证实验设计的有意义。在案件的分析中，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综合进行对比，保证实验的综合效果。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300多位司法界人士进行走访和调查，了解在司法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大部分人的观点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在刑法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又存在着区别。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

在对责任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及辨别能力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当对刑事案件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结语：

综合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日常的司法鉴定中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从而保证刑事案件中量刑的准确性。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时候，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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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4

一、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 启动权方面

首先,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掌控在司法机关手中, 当事人的申请并不是开展鉴定工作的必然程序。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以公权力的形式而存在, 公安与检察机关能够在案件侦查阶段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仅仅拥有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利[1]。其次, 司法精神病鉴定对办案人员的医学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然而目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完全具备该专业知识。对于确实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来说, 仅凭专业知识缺乏的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来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必然会影响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的结果[2]。最后,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的阶段依职权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 但在对鉴定结果的质疑的情况下,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再次鉴定的程序随时可以启动, 没有限定补充鉴定的次数。以上情况直接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存在多个鉴定结果, 法院难以做出认定。这样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 降低了诉讼效率, 还不利于维护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进而形成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 鉴定主体方面

一方面, 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资格审查过于宽松。我国颁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等条例中关于鉴定主体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资格审查并没有明确的规定[3]。另一方面, 当前国家相关规定中关于司法鉴定业务开展人员的资质要求不够严格, 鉴定人员的准入门槛不一, 且差距明显。准入标准低、资质有限这一情况不单单会影响到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还会对司法鉴定的权威性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的对策

(一) 启动权方面

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主体平等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 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应有的保护, 尊重被告人的人权, 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 避免犯罪嫌疑人由于不服鉴定结果而反复要求鉴定的现象出现。从检察机关角度来看, 能够降低错诉概率, 确保起诉行为的合法性[4]。法官应享有一定的重新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 但是为了避免重新鉴定泛滥情况的出现, 需对重新鉴定的次数进行严格规定。建立精神病专家顾问制度,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控辩双方可以聘请1-2名具有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专家顾问, 确保鉴定结果合理、合法。

(二) 鉴定主体方面

一方面, 限制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准入门槛, 使得每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另一方面, 设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资格审查程序。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准入制度以及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职业资格评定制度。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在进行相关考核获得从业资格证后, 司法行政部门还需对其从业资格进行再次核实, 对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考核[5]。另外, 强化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职业道德的好坏这对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有直接影响, 因此, 需进一步强化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 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训工作, 确保每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员始终秉承着维护司法公正的职业理念。

三、结语

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工作的完善有利于维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 保证社会群众免受精神病患者危害。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虽然当前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项制度会愈加完善, 保护面更加广泛。

摘要：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存在相关的问题亟待完善和改革,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

关键词：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与对策,启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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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邰嘉欣, 张晓晗.司法鉴定行业法律规制中的问题与对策[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3 (10) :113-115.

如何鉴定精神病 篇5

判断精神病主要是从精神/心理/神经方面入手，与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其实并无多大关联的，那些有关便秘、发彪之类的其实并非精神病的征兆，如果说是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乱下判断的人也有着轻度的精神病，另一个就是，对那些胡说八道也信以为真，并耿耿于怀，然后郁闷出精神病来的人。哈哈。是人都有火气，那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只有莫明其妙的无缘无故的激动、紧张、压抑、、才有可能演变成精神病来的。

由于各种因素积累,造成精神疾病不断突增,对于此类精神疾病要如何判断。精神病鉴定有什么标准?下面为大家介绍如何鉴定精神玻

精神病指的是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率乱,导致认识、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的总称。致病因素有多方面：先天遗传、个性特征及体质因素、器质因素、社会性环境因素等。许多精神病人有妄想、幻觉、错觉、情感障碍、哭笑无常、自言自语、行为怪异、意志减退,绝大多数病人缺乏自知力,不承认自己有病,不主动寻求医生的帮助。

精神病与感冒、发烧一样,是一种疾病,是由社会、心理、生物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而造成大脑功能紊乱,导致精神活动、行为失常。

精神病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可分为重性精神病和轻性精神玻常见的重性精神病有：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器质性精神病(如：老年性痴呆症)等，鉴定材料《如何鉴定精神病》。轻性精神病则以较为普遍的各种神经官能症为主。

重性精神的症状则很多,常见的症状有：

1、错觉如把墙上的影子看成妖魔鬼怪。

2、幻觉常常能听到、看到、嗅到、尝到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3、焦虑病人显得烦躁不安、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4、妄想病人凭空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想法,尽管与事实不符,其本人却坚信不疑。

