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进步（精选8篇）

低碳技术进步 篇1

低碳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又一次新的变革,也是未来全球竞争优势的来源。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的迅猛增加,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形势十分严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形势下,碳排放空间开始成为比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等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碳排放制约经济发展的现象开始凸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摒弃传统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发展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权衡就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强制性减排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减少碳排放则是更为现实有效的方法,由此而来,如何实现低碳技术的进步成为了当前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的热点[1]。特别是经济发展日益迅猛的今天,技术进步伴随着GDP的增长显著提升已毋庸置疑。然而,低碳技术的发展状况却很难衡量,研究技术进步中的低碳成分及其影响因素对今后我国低碳经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学者们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研究,而技术进步中的低碳成分却往往被忽视。多数研究聚焦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上,然而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的见解:一类支持技术进步的显著减排效果,另一类则坚持认为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确定或者不显著。

Cole等[2]的研究发现,虽然人力、资本和资源的大幅投入导致了短时期内碳排放的急剧增加,而技术的不断引入和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必然推动中国减排任务的顺利履行。James[3]在Cole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能源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与技术引进、设备投入和技术吸纳能力呈正相关,且化石能源的使用、经济产出的增加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都将导致碳排放的提升。国内学者也从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等方面验证了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如郑凌霄等[4]、左可贵等[5]。这些研究都肯定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负向抑制作用,但在具体研究思路上存在着差异。

该领域的另外一类研究,要么认为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明显,要么认为这种作用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受客观条件的影响。申萌等[6]通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理论模型的构建,对技术进步与碳排放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虽然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其程度不足以抵消总量的排放。张兵兵等[7]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而东西部则表现为负相关,同时,其研究还表明这种关系具有强烈的时间依赖性。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单纯考虑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正向抑或负向作用,“一刀切”的技术进步理论不利于充分发挥技术的碳减排效应,且这种效应还受到行业差异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最终效果取决于何种力量的主导作用[8,9]。

已有研究从理论层面和实证角度对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视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仅仅从宏观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作用显得尤为乏力,技术进步是不同要素引导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作用有必要对碳资源这一要素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行单独考量。基于此,本文拟从技术进步本身研究技术进步的效用,通过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由劳动-资本引发的生产技术进步和碳资源带动的低碳技术进步,从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状况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同时对影响低碳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进行探究,以期剖析促进技术进步低碳发展的根源所在,为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的顺利转型提供必要的指导。

2 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及分析

2.1 低碳技术进步的诱发机理

技术进步作为企业谋求发展、国家实现富强的重要手段,技术的不断革新无疑可以带来社会福利的攀升。然而,由于市场要素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复杂性,技术本身的进步又具有不同要素的偏向,即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各要素利用效率的增加。在影响技术进步方向的诸多因素中,要素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的作用力尤为显著。规模效益主要指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降低边际成本,不断增加对丰裕要素的使用以实现产出的增加。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必然依赖于技术的革新,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下,企业的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必然偏向相对丰裕的要素,因此该要素的技术进步相对较快。在要素稀缺和利润追逐的趋势下,由于稀缺资源的昂贵价格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了节约稀缺要素的使用,企业往往通过相关技术创新的引进以提升该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技术进步偏向稀缺要素方向的发展。总体而言,规模效应使得技术进步朝丰裕要素的方向发展,而价格效应使其朝稀缺资源方向发展,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要素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向。对于碳资源来说,一方面其以丰裕要素形式广泛存在于煤炭等化石能源当中,另一方面由于节能减排的限制导致了其具有稀缺性的成分,因此,低碳技术进步受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决定了其演化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2.2 模型基本假定

碳资源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碳排放空间,将当前产业系统的非期望产出碳排放视作对碳资源的消耗,其目的在于将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转化为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10]。作为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考虑碳资源消耗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将碳资源从生产要素中分离出来[11],在此基础上研究资本、劳动和碳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且主要分析技术进步对碳资源要素和非碳要素上的作用状况和迥异性。鉴于CES生产函数不受替代弹性必须为1的约束,具有更好的适用性,本文构建包含碳资源要素在内的双层嵌套式CES生产函数:

式(1)中,Yt表示经济总产出;Kt、Lt、Ct分别表示经济产出需要的资本、劳动和碳资源投入;At表示劳动和资本引起的技术进步,这里将其定义为生产技术进步;AtC表示低碳技术进步。ε表示非碳要素(资本、劳动)与碳资源的替代弹性;α表示资本份额与劳动-资本份额的比值。式(1)的第一层为非碳要素,即劳动和资本构成的CD生产函数,第二层为非碳要素和碳资源之间的替代弹性函数———CES函数,因此,通过双层嵌套式函数的构建为低碳技术进步的测算提供了依据。

在式(1)的基础上,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资本、人力和碳资源的边际产出等于其真实价格,进而可以求出:

由式(2)和式(3)进一步可得到生产技术进步和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如下:

由上述推导结果可以看出,At、AtC的取值受未知参数ε、α、γ的影响,为了实证分析的展开,必须先对其进行参数估计。

2.3 参数估计

替代弹性ε是低碳技术进步计算的前提,代表了劳动-资本对碳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当ε>1时,技术进步会使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提升更快,因而生产过程中用更多的劳动和资本代替碳资源的消耗,此时的技术进步为非碳资源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反之亦然。为了便于ε的估计,假定技术进步满足以下条件:

式(6)中,

根据式(4)、式(5)中两类技术进步的推导结果,可进一步得出:

