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层次和视角

叙事层次和视角（共4篇）

叙事层次和视角 篇1

摘要：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 如何区别具有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文本、文本的性别特质与作家的性别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一系列有关两性写作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本文试图通过比较《金陵十三钗》小说与电影在处理相同题材方面的视角异同, 进一步探究作家性别对文本的影响。

关键词：叙事视角,《金陵十三钗》,性别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 如何区别具有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文本、文本的性别特质与作家的性别存在怎样的关系、女性作为一种性别是否会产生具有独特的、有异于男性风格的文本, 或者说, 具有女性特质的文本是否一定出自女性之手, 这些有关两性写作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一种观点肯定:“生命”与“文本”是不可分割的, 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是她们有别于男性写作的基础, 所以女作家如果能肯定女性生活的意义, 并忠于自己的感觉的话, 必然会生产一种具有女性意义和风格的文本;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女性写作是一种写作效果, 他们认为不是要在文本中找到性别, 而是要在性别中寻找文本, 即无论作家是男是女, 都有可能生产具有女性特质的文本。对于上述理论的争辩, 我们只能求证于对文本的考察。从比较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处理相同或类似的题材所采用的视角方面的异同, 或许可以验证性别是否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 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与张艺谋在此基础上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无疑是难得的比较研究素材。电影文本的《金陵十三钗》与原著文学文本有着直系血缘关系, 两者在情节框架的设计上并无很大的差异, 但其效果呈现却有很大区别, 其主要原因就是影视改编过程中性别视角的转换及其所带来的创造性变迁。

查特曼说过:语言是表达的一种媒介, 只有通过这个媒介才能传达叙述的信息。但是语言不是靠“显示” (showing) 而是靠“讲述” (telling) 来表意的, 也就是说叙述作品必须有一个掌握这个媒介的讲述主体, 并透过“他”或“她”的言语方式表达意思。因此, 创作者的叙述视角往往成为我们厘清作品主旨的重要突破口。

《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叙述线索以女性主义视野展开, 并从几个不同的视点和层面来讲述一个故事:第一层叙事者是少女书娟, 第二个视点是文豪书娟, 第三层则是“我”这个无所不在、随时进出的超级叙事者。三个视点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 共同构建了小说的文本性别价值。

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和小说的主要叙事者, 少女书娟在故事发生的同时就进行了“讲述”。“我姨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乱掉, 就把它写下来。她把他写成一篇书信体的记叙文, 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为了保证故事整体向内的女性私人体验性和真实性, 小说只是对于信件的“转述”。“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根据她的文章以小说体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

在小说的开头, 书娟的登场是一个重要的叙述符号:“孟书娟一下子坐起来。……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她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热流带着一股压力, 终于冲出一个决口, 书娟就是这时醒的。她的初潮来了。”是以女性苏醒为内涵的女性性征的出现而不是战争的恐惧惊醒了一个懵懂的少女, 作家通过这种方式, 在不经意间将“南京大屠杀”的战争叙事导向了战争氛围下的性别叙事。在小说中, 作者反复强调书娟只是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 她的女性意识开始慢慢的苏醒, 但是对于大时代的认识, “要过很长时间, 他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 在此, 作者想传递的信息就是战争只是小说的背景, 文本的主旨在于探究特殊环境下, 女性意识的展现与艰难的觉醒。

不同于第一层少女书娟的私人体验视点, 作为文豪的书娟是一个老人在向后辈讲述她对过去的回忆, 所以她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出一大堆文字”。而她的这种分析是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成分的, 她是在感念过去, 又是在寻找理由, 这也是一种女性的私人话语, 是她对自我历史的总结和评价。

“我”是姨妈故事的聆听者和“转述”者, 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 “我”对历史的距离感让我站到了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角。然而根据叙事学理论:真实作者的自我意识, 包括性别意识必然会影响隐含作者在创作时的自我意识, 结果, 叙述者的自我意识也自然反映着真实作者的意识。严歌苓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 这个故事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 (南京大屠杀) 中的女性牺牲者的, 当故事中的牺牲铺展开来时, 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地发现, 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 而且绚烂。” (见小说《金陵十三钗》附文《创作谈》) 显然, 作家创作的意图和视角都是带有性别色彩的。而当玉墨一群人代替女孩们去“赴宴”后, “我”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明确指出:从女孩成长为女人, 真正的女性觉醒“还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大截成长”, 貌似客观的叙事彰显着坚定的女性控诉和对性别觉醒的自觉。这样, “我”的叙事就将姨妈的女性私人体验和私人记忆整体镶嵌到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大框架内。

