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行为（共12篇）
企业伦理行为 篇1
一、引言
企业伦理是企业的一种能力, 其主要提供了各种规则、规范、标准或原则, 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提供了指南 (Lewis, 1985) 。现如今, 各种企业丑闻的频繁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废皮革制作胶囊事件、苏泊尔钢锅锰超标事件、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等) , 也使得理论界更加关注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 而且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信息透明度的增强为公众监管和了解企业的伦理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一个企业以伦理道德为导向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有很多方面, 组织的道德水平不仅仅可以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 (Mc Guire, 1988;Aupperle, 1985) , 还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张秋惠, 孙鑫2010) , 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刘玉波, 2012)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主动的、不为正式报酬系统所直接或明确承认的员工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促进组织的有效性。本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从内部视角研究企业伦理对员工的影响, 具体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怎样的作用和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产生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和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从内部视角和个体层面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 将企业伦理研究从主要着眼于经济绩效的研究拓展到了对员工的影响研究。第二, 从心理认知视角探索员工感知到的企业伦理对其行为的影响机制, 将研究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第三, 通过在我国文化和组织环境中验证企业伦理对员工的影响, 延伸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见图1)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
学术界关于企业伦理的定义存在多种, 常常与企业活动的标准与规范、企业的价值观念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等概念等同。1985年, 美国学者Lewis经过对企业伦理文献、教材以及专著等的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企业界的人士调查后得出企业伦理的定义竟然有308种。Lewis在这些基础之上又给出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定义, 他认为企业伦理主要提供了各种规则、规范、标准或原则, 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提供了指南。Carroll (1987) 认为企业伦理是组织能力的一种反应, 这种能力可以反映出组织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如何确立管理者以及在管理组织时应用这些发现的结果。欧阳润平 (2003) 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生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伦理的关系、意识、准则和活动的综合。
从企业伦理的维度和构成层次上可以将企业伦理分为高层主管伦理立场, 企业伦理氛围和企业伦理行为三个部分 (Hian C.K.&Elfred H.Y.Boo, 2001) 。企业的伦理立场主要是高层管理者的伦理立场, 伦理立场表明了企业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 影响着企业具体的伦理规范、伦理氛围和伦理行为。企业的伦理氛围是企业内群体层面上对企业内什么是伦理上正确的行为和如何处理伦理问题的感知, 企业伦理氛围反映了企业的伦理立场和伦理规范。企业的伦理行为是指企业对员工、股东、客户、社会、供应商、竞争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涉及的有关伦理类问题的具体行为。本文主要研究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社会交换理论指出, 个体的社会交换是被合理的自利驱动的, 只要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个体的付出不超过其获利, 个体就会保持这种交换关系。在社会交换关系中, 一方给另一方提供利益, 从而激起另一方做出回报的义务。互惠规范和相互承诺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当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职业培训、公平的报酬等伦理行为时, 根据互惠规范, 员工便会通过角色外行为来回报组织。刘玉波 (2012) 通过对上海地区25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后发现,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维度 (利他人的组织公民行为、利组织的公民行为)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余坤东 (1995) 提出企业在执行或观念上所偏重的伦理议题, 不但会影响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而且成员对企业伦理行为的了解, 也会影响成员角色外行为的展现。赖明政 (2004) 通过实证发现企业伦理行为的六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叶桂珍 (1996) 从理论的角度指出企业成员对企业伦理行为的认知强度会影响成员对组织的承诺, 即企业愈重视伦理行为, 成员对组织的承诺愈为提升, 组织承诺将形成成员个人内在规范压力, 以引导成员的表现和组织的目标与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 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第三种互惠原则, 即作为道德标准的互惠 (Cropanzano&Mitchell, 2005) , 只有当事双方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时, 互惠行为才会发生, 并且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组织环境中尤为适用 (Wang et al., 2003) 。在企业根据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对员工施以公平的对待、信任和关怀时, 只有员工本身也非常重视这些道德原则, 认为自身有义务做出类似的行为时才会主动的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回报。相反, 如果员工的道德认同较低, 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关心企业所给予的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的报酬等伦理行为, 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否有义务为企业作出相应的行为。
假设2:道德认同在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 道德认同越强,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
(三)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Avey等 (2008) 提出心理所有权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 具体包括了自我效能感、责任心、归属感和认同。在日常工作中, 员工往往会把企业中的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代表来看, 管理者的言行在员工看来代表了企业的意愿, 伦理的管理者会通过强调与心理所有权有关的三个核心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行为规范来影响员工的规范, 这三个价值观念分别是平等、责任和归属。
对于平等而言, 注重企业伦理的管理者会关心员工权力和责任的公平性。主张伦理价值观的管理者会在与员工的接触过程中采用伦理标准, 公平、公正, 并且关心他人 (Brown, 2005) 。除了关注员工权力的平等性之外, 在自己与下属的日常互动中, 伦理的管理者还会在下属中示范和促进责任心, 他们会不断的做出有责任感的表率, 而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一般原则 (Bandura, 1977, 1986) , 员工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来学习各种履行职责的过程。企业伦理促进员工心理所有权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培育规范来促进建立一种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归属感的工作环境。Brown等 (2005) 认为伦理的管理者会通过倾听来自员工的声音来表达他们对下属的关注, 这样就在员工日常的工作环境中给予了他们必要的话语权。正如工作特征模型以及Spreitzer (1995) 和Avey等 (2008) 所进一步诠释的那样, 能够被领导倾听并且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有更多投入的员工更有可能感觉到自己是属于这个组织整体的。因此, 当伦理的管理者试图通过铭记下属的切身利益以及倾听他们所担心的问题来团结员工时, 一种能够让组织成员感受到归属感的环境就逐渐形成了, 而归属感是心理所有权的一个核心成分。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主动的、不为正式报酬系统所直接或明确承认的员工个人行为, 这种行为能够促进组织的有效性 (Organ, 1988)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相关 (Le Pine, 2002) , 而心理所有权又是能够显著预测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Pierce, 2004) 。当员工发现他们对于归属、效能感和有效性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诉求基于“对组织的一种占有感或心理所有权”而得到满足的时候, 一种责任感就会被激发出来。个体自己拥有某个对象的感受会引发其许多积极主动的行为来保护和加强所有权的对象 (Wilpert, 1991) 。此外,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会关心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的时候, 他们也会主动的通过积极的行为和贡献来回报组织。已有研究已经发现心理所有权会产出额外的角色外行为。例如, Pierce等 (1991, 2001) 提出心理所有权会与多种角色外的行为相关, 这些凭借自觉意志发生的行为包括帮助同事、志愿承担特殊任务以及引导新员工等。而Vandewalle等 (1995) 发现在角色外行为与心理所有权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并且这种关系要比角色内行为和心理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更强。所以, 对占有的感受会导致那些旨在对组织有利而做出的自愿行为活动。当员工普遍对于自己工作的组织具有较强的心理所有权感受时, 他们就会把整个组织看作是自己所有“财产”, 从而愿意为其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过程就是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心理所有权中介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使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 共发放问卷350份, 回收有效问卷306份, 有效率达到87.4%。样本是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企业员工, 所在企业性质包括国企、外企、民企以及其他类型企业。被试性别比例男性稍多, 男性占57.2%, 女性占42.8%;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居多, 比例为53.9%, 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为23.5%, 大专学历为19.0%, 高中及以下学历员工占比3.6%。
(二) 变量测量
测量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的量表是Cragg (2002)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5个题目, 例如“我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测量道德认同的量表是Aquino K, Reed A (2002) 开发的量表, 首先向被调查人员提供一系列形容个人品质特征的词语, 例如“慈悲善良、亲切友好、乐于助人、为人公正”, 然后请被调查人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其中共有13个题目, 例如“成为具有这些品质特点的人让我感觉很好”。
测量心理所有权的量表是Craig D.Crossley (2007)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5个题目, 例如“我太融入这个组织了以至于不能离开”。
测量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是Wayne, S.J. (1997) 开发的量表, 其中共有6个题目, 例如“我会主动自发的关怀和引导那些新加入部门的员工, 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分内事”。
以上量表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 5表示“非常符合”, 1表示“非常不符合”。在确保翻译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考虑到国外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文化差异, 因此在正式发放的问卷中根据预调查反馈的情况进行了部分表述的调整和完善。此外, 在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司龄等可能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 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分析数据时首先检验各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结构效度的检验是通过使用Amos1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来完成的, 所有变量均为单一维度。选取的拟合指标包括CMIN/DF、RMSEA、GFI、NFI、IFI、CFI。分析结果显示, 各测量工具的6个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见表1) 。检验信度时, 使用SPSS18.0软件计算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 具体结果在表2的对角线上标出, 各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假设检验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的是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两两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 这初步检验了假设1。