5、淡漠病人对什么事都不关心,对任何外界事物都没有相应的反应,往往表情呆板,毫无激-情。

6、自知力障碍不承认自己有玻

从心理学的角度判断,精神病鉴定与一个人精神活动有关,大致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1)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他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提出的要求,他的谈吐和各种行为能否被常人理解,有没有明显离奇和出格的地方,这就是从心里与环境的统一性看问题。

2)看他的精神活动自身,即各种心理活动过程之间,他的认识过程、内心体验和意志活动是否协调一致。

3)看个性特征是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在他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和全部行为中,这种个性特征都能表现的恰当、连贯,这就是说从自身心理活动的同一性看问题。

关于在司法上,如何鉴定精神病：

精神病的司法鉴定需要由公检法机关或者相关机关提出申请,由各省市相应的司法精神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如果你们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向律师咨询如何与监狱管理部门打交道了。一旦进入诉讼司法程序,可向法院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特别提示：个人无法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如果是治疗精神病,可以到河南精神病医院——郑州153医院。

精神病鉴定要多少钱：

如果单纯为了求医看病的只需要到大型,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即可;仅收取门诊的挂号和咨询费用。不会有多少钱的。住院费用根据不同疾病和病人情况不一,以病人检查事项而定。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研究 篇6

内容摘要：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既是一种社会防御措施，也是一种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加以限制的行为，还牵涉到刑事责任应否承担的问题。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模式从整体上呈现出二元双轨的制度格局。其中，《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程序归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由人民法院最终决定；《精神卫生法》则将强制医疗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实施。相较而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无疑更加符合司法化的要求，但其具体规定中仍然有当事人权利不足、审判程序虚化等明显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更是存在性质定位错误，当事人权利保护堪忧等严重缺陷，亟需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

关键词：强制医疗 精神病 司法 刑事诉讼

如黑格尔所言：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所以《刑法》只能将已经丧失意识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归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过，基于社会防卫目的，大多数国家仍会采用强制医疗的方式来解决精神病人社会危险问题。[1]虽然强制医疗性质上存在司法处分与行政处分两类观点[2]，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争议，世界上主流的做法是强制医疗需要经过法庭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5编第4章和《精神卫生法》第3章也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但遗憾的是，除学者们普遍指出的法律条文较为简陋的问题之外，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化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非常明显的不足，以至于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社会防卫目的实现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在处理强制医疗问题时虽然采取了诉讼的方式，要求强制医疗必须经过法院审理才能做出决定。然而，从具体规定中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并不如普通程序那般重视庭审的作用，造成诸多规定偏离了司法化的要求，行政色彩浓厚。因而，完善路径应当以司法规律的要求为依归，对强制医疗程序作重新构造。

（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利

任何可能受到审判影响的人都应当保障其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因而，首先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必须改变现行以被申请人不出庭为原则，出庭为例外的规定，保证被申请人只要具有相应的受审能力，就应当亲自参与法庭审理。这就要求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应无一例外地会见被申请人，听取其关于强制医疗的意见，并结合专业医师及鉴定人意见考察其是否具有受审能力。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同样如此。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时，应该对被申请人进行讯问，以帮助确定是否要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另外，由于精神病人权利维护能力有重大缺陷，所以，《刑事诉讼法》可以比照未成年人以及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做法，赋予其更全面的法律援助。

其次，《刑事诉讼法》应当充分重视被害人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制医疗并非刑事制裁措施，其目的更多地是预防而非惩罚，当被强制人不再表现出明显的人身危险性时，被强制人就可以解除强制，回归社会。因而，从利益角度讲并非不可以接受。所以，与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不同，强制医疗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是绝对的对抗关系，双方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被申请人是否仍然有社会危险性，而非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但就查明事实来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这种默契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而，在强制医疗程序中，作为第三方利益代表，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利不仅不应该被削弱，反而应当更加加强。只有赋予被害人质证、辩论、申请重新鉴定等权利，审判法官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才能避免应当承担刑责的人逃脱刑事处罚，被害人申请复议的权利才能有的放矢。

（二）坚持开庭审理

强制医疗程序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强制医疗案件审理可以根据被申请人申请不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本应当是审判程序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缺乏开庭审理环节，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就无法进行，直接言辞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就难以保障，所谓的审判实质化就成为空谈。因此，强制医疗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但开庭必须进行，这应当是一个不容动摇的原则。二审法院同样也必须如此。

