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

2024-05-29

萨马兰奇(共6篇)

萨马兰奇 篇1

一、引言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于2010年4月21日北京时间19时25分,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吉隆医院去世。萨翁虽然离我们远去, 令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深切哀思,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为失去一位伟人, 体育巨匠而深深怀念, 他把毕生的精力和热情都献给了奥林匹克事业。萨马兰奇的去世, 国内外众多媒体均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报道最集中的内容, 评价萨马兰奇依靠政治技巧, 促进世界和谐, 让世界体育运动成为一棵巨大的摇钱树。萨马兰奇, 从1980年担任奥委会主席, 掌管国际奥委会, 直到2001年卸任以来, 人们称是奥林匹克的春天, 评价“没他就没有奥林匹克的今天”。21年来, 国际奥委会在他的领航下, 使奥林匹克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 为世界体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功绩和伟业。欲知萨马兰奇与他首创体育商业化之路的奥妙, 必须打开奥运历史, 揭示萨翁“以商养体”的思想之迷, 以论证萨马兰奇对发展奥林匹克的贡献。

二、没萨翁领航就没奥林匹克今日辉煌

萨马兰奇的去世, 世界各大媒体均以大篇幅的报道, 给以极高的评价, 路透社报道说:正是依靠萨马兰奇的政治技巧和商化之路, 才让世界体育运动成为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

1. 萨马兰奇的政治技巧与微笑外交

1979年底的一天, 萨马兰奇直率的回答巴塞罗娜电台 (直播) 节目客人的提问:“你是想当卡塔卢尼亚议长, 还是共同体主席呢?”“我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学经济的, 进入巴塞罗那研究生院深造, 年轻时就步入商界, 担任过银行董事长、保险公司理事、经理等重要职任;年轻时就是一个出色的冰球运动员、喜欢射击、拳击、足球和骑马等多项运动。在家族财产的支持下和雄厚资产作基础, 组织了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与各类比赛。萨马兰奇确实是一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选。1970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 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仅短短的十年, 从一个普通委员升至副主席, 为此, 可想而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主席基拉宁越来越器重他, 国际奥委会主席重任早晚会落在他身上。加之他的政治技巧与微笑外交, 以及萨马兰奇坚定的商业之路, 把世界人民共聚五环旗下, 通过出色的外交, 充当西班牙驻苏联外交大使之机遇, 借助苏联这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家, 充分运用苏联正在筹办1980年第22届奥运会, 对萨马兰奇这位兼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一职者另眼看待, 正好碰上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苏联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通过成功的外交斡旋, 加之萨马兰奇善于融合各种民族的强项能力, 善于支持两种社会体制相互宽容态度, 终于问鼎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

2. 萨马兰奇商业之路大兴奥运功不可没

萨马兰奇从1980年就执掌国际奥委会工作, 直到2001年卸任21年, 正是国际奥林匹克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然而, 1980年当萨马兰奇就任主席之时, 国际奥林匹克正处于低潮时期, 几乎是个烂摊子, 没有产业资金, 没有常备经费, 甚至出差都要自己掏腰包。为此, 他断言:“没有商业的赞助, 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业家, 萨马兰奇对金钱的重要十分清楚。一项事业要想到长足的发展, 就必须有充足的资金, 他以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实践, 使他深知商业手段的作用。萨马兰奇入主洛桑, 提出以商养体, 首要任务是充实国际奥委会的金库, 创造稳定的资金来源, 制定“奥林匹克计划”, 这是萨马兰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贡献。首先要全力打造奥运会、奥林匹克信息传播品牌,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 把电视转播视为传播奥运信息最重要的载体, 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视才能获得身临其境地感受奥运精神, 因此, 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出售, 充分显示了奥运会最亮的品牌资产与价值。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进步, 电视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和企业经济的发展, 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各届奥委会拍卖电视转播尽可能出售价正逐步飚升, 悉尼奥运会已经突破10亿美元的天价, 已达到13.18亿美元, 与总收入比例, 达到50%的理念上的要求。但各届之间发展不平衡仍存在一定差异。

2008年北京奥运电视转播权12亿美元入账, 低于悉尼1.18亿美元。北京需要的是间接效益, 改善市政建设, 为我国旅游业带来商机, 并为国家声誉形象和信誉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力。