对式(7)、式(8)两边同时取对数,并代入式(6)中,可得:

为了便于表达,这里用StA、StC、ZtA、ZtC对上式中复合结构进行替换,进一步式(9)可化简为:

因此,在式(10)的基础上,未知参数的估计可采用SUR进一步得到。

对于参数α的估计,根据定义,由于,因此可通过求LtShare和KtShare而得到。参数的估计参照Hassler等[12]的研究成果,假定γ=0.05。

2.4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因变量Yt用各年份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来表示,考虑到1998年前后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的数据口径统计的差异,本文对于工业增加值的计算借鉴陈诗一[13]的做法,把统计年鉴数据调整到统一的全部工业口径;劳动投入Lt的计算采取各年份工业行业平均从业人数,统计口径的统一仍采用陈诗一的做法,由于劳动收入份额LtShare不能直接获得,本文采取平均人力价格与就业人数的乘积来计算;资本投入Kt用资本存量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本文依照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14]。资本收入份额KtShare的计算采用营业利润加上年度折旧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表示;对于碳资源的消耗量Ct采用当前主流的IPCC清单法进行核算[15],并用实际碳排放量来表示碳资源消耗情况。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减少一次能源核算的误差,本文选取化石能源终端消费(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以及二次能源终端消费量(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进行计算,其中电力按照各产业消费比例乘以用于发电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换算成化石能源消费。CtShare的计算用碳资源消耗量与碳价格的乘积来计算,考虑到碳价格的未知,因此采用能源收入份额作为替代。

以上变量中涉及的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在数据处理方面,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构建以2000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对各年份的价格数值做平减处理。对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指标数据,本文按照其呈现的总体趋势作相应的平滑处理。

2.5 模型估计与分析

本文对1995—2014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采用Eviews6.0对未知参数ε做SUR估计。

从SUR估计结果中的DW值可以看出,方程不存在自相关,估计结果合理。进而可得-ε/(ε-1)的值为0.269,从而可求出ε近似取值0.212。也就是说,劳动-资本和碳资源投入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即碳资源投入的增加会对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出产生正向作用,但作用相对微弱。从总体上看,生产要素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即碳资源和劳动-资本的投入的共同增加才能实现产出的最快增长。然而,环境保护的存在制约了碳资源的投入,此时如果单纯依赖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替代减少的碳资源投入,会造成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因此,此时技术进步成为了解决经济产出增长和环境保护矛盾的根本途径。

为了保证参数α取值的固定,通过对历年工业行业的LtShare/KtShare的取值取平均数,从而可求得α=0.572。在ε、α、γ已知的基础上,可对式(4)和式(5)进行直接求解得出低碳技术进步和生产技术进步如图1所示。

从两类技术进步水平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1995—2014年间,虽然生产技术进步和低碳技术进步的水平都不断提升,但现阶段我国劳动-资本的生产技术进步水平明显高于碳资源要素的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并且两者差距不断增大。生产技术进步从1995年的0.53增长到2014年的4.6,增长了近9倍之多。而低碳技术进步从0.1增长到1.1,增长速度更为迅猛,这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极为相关。从增速来看,两者保持相似的步调,近年来低碳技术进步增长率表现为更高水平。

从技术进步总体发展方向来看,我国工业全行业的碳资源要素和非碳要素之间表现为较强的互补关系,且劳动资本这类生产性技术进步水平较碳资源要素的低碳技术水平更高,即为非碳要素的增强型技术进步,因而总体技术进步将导致碳资源的边际产出提高的更多,所以现阶段技术进步表现为碳资源偏向。换言之,1995—2014年间工业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偏向于对碳资源要素的节约。

3 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由上一节的分析可知低碳技术进步的客观存在,为了进一步探寻其影响因素,本部分在上一节的基础上采用低碳技术进步水平的计算结果来实证考察其影响因素所在。根据公式(3)和公式(5)可以看出,低碳技术进步受到经济产出、劳动资本投入和参数因子有关。从而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1)中,INDU表示工业化水平,MARK表示市场化水平,OPEN表示对外开放程度,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RDEX表示R&D支出,α表示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对于相关变量的测算,工业化水平用工业增加值与GDP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借鉴赵彦云等[16]的测算方法,采用市场经济基本要素、市场发展和政府职能市场化3个指标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测算采用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总额的比例来度量;FDI以外商和港澳台资本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R&D支出水平用年度总R&D支出与GDP比值得到。

3.2 回归结果

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采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进行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资本投入、碳资源投入、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为负,从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只有资本投入和碳资源投入P值接近于0。而在正向影响因素中,工业增加值、劳动投入和R&D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其对低碳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3.3 结果分析

碳资源投入的增加提高了其在资本投入中的份额,从而降低了碳资源的产出弹性,导致低碳技术进步水平的下降。同理,产出的增加促进了碳资源份额的下降,产生相反效应。资本投入的负向效应的原因是:资本投入较高的企业拥有庞大的生产规模,机器设备占据资本的主要构成,为了节省成本,往往放弃新技术和设备的引入,因而不利于碳资源相关技术的集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高投入企业垄断性较强,抑制了该行业中小型企业的进入,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进而不利于碳资源节约型技术的进步。相反,人力资本的投入是衡量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标志,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意味着劳动者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了经济产出的增加和碳资源份额的下降,从而技术进步向低碳方向偏移。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工业化水平不利于低碳技术的进步,使得技术进步朝向碳资源增用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的碳资源偏移性降低;市场化水平促进了低碳技术进步的提升,囿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降低了企业进入的门槛,导致了资源、信息流动的增强,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市场化水平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不断降低产出的碳资源份额,引致技术进步向碳资源方向偏移;理论上来说,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技术的交流与融合,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导致本国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可带来产出的增加,但对本国技术进步并没有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外来技术的吸收和掌控需要一个过程,而急于求成的引进不仅不利于技术的汲取,而且影响自身技术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17]。同时,本文的OPEN回归结果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了影响效应的潜在性;FDI对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外商的设备和技术的引入,同时新的技术对同行业也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从而带来技术进步的碳资源偏向;而R&D水平的增长导致生产率的提升,降低了碳资源投入在生产要素中的份额,进而带来碳资源要素技术的进步。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基本结论