（三）贯彻鉴定人出庭和专家辅助人制度

由于法官只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一旦涉及其他领域的专业问题，就不可避免需要求助于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这在精神病医学方面尤其如此。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强制医疗决定不是一项医学判断，而是一项法律判断，人民法院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可以借助司法鉴定，但又绝不能过分依赖鉴定，更不能将自己的裁判权力简单地让渡到医生手中。为正确审查和利用司法鉴定意见，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通知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证。同时在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可以邀请精神病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以及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意见发表看法。对于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亦可以要求重新鉴定。

（四）裁判方式改决定为裁定

裁判结论用决定而非判决、裁定是强制医疗行政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诸如不开庭审理、当事人权利受限的原因所在。不改变该裁判方式就无法使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得到正确的认识，司法化的努力也会事倍功半。将强制医疗决定改为强制医疗裁定另外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被申请人、被害人等可以通过上诉而不是现在的复议来寻求救济。这样一方面既可以敦促二审法院采取开庭审理而非书面审理的方式来对待当事人的诉求，保障当事人对二审程序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还可以阻断一审法院决定的立即执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五）强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司法控制

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与普通程序中的逮捕相似，都是为了防范社会危险，保障诉讼进程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所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限制，接受司法审查。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直接决定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但应当在3日之内报请检察机关决定是否继续采取临时性的约束措施，检察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检察机关在审查临时性的约束措施申请时，应参照强制医疗条件进行。通过检察机关的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防止临时保护性强制措施的误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出公安机关在强制医疗申请方面的不足，促使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精神卫生法》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探究

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相比，《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程序问题更加严重，几乎所有的“被精神病”现象都属于其调整范围。目前，学界关于《精神卫生法》中强制医疗改革司法化路径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我国司法强制医疗模式与行政医学强制医疗模式合二为一，实行统一的强制医疗标准，全部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强制医疗的审查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由精神医学专家、患者代表、法律专家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审查机构；[3]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门槛设置不宜过高，强制医疗的司法化应当定位为司法救济，即确保医院作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决定具有可诉性。

笔者认为，强制医疗程序的改革首先必须具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一切都是空谈；另外还应当综合考虑被强制人权益的保护和社会防卫目的，努力同时解决“被精神病”问题与“武疯子”难以收治的困难。因此，第三种方案应当成为非刑事领域的强制医疗改革方向。与前两种方案不同，第三种方案并未对现行制度大动干戈，而是相对稳妥地在目前做法上建立司法救济渠道，更具可行性。另外，该方案一方面简化强制医疗决定程序，提高有危险的精神病人的收治效率；另一方面健全司法救济机制，确保强制医疗案件可以得到司法审查。兼顾了社会防卫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两大强制医疗目标。虽然该方案将司法审查作为一种救济程序，因而在司法化程度方面的确不如第一种方案，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也有所区别。但是考虑到我国精神病人数量众多，很多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负担，绝大多数的强制医疗都能够得到家属的支持和理解，一概要求司法提前介入反而会给正当的强制医疗带来不必要的障碍。所以第三种方案将司法后置的做法更符合我国国情，是当前条件下相对较优的安排。不过在基本架构确立之余，《精神卫生法》中的强制医疗程序还需要规定以下几点：

（一）严格规定强制医疗条件

由于《精神卫生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的条件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强制医疗范围的扩大化，甚至出现“被精神病”的现象。因而，立法应当比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强制医疗设置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可以确定为“已经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安全的行为，达到行政处罚的标准，经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另外，对有伤害自身行为的精神病人医疗仍然应当尊重监护人意见，不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

（二）确定强制医疗的实施主体为公安机关

强制医疗性质是行政行为，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只有公安机关才能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医疗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社会安全行为的，任何人都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公安机关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医院诊断意见、当事人精神病史、精神病发病频率、被申请人表现以及近亲属和周边邻居的意见，作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决定。在决定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诊断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公安机关也可以主动要求重新鉴定。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当事人家属，并同时告知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三）构建对强制医疗当事人的法律援助机制

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如果对强制医疗不服的，可以选择自行委托代理人，或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提供帮助。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病医院应当保证精神病人的会见和通信权，协助其向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援助中心获取法律援助，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建立强制医疗解除机制

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诊断评估，并将诊断报告送交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于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解除意见。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也可以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对于医疗机构提出的解除意见以及当事人及近亲属提出的解除申请，公安机关应及时进行审查，并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及近亲属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近亲属两次申请之间应当至少间隔6个月。

