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诉讼

环境诉讼（精选12篇）

环境诉讼 篇1

摘要：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公益诉讼条款是各界最为关注的条款之一, 其中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某些方面较为模糊, 但其价值不可忽略, 特别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 它是新修订的《民诉法》中的亮点。本文将从其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相关部门的诉讼和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建议等方面做简略分析。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民事诉讼法》55条

“除了环境指标不能按期完成, 我们国家五年规划的其他指标都超额完成了。”中国环境保护界的元老曲格平先生曾经这样感慨。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的大问题, 危害群众健康, 影响社会稳定使得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新手段, 在国际以及国内都有了一定的司法实践, 特别是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得到了立法的认可, 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又增添了一层屏障。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针对民事侵权的行为, 一般都是有利害关系人直接起诉, 而公益诉讼, 则具有特定机关或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作为一种民事救济机制, 对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内为三个方面:首先, 它的起诉主体相对广泛, 并非一定是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利害关系人, 而可以是相关的机关或者组织, 比如说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公民或者环境公益团体。也就是说, 原告不仅仅只限于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损害的个人, 在环境民事诉讼中, 侵害行为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 由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所以即使对原告仅有不利影响而没有直接的利益损失, 原告也可以提起诉讼, 由于原告资格的宽泛, 从而可以达到对环境广泛的监督和保护;其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成立, 既可以是损害结果已经发生, 也可以是有可能发生的, 由于环境的损害存在着潜伏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它的损害结果不一定能立即表现出来, 但是发生后又不可逆转, 所以我们可以防范于未然, 也就是允许在损害结果未发生时进行诉讼从而预防或者制止环境的破坏, 达到环境保护的效果;最后,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公共环境权益, 当然, 公共环境权益从直接或者间接的角度来说也有对每个个体都产生侵害或损害的不利后果的可能性, 它是通过维护公共的环境权益而间接维护个体合法权益的效力。

二、环境监管部门新的职责

汤维建在《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中曾提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各国通例。无论在英美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 作为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 都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在公益诉讼条款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包括相关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等, 以环境保护相对应的除了行政机关中的环保部门, 还包括其他一些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 比如海洋部门、农业部门、铁道部门、民航部门等相关的环境监管部门。

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一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需要个人的力量、企业的努力, 更需要整个社会以及政府的力量。需要执行的一些环境执法行为一般都是由环保部门作出的, 但是, 责令停产整顿、责令限期治理和责令停产停业关闭这几种义务和处罚最严厉的行为是由政府作出的。我国法律在关于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代表上的普遍规定是“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个方面, 国务院似乎不太可能行使民事诉讼权, 这也就可能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 作为国家的公资源, 它的所有权受侵害时不能向私人所有权受到侵害时候得到民法的保护, 因为这与民法主体资格一律平等的原则是相背离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公益诉讼的条款, 在某种意义上是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原告的资格。环境要素中的水、大气、土壤和海洋等受到侵害时, 个人的原告一般为私人受害者, 他提起诉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的权益, 而对于环境本身的损害很少有人关心, 并且也要获得对环境本身的法律上的权利也相对较难, 所以它的结果是, 环境自身的维护也难以经由私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来实现, 这就需要环境监管部门出面。

《民事诉讼法》中的公益诉讼条款给环境监管部门实施的两项新的职责:第一, 作为国家的所有权代表对相关的环境问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第二个方面, 可以以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身份提起以行政义务处罚的相关环境诉讼。关于环境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 环境监察部门只是享有确定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建议权, 也只是具有发生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 而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权属于法院, 其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也只能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完成, 这与行政机关主导的执法方式是不同的, 执法行为通过现有的执法方式难以有效实施, 这就为新型执法方式的运用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环境监察部门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便属于司法机关主导的新型执法方法。所以,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环境监管部门都应当做好根据观察监督和调查, 随时准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新职责。

三、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

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有其特定的法律依据, 在宪法上, 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确认、在民法上, 环境权的私权化以及在诉讼法上, 环境权的司法救济和环境法伤环境权的综合保护。虽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等, 它仍有几点不完美的地方:

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应当确立。

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事实上存在“一个共识、一个焦点”。前者是说社会各界人士都认为有必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而一个焦点是说, 哪些人、机关和社团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新修订的诉讼法赋予了非实体利害关系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其他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这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的重大突破, 但是由于主体的界定不清,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引起责任相互推脱或其他矛盾事件,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应当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 并由相关的单行立法作出规定。

2、建立援助机制, 激发公众参与执法与监督的积极性。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作为个人的原告可能在案件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 但保护的公共利益之后却不能从这个诉讼中的得到任何奖励, 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也就极大地打击了公民对环境的监督和保护的积极性和热情。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若普通公众提起诉讼胜诉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所以我们在公众进行民事公益诉讼时, 不仅要提供诉讼费用的经济援助, 减轻原告的经济负担, 同时提供专业知识的援助, 解决诉讼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3、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界定。

在环境保护的范围内一般包括污染水、气等环境要素;破坏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以及损害湿地、物种等生态系统三种类型, 虽然环境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设定为污染环境, 但是并没有说明区分标准, 所以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不仅可以细化“污染环境”的范围, 也可以拓宽其范围。

参考文献

[1]齐树洁.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J].法学论坛, 2007 (03) .

[2]蔡守秋.结合案例看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与识别标准[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9) .

[3]殷勇.民事诉讼成本分析及控制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优秀硕士论文, 2012.

环境诉讼 篇2

07级法硕张洁学号 107262007649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已经非常迫切。本文试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来分析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提出本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

公益诉讼是与传统的维护私人利益的私益诉讼相对的一种诉讼模式，指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体系仅仅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即仅就私益纠纷,公民可以通过法院以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限制。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影响社会公共利益,这类纠纷具有传统诉讼方式难以容纳的新要素。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具体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致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势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私诉讼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条件不同于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被诉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性的公共环境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此对原告的起诉资格不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非法侵害的人,环境的侵害成为具有原告资格的充分理由，申请人如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即为适格,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不断放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环境)社会

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其次,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和显著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全环境公共利益，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这种诉讼形式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于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深刻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显得尤为严峻和突出。长期以来，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以实现对各类社会危害行为的监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形式和破坏程度较以前都有所扩展，仅以行政管理的力量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环境，行政监督的缺位与低效,及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不仅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维护环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还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公民，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能起到迅速制止各种环境侵害行为,及时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所以突破传统诉讼法理论，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运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其次，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组含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萌芽，在立法方面，出现大量含有环境公益诉讼内容或色彩的法律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既然人民是一切公权力或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普通人民当然有权提出救济，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文件，诸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隐含了关于环境问题受到侵害时公众、社会群体是有权提出救济的；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例如山东省德州市金鑫化工厂的污染事件，理论界学者认为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二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近年来甚至包括部分宪法学者)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最初的介绍西方理论到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我国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权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最后，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为公益诉讼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的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公民的环境意识是人类环保事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任何国家的环保事业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公民对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群体极其多样化,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团体,遍布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其拥有的大小不等的社会权力的影响与支配力也无处不在。允许这些团体根据法律提起维护公益的诉讼,与当代权利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正相契合。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以维护环境公益为宗旨的环境团体组织,通过这些团体,公众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参与管理环境事务。这些团体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力量聚合起来,并与公民个体一起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群众基础。

三、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其在我国的确立不仅需要实践上的要求和经验探索，也需要深细致的理论准备。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上讲，要从立法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客体，即环境权。无论传统诉讼还是公益诉讼，其目的都是保护相应合法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可保护，也就没有诉讼的必要，而我国现存的相关法律对环境权没有确切的规定，导致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判盲区的形成,法院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束手无策,使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明文确立环境权,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使公民的环境权落到实处。关于环境权的内涵可参考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定义:人类有权在一种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其次，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上讲，应赋予一切自然人和单位以诉权。环境的好坏事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既然是为保护国家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任何人认为环境被损害，对自己的生活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都可以以环境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 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才能弥补国家行政机关在保护和监督环境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举证责任方面，本人认为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事关诉讼的成功与失败，如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我国民事诉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无疑给原告设置了诉讼障碍，影响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为,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作为原告,特别是公民个人作为原告,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就某些事实进行举证。一是由于受害人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二是由于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性,使受害人无法举证;三是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人难以知道某种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公众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有利于公众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最后，环境公益诉讼中其他相关制度的设置，关于诉讼费，由于环境的治理和恢复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如果根据标的计算将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再加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该笔费用应该由原告预交，将不利于鼓励公众积极诉讼，所以对诉讼费用的承担上的适当改进，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如由原告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就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应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另外,对于需要做的鉴定及律师费用可根据公平原则由被告分担合理费用。