三、从比较中鉴别奥林匹克的今与昔

1980年6月16日, 萨马兰奇在洛桑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也正处于低潮时期。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所领导的国际奥委会是非赢利的组织, 经费主要靠各企业的赞助, 有时委员们自己掏腰包来往世界各地。有时甚至要全额自己出资, 去完成赞助国际奥委会的各项活动。萨马兰奇1980年走马上任奥委会主席时, 全部家当只有200万美元, 银行存款只有20万美元。要走出困境, 必须使体育与商业结合, 萨马兰奇以丰富的商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创造奥林匹克自己特有的品牌, 包括奥运电视转播权的出售, 世界名牌产品商业赞助, 及奥运纪念卡, 邮票和吉祥物销售等TOP计划, 以充分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稳定的资金来源, 并持续发展充实国际奥委会的金库。

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 而萨马兰奇则是奥林匹克的革新者, 他敢于面对现实, 坚决支持尤伯罗斯被美国政府“断奶”后, 全靠商业集资办奥运“以奥运养奥运”的新思路, 最终创造了2.15亿美元的纯利, 为今后办奥运赢得了成功经验。通过比较, 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远远超过21届蒙特利尔和22届莫斯科负债累累亏空上百亿资金 (表2) 的被动局面, 因而萨马兰奇受到了全球性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影响力直线上升。

注:引自陈文菁、汪剑《商场现代化》2006.10 (中旬刊) 482期P191-192

1980年, 萨马兰奇由于自己出色的工作和商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与帮助, 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此时奥林匹克运动正处于低潮期, 国际奥委会全部家当只有200万美元, 银行存款只有20万美元, 由于缺钱, 国际奥委会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很小, 无法支撑。萨马兰奇借助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实践经验, 深刻的认识到“奥运没有钱不行”, 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 奥运会必须大造自己的品牌赢得市场, 赢得大量的、雄厚的商业赞助, 走体育商业化和奥运职业化之路, 终于使奥运会转亏为赢, 在萨马兰奇体育商化的思想指导下, 为国际奥委会积累了120亿美元资产, 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打下了结实的物质基础。

萨马兰奇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业家, 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有钱了, 家底也厚了, 萨马兰奇以高度的责任感, 总是以身作则, 从不随意挥霍。至今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汽车、飞机仍是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等企业借来的, 虽然国际奥委会完全有能力自己购置专用的现代交通工具, 萨马兰奇的“抠门”, 是因为他深知国际奥委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 最终也必须用在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上。不允许任何奥委会成员违背奥林匹克章程和铁的纪律。萨马兰奇以高度的责任感, 在1998年, 对美国一家媒体爆出了震惊世界的“盐湖城丑闻”, 揭露盐湖城申办委员会用巨额专款向国际奥运会委员行贿。老人顶住层层压力, 惩罚了奥委会的16名委员, 包括开除了其中6人, 毫不留情执行纪律, 这是我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 改变了申奥过程的一些不合理的程序, 使国际奥委会迅速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四、小结

由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高达10多亿的负债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政治抵制, 而陷入低谷, 举办奥运会基本上是“赔本”, 而举办国更多的把它视为“形象工程”, 吃了哑巴亏。洛杉矶奥运会则不然, 美国政府不肯出资, 申办城市只有洛杉矶一家, 连一个退路都没有。然而洛杉矶商界奇才尤伯罗斯, 在奥运会领航者萨马兰奇的大力支持下改变了一切, 提出了“以奥运养奥运”, 不靠政府出资, 全靠商业集资方式, 其结果破天荒的洛杉矶奥运会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纯利。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体育不是纯消费, 不只属于精神范畴, 它也是一种产业”, 形成一个奥运特有的产业, 一个奥运特有的品牌, 人们把它称作“五环旗下的富翁”, “一个巨大的摇钱树”。世人把萨马兰奇公认为一个政治外交家, 精明能干的商业家, 奥运会的改革家, 首创体育商业化和奥运职业化, 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正走向更大的辉煌, 萨马兰奇功不可没。

摘要:萨马兰奇, 自1980年7月16日, 在洛桑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任职21年来, 创造性的实现体育商业化之路, 为奥委会赢得120亿美元资产, 使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走向辉煌, 打造奥林匹克独特的品牌, 让世界体育运动成为一棵巨大的摇钱树。萨翁虽离我们远去, 他的奥林匹克精神永恒倾注人心。