（五）加强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的指引下，当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已经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和习惯，开始将行政权也纳入到监督的范围。强制医疗等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更是成为了检察机关的重点推进工作。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与公安机关协同合作，共同建立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协作机制。公安机关所有的强制医疗决定都应当在7日内报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检察机关均应当认真审查。如发现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有违反法律规定滥用强制医疗程序，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监督相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结语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既是一种社会防御措施，也是一种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加以限制的行为，还牵涉到刑事责任应否承担的问题，因此关系极为重大。借鉴大多数国家在处理强制医疗问题上，均要求由法庭进行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经上述分析，我国应在法治化的建设中注重每一项权利，完善每一个环节，在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上更加司法化。

注释：

[1]据统计，最近每年精神病人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00件，其中30%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死1.85人，最多的杀死70余人。

[2]强制医疗属于保安处分的一种，对于保安处分程序的性质，大陆法系有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两类观点。一元主义认为保安处分与刑罚措施性质相同，都属司法处分；而二元主义认为两者不同，刑罚是司法处分，保安处分属行政处分认为采一元主义要由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强制医疗的执行也要接受司法审查，采二元主义要由行政机关决定。但一元主义和二元主义只是理论上的争议，大陆法系各国在程序具体适用方面有惊人的一致这种默契表现在由法官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进行的强制医疗程序须由法庭进行审理并以裁判的形式作出决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7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1.1.1被鉴定人的一般资料

资料取自抚顺市和阜新市司法鉴定组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期间鉴定有关刑事责任能力案例中资料比较完善者,共82例,男性73例,女性9例;年龄16—71岁,平均(38.89±10.29)岁;职业分布、受教育程度。见附表1—2.

1.1.2鉴定资料

案情:凶杀17例,伤害、强奸33例,盗窃4例,其它28例;作案动机:现实动机35例,混合动机13例,病理动机20例,不明动机10例,资料不全4例;案发时辨认能力:完全者37例,削弱者26例,丧失者19例;案发时控制能力:完全者27例,削弱者36例,丧失者19例;责任能力评定:完全责任能力29例,限定责任能力34例,无责任能力19例。

1.2方法

以性别、文化程度、罪后的保护措施等共31个项目,经数量化处理作为变量输人微机.采用SPSS软件包,先作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1],资料经数量化处理后,输入微机,筛选出与责任能力评定较密切相关的因素,然后以责任能力作为分类变量,剔除辨认与控制两变量,其余的28项作为解释变量,再进行逐步判别分析(p<0.01),逐步剔除对责任能力评定无判别作用的因素,筛选出对责任能力评定影响较大的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并进行组内回代检验。

2结果

2.1辨认能力的判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对辨认能力有判别意义的8个因素,具体见表,其判别系数见附表3。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判别方程对作案时违法行为的辨认能力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辨认能力完全85.29%、辨认能力削弱64.00%、辨认能力丧失88.89%。总判别正确率为79.20%。

2.2控制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4。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控制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控制能力完全87.50%,控制能力削弱80.00%,控制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4.40%。

2.3责任能力的辨别分析

经判别分析,筛选出8个因素作为案发时控制能力的判别因子。其判别系数见附表5。

用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表明,对案发时违法行为责任能力的三种等级的判断正确率分别为:责任能力完全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责任能力丧失88.89%。总判断正确率为83.10%。

3讨论

司法精神鉴定最常涉及的是刑事案件的责任能力评定,法学要件是违法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因此,科学的评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无受损及受损程度成了鉴定中的关键,这需将医学与法学两个不同专业的知识互相融合才能作出,因此它较一般临床诊断要复杂和困难[2]。对责任能力评定的探讨,国内有以某一重要因素,如动机作为指标[3,4],但绝大部分则是从案例资料的一般总结以图找出影响评定的因素。为了更客观科学地寻求出与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密切影响的因素,现代多元统计技术提供了较佳的方法,但应用这些方法进行探索只是近年才有一些报道[5,6]。本文结果显示,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精神疾病类型、精神病性症状、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决定责任能力的主要依据;作案动机等共8个解释变量作为判别因子,与责任能力评定有密切的关系,会对司法鉴定责任能力评定有较好判别效果,与麦慈任等人研究相符[3],但其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仅为75.90%,而本研究为83.10%。如患有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作案当时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且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评定时倾向无责任能力;说明运用统计学分析亦支持这一观点:在医学要件及法学要件同时具备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能力。

