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

财税法（共4篇）

财税法 篇1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1财税是社会文明的晴雨表,是隐藏在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国家的繁荣与贫穷、起义与革命、自由与奴役,以及大部分战争—背后的自明之理[1]8。1997年,中共十五大作出“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200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我国在打通改革瓶颈,探索国家治理方式转型中,逐步将“理财”(即对公共财产依法、民主、高效地进行筹集、管理和使用)作为“治国”的基本途径,财税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成为强国的必要之举[2]3。

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应当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教育的使命及时代任务主要取决于时代发展的主题[3]。顺应时代要求,改革财税法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培养高质量的财税法律人才是当前法学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

一、财税法治对“财税法学人”的要求

(一)以控权和保障纳税人权利为职业理念

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财税制度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和资源在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纳税人、私主体与私主体间的分配,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和公共建设能力,还在另一面上影响了民众的税负痛感和财产持有量。财税法治根本上是为了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严格控制公共财产转化的各个过程,实质上体现了权力监督、保障人权、以纳税人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财税法治要求财税法学人抛弃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坚持财税法的精神内核:控权与保障纳税人权利[4]。

(二)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美国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布兰代斯指出:“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财税法不仅是“理财之法”,更是“治国之方”。财税法学人以其具体的行为对税收法制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国家法治的发展。现代法治国家要求财税法学人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接受过法理学及部门法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学习过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知识,具备考察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所需的知识广度。

(三)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财税法律关系本身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市场经济越发达,财税法律风险越突出。财税法学人面临的是风云变幻的经济生活和大数据时代,只有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理解日趋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关系和财政实务活动。

二、财税法本科教学的现状

(一)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市场需求诱发供给。就业市场信号决定高校资源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本地高校法学院内部的资源配置。一般认为,法学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公众法律素质,如大陆法系之教育目的;二是为社会运转培养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如英美法系之教育目的[5]。我国高校改革的成果就是教学改革决策的主体由政府逐渐为高校自身,虽然学术界还是有批判“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设置”的声音,但实际上,就业率早就实际上成为了法学专业设置的最关键的参考项,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地方与高校则逐渐拥有了在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方面的部分自主权,各地高校纷纷以开设“就业好”的热门专业[6]。日益繁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发展,使各地高校法学院纷纷开设财税法专业方向,但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东西部高校对财税法教学的定位和投入有差距。

我国在教育资源划拨制度有211、985体系背景,因此,调研对象仅选取地方普通高校,以期充分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财税法专业发展影响的明显性。选择开设财税法方向的四所高校(均为教学型,甘肃、江苏省各两所)法学院财税法学的教学投入为调研对象。

分析上述数据结果、四所学校的培养计划及座谈会资料,江苏省两所学校的财税法课程的教学投入明显大于西北两所高校,尤其是设备和实践投入。分析原因,主要是江苏地区经济发达,财税人才就业市场广、实践机会多,更有证券、信托、四大1等联合培养所提供的大量社会资金,还有市场繁荣,强调法治,教学投入多,培养质量高,会获得更多的投入,形成了良好的循环。西北经济不发达,财税法必须与其他课程共分一杯羹,财税法需要更多实践和其他授课形式的条件无法实现,课程质量下降。

注:显著性水平取 0.05

(二)课程定位偏低

财税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7],但是财税法课程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视,课程定位偏低。首先体现在课程设置方面。1999年以前财税法为经济法专业必修课,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仅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甚至部分院校取消财税法的单独设课,仅在其他专业课中进行基础知识的简述[8],例如,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律系就因为缺少师资直接取消了这门课程。其次体现在授课时数上。笔者所在的政法类的专业院校,财税法的授课时候也仅是3课时;武汉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财税法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2课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财税法学科应有的地位与功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并不相称,整个社会对财税法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师资专业化不足

财税法学课程是一门跨学科、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课程,要求丰富的实务经验和继续学习能力。目前,法学院财税法课程的师资大部分只具有传统学术训练背景,没有实务经验,面临经济学及财税知识的短缺问题;经济学或者管理学教师又缺乏法理学及部门法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不能理解财税法中的法学问题。财税法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财税法课程多样化设置的要求,也难以实现学生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的期望。

(四)教学内容枯燥、落后

2004年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和北京法学研究生税法研究会联合组织的《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教学人员认为教材质量良莠不齐[9],这和财税法较强的时效性有一定关系。教授偏重财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缺乏相关案例和实践环节的设计,在授业上主要采取“满堂灌”的讲义形式,偏重背诵条文、标准答案以应试,缺乏专业素养和技能的训练,使得原本抽象、晦涩的理论更加枯燥乏味;且财税法课程没有民法或者刑法那样贴近个人生活,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老师滥于照本宣科,教学内容枯燥,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五)授课方式落后

财税法学课程教学具有较强的拓展延伸性。财税法沿袭不变的传统课堂讲授方法受到了许多人的批判,将其形象地戏称为“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整个教学过程也被归纳为“鸭子三部曲”:填鸭、烤(考)鸭、板鸭,学生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在考试完结后全部返还给老师[10]。虽然这是针对所有法科教育的批评,但在财税法教学中尤为突出,老师的授课是“一个人,一张板,一张嘴”,授课方式僵化,财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无法满足财税法治国家对财税法人才实践能力、技能以及素质要求。