关键词:萨马兰奇,奥林匹克,体育商业化,创举,品牌

参考文献

[1]卢泰宏罗绮著:行销体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2

[2]罗鸣凤邱梅珍:现代奥运经济收益行销策略的比较研究.商场现代化, 2006.9上旬刊

[3]陈文菁汪剑:论萨马兰奇与奥林匹克商业化成功之路.商场现代化, 2006.10中旬刊

[4]通讯:没他就没奥林匹克的今天.南昌晚报, 2010.4.22A26

萨马兰奇 篇2

敬爱的萨马兰奇爷爷:

您好!我是中国抚顺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的一名少先队员。我常常在电视里看见您高大的身影,知道您是国际奥委会主席,我非常敬佩您。我们的首都———北京正在申办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我和全国的少先队员一样,都非常支持这项申办活动,希望您也能投北京一票。

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现代化的城市和美丽如画的风景。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旅游,都赞美我们的国家是个美丽的国度。

然而,我们的国家成立的比较晚,以前经济比较落后,没有能力举办奥运会。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首都北京变化更大了,有能力申办奥运会了。如界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在北京我们成为朋友,那该多好呀!

萨马兰奇爷爷,希望您能经常到我们国家来做客,并且能帮助北京,把申办二零零八年奥运会这项活动开展得更好,并能获得成功。如果那样的.话,你就能经常来到中国,就有机会到我们抚顺来。

抚顺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有中国第一个铝厂,第一个特钢厂,第一个石油炼化企业和亚州第一大露天煤矿,还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我们这里山清水秀,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如果您来,我和小朋友们会一起陪您参观新宾的永陵、清原的浑河源头,我们抚顺人的热情好客一定会令您感动,您会爱上我们抚顺这个美丽城市的。

萨马兰奇爷爷,我们中国的少先队员是热爱和平的。我们支持北京申办二零零八年奥运会,让外国的小朋友们了解我们中国,了解我们抚顺。假如有一天,全世界的小朋友手拉手在我们抚顺的草坪上唱歌、跳舞犷游戏那该多好呀!爷爷,您能让我这个愿望成真吗?

祝爷爷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萨马兰奇 天堂绘五环 篇3

萨马兰奇的逝世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巨大损失。萨马兰奇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不亚于它的创始人顾拜旦。正是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才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顺应全球化、商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大潮,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也正是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奥运会一次次面对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正如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布兰科所说,“萨马兰奇缔造了新时代奥林匹克运动这一伟大工程,这项工程会一直运转下去,萨马兰奇的贡献也会一直存在。”

体育传奇

没有人否认,是萨马兰奇将国际奥委会从保守传统的19世纪直接领进了商业的21世纪。1996年,他把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搬到了大赞助商可口可乐的总部亚特兰大,亲手把奥林匹克运动由烧钱黑洞变成一个盈利典范。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起奥运开始盈利,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收入达到惊人的17亿美元,盈利4亿美元。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忘记规则。在奥运会这场以体育为载体的大型商业游戏面前,短视行为必须要杜绝,否则,奥运的招牌就可能倒掉。所以萨翁对兴奋剂绝不容忍,对受贿的官员毫不留情。这一切,都使得奥运更加具有了长远而正面的影响力。

体育的市场化或者商业化,其实就是一只魔瓶,一经打开,飘出的可以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这取决于开瓶的人能否善用、善待它。奥运会能够在商业上和体育上取得今天的双重成功,萨马兰奇作为“开瓶者”,自有他的成功之处。遵守规则,拒绝短视行为,对于伤害到奥运名声的事情一定会毫不手软地拒绝,才有了奥运会的一次又一次丰收。

1980年,国际奥委会的情况不容乐观,很多人都认为莫斯科将会成为最后一届奥运会。萨马兰奇清楚地意识到了当时的艰难形势,决定进行商业化改革。尽管争议无数,但他以“只有经济独立,不依靠政治力量,奥运才能重生”的信念继续前行。以拍卖的方式出售电视转播权,吸引商业赞助,将全世界有实力的企业都吸引进了奥林匹克运动,效益巨大。在这样的商业改革之下,奥运会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热闹最赚钱的体育盛会。

事实上,在萨马兰奇还不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时候,他就公开指出,体育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目的,而不是他生活的其他内容的辅助手段,应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际体育组织允许的范围内赚钱。1990年,也就是萨马兰奇入驻奥委会的10年后,由其主持的《奥林匹克宪章》的修订彻底将业余原则删除,这扫除了奥运商业化道路中最顽固的一块巨石。

