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共12篇）
重大决策 篇1
一、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绩效的相关概念
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绩效的相关概念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 政府
目前对于政府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 总体来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府仅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 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 当代中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广义上的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全部机关, 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元首。”[2] 这里我们依据国务院在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关于政府四项基本职能, 并结合霍琳琳 (2010) [3]中关于政府的定义, 本文认为“政府就是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行政机关, 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
(二) 重大决策
决策 (Decision Making) 是管理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在处理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时, 从各种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 简单地说, 决策就是做出决定, 是在将要进行的活动之前做出抉择的行为, 它表现为关于组织追求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决定, 也可能是关于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手段、措施等战术性选择, 还可能是关于组织活动的原则、程序的规定等。[4]
按照不同的标准, 决策有不同的分类。按决策的影响范围和重要程度不同, 可分为战略性决策和战术性决策;按决策主体的不同, 可分为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按决策的问题是否经常出现, 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按对决策结果的了解程度不同, 可分为完全确知条件下的决策、风险型决策、未完全确知条件下的决策。
重大决策就是对于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比较广、影响比较大、要考虑的因素多而复杂、所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 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决策 [5]。
政府重大决策则是指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运用国家的权利为解决某一重大问题或实现一定的目标, 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客观的分析现实条件,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加以实施的过程, 主要表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政策等。
(三) 绩效
绩效即成绩、效益, 指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决策的过程中通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式来实现预期目标。政府决策的绩效可以通过决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投入和最终产出的比值、 经济增长率、居民幸福感的增强程度、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指标来进行评价。
本文对政府重大战略性决策绩效进行评价, 即由政府的高级管理层做出的关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远景的决策, 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方向性, 关乎重大国计民生的决策绩效进行评价。
二、我国重大决策绩效评价的现状及 问题
我国对政府决策绩效进行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 始于20世纪80年代, 起步阶段决策绩效评价主要是围绕“目标责任制”;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 政府决策绩效的评价不再是单一的指标, 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水平、公众的评议状况等也列入了考核的范围, 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的广度、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1999年初,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课题组, 开始研究公共部门 (政府) 决策绩效评估的国际实践、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总结了我国政府机关绩效管理的发展现状 [6]。马先男 (2008) [7]构建了地方政府决策绩效的评价体系, 并通过该体系对宁波市政府的决策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宁波政府决策绩效还是比较高的。
我国政府的决策绩效评价到目前为止已有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 政府决策绩效的评价包括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评价的结果也越来越贴近实际, 但是目前的决策绩效评价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以经济为中心较为单一的指标评价 体系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下, GDP已成为我国政府进行重大决策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时占有绝对权重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 而对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人们自身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指标缺乏或者对其赋予的权重过小。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货币价值的体现, 无疑是评价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体现了某项决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但是GDP的增长并不能代表人民福利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等, 如果GDP的增长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 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 那即使某项决策带了GDP的快速增长, 也不能说这项决策是非常成功的, 反而是很失败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贫富差距问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受教育的公平等问题。在设计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指标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 素, 确保人们最大程度的享受决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 而不是较为单一的经济指标评价体系。
(二) 部分评价指标难以量化、缺乏真实性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是政府, 一方面政府的产出大都是服务, 具有无形性, 这就决定了政府决策绩效的某些评价指标难以量化。要获取这些数据进行评价大都要进行问卷调查, 而问卷调查的结果是人们依据自己的主观评价给出的分数, 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具有主观随意性, 可能使考核的结果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政府重大决策的实施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实施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由于政府行为的连续性和相关性, 使得政府的产出和贡献在短时间内难以度量, 有些指标即使在短时间内可以度量出来也和实际数据存在出入;最后, 现行的评价体系所获得的评价数据是由地方政府进行初步统计, 然后层层上报中央政府而形成的, 这中间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而人为地夸大政绩、减弱人民群众的不满、伪造绩效评估数据的可能性, 从而使重大决策绩效评估的数据不真实, 评价结果和事实不符。
完善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 需要在采集政府决策绩效评价数据的渠道和技术上进行完善, 减少正确信息的损失, 增强难以量化指标评价的公正性, 使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对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 政府、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绩效评价还不够重视, 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决策进行评价的机构仍是政府部门, 而不是独立的第三部门, 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很可能敷衍了事或者尽量向好的方面进行评价。他们认为对决策绩效进行评价就是在走形式主义, 是做给社会公众和上级领导看的;在评价体系的制定过程中, 参加制定的人员大都来自政府部门, 这就使得所制定的评价体系所产生的最终评价结果会造成某种单一利益最大化; 在向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进行信息采集时, 社会公众往往认为政府这是在走形式主义, 对待调查问卷不够认真, 随意填写, 还有的可能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 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将政府行为进行美化等等;在对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公示时, 社会公众对此漠不关心, 有的社会公众甚至都不知道其作用。
由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决策绩效评价不够重视, 会使得这一评价过程过于形式主义而失去了其真实存在的意义。政府和公众要加强对决策绩效评价体系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依托独立的机构来对政府的决策绩效进行指标体系的合理构建、决策绩效的真实评价, 科学规范决策绩效的管理。
(四) 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作机制 不健全
对政府决策绩效进行评价的目的就是使决策不断地趋于完善, 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现行的政府决策绩效评价就是单纯的为评价而评价, 在相关机构对决策绩效做出评价时, 相应的政府当局没有认真分析评价的结果, 更不会针对评价结果所反映出的问题而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进行改进。如何将评价结果与决策的实行进行挂钩, 将评价结果作为完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充分行使决策绩效评价的话语权是目前决策绩效评价运作机制的最大问题。
(五) 绩效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
“现在的公共部门管理将目标作为首要目的, 其他都退居其次”[8], 这充分的体现了政府部门设定目标的重要性, 而目前我国政府的各项重大决策在决策实施前缺乏对决策目标的设定, 即没有设定各项指标在决策实施后应该达到的一个合理数值。这就使得在现有评价体系下对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进行评价的最后得分是一个绝对数, 而不是现有的决策结果与预先设定的决策目标偏离的相对数, 这样的一个绝对数就使得重大决策绩效的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 对决策的调整缺乏导向性作用。
三、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研究了我国现有的重大决策绩效评价体系的运行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本文力求改善现有体系的不足, 并以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为依据, 在深入研究国外政府决策绩效评价较成功的评价体系基础上, 构建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相对较为科学、完善的决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切实推进我国政府决策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为决策的实施和调整提供可量化的指标依据。
(一) 重大决策预期目标体系的设定
为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 需在进行重大决策时, 对重大决策所产生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 设定重大决策的目标体系。既为重大决策的执行提供导向性作用, 也为重大决策的评价提供了基础。政府重大决策目标体系的设定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
1. 经济指标
经济指标反映了某一决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的贡献程度, 它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 , 也是政府决策目标和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决策预期目标经济方面的指标主要从对经济规模的贡献度、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的改善程度、经济潜力的发掘四个方面进行选取。
2.社会指标
社会指标反映了某项决策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的贡献情况, 也是决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决策预期目标的设定, 社会方面可以从社会安全、社会生活两方面的贡献度来进行选取, 这几方面更能比较全面的反映决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3. 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主要反映某项重大决策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是现代政府需要关注的决策目标之一, 环境指标主要从对环境的污染、治理和传统资源消耗三个方面来反映。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为更好地对重大决策的绩效进行评价, 需对照目标的完成情况, 设定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的设定
根据绩效目标体系, 选取合适的指标, 具体包括 :
经济方面, 选取决策所能带来的GDP的增加值衡量对经济规模的贡献度、决策的投入产出比衡量经济效率、决策所带动其他产业的增加值来衡量经济结构的改善程度、该决策所能吸引来的外资或 本土以外的资金、企业的数量来衡量经济潜力的发掘程度。
社会方面, 选取该项决策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数 (即失业率的减少程度) 来衡量社会的安全程度, 决策对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来衡量社会生活。
注:A1、A2 等与表 2中代表的指标相同。
环境方面, 该项决策所能带来的大气污染物、污水、固体废弃物排放增加量和噪音污染作为对评价环境污染的指标, 绿化面积的增加量作为环境治理的衡量指标, 传统自然资源消费的增加额作为传统能源消耗指标。
2.指标赋值
首先, 对上述的十三个二级指标进行分级, 每个指标分别分为一至五共五个等级, 然后对这五个定级进行定义。这里我们设定达到决策预期目标95% ~ 105% 这一范围为三级, 即预期目标, 设四级、五级为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 一级、二级为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例如, GDP增加值为预期目标的105%~ 110% 设为四级, 超过了110% 设为五级。不能量化的指标本文通过细化描述进行界定, 如图1所示的人们生活条件改善程度这一指标;最后, 对这五个等级进行配点, 三级为标准权重, 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一、二、四、五级设定权重。 (见表1)
3.建立评价表
本文通过先后组织80余位专家, 经过专家论证与投票, 通过德尔菲法、专家调查加权法等相继确定了重大事项决策管理的相关指标与具体权重, 最终制定了政府重大事项绩效决策评价表 (见表2与表3) 。其中, 表2列出了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表3列出了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表。
(三) 评价及改进
每项决策的实施可分为不同的阶段, 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预期目标。在决策实施过程中, 通过收集各阶段所取得成果的各项数据, 对照表3就能计算出每项指标所对应的等级和得分, 将每项指标的得分进行加总就能算出该决策绩效的总得分。如果最终得分为100分, 说明最终结果和预期结果基本没有偏离;如果超过了100分, 说明最终结果超过了预期目标, 该决策得到了顺利的实施, 很好的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建设;如果低于100分, 说明决策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这就需要相关人员通过各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推断出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的进行调整和完善。
四、结论
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指标的复合体系, 在遵循一定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 从理论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体系, 并通过专家论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指标的筛选, 最终形成了一套包括三大方面、13项较易量化和获取的指标构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 力求为我国政府重大决策绩效评价方面提供参考, 推进我国重大决策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并为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和数据的支撑。政府应以法律的力量来推动决策绩效评价体系的实施, 建立决策绩效评价管理制度, 对决策绩效进行跟踪、指导, 使重大决策切实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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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康之, 齐明山.一般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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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邢卓明.基于渐进决策模型的中国政府决策绩效影响因素分析[D].内蒙古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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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wen E·Hughes.Public Management&Administration:An Introduction[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3.