(二) 变量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变量数据通过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来依次检验主效应、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假设。
根据温忠麟等学者 (2006) 的文章, 在做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时, 应先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再做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最后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如果第一步中乘积项系数显著, 则调节效应存在, 如果第二步中的乘积项系数显著并且第三步中的中介变量系数显著, 则中介效应存在。
表3中模型1检验了主效应, 从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司龄等人口统计因素后,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439, P<0.001) , 假设1得到支持。
在检验道德认同对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时, 根据Aiken和West (1991) 提出的方法, 首先用中心化后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造乘积项, 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先进入调节变量, 再进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 如果乘积项系数显著, 则调节效应存在, 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乘积项系数β=0.101, P<0.05, 假设2得到支持。
表3的模型4中, 做心理所有权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乘积项的回归, 乘积项系数显著 (β=0.085, P<0.05) , 在模型3中, 中介变量系数显著 (β=0.442***, P<0.001) , 而乘积项系数不显著 (β=0.064) , 因此, 假设3得到支持, 也即心理所有权中介了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 并且是完全中介。
最后在调节效应显著的基础上以调节变量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高、低两个水平, 绘制高、低不同水平下的回归方程曲线, 构造调节作用模式图。图2进一步显示了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模式, 高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与低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相比, 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 这与假设2一致。
五、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印证了以往学者关于企业伦理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并进一步发现道德认同显著调节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另外, 员工的心理所有权完全中介了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和道德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交互作用。这些结论对组织行为领域的理论发展具有以下意义。首先,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伦理对我国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有积极预测作用, 这与以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 进一步挖掘了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即高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在同一个企业内会从事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第三, 从心理认知视角打开了企业伦理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黑箱, 即心理所有权所起的中介作用, 这丰富了企业伦理和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研究。
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的管理实践也有如下启示:首先, 要想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可以通过塑造伦理型企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在日常运作中遵循提倡伦理, 不仅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而且能够提升财务绩效和大众印象;其次, 可以通过公平公正地对待员工等伦理行为来提升员工的组织归属感, 进而提高员工的心理所有权, 继而带来更多积极的角色外行为。
此外, 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以下方面不足之处:首先, 对横截面研究设计的使用使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有待进一步检验和严谨的解释。其次, 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数据来测量多个变量使得存在同源误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建议在今后研究中扩展数据来源主体, 以及引入客观指标。再次,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均使用国外量表, 从而难免有文化差异性的干扰, 符合我国情境的量表仍待开发。
摘要：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能够提高组织有效性的员工行为, 文章通过对306名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 实证研究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 以及不同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的表现差异, 并从心理认知视角探讨了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员工导向的企业伦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道德认同调节了这种正向作用, 并且心理所有权完全中介这种正向的交互作用。文章最后总结了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企业伦理行为,道德认同,心理所有权,组织公民行为
企业伦理行为 篇2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涵义
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
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针对心性结构、人伦秩序进行逻辑上的通融和交合。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
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置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是行政权力的异化。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类型及表现
行政伦理失范是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一般来说，贪污是行政人员利用职权通过欺骗、瞒哄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集体私分、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履行职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循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般指公务人员脱离实际，不关心公众利益，官气十足，铺张浪费，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导致工作效果和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其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有的干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是有决定而无落实，有布置而无督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
3、组织人事类失范。由于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任用干部只有“选拔”而没有“选举”，人事权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其具体表现为:卖官鬻爵、公款行贿、跑官要官。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后果最为严重，它使官场变成了市场，从而使行政伦理失范愈演愈烈。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又一种典型表现。失职、渎职有的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例如:有的造成桥梁垮塌、煤矿安全等恶性事故.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协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行政伦理失范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的“特产”,它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的行政伦理失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归结起来，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价值多元化的冲击。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文化价值方面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利益、地位分化会产生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分化，而且各种来自异域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会随着国家的开放纷至沓来。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将会持续且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也会对国家的行政伦理带来挑战和影响，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多元化方向转化。旧的道德规范被冲破后，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确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被严重扭曲，如果行政主体不能正确认识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那么，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就难免会出现偏差，行政伦理失范也就不可避免。
2、行政体制的弊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极易出现行政伦理失范。一是行政权力“公权私化”。尤其是行政领导职务的刚性，即一旦获得了行政职务，在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只要无过错或有过错而不被追究，他就只能上不能下，即便退休，其身份、级别、待遇也不改变。这就必然造成官员的过剩和滞留，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二是“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行政机构臃肿，行政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行政人员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合法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谁一旦获得行政权力，谁就有了进行权力“寻租”的大量机会，就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3、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行政伦理建设，总的来讲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内部控制，即行政伦理道德建设。这种方式主要通过训练和职业社会过程来培养、强化行政人员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水平。二是外部控制，即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这种方式强调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或是立法、制定组
织规则、设立严格的监督机构等。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
4、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一判断使行政伦理失范的经济根源展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在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和对策中,把“经济人”的假定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观点。因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作为选民,他们总是趋向选择那些预计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政治家或政治选择方案。同样,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这样,行政伦理失范就有可能发生。