在1998年,萨马兰奇遭遇了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美国一家媒体爆出了震惊世界的“盐湖城丑闻”,揭露盐湖城申办委员会用巨额专款向国际奥运会委员行贿。萨马兰奇顶住了层层压力,惩罚了奥委会的16名委员,包括开除其中6人。萨马兰奇说:“我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解决问题,这是我的责任。”这一事件也加速了奥委会的内部改革。

萨马兰奇对于兴奋剂问题可以说毫不容忍。1988年,本·约翰逊因为服用兴奋剂被取消金牌;“田径女皇”琼斯的金牌也因兴奋剂问题而被国际奥委会收回;悉尼奥运会上,罗马尼亚女子体操运动员拉杜坎即使服用了对成绩毫无帮助的麻黄碱,仍然被没收金牌。而在2008年奥运会上,保加利亚举重队因3位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而被集体逐出奥运会。

商业智慧

用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话说,“萨马兰奇构筑了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不过,很多人对这一评价理解狭窄,似乎就是萨马兰奇“商业化”了奥林匹克。他就像一个精明的CEO,将1980年接手时不到20万美元资金的组织变成了价值近百亿的伟大企业。他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发展TOP制定赞助商计划、设计门票出售方式和“衍生纪念品”商业。这些方法不仅让奥委会变得有钱,同时也可以赞助那些没有资金支持运动员参赛的穷国,维护了奥林匹克广泛性原则。就像萨翁所言:“没有商业的帮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这个评价遮蔽了萨翁智慧的其他方面。萨马兰奇不仅是个纺织商人、运动员,同时也是个政治家,他担任过议员、西班牙驻前苏联大使。他是弗朗哥威权主义统治时代的官员,也是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见证人。机缘凑巧,在他接手之前,国际奥委会也在风口浪尖等待一种转型力量的崛起。萨马兰奇的国家命运、时代情境和自身素养几乎天然使其成为“新舵手”。

诗人顾拜旦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方法是一种“教育式”的,是对古典奥林匹克诗意的一种追溯,竞技的功能是教育而不是胜负、是感化而不是记录,它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保存久远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所以,顾拜旦倾其一生都反对女人参加奥林匹克比赛,因为“它破坏了一种传统”。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组织方式的设计是“贵族精英式”或者“元老院式”,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不信任,对民主原则的鄙视。他将国际奥委会看作是一种超越性的团体,它的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或地区的代表。顾拜旦大权独揽,他挑选信得过的朋友成为委员,“逆向代表制”、“自我遴选制”变成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对于萨马兰奇来说,他接手时的奥委会现状同西班牙弗朗哥时代历史存在着情境上的同构、经验上的借鉴。简单地说,“弗朗哥主义”是一种对实用主义的迷恋和对陈旧意识形态的“超越主义”,进而“蜕变”为一种改革主义。毫不奇怪,“超越主义”让萨马兰奇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说服了苏联和东德,避免此前两届“抵制行径”的蔓延;“实用主义”让萨马兰奇暂时容忍了东德的兴奋剂丑闻;“超越主义”也让其成功树立了两岸三地“体育与政治分离原则”,解决了棘手的难题;他迅速让废除“种族隔离”的南非回归奥林匹克;他让朝鲜和韩国一起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他也可以暂时隐忍腐败,放弃好恶,增选非洲敌对官吏入奥委会,为的是不至于剪断在非洲的“五环旗风筝”。为了扩大商业利益,他允许职业选手进入。为了吸引国家承办,他给予举办者扩大赛事项目的权力……

所以,当出现挑战“奥委会元老院主义”的“盐湖城丑闻”后,萨马兰奇和继任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大力删减顾拜旦遗产。违规受贿委员或开除或记过,重典治理。更重要的是,削减了“勾结和操纵”,让奥委会“委员内部遴选”变得更加公开,让运动员委员进入决策层,成立道德委员会,规范过去精英制产生的“寻租活动”,缩短了“元老”的过长任期。

在这一过程之中,实际暗含了体育在政治、商业、国家、民族、道义上的周旋,从任何角度看,与其说萨马兰奇是一个出色的商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审时度势的观察者,他运用权势、交易、耐心、妥协和改革,让奥林匹克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交流之轨”。