与小说不同, 电影《金陵十三钗》尽管保留了书娟的窥视视角, 却减去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性别视角, 书娟这个人物仅仅成了一个简单的叙事工具, 一个连接导演视线乃至观众视线的无心之眼。

影片在书娟的“凝视”和旁白中展开, 但是在戏剧式结构的电影中, 叙事的视角是由动作性确立的。书娟作为受害者,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也不可能具备强烈的动作性。因此, 书娟作为叙事视角基本失去作用。而根据叙事学的观点:男作家的男性意识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射在叙述者身上, 这种投射不一定要赋予叙述者以男性人物的身份 (一般非人格化的叙述者的性别也难于辨认) 。因此, 不同于小说中混合着私人体验与性别觉醒初的暧昧与混沌的青春期少女的“凝视”, 书娟的“凝视”视点成为了展示男性力量与欲望的窗口, 女性的私人体验和感受在这里消失殆尽。

通过书娟的眼睛, 我们看到几乎长达三分之一的时间的对战争的正面表现, 以李教官为代表的中国男性军人们毅然赴死的刚烈血性和高山仰止的民族气节, 荡气回肠、感天动地。在这里, 电影放弃了严歌苓对女性主义叙事的追求, 置换成张艺谋式世俗英雄主义, 而在经典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所有英雄叙事都是男性叙事。与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声音相比, 书娟的旁白只能引起我们对女性受害者更深的同情, 男性的保护心理在观影时得到了充分的加强, 英雄主义油然而生, 而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独立叙事地位和话语权此时悄然消解。

通过书娟的眼睛, 我们隔着彩色的教堂玻璃看到了风姿绰约的女人, 烟雾缭绕的地下室中女人们的纵情欢饮。作为一个空洞的叙述者, 在这里, 书娟甚至成为了香艳的视觉奇观的载体。正如同劳拉·穆尔维所指出的:“她的视觉在场往往不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 往往在色情注视的瞬间冻结了情节流动。”

叙事学理论认为:叙述权威主要在于对叙述空间的占有, 电影《金陵十三钗》在表层书娟叙述视点的掩护下, 行使着男性“声音”的无形控制, 以宏大的英雄叙事和香艳的视觉占据了影片的整个空间, 至此影片的整体内涵游离了小说的性别叙事。

在比较了两个《金陵十三钗》文本的叙事视角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性别”因素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富有女性特质的文本最有可能来自于女作家群。然而, 我们却很严肃地看到:有意识地运用女性视角创新女性写作风格的女作家任属少数, 真正的女性写作仍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陈顺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苦难与女性—解读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张健,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2月

[3]、《苦难与救赎》, 李佳, 《安徽文学》2009年第7期

叙事层次和视角 篇2

近几年,电影市场出现了几部引起广泛讨论的抗战片,如《斗牛》《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本文对新世纪抗战片的分析选取《鬼子来了》《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拉贝日记》《斗牛》这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为论述分析的主体,按照类型和表现主题的不同,分为“民间视角”下的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影片两种差异很大的抗战片类型。前者以《鬼子来了》和《斗牛》为代表,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新世纪抗战题材电影的新维度——从民间的角度反思抗战;后一种类型涉及《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和《金陵十三钗》,从其呈现出的叙事上的问题和民族立场犹疑这两个方面考察抗战电影的问题和不足。1“民间视角”下的抗战

民间视角下的抗战片,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尤其是敌我明显对立,承担意识形态的抗战题材电影。这一类型的抗战片目前数量还比较少,以《鬼子来了》和《斗牛》为代表。虽然两部影片各自的“立意”和影片效果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可以放在“民间”这一大视角之下来考察。这两部电影聚焦于这场战争中的个体命运,更重要的是,都把眼光投向了历史中被遮蔽的传统伦理下更能体现中国“民间性”的广大农民。

两部影片为抗战片提供了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叙述了和“人民记忆”截然不同的关于抗战的民间记忆。影片的荒诞化和去神圣化首先体现在官方话语的消失,《鬼子来了》中“我”在开头出现,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斗牛》中村子里多种力量相继“登场”,影片始终注视的是牛二的生存命运。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华北农村,影片中的马大三们和牛二使用的是华北方言,方言作为百姓的日常语言,属于民间话语的范畴,民间话语的凸显解构了主流的叙事模式。