5、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从建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始终严格要求，与时代同步。但是在传统体制下，由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会舆论不次于法律的约束性。由于缺乏法治环境，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随着领袖崇拜和政治人格化的神圣性的消解，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约束力。特别是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各种弊端的暴露，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重叠臃肿、职责不清相伴随的是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进取心等严重违背行政伦理道德的现象。
6、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行政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来源于他进入公职系统之前的“原身”是公民。当他经过法律程序进入公共行政部门后，就形成了新的身份和行政职务关系，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定位。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以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使用为前提的，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不掺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即韦伯在官僚组织模式中设定的“公共人”。我国学者张康之指出:“作为社会的公民角色的公务员，得到行使公共权力的前提恰恰是个人对其权利的转让，即让个人权利服从公共权利的要求”。而一旦优先发展个人权利，就难以保证其公共权利使用的公共性。尤其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缺乏对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严格规范，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人，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等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四、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对策
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是促进行政伦理建设、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确立合理、实用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是实行行政道德监督的前提。目前,不少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系统的公共部门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时刻提醒行政人员对公众所负的责任,对行政人员规范自己行为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具体到我国而言,要对行政人员进行有效的道德约束,必须改变以往过高或过于空泛的道德标准,制定出一套符合行政部门实际工作的道德准则,以便行政人员遵循对照。当然,行政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道德环境的形成,这种道德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政治承诺和领导层的支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其次,道德准则的要求必须为行政人员所接受,并依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信念和道德自主性。行政伦理道德的标准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忠于职守，勤奋行政。二是廉洁奉公，清白行政。三是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四是实事求是，科学行政。五是热情待人，协调行政。
2、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是保证行政伦理规范建设的重要基础。行政伦理监督的形式有多种,如政党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它们相互结合,构成行政道德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当前,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工作的着力点在于：一是加强权力机关对政府道德行为的监督。应在现有的政府领导述职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审议制度,将政府及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行作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二是加强政府系统的自我监督。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作为上下层级监督、行政监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这些道德规范纳入政绩考核、素质考评范围。三是加强司法机关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四是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行政道德的监督。社会监督(包括社会政治实体监督、社会团体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监督)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的监督形式,对政府的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当前应提高社会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以及监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加强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相关制度建设,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以形成强大舆论压力,限制和约束政府的道德失范行为,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
3、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强化社会赏惩制度建设,加大赏善罚恶的力度,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一是建构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既包括精神的褒奖、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也包括物质利益补偿。二是对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公务员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的惩罚量,必须远远高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所得的收益,必须使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不偿失。例如,新加坡政府利用中央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月工资的40%作为公积金,存放在银行里等公务员退休后才能支取。这40%的公积金,只在公务员的工资中扣除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吃穿不愁,颐养天年。中央公积金是实在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向公务员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廉洁抵押制度,变相提高了腐败行为的“成本”。有鉴于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再可能以少数高风亮节的人民公仆“穷而愈坚,不堕青云之志”的标准,要求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下保持良好的行政伦理水平,我们更应该在“重典治乱”的原则下,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逐步建立“以薪养廉”的伦理化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
4、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我国在行政伦理监督法制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公务员法》、《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关于国家行政人员行为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现实情况看,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伦理监督方面的法规急需制定。例如,我国还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因此,除了上述行为规范以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道德规范的规定之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以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企业伦理行为 篇3
关键词：伦理；道德；环境；行为选择；义务论；功利论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98-03
在今天，我们所做的任何涉及伦理与道德的行为都会被拿出来进行广泛的评判、讨论，甚至发生激烈的思想交锋。在关于公民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有的人奉行多元文化价值观认为“怎么都行”，有的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一切问题指手画脚，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我们身边的伦理与道德行为？
一、理论基础：概念的厘清与三大问题
尽管我们全部是用伦理与道德并立的方式来阐述观点，但首先应该清楚，“伦理”与“道德”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厘清“伦理”和“道德”的不同含义对于我们进行伦理价值评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里要谈的并非是对“伦理”与“道德”两个词语的各种考据和引证，关于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老师们做了诸多工作了。他们会从同义论、存异趋同论、联系论、相似论、包含论、异质论等多个角度进行总结和概括，还有从汉语、英语、中西等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可是，他们都是各言各家，没有统一的可以被广为接受的观点，而且我不完全同意他们的定义，又不敢枉然提出自己的概念。笔者认为，我们进行的是伦理学探讨，概念并不必然能够说清价值批判问题，但是明确的说明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并不必须非要运用逻辑学和分析哲学。
在对比较伦理和道德进行比较的时候，可以从两大方面出发。一是主体方面，二是层次方面。从主体看，两者主体不同：道德主体只能是人，伦理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比如企业等。从层次上看，两者的划分方式不同。一个行为，可以把它归为三种：道德行为、非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最高层的，它是符合道义的，其次是非道德行为，它符合正义。而伦理就一个不可分的概念，没有“非伦理”和“不伦理”之说。换言之，伦理是必须的和绝对的，而道德是被鼓励的而不是必需的，是相对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伦理和道德的高下之分。道德是上一级的，而伦理是底线。这里的伦理似乎和法律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之处。
从外在因素的伦理道德环境到我们行为选择的两种立场之争，已经思考了很多关于我们身边的伦理与道德行为，早就应该给出一个最后的价值评判标准。但是，一旦要给他们“贴标签”，就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关于对错的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注意以下三大问题：自由、中间地带、公共理性。
首先，为什么要在伦理道德这一话题上讨论自由的问题？因为自由与否，直接关系着是否有资格谈论伦理道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1]一个行为我们是否可以按照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先要考察行为者是否是自由的，这个行为的产生是否是出于他或她的自由意志，而且应该保证这样的自由意志至少在生理的层面上是健全的。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的生理或心理有缺陷，尤其是在智力或精神上有问题的话，那么他所做的行为是否应该以伦理道德眼光来评判就要另当别论了。
更进一步，自由并不仅仅代表个人意志的健全，还在于是否出于自我意识，即是否有他人的控制和压迫。道德是介于绝对自由与绝对必然之间的中间状态的产物，绝对自由与绝对必然产生道德与责任。一方面，如果是绝对必然，那么个人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切都是注定的和被动的。另一方面，在绝对自由下，也不会存在道德。绝对自由意味着没有任何约束——尽管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不存在而只能存在于思想实验中，那么充分自由的状况下，我们不必考虑任何后果。也就是说，如果处在两种极端情况下，无论他做出什么行为都不能用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
其次，如果已经满足了上面所说的资格条件，那么从“道德”与“伦理”不同含义的意义上讲，我们绝大多数的个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处在伦理与道德的中间地带。我们没有践踏底线伦理，也没有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待身边的伦理与道德行为和进行价值评判的时候往往就犯了模糊概念的错误。我们会把底线的伦理当作是高标准、严要求，于是一些仅仅是做到了没有僭越伦理底线的人被歌颂为道德楷模，比如只是按照职业伦理要求做了自己本职工作，尽到了本分。而又把真正的道德标准放到下面要求人人做到，如果达不到，便会遭到唾弃和谩骂，比如只是年轻人没有给老人让座，老人就挥手打向年轻人的脸。这个时候，众多的他者只会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那个年轻人成了众矢之的，而恰恰是我们忘了“人非圣贤”的道理。所以，对于处于中间地带的行动者而言，我们应该是宽容的。
但是，只强调伦理与道德的中间地带是不够的，毕竟伦理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告诉我们要永远去追求一个叫作“善”的最高理念，这个“善”也许很难达到，但我们每个人都是未完成的个体，必须是有着开放的潜质的，必须是走在向善的道路过程中。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当前的伦理道德水平，而是要超越。只有个人的善的提高，才能促进整体的善的发展。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绝不是对最高理念的一种头脑简单的吹捧和说教。它必须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变得更具批判性：能够更好地意识到价值，更加意识到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本性。它是一种关于道德价值的信念和实践指南，是一种引向那种更好生活的意识，是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公民伦理道德诉求。
