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

新月派（共3篇）

新月派 篇1

一.“诗魂”的铸就

1922年3月, 徐志摩与张幼仪在德国柏林办理了离婚手续, 徐志摩写下“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 我幸;不得, 我命;如此而已”的感言, 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由追求真诚感情的渴望。他把恋爱婚姻自主视作“良心之安顿”, “人格之自由”, “灵魂之救度”。于他而言, 对恋爱婚姻自由的追求与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胡适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 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美。他的一生的历史, 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然而这次离婚并未带给他想象中的新生, 他所追求的灵魂伴侣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 他的家庭也不接受他自作主张的离开发妻;同时, 他在北京的故友, 也大都未在此时站在他一边, 他的老师梁启超痛斥了写信寻求支持安慰的昔日爱徒。只有向来宽厚的胡适为他发出了不平之声, 可是在当时一边倒的舆论声讨中, 这声音实在是太弱了些。

二.新月派的诞生

徐志摩是一个喜爱交游、热衷于享受朋友间的友情和温暖的人, 十分地重视真诚纯洁的友情。同样地, 他也带给他身边的朋友无限的欢愉与关切。他那种“与人无不善”的性格, 使他成为“和事的无穷的同情”, 成为“朋友中间的‘连索’”。[1]这种源于“同情心”与“爱”的“连索”作用, 自始至终影响着新月派的发展道路。

1922年10月, 徐志摩留学回到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个聚餐会, 1923年3月, 在其积极筹划下, 以胡适、黄子美、陈西滢、张君励、林宗孟为主要成员的新月社在石虎胡同七号成立了, 成立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得到了徐父徐申如和黄子美的资金支持。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中谈到新月的缘起时说, “最初是聚餐会, 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

1925年夏天闻一多自美归国, 徐志摩热心向《晨报副刊》推荐闻一多担任编辑, 后来因报社方面不同意而作罢, 但交情却在。[2闻一多酷爱诗歌艺术, 对新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充满热情, 这使他与徐志摩有了共同的追求。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独辟一个专栏《诗镌》, 让闻一多来主持, “专载创作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地批评及研究文章”, 围绕在闻一多身边的清华文学社的一群诗才也自此入驻新月, 他们的加入从根本上使新月社的发展方向明朗纯净起来, 。自此, 早期的新月社结束了成立初期时混沌迷离的“俱乐部”状态, 致力于新诗的研究和创作, 成为社团同人主要关注的原则性课题, 为新月诗派的形成和崛起拉开了序幕。[3]

1925年, 徐志摩对《晨报副刊》的接编在新月派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接编后的第一期《晨报副刊》 (1925.1O.1) 上发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说“我说我办就办, 办法可得完全由我, 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迎合群众心理, 我是不来的, 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 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自己是不免开口, 并且恐怕要常开口”。不难看出徐志摩把个人思想的充分自由作为办刊的指导思想, 对“艺术、人生、解放、自由”的信仰和亲身体验, 保持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正是徐志摩的追求, 《晨报副刊》成为实践对他所爱的灵魂的真与自由追求的境地。

《诗镌》自1926年4月1日始在《晨报副刊》创刊, 其组稿和编辑由闻一多负责, 但徐志摩仍然走到前台为它亲自打理。在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诗镌弁言》, 说“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的事情做”, 并表明了大家共同的信心:“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表明了他们对诗歌艺术真诚而纯粹的信仰, 预示了他们在对新诗艺术的探索方向:为诗的灵魂———“完美的精神”寻找“新格式”和“新音节”, 找寻诗的完美形式, 为后来“新诗格律化”主张的出场早早地做了一次报幕。[4]

因为创办《诗镌》, 新月社和清华文学社及其他社团诗友汇合, 形成了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中坚的新月派创作群, 也成为“新月”刊系中基本的创作力量, 新月派的文学实践自此由分散发展成为集体的、有意识的努力。徐志摩就像一根纽带, 联合、牢固了一大群在文学艺术上有理想有主张敢探索的新月人, 使得新月阵容不断扩大。

三.后期新月派的波折与“诗魂”的心路历程

在筹组后期新月派的过程中, 徐志摩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主力。他坚持沿用“新月”这一旧名。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上他说“我们这几个朋友, 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 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 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他也以他一贯的“明达”, 处理了在筹办新月书店及《新月》月刊中, “不愿追随人后”, 彼此保持着人格独立的自由主义者的同人对于人事安排的异议, 制定了“轮流做庄”的编辑方式。[5]

后期新月社能够崛起于新文学界成为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鼎足而立的文学社团, 关键便在于他们独立创办的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徐志摩在前期新月时代主编晨报副刊的经验无疑影响了后期新月, 使他们意识到拥有自己的刊物掌握话语权对一个文学流派的重要性。