碳排放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然而单纯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必然抑制经济的增长,低碳技术进步为这一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通过碳资源概念的引入,将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看作推动其进步的动力,以便把碳排放的抑制性更直观的转化为碳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双层嵌套式CES生产函数的构建,证实了碳资源要素和非碳要素之间较强的互补关系,且现阶段技术进步朝向碳资源节约方向发展的存在,测度了低碳技术进步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影响低碳技术进步的根本因素所在。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和碳资源投入对其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工业增加值、劳动投入和R&D水平支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4.2 政策启示

(1)提高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实现生产技术进步和低碳技术进步的同步发展。生产技术进步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生产成本的降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的自发生产技术进步必然存在。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必然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与扶持,通过绿色清洁项目的引入实现区域的转型发展,加大低碳技术的引入与支持力度,逐步实现绿色技术经济化的转变。低碳技术进步归根结底依赖于企业的自主减排意识的形成,因此必须通过末端控制倒逼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奠定技术进步在低碳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2)在碳资源越来越成为稀缺的战略资源的宏观背景下,对外要争取更多的碳资源,扩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对内应最优化使用这些碳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规制和引导,更需要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使碳资源在市场中自由流通。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调控企业低碳生产方式、规范个人低碳消费行为,建立行业间“碳补偿”制度协调经济系统的利益关系;培育碳资源市场,推进碳排放权界定工作,建立碳排放付费制度,促进碳资源证券化,把资本引导到投资与低碳生产的方向上来;创新发展“碳交易”,通过不同的碳交易机制,使企业或个人通过买进或卖出的手段碳资源,促使碳减排目标的实现。通过建立起能源节约、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运用市场机制使碳资源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促进产业系统向低碳化、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

(3)劳动投入作为促进低碳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通过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不仅有利于技术的研发与传播,而且有利于低碳理念的形成和维系。R&D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也应充分重视,一方面,R&D投入水平的增加直接推动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的R&D投入水平也可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实现技术的双重发展。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碳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随着投入的增加必然带来成本的上升,实现替代能源比例的不断上升是现阶段解决碳资源稀缺性的重要措施。

4.3 不足之处

本文虽然引入了碳资源的概念,但仅仅把碳资源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且模型设定建立在理想条件的基础上,没有考虑政府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尝试考虑将模型扩展到多要素条件,进而构建出多要素条件下低碳技术进步的统计测算方法并研究其经济效应。另外,在替代弹性的估计上,SUR估计仅仅获得了研究时段内的固定弹性值,而没有求出要素间弹性的年度动态值,优化研究方法将是下一步的重要研究方向。

要素积累还是技术进步 篇2

关键词:增长模式;要素积累;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4-0042-02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

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

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低碳背景下对云南科技进步的思考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云南,科技

云南作为落后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着既要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又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两难境地。低碳经济是云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和必由之路[1,2],而云南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的多样性,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资源,都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不可比拟的优势(如表1)。低碳经济需要创新的节能减排技术、清洁能源技术以及碳捕获与碳利用技术等有力的支撑,可以说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要依靠科技[3,4]。“十一五”期间云南科技发展未完成既定目标,科技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云南发展的瓶颈[5]。

1 云南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性

1.1 资源优势

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多样性,可再生资源潜力巨大。云南的资源状况如表1所示。

1.2 产业基础

2010年云南省生物产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低碳产业产值分别达到3 730亿元、1 300亿元、440亿元,总共占当年GDP的75.8%:除传统的“两烟”、茶、胶外,花卉、医药、制糖、蔬菜等都成为产值过百亿元的产业;旅游业的国内外游客增长率、旅游收入等5项经济指标平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年来始终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率;成为文化产业占GDP比重超5%的全国6个省份之一[6,7]。

从能源利用结构来看,景洪、小湾等水电站建设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水力发电占全省发电量的59.6%,占全国水电发电总量的11.3%;是全国沼气发展主要省份之一,沼气保有量达到283万户,占总农户数900万户的31%;目前云南已经是全国重要的太阳能、风能研发基地,风力发电项目投资已达百亿元,太阳能光伏并网电站、大理风电站已经投产发电,投产满一年的风电场等满负荷利用小时数均在2 200小时以上,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 091小时)[6,7]。

同时,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形成了可持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朴素生态观,这与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一致的[8]。

2 云南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2.1 生态形势不容乐观

云南地处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的上游或源头地区,水土流失、河道淤积、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资源丧失和水体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事关全局。2009年水土流失面积为13.4万平方公里,是全国岩溶分布较广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主要河流有近四成水体严重污染,九大高原湖泊中异龙湖、杞麓湖、星云湖、滇池常年处于中度、重度污染状态,近一半的湖泊达不到水环境功能要求[9]。