最后，在现代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等构建起来的强大的体系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的一个行为可以在发生后的几秒内传出，几分钟就能全国皆知，并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几天当中都是舆论的焦点；甚至更为严重，发生的过程就被微博现场直播——这就是我们身边每天上演的故事。既然现代媒体有如此强大的能力，那么面对伦理道德行为，媒体应该怎样做？众所周知，“现代媒体以其公共责任的承担精神肩负着大众启蒙的作用。”[2]当然，现代媒体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和一定的舆论导向，但是要免于摆出一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姿态，应该允许多元的文化观点的阐述和广泛讨论。
二、外在因素：我们所处的伦理道德环境
我们当中鲜有人认识到所谓的道德或伦理环境，它似乎难以捉摸，事实上无处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行为也许都与它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伦理或道德环境控制，成为它的附庸和奴隶。道德或伦理环境是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意识氛围，它决定我们的思想——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接受，什么令人向往，什么令人鄙视。在与人交往时，道德环境让我们知道该得到什么，该付出什么。它成就我们的情感世界，决定什么事令人骄傲或耻辱，什么事令人愤怒或感激，什么事可以原谅或无法饶恕。“它是无形的，但是作用是无比强大而奇特的”[3]。
在日常话语中，我们往往听到有人抱怨现在的伦理道德环境太差了！但是究竟什么是伦理道德环境？从语言学角度上讲，伦理道德环境和它的内涵核心——伦理道德一样，是一个中性词语，本身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所以我们才能说出“伦理道德环境太差了”这种评价性的判断性陈述句。伦理道德环境就是我们身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那个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环境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在因素，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不管他本身是否是善的。我认为，要想谈论伦理道德环境的影响，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
宏观角度主要是指整个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大的伦理道德环境。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特定性、绝对性与相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一般情况下，像善、智慧、节制、勇敢等道德规范，无疑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普遍道德规范，虽然我们难以把它们确定为是“普世价值”，但实质上它们确实发挥了所谓“普世价值”的功能。这些概念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被人们广泛流传和接受的。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四卷中，对于国家和公民的正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国家的正义，包括三种成分，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国家各类成员，都必须拥有自己所处于的职业所应有的智慧。同时，需要勇敢，国家与城邦，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抵御侵略。还需要节制，保持社会各个阶层的相对稳定，各尽其责。这一切需要正义的支撑，能够让前三者和谐发展，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辞学》、《政治学》、《欧台谟伦理学》、《大伦理学》多次提到三类善的概念：身体的善、灵魂的善、外在善，其中灵魂的善中就包括节制、勇敢、公正、明智[4]。
但与此同时，这些大的概念其实是有着不能忽视的差异性，所以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有的伦理道德。正如王海明教授指出的那样，例如，初民社会倡导“应该吃老人”；而今日社会则倡导“应该养老送终”。美国人谴责自杀，认可“失败后不应该自杀”的道德规范；日本人却敬重自杀，认可“失败后应该自杀”的道德规范。在大多数国家，妇女都可以露出面孔，而应该遮住乳房和臀部。可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妇女却应该裸露乳房和臀部；火地岛的妇女不应该露出后背；菲律宾的塔萨代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则可以是全裸的；而在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妇女应该遮住全身。如此等等[5]。作为每一个个体，我们大部分的伦理道德都是由我们出生和成长的那个社会的习俗决定的，正是这些社会习俗或传统确立了组织行为的方式。我们目前总的来说对这些方式感到满意，也最大限度地愿意保卫它们并将它们发扬光大。如果我们将伦理道德环境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时候，会发现其实那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这里的意识形态还是一个中性词。不过，如果意识形态被异化了，它就会成为一种统治和控制工具。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不要太过于苛责那些残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毕竟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他所处的伦理道德环境，如果不那样，才是“异端”的表现。因此，当我们在理解一个伦理道德行为的时候，必然要考察行为者所处的环境，而非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者。
微观角度主要是指在宏观上的伦理道德环境已经确立的前提之下，那些被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观念是如何具体操作和运行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方面在伦理道德环境中的作用并不重要。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伦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被漠视和抛弃，成为悬挂在高堂之上的一纸空文恰恰是因为我们缺少对那些伦理道德的坚持和对违反伦理道德环境的有效制裁。比如，考试作弊是明文禁止的，诚信应考是积极倡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是会有很多时候因为作弊而获得好成绩的机会，作弊者没有得到惩罚而遵守规范者吃了亏，而有限舆论谴责的痛苦远远小于它违反道德而获得的快乐。那么在这样的现状之下，伦理道德环境必然是朝着恶的方面发展的。
三、内在诉求：义务论与功利论之间的选择
现在进入个体在具体行为过程中的选择问题的讨论。很多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用他们的方式展示了关于行为选择的标准和结果的观念，但是哲学对关涉伦理道德行为的思考目标明确：“研究动机、理性、情感等激发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其意在研究维持我们生活的一整套法则或‘标准。”[6]关于伦理学的根基，我们大致回顾就能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康德的普遍性原理、休谟的共同观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公共话语等等，甚至还有孔孟儒学的伦理教化、老庄道学的处世原则，都有谈论与行为选择相关的内容。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方传统伦理思想趋于成熟的时候，形成的两大对立的伦理派别——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和以边沁、穆勒为主要代表的“功利论”之后，他们两派的各自观点和相互斗争，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伦理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看法。
行为选择其实是关于德行的情感实践，而提到行为选择，就不得不涉及行为的动机和意愿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一项行为，如果其始因是外在的，即行为者就如人被飓风裹挟或受他人胁迫那样对这初因完全无助，就是被迫的行为。但是，如果人们所做的行为是由于惧怕某种更大的恶，或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它是出于意愿的还是违反意愿的就可能有争论。……所以，这些实践是混合型的，但是，更接近于出于意愿的。因为，在那个特定时刻，它们是被选择的，而行为的目的就取决于做出它的那个时刻。行为是出于意愿的还是违反意愿的，只能就做出行为的那个时刻而言。”[7]
康德是典型的动机论者，他通过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以及为道德进行形而上学奠基，为伦理如何可能找到了“先天”根据，这就是理性指导下的善良意志。康德是那样地坚定不已，认为理性足可以使人发现那个普遍的实践法则，并按照法则行事。他认为在这世界上只有善良意志或动机是好的，因此行为要有道德价值，一定要是为义务而实行的，不能把出于个人目的或本能的所谓好的行为称作善行。“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假如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这些特性就可能变成最大的恶。”“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并且，就它自身来看，它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即反过来说，如果有了善良意志，即使命运不好，行为毫无效果，也并不影响动机的道德价值。
长久以来，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是目的论的、幸福论的伦理学，人们大多也会较为倾向于功利论和结果论。我们不易产生康德那种面对星空与道德律令的敬畏之情，但我们很容易达成以下共识：我们不希望什么和我们讨厌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和我们想要什么。功利论或目的论，众所周知，是与义务论相反的学说，它是把功利（而不是道义）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是把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是增减每个人的品德的完善程度）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行为者在面临选择时就会秉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所以，在道德评价上，功利主义持效果论是务实的和实用的。
虽然我们很清楚功利主义有着自身很难修复的漏洞和局限，但我还是更倾向它，因此不认同康德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不以行为的后果而以行为的动机来确定，产生的问题会更多，得出的结论会更荒谬，甚至根本无法判断行为之善恶。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情境中，而非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任何的后果都会对我们自身、周围甚至全人类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只说动机而不说结果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不法行为似乎都可以找到动机是好的理由。我去赌博，因为我想赢得更多的钱，改善家庭生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结果是输得家徒四壁，甚至后来因为抢劫偷盗而锒铛入狱。动机是好的，是出于善良意志虽然造成重大损失，但行为仍有价值，应给予嘉奖。这太荒谬了吧！所以，康德的义务论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君子的高尚道德追求，而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我们用动机来判断行为常常既困难又不准确。动机是私人性的、隐秘性的，而且即便是行为者本身也很难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动机。
不过，有些时候，又会产生疑惑：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的善的选择，都能在事后用功利论的观点进行诠释，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就说在行为选择的那一个瞬间而言，究竟是什么起了作用？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叫作“善良意志”的东西，我们在它的指挥下行善。用孟子的观点来看，就是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同情心”。可是又不能被完全接受。那么，在考察行为选择的时候，可以折中地提出一个“与自我关涉度”的原则——这个原则事实上还是从功利论的角度出发的，即现实情况与我的关系的亲疏程度。我认为，有时候从法学的某些罪行的制定上可以反观伦理学的思考。在法律中，如果一个人没有阻止某件事发生的义务而放任它产生严重的损害性后果，那么他依然是无罪的。在这里，没有义务就代表着疏远的关系，这种疏远既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对于每时每刻都存在的那些危重病人们，我们不去关心或帮助他们，也没有人来指责什么，本身也不应该受到任何谴责。但是，我们在面对着生了重病的同学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会伸出援手，尽管这个时候不这样做仍然是免责的，但可能就在于此时此刻下那种亲密的关系程度和强烈的感同身受，让这样的善举得以实践。其他情况下我们的换位思考，或许抱着的就是“无人愿意作恶，也无人不愿意享得福祉”的复杂心态吧。
四、结语：永恒善的追求
“善”是一种永恒的道德理想，是我们永远的追求，而怎样看待我们身边的伦理道德行为就是我们走向“善”的方式与途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我们每人都抱着一颗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博爱的心，向着这些目标而努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让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风气向着“善”的目标发展。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晏辉.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Simon Blackburn：Ethic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王海明.道德探本：道德的类型、性质和规律[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20）2.