浅析环境公益诉讼 篇3

关键词：诉讼费用；公益诉讼；环境公益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的提高而愈加显示出对其研究的迫切性。我国目前环境保护形势也极其严峻，如今的环境问题已经进入了法律层次的趋势，现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还没有成为一类独立的诉讼。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即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也有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也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在其立法条文中增设了公益诉讼条款，赋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这一创举被媒体誉为“为环境公益诉讼打开了一扇门”，“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迈出了法律制度破冰的一大步”。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1）目的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不是单一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诉讼程序。

（2）补救性：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预防和停止以及补救在环境问题上的危害，这样一来不仅减小了对环境的污染，更可以有利的补救措施。

（3）公众性：环境公益诉讼提起诉讼的主体不一定是与本案发生直接关系的个体或群体。提起诉讼的主体可以使未受侵害且与本案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诉讼主体具有多样性如公民、组织、机构等等。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费用

在环境公益诉讼费用中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案件受理费；第二部分是申请费，第三部分是证人、鉴定人员、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仅指当事人因进行民事、行政诉讼而向法院交纳的审判费用以及补偿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这些费用相当于国外的裁判费用；不包括当事人需承担的律师费、鉴定评估费、食宿费、差旅费等当事人费用。

自2007年起我国贵阳、清镇、无锡、昆明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但环保法庭却出现了鲜有案件受理、形同虚设的尴尬局面。环保法庭无人问津的局面引起了笔者的深思。笔者认为造成诉讼困境的障碍就是诉讼的费用问题，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中，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诉讼主体为诉讼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然而这笔钱究竟谁来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费用规则》做出了以下规定：原告首先垫付巨额诉讼费用才能启动诉讼程序；如果败诉，除支付自己的诉讼费用外，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用。在这种不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费用规则》下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是极为不利的。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有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不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费用规则》从而可以解决我国无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局面。法国规定，原告可事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再按规定标准收费，数额极为低廉；西班牙则实行无偿诉讼，理由是公力救济是国家的责任；瑞典、德国、美国等通过公益诉讼保险等方式分散相关诉讼费用。

首先，国家应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在费用上予以补偿，垫付其80%的诉讼费用，诉讼主体只需要支付20%的诉讼费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诉讼主体的经济负担。还可以防止诉讼主体恶意提起公益诉讼，从而维护了法律的严肃、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

其次，如果原告胜诉，那诉讼费用应该由败诉的被告全部承担。在这里被告不仅要承担诉讼诉讼费用，更要承担原告的律师费、举证费、误工费、交通费和出庭相关人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被告败诉后，应当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治理，国家根据环境污染程度进行罚款，给予被告人5%的诉讼奖励。这样一来有利的保证了环境的健康发展；如果原告败诉，原告应承担自己以及被告的律师费其他费用则由社会和国家共同承担。这种做法有利于平衡诉讼主体地位，增强环境公益诉讼的无偿性。

再次，国家应该建立“环境保护法律专项基金”，对诉讼主体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可以先行垫付80%的诉讼费用，让没有经济能力提起诉讼的主体正常行驶诉讼权利。

最后，建立奖惩制度，对有违法行为的被告实行惩罚性赔偿，处以民事罚金和损害赔偿金双重处罚。对胜诉的原告，不仅要求败诉的被告要对其进行补偿，给与诉讼费用5%的奖励，而且要求国家给与物质奖励。

三、环境公益诉讼今后的发展

目前我国环境诉讼过程中有几个阻碍发展因素：立案受理、审理地点、证据收集、判决执行等问题，如果解决以上的几个问题，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将会更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最高人民法院7月3日宣布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我国可以根据以省单位，以市为需求就近环境审判法院。

我国应形成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保护法》，加强法律、法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政法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对公民的宣传。原告代表国家或公众的意志提出诉讼并胜诉后，基于对国家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环境利益的保护考虑，法院应对生效的裁判文书直接执行，而不应由胜诉原告来申请强制执行。有关部门对于已判决的诉讼程序，应立即执行，不得拖延。杜绝有判决无执行的法律状况发生。督促大家形成未污染先防治的思想观念，有效的避免环境污染。

环境诉讼 篇4

关键词：诉讼观念,厌讼,公益诉讼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某种事实以及支持着该事实的思维架构如果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所特有的, 或者说即使不完全是特有的但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的话, 就可以说这种东西不是自然本身而正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所谓法来说具有核心般意味的社会事实就是诉讼的形态。”诉讼作为最能展现争议双方激烈对抗的争议解决手段和大量综合运用法律、体现立法思想的法律程序, 不得不说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浓重缩影。因此, 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 以古为镜, 思考当今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以获得几点启发。

一、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概述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厌讼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 将一个社会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 称之为“大传统”, 而将一般社会大众, 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称之为“小传统”。按雷德菲尔德的理论, 一个国家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也应是一种“二元”结构, 即由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和小传统的诉讼观念共同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 无论是统治阶级、上流社会还是乡民文化, 都透露着厌讼、耻讼的诉讼观念, 甚至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所谓厌讼, 就是一旦发生纠纷, 纠纷双方不喜欢、不愿意求助于诉讼手段解决, 或是对诉讼有着极为负面的评价, 甚至引以为耻。一些古代社会关于打官司的谚语就流露出中国传统社会深刻的厌讼观, 如:“冻死莫当盗, 气死莫告状”、“一争两丑, 一让两有”、“人命官司两家穷”、“衙门府底赔杯酒, 赢得猫儿卖了牛”、“八字衙门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从古向南开, 就中无个不冤哉”等等。

如果说这些民间谚语反映的是中国小传统的诉讼观念, 那么中国大传统的诉讼观念则表现在主流的思想流派中, 这些思想流派经过几千年的融合成为了统治者推崇的封建思想意识, 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各个流派几乎都将无讼作为社会理想, 这一影响使得中国乡民及上流贵族都对以诉讼解决纠纷这一手段敬而远之, 由此使得“厌讼”成为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比如儒家就认为, 教化作为一种手段, 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 巩固封建统治。主张“德治”的儒家期望通过教化, 使人们产生以讼为耻的内省心理, 从而达到“无讼”的目的。孔子曰:“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可见, 作为无讼论的奠基者, 孔子将建立一个“以和为贵”的大同社会作为其社会理想。

法家认为对轻罪采取重刑, 人民就不敢犯轻罪, 轻罪不能产生, 重罪更不会出现, 试图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以达到“去刑”“无讼”的世界。虽然与主张德治教化的儒家所采用的手段不同, 法家倾向于严刑峻罚、轻罪重刑, 但其社会理想都有相似之处。

墨家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 希望建立一个互爱互利、“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残, 诈不欺愚”理想国, 即建立一个和谐和睦的“无讼”世界。

中国古代先秦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不同, 但关于建立一个“无讼”社会的理想却极为相似。而这些思想流派到了秦汉时期, 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事件为代表,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 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 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各种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因素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论, 将遵从的义务内化为民众的思想意识, 少纷争、无讼的太平盛世也成为了衡量统治者的治国之术的重要标准。除了特定时期的统治需要, 如武后称帝后建立了铜匦 (告密箱) , 还派侍卫保护上京告状的平民外, 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直以“无讼”作为向民众所描述的社会理想。

正是这种“无讼”思想的长期积淀, 使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崇尚和谐, 人们追求的是“民风淳朴”、“人心敦厚”, 鄙视“重利轻义”, 甚至主张“舍身取义”。由于崇尚“无讼”伴随着而来的必然是“厌讼”、“贱讼”, “良臣畏讼, 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 莠民以讼为本能”, 以至于早期的“辩士”、“讼师”等职业更为人们所鄙视, 被斥之为“讼棍”。

