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理念（精选12篇）
传统教育理念 篇1
个性, 西方也称作人格, 就是个别性、个人性, 是指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个性化教学就是尊重学生个性, 根据他们的兴趣、特长、需要等实施教学, 以求得个性化发展, 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 就是一种个性化教学理念。如何实现这种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回归?下面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加以阐释。
一、设计“开放问题”
课堂问题是指引学生学习的方向标, 必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而言, 课堂问题还应该突出开放性的特点。问题的设置, 旨在养成学生多角度思维的习惯, 引导学生多维度、多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所以, 提出的问题不要过于具象, 必须能够留给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 不要将作者的感受、教师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应充分相信学生的自我应对能力。
开放性问题强调答案“不断趋于完善”, 更看重探索的过程。正如卡尔特所说, “知识和规律是学生自身探索发现的, 他们在探索解决问题的实践中, 学会了学习。”因此, 对于开放性问题,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大胆探索, 而不是根据所学的知识或模仿教师传授的某种现成方法获得答案。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 调动了学生追求成功的潜在动机, 启发他们积极主动、独立地去钻研, 养成勇于探索的精神。譬如, 教学《临死前的严监生》, 在感受严监生的性格特点之后, 可以安排这样一则开放性想象说话练习:“晚饭后, 赵氏又提起要借两位舅爷赶考盘程的二两银子, 严监生__________。”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理解, 展开丰富的想象, 精心组织语言, 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特见解。这, 就是教学的个性化。
二、鼓励“自主感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维启迪, 享受审美情趣。语文是多义的, 不同的人因为各自的文化语境和阅读期待的不同, 对同一作品的阅读、产生的感受可能千差万别。如“树木”这个词, 在阅读者的想象中不可能是同一棵树, 它或是根深叶茂的参天古柏, 或是细枝飘柔的河边垂柳, 或是满天飞雪中傲然挺立的翠松, 或是春风斜雨里竞相绽放的玉兰……
阅读是学生个体从书面材料中获取信息并与认知因素互为影响的活动, 它需要读者自行理解、体验, 感悟语言文字符号中蕴含的意义和情感。学生只有真正与文本对话, 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建构起来。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方式不同, 情感活动的样式各异, 意志活动的强弱有别, 自然会导致阅读感受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所以, 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情感体验去合理地剖析与解读文本。例如, 教学《包公审驴》, 在阅读第一自然段后, 可以请学生围绕“这可真是一头怎样的驴”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学生的感悟自然是丰富多样的:健壮的驴、漂亮的驴、管用的驴、珍贵的驴、心爱的驴……
三、实施“差异评价”
在一个班级中, 每一位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身心素质、兴趣爱好等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倘若用同一个标准, 同一把尺子去量出学生的高矮长短, 判断他们的学习状况, 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 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比如, 对于一次考试来说, 同样是得70分的学生, 有些可能是因为基础很好, 本来可以考得更好的, 但是没有作出努力, 而得了这个分数;还有一些学生原本只有60分的水平, 经过自身的最大努力终于获得了70分。那么前者应该提醒甚至批评, 而后者是值得大大表扬的。所以,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来评价所有学生, 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优等生因其成绩不错而沾沾自喜, 中等生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安于现状, 而一部分后进生则会因离距离太远而丢失信心。
教学评价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发展, 促进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 课堂评价, 尤其是教师的即时性评价应充分重视对每位学生的人格尊重和情感关怀:要关注学习基础, 全面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差异;要关注学习过程, 细心观察学生在学习时的“产出比”;要关注学习效率, 正确衡量学生获得知识的“难易度”。
无疑, 实施差异性评价是促成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有效举措, 而最关键的是建立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例如, 对于朗读的要求, 教师应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优等学生要做到正确、流利, 有感情;中等学生, 要做到正确、流利;后进生只要求做到读正确。
四、布置“分层作业”
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语文能力布置不同的作业, 增加作业的层次性, 供学生自主选择, 让每位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使不同学生的语文能力都能得到展示和提高。
分层作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作业量分层。对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适当减少他们的作业量, 追求的是“基本达标”。就拿课文背诵来说, 一般学生只要按教材要求背诵指定篇目, 而对于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 则可以要求他们更多地积累一些精彩片段。二是作业难度分层。可以确定“基础、发展、创造”三级作业目标, 要求全体学生实现“基础目标”, 大多数学生完成“发展目标”, 少数学生达到“创造目标”。三是完成作业时间分层。在课堂上要求背诵的段落, 允许背不熟的同学回家继续加工, 直到背熟。对于隔天就要完成的作文, 基础较差的后进生可以延迟一两天上交。
分层作业较多表现为“作业超市”,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选择最感兴趣的内容来完成, 这样可有效增强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动性。如学完《卢沟桥的狮子》之后, 学生可以从以下四道作业题中选择两道来完成:①摘录文中描写石狮形态各异的句子。②背熟课文的第二自然段。③你能想象出还有哪些形态的狮子吗?试着用“有的……像……, 有的……像……”的句式写一段话。④上网查阅卢沟桥的相关资料, 形成100字的整理材料。
五、彰显“课堂风格”
每个教师的思想认识、知识结构、兴趣特长和教学能力不同, 在针对不同的教材和学生时, 都会有选择的倾向性, 都会采用自己得心应手的教学方法, 这是每个教师教学个性的一种反映。例如, 有人喜欢用散文化的形式上课, 构思精巧, 流畅自然;有人擅长用讲故事的形式上课, 情趣迭出, 引人入胜;有人以形象思维见长, 视通万里, 思接千载;有人以逻辑思维见长, 思路严谨, 入木三分……语文教师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从自身实际出发研究教学艺术, 努力做到扬长避短, 在求同的基础上存异, 在遵循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 逐渐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教学能力, 进而形成比较稳定的课堂风格。
课堂风格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艺术性, 教学过程中技能技巧的运用恰到好处, 体现着一种艺术效果, 给人一种和谐、流畅的感觉, 充满着一种艺术感染力;二是创造性,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过程的组织上具有独特性, 教师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运用;三是实效性, 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智能、技能的训练和思想品德的发展是行之有效的;四是稳定性, 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一贯坚持和追求的, 体现着教师个人良好的教学品质、鲜明的个性风格。
课堂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教师个人具有一定的职业修养和较高的教学技巧, 更需要教师个人有崇高的人格、广阔的视野和执著的追求。风格化课堂, 是个性化教学的至高境界。
传统教育理念 篇2
鸿卓教育集团成立于2011年，国内业务主要以青少年学习能力及成长能力塑造为主线，国外业务主要以境外游学及国际文化交流为主线。集团国内业务部设在杭州，依托长三角优越的经济环境和人才优势，融合了高端学术平台和社会资源，以提升青少年综合能力及素养为项目定位和发展目标，在校外同步辅导行业的战略、学术、运营、人才等各个层面的进行精细研究和全面合作，迄今已经与超过100家的全国优质校外培训机构展开了深入合作。2011年，对全国校外同步辅导进行了精准的调研，科学地定位了项目的市场需求、研发方向、战略规划；
2012年，并购国内20余家优质课外培训学校，通过各学校的教学实践，对技术研发和运营体系进行完善、升级；
2013年，国内业务总部正式落户杭州，并与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报业集团的优质社会资源进行了合作嫁接；
技术体系
1、主营业务：小学同步辅导课程（兴趣、知识、能力、思维）的研发和推广；
2、技术教程：小学数学同步教程、小学语文同步教程、学生心灵成长教程、家长课堂教程、国学经典教程。
服务体系
1、学校标准化作业流程（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学期、每年）；
2、教师标准化培训流程（教师培训、主管培训、校长培训、见习实习、团队派遣）；
3、学校标准化校园文化（VI体系、校园文化体系）；
4、服务标准化督导体系（检查监督、过程控制、辩证施治、总结反馈）；
5、营销个性化市场方案（项目包装、营销方案、营销工具、活动组织）；
孩子放学走出校门，教育该何去何从、周六日培训出现的困境
1.人员、校舍成本增加、入不敷出
2.教师流动量增大、供给失衡
3.地区品牌混乱、竞争恶化
4.家长需求标准提高，难以满足
完善的教材支撑
1.模块数学
2.书虫乐园
3.经典国学
4.习惯养成（心灵成长）
5.模块语文
6.家长课程
7.经典书法
传统教育理念 篇3
一、关于双性化的阐释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双性化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最早关于男女角色可塑性的报道，是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于1935年对三个邻近的新几内亚部落的研究，他发现人精神上的双性化比生理上更不明显。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理论。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两个术语，说明人类先天具有的双性化生理和心理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是提出男女兼性的主要代表人物'她于1977年提出“双性化”的概念。“双性化”又可称为性别角色双性化、双性化人格、两性化人格、男女兼性或心理双性化，它指的是一种综合的人格类型，具有这种人格类型的人身上同时具备了男女两性的能力、性格、动机、兴趣等，尤其是在心理特征方面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某些优点和长处。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个体表现为自信、独立、合作、沉稳、敏感、热情、成熟等男女两性都具有的特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性别角色的双性化不等同于所谓的男性缺乏男子气、女性缺乏女子气，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别错位和一些生物属性上的缺陷和疾病。
自从“双性化”这个名词被提及，心理学界出现了一股双性化研究的高潮，那么，双性化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类没落的标志呢?对此，有许多心理学家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同一个单一维度的两极，而男性或者女性仅仅属于两极中的一端。而且人们通常将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和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这两个人群看做是心理健康的标志。男性气质多表现为独立、勇敢、自信、而且具有支配感和成就感，喜欢竞争性强的强烈活动。女性气质多表现为温和、敏感、被动、缺乏自信和果断精神。而桑德拉·贝姆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她提出，个体通常具有两方面的特质，一个健康而完善的人，通常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具备这种双性化气质的人群，则拥有男女两性共同的优点和长处，能在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更好地发挥个体潜质，常常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现实生活。在需要男性气质的场景下，个体能够表现出男性的刚毅与顽强，在需要女性气质的场合之中，往往又能够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与体贴。所以，也有人将“双性化”现象称之为“完美人格”。
国内外许多心理学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具有双性化气质的人群，往往具有更高层次的心理健康水平，双性化是比较理想的人格模式。吉尔伯特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性别人格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不论男性被试还是女性被试，均倾向于报告认为那些双性化气质的人更加有吸引力，是理想的男性和女性模式。另外，有相关研究表明：1)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双性化的被试得分最高，男性化和女性化其次，性别未分化群体最差；2)双性化的父母更愿意教养儿童，对儿童更加敏感；3)双性化的家长培养出来的儿童比传统性别类型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更加富有竞争性，更善于自我调节；4)双性化的个体比男性化、女性化和未分化的个体均具有更积极的自我概念。我国学者王登封、邹萍、马锦华、王学等人所做的研究调查也均显示出与之较为一致的结论。诸多研究调查表明，双性化气质的人群通常具有较高的责任心、较强的自信心，自我评价较高、自尊水平高、自我效能感较高等显著特点，同时也具备温柔、富有同情心等特性，双性化的个体更加受同伴和他人欢迎，更加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双性化气质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性别发展模式。
二、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
从古至今，我国教育似乎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对男女两性“分槽喂养”的传统。在我国古代，通常教授训练男性射箭、骑马、耕作等，女性则学习琴棋书画之类柔和轻盈的事物，并负责照看孩子，洗衣做饭这些至今仍保持下来的传统女性的“任务”，因此，当历史上有了花木兰的时候，虽然被世人所称颂，但仍将其归结为另类，若非另类，试想我们还有谁能对她有此刻骨铭心的记忆呢?