中国之路

“商业化是体育适应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因素”,这是萨马兰奇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所说的一句话。正如法国路透社所评价的那样,“依靠萨马兰奇的政治技巧,才让世界体育走出困难时期,并开启了职业体育时代,使奥运会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但是与此同时,萨马兰奇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正是在奥运会商业化、职业化之后,原本较为纯洁的体育运动也开始与种种丑闻挂钩,在包括中国的全世界范围内逐渐蔓延。

中国男子足球甲A联赛无疑是中国竞技体育走向商业化最为标志性的例子。然而,从10年甲A,再到如今的中超联赛,办到目前却是举国上下骂声一片,贪污、腐败、赌球、黑哨屡禁不绝。事实上,这就是商业化走在体育之前的恶果。作为产业化,应该要让链条上的各个元素都受益。1995年开始的CBA,是仅次于足球商业化程度的职业联赛。CBA最商业化的一点是实现了产品出口。CBA向NBA输送了姚明、巴特尔、易建联、王治郅。美国人戏谑地说,姚明是中国出口美国最大的产品。

中国的竞技体育商业化之路,在2004年以后被大大地加入了国际化元素。随着2004年F1赛事和2005年大师杯在上海举办,中国开始陆续承办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赛事。F1进入中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品牌。F1中国站将成为上海在国际上最高贵的名片,会给上海乃至中国带来集群效益。

F1和大师杯的承办商上海久事公司总经理张惠民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他们的首席赞助商——中石化。“中石化一年给我们8000万的广告费,单看数字确实不少,可是看看F1带来的收益呢?中石化的柏油通过在我们赛道上的使用,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应。柏油产值一下子从七八个亿上升到了100个亿。”

从计划经济的球队到职业联赛,从体育明星的经纪人到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的竞技体育商业化之路越走越宽。然而,与超一流世界体育大国相比,我们的竞技体育商业化还仅仅处于婴儿期。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强国的最大差距,其实不在于奥运金牌,而是体育产业化水平。没有产业化支撑,竞技体育将难以持久。中国体育的经济功能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竞技体育商业化之路还很遥远。

萨马兰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为许海峰颁发过金牌,曾鼓励邓亚萍出国留学,他还积极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曾说过,“奥林匹克不能缺少十几亿中国人的参与。”实际上,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时代,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广泛传播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奥运会商业化、职业化后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来自萨马兰奇不遗余力地推动。从萨马兰奇时代开始,奥林匹克才真正成为一项全球运动。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至今仍是国际奥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直到逝世之前,萨马兰奇仍在不辞劳苦地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

萨马兰奇逝世,失去的是一位世界奥林匹克历史上的杰出领导者,却留下了奥林匹克运动长远发展的蓝本,对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而言,萨马兰奇的工作思路、方法和精神将长期存在。

从任何角度看,与其说萨马兰奇是一个出色的商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审时度势的观察者,他运用权势、交易、耐心、妥协和改革,让奥林匹克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交流之轨”。

奥萨马·本·拉登简介 篇4

出生年月:1955年

出生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

籍贯:沙特阿拉伯

奥萨马·本·拉登1955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父亲是沙特最富有的建筑业大亨阿瓦得·本·拉登。拉登的母亲据说是他父亲的第10房妻子,同时也是他父亲10个妻子中最不得宠的女人。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17。老拉登早在幼年时期,即率整个家庭从也门移居沙特从事建筑业,如今,本·拉登家族的财产据估计有50亿美元,属于本·拉登的约有3亿美元左右。

美国政府的通缉资料显示,拉登身高在193厘米到198厘米之间、体重约73公斤,身材修长,棕眼,走路时拄着拐杖。他一把长须,笑容腼腆,不过打起仗来却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在西方记者眼里,拉登是一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的恐怖分子,平时总爱穿一件白色的长袍,讲起话来轻言轻语,极有礼貌。

本·拉登所领导的恐怖组织,是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被指控曾在世界各地策划了多起针对美国人的恐怖爆炸行动。

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拉登离开舒适的家庭,参加了阿富汗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斗争,从此步入“圣战”的道路。据悉,从80年代初至1986年间,美国给了这些抗苏斗士们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等尖端武器。还有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拨出5亿美元的军费来武装和训练贫穷且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包括防空导弹等,都陆续进入了拉登的兵器库。