重大决策 篇2
一、重大事项的范围
（一）重大决策：
1、上级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及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2、学校章程、学校发展规划、与学期工作计划；
3、校内机构的增设和撤并、重大改革措施及规章制度；
4、师资队伍的培训、进修方案或制度；
5、教职工福利费的使用方案和使用情况；
6、教职工考核情况；
7、教职工职称评定；
8、评优、评先工作；
9、分配方案的制订或调整；
10、人事安排；
11、经费预算、决算报告；
（二）重要干部任免：
1、中层干部的选拔和任免；
2、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和班主任的选拔与任免；
（三）重大项目安排：
1、基建、维修项目的立项；
2、设施设备的采购和更新；
（四）大额度资金使用：
1、1000元以上单件物品的采购；
2、10000元以上基建和维修项目；
3、1000元以上招待费的使用；
二、重大事项的决策形式
（一）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形式为校务会议，实行校长负责制，坚持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采用集体议事，并以会议决定形式体现集体意志，不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决定。
（二）决定学校重大事项的校务会议，须有法定参会人员的半数以上到会方可举行。
三、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
一）事先个别酝酿做到:(1)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在学校领导成员之间先进行个别酝酿,充分交换意见,提出解决学校重大问题的初步意见。(2)领导成员分别进一步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加强调查研究,为充分讨论作准备。
（二）会前调查研究重大问题决策在听取意见时实行先党内后党外,先行政后群众的原则,做到:(1)组织党员在支部会议上讨论充分发表意见。(2)在行政会议上进行讨论充分听取中层行政班子成员的意见。(3)在充分讨论的民主基础上学校领导进行研究，统一思想,形成主导性意见,提交校务会议。
（三）会上充分讨论在充分听取了意见并形成主导性意见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做到:(1)召开校务会议讨论,经集体讨论后,校长负责,最终作出决策。(2)对涉及学校改革和发
展的重大问题召开教代会。(3)对每一项重大问题在作出决策的同时要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程序。
我国重大决策责任终身制现状分析 篇3
归责原则是指不法行为与法律归责之间的特定关系，主要包括过错原则，推定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等。行政决策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决策的种类多种多样，同样也就决定了决策失误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确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的归责原则就显的极为复杂。但目前我国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归责原则，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应适用过错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应适用无过错原则，只要造成了危害结果，就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是否可以删掉这句话，上句讲过存在不同声音了）。由于重大决策具有其特殊性，在适用归责原则的时候除了考虑传统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结果之外，常常（可以删掉）决策者的个人知识能力水平也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因素，例如当一个专业背景为历史方面的领导去作出有关道路桥梁这样的决策时候，即使其主观动机是好的，也难免会因为专业背景知识的原因造成决策失误。因此，在确定重大决策终身制归责的时候，不能仅以危害结果或者主观恶性作为标准，还应当综合考虑程序上的合法，以及决策者的知识涵养。归责原则的模糊，使得在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可能导致客观归责或者主观归责。势必会影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顺利实施，影响法治政府建设。
我国现有的有关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的规范种类繁多，既有党中央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制定的条例法规，又有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办法等等，各种规范确立的责任种类也各不相同，主要有党的纪律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由于各种规范缺乏统一性，适用范围有限，随意性较强。极个别政府规定的责任带有作秀的色彩，存在着很多形式主义的味道，所确立的各种责任与实际情况不符，且难以执行，把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也变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对于一些决策失误者，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有时连纪律处分的责任都给省略了。现有规范也忽略了因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行政相对人利益损失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重大决策责任终身制的责任种类的随意设定，导致不同地区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力度不同，效果也差强人意，因此有必要确立统一的重大决策责任终身制的责任种类。
从我国正式确立依法行政原则开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就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但到目前为止，重大决策责任追究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制度保障的缺失，实际操作起来苦难重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结果或许可以满足舆论与民众，但是这样的追责效果实际上却是不稳定的。重大决策责任终身制所依据的应该是一套统一科学的规范体系，重大决策涉及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决策者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前途，应属于严肃的法律规范范畴之内，但是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很难发现清晰表述规范重大决策行为的条文，因此在实际的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过程中，依据只有党的政策、国务院规章、地方性规定等等，这无疑会导致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权威性和严肃性的缺失。同时，党政交叉立法，各级政府各自行动，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难以形成统一的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法律体系。法律问题的解决应该主要依靠立法规范，而不是党的政策、政府的规定。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立法的不足以及政策约束机制的急功近利，使得对掌握重大决策权的公職人员的制约机制稍显乏力，许多重大失误的决策并未得到追究，决策失误受到追究的例子也都是舆论的压力或者是迫于上级领导的指示。【7]很显然重大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重要地位与目前的立法状况难以匹配。
重大决策 篇4
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派出的中央企业检查组, 4月8日至23日, 完成对中国石油9家单位13个项目的检查。4月29日, 中央企业检查组向中国石油反馈检查情况并进行讲评时指出, 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中国石油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灾后重建项目顺利实施, 工程专项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中央企业检查组认为, 中国石油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保障国家油气安全供应为己任,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两大主题, 全面履行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 大力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三大战略, 特别是对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采取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 严密组织, 精心安排, 措施有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石油在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方面, 立项符合中央扩大内需政策和科学发展观要求, 执行程序总体合规合法;项目组织机构健全, 管理制度机制完善;关键环节全面受控, 监管工作同步跟进;项目资金落实, 工程进展顺利。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方面, 将专项治理工作同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 着力建立长效机制, 不断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扎实开展排查工作, 坚持边查边改, 及时转化排查工作成果, 专项治理工作进展顺利。在灾后重建项目进展方面, 灾区生产设施已全面恢复, 灾区员工得到妥善安置, 恢复重建工作进展顺利, 预计到2010年底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任务。
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篇5
1、征求意见事项：凡是涉及“三重一大”即重大问题决策、重大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审批的事项。
2、征求意见遵循的原则：广泛全面原则，根据重大决策事项的内容，决策前在党的基层组织和不同区域、领域、行业及人民团体、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中听取意见建议，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公开透明原则，除依法规定保密的外，采取一定方式，向党内公开通报重大决策事项的有关情况，使征求意见对象提出的意见、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形式多样原则，采取调研座谈、交流协商、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听取和收集意见、建议。
3、征求意见的形式：坚持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党员干部干事业的思想，让党员干部参与发展规划、工作计划的制定，参与决策，实现由被动接受管理向主动参与管理的转化。沟通信息渠道，采取书记信箱、个别谈心、召开征求意见会等形式，听取党员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充分采纳合理化建议，使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定期召开离退休党员干部代表座谈会，走访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领导，使他们的建议和经验得到借鉴和发扬。坚持每年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审议通过工作报告，工作计划、规章制度等重要文件。大力推行党务政务公开制度，通过召开各种会议、设立党务政务公开专栏，及时公布各类重要事项。
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 篇6
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作出的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更加重视富民惠民的重要政策取向。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百姓生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而且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整体上一直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长期存在。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奋斗目标，需要破解三大“难题”：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二是城乡居民同步增收“难”。我们已经通过全面取消农业税、推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受“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矛盾影响，农民增收依然步履维艰。三是改善财富分配任务“难”。
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奋斗目标必须科学谋划、攻坚克难。当前必须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使国民经济由投资、消费、出口共同拉动。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可持续增长，打造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基础。
二是着力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即在“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方针的推动下，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道路，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增长。
三是着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即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中，合理增加劳动报酬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中，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工资保障制度，推进结构性减税和财税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有效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篇7