根据判别分析所建立的三个判别方程进行组内回代检验,其总的正确判别率为83.10%,无责任能力88.89%,全部责任能力80.77%,责任能力削弱81.82%,说明多元判别分析对责任能力有无的判定还是较满意的。

摘要：目的:探讨更科学、更客观地评定责任能力的方法。方法:对82例刑事案例资料用SPSS软件包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及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与责任能力显著相关的因素,以此作为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计算判别系数,同时进行组内回带检验。结果:作案动机、作案时精神疾病种类、案发时病情状态、作案前有无准备、案发时精神状态、对犯案行为的罪错认识、对作案后果有无估计、罪后的保护措施8个因素与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显著相关,以此8个因素作为判别因子建立的判别方程,组内回代检验总正确率分别为83.10%、79.2%及84.4%。结论:多元判别分析方法,可以提供责任能力评定更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司法鉴定,精神疾病,责任能力,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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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瑞珍,林振强,赵振环,等.心因性精神障碍司法精神鉴定责任能力的多因素分析[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3):136-137.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8

一、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之概况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病鉴定启动设置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司法官启动制和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当事人启动制。两种启动制基于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刑事诉讼结构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司法官启动制的优点在于更加有利于实体公正与高效;当事人启动制的优点则是侧重程序公正, 维护当事人的利益。[1]我国目前的精神鉴定启动的设置, 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启动制, 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司法官启动制, 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一种“扩大的”司法官启动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 依照我国刑诉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 从司法现实运行的角度来看, 公安机关的鉴定决定权甚至处于垄断地位。根据实证调研数据显示, 90%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启动。[2]

二、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存在的困境

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设置的本意在于:侦查机关作为案件的最初接触者侦查方, 赋予其鉴定启动权便于其及时有效发现问题, 从而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但从现实的实际运行效果而来, 可谓问题多多。从不同角度进行评析, 我国目前精神病鉴定的启动存在如下特点:

(一) 从精神鉴定的合理性角度分析, 我国精神鉴定“启动多”。

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现象频发, 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影响诉讼效率。

(二) 从抑制非法鉴定、虚假鉴定的角度分析, 我国精神鉴定“启动易”。

部分犯罪嫌疑人与鉴定人员勾结, 虚假鉴定藉以逃脱罪责。

(三) 从程序公正、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分析, 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难”。

当事人无完善的启动申请权与救济权, 司法工作人员垄断鉴定启动, 当事人缺乏救济。

三、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困境之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究其本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析:

一是“泛精神病”倾向, 即“无病推定”原则的缺失:由于精神病鉴定工作不同于其他司法鉴定可以通过各类仪器或者化验得出准确数值标准进行参考, 其作为一种较为主观性和经验型的鉴定工作, 鉴定的指导原则直接关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 再加上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水平相对较低、精神病鉴定是一种回溯性评价[3]和人为因素的介入等因素, “无病推定”指导原则的缺失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二是当事人缺乏初次鉴定申请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 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由此可知, 我国精神病鉴定当事人仅享有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 虽然《检查规则》第255条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部分初次鉴定申请权, 但并不能改变我国精神鉴定当事人相关申请权利缺失的整体现状, 而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讲, 这是有缺陷的, 也是造成鉴定启动权问题的原因之一。

三是鉴定人权限的不合理扩张:精神病鉴定的目的是通过专业精神病学专家的观察与评价在认定被鉴定人在医学层面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从而为法官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提供客观、有效的参考。然而实践中, 鉴定人的权限已突破医学层面的范围, 多数鉴定意见或结论直接对被鉴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作出评价, 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 往往会导致精神鉴定的畸形发展, 为非法鉴定、虚假鉴定提供了犯罪的土壤。

四、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之完善

针对以上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赋予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及救济权, 用以解决我国精神鉴定启动“难”的问题。虽然不少学者倡导应当赋予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相同的鉴定启动决定权用以通过权利对等和程序公正用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诉讼权利的分配不仅要考虑到权利人利益保障和程序因素, 更要与国家的诉讼结构体系相协调, 我国的诉讼结构模式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 司法能动是其本质特征, 过度关注当事人利益必然导致诉讼程序的混乱, 故此种建议恐难操作, 而且法国和美国的改革经验再次印证:“鉴定权配置模式的价值目标应当在适应不同类型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各有侧重, 而不能同时并举。”[4]所以, 赋予当事人初次鉴定的申请权, 改变当事人初次鉴定无法参与的现状, 为保障当事人权利提供有效途径, 在当事人的鉴定申请被驳回后, 应当要求相应机关说明驳回的理由并出具相应司法文书, 当事人可以据此向上级机关申请复核。