2.2 发展方式较为落后

从产业发展来看,高耗能产业比重大,而且重点企业例如云天化(昭通市)、云锡(红河州)等多为贫困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支柱产业。2010年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5:45:40,其中钢铁、有色冶金、化工、建材等产业资源型粗加工产业仍占主导地位,占全省GDP的30%以上[10],而且产业链短、附加值低。

从能源结构来看,现阶段重化工业能源消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96%,占全省能源消费的53.4%,节能减排的压力相当大。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42%, “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18位,在西部排第6位[6,7]。

2.3 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发展不平衡

全省各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化程度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滇中的昆明、玉溪两地国土面积仅占全省的7.9%,人口也只占全省的16.2%,但2009年的GDP就占到了全省的40.0%;昭通(滇东北)、文山(滇东南)、迪庆和怒江(滇西北)、临沧和普洱(滇西南)是全省经济最贫困的地区,其国土面积占全省的41.5%,人口占全省的31.4%,但GDP占全省的比重只有17.3%;16个州市中红河、大理等八个民族自治州的GDP之和仅占全省的25.9%,其中德宏、迪庆、怒江更是全省最贫困的三个州。

从人均GDP来看,各州市差异极其显著。2009年,怒江、保山、文山、普洱、临沧和昭通的人均GDP都达不到玉溪、昆明的30%,昭通的人均GDP甚至只有玉溪的19.7%左右。6个民族自治州的人均GDP全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7]。

3 云南科技发展现状

科技进步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当前云南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后。

3.1 “十一五”规划中科技方面的主要指标尚未完成,差距较大

云南省“十一五”规划中科技方面的主要指标制定目标和截止2010年实际完成情况如下:高校在校生总规模力争达到66.5万人,实际在校学生43.9万人;R&D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1.5%,实际仅0.6%;自主创新总体水平力争达到全国中等水平,进入西部先进行列,实际仅为26位,列西部第7位;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占工业增加值18%以上,实际比重仅为8.1%[6,7,11]。

3.2 人才匮乏且地区、行业分布极不平衡,全社会科技意识急需增强

2010年云南省文盲人口比例为6%,远高于全国4%的平均水平;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为5.8%,低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仅高于西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7.4万人,占总人口的1.6‰,远低于全国3.49‰的平均水平 ;农业依然是云南农村就业最主要的行业,其中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就占了53.8%,而且从事第一产业人口占78%。

云南省的人才主要集中在昆明、玉溪、曲靖三市,其人数就占全省人才总数的50%,特别是昆明市,其人才数占全省比例达到了31.8%,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数量极少。从2009年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来看,昆明市为13 233(人年),占到了全省的62.7%;排名第二的玉溪仅为1 648(人年)。全省只有昆明、玉溪和红河的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超过了全省平均线;8个民族自治州中除去红河,最高为大理(736),最低怒江为零。

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层次不高,特别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核心领域,缺乏优秀技术人才。企业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分布在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仅占总数的20%左右,这已成为云南企业产品升级换代进展缓慢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合理,全省78.34万专业技术人员中,高职只占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11]。

3.3 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极不平衡

2010年云南省R&D经费支出占全省生产总值0.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省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1.20%,远低于全国4.12%的水平。在全省16个州市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超过亿元的仅有昆明、玉溪、曲靖等5个州市,而且其R&D经费支出总数就占了全省总支出的88%,其中仅昆明市所占比重就达到了61%。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州(市)有临沧市、昆明市、大理州和文山州,其余12个州市的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科研投入从产业来看,地质勘察业投入经费14.9亿元,占所有经费的40.0%;制造业排第二,投入经费14.1亿元,占所有经费的38.0%;而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2,13]。

3.4 科技对优势产业的支撑力度不够

科技成果消化、吸收和利用不足,从而没有将科技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云南在科研、成果转化和生产三个阶段上的投入比例大体为1:0.5:100,而国际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1:10:100。例如在药物、烟草和花卉等产业中,云南省药物资源开发利用率不到10%,中药资源优势没有很好地通过科技转化为经济优势;发达国家的花卉产业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控制等高技术已广泛应用,而云南省花卉产业差距很大,仍以农户经营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类、品种极少,花卉产业尚未形成云南特色及名牌种类[14]。

3.5 科技投入结构、质量不协调

科技投入过于依靠政府,企业、社会投入偏低,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研究成果转化不够重视。R&D经费投入中,企业投入的比重美国为70%左右,德国为60%左右,而云南省企业的投入还未突破50%;省财政支出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0.46∶9.86∶57.43,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偏低;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较高的州市为昆明、大理和丽江,分别为1.47%、0.84%和0.83%,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6 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弱

云南省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在全国的排序较为落后,2009年仅为22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引领和带动社会的力量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列全国第2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为16.2%,列全国第22位[10]。

4 以科技发展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才能把云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缩小省内区域差距、与其他省市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云南发展低碳经济,要注重发挥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利用科技来创造竞争优势。

4.1 加大投入,多渠道吸引资金

通过税收、财政贴息、科技投入基金或科技投入风险基金、绿色通道等政策和手段,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对科技的投入。

发挥云南资源和区位优势,吸引相邻四川、重庆等西南省份和泛珠三角的东部省份以及周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国家的科技投资;加强省内农村与城市、中心城市与偏远山区城市、省内城市与相邻交界省份城市、边疆民族城市与沿海发达城市、国内城市与东南亚城市的科技和人员交流。