据说,拉登的第一步便是组织了一批志愿者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并负责提供他们来阿富汗的路费。拉登还建设了一些供这些志愿人士训练的设施,阿富汗政府则提供了场地和资源。同时,拉登还把世界各地的游击战、破坏和隐匿专家聚集在一起。

1987年,拉登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一场圣战的时间到了。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基地,参加者怀着各种目的,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的。1988年,本·拉登圣战者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阿尔·伊达”的大本营,专门训练“圣战者”。因此,“阿尔·伊达”的目的就是推翻几乎所有的在拉登眼中看来是“腐败无能”的政府,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

1989年前苏联撤军后,拉登带着他的“弟兄们”重返沙特。海湾战争爆发后,由于拉登对沙特国王让美国人从沙特的土地上去打伊拉克心怀不满而再次移居阿富汗,后又转移到了苏丹,建立起合法的商业公司,以便为圣战筹集资金。他不仅靠出口物品赚钱,还建立了一个银行。同时,他开始将极端分子组织联合在一起,并开始训练自己的人员。沙特政府不能忍受他过分的要求,1994年4月,拉登的沙特国籍被取消。拉登便靠着他在建筑业中所积累下来的数十亿美元的家财,开始了他的活动。

5月,拉登辗转返回阿富汗。在阿富汗巩固了他的基地后,拉登很快就让他庞大的国际网络投人工作。通过高科技手段,例如电传、卫星电话和互联网,他得以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素未谋面的追随者进行联系。由拉登亲自指挥的“阿尔·伊达”大本营,已被狂热的圣战者们视为反对西方势力的核心。

在恐怖分子大聚会中,拉登宣称: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贼寇”,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

拉登与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整天在琢磨着如何让美国人难受,美国大使馆、军事基地以及那些在国外旅游的美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运用现代装备,比如使用手机、卫星通信、电子信件等。每项行动都要事先周密安排,多则提前数年,少则也要提前几个月。

19,由于美国施压,苏丹不得不将拉登逐出。这虽然算得上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但拉登不久后便重返阿富汗,并在那里继续追求圣战目标。19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10多天后,美国导弹袭击了拉登在阿富汗的营地。美国还与各国情报机构合作,在20多个国家抓获了大约100多个嫌疑犯。但是,拉登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去年10月,美国军舰“库勒号”在也门被炸,据说同样与拉登有关。一位法国学者说,拉登最大的财富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圣战者,他们不再视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国家或区域的限制。“政治的规则不再能约束他们,拉登不会谈判。”

在过去5年里,拉登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巨大的恐怖活动网。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最新分析,设在阿富汗的基地共训练了5000多人,他们分别在50多个国家建立了基层组织。组织利用了从埃及到菲律宾,从乌兹别克斯坦到以色列的各国国内恐怖组织,使这些原本联系很少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美国情报机构最近搜集的情报表明,本·拉登一直在试图影响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同时还在加强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接触。此外,活跃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境内的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其他圣战组织,也频频同本·拉登进行接触。

据美中央情报局掌握的资料披露,本·拉登基地的组织结构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个由高级领导人组成的协商会议,下设职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负责培训和武器采购;货币和商业委员会负责基地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拉登遍及阿富汗各地的军火库中,迫击炮、火箭、坦克甚至先进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都一应俱全。本·拉登的军力足以与一个小国相媲美。

不久前,为了保证自己一旦被捕,圣战事业后继有人,拉登指定他的助手阿布杜拉兹·阿布·希塔为他的接班人。美国政府负责反恐怖的最高官员克拉克说:“我们当然非常想抓住拉登,但要彻底摧毁这张网还要做许多事情,逮捕拉登只是其中的一步。”

美国认定拉登是制造9·11恐怖事件的头号嫌疑犯,目前本·拉登正流亡于巴基斯坦的邻国阿富汗。

涉嫌事件:

1992年12月,针对驻索马里的美国部队制造了也门旅馆爆炸案;

1993年2月,策划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致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1993年10月3日袭击美国特种部队,18名美国人和数百名索马里人丧生;

1995年11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爆炸案,5名美国人丧生;

1995年11月,策划巴基斯坦的埃及大使馆爆炸案,致17人丧生;

年6月25日沙特阿拉伯胡拜尔的美国军事基地发生爆炸,19名美国人死亡,386人受伤;