(二)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原因分析

1.思想原因。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及终极理想, 它潜藏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 并通过其行动表现出来。“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和谐观和中庸思想的影响, 使得古人必然从追求自然界的和谐, 到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必然体现为“无讼”。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是以“息讼”为前提的, 追求的是“讼端尽息, 官清民闲, 熙熙嗥嗥, 岂不成太平之世哉”的理想境界, 而以“大德小刑”论为主、强调“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选择, 整个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强调道德的调整、依赖于德治, 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 这种法律工具论的论断使得人民漠视法律、鄙视法律, 对法律的评价较为负面。其体现在诉讼这一程序上, 就是厌讼观念成为了主流。

2.经济原因。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 且重农抑商, 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一直到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才打破。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 我国封建统治者只关注休养民生, 而百姓也只求得遇明君及瑞雪兆丰年, 以求没有苛捐杂税和获得大好收成。在义务本位的封建法制统治下, 不仅没有税法这一说, 全凭统治者一人之言决定税负高低, 就连民事方面的律法也极其稀少。从律法的编纂上来看, 不仅重刑轻民, 即刑法条则众多而民事条则寥寥无几;从规定的范围上来看, 规定涉及的社会生活方面较为狭隘, 如民事方面主要涉及婚姻嫁娶和继承、买卖等, 刑事罪名则主要是严重危及统治者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的“重罪十条”, 且只强调义务本位, 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观。

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重农抑商的统治理念下, 商业得不到极大的发展。能够“成商成市”的往往具有地理上的优势或是历史原因, 由此形成了行会组织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交易习惯, 渐渐形成了行会法, 典型的有井盐法。这种依靠行会内部解决的民事纠纷, 以及商人社会地位不高等各种因素, 使得“厌讼”成为必然。

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也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地方官的税收政绩, 本来就集行政、财政、司法职务为一身的地方“父母官”在任上往往只重税赋缴纳, 想尽办法塑造一个“清平无讼、盛年丰收”的地方形象以使政绩卓著。

3.制度原因。美国学者海利 (John O.Haley) 在其《厌讼的神话》一文中指出, 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都会积极利用诉讼, 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国民利用诉讼提供制度上保证。日本诉讼率的低下, 不是所谓“厌讼”心理使然, 而是其司法诉讼制度上的障碍造成的。海利先生的观点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 仅仅从法意识、法律制度内部着手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处在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劳苦民众, 对于义务本位的律法不是没有“讼”的要求, 反而是有着极大的需求。比如百姓对于清官的渴望, 使得民间塑造了几位典型的清官形象, 从侧面反映了人民对于“青天大老爷”能够辨别是非、倾听民意的极度渴望。而“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六月飞雪”等俗语则反映了民众在现世无法沉冤得雪或是获得公正评断的残酷现实, 只能寄望于来世或是超自然现象以获得寄托。这种寄望于个人 (如明君或是清官) 和超自然现象的“救世主”怪象, 恰恰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在诉讼制度上的缺失。

传统中国社会在诉讼保障制度上的缺位, 一是反映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 二是反映在家族法的兴盛上。我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无讼”作为其法律秩序的最高要求。至于那些衔恩受命的地方官吏们, 他们解决纷争的理想手段不是听讼决狱, 而是礼义教化。他们总是以减少诉讼为己任、为己政绩卓著的标志。社会舆论总是对那些能够勤助息讼之地方官褒扬有加, 且从不考虑其所息之讼的是非曲直。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未进入公堂打官司就需要缴纳一大笔费用购买状纸、请状师、写状纸也不足为奇。即使进入公堂, 还未得述情实就先来个“喝堂威”, 原被告各打几十大板, 甚至连相关的证人在作证前也要先经受体罚。除了想以官威恐吓双方当事人及证人, 保证各方说真话机率的考量外, 更多地是对“刁民”提起诉讼的惩罚, 还未听取情实、光就上公堂这一事实就可认定为“莠民”。

如此令人生畏的诉讼体验使得人们有了“厌讼”心理, 转而依靠“家法”来解决纷争, 由此形成了家族法兴盛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而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柱就是封建的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是中国传统法律生存的土壤, 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梁启超曾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中, 有三种是家族关系, 而尊君既可以看做是国家本位的体现, 也可以按父子关系作为家族的一部分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一体, “国”、“家”不分。在这里, 法律的调整不仅显得多余, 而且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因为诉讼意味着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纷争, 法律的强制破坏了温情脉脉的家族亲情, 违反了家族制度所赖以维系的“亲亲”、“尊尊”原则。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问题

2008年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挂牌。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却遭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零”的尴尬。直到2010年6月21日, 昆明市环保局一纸诉状将辖区内两家养猪企业告上法庭, 指控其污染地下水源致使附近上千村民出现饮用水危机, 才打破了“零”的尴尬, 拉开了我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的序幕。虽然打响了“第一案”, 但如若不改变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诉讼模式、诉讼费用等均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始终难逃“大棒打蚊子”的命运。

与我国相比, 环境公益诉讼在美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并为公民参与环保事业、保护人类共同的环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无疑对我国学者、环保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 甚至十年前, 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曾一度被称为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新增了公益诉讼制度, 为保护群体性利益提供了诉讼保障。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修改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承认了公益诉讼的地位, 如前所述, 甚至可能是中国环境保护“最后的希望”。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一定语限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当前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要求, 可以代表国家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 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不必细言, 但谁能代表群体性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则有待考究。除了公民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外, 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国家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是因为国家负有为全体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 应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途径排除对环境的损害;其次是因为个人诉讼机制存在着不足。个人诉讼是一种勇敢者的诉讼, 当勇敢者缺位时就会导致环境损害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 国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极必不可少。”

如前所述, 依照我国当前法律, 我国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只有《海洋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原告主体资格要求较高, 须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排除了公民个人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学者们讨论的检察机关、ENGO组织等都没有获得原告主体资格。打个比方, 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如同一栋新建的大楼, 虽然建立起来了, 但是大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得以入住的房客少之又少, 可以说是“空有外观”, 还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环境保护的作用。

二是客体问题, 即“对人的损害”还是“对环境的损害”的问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使用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描述, 似乎未将公益与私益作明确区分。“公益”即公共利益, 但何谓公共利益, 目前理论界还未达成共识。即使是“私益”, 何为环境污染的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界定都存在着模糊性, 逞论“公益”的界定了。一般来说, 公共利益所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比如正义、公正、善良等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朴素的道德论, 以及空气、土壤、环境这些公共产品所体现的价值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环境公共利益涉及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两种价值: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都是人须臾不可缺少的, 此时的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环境是人类社会性生存的必要条件, 水、土壤、森林是人的劳动对象或生产资料, 此时的环境则可以特定为独立的“物”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其产生的利益表现为私人利益。这两种价值是同时表现在环境这个客体上的, 环境并不会因为具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价值而自动分开:一棵树, 若表现为公共利益, 那么它可以制造新鲜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若表现为个人利益, 那么它可以生长果实、提供燃料、作为制作家具的原料, 还可以变卖。

“对人的损害”就是环境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并体现私人利益时所使用的概念, 而“对环境的损害”则是损害了环境作为典型公共产品的价值, 如对清洁空气、水源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本应是为规避“公地的悲剧”的风险而设立的, 在找不到或无法明确权利主体时也可代替求偿, 以待将来权利主体明确后转交。大规模环境污染事故等对私益的损害, 则已经有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的诉讼机制作为救济途径。但实践中, 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仍无法明确, 甚至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即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代替环境受污染的几十户村民向排污者求偿作为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之所以特别, 不是因为原告主体的身份特别, 而是因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与传统诉讼的认定标准不同, 赋予了更广泛的起诉权;且诉讼客体是公共利益, 即针对的是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受到的损害应得到合理赔偿, 如美学的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等。当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共利益”到底指代的是私益和公益还是单指公益, 还有待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来明确。