(六)缺少独立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

财税法学难度在于把不同性质的知识内容和理论框架相互渗透,较之传统的法学所体现出来的是更强的实用性特点,更加注重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强调法律规则与社会问题相结合而规律性运行的准确性。考察现有的财税法考核方式,基本上是卷面考核为主,仅能考察学生对接触过的理论的熟知程度,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会助长片面追求某种知识的倾向,限制学生心智的发展,乃至让其思想与思维方式陷入狭隘与僵化。

三、财税法教学改革的宗旨

(一)重视法律信仰培养,德法并重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财税法学教育首先要强调财税法学人具有人文关怀,注重规律性和自由性的统一,坚持在政府财政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中坚持保护纳税人集体权益的职业理念。同时,财税法学人要超越市场化和技术化的现代职业思维,积极将法律服务视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弘扬美德伦理,争取处理技术理性与社会需求的冲突,避免出现转型社会中的“道德真空”[11]。

(二)注重能力培养,实践与理论并重

理论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财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除了本身具有私人财产权公权保障的法理特质外,还有鲜明的应用法学功能,很多财税法律规范有时以权力制约为特定规制目的,或者以纯粹的技术事项调整规则出现,因此,解决实际问题并在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财税法学理论本身,就变得非常重要。财税法人需要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辩论等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写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因此,需要重新从培养能力而不是传授知识的角度来改革教学方法。

(三)运用多种教学法,激发主动教与学

财税法学的结构复杂性决定了教学中会出现瓶颈现象,如税法基本术语、各种税种的计算方法、相关财税法理念的梳理与解读、实践运作中对法律关系定性等。综合运用多重教学法方法,激发主动的教与学,解决教学瓶颈,优化教学效果。

四、财税法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一)提升财税法课程的定位

财税法的研究对象无论在范围还是性质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法的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它具备了独特的品质,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提升财税法课程定位,首先要给予财税法学科核心课程的地位,加大财税法授课时数;其次,要在财税法学专业课教学计划的结构组合上应兼容并包不同的理论流派,实行差额选课制度和百分比淘汰制[12]。

(二)财税法差异化教学模式

所谓差异化模式,就是在确保知识技能的教育质量和标准规格的前提下鼓励创新,根据对法律人才多种多样的需求进行各具特色的分类培养,把通识与专才这两个侧面密切结合起来。培养目标依据市场需求已成为现实,财税法课程必须针对这种需求进行有计划、有体系的设计,各地法学院应针对招生范围和就业去向设计符合区域市场要求的人才。虽然这种培养理论免不了受到“工具制造论”的批判,但只有成为职业之“器”,才有可能成为研究之“才”。设计特色教学模式,合理的统筹规划有限的教育资源(尤其是笔者所在的西部院校),促进从同一化模式(追求数量和压低成本)向差异化模式(强调质量和增加选项)的转变。财税法差异化教学模式包括“统一战线”课程讲授团队“,三三制”财税法特班,理论与实务结合评价体系三个模块[13]。

(三)拓宽授课主体来源

财税法课程结构复杂性决定了授课主体丰富的知识储备量和实务经验,这是现在即承担经济法授课任务同时讲授财税法课程的老师单独无力实现的。为保证授课质量,必须改革现在一个老师教到底的局面,鼓励实体法教师和程序法教师、专职教师和实务部门兼职教师共同开设“统一战线”课程,以增强学生打破既定的学科壁垒,纵横自如地运用各种知识和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特班式精细化培养

财税法法科特班设计的特征是严格把握入口(选拔优质生源)和出口(提供更多机会),并对财税法人才的个性化成长和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适度的流程管理。这种模式仅适用于法学院法科学生,其他专业学生可不选择这种方式。

(五)五位一体实践性教学法

一些法学院开创了“三位一体”的法学教学方法。“三位一体”的法学教学法是把一个完整的法学教学过程分成理论讲授、研究引导、操作能力培养三个阶段来进行。财税法教学过程可进一步细化教学过程,实施理论讲授、专题训练、解决个案作坊、案例研讨、法律实习五种各自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这种五位一体教学方法适应财税法实务较强的特点,且可根据各地院校自身的特点对组成部分进行适应性处理,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财税法 篇2

「摘要」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要求我们在国家各个领域全面落实法治化。而今，财政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凸现，调控功能的发挥，将其纳入法治的进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纳税人权利的真实写照和保障。因此，财税法治的实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旨在阐述财税法学教育对于财税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达到法治化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法治；财税法治；财税法学教学「正文」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1]自古以来中西方的法学大家就对“法治”给予了颇高的关注和相当的研究，而这一概念是法律思想史上蕴涵隽永的概念，即使是在标榜法治的传统的西方国家也未有过公认的定义。从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到拉兹的“恶法亦法”[2]，从“法律的统治”到批判法学派提出的“法制的解体”，人们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众说纷纭。而从法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历史时代都面临着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其智慧去加以解决。为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绝对的法律哲学表明，法律思想家都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