我见证萨马兰奇的中国情结 篇5

萨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如此之高,不仅仅因为他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奥林匹克精神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此次北京申奥成功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的,但就个人作用而言,有两位精英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中国人何振梁和西班牙人萨马兰奇。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当了21年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在一片褒扬声中辞职了。谁都知道,他在卸任前多年来怀有一大心愿,这就是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虽说是一个心愿,但由于萨翁的地位和威望,其想法所能产生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北京高票当选和萨翁心愿之间,不能没有某种不言而喻的联系。

王幼平大使和萨马兰奇大使一见如故

萨马兰奇对中国的友谊,在他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就已开始形成了。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做出历史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参加比赛。这是我国体育界经过多年奋斗取得的光辉胜利。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复杂过程中,当时还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发挥了极为可贵的作用。他于1980年当选主席之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一帆风顺。那么,萨翁对中国20余年如一日的这份友好情怀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萨氏心目中播下对华友谊第一粒种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国著名将军大使、70年代末任中国驻苏联的大使王幼平。当时,萨马兰奇是西班牙驻苏大使,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莫斯科使团中最要好的一对朋友。笔者时任驻苏使馆的政务参赞,在两位外交家结交过程中,曾当过王大使的参谋,参加过他们的会见、宴请等活动。虽然事过境迁,但我对这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1977年9月30日,我新任驻苏大使王幼平举行国庆招待会,西班牙驻苏大使萨马兰奇偕夫人玛丽亚应邀出席。两位大使首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可能是因为两人性格相近,都寡言少语,秀外慧中,诚笃待人。萨大使退席较晚,同王大使多谈了一会儿。交谈中,王大使意外获悉萨还是一位国际体育事业活动家并以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为“副业”,于是乎萌生出一个念头:这个朋友值得深交。

当时,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窃据,驱台、恢复我合法席位是国家体育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王大使为结识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而兴奋不已,并决意发展与萨的友谊,以便通过他来推动中国返奥问题的解决。王大使很快把自己的计划和建议电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国内反应迅速,体委立即复电答复同意,并请王大使尽快开展工作。记得,在此后举行的一次全馆外交官会议上,王大使亲自部署工作,把为争取恢复我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列为驻苏使馆的一项主要任务,具体说就是保持并加深与萨马兰奇的友好交往,保持与国家体委的联系,充当桥梁,起促进作用。

萨翁的中国情结是这样形成的

在一年半的过程中,王幼平大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多次向萨马兰奇介绍中方关于解决台湾和中国奥委会席位问题的建议,争取萨的支持。例如,1979年国际奥委会蒙得维的亚会议前夕,王大使夫妇宴请萨大使夫妇,推心置腹地谈了中方的立场和设想。二、以拜访或宴请的形式介绍中国奥委会官员与萨进行直接接触,先后有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陈先、处长王亦州和楼大鹏等在王大使陪同下与萨进行过讨论。有一次,萨为我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体育界会议的代表团写了一封介绍信,对我方在会议上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三、邀请萨访问北京(1978年),与中国奥委会领导层直接接触,进一步加深了他与中方的关系。四、将萨提供的国际奥委会方面的信息、动向及时报告国内,例如,在蒙得维的亚会议和名古屋会议之前,驻苏使馆均曾报回过有用的情报。五、1979年名古屋会议前夕,王大使带领国家体委官员和专家,与萨进行工作会谈,就解决我席位问题做冲刺性的努力。如前所述,正是这次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做出的历史性决议,使中国奥委会与之中断了20余年的关系得以恢复。萨马兰奇也在与中国方面的这些接触和合作中培养出了自己的“中国情结”。从此,中国体育健儿才有可能在最盛大的国际竞技场上大显身手,随后便是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奖牌数量一次比一次多、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赢得……

交友是外交工作的要务

在我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初始阶段,王幼平大使和驻苏联使馆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然而,更重要的不是这一点,因为还有许多位大使和许多个驻外使馆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方向上程度不同地做过工作。最值得评价的是王幼平大使为国家和人民结交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这位朋友对中国保留着始终不渝的情怀,提供了他力所能及的宝贵支持。两位使节间友谊之深挚可从萨马兰奇对王幼平的敬重中反映出来。王老生前,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翁每次来华都要约见他的老友,他们互以“我的朋友”相称。1983年,已离休的王幼平收到萨马兰奇发来的电报:“值此在上海参加贵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之际,我谨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并向您保证,我们在莫斯科的交往,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1993年5月的一天,王老收到由国家体委转来的一件礼品,这是萨翁赠送的一个精巧的英国造景泰蓝小盒,内有一些纪念章,刻着“BEIJING 2000北京”的字样。