[6]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企业伦理行为 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企业,伦理,功利主义,肯德基
随着政府管控、新闻曝光和民众监督的力量增强, 许多不法企业都因其无良行为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 体现出的是企业伦理责任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危险边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就能够忽视伦理责任的承担?究竟应该怎样践行伦理责任?本文以肯德基为例就此做一番探讨。
一、危机事件中体现的社会责任
危机事件是指经过了危机的潜伏酝酿, 事件突然爆发, 影响恶劣, 范围较广, 此类事件要求在危机事件爆发时企业要迅速妥善应对, 考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危机公关能力。
福喜“过期肉”事件就属于突发性危机事件, 2014年7月20日电视台曝光“过期肉”, 当天晚上肯德基 (中国) 就发布声明确认福喜供应商身份, 并表示将开展调查。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集团要求旗下餐厅封存并停止使用上海福喜提供的肉类产品原料, 并调集其它货源紧急供应短缺原料。截止目前, 肯德基 (中国) 对福喜“过期肉”危机事件的应对, 体现出作为跨国公司丰富的危机处理经验。
对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 肯德基 (中国) 的经典案例是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苏丹红是一种红色染料, 常用于增色和增光。有关研究表明, 苏丹红具有致癌性。2005年3月15日肯德基被查出其部分食品中含有苏丹红。肯德基 (中国) 在第二天就停止售卖含苏丹红产品, 销毁剩余调料, 发表声明致歉。随后进行调查、替换产品、恢复销售等一系列进程中, 肯德基 (中国) 始终态度明确、公开信息, 至3月28日全国性新闻发布会中, 宣布经专业机构检测, 其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而后在相关的采访报道中, 肯德基继续表明态度, 加强改进, 减少供应商环节, 强化准入制度, 建立检测中心, 积极与政府合作, 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并倡导公信型社会的早日建成。
在危机来临之时, 肯德基的应对措施环环相扣, 信息内容、媒体合作、政府关系等等各个方面的处理都有条不紊。诚然, 其跨国企业背景使肯德基来到中国时就具有了先天的危机公关能力, 全球跨国环境的历练给予肯德基 (中国) 丰富的前车之鉴。然而, 危机处理经验只是部分原因, 根源在于, 企业内核中的社会责任感。有些跨国企业, 在国外的确是一个具有高度企业责任感和职业操守的企业, 可一旦来到中国, 便以“水土不服”之理论做后盾, 迅速“适应”了当今法制和诚信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 更不用提一些本土企业, 更是置企业责任感于脑后。但纵观企业的成长历程, 只有具备深刻责任感的跨国和国内企业, 将其责任感深植于企业成长的精神中, 才是能冲过一次次危机逐渐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日常经营中企业责任的承担
如果企业仅仅想通过几件大型危机事件或公共事件就达到树立企业形象的目的, 未免投机取巧甚至得不偿失, 留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话题性形象, 而无法深入公众内心并取得长久的信任。更何况,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只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副产品, 而非目的。具有社会责任感是一个优秀企业的本质, 而坚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维持良好稳定的社会形象。
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首先在于他能够一直为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和公平的服务。这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保障, 也是社会责任感的根本体现。其次,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还会通过多种方式回报社会, 致力消除社会的不公现象, 助力社会的平稳发展。
肯德基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2002年9月合作成立了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 通过行之有效的资助和培训体系, 帮助家境贫困的大学生, 从经济和能力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使贫困大学生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增长能力、回报社会。据资料显示, 曙光基金一期、二期资助总额超过8000万元, 覆盖到全国28个城市的54所大学, 总共将有逾15000人次的学子受助。
肯德基与公益组织合作建立基金并提供实习岗位的资助模式, 无疑使学生、学校、公益组织和肯德基自身都得到了实惠。一方面, 受资助的大学生们从实习工作中增长了自信与见识, 这对他们的学业、职业和健康心态的发展都大有裨益;该奖学金的形式也减轻了学校的部分负担;公益组织的项目得以顺利开展;肯德基的企业形象也大幅提升。另一方面, 肯德基实际上也通过实习生工作实现了经济上的利益。整体看来, 这个项目是多方共赢的。
通常人们认为, 一旦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一定是要做亏损公益或者危机公关。但是肯德基曙光基金的范本亮点就在于, 在整个的基金运作体系中, 每一方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将道义层面的利益落实到了物质层面上, 这是每个企业都愿意得到的。肯德基和合作伙伴以科学的运作模式为社会贡献力量, 最大程度免除公益的后顾之忧, 同时企业也得到了切实的收益, 体现了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运作能力。
三、关于企业责任的伦理学思考
从伦理学的理论角度, 功利主义认为, 如果一种行为能够, 或者倾向于为大多数相关的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 该行为即正确的行为, 否则该行为即为错误的行为。它的理论假设是:惟利社会——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行为中性——行为动机没有好坏或者对错;理性决策——社会资源依最大效益原则分配。
肯德基 (中国) 无论是提供优质的产品, 还是在危机事件中及时全面披露信息解决问题, 还是在日常企业活动中参与公益事业等一系列的行为, 都倾向于为大多数相关人员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消费者得到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得以高效处理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受助大学生得到物质资助和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得到公开的信息;企业员工因企业获利而个人从物质或精神方面也得到利益。所以, 肯德基的这些行为都符合功利论对正确行为的定义。在理论假设中, 肯德基的行为使相关个人得到的利益总和构成了公共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肯德基的商业行为或者公益行为的动机搁置好坏或对错;社会资源按最大效益原则分配。
按照义务论的观点来分析。义务论认为, 人的行为必须遵照某种道德原则或按照某种正当性去行动;强调判断人们行为的道德与否, 不必看行为的结果, 只要看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则、动机是否善良。即一个行为道德与否, 关键在于动机——出于善良意志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那么合乎道德的行为怎么衡量呢?就是该行为可以普遍化:如果一个人自己愿意实行的准则, 能够成为所有理性人都采用的行为依据, 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合乎道德。合乎道德的行为是能够通过普遍化测试的。
肯德基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可以通过进行普遍化测试来说明。
环境条件:有一批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有公益组织可以合作共同创建项目进行资助, 企业有能力和意图参与公益项目。
第一步, 在以上情境中肯德基将参与公益项目, 以达到目的“资助贫困学生、提升企业形象、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步, 在以上情境中每个企业都将参与公益项目, 以达到目的“资助贫困学生、提升企业形象、承担社会责任”。
第三步, 在以上情境中每个企业总会参与公益项目, 以达到目的“资助贫困学生、提升企业形象、承担社会责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规则。
第四步, 将前述的社会规则加入既存的社会规则之中, 这样就形成了调整后的社会规则。即, 当有一批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有公益组织可以合作共同创建项目进行资助, 企业有能力和意图参与公益项目时, 企业就会参与该公益项目。
第五步, 判断调整后的社会规则——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调整后的规则, 而且肯定他, 并且愿意在这样的社会里, 遵从这样的规则行动。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行为“参与公益项目”是可以被允许去从事的行为。
经过普遍化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 肯德基的行为符合了调整后的社会规则, 所以这个行为是符合义务论的。即, 肯德基参与资助贫困大学生公益项目的行为是合乎道德伦理的。
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1、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主动承担起对企业内部、社会公众、环境保护、商业道德、慈善公益等相应责任的承担。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也扩大了企业的正面影响, 塑造了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企业的伦理责任管理是有其发展阶段的:利润导向阶段、兼顾员工阶段、行业楷模阶段和回报社会阶段。一个企业在利润导向阶段, 满足基本的法律责任就可以, 以生存为最基本需求, 不会也不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发展到后面三个阶段中, 企业就会逐渐由内而外地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 以更加优质的待遇、产品、服务和慈善行动使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共享伦理责任带来的收益, 促进社会公平。所以,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层次的不同, 如肯德基目前处在了最高的回报社会阶段。
肯德基 (中国) 承担社会责任, 包括提供优质的快餐产品和承担其它社会责任, 首先基于法律的要求。提供合格的产品是法律规定给企业的最低标准, 低于此标准, 其它都是空谈。同时法律也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护环境, 不能以损害社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 这是底线。随着法制的健全, 企业将会受到更大的约束以保证其行为符合社会责任的最低要求, 即守法。近日首次公开发表的“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讲到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习近平强调“一是确保安全, 二是要自主创新。……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 这就是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
从道德层面上讲, 企业有道德责任和义务反馈公众和社会。企业从社会中获得利益, 如果只索取不回报, 那么公众绝不会给企业长久的利益。只有企业具有深刻的道德责任感,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所获得的部分利益反馈给社会, 这样才能将整个系统积极良性地运转起来, 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
从社会环境层面上看, 肯德基作为一个跨国企业, 自身有着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基因。这种基因源自于西方成熟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的成熟法制和市场经济体系仍在发展中, 跨国企业能把一部分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带入中国市场中, 与中国的社会环境融合到一起, 采取更加本土化的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目前本土企业也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有些企业也已成为本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
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责任, 也能够给企业带来形象、物质上的利益。这也能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但要注意不能流于形式而忽略了本质, 如果涉及虚假传播等行为, 会对企业构成更大的损害, 无异于玩火自焚。