当然，这不能仅仅归因为人们对男女两性的性别偏见，男女两性的分工之中不乏有生物学因素的重要原因。但是由许多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性别刻板印象却根深蒂固扎根于人们心中。
如今的儿童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被家长和老师冠以“你是男子汉”，或“你是小姑娘”之类的标签，当然这是在形成儿童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鼓励男孩子去玩那些冲突较多的、较费体力的、“比较男子汉”的游戏，支持女孩子参与类似过家家、毛绒娃娃那些居家过日子的小游戏，这在儿童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认同方面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论是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是在我国境内，传统文化教育鼓励女性以纯女性化为目标，男性以纯男性化为目标。因此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只有温柔、敏感的一面，而男性只有勇敢、坚强等特征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位于性别角色行为连续体的两个极端上。然而，类似于“女孩子学不好数学”“男孩子更适合学物理”等等关于男女两性的角色偏见和性别刻板效应所造成的教育倾斜，则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反应。一般来说，当被人冠以“学不好数学”时，女孩子可能会对数学产生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在学习过程中，对数学课堂、数学作业甚至数学测验等产生不良情绪，而由此产生的不良情绪反过来又影响了女孩子们对数学的喜好程度和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传统的教育理念往往将男女两性区别对待，往往鼓励男孩子去学习和锻炼刚强、果断、富于理性思维的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男性所应该拥有的男性品质，例如政府政要、警察、医生等；女性则被人们教授那些比较柔弱和富有爱心的活动，例如幼儿教师，护士等。
三、双性化现象对传统教育理念的一些启示
双性化现象提示我们，在传统教育过程中，我们对男女两性采取的泾渭分明的教育策略可能有些时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有许多学者提倡“双性化教育”。我国学者胡江霞于1996年首次提出，教育要结合理想的“双性化”性别模式，进行合理的“因性施教”。之后，掀起了一股“双性化教育”的热浪，相继有学者提出，作为家长，应该转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适当采取一些促进儿童双性化的措施，培养比传统男性化女性化更加优质的儿童；作为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树立先进的性别观念，从日常学习和学校活动中影响学生，注意培养学生吸取男性和女性的优良品格，诸如注意培养男孩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一面，培养女孩子勇敢、果断、坚强的一面。由于性别规训贯穿于人社会化一生的整
个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之中，要改变单性化性别规训对人的束缚，可以在多个领域实施“双性化教育”，以培养尽可能多的较充分发展的“双性化”个体，实现性别之间的教育公平、性别公正，从而对男女两性均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对男女两性进行双性化教育，不论是对社会的进步而言，还是对男女两性自我的成长与发展而言，都是一种十分积极的进步。
在日常交往过程中，鼓励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在交流和互动过程中，相互学习对方积极的方面。对此，学校可以采取一些男女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和学习兴趣小组，这不仅可以促进他们跨性别交往技能的训练，又能够加强他们跨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在这种跨性别的学习和活动中，培养了他们在需要男性气质的时候果敢和坚毅，需要体现女性气质的时候柔情、体贴和富有同情心。这不仅是教育的进步，也将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进步。
学校教育作为培养“双性化”这一完美人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双性化教育”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完善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学者李立娥提出以下策略，1、在微观层面上要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如：①对学生所读之大量历史的、现代的各种体例的文本，怎样重视、如何引导大家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树立双性化的新形象还有待研究；②对年龄更大的群体，如对两性成人实施“双性化教育”的重要性、高效性还有待细化。2、在宏观层面上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针对人终身社会化的各场域，国家还可出台相应制度，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文件中，可出台可操作的规范性政策方案。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做得较好，台湾地区在颁布的“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健康与体育领域暂行课程纲要(草案)”中，对中学三年级的学生明确要求：“学习双性化(刚柔并济)的性别角色，并应用于家庭、学校与职场。”
四、讨论
传统教育理念 篇4
传承文明, 开拓创新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责任和使命。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美德。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千百年来活在人民心中的道德文化受到了世人的认同和推崇, 并在各个时期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热爱社会主义,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 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 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1]。在新时期我们理应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 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文件精神, 努力拓展学校校本课程内容, 回归教育本质, 关注每位学生的健康成长。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中学生中扎根、生长, 从而为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全国青少年一样, 回族青少年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者, 又是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鉴于本校地处回民聚居区, 因此, 加强对回族学生的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下面, 笔者就结合学校实际, 谈谈新时期校本理念下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回族家庭教育。
2 新时期校本理念下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回族家庭教育
2.1 现状与原因
“现在, 兰州市穆斯林社区相对密度较大, 人数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增加:兰州市共有本地、外地穆斯林近18万, 其中城关区共有穆斯林近6万, 以回族居多, 多集中居住在靖远路、草场街、广武门、互助巷一带;七里河区约有穆斯林近5万人, 多集中于柏树巷、五星坪、西园堡等地”[2]。而兰州市第十中学正处于靖远路和草场街之间, 属于回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所以, 回族学生相对也较集中。现本校共有回族学生173名, 初中139名, 高中34名。我们抽选了其中100名同学进行了摸底调查:学习成绩排名本班10名的有2人, 占2%;学习成绩排本班后10名的有87人, 占87%。从家长职业统计来看, 个体户有92人, 92%;工人7人, 占7%;干部1人, 占1%。从家长文化层次统计看, 文盲6人, 占6%;小学文化程度18人, 占18%;初中文化程度59人, 占59%;高中文化程度16人, 占16%;大专1人, 占1%。另外, 抽选了100名汉族同学, 进行了对回族同学主要印象的摸底调查, 选重义气的有85人, 选热爱劳动的有91人, 选与同学相处融洽的有73人, 选爱学习的有9人, 选遵守纪律的有11人。
根据以上统计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从本校的回族学生的表现来看, 这些回族学生普遍表现为重义气, 热爱劳动, 与同学相处融洽, 但不重视学习, 成绩差, 经常违反学校纪律, 有厌学情绪;“从社区穆斯林的经济来源看, 来兰的穆斯林多以小贩形式的经营饮食业为主要生活来源, 其中开餐馆者居多, 其他多以卖牛羊肉、羊杂碎及干果、熟食为主”[2], 从本校回族学生家庭的经济来源看, 多以小商贩形式的经营饮食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其中开餐馆者居多。其他多以买牛羊肉, 羊杂碎及干果, 熟食, 摆地摊为主;从这些回族学生家长的文化层次来看, 绝大多数属于初中文化程度, 几乎没有一个上过大学。这些现状说明, 本校的回族学生的家庭教育存在着隐患和不完善之处, 追本溯源, 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2.1.1 地理因素
本校地处城乡结合部 (城市边缘) 。“城市边缘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 他们在自己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中彼此适应着对方的文化与传统, 并且与城市文明相交融, 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交流中, 城市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教在不知不觉中便背离了原有的传统, 脱离了以前穆斯林聚居区的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 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城市文明的夹缝中发展”[2]。城市边缘地区的回族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 在与汉族的交错杂居中彼此适应着对方的文化与传统, 在这种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中, 这些回族群体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原有的传统, 脱离了以前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 家庭成员的宗教意识已相当淡漠, 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城市文明的夹缝中发展。这在无形中造成了这部分回族群体的信仰的缺失。处在这种夹缝中的回族家庭教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误与偏差。
2.1.2 生活因素
以小商贩形式存在的这些回族个体在谋生过程中, 思维方式进行的是自然选择, 重利轻义的商人心理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行为方式上, 难免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造成影响。另外, 在这一部分群体中, 不乏有经商成功者, 这就更助长了一部分回族家长及学生没有知识也能过上好日子的侥幸心理, 严重制约了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
2.1.3 文化因素
由于本校回族学生家长自身文化水平较低, 这就严重制约了他们重视教育、开展教育、研究教育和辅助教育的活动, 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模糊与混乱;该保持的没保持, 比如回族优秀的伦理道德观念, 行为准则等为人标准;该摒弃的没有摒弃, 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些东西和经商过程中的重利轻义的一些世俗的东西, 长此以往, 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一种信仰的缺失。