两部电影中的农民,依然处在乡村共同体的秩序下。如《鬼子来了》中村民商量事情的方式,是凑在一起开会,舅老爷凭借识字和年老建立的权威,对象征礼制的过年这一节日极其重视。《斗牛》中也有类似情节,村民为鬼子扫荡期间谁家来掩藏喂养荷兰牛进行抓阄。这种乡村秩序下的农民,“生存”是他们立身的根基。《鬼子来了》中食物贯穿整个电影,马大三怕鬼子饿死向八婶借白面,最后以命换粮食招致全村的毁灭。《斗牛》中牛二所求的也是在乱世中,和九儿好好过日子。生存意识强烈的另一面,是民间精神的细微体现。不同于《鬼子来了》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斗牛》提供了另一种叙事战争的方式。《鬼子来了》因为批判的悲愤,振聋发聩,必然偏于激烈。《斗牛》更多的是对人性的体谅,对农耕文明下农民的理解之同情。《斗牛》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片,影片对战争本质的揭示以及战争中个体存在的荒诞性,抓住了抗战题材的真正内核,因而有深刻的反思性。结尾“二牛”在远离人间纷争的山上相依为命,让人想到“活着”的隽永意味,这大概触及到了“民间”这个混沌语词的真正内蕴。

两部影片叙事完整流畅,战争的非人性和人的求生意愿造成的戏剧张力推动叙事,我们在民间大视野下看到,最为卑微也最为坚韧的中国人民如何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历经肉体和精神的挣扎,同时又较客观地展现日军的人性一面,从中我们能够依稀管窥到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成因。后现代荒诞的叙事风格,深入到战争的内核,即战争带给个体的“炼狱”体验,并未因其现代性的表现风格而模糊了民族立场。这种基于个人生存权利的呈现视角并未模糊历史是非,反而呈现出一种更理性的历史反思视角。2“南京大屠杀”影片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这3部电影,这类电影因创作者的野心(意欲和国际市场接轨)和过分依赖人道主义等各种原因,呈现出叙事逻辑、叙事伦理和民族立场犹疑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缺陷。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的电影随着自身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表现人道主义和普遍人性。这3部影片均试图超越苦难的历史图景去探究“恶”本身以及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光明。

“普遍人性”的过度追求,在3部电影中首先体现为叙事者与叙事视角的选取。3部影片都存在一个叙事者或亲历者。《拉贝日记》以真实的约翰·拉贝的日记为叙事线索,《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军官角川可视为屠杀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目睹了生命的毁灭而致内心煎熬最后自杀。《金陵十三钗》中的叙事者是书娟和美国人约翰。如此,3部影片都有着明显的外来者视角。通过“他者”的角度和距离来审视“自己”,这未尝不可,重要的是外来者的视角能否“呈现更为客观的人性”?展现我们的民族历史,仅仅是采取这种叙事策略就能实现自省和反思吗?

《南京!南京!》中的角川,在残暴异化的日军中充当了反思者、审视者的角色,影片对角川的内心世界做了非常细致的表现,教会学校出身,残杀中国人时不忍心,对慰安妇百合子表现出怜悯,最后因自觉灵魂的罪孽自杀。导演曾表示自己觉得“以前的中国电影从来没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所以在这部影片里他要把日本人还原为人,用平视的眼光塑造日本军人,这样的动机不乏合理处,但综观整个影片,角川这个个体存在被美化的嫌疑。面对疯狂屠杀30万中国人民并且在屠杀后歌舞庆功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导演未去思考造成屠杀的根本原因,而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理解日军,这种貌似客观的态度反而显示其并未认识到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本质。

和陆川试图深入到日本军人的心理,表达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合拍片《拉贝日记》却在体现出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影片中,拉贝成了一个智勇双全,既有仁爱之心又有做事能力的人,导演基本把他塑造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有意忽略了历史中真实人物的复杂性。在人间地狱般的南京,电影中充斥的幽默和浪漫色彩,恰恰显示对真实存在的生命的漠视。在《拉贝日记》中这段历史,仅仅是西方人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扮演中国人的“拯救者”。叙述的戏剧化,幽默的人物对白,大团圆结尾,本该体现的复杂民族政治层面,却被去政治化倾向抹消殆尽。