2、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
(1) 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利益相关者是指与公司有交往, 在公司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的个人或团体或者对企业活动的程序或及实质方面有正当利益的个人或团体。包括股东、员工、政府、竞争者、工会、媒体、经销商、供应商、消费者等等。
肯德基 (中国) 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很典型的行为都是在与利益相关者处理关系:对消费者开诚布公、与媒体积极合作、与政府主动配合、对供应商则应更加严格。
(2) 运用多种方式保持良好的沟通。肯德基 (中国) 通过报纸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与媒体积极合作, 同时利用网站、白皮书等多种方式保持与公众的良性沟通, 及时发布信息收听反馈。运用丰富的传播经验处理危机公关和日常的信息传递。
(3) 坚持长期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危机公关, 而是长期坚持的企业责任, 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不同的方向, 既利于企业自身发展, 又利于社会环境塑造。
五、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改进之处
1、从伦理学的功利主义角度出发, 基于功利主义的决策, 会出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去损害别人的利益的现象, 这对于弱势群体是不公正的。尤其在利益相关者呈现复杂多元的局面时, 其中就有相对强势和弱势的群体, 肯德基在复杂的全球市场中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例如: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肯德基母公司百胜合作进行的“捐1元”活动值得肯定,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有些肯德基店员在顾客点餐时大声问到:“您要捐助一元吗?”将顾客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此时顾客就成为了弱势群体, 可能会导致其消费体验变差, 使公益活动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又增添了顾客的不满情绪。所以谨慎妥当地处理好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影响着肯德基在全球的发展, 这不仅是肯德基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也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2、企业社会责任动因问题一直被人们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因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客观上讲,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仍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而运用伦理学义务论来分析,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也是符合道德的。更重要的是,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使社会呈良性发展, 从而形成更加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呈现双赢局面。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值得支持和鼓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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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行为 篇5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类致力于追寻的伦理境界非但没能同步实现，反而日益远去。在消防监督执法行为中，从业人员滥用职权、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问题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伦理的失范。本文从消防监督执法行为中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出发，分析此类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提出规范的途径，意在促进消防监督执法行为日益合理化、合法化。
关键词：规范；行政伦理；消防；监督执法；途径
一、行政伦理与消防监督执法行为释义
（一）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是指调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是对其的规范与约束，而价值理念则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才是可以有的，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强调行政伦理的思想基础，道德准则强调行政伦理的现实表露。
（二）消防监督执法行为
所谓消防监督执法行为，笔者认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消防监督执法行为，是指公安机关消防部门为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并行使监督执法权力，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的行为。狭义的消防监督执法行为，是指消防部门运用消防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检查、建筑工程消防审验（备案）、办理行政案件、进行火灾调查等行为。
二、消防监督执法行为中伦理失范的现实体现
（一）执法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现象
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具体到消防监督执法中来说，就是要求执法人员拥有与消防监督执法活动紧密联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现实中，消防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酿成过严重后果：2010年，某市一栋高层公寓大楼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50余人死亡，7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这起惨痛的特大火灾，虽然直接原因是违规操作引发火灾，但间接原因，却有该辖区公安消防大队对工程项目监督检查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存在。这样的行为，深刻地
反映出少数消防执法人员职业道德严重缺失，在《公安消防部队违法违纪行为分类及解释(试行)》中，明确地将此类现象划分为玩忽职守的失职渎职类违法违纪行为。
（二）消防监督执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现实中，消防行政自由裁量的行使出现了滥用职权、显失公平等现象，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贬损了公安消防机构的形象，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虽然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出台了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解释和规定，但执法人员仍有较大“自由”对所办案件进行裁量。执法人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本质和法律精神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维护法律权威，惩戒违法行为的同时，更好的为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服务。而在行使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违法行为是否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理的情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同一性质违法行为可能造成不同危害程度等因素。但是，由于处理方式、处罚数额等方面的可选择性，一个适用自由裁量权进行判定的案件，可能因为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任务指标和长官意志等因素影响，也可能受执法人员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甚至是情绪所左右。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少数消防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不遵循有关政治、法律、行政规范等行政道德规范，使执法行为缺乏行政伦理、社会责任、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的支撑而被滥用。
（三）执法作风问题
一是执法作风不好。少数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态度生硬、语言粗暴；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过程中“冷硬横推”，给老百姓造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良印象，这类执法人员往往道德准则缺失、个人修养不够，忘记了“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二是执法作风不实。这类执法人员缺乏苦干实干的精神，工作看是抓了，但抓而不实，抓而不紧，工作表面上看功劳不小，但却是虚功多，实功少，实际效果差。崇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缺乏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工作作风，职业道德素养不高，工作作风懒散，缺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扭曲。
（四）执法行为中的腐败现象
2008年，某支队水上消防科科长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违纪被处理；2004年至2007年，某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公司及个人谋取利益，受贿30余万元......消防执法人员在执法行为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发人深省、触目惊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必将导致腐败。诚然，消防监督执法行为中的腐败现象有着监督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不良因素影响等多方面原因，但究其主要原因，仍然是执法人员的道德观念淡薄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道德理想的迷失、价值观念的-23
管理理应由以前的“管制”进化为“服务”。其次，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应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服务型政府的建立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重新确立与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最终确立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精神,重建社会的行政伦理秩序的行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应该明确自身定位，自觉的将“服务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理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和内涵。再次是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伦理的纯洁性。要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执法行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对执法人员进行行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违反行政道德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度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达到规范监督执法行为的目的。
（二）提高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平
1.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应适应社会，认清使命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等不良价值观极易对我们造成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消防执法人员应该适应社会、清醒而理性的看待各种负面思想因素和各种不同的价值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明确自身的定位，认清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牢固树立正确的交友观、金钱观、道德观、价值观，在执法过程中自觉抵制各种伦理失范的现象，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的行为，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出一份力。