2.1.4 宗教因素
“族即教, 教即族”这一根深蒂固的认识强化了回族家庭的伊斯兰文化主流。回族传统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信仰”, “为人”和“谋生技能”3个方面。信仰教育和为人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的内涵。谋生技能教育则同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传统的家庭教育是以造就具有良好的宗教素质, 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 有着一定的谋生技能的传统人格为目标的。这种“重宗教文化轻现代文化”的传统自觉不自觉的地排斥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作为教育者的长辈, 心目中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信仰, 为人, 谋生合一的传统人格, 对于现代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以能识文断字会算账为满足。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回民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 随着历史的进步, 社会的开放, 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已成为现代人格的必备因素, 因而, 以培育宗教人格为目标的回族传统宗教教育, 与现代文明的要求打开了距离, 不可避免地步入教育的误区。
2.2 措施与目标
随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 回族家庭教育在新形式下被赋予新的内涵, 它要求我们必须找出学校、社会的中华传统道德教育和回族家庭教育的最佳结合点, 以提升回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使学校教育效能最大化。
2.2.1 加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回族家庭教育
回族家庭教育一般包括三部分, 即“信仰教育”“为人教育”和“谋生技能教育”。“六大信仰”是伊斯兰正信的要素, 他们是信真主, 信天神, 信经典, 信圣人, 信复生, 信前定。回族群众为了表白自己的信仰, 在实际行动中, 履行五功, 即念, 礼, 斋, 课, 朝, 它们合起来, 实际上就构成了回族家庭的信仰。宗教生活, 品德修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 都以《古兰经》为准则和指导。“在人生态度上, 回族奉行拒恶从善、驱邪扶正、主持正义、守正自洁、诚实宽恕、做善人而不做不义者。在伦理上讲求为人正直, 诚实做人, 仗义疏财, 赈济贫民, 孝敬父母, 尊敬长者, 优待亲戚, 怜恤孤寡。在经济活动中恪守公平买卖, 合法经营, 禁止高利盘剥, 反对互相欺诈, 以强凌弱, 提倡遵纪守法, 禁止犯罪作恶, 把饮酒、吸毒、淫乱, 赌博等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归属与不宽恕的犯罪, 在家庭生活中有持家节俭, 讲究卫生, 团结互助, 和衷共济的美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诚实守信, 和蔼可亲, 有礼有节, 不卑不亢, 讲求礼仪的传统”[3]。成熟的回族个体, 是这些优良的习俗, 风尚和准则的载体和传播者, 在家庭教育中, 长辈把他们继承下来的这些优良传统, 通过言传身教和他们为人处世的立场, 态度, 方法, 潜移默化地再次传递给晚辈, 形成了晚辈们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 这是以伊斯兰基本原则为核心, 以家庭父子传承为形式的教育。
“步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受城市文化的冲击, 一方面要传承自己的宗教信仰, 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与城市主流文化相适应, 因此, 这些穆斯林群众在重视宗教教育的同时, 必须学习和了解其他方面的知识, 这样才能既保留自己的宗教文化, 又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2]。“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 高尚的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 从娃娃抓起。回族家庭应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 循循善诱, 以事明理, 引导其分清是非, 辨别善恶, 要在家庭生活中, 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 互相影响, 共同提高, 形成良好的家风。既不放松子女进行传统宗教文化的教育, 又大力鼓励和支持子女积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既严格遵行伊斯兰信仰习俗, 又积极投入现代文明的建设, 既保存着强烈的宗教意识, 又具有极好的现代文明素养。鱼和熊掌兼得, 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重, 宗教优良传统与中华传统美德融合提升, 应该是现代回族家庭教育的理想模式。
适当参加一些经堂教育也是回族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在恰当的时候,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去附近的清真寺, 听寺里德高望重的阿訇讲述一些伊斯兰先知、圣贤的事迹以及本民族中主要先烈的故事, 使子女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及信仰来源, 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接受和领悟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实质, 再将这种感悟外化于日常生活实践中, 不但大大拓展了回族家庭教育的空间, 充实了回族家庭教育的内容, 而且彰显了民族特色, 有助于本族子女的长远发展。
2.2.2 形成辐射家庭和社会的学校道德教育
学校是对青少年开展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的主阵地, 学生在学校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是一个整体, 走出校门他们又是实施教育内容的个体。学校是一个大的辐射源, 作为每个个体, 在社会生活中都随时间在外界展示着自己的品德和修养, 也接受着其他个体的影响, 尤其是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依据《中华美德》、《公民道德实施纲要》, 学校制订切合实际和富有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 教会学生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华传统美德中有“敬业乐群, 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趣, 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为政风范, 厚德载物, 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 奋不顾身, 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4]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爱国, 明志, 持节, 自强, 诚信, 知耻, 改过, 厚仁, 重义, 尚勇, 好学, 审势, 求新, 勤俭, 奉公, 务实”[4]等传统美德。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大力提倡“爱国守法, 明理诚信, 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强调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 要求我们树立自立意识, 竞争意识, 效率意识, 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知难而进, 一往无前, 艰苦奋斗, 务求实效,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
本校结合自身实际, 开发了以生命教育为主线的校本课程, 建立了“忠, 孝, 诚, 信, 礼, 义, 廉, 耻”的教育体系, 大力开设《传统经典诵读———感受生命的姿态》课程体系, 专题模块内容包括:
语文:《论语》和《三字经》的讲座, 礼仪讲座;
英语:诵读有关生命教育观点的经典英文故事;
历史:穆斯林文化, “三大宗教的生命观”讲座;
生物:“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讲座;
地理:保护环境的本质是尊重生命;
政治:生命的另一种称呼叫幸福;
心理:我们应该这样感受生命;
法律:我国法律关于尊重生命的基本条款。
通过以上课程的学习, 让学生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 敬畏他人的生命, 关注异类的生命。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得到了大力弘扬, 在学生和家长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积极开展各种德育活动, 突出教育是基础, 实践是关键, 强调从我做起。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走进社会, 深入到社区、军营、农村、工厂、养老院去观察、去感悟、去实践、去成长。“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只有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学生才会真正学会明德, 学会求知, 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
学校在教育学生的基础上, 鼓励学生将学校所学反馈给家长, 从而达到通过学生教育家长的目的, 这有助于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优势资源对弱势教育群体的传、帮、带, 巩固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形成良好的互动, 扩大教育的功能。
从道德规范的依据来看, 整个中华民族是以中华传统美德和《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为主, 回族以《古兰经》为主;从教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来看, 学校是对青少年开展中华美德教育的主阵地, 家庭是对青少年开展启蒙教育的主阵地。无论是回族的《古兰经》, 还是中华传统美德和《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无论是回族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道德教育, 都以追求人类社会的“至真, 至善, 至美”为目标, 在客观上起到教化风气, 提升个人素质, 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所以, 应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 形成以学校为主导, 家庭为补充, 两者之间积极互动、整合的教育体系, 努力优化学校道德教育和回族家庭教育的最佳结合点, 寻求使教师, 学生, 家长等不同角色能够共同行动, 整体参与的载体。以结合点为中心, 学校与家庭共同设计教育活动方案, 以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基础, 设计互补互动, 各有侧重, 内外一致的整合模式。这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模式。
“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各有侧重、各有特点, 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要突出加强社会教育, 巩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的成果, 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深化”[5]。接受汉族回族双重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坚定宗教的信仰, 踏着时代的节拍, 认真做好家庭、学校教育实践工作, 是每一个回族个体、回族家庭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M].中国教育报, 2001.