特别注重加大扶持农村、偏远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加大自主创新经费投入力度,重点在现代农业、化工、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

4.2 以科技促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通过科技创新来适应市场变化,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强产业高新技术攻关和应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更大限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及能源利用率。

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集成和示范推广,针对基础条件较好、关联度大、有特色和优势的技术领域,充分发挥云南绿色资源优势,研发适销对路、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发展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特色产业群,培育若干个特色支柱产业。

4.3 通过发展科技促进城乡、地区、各民族的人才均衡发展

科技进步关键要培养人才、获得人才和留住人才。实施人才考核和激励机制,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积极自我提升和发展;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聘用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并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进入市场、进入企业;创造条件、提供优惠和保障措施,鼓励和引导高等院校毕业生到企业、到农村、到民族地区就业、创业、扎根落户;对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偏远民族地区劳动力进行上岗前职业技能培训,轮训在岗人员,引导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4.4 突出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体制改革

科技创新成果只能通过企业才能实现产业化,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投入的主体和产学研结合的主体。要提高财政科技经费用于企业自主创新所占比重;推动绝大部分科研机构进入企业,转制成为科技型企业、中介服务机构,改变大部分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的格局,使大多数科研机构和科技力量更加直接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搭建企业技术需求平台、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平台以及教授专家个人信息平台,通过平台交流企业的技术难题及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企业和院校双向选择,真正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

4.5 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做好产业的对接、升级

针对云南具有资源优势的天然药物和功能食品等领域以及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烟草、化工业,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企业和有关科研机构的合作,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增加研发投入,大力推广应用;支持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通过国家和省级重大建设工程的实施,消化吸收一批先进技术,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真正做到引进来、用出去;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带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氯碱:技术进步成就斐然 篇4

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文雷介绍, 10年间, 氯碱工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升级, 促进了行业结构调整。目前, 不少规模以上氯碱企业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以及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并逐步实现清洁生产和“三废”的综合利用。氯碱主要产品烧碱产量从2002年的的882233万万吨吨, 增增长长到到22001111年年的的22446666万万吨吨, 聚聚氯氯乙乙烯产量从2002年的338万吨增长到2011年的1295万吨。

而最为重要的是, 10年来我国氯碱行业技术进步成就卓著。

首先是生产工艺不断优化。我国烧碱生产工艺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先进的离子膜烧碱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据行业统计, 与2002年国内离子膜法烧碱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为31%相比, 2011年占比达到了88%。与此同时, 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水银法、石墨阳极工艺基本被淘汰, 普通金属阳极法工艺所占比例逐步减少, 已从2002年的69%下降到目前的11%。

在聚氯乙烯生产中, 与2002年相比, 目前电石法、乙烯氧氯化法和进口原料法在我国均有生产装置。

其次, 技术装备走向大型化、系列化。离子膜烧碱生产技术已成为氯碱行业调整产品结构、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措施, 目前国内所有新建和扩建烧碱装置全部采用离子膜法生产工艺。截至2011年底, 蓝星 (北京)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共制造承揽约1200万吨/年离子膜电解槽工程项目, 占据国内离子膜烧碱产能的半壁江山。

特别是山东东岳集团经过8年自主研发, 幅宽1.35米的氯碱用离子交换膜于2009年9月正式下线, 并于2010年5月在沧州大化黄骅氯碱厂正式开始工业化应用, 打破了美、日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局面。

行业还自主开发出了20万吨/年国产化聚氯乙烯成套技术装备, 实现了大型聚氯乙烯生产从工艺到设备的全套国产化, 极大地提高了聚氯乙烯生产的自动化以及安全环保和节能降耗水平。大型聚氯乙烯聚合釜也实现了国产化。锦西化工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自主研发出135立方米聚合釜工艺技术, 标志着我国大型聚氯乙烯聚合釜研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 10年来, 国内烧碱生产装置平均规模已经从2002年的约6.5万吨/年提高到目前的18.9万吨/年, 规模在20万吨/年以上企业的产能占全行业总产能的72.2%, 5万吨/年规模以上企业的产能占全行业总产能的97.7%。

张文雷同时表示, 10年间, 我国氯碱行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重视技术创新, 不仅节能降耗水平不断提高, 原材料、能源消耗也显著降低。行业平均吨碱综合能耗从2002年的1340千克标准煤下降到2011年的389千克标准煤 (注:2006年以前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以0.404千克标准煤/千瓦时计) , 30%烧碱吨碱耗蒸汽也从2002年的2.72吨下降到2011年的0.62吨, 使得我国氯碱行业整体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

另外, 循环经济也推动了氯碱行业的环保升级。目前, 采用膜法脱硫酸根技术大大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 干法乙炔生产工艺的开发与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结合成为综合节能、降低污染的重要途径, 聚氯乙烯离心母液回收利用技术、电石渣综合利用技术及VCM精馏尾气变压吸附工艺等都有力促进了氯碱行业环保水平的提升。

技术进步正在这样影响就业 篇5

虽然创新消灭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100年前,1/3的美国工人在农场工作,而今天不到2%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今天秘书的队伍大大缩水了,但是却出现了更多的电脑程序员和网页设计师。

技术正在破坏就业

但就算出现新的工作和不可思议的产品,短期内收入差距仍将扩大,并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权更迭。然而各国政府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

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从64%下降到59%,而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1%的人口获取总收入的份额从70年代的9%上升到了今天的22%。在很多发达国家,失业率处于警戒线水平并不全是周期性因素。2000年,65%的美国工作年龄人口有工作,而此后不管年景是好是坏,这个数据一直下降,现在只有59%。