《金陵十三钗》的西方人“他者”视角约翰神父,在电影开始是个酗酒,调戏妓女的“反面形象”,随着危机的出现——女学生面临被侮辱的危险,他转身变成为入殓师,成为主要的叙事推动者。在《金陵十三钗》中,西方人再一次成为拯救中国人脱离灾难的“英雄”。另外,《金陵十三钗》在伦理立场上也存在明显弊病。“当这些秦淮妓女们代替“纯洁”的学生准备去承受日本军人的侮辱时,在导演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约翰说服女学生们接受妓女们的救助时,对陈乔治说:“上帝教导我们,人人生来平等”,潜藏于影片创作思想中的等级观念,使得这句西方的“民主箴言”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另一方面,贯穿影片始终的对秦淮风月的极尽想象和再现,无疑会落入“在这民族深重的苦难背景里,消费妓女、消费情色的嫌疑”。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片,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既有像《鬼子来了》《斗牛》在民间的层面叙事的电影,也有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灾难叙事”,后一种类型存在多种叙事和伦理问题,叙事逻辑的混乱、叙事伦理的谬误,“普遍人性”的过度追求……造成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电影在商业化的运作下产生的扭曲与变异。抗日战争本是一段沉重的民族血泪史,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可在目下的电影中战争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背景,抗战历史逐渐被解构、被颠覆,呈现出游戏化,碎片化的恶势。

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民族立场的缺乏和犹疑。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的大伤痛和大耻辱,也许这段历史目前并不适合用影视的方式来表现。而《南京!南京!》等电影,多少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取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西方人甚至日本军人承担叙事者,叙事逻辑混乱,商业元素的加入……中国电影人企图通过“他者”的想象,完成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对比《鬼子来了》和《斗牛》在人性价值中的权衡重构民族寓言,开启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叙事路径。以《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电影意欲表达一种超越民族立场的国族政治,这种“普遍主义”的电影观念和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导致民族记忆的淡化,文化身份的难以认同。

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的产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当下抗战题材电影对对电影票房的追求,都不应忘记我们自身的民族意识。文学、影视的目的仍是和现实对话,抗战历史的影视呈现,当然也参与到民族想象的过程中,所以民族立场的缺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电影作为影响较大的大众媒体,更应该站在民族的立场,真正深入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从这一人类历史的悲剧中提炼出本民族的精神力量,表达民族核心精神,对超越阶级国族的人性话语本身做出自己的理性认知。

摘要：抗战电影的表达方式,从产生之日起即成为建构国族神话的载体,到本世纪以来的多元表达,期间表现方式的差异以及背后的深层结构变化或许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为论述的主体,考察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新世纪抗战电影,在“众声喧哗”的多种声音下,呈现出的多元叙事方式和主题。从这一电影类型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方面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文化症候。

关键词：抗战题材电影,民间视角,灾难叙事,民族立场

参考文献

[1]王小峰.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J].三联生活周刊,2009,(3).

[2]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J].流行歌曲,2011,(12).

叙事层次和视角 篇3

1、“隔”与“不隔”

在《人间词话》中, 王国维提出了三组重要诗学范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宏壮与优美”、“隔与不隔”。其中“隔与不隔”是王国维重要的诗学批评话语。“隔”者, 诗词写情、写景之病, 表价值否定;“不隔”者, 诗词“妙处”所在, 表价值肯定。“语语都在目前, 便是不隔”, “如雾里看花”便是隔。

2、叙事视角

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分为全知视角和限制性的叙事视角。全知视角是指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意位置观察被叙述的人和事, 叙事者比故事中任何人物知道的都要多:而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指的是通过人物的特定视角来反映事件。

3、有声语言控制

分有声语言的口腔控制、气息控制、节奏控制、共鸣控制等。

二、文本分析

1、记者出镜报道

(记者:崔霞) 在世博园区啊, 不仅可以逛逛场馆还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演出, 舞台上正在为大家献上最原始的本土文化。

2、画面配音

(主持人) 在世博会表演把我们国家最原始的文化传递给大家, 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边参观世博园, 一边还能将即将开幕的世界杯舞蹈先睹为快, 这样的好事当然谁都不愿错过。

3、记者出镜报道

(记者:魏力婕) 那在这个美洲广场您将会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活泼而优雅的异域风情。