[2]王建斌, 李庆勇.城市边缘地区伊斯兰教探微——以兰州穆斯林社区调查为个案[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19 (2) :122-124.
[3]慕经财.论回族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J].固原师专学报, 1994, 18 (2) :89-90.
[4]王新龙.中华美德[M].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理念-孝 篇5
古人曰：“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人亦曰：“以孝治天下”。《论语》中对孝的论述达十四次之多，可见古人是非常注重“孝”字和践行孝道的。今人中亦有注重“孝”字和践行孝道的人，但这种人越来越少。相反，不孝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给“孝”字帖上了封建思想的标签，便以为自己可以大行其道了。父母老了，他们不但不行孝道，甚至连赡养老人的义务也不履行，更甚者则把父母赶出家门。我曾看过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道德观察》栏目的两期节目，一期讲的是江西省上饶市皂头镇80岁的姬秋香老人被自己的子孙虐待，记者采访时，还在忍受不懂事的重孙子用木棍打，用椅子砸。另一期讲的是江苏秦邮94岁的高怀山老人在大夏天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令人欣喜的是“孝”字并没有被社会遗弃。昨天，我从《新闻联播》里看到了辽宁沈阳菩遥山墓园推出大型浮雕“二十四孝景观墙”，辽宁沈阳在大力弘扬孝道。前段时间我还通过网络看到许多地区和部门都在进行“十大孝子评选活动”，并且在回村的路上看到了我市“十大孝子评选活动”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孝文化就在我们身边。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把《论语》中的“孝”字梳理一下，看看儒家心目中的“孝”究竟是什么样的。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儒家认为“孝”与“弟”是“仁”的根本。《论语·学而》第二章就引用了有子的话谈论了这个问题。“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什么是“亲亲”呢?“亲亲”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一个人之所以能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生育之恩，养育之恩，重于泰山，为人怎能不孝呢?《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大学》讲究的是自度和度人。自度者乃修身，度人者乃亲民。只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正确对待自己的亲人，才能修好自身，才能家和万事兴。所以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一个人谨遵孝悌之道，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一个人只有达到仁的境界，道德才能高尚起来。一个人只有道德高尚起来，才能入“道”。
“孝”之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怎么做，才算孝呢?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学而》，是《论语·学而》的第十一章。这一章告诉我们孝的第一个标准是“无改”，即父母的优良传统要继承和发扬。父亲在世时，志向要同父亲一致。父亲去世后，言行要和父亲的一致。能把父亲的好的做法保持一个很长的时间，再改革创新才是孝。人生于世，稍微学到点东西，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认为父亲落伍了，违逆父亲，怎么能算是孝呢?这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还没有弄明白，就妄言对错，结果只能害人害己。不同的年龄段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是不相同的，父辈吃的盐比小辈吃的面多，这话并不是老人们用来炫耀的。
第二个标准是“敬”，即赡养父母时要心存敬意。父母老了，做子女的要供父母穿衣、吃饭、住宿和出行，要像小时候父母照顾自己一样地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这是赡养父母，赡养父母是义务，做子女的要一心一意地去做，不能心存不满和怨恨。这是最基本的孝顺。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就如犬马，不配做人。但是，仅仅如此，不算真孝。孝顺父母的关键是心中对父母心存敬意，做到恭敬、尊敬、敬爱父母。这个观点是子游问孝时，孔子讲的。《论语·为政》第七章记载“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第三个标准是“无违”，即对待父母要讲究“礼”。《论语·为政》第五章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拿“生，事之以礼”来说吧。“出必告，反必面”是礼，现在的人认为这是繁文缛节，不必拘礼，这是大错特错的。再比如“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去世，做子女的通过丧葬和祭祀表达自己的哀思，更要符合礼。今日听说，有人清明节在父母坟前，花钱租人哭祭自己的父母，自己心中无父母，花再多的钱，祭奠的次数再多，又能起什么用呢。
第四个标准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即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忧。这是《论语·为政》第六章孟武伯问孝时，孔子的回答。除了自己有病让父母担忧之外，做子女的不要让父母再为自己的其它事担忧。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心，只要父母有能力，就一定为子女的衣食住行操心外，子女的学说话、学走路、求学、就业、结婚、生子等一切大小事宜无不牵动父母的心。做子女的要学会自理、自立、自强，尽量不让父母操心。
第五个标准是“色难”，即侍奉父母时要和颜悦色。《论语·为政》第八章记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容易，为父母提供幸福的精神生活环境难。孔子就认为，有事情，晚辈代替长辈做，有酒食，晚辈请长辈享用，这只是当学生的对待老师的态度。子女对待父母，只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在父母跟前，子女还必须有好心情、好脸色，让父母因子女而高兴和幸福。
第六个标准是不要远离父母。不少现代人以工作忙，来去不方便为由，开脱自己。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第七个标准是要了解父母。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改变传统模式 探究新理念 篇6
关键词： 政治；新课改； 教学模式；探究
由于我们对现代教育思想及方法的研究尚处于探索之中，目前政治课教学现状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远不相称，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新高中课程不仅关注了教育的社会需求，同时也关注了人的发展需求；重视社会对教育的选择功能的同时，也重视了育人这一教育的本质功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新课程改革中教师教学观念与方式的转变；学生学习表现出探究与交流的学习行为；学校评价追求多元性、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方式；学校呈现出教师合作的文化氛围……从这几年课程改革的教学实践看，教学现状与新课程改革制定的教学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各门基础课程的共性亦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全新的教学理念，从知识型向实践型转化
新课程需要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来支撑，需要教师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的通力配合。在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教育观念，严重地束縛着教师的实际教学。部分教师讲起新课改理念头头是道，但真正落实时，又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一些老教师，旧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行为保守，对新课程理念存在着抵触情绪；有些老师对新课程的理念、目标理解肤浅，使教学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加之长期以来，政治课远离学生实际，使学生普遍失去了学习兴趣。 从教学效果看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些学生平日政治课成绩优异，而参加集体活动时也总是躲躲闪闪，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荣誉感。有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之间常互相嫉妒，搞不团结，他们身上缺乏团结互助精神和广阔的胸怀。新课改，不但要让学生学知识，还要教会学生用知识，让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自己去发现，去思索，去改变。对于政治课教学来讲，最迫切的，最具根本性意义还在于实现教育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二、革新教学模式，重视课堂教学效果
新课程改革已推行几年，但还没有摆脱应试教育阴影的笼罩，教学改革缺乏成效。受应试教育影响，有些教师虽想大胆尝试改革，又担心会影响学生成绩，进退维谷，束缚了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许多教师的课堂教学还是传统的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授，轻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滔滔不绝，不给学生主动学习时间。实质上是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重知识灌输、轻养成教育，重课堂教育、轻社会实践。因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就必须彻底打破这种封闭、单项、机械的教学模式。
教师对新课程教学方式的熟悉和掌握有一个过程，一些课堂上教师脱离具体内容和特定情境，孤立地、生硬地进行情感、价值观教育；有些教师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声色并茂”整个课堂热热闹闹犹如高科技产品展示会，只注重形式而不关注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这不仅是对新课程改革的践踏，更是对教师神圣职责的亵渎。有些教师“新瓶子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虽然面对新课程、新教材，被旧的课程体系严格束缚住，备课备"书"，按部就班地单向传递知识，学生消极被动。
新课改课堂教学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学生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教学中，重视学生主体，想方设法让他们活起来，动起来。注意将群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经历性格的学生，进行多样化的教学。把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作为政治教学的最终目的。把师生关系确定为平等的地位，充分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使学生充分展示才华。教学中，教师应并不时地运用幽默的语言、机智的思辨力，风趣的把讨论气氛引向和谐、激烈。
三、根据教学需要，积极开发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的核心理念是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动态、生成、体验的课程，课程内容基于学生的直接体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而且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学生的需要不断增减。校本课程的意义重在开发，提高课程建设的能力，校本课程不是现成的等着学生去选。校本课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建设过程，是随着开发和实施而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建构的过程，体现着对教育理念的追求和课程的价值。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四、上好选修课，开阔学生视野
让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带头开设选修课，从而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开设选修课，是对中学必修课有益的补充，使学生对教材深入理解，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课堂的实效性，上好选修课将成为思想政治课创新教育的重要途径。 选修课教学，在教学手段方面，多媒体的教学以更多的运用起来，从而增强形象感。教法也同样是多种多样的，老师的讲解，学生的发言，采取小品、短剧和辩论等灵活的方式来进行。 必须保证授课时间和政策扶持。在中学思想政治课堂开设选修课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创新教育的背景下，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新世纪合格的人才有深远意义。
当然，政治课教学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我们用勇敢的探索精神和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去反复实践总结和提高。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改革者的行列，中学政治课教学一定会迎来一个灿烂的季节。
参考文献：
[1]孙立春.新课程改革实用导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2]深圳市南山区课程改革调研组.课程改革的理性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06，（9）：3.