新诗的创作在《新月》上一直最引人注目。徐志摩发挥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专注于诗艺的创造和探索中。除此之外又由徐志摩出面于1931年创办了一份《诗刊》, 由新月书店出版。《诗刊》的主要功绩, 除了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作品, 为新诗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 还培养造就了一批诗坛新秀, 像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邵洵美等“诗刊的中坚”, 成为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新诗人。香港的刘心皇先生在其《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中说:“新月诗派等人的新诗运动, 在新文学史上, 是有着光辉的一页, 因为他们使新诗有了不被旧诗打倒的基础。”

《新月》月刊在30年代后, 因为背离了纯文学的发展方向, 走上了下坡路。徐志摩在自己的理想及现实生活两方面受挫的情况下, 1931年11月19日, 以一种突然的方式离世。失去“灵魂”的新月, 徙留一副空虚的躯壳, 终于结束了它在新文学史上的旅程。

徐志摩是一个倾毕生心力追求他的“单纯信仰”的诗人, 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使他走上了诗人之路, 也成就了在中国新诗及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月社。他以其宽厚胸襟和“与人无不善”的性格集结起了这个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 使他们在共同的对个性解放及人格独立的追求中, 有了发展新月的共同基点。同样的, 他的精神危机也表现出了新月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信仰的动摇和对人生追求的分歧, 使这个以共同的精神追求维系的流派在前进路上停滞不前。而他的生命的终结, 也使新月走出困境的唯一可能性, 在新文学史上黯然退场。

摘要：徐志摩, 新月派的灵魂。他一手创立了在新文学界独树一帜, 在对个性解放追求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文学主张和理论的新月派。他的个人气质及生命历程深深影响着灌注了他心血的新月派, 新月派是他的“单纯信仰”的产物, 最终也在他的精神危机和突然离世中谢幕。

关键词：徐志摩,追求,信仰

参考文献

[1]宋益乔:《艺术与风月——徐志摩传》,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

[2]徐志摩:《徐志摩全集》, 台北:台湾文学出版社, 1980年

[3]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方仁念:《新月派评论资料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5]毛迅:《徐志摩论稿》,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

[6]韩石山:《徐志摩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新月派 篇2

一、新月派代表诗人

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二、新月派概述

前期

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为了实现这一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作，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

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像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化为具体形象。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

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主创造的时期。

后期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词藻，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

三、介绍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

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罗隆基、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

徐志摩新月派的诗 篇3

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

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

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墙上爬著藤萝，

有三五斑猩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

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

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

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

去落叶林中捡三两瓣菩提？

有谁去佛殿上披拂著尘封，

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

这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

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

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

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

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

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

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

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苍偶尔飘过，

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

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

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

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出版“诗刊”和“剧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1926年6月，张彭春也从清华大学辞职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学教育系讲授他的本行，英国文学系创立后在该系讲授他拿手的“西洋戏剧”。

张彭春虽然没有参加“新月社”，但同“新月社”的主将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徐志摩更是亲密无间；当1926年2月，此时徐志摩已同陆小曼热恋，他来天津到南开拜访张氏兄弟。那天徐志摩忽然要找纸和笔写信，张伯苓便问：“给谁写信？”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在一旁解释道：“顶相干的.！”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这年秋天，徐志摩准备同陆小曼举行婚礼，特地邀请他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却遭到了拒绝。张彭春和胡适两人便一块儿去找梁启超替徐志摩说情。最后梁启超总算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必须让他在婚礼上对徐志摩行“训斥礼”。果真，在结婚仪式上，在大庭广众下，梁启超声色俱厉地训斥新郎官：“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梁启超这一“训斥礼”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7年，“新月社”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在上海重聚，这是北京“新月派”活动的南移和重振。那年7月1日他们创办了“新月书店”，作为出版“新月派”成员作品的一个基地。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正式发刊，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事业蒸蒸日上。这年张彭春邀请徐志摩到南开大学讲演，12月25日晚，徐志摩来校畅谈了自己近日游历英、美、日和印度诸国的观感。讲演结束，南开新剧团演出话剧《亲爱的丈夫》，作为对贵宾的欢迎与感谢。

张彭春曾经委托徐志摩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购买“新月书店”出版的“诗歌”与“戏剧”类书籍。到1929年年底已买到一百多种，其余的还在陆续购置中。张彭春计划将这些图书摆放在一个专门的书架上，作为“诗剧丛书”陈列于图书馆内供师生们参考，或为研究戏剧之用。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因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而戛然中断。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1933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奉命到英美等国宣传抗日。他于1940年调入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10月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出任土耳其公使，两个女儿则留在国内寄居于上海亲戚家中。194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1946年4月，张伯苓到美国治病，张彭春的次女新月便随伯父一起赴美，与家人团聚。她在美国继续求学，后获化学博士学位。1948年，张彭春的长女明珉也被送到了美国，从此全家在纽约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