一、财税法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正如哲学中所谈到的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建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日渐成熟的过程。不论是一种全新的宏观制度的建构，抑或人类在实践中所选择的契合未来生活的崭新的生存方式以及行为习惯，都不是想当然就成立的。法治的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封建人治社会不久，依然存在许多封建残余、人治因素等的国家，显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这过程是应民众和世界政治、经济、法律要求的必然趋势。

法治的建设是就一个宏观的整体而言的，不是单单局限于一个层面或者一个部分上所讲的，它要求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根本措施、战略策略和方式手段。而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税收国家，财政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发挥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本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日渐改善更是成为其主要的来源。而税收又是财政的主要来源，随着人们对于税收的本质的认识，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认识，真正的将纳税人的权利得到了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很强，相比之下，我们的纳税人权利意识是比较淡漠的，这不仅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者是税务主管机关的政策的实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自身的.缘故使得其对于权利认识的不足。财政税收作为一项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财政由最初的仅仅为满足国家对内镇压和防御外敌入侵或侵略该国的职能，提供经费和物质保障，发展为国家大规模的自觉地利用财政收支活动来干预经济，国家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家确定的目标和规划，制定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并将有关这些财政政策的内容制定为法律法规。[4]以保证财政分配的法治化，财政机关、单位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和规范化的状态。

而税收不仅仅是满足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经济性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调控键。依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众望所归，给予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凸现作用，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丝毫不为过，而是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实，是法治建设的必备要件和内在要求。

二、财税法教学在财税法治建设中的地位

关于“法治”的论述和研究在现今法学领域中看来是比较丰富的，法学家对于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实现的途径和目标都有所涉及，但是对于财税法治建设的相关内容研究甚少，面对当前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财税法在法学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完善，而法学教育不失为一种高效的途径，这主要是基于财税法学的高等教育对于财税法治建设有着现实的推动作用。

（一）财税法治要求法制的完备――财税法治的形式要件

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是政府的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比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5]只有存在了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法律才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行为有预见性，而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过程。财税法治的建设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在建设的过程中从形式上要求法制的完备。法制是指一国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包括法律组织及运行机制在内的法的整体。何谓法制完备，我以为法制完备首先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6]财税法治的建设也不可脱离这样的一种形式要件，当前我国的权力机关以及相应的财税的主管机关虽然对于财税的认识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但是相应的法律规范被没有有效的跟进，仍然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是立法层级的比较低。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在立法上下功夫，尤其是制定基本法，诸如“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是有关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的立法，它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7]但是，分析我国财税法的现状后，我们就不会这么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存在多方面的阻碍，不仅仅是立法技术的加强，更主要是基于我国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虽然最近些年来，我们的税法研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深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税法的研究还是存在相当的差距的。税收基本法中的任何一项规定，都可能是一个税法学研究中的比较大的课题，如果不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将一个制度的产生发展沿革系统研究， 那么也不可能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税收基本法，因此，对于财税法学人才的培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财税法教学是通过高等的教育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法学人才，尤其是对于财税法进行专项研究的人才，通过介绍国外先进的制度、立法技术以及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对我国的现

状进行准确地判断，真正将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中国，切实解决我们存在的实际问题，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我国财税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本土化，这些对于财税法知识有一个系统了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法治化建设的理论研究、知识积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使财税法研究的这一方热土能生生不息，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二）法律至上的必然要求――财税法治的理性原则

法制的完备不仅是法律规范的多少的问题，更主要是立法水平的提高，法律规范层级的提高，不是以行政法规或者部委规章以及通知等形式进行规定为主的一种现状，真正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加以明确，对于一些立法的空白和不完善之处进行修正。立法水平的高低，法律制定的科学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素质的高低，法律修养以及对于当前国家现状的知晓程度，而财税法治建设对于立法的要求则更为严苛，要求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以及相关财经税收知识的人进行立法，法学教育教学的初衷正是基于此，只有尽可能的保证立法者的较高的法学素养才能将财税法治建设从立法这一最初环节有效地落实下去。

财税法治建设是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单一的环节，它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都应当体现法治这一理念。我国由过去的“人治”发展为“法治”，并不是彻底排斥人的作用，一味的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和至上性，还应该关注执法和司法的环节。财税法学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具有专业财税法知识的人才，使他们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能够树立一种“法治”的理念，毕竟法律的实施、贯彻是要依靠人来实施的。法律不应该是一种空洞的条条框框，而应该是能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真正得以发挥其作用的规范。

财税法学教育就是通过在立法、执法、司法的环节对于那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过程中的人员的素质进行培养，保证法治的完备和法律的切实落实，使得财税法治得以有效的建设。“在现代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理性不论是在中成文法形式的国家还是种判例法的国家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发挥着有效的作用。”[8]

（三）权利制约权力的真实写照――财税法治的显著表征

广大民众的参与是法治建设的动力因素，苏力指出：中国近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9] 笔者也认为，苏力教授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人民是法治进程的主体，离开人民的主体作用的法治，是空洞的不切合实际的。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将其定位于“公法之债”的法律关系，更突出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也是基于财税法在法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纳税人对于自身权利的关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整个税收征纳过程中，尤其是在对用税方面的重视，更是纳税人权利的一个内在要求，一方面是自己权利的本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包括财政税务机关在征纳过程中以及用税的过程中的种种行政行为，只有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才是财税法治的显著的表征。