传统教育理念 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蒙学教育,德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蒙学教育
我国古代将“文”与“化”联系起来, 首见于《易·贲·彖传》:“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即以“文”来教化天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 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蒙学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 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对蒙学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人的成才与否, 当自儿童始, 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较为一致的看法。早在《周易o彖辞》中就有“蒙以养正, 圣之功也”之说, 即主张在人幼小的时候便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培养。中国的教育起源甚早, 有史可稽者能追溯到大舜时代。《五经》中的《书经》记载舜帝设有掌管教育的学官。到夏朝便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周朝有了大学、小学之分。大学是对成人的教育, 小学则是对儿童的教育。也就是说从周朝开始我国就有了最早的蒙学。蒙学教育虽是早时的启蒙教育, 但在传承文化和普及教育上却起了巨大的作用。蒙书, 即蒙学教材, 虽是早时的启蒙读物, 但其丰富的内容、明快的形式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不朽的价值。在国学复兴的今天, 在发展教育、优先德育的时代, 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蒙学, 学习蒙书是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的。
二、蒙学教育的概念界定
严格意义上, 蒙学教育就是指传统中国的启蒙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一种甚为严格的理制教育, 自下而上等级森严。对于当时所谓的蒙学教育, 是为培养适应并遵从封建等级制度“官本”思想的人才而发展的。其所宣传渗透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 也主要是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起到教化人才的作用。而在日益开放和发展的当代社会, 蒙学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启蒙教育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所讲的蒙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启蒙早教, 它更多地被界定为思想认识最初阶段的培养教育。宽泛意义上, 蒙学在当代以“人本”思想主导意识形态的教育环境下, 其更多地被指定为社会人发展过程中, 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教育, 以及其积极的道德观、价值观、社会观的启蒙培养教育。任何知识和财富只有发展创新才会经久不衰, 我们也要用发展创新的理念来学习和发展, 为知识财富注入源源不断新鲜的血液, 使其历久弥香。蒙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概念的界定, 正是发展创新的体现, 而蒙学教育中德育的发展,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更应认真了解并发扬光大, 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当代社会的发展。
三、蒙学教育中体现的德育及其发展
古代教育主要分官学、私学两种形式。传统的蒙学则完全是私办, 故称私塾。私塾是蒙学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古书大都有丰富而深邃的内涵, 蒙学时期只需了解字面的大概意思, 其中的深意则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 在人生长河中去慢慢体会。所以蒙学时代读背过的书往往成为学生的宝藏, 终生难忘, 终身受益。蒙学教育的兴盛与伦理道德教育有关。蒙学教育对入学年龄、学习内容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规定, 但蒙学教育中普遍渗透了德育教育。蒙学教育分为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字教学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封建的伦理道德教育, 在这些方面也都渗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初期, 蒙学读物仅限于识字教材。最著名流传最久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字经》叙述封建纲常、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朝代等, 最后以历史上勤奋好学的典故结尾, 教给青少年从小懂得尊敬师长、刻苦学习、相互谦让等做人的道理。梁武帝时期周兴嗣编的《千字文》, 内容也涉及伦理方面。作为阅读教材的韵语读物、散文故事中有不少伦理说教的内容, 寓理于故事之中, 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唐代李翰的《蒙求》每句各讲一个典故, 如“匡衡凿壁, 孙敬闭户, 孙康映雪, 车胤取螢”。明代程登吉的《幼学琼林》也有伦理方面的典故。蒙学教育中也有集中的伦理道德教育。编写了许多浅近的伦理道德读本, 如《性立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和《增广贤文》等。唐代的《太公家教》述封建道德的规范和待人处事的格言。《增广贤文》几乎通篇是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这些书以编者的伦理道德观教化学童, 甚至具体规范行为准则, 宣扬作者及当时社会的处世哲学。还有些读物通过规范日常行为来培养良好的道德, 最典型的是《弟子规》。《弟子规》原名《训蒙文》, 为清代李毓秀所作。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 改名为《弟子规》, 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其中“财务轻, 怨何生”“凡出言, 信为先”“见人善, 即思齐”等思想在今天仍适用。安史之乱之后, 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随着统治危机日益严重, 统治者对百姓的思想控制也日益加强, 理学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应运而生。理学家比过去的儒家学者更懂得从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非常提倡蒙学教育, 亲自参与编写教材, 如朱熹编写了有关历代圣贤嘉言懿行的《小学》, 制定了规范儿童行为的《童蒙须知》;王守仁撰写反映自己蒙学教育主张的《训蒙大意》。从另一个角度看, 封建礼教也是通过蒙学教育来进行最初的影响和灌输的, 中华优秀文化通过蒙学教育延续。魏晋南北朝受战乱影响, 学校经常处于衰废的状态, 该时期许多家庭采取家学的形式教育子孙, 当时曾出现一批家诫、家训的作品, 其中最典型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此外还有《朱子家训》, 其中“自奉必须俭约”“器具质而洁, 瓦缶胜金玉”的节俭思想和“见富贵而生谄容最可耻, 遇贫穷而作娇态者贱莫甚”的为人处世态度值得借鉴。不少蒙学教材, 即蒙书, 像《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还被译成多种外文, 传播于世界。蒙书重视将知识教学与品行教学结合起来, 并把品行教学放在首位。这也是中华文化向来重视道德教化这一特点的体现。品行的培养几乎贯穿整个蒙书。蒙书内容相对稳定又随时增修。许多蒙书历时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蒙书在使用过程中又有后代不断地修订增补,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蒙书的地位。蒙书的品格也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德育、智育、美育并重的体现。
四、蒙学教育对当代德育的作用
在当今实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的中国, 教育发展、优先德育更是党和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航标。德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内容。德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主要层次:一是基本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二是公民道德与政治品质的教育;三是较高层次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理想教育等。传统文化中蒙学教育所体现的德育的积极作用, 对于发展当代社会的德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基石阶梯性的推动作用。成才先成人, 一个没有良好道德品格的人, 即便再有才干, 终将会被社会抛弃。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格需要从小培养形成, 更要伴随其发展一生。当今社会, 少儿齐颂《三字经》、员工共学《弟子规》的社会现象广为人们认可和赞扬, 这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它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蒙学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人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注重道德教育, 既关键又有效。当然, 封建道德中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 我们应该鉴别。如果抛弃蒙学教育中封建的君臣、男女、尊卑封闭等糟粕,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精华。古人将立德视为一切之本, 将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 并且提倡刻苦学习、清廉宽厚、尊老爱幼、勤勉俭朴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古人如此重视思想道德教育, 我们今天也更应该重视发展。蒙学教育中用经验教训警示人、启发人的道德教育方法和理念, 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并发展创新, 使之服务于当代社会, 推动当代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
参考文献
[1]陈卫平, 郁振华.孔子与中国文化[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2]东方夫子.国学与人生[M].海潮出版社, 2006.