1. 重大行政决策
行政决策是决策基本类型中的一种,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为解决国家行政事务或实现公共利益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务,依法做出决定的过程。对于“重大决策”的规定最早出现于1996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中的“三重一大”制度,具体表述如下: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决策内容在时空上的长远性和全局性。长远性是指决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能产生持续性影响;全局性是指决策在地域上应至少覆盖制定决策的行政机关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某个领域或者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其次是决策过程的高投入性。重大行政决策从决策问题的出现到决策成型,再到具体的实施过程,都需要大量人员参与讨论和论证,同时需要诸多部门配合。因此高成本也是重大行政决策的一大特点。
最后是决策后果的不可逆性。错误的决策会导致未达到预定目标却消耗大量资源,可以将其表述为目标性实效。这一特点要求决策者在决策前科学论证,依法决策,尽可能减少决策的不良影响与失败风险。
重大行政决策在类别上可分为三种:一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宏观决策;二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涉及某领域范围的专业决策;三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决策。
第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宏观决策。这类决策是指决策者站在整个行政区域的视角,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等趋势,根据现有条件和能力,对该区域一定时期内发展目标、定位、策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的战略性决策。例如我国的五年规划、土地政策、国企改革等事项。
第二,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涉及某领域范围的专业决策。这类决策是指决策者立足于社会某一具体领域,以专业性、技术性视角,对该领域发展方向、运行规范等方面所做的规范性决策。这类决策并非站在某一宏观视角,而是立足于某一行业或专业领域所进行的。因此与宏观性决策相比,这类决策更具有技术性,对某一行业或领域更具有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与指导作用。例如食品药品领域的行业规范,生态环境保护性政策与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政策等。当然,专业性决策也可以看作是宏观决策的具体衍化与实现。。
第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决策。这类决策是指惠民生,给予公民发展机会,解决公民生活问题,保护公民基本权益的,影响或直接决定所在行政区域内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例如社会保障政策,居民住房政策,医疗改革政策等。
2. 风险评估
小阿瑟·威廉姆斯在《风险管理与保险》一书中将“风险”解释为在给定的条件下和特定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所谓决策风险,就是指在决策者在决策活动中,由于条件与时间限制以及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导致决策活动的结果具有与预期目的不同、并产生消极后果的可能性。
行政决策的风险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行政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的数量相对于决策影响面来说是很小的,越是重大决策,其影响受众就越广泛。决策能否符合多数受众的需求、与该行政区域内的问题保持匹配,都涉及决策的不确定问题。
其次,行政决策负面影响应对的滞后性。应对行政决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通常是事后再由相关部门进行干预与解决。这种滞后性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这就要求在事前预知风险而加以防范。
最后,行政决策次生风险的易生性。重大行政决策的适用时间越长,其所在环境下的客观与主观条件变化就越复杂,其结果不确定性越大。同时,其间接影响也越复杂和不可预期。例如,三峡大坝工程的直接结果是发电和航运效益的实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工程建设引起的生态问题、地质问题、附近居民的卫生疾病等次生问题越来越凸显。因此,形成决策的次生风险是其风险的重要特性之一。
由此可见,重大行政决策若发生负面结果,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对该地区未来发展产生巨大阻碍。这要求决策之前,决策者要认知风险并将其量化,通过风险评估对风险进行理性考量。
综上,重大行政决策的风险评估是指在重大行政决策实行之前,由多样化主体针对决策的实施过程及结果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依法进行科学评价与考量的过程。
二、现有政策及分析
20世纪世界范围内针对经济安全所进行的评估预警思潮,是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这一想法的来源。
我国目前可查到最早涉及重大行政决策规范的文件是2002年5月1日施行的《汕头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基本程序的规定》。此后,国家、省市及以下各部门都开始关注到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范问题。
在中央层面,2004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提及“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可行性论证这一程序中已经涉及风险评估的内容。200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将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完善工作向基层政府推进。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特别指出“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并且“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这标志着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作为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被提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至此,风险评估正式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中重要步骤之一。
在国家行政决策规范不断健全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规范性文件。2002年4月,汕头市出台《汕头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基本程序的规定》。2009年12月,安徽省黄山市发布《关于印发黄山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其中规定“决策拟制部门应当进行决策风险评估……并提出防范、减缓或化解措施”。2010年,河南、北京分别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意见》《北京市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2011年,江阴市、合肥市分别推出《江阴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此后,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等地相关规定纷纷出台。
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现已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第一,各地在风险评估机制的程序规范方面尚不够具体。目前多数规范仍是以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为主要目的,而风险评估只作为其中一个步骤,并未进行详细规定。这就容易导致风险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在实行过程中出现形式化现象,造成评估机制的不健全。
第二,风险评估的内容多只重视社会稳定方面的事项,缺少广泛性。重大决策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而社会稳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有规范及研究,多只涉及社会稳定方面,而忽略了对环境、经济等其他方面的评估。这样的规范不能完整预测决策的影响,无法起到科学决策的助力作用。
三、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发展建议
1. 风险评估规范具体化,为其评估程序提供制度保障
(1)制定相应的程序规范。对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应予细化,制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具体运行程序。各省、市都应有统一标准,并在标准下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本地、本单位的工作程序。规范中应明确评估各阶段主体,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评估、谁反馈”,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明确评估范围,避免漏掉重大项目,导致决策失误,也要避免不必要的评估,造成人力财力等资源浪费明确评估过程,使评估工作更严密;明确评估结果上报要求,应将评估结果分级以区分其风险度,并在评估结果中提出每项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2)完善相关立法,加快风险评估机制法制化。目前虽然风险评估已经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之一,但该机制本身尚无法可依。法制是保证风险评估机制实施的重要保证,应加快相关法制建设,完善该领域的法律缺失,约束评估主体及过程参与人的行为,避免评估的随意性,杜绝相关人员的“擦边球”行为,这也便于责任明晰和事后的责任追究。
(3)建立风险评估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机制。在有些决策评估中,评估主体与决策主体过度重合,导致评估结果倾向化严重。为此建议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加快评估过程公开化进程;设立明确的指标,对评估结果进行考核,如风险类别是否全面,评估主体是否科学等;决策者、评估者、监督者、项目实施者四体保证独立性,避免利益倾向;对评估结果引入同行评议机制。
2. 加大民主参与力度,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加快实现评估过程及结果公开化、评估主体多元化。在评估过程中,应定期对外发布评估进程和结果。尽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坚持通过召开听证会、走访相关群体,利用政府微博、微信公共账号等新媒体渠道给予公民更多的参与方式,以此提升公民的信任度。
重大行政决策所涉及利益群体较多,为平衡各群体需求,应纳入多元化评估主体。建议加强与媒体合作,有利于评估过程透明化,了解不同群体诉求。应利用好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功能,使其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同时,发挥专家团体和非政府测评组织的作用。
3. 建立反馈和倒逼机制
(1)跟踪关注评估项目进程。重大行政决策的影响是长远的,同时其风险又带有次生性特点。风险评估并不结束于报告形成,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当跟踪关注受评估项目,关注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出现了预测的结果,以此来反馈评估结果是否准确;关注评估中对不良结果的应对方案是否有效,以此来反馈评估机制是否起到应尽的作用。在后续跟踪中关注这两方面问题,有助于总结风险评估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日后加以反思、修改,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完善该机制。
(2)引入倒逼机制。作为顺向施行的方式,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容易使风险评估的实施者在过程中降低难度,简化步骤。对此可以引入倒逼机制,在评估前对评估实施者进行责任明晰,明确其对结果的责任和一旦出现预测偏差实施者所需承担的后果。事前的权责明晰作为以结果为基点的倒逼,有利于评估实施者在过程中的准确和投入。
4. 加强风险评估机制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指导实践的有效手段。加强对风险评估机制的理论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评估机制本身的研究,在运行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探究更为科学、完善的评估程序、模型,不断增强风险评估意识。二是对相关立法的研究,有法可依是风险评估机制顺利进行的保障,如何法定评估行为中各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如何将评估过程以法律形式规范化,都是今后立法研究的关键问题。风险评估机制只有拥有法律规范与保障,才能真正顺畅地运行起来。三是可以在基层地区进行试点,也可以同时将风险评估工作较为完善或有特别之处的地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例如四川“遂宁模式”等。这样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探索出最为稳妥和高效的风险评估手段,加以推广可以有效加快全国各地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进程。
摘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重大行政决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其风险性也就值得格外关注。本文通过分析重大行政决策的特点及现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共性,对我国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提出建议,即进一步细化评估规范,加强法律保障;加大民主参与力度,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建立风险评估结果的反馈和倒逼机制;加强风险评估机制理论研究。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政策分析
参考文献
[1]马玉卿,乔钰.浅议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1(36).