更糟的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的破坏才刚刚开始。从无人驾驶汽车到各种智能的家用产品,现有的创新能够摧毁那些过去从未被影响过的工作。

目前为止受机器影响是那些日常的重复性的劳动,计算机可以比人类更加廉价高效的执行复杂任务。电脑可以通过闭路摄像机画面辨认入侵者,比人类更加可靠。通过对比大量金融和生物数据,计算机可以分析金融欺诈和疾病,比任何会计和医生做得都好。一项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今天47%的工作可以在以后20年里实现自动化。

创新过程本身也被数字革命改变。很多数字创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可以雇佣数百万人的产品或服务,但是现在它们并不要太多劳动力。2012年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Facebook时,它拥有3 000万用户却只雇佣了13名员工,而刚刚脱离破产保护的柯达公司在其最鼎盛时曾雇佣了145 000名员工。

新行业成长起来需要数年,而在此期间最先感受到的是创业企业对原有企业的冲击。Airbnb(旅行房屋租赁社区)可能把有空余房间的业主变为企业家,但是却给低端旅店业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这个行业雇佣了大量的员工。

如果这个分析部分正确,那么社会影响将非常巨大。大部分最受威胁的工作地位会更低(物流、运输),而受自动化影响较小的技术岗位的地位将提升(创造力和管理经验),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工资中位数保持不变但是收入差距却可能扩大。

随着不公平的加剧,人们的愤怒会不断增加,但是政治家很难找到应对的办法。如果躲避科技进步,任何停止发展的国家会很快被掌握新技术的竞争对手落在后边。对富人惩罚性的增税也会因资本和高技术工人的流动性而所有收敛。

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投入教育

政府帮助人们应对这种影响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教育系统。 技术本身也有帮助,例如通过慕课(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甚至是电子游戏来模拟工作所需技能。

国家教育的定义也需要改变。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学龄前教育。成年人也仍然需要学习,参加再教育。

然而不管如何教育,人们的能力都是不均衡的。帮助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提高最低工资,是利用公共资金提高最低收入, 例如美国和英国使用的大规模税收减免,这样每名工作者都能获得合理报酬。

创新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然而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分配并不均匀,尤其是在初期,然而如何传播新技术取决于政府。19世纪,为了取得进步性的改革,各国顶住了爆发革命的威胁。今天各国政府应该在人们愤怒之前妥善开启变革的进程。

低碳技术进步 篇6

在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而就业问题则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头等民生问题, 因此, 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 学术界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以及促进就业发展的技术政策选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晓和崔友平 (2013) , Marco Vivarelli (2014) 等人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评述。由于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增长的作用机理非常复杂, 加之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差异, 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不管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抑或是技术进步对就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这些结论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目前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比较薄弱, 而且它几乎只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 甚至无法对此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既具有基于过程创新的“就业破坏”作用, 又具有基于产品创新的“就业创造”, 或者叫“就业补偿”作用, 如果“就业创造”的作用力度大于“就业破坏”, 那么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则体现为正效应, 反之亦然。但却无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分析说明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技术进步的“就业破坏”作用摧毁了多少旧的工作岗位, “就业创造”作用又增加了多少新的工作岗位。这是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令人遗憾的地方。在国外, 通过利用微观数据分析说明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对就业的影响, 从而得到技术创新影响就业的净效应,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解决了上述对“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实证分析问题, 但在国内, 由于微观数据的不可得, 这仍然还是一片空白。

有别于以往研究, 本文利用最近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在重新检视我国技术进步的就业增长效应的基础上, 结合有偏技术进步概念, 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其原因, 说明为什么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为负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来说明技术进步和就业增长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行性, 从而为制定有助于我国就业持续增长的技术政策提供依据。有偏技术进步, 即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希克斯在1932年的论述, 他把技术进步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技术进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在Acemoglu, D (2002, 2003, 2007) 等人的推动下,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概念再次受到重视, 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问题分析。有偏技术进步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意义, 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 从而对相关技术政策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估。从就业的角度讲, 有偏技术进步由于对某些生产要素有利, 但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其他另外的要素报酬, 因此, 有偏技术进步的方向决定生产要素中谁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谁是受损者, 以及决定不同群体接受新技术的意愿,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1 有偏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1.1 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重新估计

技术进步对过去我国就业增长究竟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多数实证研究结论是倾向于负效应的。本文利用我国目前最近的宏观统计数据, 即1990~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结合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对此重新进行估计, 估计模型采用最普通的就业需求方程, 它可以从生产函数很容易推导出来。

其中, L、Y、AW和Tech分别表示就业人数、实际GDP (1990年价) 、用CPI缩减的实际平均工资 (1990年价) 和技术进步因素。至于技术进步指标的度量, 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1) 基于索罗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 (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了方便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测算了这两种结果 (表1的回归结果中用DEA表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 各地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 使用的投入变量包括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 产出变量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基于索罗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一般情况下是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非增长率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计算, 借鉴了Cristiano Antonelli&Francesco Quatraro (2008) 的方法, 即

假定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 则要素的产出弹性等于总收入中该要素所占份额。例如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W为工资率, 在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

不管用那种方法测算技术进步指标, 均要用到就业人数、实际GDP、实际资本存量, 其中全国及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采用张军 (2004) 的方法。模型估计中使用的我国199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包含的地区数为29个 (重庆和四川合并, 西藏因数据不全略去) 。所有初始数据除就业人数外均来源于1991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 就业人数取自地方年鉴。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 **为5%, 括号内为标准差。