三是诉讼结果问题。一个好的诉讼体验和满意合理的诉讼结果, 往往是影响当事人诉讼观念的关键因素。俗语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新型诉讼或是大案要案的判决结果除了在司法体系内部具有指导性意义外, 经过媒体报道和广泛传播, 实际上也影响着潜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观念。在提起诉讼前, 当事人会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和证据判断可能获得的结果, 并从中选择最优的解决方式。由于环境本身具有的特殊性 (是一个复杂、联系紧密的生态系统) , 所以除传统的民事、行政责任承担方式外, 还需要更为灵活、多样的责任承担方式。此外, “公益”本身的价值就是难以估量的, 以环境来说, 某块土地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生态系统演化发展为水污染、动植物品种变异或消失等二次污染, 同时也是二次侵权。如何合理判断与环境所受损害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成了环境法庭法官的难题, 也使得潜在的原告因为对获得合理诉讼结果的巨大疑惑而踟躅不前, 这也是上文提到环境法庭遇“冷”的原因之一。

三、传统诉讼观念形成原因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启示

传统诉讼观念属于意识范畴, 如上文所述, 其形成必然离不开思想上、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厌讼”文化成为我国传统诉讼观念的特征, 与以义务为本位的封建社会的背景条件有极大的关系, 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下, 即便某些时期的讼率激增, 往往也只是改朝换代将至、社会矛盾激增的表现之一, “厌讼”成了时代的主流。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背景下, 抛却了传统的“以讼为耻”的诉讼观念, 讲求对合法权利的保护, 诉讼成为了人们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诉求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有事上法院说去”成了人们普遍的法律意识,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提高。季卫东教授就认为, 权利意识与诉讼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正比例的相关关系;诉讼率可以作为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

但无法否认的是, 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的状况。通过对中国传统厌讼观念的原因探究, 发现其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几点启发:

一是改变冷漠的环境意识, 树立环境权利意识。目前, 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还主要停留在获得清洁空气、水源、土壤等基础的环境要求上, 对于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以及环境的美学、历史价值等都还未有保护意识。这种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仍停留在环境污染, 而忽略环境破坏的狭隘认识使得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冷”。即使是有诉权的机关及有关组织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后果也难以判断, 破坏行为易于判断, 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则过于模糊, “国家损失”并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 这样的表述容易使相关部门认定只有国家海洋保护动物才值得保护, 才能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缘由。正是没有正确恰当的环境权利意识, 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千呼万唤中出炉后, 却在现实遇“冷”。如若不改变狭隘的环境诉权观念, 即使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 也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损害救济、遏制侵权的作用。

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提高环境诉讼体验的质量。与美国民众的“尚讼”不同, 中国民众普遍都将诉讼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非“迫不得已”不为之。虽说高诉讼率并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律社会的衡量指标, 但如若公民欲提起诉讼便有与之相应的诉讼渠道, 这便是良好健全的法律社会的表现特征之一了。在美国, “美国民众的滥讼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已有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 诉讼泛滥根本上是道德失败的产物, 必须恢复对诉讼的正确理念、用道德和理性认识诉讼的危害。”现如今, 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治化进程, 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鼓励公民以诉讼为途径实现自我的诉求, 建立公正、高效、健全的诉讼机制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重要任务。但是,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并非诉讼社会, “健讼”不是诉讼泛滥, 而是健全诉讼机制, 使得公民不因制度上的原因而“厌讼”, 实现诉讼作为最后手段的权利保障功能。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篇5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齐澍晗

公益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公诉。

在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实体法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等等。然而，实体法上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如何去维护，诉讼法上面的空白，导致实体法无所适从。按照“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的原则，在这里，对于诉讼程序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及解决之道。

一，诉讼主体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起诉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二，责任原则

我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得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得解决，它还肩负着形成社会环境公共政策得神圣使命。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公益损害纠纷，隐含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间接社会关系受到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得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得价值，甚至可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得制定和执行。

环境诉讼中，为追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许多国家结合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出相关的规。根据法国民法典1384条的规定，如果某人控制下的物品或活动造成了损害，原告不需要证明占有者的过错，只需证明该物品或活动的存在以及是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则被告应承担责任。1985年7月25日的欧盟指令(EEC85/274)建立了一项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规定产品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所期望的安全负责;据此，法国也规定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例如，对飞机产生的噪声、核事故或向海洋排放碳氢化合物，原告不必证明致害者有过失，而只需证明发生了损害。在法国，有关工作场所的事故的赔偿也实行无过错责任，雇员只需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到了伤害;一个工厂尽管遵守了所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如果对周围地区或邻居造成了烟尘污染或噪声污染，仍要承担责任，一个人可以对其邻近的工厂或邻居提起诉讼(相邻损害诉讼)。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CA)，规定了超级基金和有关补救责任，确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性的严格责任，其法律效力具有追溯力，是对传统法理观念的一种突破……

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刑事诉讼，往往采取过错责任无罪往往面对的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一，惩罚原则

对于环境诉讼案件得处罚原则，因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得类型不同而不同。

1.刑事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得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遏制犯罪和威慑力作用，然而，对环境来说，并没有得到补偿。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源，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去恢复，负担沉重。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在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

因为笔者认为，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对于实体法刑罚上面的规定，和方便实施，应该增加新的处罚程序，让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集中学习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措施作为程序的补充，以便于既可以制止进一步犯罪，方便调查，又使环境价值可得以恢复，让我国环境刑事处罚措施日益完善。

2.行政案件

我国行政诉讼中，当时人有扩大的趋势，不过在诉讼处罚中，往往力度不够。当地政府基于种种原因的不作为，常常使环境公益诉讼限于执行难的问题之中。()更何况，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说是为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乃是政府乃至少数官员的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因为，针对与环境污染牵涉利益广大和损害严重的特点，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加大处罚的力度，充分考虑执行难的问题，从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把任何拒绝对违法单位处罚行为单位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者追究其个人责任。

3.民事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环保局，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提出。在今年5月21日陈法庆以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总局5个部门各寄出了一封内容相同的建议书，其中提到：“现行的环境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污染制造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一些污染企业在当地是英雄，是政府的红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声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弯路。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环境污染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现象了。”笔者认为，应针对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违法人发出的民事责任裁决加大处罚力度，救济范围扩大，救济方法也包括勒令停产整顿，消除污染，预防污染，禁止生产提供详细信息报告和赔偿损失。以此杜绝因为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而造成的“怪”圈。

环境公益诉讼的黎明前夜 篇6

从一开始，主力推动这一举措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就清楚，这将是一场硬仗；但他更清楚，不得不这么做，且不达目的不能罢休。他表示，若当地环保部门最终不提起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将担纲原告。

镉污染触目惊心

2012年1月底，马勇和同事急匆匆赶到广西龙江河宜州段洛东水电站，原因是看到一条1月15日的新闻——媒体曝光，广西省河池市宜州县境内的拉浪水电站惊现死鱼。而同一日，宜州市环保局在调查中也发现了龙江河拉浪电站坝前200米处，镉含量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约80倍。

马勇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极其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事件。

镉，常温条件下为银白色或略带蓝色光泽的软质金属，是炼锌业的副产品。自20世纪初便被广泛应用于电镀工业、化工业、电子业和核工业等领域。与其他重金属相比，它有更容易被农作物吸附的特点，通过废气、废水、废渣排入环境，就会造成污染。

镉污染曾经引发世界著名公害事件——日本“痛痛病”。20世纪初期，人们发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水稻普遍生长不良，1931年怪病横行，患者多为妇女，她们关节疼痛，持续几年之后，全身各部位发生神经痛、骨痛等现象，行动困难，甚至连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至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软化、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连咳嗽也能引起骨折，患者疼痛无比，常常大叫“痛死了！”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1946-1960年，“痛痛病”被发现是由神通川上游的神冈矿山废水引起的镉中毒所导致。

1月28日，广西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而当马勇和同事于1月底到达龙江河宜州段洛东水电站，更得知宜州市怀远镇的罗山村早在13日便已发现死鱼，比媒体报道的上游拉浪水电站发现的死鱼事件早了两天。

2月1日一早，马勇沿着罗山村河岸走，发现许多村民已经放弃了家里的鱼苗养殖，外出找工作，全村原有40多户养殖户，现在只探访到20多户。马勇告诉记者，大部分养殖户养殖的是竹鱼，一条鱼苗3元钱左右，3年养殖期。其中有一个大户养了名贵的丁桂鱼，这种鱼单鱼苗便是8元钱一条，这个养殖户的损失约为100万。

2月15日下午，广西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对造成龙江镉污染的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池市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的10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以涉嫌污染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企业与环境失和