[2]陈占锋.加强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建设[J].行政管理改革,2012(09):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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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协中.风险社会中的决策科学与民主——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的分析[J].法学论坛,201.3(01):46-54.
决策群体构成与决策绩效的关系 篇8
尽管理论上群体决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严密体系[1], 但是, 近几年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兴趣在显著地增加[2]。在实践中, 群体决策有其优势, Brodbeck等 (2007) 指出, 群体决策中的参与提高了方案的认同度和执行的承诺度; 此外, 群体可以整合不同的知识和经验, 而作出高质量的决策[3]。
群体决策研究有两个变化趋势, 一是“权变”的趋势, 即不是简单地、笼统地研究群体决策是否优于个体决策, 而是仔细地、具体地探索在什么情境下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什么情况群体决策下不如个体决策, 探索各种具体情景下, 影响群体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4]; 二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Moreno-Jimenez等 (2008) 认为群体决策研究的主导“范式”已从聚焦于个人偏好, 向聚焦于信息转化[5], 即信息交换与利用的程度, 决定群体决策的质量。Stasser (1985) 从群体成员中的共享信息与独占信息的角度 (shared versus unshared information) 研究了信息交换与决策质量的关系, 提出了信息取样模型 (Information Sampling Model) [6]。
在“权变理论”与“信息”分享与加工的框架下, 人们探索了群体的人口统计变量与心理变量[7]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以及不同沟通方式对群体决策信息利用的影响[8]。但是, 探索“群体的形成”或“群体的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探讨其交互效应的更是少见。
根据Kocher (2007) 的研究, 群体决策的结果与群体决策过程以及决策任务性质密切相关[9]。因此, 本文试图在“权变理论”的框架下, 探索不确定性决策的有效决策方式。具体地, 探索“自变量”——群体的形成方式和群体结构, 对“因变量”——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用“信息取样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
选择“不确定性决策任务” 的原因在于它与创业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匹配;选择“群体形成”这个自变量, 模拟创业团队的自愿形成与非自愿形成特征;而用“有无领导”模拟创业团队中的“股权结构”中是否有大股东。当然, 从信息交换的角度看, 这两个自变量会影响成员对决策过程的责任心, 从而影响信息加工的数量与质量, 最终影响决策绩效。我们期望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对提高创业绩效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2 研究假设
Cook和Kernaghan的研究表明, 群体会比个人做出更优的决策[10]。就准确性而言, 由于群体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 群体提供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并且, 群体至少增加了懂得如何解答问题的人出现的可能性[11], 因此, 群体决策可能更准确。但是, Kocher (2007) 的研究表明, 群体决策并不一定优于个体决策, 在不同任务情境下, 结论并不一致[12]。也就是说, 群体决策的优越性是有边界条件的。针对不确定性决策, 群体如能分享各成员的独占信息, 则可降低不确定性, 从而提高决策绩效,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群体决策绩效高于个人决策绩效。
Karmel Barbara研究了群体成员的态度对群体决策绩效影响, 发现了与常识相悖的结论:由不喜欢群体决策, 而相信个人做事的个体构成的群体, 其群体决策绩效高于喜欢群体决策的个体构成的群体[13]。对这种与常识相悖的现象解释是:任务导向超越了态度的负面影响, 即任务的本质与形成群体的目的决定了群体决策的绩效, 愿不愿意参与群体的影响处于次要地位。对于不确定性决策任务, 自愿构成的群体与随机构成的群体对群体决策的绩效否有显著性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在经济学上, 自愿参与意味着期望收益大于成本, 因激励相容, 参与者会积极参与并认真作出决策。自愿组合的群体, 更愿意交换信息和深入系统地处理信息, 从而降低不确定性、提高决策的绩效。这样我们提出:
假设2a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自愿组建的群体决策绩效高于随机组合小组的决策绩效。
关于领导对绩效的影响, 早已不是简单地探索有无领导对绩效的影响, 而是探索什么情况下, 什么样的领导形式更有效[14]。Karmel Barbara对群体决策中有领导与没有领导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实验, 发现是否有领导对群体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影响。对此, Karmel Barbara解释为美国的文化是独立意识强, 不认同被领导者领导, 不愿被认为是追随者。Hofstede的研究发现美国的“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小, 而中国的“权力距离”大——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与认可程度大[15], 即对领导的默认程度高。因此, 我们推断:中国背景下, 对于不确定性决策, 群体中有领导, 则责任明确, 领导者有动机组织好决策过程,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认真作出决策。反之, 没有领导, 将导致决策效率低、责任不清且激励不相容, 难以得到好的决策效果。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b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有领导的群体决策绩效高于无领导的群体决策绩效。
由于群体的自愿形成和有领导两个因素都会提高对决策过程的责任心, Scholten等 (2007) 认为对决策过程的负责, 有利于信息的交换和深度挖掘、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16]。四种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会有显著性差异。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四种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d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自愿形成且有领导的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高于其他三种群体决策模式的决策绩效。
Shaw早就认为, 群体决策中的互动提供了纠错功能, 互动促使群体中的个体认真投入和思考[17]。不少学者认为互动的数量与质量越高, 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和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就越高。最近Charness等 (2007) 的研究表明[18], 互动能改善决策过程和决策绩效。因此, 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 群体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 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等主观绩效与决策的客观绩效正相关。
总结以上假设, 本文的概念模型描述如图1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实验设计
本文采用2×2因子设计, 两个因子均为组间设计。共有193位研究生参加实验, 被试分为4组:自愿形成的组为A组, 随机形成的组为B组, 将A、B两组各分一半, A1、B1中每组有一位领导负责, 最后方案由领导决定; A2、B2中每一位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 最后方案由集体决定。A1、A2、B1、B2分别有10个小组。实验分组列于表1。
3.2 实验任务
本文选择从2000多个真实事件中提炼出来的“沙漠求生”案例作为实验任务。该案例的不确定性持点与创业活动的特征一致, 一方面, 被试不知道许多与决策密切相关的信息, 如等待获救的概率; 另一方面, 被试难以知道15种物品与求生相关的功能。
具体任务如下, 假设被试所乘坐的飞机失事, 迫降于美国西南的大沙漠内, 生存者正好是所在小组的人员。在飞机着火前已经从里面抢救出了15件物品。现在的任务是根据其重要性对物品进行排序, “1”表示最重要, “15”表示最不重要。首先, 每个人独立地对物品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然后进行小组排序。一旦进行小组排序, 个人排序不允许改变。在进行小组讨论后, 有领导的小组, 最后排序由领导决定, 没有领导的小组, 最后排序由小组集体决定。
3.3 变量测量
决策绩效包括客观绩效与主观绩效。“客观绩效”包括三个指标:①平均个人分——小组内个人对15种物品的排序与专家排序差异的平均分, 它是对个体决策效果的测度;②小组分——讨论后小组集体的排序与专家排序的差异分;③改进——相对于小组内个人排序与专家排序差异的平均分, 集体排序的改善情况, 即②与①的对比。
“主观绩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 二是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量表是阅读了相关中外文献自主开发的, 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测量。题项的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明各有三个题项分别测度了群体成员对决策过程、决策结果的满意度。
4 研究结果
4.1 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结果比较
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决策绩效比较, 本文采用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 个人决策为78.67分, 群体决策为77.98分, 两者相差很小。参数检验显示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t=.576, p>.05) 。即, 假设1不成立, 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没有显著性差异。
注: 分数越低代表决策与专家的差异越小, 绩效越好。
4.2 四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绩效比较
采用两个指标比较群体决策的绩效差异, 一个是小组与专家的差异分数, 简称“小组分数”; 另一个是小组集体排序相对于个人排序的改进情况, 简称“效果改进”。选用多元方差分析方法, 比较四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的绩效。
(1) 群体形成方式与决策绩效
从表4可以看出, 不同群体形成方式的“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差异, p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表明群体形成方式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影响。具体何种群体形成方式较优?从表5可以看出, 自愿形成的小组与非自愿形成的小组相比, 不但与专家的差异小 (76.05对80.06) , 而且改进效果要大 (2.27对-1.26) 。
结果是, 自愿形成的群体决策绩效显著地优于非自愿形成的群体决策绩效。
(2) 群体结构与决策绩效