法治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行政和司法，也依赖于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自身权利的活动，民众的意识本身和法律制度一样也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固然行政和司法是国家法律起作用的必然环节，然而另一方面，行政和司法又有可能改变和扭曲国家法律的真正要求和内涵，损害到个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使得法治的建设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正如学者所谈到的：“长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对法律的权威和实施造成的巨大的危害，是对依法治国的亵渎、蔑视和挑战。”[10]这也使得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法治目的的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权力的监督。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众人可作为前提的。如果一个权力是由民众让渡，并为公众认可的，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利的任何形式都无法具有合理性。财政税收也是如此，相当于是纳税人为获得公共服务或者利益而支付的一种对价，诸如税收可以认为是对纳税人财产的一种剥夺，税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侵权法，它使纳税人将财产的所有权的让渡，对国家的征税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财税法治建设中，对于让渡的权力，纳税人倘若不闻不问，势必造成权力被滥用权益被侵害，因此，纳税人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则成为必然的选择。我们应该将税法更好的理解为一种维权的法律，是对纳税人权利真正的维护。

中国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民众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奴役性和服从性，加之曾经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歪曲的认识，每当谈到税收时，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就是：“苛政猛于虎”，权利的意识基本不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当时的政府不允许人们那样的思想。因而，现今想从根本上来改变这种局面，培养民众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并非易事。一种治国方略的事实，除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持外，离不开相应的民众意识作为社会文化的支撑及内驱力：与人治社会相对应的，保障人治得以实现的是注重服从与权威的城民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对应的，保障法治得以实现的则是注重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的公民意识。[11]由于法律属于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受政治、经济的影响颇大，而法律素养、法律意识的提高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通过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的不断积淀而形成的，因此面对这种现状，法学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财税法较现今已为越来越多的学校所重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财税法这一特定领域的人才要求不断加大，民众对于这方面知识了解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本身由于其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再加之财产的逐渐增多，对于财产的保护也更为加强，因此这一教学不仅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成为必要的环节，对于普通的民众、纳税人也是意义重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财税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权利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培养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民众的权利意识，具体到财税法研究的领域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的普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先通过培养一部分人的权利意识，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专门法学知识的人入手，进而由他们再进行财税法知识的普及，以推广到整个社会、所有纳税人的层面上，权利的彰显、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是要在财税法领域进行具体化的。

「注释」

[1]《法治的理念与方略》， 汪太贤 艾明著，中国检察出版社（引论）

&

nbsp; [2]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刘富起，吴湘文。西方法律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拉兹认为，法治是使法律具有和保持指引人们行为的能力，或者说法治就是使法律具有和保持一种可预测性，在法治之下人们具有依赖法律而非统治者的自治能力，同时拉兹认为，一个机遇否认人权、普遍贫困、种族隔离、性别歧视的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可能大体上要比任何一个开明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更符合法治的要求。这并不意味着前者要好于后者，他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法律制度，但在此方面他是它是出色的，它对法治的遵循。 侯健 法制、良法与民主――兼平拉兹的法治观 中外法学（4）。

[3]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4] 刘剑文 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1月，第20页。

[5] [英]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3页。

[6] 卓泽渊 著：《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9月，第49页。

[7] 刘剑文 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第43页。

[8] 葛洪义、朱继萍：《法治、法治化、法律理性》，载杭州大学法学院主编：《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版，第37页。

[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9页。

[10] 姚成林：《依法治国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载《中国法学》，19第4期。

[11] 黄海昀、胡俊苗：《法治建设呼唤公民意识》，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第9期。

「参考资料」

1.刘剑文 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月版。

2.刘剑文 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

3.卓泽渊 著：《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9月版。

4.倪万英：《论依法治国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改革》，载《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9期。

5.黄海昀、胡俊苗：《法治建设呼唤公民意识》，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9月。

6.魏宏：《关于法制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载《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12月。

财税法 篇3

财税法学, 是以财税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财税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用性, 决定了财税法学的发展空间, 财税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分支学科, 也是一门具有蓬勃生机的新兴学科。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朝阳学科, 其体系的思路仍在不断修正。[1]

一、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一) 国外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世界各国作为财政法规最早的法律形式是税法。其中的预算制度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中产生的一种财政制度。最早的国家预算制度产生于英国, 发展较晚的是美国。主要的发展阶段有:第一, 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无新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财政预算税收制度有所加强。如联邦德国时期的《预算法典》、日本的《财政法》。第二, 原属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 二战后陆续制定一系列成文的财政预算税收法规。如美国的财政部很重视财政立法及执行, 财政部长有法律顾问, 并设有法制事务所和执行处。此外, 原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列入宪法。第三, 一些前东欧国家除了制定多种税法, 还有专门的财税法或预算法。如1972年罗马尼亚颁布的《财政法》。