在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出具的律师函上写道：“此次重金属镉的泄露量之大在国内历次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中都是罕见的，目前波及河段已达三百公里以上。这必将导致处于龙江河下游的柳江水域遭受重大污染，也会严重威胁柳州市辖区的饮用水源安全；龙江河、柳江水域中丰富的水生物资源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为消除危险、降低损害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更是难以估量。”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进入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2~3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却忽略了这种外延粗放型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基础上的。其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单位能耗为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无数企业在为地方政府创造GDP和政绩的同时，也在大量、低效地消耗着当地资源，排放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使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

根据近两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的数据，2008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理突发环境事件135起，其中由企业排污引发的23起；2009年，环保部共接报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71起，比2008年增长26.7%，其中由企业排污引发的23起，与上年持平。

如今，在“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持续扩张的影响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已因严重污染而无法使用，1/4的居民得不到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的那样——除非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能够尽快得以解决，否则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社会责任仅余空谈？

在欧美成熟国家，对环境的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这不是空泛的道德口号，因为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环境和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而让企业承担起与环境和谐的责任，也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劲主编的《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一书就提到“依照‘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理论，环保立法确立了‘污染者负担原则’，要求产生污染物质的环境利用者必须承担环境治理的成本。”

但是，实践中若要企业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实现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在目前的法治和社会意识水平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原因很简单——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成本远远大于现行环保法律法规对违法超标排污所规定的行政处罚数额，“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二来，很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对企业的违规行为总是网开一面，导致了企业产生更多的侥幸心理。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很多企业选择的是“积极违法”而非主动守法。

“法律环境宽松，政府和企业走得近，公共媒体和NGO的监督还未能上升到司法层面。”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如此总结中国企业普遍缺失环境社会责任的原因。

以诉讼达成环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显得至关重要。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曾晓东表示，对于企业环境污染，一定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从法律上追究企业的责任，不仅是罚款了事。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以社会团体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监督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

自成立至今，中华环保联合会已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6起，其中2起胜诉，2起正在审理之中，2起已向有关机关发送律师函督促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其中，2011年1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与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诉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污染环境一案是我国社团组织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首例胜诉判决——贵州省清镇环保法庭经公开审理后，当庭宣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定扒造纸厂被关停。

更为可喜的是，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一家污染企业的关停，而是一系列正面的连锁效应——此案胜诉之后，乌当区涉水污染企业纷纷进行停产整改。

在本案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清镇市人民法院还一起探索出一些创新可行的模式。包括诉讼程序中，环保法庭及时受理证据保全申请，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对污水进行取样监测，确定污水超标后，即对被告进行先予执行，及时阻止了其继续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如果等到判决后再责令企业停止排污，就意味着审理过程中，企业还要继续污染环境。”负责审理此案的清镇市人民法院法官罗光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其次，本案在审判中首次引入专业的人民陪审员；诉讼费用包括律师代理费均由被告承担，开创了环境公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的先例，这将极大激发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积极性。法庭还尝试了申请环保基金资助鉴定。清镇市人民法院的环保法庭曾与当地“两湖一库保护基金会”达成共识，在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设计评估、鉴定、监测分析等费用支出问题上，基金会将予以支持。这也是全国公益诉讼案件中，首个鉴定费用得到基金会帮助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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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中华环保联合会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也更有底气了。

在给河池市环保局的律师函最后，他们提道：“若贵局自本次事件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仍未提起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将履行其职责，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马勇希望环境公益诉讼之后能建立镉污染损害赔偿基金：“首先是用于对龙江河生态环境的修复，其次，镉污染发生，人或动物的中毒症状有潜伏期，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发病。若干年后，也许企业都不在了，受害者也无法向企业追究责任。那么，这个基金也可以用来救治受害人。”

如果当地环保部门提起诉讼，则胜诉后由环保部门管理该基金。若是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则胜诉后由法院来管理该基金。“要看原告是谁。”马勇解释道。

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此次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将是涉嫌污染的企业。虽然涉嫌企业中的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称“国有控股企业……河池市重要骨干企业，广西百强企业”。但马勇认为，此次污染影响重大，无论企业对地方贡献大小，都应为污染负责。

环境公益诉讼的黎明前夜

尽管环境公益诉讼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但是马勇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困难便是法律空白，环境公益诉讼仍然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他曾向媒体透露，中华环保联合会在云南、贵州、江苏的环境公益诉讼取得较好进展，源于当地环保法庭的设立。

事实上，2007年以前，中国便设立了一批环保法庭，但这些环保法庭有相当一部分设立在环保局而非法院，另外有相当一部分法庭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环保部门的行政职能能够顺利获得执行，基本上不涉及污染受害者进行民事救济。

2007年之后，贵州贵阳市、清镇市以及江苏无锡、云南昆明等地纷纷设立了一批环保法庭。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研究会会长蔡守秋曾介绍，到2010年6月30日，我国已有7个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环保审判庭，在基层法院中已设立13个环保法庭、18个环保合议庭、6个环保巡回法庭。到2010年8月，单福建省一省之内已经成立近10个生态资源环保法庭。《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一书评价道：“从它们的受案范围以及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本书认为比较符合‘环保法庭’的本意……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环保法庭可以汇集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官，并且着力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制度和立法的不足。”

201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的决定》，将“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加入第二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项之下，在第三级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项下又增加了“土壤污染责任纠纷”、“电子废物污染责任纠纷”、“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以此督促法院积极受理相关案件。

去年10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主体资格被限定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可谓一个历史性突破。但是马勇告诉记者，目前环境公益诉讼最大的困难仍在于法律缺失。“这条规定也只是促进了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当中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法律条款。我们在用实践推动立法。”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对公众、公共利益的维护，具有维护国家利益、主张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是司法进步的表现。一直以来，中华环保联合会都把环境维权作为工作重点。在法学界，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曾多次举办以公益诉讼为主题的研讨会，探讨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在环境公益诉讼的黎明前夜，人们正在盼望破晓的那一刻。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分析 篇7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 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 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 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 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 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 如以贵阳为例,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 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 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 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 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 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 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 结合现在中国国情, 一方面, 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 精简机构, 人员本就受到控制, 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 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 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 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 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 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 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 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 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 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 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 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 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 应作为而不作为, 不应作为而作为, 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 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 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 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 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 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 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 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 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 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 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 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 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 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 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 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 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 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 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 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 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 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 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 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 政策支持

这要体现在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公益诉讼的提起, 避免社会团体望诉讼费用心叹。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策支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专项基金的用途、申请方式, 另一方面明确违法使用专项基金的法律责任, 使得专项基金用在刀刃上, 真正促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报告:杨东平.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转型与博弈[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浅析 篇8

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健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制度与之相适应。其中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如何确定是整个工程中重大的一环。但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将原告资格限定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人”,这显然对环境民事侵害的受害人十分不利。因为他们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并且由于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却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同时也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因此,要保护环境公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大诉讼主体,特别是放宽起诉主体的资格。

1 我国现行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现状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起诉资格的规定,都是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时,而且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能有资格提起诉讼。就环境诉讼来讲,只有当环境污染与破坏已经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现实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据此提起环境诉讼。这种环境诉讼实际上是传统的行政或民事诉讼,从性质上来讲是环境私益诉讼。

我国诉讼法确立的原告资格条件正是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明确公益诉讼的是针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授权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除此之外,立法上没有关于公益诉讼的踪迹,无法对损害公益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采用“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权能或地位在学理上称作“诉讼实施权”,具有该权能或地位的人才是“正当当事人”。

“直接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是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的享有。“利害关系人”理论主要从两个层面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限制:首先,该理论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仅限于实体法所设定的范畴,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必须是在现有法律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内的;其次,法律预先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普适的利益代表判断标准,即只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当事人才能构成诉的利益的恰当代表。这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无疑是重大的限制。

2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赖于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公众是环境公害的直接受害者,对环境状况最了解、最敏感,是完善和实施环境法的根本动力来源。环境法学者也认为:“扩大和保障公民环境诉讼,是实行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基本途径”。

公众参与环境法实施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市民社会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民间环保组织改变了政府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方式,并对泛经济利益的现代化追求形成合理的牵制。在新近构建的环境利益维护机制中,环保社团或公众个人能以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而非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避免公权机关的懈怠或监管不力的现象,遏制经济利益的肆意蔓延。公众参与发挥的制衡机制,可以有效地制约政府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政府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在欧盟,建立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被认为是实行环境法治的根本途径。提高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常常与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诉讼公开原则的手段具有密切联系。发展欧盟层级上的公民诉讼,是实行环境民主的又一措施。