从表4还可以看出, 不同的群体结构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都有显著性影响, p远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即, 在群体中有领导和无领导这两种决策模式下, 决策绩效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 有领导组的“小组分数”均值比无领导组的小 (75.25对80.92) , “效果改进”比无领导组的大 (3.18对-2.25) 。
综合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得出, 有领导小组的群体决策绩效优于无领导小组。
注: **表示p<0.01。
注: 小组分数越小与专家的差异越小, 即决策绩效越好;改进越大, 说明小组决策绩效越好。
(3) 群体形成与结构的交互效应
从表4还可以看出, 群体形成方式与群体结构对“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的交互效应的显著性系数p也小于0.05, 拒绝零假设。表明群体形成方式与群体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决策绩效有显著性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 自愿有领导小组的决策绩效与其他三小组的有显著性差异, 其“小组分数”差异的p值都小于0.05。而其它三个小组之间的p值均大于0.05, 即无论是“小组分数”, 还是“效果改进”, 其它三组之间的决策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从表7可以看出, 自愿有领导的小组的决策绩效最优。不仅其“小组分数”的均值比其他三个小组的低, 而且“效果改进”也比其它三个小组要大。
图2表明交互效应的存在。 自愿形成且有领导小组的排序, 与专家的差异, 显著性地小于其他三个小组, 即“小组分”显著性地低于其它三个小组; 而其他三个小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本实验中, 只有在自愿形成且有领导的情况下, 群体决策的绩效才会表现出显著性的优势。
不难看出, 在交互效应存在的情况下, 简单独立地判断单一变量”群体形成方式”或“群体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 是没有意义的。
4.3 主观绩效与客观绩效的关系
从表8可以看出, 只有“效果改进”与“小组分数”这两种客观绩效正相关, p<0.01;其它显著性概率p都大于0.05, 所以, 主观绩效的两个效标 (过程的满意度和结果的认同度) 与客观绩效的两个效标 (小组分数和效果改进) 的相关系数与0无异, 即主观决策绩效与客观决策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
注: 括号外的显著性系数是“小组分数”, 括号内的是“效果改进”。**表示p<0.01。
注: 小组分数越小与专家的差异小, 即决策绩效越好;改进越大, 说明决策绩效好。
注: **表示p<0.01。
5 讨论与结论
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验结果, 进行三个方面的讨论, 期望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5.1 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有效性边界
一般认为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本研究发现, 群体决策的绩效与个体决策的绩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明群体决策的有效是有边界条件的, 不能笼统地断定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
Stasser和Birchmeier (2003) 认为, 群体决策互动的方式决定了群体决策的绩效。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的条件是:群体信息驱动 (information-driven ) 的互动, 而不是偏好驱动 (preference-driven) 的互动。信息驱动的互动是一种更系统、更努力的信息认知加工过程, 它导致更深入、更精细、基于论点的信息评价, 它不仅要求信息得到充分的交换, 而且有效的信息得到甄选, 最后与其它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不满足以上条件, 群体决策的质量难以提高, 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 群体互动的模式选择, 导致群体决策质量的高低。在“偏好驱动”的群体互动中, 成员们表明他们的偏好, 通过聚集群体偏好形成决策, 它隐含的逻辑是多数人同意的方案就是正确的方案。反之, “信息驱动”的群体, 以沟通和整合相关信息, 系统地处理信息为特征。“偏好驱动”的群体互动, 决策快而风险大;信息驱动的群体互动, 需更努力、但风险更小、更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决策。
第二, 即使是信息驱动的群体互动, 当正确的信息没有得到采纳时, 群体决策的质量也不一定高于个体决策。研究表明, 信息交换本身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因为群体决策时, 主要讨论的是共享的信息, 它以牺牲独占信息为代价,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决策的质量 (Stasser, 1985) 。当个人独享有价值的信息时, 交换信息并不能保证独享信息会引起重视, 更不能保证独享信息会被深入地分析、正确地采纳。只有深入、系统地处理信息, 探究每条信息提出的理由, 才可能挖掘、利用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提高群体决策的质量。
第三,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群体成员是否认真负责地对待决策过程, 决定了群体决策的质量。研究表明, 成员对决策过程不负责任, 会导致决策质量低下 (Scholten等, 2007) 。
在沙漠求生实验后, 当问及为什么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时, 被试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最深刻的理由是:“因为这是模拟实验, 其实排序如何, 并不影响我们的真正的生死存亡, 所以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此结论对创业的启示是, 对决策过程负责决定了决策的质量, 因而不能简单断言个体创业优于群体, 或者群体优于个体。决策成员的构成, 一要选择决策结果与其密切相关者, 二要选择对决策过程认真负责者。
5.2 群体的形成与结构对决策绩效的影响
群体的形成方式、结构对群体决策绩效都有显著性影响。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自愿有领导模式以外, 其他三种决策模式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这样假设2c不成立。同时, 由于组队方式与群体结构对决策绩效存在较大的交互效应。因此, 并不能简单的得出自愿组绩效高于非自愿组, 或者有领导组高于无领导组的结论。
群体的形成与群体结构的交互效应, 使单独讨论其中任一自变量与群体决策绩效的关系变得无意义。 需要自愿形成和有领导这两种条件同时存在, 决策绩效才最优。因为对于不确定任务, 存在任务环境多变、信息不充分等特点。因此, 在群体是自愿形成的情况下, 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权力距离大, 也需要一位领导来负责决策过程, 以达到信息充分交换和深入系统地处理的目的;在有领导的情况下, 仍然需要团队采用自愿形成方式, 才能激励相容, 使群体成员积极参与决策过程, 更好地促进信息的交流与深度挖掘, 提高决策效果。
不难推断: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对于不确定性任务, 如创业, 除了成员要自愿形成外, 创业团队中有一个领导, 一个大股东, 其创业绩效会更好。
5.3 不确定性决策中, 主观绩效并不一定 与客观绩效相一致
实验结果表明, 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和对决策结果的认同, 并不等于决策绩效的高。
在本实验中, 如果被试没有准确地把握决策的大方向, 即不知道救援的概率, 或者没有关于所需排序物品的具体知识, 即使进行了充分讨论, 成员对决策过程满意、对决策结果认同, 也不会产生好的决策效果。
研究表明, 独占信息的分享提高了群体决策的质量, 因此, 群体成员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是信息交换的一个调节变量。因为群体成员的异质性高, 意味着独占信息多;群体成员的同质性 (homogeneity) 高, 则意味着独占信息少, 独占信息少则信息交换、分享的边际效用小。本研究中, 被试均为研究生, 同质性高, 因而导致信息分享的增值不显著, 即使对决策过程与结果的满意, 并不一意味着实际的决策质量高。
此结论的启示是, 由知识与经验互补的成员形成的创业团队,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5.4 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进展如下:①群体决策不一定优于个体决策, 只有群体互动是“信息驱动”时, 才会导致“独占信息”进入认知加工系统, 提高群体决策的绩效。②对于不确定型决策任务, “自愿参与并且有领导的群体”是促使成员交换、深入系统地加工“独占信息”的条件,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提高群体成员的责任心, 促使成员深入系统挖掘、利用“独占信息”, 从而提高决策质量;③间接地发现, 群体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是群体决策质量提高的调节变量。群体的异质性高, 则信息交换的边际效用大、提高决策质量的增值大;同质性高, 则信息交换的边际效用小、对决策质量提高的增值小, 甚至无增量可言。于泳红等 (2008) 在文献综述中有类似的研究结论——群体的多样性会导致高水平的信息认知加工, 从而提高决策绩效[19]。
要说明的是, 本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 有必要对实际创业者进行研究, 以检验本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此外, 影响“独占信息” 的加工处理深度的因素, 除了群体的“形成和结构”外, 其它因素还有待探索; 最后, 群体异质性的调节变量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重大决策 篇9
1 项目报价的方法分析
1.1 Friedman模型、Gates模型、Hanssman-Rivett模型
最早将决策理论运用于报价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有Friedman模型、Gates模型、Hanssman-Rivett模型等。无法否认这些模型对于我们对投标报价的深入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中Friedman模型更被视为投标理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模型。然而这些模型大都比较复杂,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在实际应用中几乎无法实现。
1.2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效用理论的报价决策模型
经济管理学家运用效用理论中的效用作为指标,用来衡量人们对某些事物的主观价值、态度、偏爱、倾向等;AHP法适用于解决多目标、多属性的决策问题,在复杂的决策过程引入定量分析,并充分利用决策者在两两比较中所给出的偏好信息进行分析与决策支持。此两种方法结合的决策模型应用性更广泛,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操作简便,但其中人的主观因素对决策的影响较大,其计算过程也较为粗糙,从而影响了决策的精确。
1.3 基于人工智能的报价决策模型
基于人工智能的报价决策模型主要分为基于人工神经网络(ANN)、基于专家系统(ES)和基于案例推理(CBR)几种类型。
神经网络模型考虑了影响标高金的诸多因素,并确定了权重,其用于投标报价决策是一个自然的想法;专家系统就是在专家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自动推理能力的智能软件系统;基于案例推理技术的人工智能投标报价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其目的是希望在过去报价经验的基础上为决策者对报价的标高金确定提出建议。这些方法或为复杂或为抽象,在实际中只能辅助决策者做出决策。
2 运用马尔可夫决策方法确定投标价格
2.1 马尔可夫链的假设
1)t+1时刻系统状态的概率分布只与t时刻的状态有关,与t时刻以前的状态无关;
2)从t时刻到t+1时刻的状态转移与t的值无关。
2.2 建立基于Markov决策的最优策略模型
2.2.1 Markov的五重组