2.加强执法伦理精神的教育
首先要认识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推优树典、核心价值观教育、执法反腐倡廉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形式，来默示某种价值标准，给执法人员展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并受此“道”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得”，使蕴含执法伦理的价值观、道德观根植于执法人员的心中，从而做出与执法伦理精神一致的执法行为。其次是完善执法人员的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虽然消防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开展职业道德、核心价值观等伦理教育，但也存在方法单
一、方式死板、教育内容空洞、抽象等缺陷。要完善培训制度，应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执法人员行政伦理培训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等原则对执法人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以提高执法人员对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培养执法人员正确的权力意识、服务意识、守法观念。
3.提高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个人修养
良好的个人修养是文化、智慧、善良和知识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美德，是崇高人生的一种内在力量，是优秀品位与价值的外在体现，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要有丰
富的知识。古人认为：先有致知、诚意、正心，才能修身、治国，可见知识对于个人品德形成的重要性，我们要通过丰富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其次是自觉学习榜样，积极进取。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先进人物的优良品质作为学习榜样，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是注重实践，培养塑造。要不断在生活实践中有意识地磨练自己，才能达到成熟，才能实现完美。要克服自身的缺点和惰性，养成好的习性和品质，乐于行动，乐于战胜困难，在生活的磨练中造就出完美的精神境界。最后，执法人员中的党员干部，要做出道德表率，要有“正人先正己”的律己意识，始终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时常审视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做到“日三省吾身”。
（三）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对消防监督执法伦理监督主要包括：具体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监督；法定职责履行情况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监督等。
1.加强对消防监督执法伦理的内部监督
近年来，各地消防部队通过回收消防监督执法回执单的方式，对消防监督执法行为进行监督，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监督的范围只涵盖具体执法行为和廉洁执法相关内容，没有明确对行政伦理的监督范围，只对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未对合理性进行监督，起到的监督作用有限。要切实发挥内部监督的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消防部队纪委和纪保部门的作用。要认清行政伦理在执法行为中的重要性，在各支队党委的基础上设立执法行为行政伦理监督领导小组，编制相关执法伦理规范并建立执法伦理监督制度。同时，依托纪委和纪保部门建立一支专门监督执法伦理失范行为的队伍并加大对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法规中的行政道德监督力度，及时查处对执法人员违反行政伦理的行为，促进执法行为走向规范化。其次要对各基层单位监督执法践行伦理情况及时进行审查。建立执法伦理考评长效机制，加大执法伦理考评分值在综合考评中的权重，坚持日常考评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对执法伦理践行情况进行测评，对测评所得的信息，要及时反馈给各执法部门，从而起到规范执法行为的作用。
2.加强对消防监督执法伦理的外部监督
企业伦理行为 篇6
每每将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与道德问题相提并论时，都存在不少讨论空间和话题内容，这实际上无形中暗合了一个问题：企业伦理与企业效益关系的复杂性。很久以来，社会上似乎都存在一种流行的看法：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应该都比搞经济、搞贸易的人更具伦理道德。虽然这种观点在18世纪即受到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否定，但在世俗的观念中，好像依然潜行：赚钱、赢利与生俱来是一件与伦理道德不在一个方向上的事情。中国历来不就流传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说吗？
因此，有关企业伦理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效益？企业伦理与企业效益的关系，企业讲求伦理道德的直接后果，企业伦理关乎企业寿命的追问一直存在。
观点扫描
围绕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全然不同甚至相悖。如，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伦理与经济绩效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Havek） 等。他们认为，企业伦理是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而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都是强调经济绩效的，因而经济绩效比企业伦理更为重要，经济绩效是企业的唯一任务和目的。如果在企业的使命中添加其他社会元素比如伦理、责任等只会阻碍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或者淡化企业的主要功能，从而会减少企业为社会贡献的应有的价值创造量。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伦理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认为遵循企业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因此他们主张将伦理作为增加企业经济绩效的工具。一方面，企业伦理是企业盈利的手段；另一方面，企业伦理是企业高于经济绩效的目标，而盈利是由于企业遵守企业伦理、以伦理为目标而带来的结果。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林恩·夏普·佩因（Lynn Sharp Painel） 、罗伯特·F. 哈特利（Robert F. Hartley） 、斯蒂芬·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沃尔特·W. 曼利、罗伯特·C. 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复杂多变。企业伦理是非常复杂的，它与经济绩效之间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遵循企业伦理会有助于企业赢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很多时候遵循企业伦理也要付出不小的经济代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当代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 （Harod Koontz）、乔治·斯蒂纳（George A. Steiner） 、约翰·斯蒂纳（John F. Steiner）和阿奇·B. 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
所以，这确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再议、再辩。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无论上述学者对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何看待，他们都认为：企业伦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不能成为影响企业遵循伦理规则的理由。
企业的道德困境
在商学院MBA、EMBA课堂上，以下案例会被经常用于讨论。
某飞机生产商投入大笔资金开发出一种新型飞机。巨额投入使得公司财务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尽快获得一些大额订单，这家厂商不得不关闭部分工厂，二者将造成1.2万工人的失业。这种结果无论对工人还是他们所居住的城镇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该公司总裁一直似乎正在游说某外国政府签订一份巨额采购协议。他无意中得知该国主管此事的部长由于赌博欠下大笔债务，于是暗中和那名部长进行联系，许诺一旦获得5架飞机的订单，立刻付给该部长100万美元作为酬劳。公开与私下的交易最终都达成了。这名总裁认为他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这确保了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和居住地的安宁，那名部长偿清了债务，外国政府获得了所需的飞机，他认为他的行为所产生的利益远远大于贿赂行为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他的观点正确吗？
每做此案例，现场都气氛活跃，观点纷争，讨论热烈，持不同观点者针锋相对。仔细观察，每场也会有一小部分人对题目不屑一顾，其潜台词大体是：此现象实属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回答者的特征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向：企业一线的人员（特别是市场职能人员）相对于非企业人员（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非盈利性机构）更多地倾向于认同该总裁的行为；职位等级偏低者（业务层、经理层）相对于职位等级更高者（决策层）认同此总裁观点者为数更多。总体特征：认同者人数多于不认同者及感觉纠结者人数。
不少参与上述案例讨论的人认为：当面对现实利益与道德要求的严重冲突时，究竟如何决策，是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他们认为，就案例中的总裁而言，其并非为自身利益，而是为企业、为1.2万人的就业，某种意义上还是非常富有牺牲精神的，其行为是一种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表现，具有某种历史悲壮性！ 也有人认为，总裁之举实为无奈选择……
案例讨论过多场，情形大体相同。
这说明什么？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用一句话来界定的话，可称之为“伦理失范”。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对于“失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失范”是一种社会规范的缺乏、混乱，或者社会规范的变化多端以至不能给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景。
企业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表现归纳起来无外乎两方面：从内部讲，主要表现为不尊重员工权益，如对企业员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压低报酬、薪资增长与企业发展不同步、欠薪，性别歧视等；大股东损坏小股东权益；职业经理人财务做假、资金转移等。从外部讲，主要有损害消费者利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生产有毒产品、对消费者隐瞒产品缺陷、售后服务承诺不兑现等；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诋毁竞争对手的商誉、互挖墙脚、窃取竞争对手商业机密等；合作伙伴之间的不讲诚信行为，如互相不讲诚信，合作商形成联盟，共同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外部性，为降低企业成本而污染环境。
以此为标准进行对照，目前中国企业的伦理失范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那么，为什么人们面对道德与利益的冲突时，会表现得如此困顿？为什么企业频繁地出现伦理失范行为？
结构伦理建设
——游戏规则与“不让老实人吃亏”
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经营时应遵循的伦理规则。其基本层次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其基本准则主要有公平、公正、诚信、负责。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企业遵循伦理准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法律框架设定边界清晰。如果法律不健全，边界模糊，则伦理主体的行为规范性也相对难以界定，情况就会变得复杂。