二是确立精神病鉴定启动的证明责任标准问题, 用以解决我国精神鉴定启动“多”和“易”的问题。因为我国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精神鉴定的启动证明责任标准问题, 所以实践中不论是公检法机关启动还是当事人申请启动都没有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 其决定权完全在于启动决定机关的自由裁量。而这样的自由裁量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导致启动的条件过于宽松或过于严格的两个极端现象, 因此应当对启动的自由裁量制定相应的量化标准。具体来讲, 当启动决定机关自行启动时和当事人方申请启动鉴定时, 相应各方都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而证明的量化标准设置一般应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家族与个人精神病史、作案动机、平时表现、作案手法、诉讼中思维与逻辑等方面进行考量, 进行具体量化。[5]其中, 精神病诊断书不应作为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之硬性必备条件。

三是设立部分案件强制鉴定制度, 虽然赋予当事人初次启动申请权有助于对启动难问题的缓解, 但鉴于最终启动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决定机关手中, 所以为慎重起见, 有必要考虑在一些特殊案件中设置强制鉴定制度。尤其是在一些死刑或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些案件中, 由于刑罚的严厉, 应当做出最为慎重的处理, 即在死刑案件和一些其他特殊案件中, 只要被告人符合一定的条件 (此时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一般启动证明责任) , 办案人员就必须进行精神病鉴定。应当注意, 此处的强制鉴定并不是毫无条件的, 因为实践经验表明绝大多数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是没有必要进行精神鉴定的, 而且对所有死刑案件都实行强制鉴定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此笔者并不赞同有些学者对所有死刑案件都进行精神鉴定的建议。[6]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此种强制鉴定中的“一定条件”即是只要被追诉方能够提供真实的精神病家族史或者个人病史证明或其他人或组织情况反映证明即可。

摘要：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设置是一种“扩大的”司法官启动制, 公安机关在鉴定启动权实际运行中的垄断地位, 使其偏离了最初的立法目的。实践中, 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呈现出“启动多”、“启动易”和“启动难”之困境。针对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中“无病推定”原则的缺失、当事人初次鉴定申请权的缺失以及鉴定人权限的不合理扩张等原因分析, 从完善鉴定启动权的角度出发, 应当赋予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及救济权, 确立精神病鉴定启动的证明责任标准问题和设立部分案件强制鉴定制度。

关键词：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困境,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爱艳.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9) .

[2]陈卫东, 程雷, 孙皓, 潘侠, 杨剑伟.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J].证据科学, 2011 (2) .

[3][美]劳伦斯·S·赖茨曼.司法心理学[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211.

[4]章礼明.论刑事鉴定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162.

[5]王亚男.试论精神病鉴定的启动[J].政法学刊, 2013 (4) .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9

关键词：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暂行) 》将精神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鉴定, 即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 精神鉴定的结果是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决定性证据, 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中国现有制度之下, 只有公检法机关享有启动程序决定权, 辩护人以及被告人的近亲属仅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没有初次鉴定的申请权以及申请被驳回后的救济权。近年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邱兴华案、杨佳案等都体现了嫌疑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的情况, 全面改革我国精神鉴定制度、规范鉴定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武器已经变为法治社会一项急迫的要求。其中, 建立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成为重中之重。下文将从强制提起程序的必要性、强制提起程序限于死刑案件的原因以及反驳民众对该项制度的误解等三方面分析制度建立的可能性。

一、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之必要性

首先, 从权利角度分析。宪法原则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保障的对象是人, 不局限于普通民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在其中。甚至因为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情况, 他们的人权保护情况更加需要受到关注。生命权是人权的最重要内容, 每个人的生命权都需要得到尊重, 既然夺取他人生命是不正当的, 那么国家夺取人的生命就具有正当性吗?笔者认为, 死刑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国家行使其刑罚权尤其是死刑权力时应当有足够的理由, 若嫌疑人、被告人在行为当时不具备控制、辨识能力, 即能够排除国家行使权力。

其次, 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办理死刑案件的原则:“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坚持保留死刑, 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符合这几个原则, 既能够达到“少杀、慎杀”, 又可以“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1]