1)状态i;2)策略集{πn,πn+1,∧},状态i的策略规则为δ(i);3)转移概率矩阵P=[Pij]n×n,其中,Pij为系统在时刻t处于状态i,在下一时刻t+1处于状态j的概率;4)报酬,状态i的策略规则为δ(i) 转移到状态j的报酬为r
2.2.2 建模步骤
在某一阶段,随机变量X处于状态i,决策者需选择某个策略使目标值最优。采用迭代计算:
1)选择一个初始策略πn,每一个状态i(i=1,2,…,m) 选择一个决策规则δ(n),使其决策u
2)对已知策略,令f
3)应用上一策略已求得的f
max
由此得出新的策略πn+1;
4)若所得策略πn+1与前次迭代所得策略πn完全相等,则停止迭代,已得到了最优策略;否则回到步骤2,令n=n+1。
3 算例
某一竞标企业存在效益好和效益差两种状态,即是生存型企业或是盈利型企业,在每种状态下又可以以不同的策略去投标,即高价策略或低价策略。其状态转移概率与相应的报酬假设如表1所示,求该企业在各状态下最优的报价决策以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解:此题目中共有两种状态,且每种状态都有两种决策,因而共有四种可得决策,即:
u
u
计算各可行决策的即时期望报酬:
q
1)选取初始策略π0,令:
δ0(1)=u
即效益好时高价投标,效益差时也用高价投标,则:
2)进行定值运算:
令f2=0,解方程组得:v(0)=2,f
3)寻求一个新的策略规则,进行策略改进。
对状态1即效益好的企业,寻求策略u
maxq
即:
选取策略u
对状态2即效益差的企业,寻求策略u
maxq
即:
选取策略u
得出改进策略π1为δ1(1)=u
π0与π1的策略不同,因此需要进行迭代计算。
4)再次进行定值运算。
令f
5)寻求改进策略π2。
对状态1,有:
仍取策略u
对状态2,有:
仍取策略u
得到策略为δ2(1)=u
这与前一次迭代结果完全相同,因此该策略为最优策略,即竞标企业效益好时用高价策略,竞标企业效益差时用低价策略。且竞标企业未来平均每年的期望报酬为351.8万元。
4 结语
马尔可夫决策模型在项目报价决策中的应用有其优点,即充分考虑了不同企业的效益状况,避免了一些盲目投标,且能够计算出未来平均每年的期望报酬;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即由于投标风险性的存在,跟以往常用方法一样需要通过竞标人的经验或以往数据来确定所需数据,希望未来的研究者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运用马尔可夫决策方法,结合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确定报价水平,这就完成了报价决策的第一步,再结合外部影响因素辅以报价策略等最终确定报价。通过这两方面的综合考虑既提高了企业的中标率,又保证了合理的高利润和在市场的竞争地位。
摘要：对工程项目报价决策进行了研究,通过与以往常规方法相比较,提出了用马尔可夫决策方法来解决如何确定投标价格水平的问题,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说明,从而帮助投标企业最终确定最优报价,
关键词：招投标,报价决策,马尔可夫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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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与民意 篇10
某日出差, 在飞机上偶读《南方航空》 (2014年12期) “大型盛会:要生活, 不要贴金”一文。文中说到:在官方语境中, 8月的南京青奥会 (笔者注:2014年8月在中国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The 2014 Nanjing Youth Olympic Games) , 简称“南京青奥会”,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又一个重大奥运赛事, 是中国首次举办的青奥会) 是极受重视的“中国第三次举办奥运赛事”, 但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全城期待相比, 有面子的不同, 南京市民热议的都是盛会对生活造成的不便, 纷纷在网络PO出诸如, “南京地铁和各大影院安检, 大排长龙”、“浦口区殡仪馆道路封闭, 关停9天, 不受理火化业务”、“形象大使太丑, 丢南京人的脸”等抱怨吐槽, 高呼“还我生活”[1]。或许, 这仅是一小部分市民出于生活不便的片面认识, 与南京青奥会的国际影响和巨大成功所带来的正能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它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议题———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说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是指全球性的夏季奥运会 (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和青奥会) 、全球性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洲际性的亚洲运动会以及全球性的世界单项运动锦标赛 (如世界乒乓球运动锦标赛等) 。国内的一些大型体育赛事, 如全运会、城运会、农运会、大运会等不在之列。以上这些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国际影响面广, 能带来政治、经济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效益, 但耗资大、人力物力投入多、准备周期长。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南京青奥会的成功举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 民意与政府决策
民意, 即民众的意愿或公众意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 民意几乎已成为一个无需解释与说明的常识。在20世纪, 民意概念的广泛使用, 与民意调查或民意测验的推广密切相关。现代的民意测验约有60多年的历史, 美国的乔治·盖洛普 (George Gallup, 1901-1984) 于1933年开始尝试民意测验后, 于1935年10月成立了美国民意测验所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广泛的民意测验提高了人们对民意问题的兴趣,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已运用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国内外施政的参考[2]。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民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信访制度等自不必说, 许多地方政府事关民生的政策出台前, 都召开听证会征询民意, 并重视收集网络民意信息供决策参考。这里仅举两例:比如广州市出台了《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制度》, 重大民生决策须先征询民意, 并列出八大重大民生决策事项[3]。再如,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 》出台, 其中硬性规定“涉及民生重大决策的听证率、民调率均达100%”, 而“对社会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答复率和答复及时率均达100%”。“社会公众对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满意率+基本满意率) 达80%以上。对于行政决策的听证要求与量化考核, 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决策科学化;信息公开的量化考核, 有助于公众对政府加强监督, 防止滥用权力[4]。这是政府将民意表达纳入理性视野, 通过法定程序保障公众说话的机会和当家作主权利的具体举措。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益派市场咨询公司对287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 71.9%的公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 网络表达或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一个新通道。
3 与主议题相关的三个事例
3.1 与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关的调查数据
根据《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市民社会心理调查》研究课题的部分结果显示:认为举办“大运会”是政府意志的, 市民占63.9% (大学生占55.6%) 。对于举办“大运会”是否征求了市民意愿这一问题, 认为征求了市民意愿的, 市民占30.89% (大学生占27.39%) ;认为没有征求市民意愿的, 市民占15.07% (大学生占14.48%) ;回答不知道的, 市民占54.04% (大学生占58.13%) 。从总体上看, 认为“征求了市民意愿”的市民和大学生占少数, 认为没有征求市民意愿和回答不知道的市民与大学生占多数 (市民合计为69.11%、大学生合计为72.61%) (1) 。此外, 对于“在我国, 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重大体育决策”这一问题的回答:认为民意对政府的重大体育决策有很大影响的, 市民占13.75% (大学生占8.52%) ;认为有较大影响的, 市民占23.18% (大学生占25.56%) ;认为一般的, 市民占33.41 (大学生占39.01) ;认为有较小影响的, 市民占16.31% (大学生占19.06%) ;认为影响很小的, 市民占13.35% (大学生占7.85%) 。对这一问题, 市民和大学生的认识虽然在五个等级上都有分布, 但如果我们将“影响一般”、“影响较小”和“影响很小”的百分比累加起来, 则市民是63.07%, 大学生是65.92% (1) 。以上这些数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是否是政府意志的问题, 也可以反映出民意对政府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的影响程度, 从而给我们提供了反思政府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与民意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3.2 香港曾申办亚运会未果
2010年, 香港特区政府意欲申办2023年亚运会, 曾用了10周时间进行公众咨询征求市民的意愿, 结果遭遇很大的阻力[5]。“吴志森主持的香港电台听众热线节目, 从2010年6月政府启动申亚公众咨询开始, 听众热线几乎成为民间反对申亚的发声筒。他说, 打进电话的市民, 持反对和赞成意见的比例, 大概是9:1”[6]。“ (2011年) 1月14日, 香港立法会以40:14否决了香港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60亿元拨款申请 (笔者注:原预算是400多亿, 最后减至60亿元) , 为香港申办亚运基本画上句号。有内地媒体不无遗憾的报道称‘香港申亚梦碎’”[7]。“当看到立法会大屏幕显示的票数 (笔者注:出席55赞成14反对40弃权0) , 吴志森并不感到意外, ‘这个结果就是民意的反映’”[6]。
3.3 南京将接手办2019亚运会的乌龙事件网络调查
对“南京将接手办亚运会”的乌龙事件, 凤凰网展开网络调查, 超过320000名网友的投票中, 高达93.88%的网友选择“不支持南京承办2019亚运会”, 选择了“特别反对, 接手越南烂摊子、劳民伤财”的也多达85.82%[1]。链接:2014年4月17日,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宣布, 由于筹备经验不足, 经济状况不佳, 决定放弃在2019年举行的第18届亚洲运动会的举办权, 民众一片欢腾。此前, 2012年11月8日, 越南首都河内击败印度尼西亚泗水成为2019年第18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
4 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应重视征询民意