(二) 我国财税法的概况

鲁宜公十五年颁布的“初税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税法。最早的预算法是解放前的《财政收支系统法》。下面分三阶段简要介绍我国财政法制状况: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财政法制状况。基本改造时期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先后颁布一系列的重要法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受法律虚无主义影响, 财政经济立法互动有所削弱。文化大革命后恢复了中断数年之久的国家预决算报告制度。第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02年, 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这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进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制定颁布了大量的财政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规章, 形成了基本的财政法律制度。第三, 2002～2010年我国财税立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财税法治建设繁重,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 现行有效的财税法律共有八部。财政立法中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比重较大, 但其立法层次较低, 执行效力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二、我国财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 财税法是综合法律部门

财税法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国家财税职能的增强, 加之经济法学科的形成, 国内的学者将财税法列入经济法部门。[2]刘隆亨教授认为, 财政法自身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具有内部的系统性和外部的排他性。例如税收法律制度构成的要素、内部的税制结构。又例如财政体系:预算收支法、国债法、转移支付法、政府投资法 (投融资法) 、基金管理与财政补贴法、政府采购法、财政监督法等自成体系, 外部不能任意干涉。征税只能是税务部门, 别的部门不行。国债只能是财政部、国务院发行, 别的部门也不行。[3]

我认为, 中国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首先, 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的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其次, 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法, 从财税法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法律要求, 而各个部门的法律又包含和体现了有关财税法的具体内容。最后, 法律毕竟是一个整体, 随着社会关系的分层开始模糊, 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无法单独调整, 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融合。在这种形势下, 较之相互隔绝的部门法, 综合性部门法应是最优选择。故我们不能以传统部门法的视角衡量财税法。它应是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开放体系, 而不是以调整对象为标准的封闭领域。如税法中既包含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 又渗透着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内容, 更涉及大量的行政规则。从这一角度看, 财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门综合法律部门。

(二) 财税法学是独立学科

财税法在我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无论国内外, 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划分的标准不同, 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同。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独立法律部门, 其划分标准依照的是传统分类标准加上一些新条件和情况。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综合性法律部门则突破传统标准进行论述, 但这都不妨碍财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地位。学科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无需注册, 也无需得到官方认可, 它是一种客观事实。其成就的事实应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共同关注同一问题, 是否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是否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 财税立法繁多;改革开放后, 财税法律、法规更如雨后春笋。但在很长的时间内, 并无太多人进行专门研究, 因此很难形成一门学科。近些年, 财税法学学科已经有一支热衷于财税、有共同志向的研究队伍。当然, 财税法学还应在财税人才努力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范畴、分析工具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必要的, 在努力完善市场经济的今天, 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使财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更加完整和丰富, 以应对财税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财税法的发展趋势

财税法学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 无论是研究水平的提高, 还是学术影响力的扩展, 或是专业人才的培养, 都呈现出飞跃式的成长。

(一) 学术立场趋于独立

法学是正义与权力之学, 财税法也不例外。财税法学应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目的是控制、限制、监督财政权力,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财税法学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 更不是政府的代言人。

(二) 学术资源与成果的日渐丰富

初期, 不管是本土资源或境外学术著作都很缺乏。随着学者们的关注, 除财税法教材和论文之外, 学术专著也不断推陈出新, 其论证的手法和深度都不断进步。

(三) 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宽

早期最成熟的部分仍是税法学, 随后又逐步扩展到财政法学, 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 给未来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

(四) 理论与实务不断融合

财税法学不是空洞的理论, 而是与实务密切相连的理论。对实务中发生的典型案例, 如娃哈哈总裁宗庆后涉嫌偷税一案, 学界以“企业家税收法律风险防范”为题, 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研讨。以上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财税法学经过多年发展, 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应看到, 这些都是相对低起点而言的。相对于先进国家的学科发展状况, 相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财税法学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适应加入WTO的要求的需要, 财税法学必须加强学科建设, 加大研究力度, 做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首先, 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 反映在制度层面上则呈现规则的“趋同化”。中国财税法只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求发展。其次, 加强财税法治。法治是财税法的实体价值, 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利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再次, 加强财税法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只有科学的财税法学基础理论提高才能将财税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后, 扩展财税法的研究领域和挖掘财税法的研究资源。财税法是一门年轻开放的学科, 只有不断地扩展研究领域, 才能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本学科领域, 应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高度出发, 去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不断发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收集借鉴。

参考文献

[1]巴春艳.浅析财税法与相关法律学科的关系[J].财税与审计, 2012 (32) .

[2]李慎.论宪法视野下的财税法[J].科技信息, 2006 (05) .