再次, 从心理状态分析, 精神异常的犯罪嫌疑人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警察强迫的影响。[2]与正常人相比, 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比较不稳定, 在羁押审问期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对于警察审问时严厉的措辞、威胁性的肢体语言更加敏感, 因而作出虚假陈述、放弃自己合法程序权利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 从实践角度分析。一方面办案人员、检察官、法官在是否进行精神鉴定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 不具备精神病鉴定的专业知识, 许多精神病不能简单地从外在表现分辨, 也许公检法机关可以辨识出一个智力迟缓的人, 却没有能力分辨更多的如心境障碍、神经症等不明显的精神疾病。如果患有这些疾病的人不能得到精神鉴定从而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利且不公正的。

二、强制精神鉴定限于死刑案件之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为了有效且全面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对每一位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精神鉴定更符合人权的要求。但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在目前看来这显然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只能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精神鉴定。死刑案件相较于其他案件, 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 死刑具有不可逆性。判决执行死刑后, 即使事后再发现被告人曾有精神病史, 犯罪当时可能无法认识、控制自己的行为, 或许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也无济于事。生命不可重来, 再多的赔偿也换不回人的性命。

第二, 死刑案件在中国适用快速处理程序。美国的死刑囚犯在判决后即使不上诉也有一段漫长的牢狱生活, 更不用说死囚们还享有对其定罪量刑进行多次复审的权利。与此不同的是, 中国的死刑案件一旦终审完结, 尤其是已经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的案件, 再审程序的启动非常困难, 并且死刑执行快速, 几乎不可能出现等待10年、20年再执行死刑的情况。有基于此, 中国的死刑案件需要更加慎重。

第三, 死刑案件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大。死刑案件比一般的盗窃、抢劫等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社会舆论也更加关注。出现恶性杀人案件时, 舆论导向倾向于同情受害者家属、严惩杀人凶手, 而公检法机关往往顶不住巨大的社会压力, 快速结案以求缓解社会矛盾。当此之时, 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已经不再重要, 个人的合法程序权利需要为整体社会的和谐作出让步。

综上所述, 死刑案件比一般案件刑罚更严厉、处理速度更快、社会舆论压力更大, 并且死刑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具有占比较小、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判刑法益侵害最大等特点, 这些特点为先将强制精神鉴定制度局限在死刑案件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三、误解死刑强制精神鉴定制度

对于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 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 其中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受害者家属无法从该项制度中获得精神慰藉, 正义无法得到伸张。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

就1997-2011年3720例鉴定数据来看[3],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是“只要经过精神鉴定, 就可以逃脱惩罚”。3000多例鉴定中, 无精神病鉴定结论仅次于精神分裂鉴定结果, 处于第2位;而在有精神病鉴定结果中, 又有56.6%被鉴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这个比例看起来似乎不高, 但要注意的是, 我国启动精神鉴定前提是通过公检法机关对嫌疑人、被告人外在行为的判断, 仅在被认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时才决定进行鉴定。从这个角度想, 就可以得知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受到了其应受的刑罚处罚。

《刑法》第18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过鉴定确定患有精神病, 并不意味着逃脱刑罚。我国刑法仅就“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形免除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其余情况下精神病人仍需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精神鉴定免除死刑的精神病人并非受到惩罚, 他们在另一个地点用余生去偿还所犯下的罪行, 这样的惩罚也许对于一些人而言比死刑更加可怕。通过死刑强制精神鉴定制度与强制医疗程序的衔接, 我们既可以充分有效地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又能够达到法律要求的正义目的。

四、结语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 中国在刑事案件中进行精神鉴定的比例明显较少, 这与我国精神鉴定制度采取“司法官启动制”有关。一方面由公检法机关控制精神鉴定启动决定权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避免诉讼不必要的拖沓;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机关垄断精神鉴定的途径, 使得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此外, 除《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 (1989年施行至今) 中国尚无其他专门性立法, 而《刑事诉讼法》对精神鉴定的一些规定没有全面完善的制度配合也无法真正发挥效用。中国建立完整的精神鉴定制度已迫在眉睫。在此之前, 笔者认为建构死刑精神鉴定强制提起程序可以成为改革的试验田, 尝试打破政府机关独占鉴定启动决定权的现状, 为后续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星.从熊振林案看我国死刑精神鉴定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09 (21) :107.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10