3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可能进路

确定环境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明确公众环境诉权的关键。但是,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主体和诉讼的受益主体是分散的、不确定的,谁能代表公众提起环境诉讼呢?在此试对以下人员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及相应制度的完善作一分析。

3.1 直接受害人

一般而言,直接受害人是最易提起诉讼之人,这与我国诉讼法规定也是不冲突的,因而对其提起诉讼的权源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这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直接受害人提起诉讼,首先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私益。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受害人人数多、范围广,何止几十、数百人。单个公民的起诉,在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其他的“搭便车”的受害人带来了补偿。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代表人诉讼进行了规定,但是如何对其进行更好地完善,是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2 一般社会公众

一般社会公众能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为提高全民维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任何公民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状决定了环境诉讼的原告范围不应扩展至一般社会公众。应当说,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一个整体,一旦发生了环境污染,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此都予以了承认。应当承认,我国现状决定了其适用可能会存在很大困难。但不应因噎废食,恰恰应当使其作为促进其他制度(如集团诉讼)予以确立和完善的动力。

3.3 环保团体

如何发挥环保团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环保团体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关切,再加上其往往能在科技与法律问题上提供专业知识,未来在公益诉讼上必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只是鉴于主观客观原因,我们的许多环保团体还处于完善阶段,因此在参与的过程中就要求程序的设计合理,以达到立法的目的。

3.4 自然物

有学者指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应当扩展至自然物,例如环境破坏中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的动物也可以提起诉讼。对此我们持怀疑意见,因为动物应该首先能够成为法律主体,其次才能成为这里的原告。我们承认动物不同于一般的物,其是有生命的,其应当进行很好保护,尤其是稀缺的珍贵动物,但是不应将其作为法律主体来对待。否则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野生动物怎样提起诉讼,谁能代表它;其怎样进行诉讼问题;当一个动物与另一动物发生冲突时,能否认定侵权;人是否还有肉食的权利等等。尤其是在人的利益与动物保护发生冲突时,将面临最大的窘境。当珍稀濒危动物东北虎要吃人时,该保护东北虎还是保护人?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保护一个物种的意义较之保护某一个人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因而就可以允许东北虎吃人呢?所以,我们不赞同将自然物作为提起环境诉讼的主体看待。

3.5 检察机关

国外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民事诉讼由大陆法系的法国开启先河,法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官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美国法中也赋予了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时可以享有起诉权。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在,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应当说,环境诉讼的原告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污染企业和有巨大威慑力的行政主体,双方无论在资金、信息还是组织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时就非常需要一个国家机关为代表,以维护社会公益并与污染企业所抗衡。这时就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以诉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表,在环境公害泛滥的今天,检察机关也应当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4 结束语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如何保护环境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原告资格的规定方面,而原告资格的设定直接关系公众诉讼权的行使问题,扩大提起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是保护环境这一艰巨工程的重要环节。原告的起诉是启动法院司法审查程序的前提,“没有原告便没有法官”。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仅靠环境立法是不能很好解决的,尚需其他法律制度与之相配套,以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摘要：环境的破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政府,而且是每个社会成员所关心的事情。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却对提起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不利于环境的保护,而且会挫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大诉讼主体,特别是放宽起诉主体的资格,本文试对该问题作一浅析。

关键词：环境保护,环境诉讼,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参考文献

[1]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日]中村英郎.陈刚等译.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蔡守秋生编.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许娟.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确立及相关问题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7,(1).

[7]齐树洁.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J].法学论坛,2007,(3).

[8]严厚福.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确立——扩大“合法权益”的范围还是确立自然物的原告资格[J].北大法律评论,2007,8(1).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宪政建制 篇9

一、西方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共利益和环境的司法救济制度, 它已经被多个国家采用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美、德两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 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诉讼模式, 其中以美国、德国的较为典型。

(1) 美国。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环境法在多方面均走在世界的前端, 其中以公民诉讼 (公民对于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 最具特色。在这里作为原告的公民, 既包括公民个人也包括公民团体。且大多数诉讼都是由诸如协会、基金会等环保团体提出来的。被诉方不但包括排污者, 而且包括环保局等相关的行政管理机关, 这就使得公民诉讼兼有民诉与行诉的特点。

公民诉讼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 法律依据。在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范公民诉讼, 为公民提起环境诉讼提供具体依据。如《清洁水法》、《有毒物品控制法》、《固体废弃物防治法》等单行环境法规都有相应的条款。第二, 原告资格。公民与检察官都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法律对公民诉讼原告的规定一般很宽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与案件无关的个人和团体均可以捍卫公益为名提起诉讼。为了防止滥诉, “公民”被定义为“其利益被严重影响或有被严重影响之虞者”。第三, 诉讼种类与起诉理由。公民诉讼的被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制造者;二是环境保护署署长。以环境制造者为被告的公民诉讼必须以其违反污染防治义务为事由;以环保署署长为被告的公民诉讼基本上是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四, 判决内容与诉讼费用。判决内容包括禁令与民事处罚两种。禁令是指允许公民诉讼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 包括停止污染行为或要求行政机关采取具体措施以贯彻法律要求。民事处罚是指由行政机关或公民诉讼人提出请求, 由法院判罚被告一定数量的金钱, 类似于科处罚款。在诉讼费用方面, 为了鼓励有利公益的诉讼, 国会在许多公民诉讼条款中都授权法院在“其认为适当时”可以裁定由任何占优势或主要占优势的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第五, 管辖法院与调查权。对美国国家环保局的行政行为不服所提起的诉讼, 环境保护法律特别规定其专属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上诉法院管辖。公民诉讼条款则特别规定管辖法院与被告污染者的污染所在地或违法事实发生地的联邦地方法院。为掌握污染者的违法事实, 除了调取主管的档案, 法院还授权公民原告得于合理的时间进入被告污染源的场所进行必要的采样与侦测。

(2) 德国。德国与英美国家不同, 其环境公益诉讼仅限于行政诉讼。第一, 法律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 德国议会将保护环境等内容写入修改后的《基本法》。截至目前, 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 实施欧盟的约400个相关法规。除此之外, 许多案例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为依据提起诉讼。实务上亦承认关系人可直接基于本权之规定获得诉讼资格, 当原告值得保护的个人利益被任意忽略或被认为属于基本权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而不能忍受时, 关系人即可提起行政诉讼。第二, 原告资格。德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较欧美国家有严格限制, 仅限于选定的代表人或某些有信誉的环保团体。德国学者认为, 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因此,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 德国1960年颁布了《德国法院法》专门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 由公益代表人起诉侵犯环境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第三, 受案范围。德国公民可寻求行政诉讼救济的利益范围是由法定权利向事实上的利益延伸, 以撤销之诉和课以义务之诉等行政诉讼为例, 不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限, 法律上值得保护的权益都被纳入保护范围。就撤销之诉而言, 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 原告主张其权利因违法行政处分而受到侵害, 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所称的“权利”, 不仅指主观权利即法律上保护的利益, 也包括宪法权利, 习惯法上的权利和基于一般法则所产生的不成为权利。第四, 公益诉讼形式。德国实行的是团体诉讼制度, 它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 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 依据法律规定, 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他人终止或撤销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德国法律赋予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以代表公共利益的众多主体实施诉讼的权利。由它提起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

此外, 德国还设置了宪法诉讼, 它规定本国公民只要认为某项法律的制定或实施已经违反了宪法的精神或基本要义, 都有权向法院提起宪法诉讼, 请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无效。

2、西方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比较之下的启示

通过对上诉两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介绍, 总结它们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实践方面的经验, 对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广泛, 原告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随着时代变迁, “提起诉讼的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观念和规定已经无法适应环境公益诉讼的要求, 当事人主体应当得到扩张, 只要予以有关的环境利益受损, 无论公民个人, 还是专门的环保团体都可以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机关, 不仅在原有的刑事诉讼中作为公诉人, 在涉及工艺的普通民众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 也可成为起诉人。