试论我国财税法教学的人才培养 篇4

「摘要」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在职业培训和能力训练，在市场导向和学术导向的融合上存在着现实和理想化的较大差距。而财税法的教学，由于学科本身的交叉性和包容性，而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实务性和理论性不可偏废的要求，对财税法教学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试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一般目标以及法学区别于经济管理类学科的目标模式入手，以财税法学自身的特点为出发点，探讨我国财税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及其改革途径。

「关键词」财税法 人才培养「正文」

一、法学的独立性与法学教育的目标

什么是法律?对于这一命题我们无法得出精确的答案。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她必须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来充实法律学科的发展。[1]特别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弥漫的今天，法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和借鉴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或曰时尚)。但反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指出，不到一个世纪以前，通常一篇经济学的论文往往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生活的日常交易行为的学科。”而今天，经济学论文通常这样开头：“这篇不可避免的长文致力于一种特殊经济的研究。在这一经济中，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为一些有限的不连续量……只有像拓扑这样一些基本的数学工具才适用”。[2]经济学一步步地成为数学、物理学的分支。

那么法学呢?在20世纪学科融合的思潮中，法学和经济学的联姻可是说是最令人回味的重头戏之一。科斯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法律对于资源配置不再是中性的。法律通过明晰产权，界定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和提供行为规范、在提高效率上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波斯纳则以经济效率为法律定向，试图为法律之车铺上一条经济学的轨道，不仅为在法律分析中引进经济学的方法奠定了概念基础，还使法律体系成为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开放体系。法学与哲学、社会学的交融，又使得法学研究徘徊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边缘。一切的种种，法学的包容性是否使之丧失了自身的性格与魅力。从逻辑的角度看，经常可以看到法学的权利义务观在一点点被成本效益所代替;而从研究的角度看，那种单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方法，似乎又使得法学研究与正义的理想之间越来越暧昧。法学教育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综合与独立如何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

而财税法学又与会计学、财政学、税收学等存在教育内容上的交叉，在大学课程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管理类的财务会计和财政学课程的中都涉及到预算制度和一般的税收制度，而这些在法学院系开设的财税法课程中也是必备的教学内容。[3]这种看似重复的课程安排，是否有相一致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目标，而其间的差异并不是简单地从教学大纲就可以区分得出。研究财税法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首先必须研究法学人才培养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而这又与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本身的独立性密不可分。

培养目标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总体规范，具有权威性和导向性。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会议一致认为，合格的大学生应具备三个标准：(1)坚实的专业知识，并掌握所攻读的学科的方法论;(2)具有把所修学科知识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同其他学科的成果相结合的能力;(3)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能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能把他们的知识进行国际交流。[4]因此也有人总结到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知识、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与人共处。[5]

那么具体到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在冯象《法学院往何处去》一文中谈到法学院的三个功用，首先是培育法律人才;其次是供养(雇佣)一批学者，通过课堂教学和著书立说阐明法律的原理;最后则是这样一套掩盖现实矛盾、脱离生活经验而只能循环论证的“学理”和思维方式，被法律专业人士，即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家组成的行会或利益集团全盘采纳，宣传运用。因此法学院不仅是法治意识形态的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法律的职业化或业务垄断的门槛，这也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描述过的西方式法律的历史自主性的一项必要条件。[6]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法学院即真正一流的法学院的教育，最大的好处不是职业训练，而是职业批判：丰富知识，训练独立的思维，树立人生的理想。因此冯象指出，法学院不可以走商学院的道路。商人不承担社会批判的任务。而法学教育不能以MBA为榜样，满足于市场、案例分析或分析工具的开发。法学必须关心、提出并试图回答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故而必须坚持学术独立，与法治及一切功利目标保持距离，才能建立起学术传统和话语权威。法律不是数理化、医学那样的专业，有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基础;也不是文史哲传统学科，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因此我国综合大学的法律院系也由过去的专业划分发展为现在的不分专业的本科教学，虽然本科阶段一般性的法学知识的全面教育，并无法充分实现职业培训的需要，这也并非本科四年的教育可以达成的使命;因此笔者以为不分专业的本科法学教育的重点并不是对法律条文的熟知，也并非对法律程序等技术操作层面的应用自若，而是一种法学理论的传承，而这里的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法理学、法律思想史制度史，也包括了民商法、行政法等有着长久研究历史的学科，更是包括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年轻学科。而传统学科的成熟与新兴学科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更离不开法学本身的独立特质的完善。

这些批判对于法学内部许多专业尤其是法理学等注重理论研习传统亚学科而言，无疑是不容置喙的;而对于财税法学来说，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财政税收领域里的各项法律制度，也涉及到财政税收领域内的具体技术操作，那么财税法人才和财税人才的培养又有何区别呢?

二、财政税收学的教学目标

(一)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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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综观经济管理院系开设关于财政税收学的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财政基础理论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制度、研究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公共需求、公共产品、政府与财政职能、公共选择以及公共部门效率、财政运行机制、政府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制度则主要研究税收的本质及功能作用、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税收增长方式、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及其税收政策、法规、税制结构优化及其改革、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税法理论、税收实务、古今中外税收比较等。财政学更多的是关注一般财政理论，其中的预算则主要从预算编制的角度进行讲授。而国有资产管理和国债这些部分也基本偏重于具体制度的产生设计的理论化研究。

可以说相关的课程设置基本都是从财政和税本身与经济的相关联出发，研究财政政策、税的各个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调控作用的实现程度。

(二)教学方法与实践研究

与财政税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日益显著和人才要求相比，财政税收教学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虽然涉及面广，但仍有所欠缺。首先，教学计划内容的更新速度，无法适应实务不断发展的需要;而财政、税务、会计及相关领域的新知识层出不穷，课程内容受教学时间限制，难以涵盖这些知识。传统教学方法以老师授课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单纯的讲授只能无助于解决当前的而很可能问题;大部分课堂问题已经设计好了答案，只有唯一解，显然脱离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用这样的案例教育学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而很多以通过职业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单纯的.应用技能的教育与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衔接不当，不能达到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因此在财政税收的教学中，研究和实践在教学大纲里其实是并重的，只是由于实践受到课时以及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但一般来说学生的实践活动还是比较集中于实务性部门，可以接触具体的税务实践，了解一般流程。