以上三个事例, 都反映了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与民意之间的关系。现在可来, 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南京青奥会是否征询了民意, 或者说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范围内征询的民意,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那已成为载入史册的辉煌历史。重要的是, 在以法制为目标的制度建设进程中, 政府将会愈发重视树立有利于民意表达的观念, 进一步创新民意表达的路径和加强民意表达反馈机制的建设。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有理由提出今后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城市应该通过一定的渠道、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采用多种形式征询民众的意见。这是政府民主执政的需要, 是科学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体现, 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识[8]。民意,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谢琼桓先生指出:“举办大型赛事毕竟是社会公共事物, 需要一笔不小的公共投入, 涉及到公共利益, 需要真实无欺地与当地人民商量商量。虽说我们有能集中办大事的优势, 但该不该办、办到什么程度, 依然涉及公共利益, 涉及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并不是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 办赛必赚;也不象某些人说的那么轻松, 不算经济账, 算政治账”[9]。我们期待着在体育改革深入发展的进程中, 今后我国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城市不妨借鉴一下香港的经验, 如实公布经费预算, 重视征询民意。
摘要：近些年来, 在以法制为目标的制度建设过程中, 民意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正在致力于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民意表达反馈机制的建设。这使我们想到了今后我国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是否也应该重视征询民意呢?本文从引言导入, 在界定了“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之后, 简述了民意与政府决策, 列举了与主议题相关的三个事例, 即与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关的调查数据、香港曾申办亚运会未果和南京将接手办2019亚运会的乌龙事件网络调查, 为反思政府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与民意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最后, 阐述了本文的主旨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应重视征询民意。
关键词：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决策,民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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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 篇11
关键词：物流运作模式、决策因素、决策标准
一、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外部决策因素
1、外部物流资源供给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物流外包市场发展很不成熟，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物流企业组织规模过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目前从事物流服务的企业，包括传统的运输和储运等流通企业和新型的专业化物流企业，规模和实力都还比较小，网络化的经营组织尚未形成。美智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第三方物流市场处于高度分散化，没有一家物流公司的市场份额超过2%。第二，物流企业服务方式雷同，竟争层次较低。我国物流市场明显存在着因物流服务方式和手段比较原始和单一，而产生的价格竞争。如目前多数从事物流服务的企业只能简单地提供运输和仓储服务，而在流通加工、物流信息服务、物流成本控制等物流增值服务方面，尤其在物流方案设计以及全程物流服务等更高层次的物流服务方面还没有全面展开。第三，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物流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多数从事物流服务的企业缺乏必要的服务规范和内部管理规程，经营管理粗放，很难提供规范化的物流服务，服务质量较低。
2、政府相关政策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涉及企业物流的法律法规有3万多件。不可否认这些法律法规是企业物流决策考虑的必要因素，也对促进整个物流领域多行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我国现有与企业物流有关的法律法规多是部门性、区域性规章，往往带有部门或地区保护的色彩。物流市场的进入与退出、竞争规则基本上无统一法律法规可循，对社会性的物流服务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订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近年来，尤其在加入WTO以后，面临经济全球化、物流一体化、商务电子化的现代供应链模式，这种情况有了好转，我国正在推动综合性、跨行业、跨部门的物流法规和配套规章的制定，改变目前现代物流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些法律法规对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决策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3、宏观经济意识环境
经济环境是我国企业物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如下：第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建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加强。第二，经济改革的政府管理体制和对物流的产业组织政策正走向成熟。第三，国民经济的发展将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运行态势。第四，企业经营能力增强。意识环境不只局限于发展企业物流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企业经营者的现代物流意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商品调运的增加，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逐步加大，并且规模经济与边际效率的二律背反规则，迫使管理者不得不从物流的时间效用与空间效用方面来挖掘增加企业经济效率的潜力。
二、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内部决策因素
1、企业自有物流资源
企业现有的物流资源以及其物流管理能力对其选择合适的物流运作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企业的物流管理能力强，物流资源丰富，企业内部物流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程度高，网络技术、卫星传输以及各种功能强大的信息设备，处理软件都能灵活运用，可采用自营物流运作模式。我国许多企业现行物流资源薄弱，在现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装备设施利用不善，物流管理的水平还相当落后，并未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可以寻求物流战略联盟伙伴，通过它来弥补自身不足，也可采用第三方物流配送模式，另一种基本方式就是对客户让利，让客户自己来完成物流服务，即所谓的第二方物流模式。
2、企业核心能力甄别
确定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通过划分企业的核心与非核心业务来确定选择企业物流的运作模式。按照供应链的理论，将不是自己核心业务的物流管理外包给从事该业务的专业公司去做，这样从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再到产品的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各种职能，都是由在某一领域具有专长或核心竞争力的专业公司互相协调和配合来完成的。这样做，可以使企业将全部智能和资源专注于核心业务，又可以获得较高的效率，同时还可以转嫁风险。通常企业的资源总量如资金和管理能力等总是有限的，企业的经营越多样化，资源使用就越分散，厚此必然会导致薄彼，甚至是各项业务都削弱的后果。由于分工而出现的物流社会化给企业集中优势资源，专注核心能力提供了可能。首先，如果工商企业自建物流系统，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而物流外包后，可以人量地减少企业物流的投资、建设，从而节约宝贵的流动资金，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次，社会化物流可以使企业用于物流管理方面的机构和人员大大减少，避免企业组织机构的臃肿庞大。由于管理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企业机构的精简，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决策的标准
1、经济标准
能否降低成本或成本最低。企业在选择物流运作模式时，成本标准是最直观的一个标准。企业可以在现有的物流运作基础上，寻找可以降低成本的其它运作模式。或是在可供选择的物流运作模式中选择成本最低的。对成本的分析可以细化为以下二个方面：一方面，管理成本。管理成本又可以分为决策成本，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物流运作过程中，为制定物流战略计划，物流作业计划及故障处理，外包决策等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主要反映的是企业招聘、培训、激励物流部门相关员工所耗费的成本以及支付给员工的报酬等；沟通成本，主要反映的是企业物流部门内部员工之间，物流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以及物流部门与外部顾客或供应商之间的沟通所耗费的成本。另外一方面，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资产专用性，主要反映的是为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便难以改作他用，专用性资产主要用于满足特殊的需求，一旦合约关系中止，资产的价值就很小，投资的一方将蒙受损失；不确定性，主要反映的是外部环境或交易双方的投机行为对交易的干扰，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不同的交易选择相应的经济组织形式，以提高对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交易频率，主要反映的是交易的重复程度，建立管理机构并使之有效运作是有成本的，交易频率越高，这种管理机构给交易双方带来的收益就越能抵消管理成本。
2、 战略标准
第一，能否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没有客户就没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现代企业特别注重客户服务水平的提高。只有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才能拥有忠诚的客户，才可以获得长远的发展。而物流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企业客户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在选择物流运作模式时要将能否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放在首要考虑的地位。服务水平标准可细化为：可得性标准，主要反映的是当顾客需要存货时，企业所拥有的库存能力，可得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最普通的做法就是按预期顾客订货进行存货储备，其次就是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储备政策；一致性标准，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众多的完成周期中按时递送的能力，即必须随时按照递送承诺加以履行的处理能力。