对面板数据模型 (1) 的估计, 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结果表明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从估计结果看, 1990~2012年间, 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 换句话说, 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会产生就业的挤出作用。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用上述两种不同方法测算的技术进步指标来对模型 (1) 进行估计, 比较表1中模型1-1和模型1-2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变量Y和AW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弹性值虽然大小有差别, 但均为负数, 并且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模型 (1) 得到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可信的,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这一结果不仅和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的大多数结论相符合, 也和作者所在课题组在2008年得出的结果一致 (参见叶仁荪、王光栋、王雷 (2008) ) 。

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是, 技术进步影响我国就业增长的净效应为负,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为什么却对就业增长产生负作用?诚然, 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净效应和“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的关系有关, 但我们认为,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本身的要素偏向性, 在于过去我国技术进步的方向偏向了不利于就业增长的一边, 从而导致“就业破坏”的方面大于“就业创造”。

1.2 有偏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关系

本文认为, 过去20多年间, 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之所以产生负面效应,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我国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 技术进步的方向偏向于资本使用, 也就是说偏向于劳动节约的。为了验证这个观点, 本节首先对1990~2012年间我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进行测算。

近年来, 国内有不少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进行了测算, 比如戴天仕和徐现祥 (2010) , 雷钦礼 (2013) , 王班班和齐绍洲 (2014) 等。本文采用雷钦礼 (2013) 的方法来测算全国及各省份1990~2012年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按照雷钦礼 (2013) 的方法, 技术进步偏向于何种投入要素, 取决于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大于零则意味着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 或者说偏向于劳动节约的, 反之, 若D小于零, 技术进步则偏向于劳动, 也可以说是偏向于资本节约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由下式给出:

式中σ、γK和γL分别代表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增长率以及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通过对下面 (6) 和 (7) 式的联合估计, 可以得到上面3个参数, 从而计算出D值。

其中Q、K、L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和劳动, r和w表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 τ为税率, t为时间项, σ为替代弹性, δ是常数项, ε为随机误差。这些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处理, 除了资本存量, 其他均采用和雷钦礼 (2013) 相同的做法, 本文使用的资本存量指标采用的是张军 (2004) 的计算方法。然后分别利用各地199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使用带约束的似不相关回归的估计方法对对 (6) 和 (7) 式进行系统估计, 得到替代弹性σ和时间变量t的系数, 再计算出γK和γL的值, 最后利用 (5) 式计算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的值。表2为测算结果。

注:对 (6) (7) 式的联合估计结果, 除江西省之外, 其他省份拟合效果均很理想。

从表2的测算结果看, 本文得到的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性结论和雷钦礼 (2013) 一致, 都是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 且要素替代弹性也几乎没有差别, 都在0.38左右, 替代弹性小于1, 说明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此外, 本文还测算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和四川合并, 西藏因数据不全略去) 各自的技术进步偏向, 虽然各地估计值大小有所差异, 但他们代表的含义本质上一致, 1990~2012年间各地区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均为偏向资本使用的, 也就是说是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

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先前的看法, 即有偏技术进步是我国过去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 技术进步产生的“就业破坏”效应大于“就业创造”效应, 导致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总效应为负, 是和过去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使用, 或者说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方向相联系的。

2 技术进步路径与就业增长

过去20多年间, 我国技术进步总体偏向于资本使用, 不利于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也体现为负的净效应,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政府鼓励科技创新, 促进技术进步就必须以牺牲就业为代价。实际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多方因素的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导致技术进步的多方因素中, 有的因素不利于就业增长, 但有的因素又有助于促进就业, 因此, 选择和发展那些既可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又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方面, 无疑是当前就业形势下技术政策的合理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从技术进步路径的角度来讲, 促进技术进步可以选择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也可以选择技术引进, 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构建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变量IN、F和B分别表示自主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购买, 后两个变量用来作为技术引进这一路径的代理变量。比较模型 (1) 和 (5) , 实际上是假定技术进步可以表示成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一个函数, 即

并设定f (IN, F, B) =φln ZL+γln F+ln B

这一设定借鉴了吴延兵 (2008) 的做法。在模型 (8) 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中, 就业人数 (L) 、实际GDP (Y) 、实际平均工资 (AW) 和上文相同, 自主创新 (IN) 的衡量一般采用产出指标专利申请 (或授权) 数, 或者采用投入指标R&D存量, 由于1990年以来各省专利数的统计数据比较完整, 故采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F) 采用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 转化成本币计量, 技术购买 (B) 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 两者最后均简单使用GDP缩减指数进行平减。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1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年鉴。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 (8) 的估计, 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 估计结果如表3的第二列模型 (8) 所示。从估计结果看, 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差别很大, 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购买代表的技术引进这一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出负效应。这表明, 基于就业发展的角度, 走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道路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而选择技术引进, 通过技术模仿来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路径, 必须要注意克服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 **为5%, 括号内为标准差。

进一步, 我们继续探讨促进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和就业的关系。自主创新不能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 必须要有各级政府的政策措施来加以推动。自主创新的基础离不开教育发展, 而最终推动自主创新不断发展还必需要有资金的支持, 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从这一意义上讲, 相关的政策对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肩负重要使命, 这些政策包括促进和加快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 以及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和发展活动方面的投入等。为了说明这些方面的政策和就业增长的关系, 本文构建下面 (10) 式用来分析上述政府促进自主创新的三方面相关政策对就业的影响。