(三)培养目标与职业选择

宽泛的财政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不妨参照一下会计学界。美国会计学会于1989年成立了“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进行会计教育改革的研究，并资助和监督13所高等教育机构实施会计教育改革。AECC前任执行长RichardE.Flaherty在谈到AECC的工作时，引用了AECC第一号公报《会计教育的目标》关于会计教育目标的论述：“学校会计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有的素质。”他在谈到新会计教育方式时指出：“我们正摒弃一成不变的课程，而采取以目标为导向的会计教育方式……新的会计教育方式强调主动学习，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而非仅是被动地接受教授们的知识。启发式学习已成为改革学校的标竿，减少使用以老师主讲的教学方式;老师主讲应限于介绍主题与启发学习的过程。老师授课也应从单向式的演讲改变成和学生讨论为主的双向性的教学方式……教学应注重多元化地思考问题，注重问题的发现，鼓励学生寻找有关的资料，提供多元化的解决办法，并强调表达与说服的能力。科技已成为学生和老师在教学中经常依赖的工具。教学也逐渐重视全球贸易性的问题，教师彼此间应经常切磋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并发展自己对于应用新的教学方法的能力。课程设计应注重它是否有全面贯彻、相辅相成的特色，而非仅是一连串不相关联的科目。”

由此可见，美国大会计公司和美国会计学会，对会计教育目标的要求是一致的，即会计教育应注重能力培养，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善教学环境，以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会计人才。

因此通观经济学的人才培养方向，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的。而市场对于实务操作、胜任快速变化的实践的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对于大学来说，这不仅是教育理念的实现，也是大学教育生存竞争的现实要求。

三、我国财税法教学的目标与改革趋势

复杂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不仅是法律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全部进程的原始动力所在。经济和法的所有价值都是为了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即利益。经济学上思考的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基于投入―产出或者成本―效益的考虑，而法的最高任务就是平衡利益，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利益，实际上就是权利关系。基础不同，立足点不同，实际上也是法学教育与经济学教育诸多区别的源泉所在。因此财税法学虽然研究的多关注实际经济生活的种种，但始终不可脱离法与法治的核心。

因此财税法教学的目标是培养财税法人才，而不仅仅是财政专家或税务专家。

首先，职业道德的训练不同。在多元化的今天，道德已经越来越中性化了。而职业道德的忠诚标准也不再是唯一的抽象的正义观念。对于客户的忠诚已经作为一项普遍的职业道德在各个领域普及化了，但职业道德和道德概念的泛化，实际上使得道德完全为利益所覆盖。法学不同于经济学，即使是实践性强的财税法学也依然秉承法律传统，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

其次，职业训练的侧重点不同。任何教育都必须关注现实，法学和经济学等若干社会学科也毫无例外。但经济学无非更注重的是经济理论，关心的是经济理论在现实世界的适用。而法学则从规范性的角度，考虑一种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中和。财税的许多基本知识原理是不变的，但作为一种技术性技能则要不断修正与实践的距离，而财政税收法规就是在这种摇摆和平衡中寻求合法的方式实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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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一)课程设置

如前所述，财政税收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由于其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要求，实际上又必须将之视为不断发展的综合的学科。因此研究财政税收法学的课程设置，不能仅仅局限于字面上的概念本身，还应该纳入一个开放的教学体系中思考。

首先与法学专业课程相关。从部门法的角度看，财政税法中有诸多涉及宪法规范的内容，而具体的实施又离不开行政法的规范。这是在台湾等地区与财税法结合最紧密的部门法。因此对于财税法的研究和教学来说，这些部门法对于推动财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尤其是如何实现法学理念的贯穿一致，如何实现以法学理论来指导，有着基础性的意义。即实现厚基础。

而与经济专业课程相关，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上，由于财政、税收涉及的都是具体实务性规定。对于各种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技术性标准，有实际的参数指标，如果缺乏对基本的财税知识的了解，就缺乏参照，使得很多判断仅从理论中来，而无法结合实际。即实现重应用。

因此财税法的课程设置应当考虑的是和其他课程乃至其他专业(如基础会计知识、税务知识、基础财政理论等)的结合性，而非只为讲授而讲授，注重了与其他相关学科部门的融合与交流，即实现宽口径有特色。而是否单独以财税法冠名则仅是称谓问题。

(二)教学方法和指导思想

在中国法学教育由本科教育开始，法学思想一脉相承，但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在财税法的教学上，本身课程设置就少，而如何实现思想的贯穿则是教学指导的统一指导性的要求。只有在切实可行，不仅对实践本身更对理论有着引导意义的思想指导，才可能有符合教学需要的方法论。