(2) 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涵盖民事、行政领域。针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被诉行为是私人的民事行为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应当分别确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针对被诉行政行为, 我国目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这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是不充分的。抽象行政行为往往同公共利益的联系更为紧密, 对环境公益的影响也更大。因而应将其作为被诉对象, 允许提起行政诉讼。

(3) 可诉对象的双重性。公益诉讼中被诉的对象既包括失职违法的行政机关, 也包括对公共利益构成侵害的一般民事主体。对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 不仅可以针对具体行政行为, 也可以针对抽象行政行为。这就需要建立宪法诉讼, 请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无效。

(4) 受案标准的严格性。整个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为前提, 严格诉讼范围, 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建立以宪法诉讼为终极救济的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

1、建立宪法诉讼为终极救济的意义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由于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遭受不法侵害而产生宪法争议时, 依法向宪法审查机构提起诉讼, 要求宣布该行为违宪且无效的诉讼制度。之所以要建立宪法诉讼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终极救济途径, 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1) 宪法具有弥补具体法律规定缺漏的功能。理论上, 只要是宪法上宣示和确认的公民权利, 就应当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 受到更加具体化的实体性程序性保护。也就是说, 宪法规范也应当可以直接适用而成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一般说来, 宪法对权利保护仅做出原则性规定, 具体内容由众多部门法规定, 但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些部门法往往无法完全囊括所有内容, 使一些宪法权利由于尚未被普通法律细化而难以找到公力救济的法律依据, 导致宪法有些规定被架空, 产生违宪行为。因此, 确立宪法诉讼制度, 有利于避免环境公益诉讼因具体法律的缺失而不能救济的情形发生。

(2)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公民的其他权利都是从公民的宪法权利派生和发展而来的, 因此以宪法为准绳去衡量社会环境公益的保护, 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

(3) 只有宪法诉讼才能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权及时、充分的保障。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 宪政秩序的建立, 宪法司法化已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 理应成为宪政秩序内可获得救济的一项法定权利, 将其纳入宪法权利保障制度的范畴是宪法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使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使一切因环境被破坏而权益受损的公民都能获得及时、充分的救济的重要手段。

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人身等私法利益的私益诉讼不同, 笔者这里所指的宪法诉讼包含又不同于其他诉讼活动的公益性内容;即它不仅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 而且也保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2、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基本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基本框架可以如下设计。

(1) 宪法诉讼的主体———包括受案机关、原告人、被告人。首先, 受案机关应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违宪审查庭。这一方案较为现实可行, 理由有三:一是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本身已经赋予人民法院对审理案件过程中具体适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予以解释的权责。二是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已经承担并行使着违宪审查权, 特别是对行政案件的审理表现得更为突出。三是通过法院的特别审判庭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是一种最直接的救济途径。其次, 原告人应为公民、环保团体、检察机关。凡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不法行为的侵犯, 或认为不法行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直接受害人, 都可作为宪法诉讼的原告人。再次, 被告应为损害社会公益的机关、团体、个人。

(2) 宪法诉讼的客体是指涉及社会公益的行为的合宪性。它涵盖一切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环境利益的违宪行为, 包括违反宪法规范的行为和违反宪法原则和精神的行为。这些违宪行为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立法机关超越立法裁量权而违宪。二是行政机关、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公共团体超越职权而违宪。三是公民、团体的行为违宪。

(3) 宪法诉讼成立的前提———宪法诉讼涉诉事项既可指向发生实质损害的事实, 也可以指向潜在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潜在的损害及其实质损害结果必须都已经对宪法制度产生了实质损害。对两种事实状态的诉讼都成立, 既体现了宪法保护的严肃性, 也体现了宪法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人民权利的至上性。

(注:本文系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2G005《宪政视野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4.

[2]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J].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4) .

[3]李艳芳:美国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2) .

[4]茅铭晨:论宪法申诉权的落实与发展[J].现代法学, 2002 (6) .

谁来为环境公益诉讼付费 篇10

现阶段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无疑是一个新生儿, 贵阳、无锡、昆明是我国三个成立环保法庭的先者。然而这些环保法庭在成立之后所遭遇的共同尴尬就是无人来诉其原因除了学界热议的被告人身份的模糊之外还有经费和技术瓶颈的问题。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和鉴定, 普通公民通常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同时起诉者一般也难以承受高额取证费用, 环境公益诉讼还存在原告败诉的可能, 由谁负担诉讼的成本,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昆明环保法庭成立至今一共受理了22件环保案件, 其中涉及行政3件, 刑事12件, 民事7件, 这个数字远低于昆明中院其他审判庭的审案数量。长时间没有公益诉讼案件使得一开始设立法庭的光环变成了负担和尴尬。

2010年6月21日, 昆明环保局扮演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 其向环保法庭递交的诉状为昆明环保法庭打破无人来诉的尴尬境地, 环保局状告其辖区内的两养猪公司污染地下水源, 致使附近一千多名居民出现饮用水危机。昆明市环保局在准备这次诉讼时, 委托一家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该区域被污染的地下水的水文走向, 当时鉴定机构提出的报价是33万元, 这笔巨款无疑使昆明环保局的环境公益诉讼不再轻松, 能否顺利的打赢官司收回巨款是需要反复斟酌的。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作为国家机关的环保局在诉讼中所承担的环保成本的压力, 如果换位成普通民众作为原告要想启动并打赢这场官司是何其的困难, 况且这只是一个关系较为简单, 诉讼困难不大的案件, 如果涉及怒江、金沙江这样的大江大河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打一个环境公益官司, 费用动辄达数十万甚至百万元, 要让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组织或公民来承担, 显然不可能。庞大的诉讼成本, 正成为环保公益官司面临的桎梏。如果诉讼失败, 为了公共利益的起诉人就要承担败诉成本, 让勇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和个人独自吞下苦果是与我们一直提倡的道德要求不相符合的。资金的难题成为困扰环境公益诉讼梦魔。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之一是政府掏出一定数目的资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来降低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 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解决后顾之忧, 减轻起诉人为了公共利益以微薄之力出资打官司的巨大压力, 同时也鼓励更多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的活动中来, 有助于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其次, 还应改革环境诉讼的负担机制, 观之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也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清洁水法》规定, 法院如认为合适, 可将诉讼费用 (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 判给诉讼的任何一方, 以利于保护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费用负担上实行有利于原告的原则, 即可授权法院对于胜诉或虽未完全胜诉但对公益促进有贡献的原告的合理的诉讼费用判由被告承担,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国家可对胜诉的原告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一诉讼费用的分担机制, 既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 也有利于达到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真正目的。我国应该改革诉讼费用负担机制, 在法律中规定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分担原则, 如原告不需要预交诉讼费用, 原告胜诉后被告要负担其包括律师费用在内的诉讼成本。原告败诉时, 不承担对方的诉讼费用。

总之, 在当今环境问题愈发突出的前提下, 被寄予厚望的环境公益诉讼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救济环境公益的重要法律手段, 切实的解决好环境公益诉讼中诉讼成本的负担问题是确保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这个新生儿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要：承载了社会各界希望和赞誉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要面对庞大的经费和技术瓶颈。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鉴定, 普通公民通常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同时起诉者一般也难以承受高额取证费用, 环境公益诉讼还存在原告败诉的可能, 由谁负担诉讼的成本,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费用负担,救济基金

参考文献

[1]徐祥民田其云:《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81—182页

[2]张建伟董文涛王宇:《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 载《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讨论年会文集》, 第56页

[3]何燕江朔:《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亟待与实践同步》, 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8期, 第11—13页

[4]张晓文:《我国环境权实现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4期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篇11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180—02

一、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缺失

环境公益诉讼是近年来法学界和司法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环境公益诉讼“以公益的促进为建制的目的与诉讼的要件，诉讼实际的实施者虽或应主张其与系争事件有相当的利益关联，但诉讼的实际目的往往不是为了个案的救济，而是督促政府或受管制者积极采取某些促进公益的法定作为，判决的效力亦未必局限于诉讼的当事人。”[1]