[3]吴偲千．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Ｍ].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4]吾仁.新编蒙学宝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传统教育理念 篇8
一、传统文人画审美追求
文人画在宋元逐渐成熟, 并很快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审美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重意、轻形、追求书法笔意、强调品格、注重学养。
首先, 文人画从其产生之初就与生俱来地继承着重意、轻形的传统, 对追求书法笔意有着坚定的心理优势。
中国传统美术一直尚意, 从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绘画 (春秋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 、大量的汉代的陶佣、汉画像石画像砖, 再到现存全国各地的石窟艺术、寺院壁画彩塑等, 都可以证明中国传统美术尚意的艺术特点, 如此的艺术传统, 自然也深埋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底, 在绘画创作中重意轻形也就自然而然了。于是, 晋代谢赫就提出了“六法论”, 把“气韵生动”放在首位, 这也成为中国画家一直遵循的千古至理名言。稍后五代荆浩又在《笔法记》中明确:“画者, 画也, 度物象而取其真。”指出绘画就是从物象中感悟物的意象, 再表现出来。到了宋代, 沈括说:“书画之妙, 当以神会, 难以形器求也。”[1]。苏东坡干脆就说:“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
于是, 文人画家们纷纷把重意、轻形作为创作的标杆。倪瓒在《清闷阁全集》中云:“余之竹, 聊以写胸中逸气耳, 岂复较其似与非, 叶之繁与疏, 枝之斜与直哉!”汤厘在《画论》中云:“画梅谓之写梅, 画竹谓之写竹, 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 画者当以意写之, 不在形似耳。”[2]
文人画的创作主体文人士大夫们从小就用毛笔, 舞文弄墨, 对毛笔是再熟悉不过, 但大多数在绘画造型能力上是薄弱的。文人画最初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以绘画作为精神调节手段, 以怡情遣性为目的, 自然不欲为物役, 不欲被法拘, 重意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于是, 就从客观、主观两方面上都对造型放松了, 却习惯性地把书法笔意带进了文人画的创作中。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 须知书画本来同。”
于是, 各时期的文人画家们在画中尽情地追求着书法笔意, 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 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 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描画的写法, 丰富了绘画的语言, 建立了文人画写意的笔墨语言, 也创造了无数艺术珍宝。
其次, 为了抬高绘画的地位, 为了与画工画分开, 彰显、突出文人士大夫们的身份、地位, 文人士大夫们从自己自幼饱读诗书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出发, 把诗歌意境引入画面, 又把强调品格、注重学养摆在很高的位置。后来, 文人画家除了要求从绘画形式上提升画的意境, 还逐渐把用诗词题款来开拓画面的意境、寓意作为常用的手段, 题款中把书法的美尽情地展现出来。诗的意境、书的意韵、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 诗书画互补互衬, 此成为文人画鲜明的艺术个性。
文人画家们都相信邓椿《画继》中所云:“画者, 文之极也。”[3]406并把李白对王维的评价“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4]当做追求的高标, 以其以诗境入画, 致使画境高远, 而尊王维为文人画之鼻祖。也正因此而使文人画画家把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淀自觉化, 使文人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民族性、艺术个性。
二、传统文人画的教育理念
纵观上千年的文人画历史, 搜索浩如烟海的画史画论, 我们很难看到系统的文人画教育理论, 但在品读画史画论, 品味文人画, 感悟文人画的审美追求时, 我们似乎又时常感受到文人画教育理念就在其中闪耀, 并教育、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画家学习、创作文人画。
首先, “气韵非师”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人画教育理念。
“气韵非师”其语出自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气韵非师”一节, 曰:“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 如其气韵, 必在生知, 固不可以巧密得, 复不可以岁月到, 默契神会, 不知然而然也……凡画必周气韵, 方号世珍。”[3]31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也说:“画家六法, 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 此生而知之, 自在天授。”[5]5道出了文人画的核心教育理念, 就是说优秀的文人画家不是教出来的, 天生素质最重要, 天生气韵更关乎人品、才情高低。“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其实是强调对造化的学习, 可达到对“天授素质”的悟道。所以, 文人画教育很重视在师承之外的个人修为, 以激发“悟道”。
文人画教育的第二个理念体现在“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上。
赵希鹄语云“殊不知胸中有万卷书, 目饱前代奇迹, 又车辙马迹半天下, 方可下笔”[6], 它是唐代以来外师造化的绘画观念, 在宋元以后演化出的重要文人画教育理念。其与文人求学问的教育思想“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是一脉相承的。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把它说得更精炼, 也丰富了关于气韵天授的论述:“画家六法, 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 此生而知之, 自在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胸中脱去尘浊, 自然丘壑内营, 立成鄞鄂, 随手写出, 皆为山水传神矣。”[5]5他这里提出, 如天生素质有欠缺, 读万卷书, 加强在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学识方面的修养;行万里路, 多接触、体悟大自然山水事物, 多体验生活, 认知事物、感知生活、积累艺术素材, 也可以学到气韵生动之法, 提升画面的境界、品味。
文人画教育的第三个理念体现在“诗书入画”上。
“诗书入画”一方面要求画家必须饱读诗书, 自己能做诗方能以诗入画, 文人士大夫们自幼饱读诗书, 宋元两代有名的文人画家莫非饱学博雅之士。另一方面, 要求画家必须练好书法, 书法好方能书诗入画。看历代文人画家, 苏轼文名盖世, 书法亦名于世。文同以学名世, 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 其墨竹开一代风气。米芾博记洽闻, 饱览天下名帖古画, 识见高标, 任书画学博士。赵孟頫修雅博识, 所画山水花木别有境界。于是赵孟頫有书画同源论, 董其昌说“善书必能善画, 善画必能善书, 其实一事尔”。[5]56
三、现代中国画教学中的弊端分析
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算起, 现代中国画教学也源起同时代。1903年, 两江总督张之洞照搬日本和西方教学体制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 1910年, 在图画手工科乙班开设的国画课, 以班级教学制进行教学, 拉开了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序幕。在短短一百来年的现代中国画教学历史中, 未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弊端, 特别是在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冲击下, 中国画曾被否定, 中国画教学不知方向, 几度浮沉。反思现代中国画教学, 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受西方教育思想及美学思想影响过深。
自从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教学体制以来, 西方的绘画教育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以来, 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中国画的极端思想一直影响着现代中国美术;二十世纪初, 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的旅欧留学生们, 以西方美学思想改良中国画;五十年代开始, 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在我国专业院校推广开来以后, 中国画教学也必须从学习素描开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八五思潮”携着新一轮崇尚西方美术的思潮袭来。当然, 这些也给中国画注入了一些新的活性元素, 但是过于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传统文化撇在一边而不闻不顾就是问题。
2. 对传统中国画的继承学习不足。
这一方面, 与上一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有了重西学轻传统的思想, 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 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中国画的思想使中国画教学轻视对传统中国画的继承学习, 更多地强调素描基本功而忽视传统基本功, 重视西学而忽视传统中国画的程式语言。中国画继承的大概就剩下笔墨纸砚了, 其他的都与西画无异。
3.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足。
对传统文化学习的不足主要出现在文革以来, 或许是文革把国内的传统文化革命得太彻底, 或许是高考制度使然, 或许还是重西学轻传统的思想在作祟, 文革以来, 中国画教学中总少了传统文化这一块。传统哲学、诗词、训诂等等都少有, 就是对书法也不够重视。尽管中国画题款中书法作用很大, 但现代中国画家中不乏题款很烂的, 于是, 很多人就假借“现代”来说词, 把穷款或不题款当现代, 当时髦。中国画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国文化上的, 忽视传统文化, 中国画就失去了其生长发育的沃土, 现代中国画如何茁壮成长呢?
四、传统文人画教育理念在现代中国画教学中的价值
根据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看到, 重新研究、认识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画、传统中国画教学理念, 对现代中国画的成长和发展是很有价值的。笔者认为, 传统文人画教育理念, 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现代中国画教学借鉴和发扬的。
1. 仿古中加强对传统审美的体验、继承。可弥补现代中国画教学中对传统中国画继承学习的不足。
传统文人画教育理念中是很重视传承的, 这也是传统中国画教学方法, 不仅是师徒相授的教学体制才行, 现代的教学体制下依然可行。董其昌说“画家以古人为师, 已自上乘”。[5]21可像古人一样, 对经典画作要反复研习, 以期达到对传统审美的深入体验、继承、发展。
2.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可促使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个人修养。
文人画教育很重视在师承之外的个人修为, 激发“悟道”是很重要的一环。从现代教育观念来看, 就体现在个体的唯一性, 对个体特性的激发。但个体特性的激发必须建立在读万卷书, 深入地学习传统, 包括对传统文化、传统中国画的深入研究;行万里路, 注重认知事物、感知生活、积累艺术素材,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以达到追求个性、体现自我价值。
3. 诗书入画。亦可促使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 提升画面境界、品味。
文人画教育理念中强调“诗书入画”, 其实是要求对传统文化深入研究, 以增强传统文化底蕴、学养、内涵的修为, 提升画面境界、品味。对于现代中国画教学来说很重要, 传统哲学、诗词、训诂、书法方面的教学辄待加强, 只有如此, 才能使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才能使现代中国画不失传统文化底蕴。
现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中国画作为一种有古老传统、有独特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 在近代一百多年以来融汇西方诸多现代美学思想, 为中国画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被现在所谓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囿,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画有别于西画的独特的艺术魅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 是中国画现代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环, 也只有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艺术, 未来的中国画艺术才能更具中国韵味, 才能更好地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摘要：文人画是一种最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特色的绘画形式。品味文人画和文人画的艺术追求, “气韵非师”、“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诗书入画”包涵着深刻的教育理念。现代中国画教学受西方教育思想、西方美学思想影响过深, 对传统中国画的继承学习不足,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足, 研究传统文人画教育理念对改进现代中国画教学意义重大。
关键词：文人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诗书入画,学养,品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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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猛.内外兼修, 融汇古今——谈中国画教学改革[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月第3期:77-80
[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周远斌点校纂注[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传统教育理念 篇9
一、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24个字包含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并结合现实需求凝练萃取,二者密切相连,不可分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事实上,《纲要》中提出的“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政的家国梦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等,潜移默化地浸润思想、渗透骨髓,被人用之而不觉。“和为贵”、“天人合一”等思想,指导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贯穿古今,“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人格修养要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吾日三省吾身”、“出入相守,守望相助”等传统文化因子都包含着行之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二者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于1984年正式设立,1997年被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直到2005年12月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重新获得了独立地位,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还很年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然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从科研角度看分析,在知网上搜索“篇名”既包含“传统文化”又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论文,最早的一篇为谢宏忠于1993年12月31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发挥》,可见该研究起步较晚;截至2016年4月23日,关于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论文仅有615篇,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关于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研究方式也存在问题,一是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的关照,影响研究拓展和目的;二是应用研究多集中在对具体文化现象或事例或语句的解析及对现实的简单套用上,而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注。纵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其要发展壮大,必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汲取养分、提炼精华。
二、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思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高等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要树立正确、先进的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思路。
1.创新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动力源泉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创新的思维摸准二者结合与融合的盲点,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热情和学习兴趣。首先要解决观念上的消极因素。部分师生没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促进作用,高校应加强宣传,总体上提高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度,推进观念创新。其次,要大力推动实践创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善于分析、敢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勇气和智慧,以此为突破口,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行为和具体举措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
2.协调发展侧重解决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平衡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要“把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教育全过程”。协调发展理念为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提供理论底气和智力支撑。一是突出德育的重要地位,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重德育在整个教育工作中的权重,综合平衡德育、教学、科研的关系。二是在把握理论体系和原则的前提下,加大马工程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并加强深度解读,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高等学校应与时俱进,适时、主动地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良性发展。