第二，能否获得物流专业技能。企业物流管理的战略目标是获得并维持优秀的物流专业技能，这包括物流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等。企业的物流运作模式的选择应当使其拥有这样的一些专业技能。物流专业技术技能标准可细化为：信息技术标准，主要反映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如电子数据交换EDI，传真机，卫星通信等在企业物流作业中的应用；物流技术标准，主要反映的是现代物流技术，如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导引小车，准时化战略，快速反应等在企业物流作业中的应用；物流运作知识标准，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长期物流作业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物流作业经验和技能。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江南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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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usiness Logistics mode of ope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fact
Han Xiang
Heha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Jiangn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Abstract：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ctu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different logistics operation, so that our logistics management as other enterprises to emulate core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logistics oper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ecision-making on the basis of factors, two logistics operation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First, the economic criteria, two strategic standards. or in the decision-making standards
Key words : logistics operations, decision-making,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重大决策 篇12
关键词：风险投资,广义决策,研究综述
风险投资业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产业对加快科技创新, 支持创新创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特征, 风险投资的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 单一阶段的投资决策已很难适用于未来市场极不确定、风险极高的风险投资决策。为了实现投资预期收益, 风险投资的决策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阶段过程, 不仅包括投资前项目选择的决策, 而且包括对投资后的管理。只有在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都做到科学合理的决策, 风险投资才能实现高收益高回报的初始目的。因此, 从广义视角来理解风险投资决策应该更为科学。
关于风险投资决策问题,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家对风险项目 (企业) 的选择决策上, 这其实是狭义层面的决策,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 而关于广义层面的决策优化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基于广义决策的视角, 从风险投资的风险识别、量化, 项目的投资组合优化, 投后绩效管理与退出决策等几方面来展开相应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识别的研究
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的识别,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投企业的企业家及其管理团队 (Fried&Hisrich, 1994;Deventer&Mlambo, 2009) 、代理风险与契约关系安排 (Gompers&Lerner, 1999;Huyghebaert&Mostert, 2008) 、技术和市场风险、法律经济和政策环境 (Moriarty&Kosnik, 1989;Chocce&Ubeda, 2006;Koryak&Smolarski, 2008) 、风险投资家本身的能力 (Dimov&Shepherd, 2005;Yung, 2009) 等。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建立模型、使用新数据库等。中国学者对于风险投资的风险因素识别较早是从分析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风险开始的, 学者们 (李建华和葛宝山, 1994;布拉格, 2005;陈建华, 2006;王庆民, 2009;刘曼红, 2011;包乌日汉, 2012) 都从各自的视角对风险投资风险进行了识别和分析, 但总的来说, 立足中国国情, 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以及企业外部环境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风险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还比较缺乏, 因而, 加强基于中国国情的比较系统、全面的风险投资风险因素识别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二、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度量的研究
从研究文献上来看, 风险度量方法主要有方差、标准差、半方差、离差、绝对偏差等偏离期望值的各种变形形式等、在险值Va R法、条件在险值Cva R法等。
方差、半方差、绝对偏差等方法主要用于对投资风险的度量。随着风险测度理论研究的逐渐发展, 人们对风险本质的认识也日益深入。研究发现, 用方差方法不能准确地度量真实风险的大小 (单伟勋, 2013) ;使用半方差法进行风险度量时, 需要首先设定目标收益率, 这种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绝对偏差法, 由于用投资收益率的一阶绝对中心矩来代替二阶中心矩, 发散的可能性比较低。因而从理论上说, 风险的绝对偏差度量要优于方差度量 (徐绪松, 王频, 侯成琪, 2004) 。
在险价值Va R (Value at Risk) , 一般被理解为在给定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α下, 在未来某个持有期间内, 某一投资组合预期会发生的最大损失 (刘骅、卢亚娟, 2012) 。考虑到Va R不是一个一致性风险度量, 理论界在1997年提出了Va R的修正方法, 即条件风险价值 (CVa R) , 它是指在投资组合的损失大于某个给定的Va R值条件下的期望损失。CVa R与Va R的区别首先在于, CVa R不是一个单一的分位点, 而是尾部损失的均值, 当所有大于Va R的损失值都被考虑到时才能计算, 因此CVa R对尾部损失的测量是比较充分的 (肖甲山, 2008) 。Va R方法和Cva R法主要被用作度量和管理损失。
对于绝对偏差方法的应用研究, 中国学者武敏婷、孙滢、高岳林 (2010) 、张鹏 (2011) 、西爱琴 (2006) 等作了尝试, 并很好地解决了度量和控制投资风险、多阶段投资组合优化以及农业生产风险的度量等问题。鉴于此, 笔者认为选择“绝对偏差方法”来度量风险投资的投资风险是比较合适的。
三、关于风险投资投资组合优化的研究
关于投资组合优化理论的研究, 主要经历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以及行为组合理论两大发展阶段。50年代以前早期的投资组合理论, 已经有了风险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思想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精髓) , 但还没有使用量化的方法。Markowitz (1952) 发表题为《证券投资组合的选择》的论文, 对充满风险的证券市场的最佳投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标志着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产生。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考虑的是理性投资者如何借助于分散投资来优化其投资组合, 其研究问题的基点在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对两个目标:“预期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权衡 (Markowitz, Harry M.1952)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基于效用理论形成的各种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 可以分析投资者的风险反应及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 (西爱琴2006)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征, 使得在对风险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时必须要考虑风险因素。因此预期效用理论及其相关模型方法也可以在对风险投资机构风险决策优化行为的研究时被采用。
作为新兴理论的行为组合理论, 目前的研究尚处于理论分析阶段, 大量的实证检验将是其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四、关于风险投资投后管理等的研究
围绕风险投资决策优化的总目标:在达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 使总投资风险最小, 风险投资机构除了做好投资前项目选择决策外, 还必须考虑投资后对创业企业的管理, 以控制投资风险, 提升投资绩效。
总结
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性, 决定了风险投资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且多阶段的过程;对于风投机构来说, 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行为, 如果决策缺乏科学性, 则必将导致最终投资的失败。本文基于广义决策的视角, 从风险投资的风险识别、量化, 投资组合优化以及投后管理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从现有文献来看, 对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的识别, 立足中国国情, 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以及企业外部环境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还比较缺乏;对于风险投资风险的度量, 笔者认为选择“发散的可能性比较低”的绝对偏差方法来度量投资风险是比较合适的;对于风险投资组合优化决策, 现有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将MOTAD模型用于风险投资决策中, 而基于MOTAD模型可以很好解决农场生产风险决策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MOTAD模型应用于风险投资决策优化行为分析和投资组合优化问题的研究。关于风险投资投后管理, 国内目前尚缺乏对投资后风险投资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此外, 从资产安全性角度考虑合适的风险投资退出时机, 以及采用决策树法, 以预期收益为标准来辅助进行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决策还不多见。综上, 笔者认为基于广义决策视角, 从风险投资风险的识别、量化, 投资组合优化以及投后管理与退出决策等方面系统地展开对风险投资广义决策优化问题的研究, 最终实现风险投资预期的投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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