2月22日, 滨海新区司法局召开处级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天津市政法系统党建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重点学习了天津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袁桐利、市政法委副书记祖文光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并根据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区司法局2016年党建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总体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区委、区纪委和市区政法系统的安排部署, 紧密围绕中心工作, 服务大局, 强化从严治党责任,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建设, 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促进新区司法行政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会议部署了2016年工作任务:一要认真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以支部为单位, 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二要严格规范落实党建及党员管理等制度, 积极推进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三要以党建带队伍建设, 抓好作风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重点抓好服务窗口的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扎实推进公共服务环境评价活动。四要采取强化警示教育、强化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等三项措施, 抓好纪律监督和执纪问责两项重点工作, 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

精神病司法鉴定 篇11

一是积极服务发展大局。全市法院在收结案均略有上升的情况下，裁判的正确率和服判率持续提高，较好维护了公平正义。2012年，全市法院派出近200名干警，深入哈西、群力新城开发、棚户区改造、路桥建设等重点项目拆迁一线，开展法律服务460余次，配合政府化解处理征收补偿纠纷近700起，成功促使100余户拒不搬迁群众主动搬迁，有效化解了矛盾，服务了重点项目建设。全市法院依法审查强迁申请，裁定准予强迁8起，保障了征收补偿工作有序进行，为新战略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全市法院制定并落实《二十七条便民审判措施》，普遍推行假日法庭、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依法为盲、聋、哑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等指定援助律师；为困难群众和危困企业依法减缓免收诉讼费；认真审理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为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款；对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和劳动报酬案件先予执行；初步完成门户网站建设，网上公布各类案件审理、执行信息，司法活动更加公开透明，减轻了当事人诉讼负担，方便了人民群众诉讼。

三是继续深化从严管理。全市法院始终坚持依靠机制建设队伍，严格落实通报批评、考评排序、入围选拔、诫勉谈话、法官职权配置、年度业务素质考试等制度机制，强化队伍管理，优化队伍结构，提高队伍素质。2012年以来，仅中院就发出《纪律作风通报》、《案件质量通报》、《纪检监察通报》、《工作督查通报》、《涉诉信访通报》400余期，查处违法违纪干警1人，干警的责任感和危机感明显增强。我们还有序推进了中层领导干部选拔、干部职级调整和报请人大任命法职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干警的积极性，树立了良好的用人导向。

四是着力抓实规范执法。更加注重事前防范和事中规范，着力抓实“规范作风、规范庭审、规范裁判、规范文书”四个方面规范执法。全市法院通过开展明察暗访、审务督察、接待群众来访投诉等渠道，规范审判作风。通过开展庭审观摩、庭审示范、庭审讲评活动，促使庭审程序完整、庭审语言行为规范。通过庭前集体阅卷、当庭集体调解、判前集体评议等方法，强化合议庭职能作用。通过开展裁判文书专项展评、专题讲评、集中评查等方式，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适用法律的正确性。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市法院审判作风更加文明规范，庭审活动更加严格规范，评议裁判更加严肃规范，裁判文书更加严谨规范，法院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法院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有的法官服务发展意识不强，为全市发展新战略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够，服务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二是部分法官宗旨意识不牢，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借助社会力量平息纷争、化解矛盾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一些基层法院从严管理不到位，司法不公、司法不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四是我们抓规范执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是初步的、阶段性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五是部分法官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和信访压力，职业荣誉感有所减弱，队伍活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市委十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并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有关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铎在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完善工作思路、转变发展方式、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城乡一体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载体功能、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七个方面实现新突破，为全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工作方向，也对进一步做好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后，市法院两次召开党组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市委全会精神。通过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谋划确定了全市法院工作的基本思路：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继续深化从严管理，着力抓实规范执法，在为大局服务方面，要创新方式方法，实现主动服务、有效服务；在为人民司法方面，要注重化解、更加便民，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在抓实规范执法方面，要更加注重事前事中防范，确保行为规范，裁判公正；在深化从严管理方面，要强化监督，严格追究，确保不出问题、少出问题；在基层基础建设方面，要注重协调，解决问题，提高全市法院整体工作水平，实现两级法院科学发展。为此，要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服务保障职能，努力为全市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坚持能动司法，在服务大局上要有新举措

能动司法是新时期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的客观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市委的战略部署，强化能动司法，创新工作方法，更加自觉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积极保障经济发展。认真审理破产、买卖、借贷、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房地产、建筑工程承包等事关经济发展的各类案件，依法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制假售假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有力保障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我市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二是主动服务项目建设。建立法院服务全市重点项目落地和重点项目建设“联系点”，定期走访，依法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保障促进项目建设有序进行。主动介入征地补偿工作，依法审查受理强迁申请，建立联动协调机制，确保实现依法拆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