交友是外交工作的要务,其中大有学问。外交官在工作上交朋友有个私交与公交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王幼平与萨马兰奇的结交堪称楷模。他们是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各有其深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两个国家的优秀代表,对国际上风云变幻、大国间纵横捭阖的研究都是行家里手。他们之间建立了真诚的个人友谊,但又不是单纯的私交,而是适应公务需要的友谊。要想建立对公务有价值的友谊,如不通过以真情为基础的私交也是难以办到的。为工作需要而交友应当成为外交官进行私交的首要目标。朋友越多越好,像萨马兰奇这样的朋友更是多多益善。▲

忆我们的好朋友萨马兰奇 篇6

我是在2004年西中高层论坛上认识萨翁的,他一直担任西中论坛的西方委员会主席,中方主席是我国前副总理胡启立。那天下午听完萨翁的演说,晚宴前在休息厅,我有幸挨他身边坐着。当他看到我这张中国人的脸的时候,便先向我问候。他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姓王,但是在西班牙,人们都叫我Marco(马可)”。他说:“Ma rco是意大利的名字,你为什么用了意大利的名字呢?”我说:“我是1985年到西班牙的。来了不久就开始做和中国方面的进出口生意,而当时的华人百分之百从事餐饮业,这样一来,我这个’不务正业的人就被善意的西班牙朋友授予‘MarcoPolo Chino(中国人马可波罗)’的称呼了。慢慢地,人人都叫我‘马可,自己本来的名字‘王’反而没人叫了。”

萨翁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我就叫你‘马可·王’吧,我喜欢‘王’这个名字,我有好几个中国朋友都叫‘王’。”此后,每次见到他,他都会说“Hola Marco Wang(你好,马可·王)”。

宴会上,胡启立主席问中国商会有哪些成员。我说,“除了我+其他200多位都是西班牙企业家。”胡启立主席说:“那应该叫西中商会更好,不然人家听不懂。”我用西语对萨翁重复了一遍胡启立主席的话,由于在西班牙语里“西班牙中国商会”和“西中商会”的讲法没有什么区别,萨翁说:“就这样叫不是很好吗?”从此,我们这个商会就有了两个中文名字对中国称“西中商会”;在西班牙称“中国商会”。

2005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西班牙,中西合作在马德里举办了首届西中企业家峰会。那天下着大雨,我出了地下停车场之后冒雨走向会场。见前面有人打伞,仔细一看竟然是萨翁。见到他,我特别兴奋,赶快大声问候:“Hola Dan Samarán”(“Don”翻译成“堂”是对有身份的人的尊称,因为兴奋,我没有喊他的全名)。萨翁先愣了一下,马上就认出我来了。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时隔三年,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回答我:“Ahi! como está se or Marco Wang?(嗨!马可·王先生,您都好吗?)”他用雨伞给我遮雨,我干脆把他的伞拿过来为他撑着。

我与萨翁一起走进会场,遇见了西班牙国家电讯驻中国的亚洲总监陈弘女士,陈弘提议我们留影纪念,请一位过路人给我们三人拍了一张照片。此后,我与萨翁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

2006年第三届西中论坛在上海举办,我代表ACEC受主办方中国委员会的委托,负责杭州分会场的中西企业家合作研讨会的组织工作,前后与萨翁及其秘书多次交流,每次谈话都很愉快。在2006年2月底的论坛开幕式上,萨翁与往常一样做了他那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演说。我们虽然安排了他在第三天去杭州参加活动,但是心里没底,因为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到了3月2日杭州分论坛开幕的那一天,萨翁还是拖着疲劳的身躯来了,先是在大会上发言接受浙江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又参加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宴请,次日还出席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协会在杭州办公楼的启用仪式。在仪式上,他说:“世界上有许多政治制度,而不论是什么制度,只要能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都是好制度。”

今年春节期间,他给西班牙瓦伦西亚华人庆祝春节活动发来的贺电让在场的华人非常兴奋,也再次让我感受到他对华人的偏爱。几天前,我与他的秘书联系,告知皇马刚与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签约在中国合作办足球学校,请他出任中国足球发展基金名誉主席,想不到还没来得及等到他的回答,他就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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