3.绿色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内容
绿色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从高等教育视角出发,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思想来关照现实,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一是加强生命教育,“以人为本,重视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让学生立足于对生命的理解,延展生命质量。二是强化生态教育。致力于生态价值观的培养,让学生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在建设美丽中国中,贡献才智。三是倡导绿色文明校园建设。高等教育是把绿色发展理念植入人心的重要力量,要营造浓厚的绿色文明氛围,从而带动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4.开放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拓宽路径
丰富渠道、改变模式,注重内外联动,是开放发展理念促进德育工作的应有之意。从教育方式上,要坚持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将五大发展理念融入课程体系,重视思政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同时加强专业课教学和实践育人功能。从阵地管理上,要坚持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在有效利用学校主阵地基础上,不断引入社会资源,丰富大学生的情感体验,挖掘优秀家风、家规的案例,开展普及教育。从吸纳范围上,要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他山之可以攻玉,在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同时,重视国际优秀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
5.共享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明确目标
社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诉求和期待是思政教育的内在动力。共享发展理念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所有学生的接受问题;它指向明确,要让全体学生“一个不能少”地在学习与实践中增强获得感;要让每一个学生,不管是“优等生”还是“劣等生”,不管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都能公平享受教育、公平实现全面发展。
三、大力破解制约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主动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形式简单、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我们要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操作层面加大研究力度,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
1.把握方向,确保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教育结构和布局也提出了新要求。高等学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的“最后一公里”,要对怎样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把关守责。袁贵仁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德育为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永恒主题,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信念”。确保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是关键。要以深入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调整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在内容上实现无缝衔接。转观念调内容,核心动力在于于传统中深挖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因子,推动新理念、新内容、新形态在青年学生中蓬勃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进入学生的头脑和心灵。
2.补齐短板,增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好,表面上是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淡漠、对思想政治教育漠不关心,而实际上是我们提供的传统文化内容有效供给不足、吸引力不强,要改变一股脑地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有序推进,选取贴近学生的内容,采用受学生欢迎的形式,确保老师乐于教授、学生喜于接受。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差异,但不能放任自流,要坚守底线,引导预期,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接受特点,想方设法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确保广大学生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防范风险,提高学生抵御不良思想影响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化”思想的侵蚀、不良社会风气的渗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盛行,思维能力活跃的青年学生容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比如思想政治意识淡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滋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等。“青年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他们追求理想的高度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要教育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西方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增强抵御能力。
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高等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要树立正确、先进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新契机。本文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思路、大力破解制约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三个维度论述了二者融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
[2]朱永新.用“五大理念”引领“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J].中国教育报,2015.11.16.
传统教育理念 篇10
重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 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重建, 而断裂传统是其精神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本科生导师制就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大学精神的基因。白鹿洞书院文化恰恰具备这种精神。它从人文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阐发科学的精神, 特别是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崇尚真理的精神等。于是,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在教育理念上有了某种契合。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素质教育理念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现代许多大学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 素质教育往往被忽视, 使得大学的人文精神沉沦, 理想黯淡, 观念落后, 大学使命弱化;使得学生整体素质下降, 性格乖戾,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等。要完善这一体制, 必须有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本导制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 建立健全的素质教育理念。
首先, 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观念。现代大学是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道德修养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就像白鹿洞书院, 强调教育的着眼点是教人做人, 修身养性, 完备自身, 完善人格, 而不是沽名钓誉、获取功名利禄。这正是当今大学生所缺乏的道德精神。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 莫非使之讲明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 为词章, 以钓声名, 取利禄而已也。”一个人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准则, 再好的知识、再高的水平也是无用的。本导制就是让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
其次, 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精神。大学应该培养学生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价值, 关怀人的现实生活,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思想观念。白鹿洞书院“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正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缺乏尊重别人的人文素质, 白鹿洞书院文化的教育理念的确可以让本导制受到启发。
再次, 要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和对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朱熹说“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 具存于经”, 意思是圣贤的教育方法都在经典里。因此, 儒家说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说“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都是书院文化的重要内容。只要一个人有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心, 那么他一定能够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努力, 本导制也就达到了目的。
要培养更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前提。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推行, 对我国教育历史上重功利轻素质的不良偏向, 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匡正。对于我们今天纠正功利主义的弊端,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无疑也是很有益的启迪, 对本导制更有很好的借鉴。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创新教育理念
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关键, 就是看这所大学是否具有创新教育理念。而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死记硬背、观点陈腐、画地为牢, 这样就会导致缺少有独立思想的人。本导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这方面, 白鹿洞书院教育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首先, 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思想。要创新, 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发展, 吸取别人的长处, 封闭、保守是不会有创新意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开放性的文化, 我们应从各种渠道, 广泛获得各种新信息、新思想, 创新思想便会在这种氛围中积淀、产生、发展。在这点上, 白鹿洞书院教育主要体现在讲学风气上。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允许不同学派、同一学派的不同观点展开争辩, 允许“论及教人”, 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 以使义理昭彰。自由“讲会”制度对今天的创新思维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本导制也不无裨益。
其次, 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是当今大学生的普遍思想惰性。不学, 无以质疑;不质疑, 无以创新。书院教育注重个人自学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以自学为主, 要求学生遵循“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习方法, 有不明的地方反复推敲, 独立思考;教师重在指导启发;师生间互相质疑问难, 相互切磋, 朱熹主张读书要有疑问, 疑问的解释才是学业的进步。“自学”精神与“质疑”精神, 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格。书院教育中的“居敬”, 即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和严肃而不放肆的态度, 培养思想专一和始终一贯的意志品质;“穷理”, 即是由杂乱无章的事实知识通过整合研究升华到更高的抽象原则的层面。这些都是创新精神必要的精神和品质。精思力行, 循序渐进, 坚守笃行, 这正是今天导师制所要求的。
再次, 本导制要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生和大学中, 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也是不可能培养创新思想的。朱熹不仅重视理论, 也很重视“践履躬行”, 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今天, 高等院校的主要功能已转化为教学、科研和产学研结合, 书院教育教研结合, 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 仍是高教改革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也是本导制在培养创新精神中应该注意的。
在当代中国, 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引领文化”的使命, 本导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 而白鹿洞书院文化中的创新教育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思考。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和谐教育理念
和谐理念一直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谐的校园文化也是大学一直追求的目标。本导制的一个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和谐理念, 以形成良好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都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 显得尤为重要。
要和谐首先必须有和谐的观念。本导制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宽恕人、理解人、帮助人, 要懂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和谐, 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和谐的重要价值意义。朱熹讲究由个人和谐推展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国家的天下和谐。他认为, 圣贤政治也是以达到天下一家的和谐理想为目标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等, 其实包含着儒家文化的和谐因子。可见, 书院文化对和谐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天人合一”观。尊重自然、尊重环境的理念, 也是和谐文化的重要一环。本导制就是要让学生知悉和谐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要与自然感应, 与天地合一, 令你的生命得到净化, 让内心的欲望得到洗涤, 使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这一观念在书院建设中随处可见。
大学是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土壤, 现代大学如果在素质、创新、和谐的理念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就会再次陷入落后。本导制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建设和谐文化校园而制定的高校改革举措。尽管书院文化与我们当代的人文科学精神有一定差距, 但书院的文化教育观和我国当代大学的文化教育观有一定的吻合之处, 书院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枢纽,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本科生导师制建立的目标提供极为有价值的文化元素。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本科生导师制与白鹿洞书院文化在教育理念上的内在联系, 阐述了本科生导师制对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念和和谐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书院文化,教育理念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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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公正理念 篇11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正理念。