对比传统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以下特点：（1）主体资格的广泛性。中国传统诉讼法规定，适格的原告须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个人与组织。罗马法在论述公益诉讼概念时指出，“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2]。由此可以推定，由于环境利益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发展，使得与环境利益相关的主体皆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诉讼目的的公共利益性。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民事诉讼偏重于对个体私益的保护，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众的环境利益，捍卫和保障公共利益，平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设立。（3）设立的预防性。传统侵害行为中的行为人一旦停止实施侵害行为，侵害当即停止。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受侵害便难以恢复，即便消耗大量的物力与财力也难以弥补和挽救的，并且在此后时间内损害是持续不断地并且不可逆。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性的损害为要件，这样有利于把潜在的环境损害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对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日趋恶化、环保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侵权救济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维护公众权益，然而现实之情况却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长期缺失。首先，实体法上的缺失。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可是中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在环境保护单行法律体系中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等中也未直接规定该项权利[3]。由于环境权的缺失以及权利内容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导致现实中环境权之保障难以获得支撑。其次，程序法与损害救济之缺失。在中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明确公益诉讼的是针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犯罪行为，法律授权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4]。除此之外，依据中国诉讼法之规定，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环境侵权诉讼的提起必须以受害人受到实质性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为前提，即提起环境民事纠纷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侵害的人，然而存在侵害危险而尚未发生的侵权行为不在诉讼之列。其对环境侵害的受害人十分不利，因为在环境侵权中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大多是“间接的”、“无形的”和“滞后性”[5]；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时候环境侵权损害的对象难以认定，涉及主体不特定。按照现行的诉讼理论，就会形式上人人皆有诉权，实际上却无一适格原告，并且在学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核心问题提上理论研究上的议事日程，此种现状已远不能适应现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确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古罗马有句著名的法谚“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6]，从中可以得知原告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关键角色即是诉讼发起者。具体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方面，首先国家检查机关依法负有保护公民权益责任，可以依照相应程序性法律提起公诉，以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同时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个人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代表公众提起诉讼维护权益。可见，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

赋予中国公民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助于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并弥补在环境保护中行政机关失灵和适格当事人缺位而导致的对环境公益司法救济的空白。环境侵权案件不同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侵害行为直接导致受害人的利益受损。在环境侵害案件中，由于环境损害往往是长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导致，其危害结果往往要历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并且治理污染和恢复生态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因此，环境公益诉讼作为通过个案实现对公共环境利益保护的诉讼，除了救济已经出现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对已经出现的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危险进行排除，对环境进行预防性的保护，通过对个案的救济达到救济环境公益、预防环境受损的目的。而对于环境的恶化，作为与环境利益息息相关的公民将是最强力的环境权益捍卫者和监督者，因此，应当确认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赋予其通过诉讼救济自身环境权益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弥补环境公益司法救济的空白。

由于有些地方政府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大兴地方保护主义之风，对环境违法企业打开保护伞和方便之门，严重干扰正常的环境保护执法[7]，审判机关也片面保护地方利益而不愿受理环境群体诉讼案件。因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场各方利益的抗衡较量中，公民定然要成为最中坚的力量，以弥补政府环境执法的不足与缺陷。监督政府和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这样有助于发挥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解决政府环境行政行为中的局限性，完善中国司法救济程序，进而实现对环境公益的有效保护，弥补现行诉讼法律制度的不足。可见确立公民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要确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首先必须对传统诉讼理论进行突破，中国诉讼代表人规定原告主体资格仍以《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之规定作为判断标准。因此应当采纳诉的利益学说，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之下扩大诉讼范围。环境公益诉讼设立之目的已经不再是考察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是否有直接的环境损害结果发生，而应是基于保护公益目的法律是否授予原告发动诉讼的权利，即在环境实体法或程序法中明确规定公益诉讼条款，使原告的诉权不至于受到传统诉讼法诉讼要件的限制。其次，构建中国公益诉讼的程序保障和激励制度。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激励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方式，如在广泛实行诉讼费缓、减、免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激励资金保障制度，以使对起诉主体的奖励和帮助具有明确的预期昭示[8]。由于中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鼓励公民积极运用司法武器来维护本人及公众的环境利益。因为公民个体提起公益诉讼，往往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公益，并且提起公益诉讼面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此，政府部门似乎也有必要建立起专项公益基金以保障公民维护社会公益，让其充分行使保护公益权利之时，其本身利益也可得到保障。这样不但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同时充分鼓励和利用多元社会力量对政府职能部门执法的督促，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公益。

三、 结语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涉及到诉讼理论的变革与发展；关乎到环境法制度的更新与重构和司法资源的整合和配置[9]。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角度出发，应当尽快确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让该制度成为抑制那些破坏生态环境、违背公益的违法行为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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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荷花.中国环境侵权民事制度研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08：8.

[6]黄风.罗马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7]吕忠梅.监管环境监管者：立法缺失及制度架构[J].法商研究，2009，（5）：139.

[8]张怡，徐石江.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困境与对策分析[J].河北法学，2010，（12）：35.

[9]邱阳平，唐佩莹.游离在司法救济边缘的环境公益诉讼——以诉讼主体和诉讼模式为视角[J].法治论坛，2010，（2）：56.

[10]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11]幸红.关于中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思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12]李挚萍.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优劣分析和顺序选择[J].河北法学，2010，（1）.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篇12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涵义

环境公益诉讼是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危机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在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有使环境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广泛的主体资格, 长远的目的性, 以及多样的救济方式。

二、我国环境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局限性

1. 民事诉讼法中的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采用了“适格说”, 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利害关系”要求原告具有“专属性”或“排他性”, 这显然不利于环境损害的受害人, 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公民或者组织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起诉权。

2. 行政诉讼法中的限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项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限于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的行政相对人, 且合法权益是指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 环境权益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利益。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和威胁环境公益时, 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成为环境公益的维护者, 而不论他是否与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3. 环境保护法中的限制。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是“检举和控告”不能等同于起诉, 如果公民依此提起诉讼的话, 其主体资格是极易让被告提出异议的。

可见,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公益诉讼制度, 当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 公民只能依据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权益提起诉讼, 而不能作为公益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据此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

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要求结合我国国情, 同时从诉讼经济和防止滥用诉权方面考虑, 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扩大到检察机关, 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环保组织, 再到普通民众, 使任何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 从而把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最终交给普通民众。

1. 检察机关。

法国首开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民事诉讼的先河, 美国的检察官对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也有起诉权。基于国外检察机关环境公诉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可以尝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公诉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能够使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处于严密的监督和有效的遏制之下, 并保证起诉标准的统一公正, 实现诉讼的效率。但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中, 主要起监督和领导作用, 因此只有在找不到其他权利主体, 或其他权利主体没有能力提起诉讼, 或提起诉讼难度过大时, 检察机关可以以国库为财力保障, 利用较强的侦察技术实力和素质较高的专职法律工作队伍代表国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达到对行政权力制约的目的, 弥补公众监督无力的不足, 有利于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2. 环境保护组织。

环保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免受人类经济活动破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具有超脱性而成为最具权威的环境保护者身份。在环境纠纷民间解决和仲裁解决方式中, 环保组织提供咨询、进行调查、调解、和解、提供建议等;在环境纠纷行政解决中, 环保组织不仅可以进行调查、提供咨询与建议, 也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直接检举、控告、上访, 要求行政机关对有关纠纷进行解决;在环境纠纷诉讼解决中, 环保组织可以进行支持诉讼、咨询、调查和提出建议等。环保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对其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 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 当其成员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 环保组织以其科技和法律上专业知识与实力强大的侵权人形成法律上的对抗和制衡。环保组织无论是在推动环境法的制定, 还是参与环境管理、监督环境法的实施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 必须大力发展环保组织, 使之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主体。

3. 利益关系人。

人类共享一个地球, 一旦发生环境污染, 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环境权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因此, 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环境侵权, 利益关系人就是享有环境权的公民, 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在有具体的环境侵权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 应由这些直接利害关系人自己行使起诉权。环境作为一种公益, 应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之诉权, 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对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权, 使民主统治原则在诉讼领域真正得到落实, 才能切实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兴, 要求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其中亟待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然而, 现行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诸多限制, 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确认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组织及利益关系人的原告资格。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保组织

参考文献

[1].钟海鹰, 潘志敏.谁有权掌握启动环境诉讼的敲门砖——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问题[J].法学论坛, 2008 (3)

[2].宋希超, 刘琦, 彭婷.环境保护团体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0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