和前面模型 (8) 式的构建相类似, 我们假定自主创新产出是关于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和企业R&D经费支出的函数, 则可以由 (8) 式推导出上面 (10) 式。式中变量ST代表地方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E代表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 QY代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 2009年以后这一统计指标改为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经费支出, 本文做了适当的调整。最后使用GDP缩减指数对这3个变量进行平减。其他变量的数据处理和上文一样,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

基于豪斯曼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 (10) 的估计同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 估计结果见表3的最后一列。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用于科技和教育的支出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为正效应, 且显著性水平高, 同时, 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也有利于就业的增加, 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从3个变量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看,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影响最大, 其估计的弹性系数为0.046, 意味着科技支出提高1%, 则能够增加就业人数0.046%。值得一提的是, 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中, 自主创新路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研究的印证, Pluvia Zuniga&Gustavo Crespi (2013) 还认为自主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创新方式中是第一位的。

所以, 促进自主创新, 扩大就业, 政府增加教育方面支出, 特别是加大科技支出极为重要。同时, 政府对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突出的企业减免税收和给予其他奖励, 并大力宣传, 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氛围, 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增加研发经费支出也是必要的。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测算结果表明, 1990~2012年间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 同时, 这一时期我国技术进步是有偏的, 偏向于资本使用, 或者说是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这种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本使用却不利于全社会均衡就业量的增长, 使得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虽然会加剧“就业破坏”效应, 但促进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必须以牺牲就业为代价。选择合理的技术进步路径, 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和就业的和谐发展。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 基于就业发展的角度, 走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道路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贯彻标准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篇7

上午好!

今天, 我公司荣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住宅远传抄表系统》首批标准化示范基地和本次发布会的承办企业, 我代表宁波东海集团, 热烈祝贺新闻发布会成功召开, 并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东海企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国家建设部开始酝酿水、气、热三表智能化技术装置科研课题、编制相关标准的构想, 针对计量仪表管线安装规范与整体住房设备布置设计上发生的冲突, 从建筑设计上考虑三表工作环境、工程施工、安装、计量仪表日常运行维护标准规范要求等困惑的问题。我们东海集团相随建设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的规划构想《住宅通用成套技术》, 重点研究开发满足智能化住宅的安全性、私密性、舒适性主要功能要求的智能住宅自动抄表技术的系统产品, 从计量到户、节能降耗自动化技术工程应用的研究开发, 结合智能自动抄表技术标准与工程规范化展开工作。

在这二十年智能住宅抄表技术的发展历史过程中, 社会和科学技术已经日新月异。为实现城市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标志的一代更新目标, 我们东海集团工程技术中心坚持不懈的努力, 不断推进技术进步, 在自身产业特点的基础上, 加强与科研院校以及国际技术合作, 实施智能住宅抄表系统技术标准战略, 并逐步与国际接轨, 系统产品不断优化升级, 并在工程项目实例中应用实践,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数字化建设而努力, 同时为行业用户计量控制整体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开发和创新。

当今, 住宅建设已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场所, 更是信息技术和各种电子技术的应用平台, 在未来创建智能化住宅社区建设, 更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级政府日益重视城镇化建设规划, 关注资源和能源计量管理, 实施节能减排基本国策。为此, 智能住宅自动抄表技术, 对行业经营企业, 实现信息化管理需求, 更加具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将面临一场新技术的革命,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今天, 《住宅远传抄表系统》建筑工业行业标准的发布实施目的, 无疑是对智能化住宅建设, 使企业成为市场驱动型的组织, 实施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 将制造型企业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应用于市场驱动。智能化住宅系统产品执行统一标准和建筑工程规范化要求, 这一个重大的标准创新解决方案, 使我们制造企业明确了发展方向, 走市场驱动型研究开发创新之道路。

作为首批标准化示范基地的东海企业, 热衷于技术市场共同发展, 针对不确定的需求给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在新的领域中, 将系统产品应用技术与建筑工程技术相结合, 在严格执行《住宅远传抄表系统》产品技术标准基础上, 与建筑工程相联接的关键问题进行“二次技术开发”, 把系统产品技术标准广泛应用智能住宅建设, 在全新的领域、不同行业、技术之间转移, 为智能化住宅、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数字化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

易腾迈:技术左右冷链物流进步 篇8

近日全球多个城市和地区饱受高温煎熬, 大众对冷冻消暑食品的需求飙升, 超市及零售商店对冷链物流、冷库及相关配送服务的效率要求也骤然提高, 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供应商美国易腾迈科技公司指出, 冷链物流需要过硬的识别、跟踪及供应链管理技术, 才能全面提升其效率。

易腾迈针对冷链物流及冷库环境的特殊性, 开放出一系列能在恶劣环境下正常运作的自动识别方案, 例如易腾迈的固定式和车载计算机就是适合工业使用的坚固扎实、功能卓越产品, 它们采用了最新的射频技术, 包括行业标准802.11x、Cisco®CCX兼容性认证, 而且支持Bluetooth®扫描和外围设备, 因此既可执行有线操作也可执行无线操作。对于希望材料处理设备和工业车辆 (如叉车) 以及车辆维修人员能共用移动仓库和库存控制应用的用户而言, 这些计算机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它们外观简洁、牢固耐用, 因此也是固定式应用 (如越库、生产工作站、车间和其他仓库及配送环境) 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