一、“天下为公”的施政理念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历来主张将“天下为公”作为治国安邦的施政理念。“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的治理秩序的整体性设计。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公”具有公共、公义、公正、公平的政治意蕴。所谓“天下为公”，其主旨是指国家是公共的，是人民大众的，它崇尚的是一种公众的合理生存。君主则必须时刻把天下公利摆在第一位，立法定制必须体现公正，治国理政必须保证公正。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不仅将“天下为公”视为一种政治理想，还认为公正是政治生活的首要美德。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明确表示君主如果缺失公正的美德，就会失去善治国家的必要基础。墨家代表墨子则提出“天均”的概念，认为公平是天定的法则，自天子以下都必须按公平之道去行事。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还从发展社会经济、保障民众的利益出发，强调公正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著名政治家商鞅就指出：“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及至汉唐时期，西汉淮南王刘安曾谈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说明执政者如果忽视社会公正，就会出现“分不均则争”的动乱现象。《贞观政要》在总结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经验时，指出其“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可以说“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法则与根本哲学，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政治诉求。
二、“均贫富”的分配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正观中还蕴含着“均贫富”思想，“均贫富”意思是反对财富分配过度悬殊，贫富悬殊不仅与人性相冲突，而且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孔子明确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体现了他在财富分配方面对平等的关注和对不均的忧虑。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说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使富者足以示其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表达了“博施济众”的观点。纵观历史上几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几乎都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作为口号，试图将“人人平等、天下共享”的愿望变为现实。
到了近代，康有为描绘出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蓝图。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阐释三民主义时，指出：“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求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显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对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发挥，较之历代封建王朝的政策和主张，是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平等观念在国家大法中的第一次体现，对于社会的运转及社会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该看到，历史上这些“均贫富”的诉求以及实践，在打击封建豪强地主，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历史发展等方面，具有时代价值。
三、“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
春秋时期，晏子在总结夏桀和商纣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希望齐景公以此为鉴，将恩惠施于全体百姓，将公心惠于万国。管子学派也要求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不同的社会成员，强调无论“富贵众强”，还是“贫贱卑辱”，都要真正做到“公平而无所偏”。而孔子则率先垂范，成为历史上开办私学的第一人。他首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无类”就是教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考虑学生的家庭出身、智力和年龄等方面的差距，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禁锢制度，开创了教育公平理念的先河。后世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遵循“有教无类”之道者绵延不绝：墨子、颜元、王守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倡导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特别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开门授教四十余年，终生致力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的教育平等理想。
“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社会公正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等级制度造成了有力地冲击。
四、“行公法”的制度保障
社会公正需要一个基本准则，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法律，在古代称之为“公法”。历代政治家都主张君主通过提高自己的德行来赢得民心的同时，还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公法”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提出君主必须以“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在执法中不偏不倚，坚决依法办事，公平正义。只有“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达到国家之大治。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国家强弱、社会治乱、公正公道之存亡，全赖于行公法，“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这一主张进一步指出：没有法律的保障，一切关于公正、公平和公道的许诺，都是靠不住的，单凭思想、良心和觉悟，是不行的。公法不仅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公正行为的一种建设性力量，是实现国家秩序的一种手段和模式。
中国古代的一些开明君主，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在维护自己的统治时都阐述了各自的“与民休息”“先存百姓”“循分守法”等公法思想。这对于推动社会公正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传统对外理念与涉外机构 篇12
一、传统的对外理念———“夷夏之辨”理念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 在建制上为一统帝国而非民族国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天下的“共主”, “中国者, 聪明睿智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 贤圣之所教也, 仁义之所施也, 诗书之所以用也, 异敏技艺之所试也, 远方之所观赴也, 蛮夷之所以行也”[1]。正是这种典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化“天下观”, 使近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与优越感。在对外关系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理念———“夷夏之辨”。明“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 其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即地理与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论。
其一, 华夏地理中心论。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 世界知识缺乏, 加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 因此培养起中国人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已有“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2]450的记载。至明清时代, 华夏地理中心论发展到了更为完备的阶段。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人的这种地理中心观念更有深刻的认识, 他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平而方的, 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3]13
其二, 华夏文化中心论。“向所与中国接触之民族, 绝少文化足与汉种相抗衡者”[4]787, 中国始终占据明显的文化优势, 并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 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不断吸引、同化着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适至清乾隆时期, 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以乾隆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 并将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称为“奇技淫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 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等, 但乾隆帝认为这些西洋上等物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 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 精巧高大者, 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 只觉视等平常耳”。[5]
由于这种“夷夏之辨”的对外理念, 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帝国的“封贡”、属国的“朝贡”, 二者合在一起一般称为“朝贡”关系。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从未超出过朝贡制度的范围, “中国认为朝贡制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处理对外关系的不二法门。”16世纪以后, 海道大开, 中西接触大增, 而在封建统治者眼里, 这些西方国家的地位与朝鲜、琉球或缅甸无殊, 中国把西方国家也纳入其朝贡系统之中。西方国家来华通商, 中国则视为来朝贡, 视其使节为贡使, 其礼物为方物。从康熙到嘉庆的历朝大清会典和礼部则例均将荷兰及“西洋诸国”列入朝贡国名单, 只是他们远涉重洋, 故“贡无定额, 无定期”。[5]119
二、传统的涉外机构
由于清代以前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 没有设置专职外交机构, 对外事宜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
1. 礼部。
礼部并不是专管外交事务的机构, 其下属的主客清吏司、会同四译馆才是专门的外交机构。礼部下属主客清吏司的职能是:“掌宾礼, 凡四夷朝贡之仪, 封册之命, 馆饩赐予之数, 高下之等, 悉隶焉”[6]2169。会同四译馆为会同、四译二馆的合称。会同馆隶属于礼部, 负责接待各国贡使;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 负责提供译员, 翻译远方朝贡国文字。乾隆十三年 (1748年) , 因四译馆“闲冗无事”而并入礼部为会同四译馆。
礼部所掌朝贡国的范围, 从地域上讲主管东边、东南边和南边的朝贡国, 以及东、南两方由海路来华的西方国家。据曾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称:“隶主客司者, 曰朝鲜, 曰越南, 曰南掌, 曰缅甸, 曰苏禄, 曰暹罗, 曰荷兰, 曰琉球, 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 一曰博尔都嘉利亚, 一曰意达里亚, 一曰博尔都噶尔, 一曰英吉利。”[5]119据记载, 早在顺治十三年 (1656年) , 荷兰巴达维亚总督遣使入京, 即接受礼部的款待, 并与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及吐鲁番等贡使同受礼部款宴。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 英使马戛尔尼入京也由礼部接待。直到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 , 英使阿美士德入京, 仍由礼部负责接待。由此可见, 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关系乃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涉外事务由主管朝贡业务的礼部兼管。
2. 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 但也担负着某些对外交涉的职能。由理藩院负责的属国位于西、北两方, 多由陆路通达。这些属国在《清朝通典》中有明确载述, “凡外藩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 布鲁特东、西部, 安集延, 玛尔噶朗, 霍罕, 那木干四城, 塔什罕, 拔达克山, 博罗尔, 爱乌罕齐, 奇齐玉斯, 谔尔根齐”。[6]2175清政府以理藩院处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 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政治组织形式等, 一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况有近似之处。”[715
在理藩院的对外职能中, 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是重要的一部分。俄国虽不是清政府的属国, 但是“在清政府的错觉中, 亦片面地以‘属国’相待, 仍一并置于理藩院的管理之下。”[7]32清朝以理藩院管理对俄事务,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协调两国的对外关系, 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 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迨至咸丰八年 (1858年) ,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 理藩院才逐渐结束管理对俄的交涉事宜。
三、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进入近代,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 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为抵制侵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延缓和推迟了东亚各国迅速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厄运。但17至18世纪, 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的时期。这种以“理藩”为核心的传统对外关系日益显示出了它的落后性和封闭性, 其不仅不能抵制西方列强的入侵, 而且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 它阻碍了中国和外界特别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要的政治、经济联系和交往。1793年和1816年, 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 将其当作“英吉利贡使”来接待, 断然拒绝了建立外交关系及通商的要求。由于固守传统的对外理念, 中国失去了同西方进行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机会, 从而最终落伍于西方。
其次, 由于清王朝远离国际社会, 却又处于以“理藩”为核心的传统的对外关系中, 因此造成了中国昧于天下大势, 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局面。如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叶就来到中国, 并租借了我国的澳门, 但明、清时期的人们却长期不知道该国究竟在哪里。由于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最起码的情况———地理位置、国家概况都不了解, 因此对世界地理知识的了解就更为匮乏。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 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 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由于骄傲自大的封建统治者不屑于掌握世界知识, 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深入了解、研究西方, 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后, 清政府与其周边国家间的这种传统“宗藩”关系, 不仅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而加速了中国战败而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步伐。历史上, 属国对中国而言, 虽然有政治隶属及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 但在政治上, 中国并不干涉他们的内政, 在经济上, 多是厚往薄来, 在文化上, 是用夏变夷。属国对于中国而言, 更重要的是军事意义。光绪七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 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 伏之甚微, 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 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 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 龙沙雁海, 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 以高丽守东北, 以蒙古守西北, 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 与国同休戚者哉?”[8]47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 是替我们守门户的。在古代, 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 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攻打了广东、福建、浙江、苏州, 英法联军直接打进了北京, 所谓国防外线已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清政府还固守着与属国的藩属关系, 甚至为了强化这种“宗藩”关系而卷入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不仅因战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失去了对越南和朝鲜的宗主权, 而且中国近代国防事业严重受挫, 洋务运动最终破产, 最终加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摘要：近代以前, 中国与周边国家处于一种特殊的秩序体制——“宗藩”体制中, 这种体制是由几千年来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衍生而成, 但到了近代这种特殊的“宗藩”体制使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契机, 并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而走向崩溃。
关键词：夷夏之辨,礼部,理藩院
参考文献
[1]《孟子·滕文公传》
[2]王云五.诗经今注今译[M].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3]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4]萧一山.清代通史[M].中华书局, 1986.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6]《清朝通典》[M].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7]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