4、被采访的观众

(在那个) 上海看到各个国家的 (那种) 文化 (什么的) 都是很高兴的感觉。

5、画面配音

(主持人) 与此同时, 世博期间将有两万多场文艺演出集中推出, 其中一场专为世博园创的舞台剧成为演出的亮点, 在综艺大厅, 每天要上演四场室内的杂技表演《茶》, 动态的杂技和静态的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叙事身份的改变导致了叙事视角的变更, 记者、主持人、现场观众分别是从报道者、解说者和参观者的角度就世博会来对观众进行讲述的, 将事件本身更生动、直观的呈现出来, 现场感也更强。相对应地, 是有声语言的变化, 与不同的叙事视角相适应。

三、声音、表达的变更

叙事视角的改变导致了有声语言控制的变化, 于是, 声音、表达层面相应地也要适应这些变化。

1、书面语与口语的转换

“嗯……”、“那个”、“什么”等口语以及话语的重复, 语序的颠倒, 频繁的出现在被采访观众的话语中, 因为被采访观众都是边想边说的,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对记者的问题做出反应并组织语言, 是很难做到“干净利落”的, 又加上普通人在面对镜头时难免会紧张, 也会对语言的表达产生影响。而主持人的解说却不同, 他的语言是有文字依据的, 因此书面语的感觉较强, 比如“先睹为快”、“有机的融合”等等是很少出现在口语中的。除了词汇, 解说整体的概括性和总结性较强、结构较规整, 也符合书面语的特点。至于记者采访时使用的语言, 则介于两者中间。

2、讲述感与交流感的转换

节目是以出镜记者的报道开始的, 开门见山的告诉观众参加世博园可以看到什么演出, 参观到哪些场馆, 领略到哪些异域文化。这时的记者更像是一个导游, 在跟参观世博园的游客们交流自己的旅游心得, 所以交流感较强。然后, 又通过主持人对画面解说的方式推进着节目的进程, 因此, 以第三方的角度的讲述感较强, 不但介绍了一共有多少场演出, 还具体推荐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杂技表演《茶》。

3、声音、语气的细微差别

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类节目, 主持人的语言都是有着规范化的要求的, 因此, 作为主持人在演播室里对新闻画面的配音, 必然是规范的——声音圆润, 吐字清晰, 语气带有庄重感, 以利于有声语言的表达。而作为记者采访时, 更像是一个对观众感兴趣, 想进一步与观众交流、聊天的人, 语气不那么具有权威感, 声音也要更柔和、温暖一些, 因为我们都喜欢跟对自己友好的人多说几句, 而对充满敌意的人有天然的防御心理。至于记者的声音, 由于现场气氛的热烈而变得激动和兴奋, 感性色彩要更浓烈。

4、吐字、气息、节奏、共鸣控制的变化

王国维曾所过:“语语都在目前, 便是不隔”, “如雾里看花”便是隔。很显然, 观众和出镜记者的有声语言偏向于“不隔”, 因为直白、因为平铺直叙。而主持人的画面解说则更倾向于“隔”, 由于话语内涵是有深度的, 揭示了世博会举办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

以上这些因素与叙事视角共同决定了有声语言控制的变化:主持人的吐字规整、饱满, 有力度, “气裹声”的感觉强, 以气托声, 气随情动, 气息的运用是自如的。而出镜记者, 由于身在现场, 可以摆脱这方面的束缚, 甚至可以上气不接下, 气喘吁吁, 以此来传递出画面无法表达的现场感, 烘托现场气氛。

此外, 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达节奏平稳、有推进感, 是以口腔共鸣为主、胸腔共鸣为基础的混合共鸣。而出镜记者的语言节奏明快、新鲜而跳脱, 共鸣更接近于日常交谈的口语。

四、结语

叙事层次和视角 篇4

非货币性职工薪酬和货币性职工薪酬是相对应而存在的,而当下很多企业只看到了狭义的货币性职工薪酬,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企业间竞争力的不断加强,迫使他们必须对企业内部制度进行改革,而薪酬制度改革正是企业内部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研究发现货币性的职工薪酬已不再能满足员工的需要,而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则能够更好的满足企业员工更高层次上的需求,这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重要共识。

一、企业引入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可能性

布劳把追求报酬的交换看作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动机和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他说,“在彼此的交往中,人类倾向于受到一种欲望的控制,这就是想获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报酬。”但是这种报酬并不是单一的,应当是丰富的。本文基于双因素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进行了如下分析:

1. 满足保健因素的局限性

保健因素,指那些与工作环境或条件相关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当,或者这类需要得不到基本的满足,会导致员工的不满,甚至严重挫伤其积极性;反之,满足这些需要则只能防止员工产生不满意情绪。企业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属于保健因素,它满足了员工基本的生存需要和生活需求,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员工的不满意情绪。但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观看待企业给予员工的货币性薪酬福利,保健因素更多的是满足的员工生理性、安全性的需要,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低层次的需要,是缺失性的,即必不可少、不可或缺,其能够解除职工的不满,但不能使员工感到满意并激发起员工更大的积极性和更强的创造力,它的局限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而越来越凸显。

2. 满足双因素的优越性

激励因素,是指能够对被激励者的行为产生刺激作用,从而调动其积极性的因素,它代表被激励者最本质的需求,只有当设定的激励活动或目标能够满足某种激励因素时,才会使被激励者产生满意感,从而产生效用价值。一般认为,人的欲求是无止境的。企业员工的满意度并不取决于企业给予什么、给予多少,而是取决于员工需要什么和员工实际得到了什么,如果两者匹配,员工会有满足,反之则不然。当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不再匮乏,当员工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仍以原来的货币性薪酬激励方式来激励员工,效果会很小,但如果着眼于员工更高层次的需要,则对员工的激励可以使组织绩效明显提高,竞争力明显增强。从双因素理论来看,如何改善激励因素,将员工归属感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非货币性因素纳入到企业薪酬制度框架的设计中,实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员工发展性的需要的满足,正是当今企业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企业内部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

二、实施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必要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领导者把双因素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应用于实践中,采用工作丰富化、工作扩大化等途径拓展员工的工作范围,使员工在企业日常工作的执行和日常管理中肩负更多的责任,增加对工作的兴趣,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中,实施非货币性职工薪酬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1. 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人才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生活质量和生命品质的提高,这就使得企业单一的货币性薪酬已经满足不了员工多样化的需求。员工需求得不到满足,长期必然带来人才的流失。因此,企业应当积极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晋升机会,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同时给予员工更多的赞扬和鼓舞,构建起企业非货币性薪酬制度,满足员工的发展性需求,从根本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2. 再造流程,有效推动企业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变革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常态。为了适应这种状况,企业一方面要重新设计战略,再造流程,重建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将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用于员工、工作团队等来创造出与变革相适应的内部和外部氛围,更好的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而有效推动企业变革,当然这一切也要在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前提下进行,所以非货币性职工薪酬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改革的重要措施。

三、构建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几点探索

1. 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为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构建提供有利的保证

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企业文化也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和文化会引导员工为自身和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错误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则会对员工产生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企业和员工的发展。因而,企业必须去挖掘和培育一种能得到员工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一种能增强员工归属感、责任感的文化,一种会让员工不断努力奋斗的文化,一种最终可以使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的文化。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扬可以为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提供思想和文化上的保障,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2. 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升职空间

企业营造一个工作环境和融洽的工作气氛,更容易吸引和留住员工;企业努力为员工提供更多晋升的空间,做好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更有利于员工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把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晋升空间作为实施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重要抓手,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追求,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在激励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最终有利于员工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达到“双赢”的局面。

3. 弘扬企业创新主旋律,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社会的激烈竞争,迫使公司必须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和薪酬体制的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较之货币性职工薪酬,非货币性职工薪酬更具弹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现代管理科学,可以将以往货币性的观念改变为有效率的工作,不断进取,精益求精,弘扬创新,寻求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不断的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四、结语

实施非货币性职工薪酬作为现代企业薪酬管理体制、企业内部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经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积极的推动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以更好的满足员工需要,使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更好的结合,促进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员工的薪酬追求趋向多元化.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已迫在眉睫。基于双因素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对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可能性、必然性及有效构建非货币性职工薪酬,应着重从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升职空间,弘扬企业创新主旋律,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入手,积极推动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实施,以更好的满足员工需要,使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更好的结合,促进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词：双因素理论,需求层次理论,非货币性薪酬

参考文献

[1]陈沛然,闫海强.实施非货币性职工薪酬的必要性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33)

[2]郑炜.企业非货币性薪酬探析[J].天津市财贸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