首先，做正确的事和法律是否存在区别?往往人们犯的错误是，在谈纯粹的法理学问题或思想史的时候，往往以公正正义为评价标准。而涉及具体的民商事、经济法律问题的时候，往往又以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利益问题。任何标准都存在冲突矛盾，也存在调和的空间。财税法及其教学，要解决的不仅是用经济手段处理现实纠纷，更是用法律视角看待事件后的正义观。因此要使这种标准在真实世界中得以践行，必须在法学教育中深化，即体现法律气质。

其次，关于教学方法。方法论其实更多具有工具意义上的性质，即它本身是中性的，就好比社会学的方法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因此教学方法存在着借鉴和共通之处。就财税法而言，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应当秉承由广而深的思路，即本科的财税法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而涉及的也基本为一般性的概念问题，集中于法规的学习。但研究生阶段，不仅仅满足于现实状况，而是由“是什么”转而进行“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缩减其中的差距等深层次思考，教学就应当围绕此目的深入下去，这实际也是财税法教学区别于财政税收学教学的重要特征，后者一般体现为对现有规范的谨遵，当突破成为一种利益要求时，往往以经济界的呼声为先导;而前者，则是权衡了各方面利益，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实现制度的变革，这其中的技巧则是法学院的授课和法律实践两方面研习的结合。

因此教学方法具体而言就是，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理论讲授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则通过法规学习、小组协作、案例研究、模拟操作、文章研讨等方式，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堂教学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为了使学生把各门课程的内容能够联系起来，对一项业务的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杨伯翰大学在会计教改中，还采用一种专家小组教学法。也就是由若干人组成专家小组，专业分别是财金、成本会计、审计、税务和法律。每班学生每天上3小时的课，并允许这些教授轮流上课。这种教学方法也可以引入财税法教学中来，可是参考课程设置改革，使得财税法教学成为一个活的讲堂，一个理论与实践交融的课堂。

如今的教育重在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仅仅让学生记住一些课本知识和规章制度。再进一步，大学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教学的各个要素-师资队伍、硬件配置、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改革。

(三)教师队伍和教材建设

通才和专才之间总是存在矛盾的，既然身为老师，实际上对专和精深的要求就更偏重一些，因此对于财税法教师，不能强求每位都是百宝厢。因此师资队伍的关键在于整体水平和学科交叉性。当然若是能有科研教学带头人，既有自己专的一面，对于其他方面也能基本面面俱到，则更能带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发展。

关于教材建设，由于财政税收法的包容性，决定了不可能有单一的教材可以涵盖，需要一系列的教材计划，其内容既有财政与税的经济解释、也有财政法以及宪法、行政法对财政税收问题的规定和解释，当然也包括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体系。而作为实践性学科，法规和案例的汇编整理也构成了教材的一部分。必须改变课程内容上轻应用性的状况，增加实践与实际操作的内容与分量。真正体现理论观点能够用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在教材中反映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体现课程本身的综合化趋势。同时，教材的编写就包括了国际交流比较借鉴的重要因素在里面，尤其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水平。

(四) 职业目标与职业道德

财税法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放在法学教育的大背景下来谈的。从理论和实践的划分来看，无非是两类人才：理论型和实务型，当然政治人才

同时包含于二者之间。因此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涉及不同领域各个层面。而法学恰恰能对社会的这种需求做到呼应。因此在法学和社会需求方面如何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如何实现法学职业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吻合以及统一，则是对法学教育的评估标准之一。

职业并不意味着纯粹的实践，实际上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实践，理论研究也未尝不是一种实践。在这里区分理论型和实务型，只是一种偏重，基于行文的方便。

以美国会计教育为例，在职业界和教育界的配合下，形成会计人才的供给(教育)与需求存在紧密的联系：职业界把对会计人才的需求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到教育界当中，教育界把职业界的需求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并取得了职业界的支持。会计职业团体不定期地对会计教育状况进行评估，以改进会计教育，使会计人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何以美国的会计教材写得生动，教学方法更加多样化，富有趣味性。因为不这样做，就达不到教学目标，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就没有人申请会计专业，最终结果可能是会计专业的“死亡”。当然这只是一个侧面反映市场的需求，只是在法学领域她的职业目标更与职业道德归属相联系。

如前所述法学教育的指导思想，蕴涵着法律共同体的信念在里面，无论如何法学最终的魅力在于她是代表了公正正义的价值判断，财税法因其实践性，虽然有被忽视的趋势，但随着权利意识的重视，尤其是纳税人权利的提出以及学者在制度上的设想和构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经由法学实践而逐渐缩小。

四、结语

财税法学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由于其跨学科性色彩浓厚，无疑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财税法的教学不仅影响着法学研究的延续，更是影响着财税法治的建立和财政税收等国家宏观经济制度的完善。教育从来就是一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而财税法的时代性决定了其进程，包括教学进程的每一步，都关系着国家基本决策。而财税法人才培养，作为教育的目标和关键，必须与时俱进，合理定位，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2-544页。

[2]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参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See at www.gsm.pku.edu.cn/ 和econ.pku.edu.cn/的相关内容。

[4]参见李玢：《世界教育改革走向》，转引自唐玉光、房剑森：《高等教育改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61页。

[5]参见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转引自唐玉光、房剑森：《高等教育改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6]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