德国学者卡尔·霍曼（Karl Homann）在价值中立学的基础上，创建了“经济秩序伦理学”，提出了结构伦理的思想，即强调经济秩序与结构的道德含量。人类历史实践也已经证明，社会经济中大量基本的伦理道德问题最终只有通过经济制度与法规的变革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从结构伦理角度讲，游戏规则的制订至关重要。游戏规则是指经济主体活动的外围条件，它为行为主体规定行为方式，指导他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它规定竞争者的起跑线。如果某种经济行为被证明是不道德的，而市场迫使经济主体这样做，就是游戏规则的问题。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单单鼓励某一经济个体表现道德情操、善良意志，就会被那些不守情操的竞争者作为弱点所利用，就会立即出现因追求道德理想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的局面，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伦理“失范”问题不是凭简单的道德直觉即可以解决的，而需要诉诸一种合理的权衡机制。
理性的环境是把道义上的东西变成法规上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这种理性设计，更习惯于道义宣传，而且做得很极致。如在我们的许多企业里，都有一种叫作“不让雷锋吃亏”的文化宣导，著名企业华为就是这样强调的。但宣传与强调的同时，比较少见与此倡导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于是，时间久了，就自然演变为这样一种潜台词：员工应积极奉献，争做雷锋，要相信公司不会让雷锋吃亏，如果公司一时没有发现某个雷锋的存在，员工应该继续任劳任怨地奉献，因为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不是雷锋应有的作为。（孙力，《竞底——中国企业之殇》，第218页）
时间久了，宣导的疲态尽显，另一方面，还会滋生虚伪。
在一个缺乏法制，缺乏制度设计，只依靠道德说教的环境下，个体在道德问题上常常面临沉重的决策负担和现实压力。其结果是：少数人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身应有的权利来配合环境要求，道德在这些人身上成为一种极具代价的东西，也越发显出付出的昂贵。与此同时，大多数人难以承受这种悲壮的付出与牺牲，但现实中，比较难以找到更适合的行为模式可供遵循，其结果就是：极少数人行为超群，情操高尚，具有神化般的高度；大多数人却行为失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即，雷锋与普通人之间的道德差距是断崖式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道德水平不因少数人的高尚而提升，反因多数人的放纵而下降，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准难是高水平的。
因此，就当下而言，结构伦理建设在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即使是企业内部，若想企业价值观深入人心，宣导的同时，更须重视配套制度、措施。
契约伦理建设
——理性自利
上面谈的是制度框架及法律在伦理建设方面的重要性，现实中，遵守法律只是衡量企业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造成现实社会生活快速变化，而法律、条文变更的速度常常不及现实变化的速度，从而形成两者的脱节，造成一定的盲区。此时，如果经济主体以法律条款为行为底线，就有可能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造成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法律能够明文规定的内容，无论如何的周全、系统，终不能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无法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运用法律条款解决现实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不可能的。法律规则取代不了伦理，相反，法律需要伦理作为补充，才能使社会真正达到稳定和有序。因此，企业伦理不仅要求企业家推动结构伦理的变革，而且还必须形成一种强烈的自律道德意识。
总之，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增加效益，而从长远看，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在决策中考虑别人的效益。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捕食者与被捕食者，按照生态学的逻辑，捕食者发展了最有效的捕食对策，而猎物则发展了最有效的反捕对策，那么，最有效的捕食对策为什么没能导致猎物灭绝？反过来讲，最有效的反捕为什么没有让捕食者全部饿死？生态学中有“精明捕食假说”与“超前进化假说”两个概念。“精明捕食假说”是指：在一个由精明捕食者组成的种群中，如果出现了一个欺骗者，它就会吃掉比它“合理分享的一份食物”更多一些的食物，结果，欺骗者就会因欺骗行为而得到好处，它们传给未来世代的基因也就会比老实的精明个体更多一些，这将导致种群内的欺骗者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所有精明者的利益均受到影响。于是，在一些动物中，个体通过占有领域而排他性地独占一部分资源，并会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不是为了种群的利益）而节省食物资源和不进行过捕（Overharvesting），因此成为精明的捕食者。
这种以自利和互惠为出发点，体现在自愿合作之中的天然的道德形式称为契约道德。
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形成契约，在契约规范和协调下形成的组织。契约式伦理文化是西方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此，现代企业制度诞生于西方。
与此相比，中国的伦理文化和市场经济应有的契约式伦理精神存在巨大区别，如传统伦理文化中感情文化、义务文化、专制文化，以及长期以来倡导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奉献主义伦理文化，改革开放以后所倡导的以“追求效益最大化、手段可以任意化”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伦理，这些都与市场经济应有的以“公正”“诚信”为核心理念的契约式伦理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当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与之匹配的伦理文化明显滞后，出现企业伦理失范现象也就成为必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伦理失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也与我们近些年整体的社会伦理环境不无关系。
道德伦理建设
——生命型企业
从层次上讲，建立和完善制度框架，构建结构伦理的同时，还需要契约伦理。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则有失水准，有失战略。需要做的是，在系统性地完善结构伦理、回补契约伦理的同时，倡导和推崇道德准则和道德理想，更是目前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段时间以来，微信圈中流传一个题为《中国已进入互害模式》的文章，此外，社会上也还存在另外一些说法，如中国大学如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在结构伦理缺失及契约伦理淡然双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现有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伦理建设如果仅专注于结构伦理框架的建设及契约伦理精神的补充，显然力度不足，难以形成势差，进而形成对现有企业伦理的冲击。因为，即使是以公平、诚信为基本原则的契约伦理，也还是一种不完善的伦理，是一种有限度的伦理。遵循契约伦理准则的行为主体的根本动机是自利的，而非公益的，以自利为目的的行为主体所选择的合作只可能发生在平等的行为者之间。现实社会中，行为主体交往的对象复杂多样，不可能每场合作均是匹配的平等合作对象，更多时候，可能是不平等的，或无法预知合作者态度的，这就对行为主体的动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道德动机。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光有契约伦理还不够，还需要超越自利动机的道德动机，这就是道德伦理。
现实生活中，公益的道德动机与自利的经济动机相比，公益的道德动机相对处于弱势的地位，所以道德伦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规范，具有实施上的难度和倡导上的意义，但它绝非不可实现。1998年，德国学者Klaus Dehner出版了名为《道德之快乐》（Lust Moral）一书，认为：道德并非一种需要人们竭力维护其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生物上的必然需求，道德具有生物学上的根源，是人们获得快乐与幸福的重要源泉。因此，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自利的经济动机并不能取代公益的道德动机，这同样适用于企业。
近年来，管理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生命型企业。这一概念对应于利润型企业，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生存与成长，也即，实现可持续发展。生命型企业是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主义者，以创造价值为立业之本，善构生态环境，不断地进取与学习。
综上所述，企业之所以被称为企业，能否赢利是衡量其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企业如果不赢利，便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而且从伦理上讲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若想赢得与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要想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认可并赢得尊重，要减少社会成本和经营风险，就不仅要遵循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还要遵守社会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主动进行自我约束，主动实现道德自律，并在此基础上，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为企业生态环境优化作出有益的贡献，成为生态环境及产业链条中的贡献者而非攫取者。只要成为生态链中的价值提供者，就可以成为产业生态中的永存者。
中国消费者伦理行为的分析 篇7
一、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的内涵特征与价值定位
1、个体选择性与对应回馈性
营销性消费是基于营销概念之上的侧重对象主体心理层面的兴趣显示、情绪波动以及价值导向等因素要件对产品货币价值实现从而对自身服务的流程环节、质量实效进行针对调整改进的销售手段, 其本质还是通过消费产品的属性特征与消费群体购买需求之间的衔接交互而实现的价值交换, 即消费者群体支付货币从而获取服务价值, 而营销群体则通过获取货币作为对自身服务的物质回馈。
正如“消费伦理行为”的字面解析而言, 其更为注重基于价值主体以及货币对象自身的兴趣指标、价值取向以及情绪反馈等从属于消费者群体行为参与范畴的条件要素, 只有针对性地满足消费者群体的具体实际的服务需求, 价值交换才得以实现, 这是一种双向性可逆化的系统。而消费者群体普遍具备理性思维与感性波动综合作用之下的个体主观选择性, 这就使得静态的营销性消费无法充分活跃激发营销流程的迅速开展, 而如何使消费者群体的兴趣指标被充分激发、欲望情绪被有效点燃以及过程, 就很大程度上需要营销性服务群体怎样积极合理、灵活多元地进行诱导引发消费者群体进行营销参与。而当消费者群体充分参与融入服务营销的过程之中之时, 销售人员的服务热情度、工作积极性以及企业责任心也被迅速激发调动起来, 从而使得整个服务营销的流程环节更为协调融洽, 最终的价值交换与货币获取也就事半功倍、稳定有效, 这样也使得消费者的伦理行为实现了“理性价值交换”。
2、群体传染性与范围联动性
在商品消费的概念范畴之内, 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以“免费广告”的形式通过已经获取商品价值的消费者群体向其社交关系内的其他社会群体进行该商品属性有点宣传传播的独特效用, 这一现象上升至商业销售的理论层面, 可以被概括为“群体传染性”。而具体结合营销之中消费者行为参与的实效态势, 良好人性、负责认真的服务态度必然协调激发引导消费者群体主动参与的热情度、积极性以及成就感, 而消费者群体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之中也普遍获取了心理层面的满足感、认可度以及依附性, 这就促使其将这一价值实效积极地向与其具备社交关系的其他潜在消费者群体进行宣传讲解, 从而带动更多的消费者群体参与到服务营销的价值交换之中。而消费者群体的增多, 必然实现货币效益的提升, 单个营销人员的价值凸显也会直接带动其他销售人员主动进行职业学习强化、服务技能锻炼、综合水准提升, 进而实现范围之内的竞争性。那么销售人员的服务积极性、技能探究欲以及综合自豪感都会得到极大巩固拔高, 从而输出品质更为优良的服务营销, 这就是所谓的范围联动性。
二、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在服务营销之中的更新探索
1、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目标的扎实贯彻, 步骤推进
营销管理的领导决策层需要制定确立明确翔实的消费者行为参与目标的整体方针, 然后具体细化规章细则划定、流程操作分配以及交流互动机制的编排, 做到阶段目标划分、层次环节适配。譬如在每次进行较大规模的营销活动之前, 可以组织相关销售人员进行户外街区的消费者群体对于服务产品的兴趣品类反馈信息收集、消费者参与范围阶段成果汇报解答、消费者参与实效工作创设开展等等, 这样皆可以使得相关销售人员在具体实际的销售之中可以针对侧重地激发消费者的参与热情、引导消费者的参与导向以及疏导消费者的参与情绪等等, 从而为协调顺利地进行消费者行为参与适配辅助营销的机制流程改进拓展打下坚实牢固的前提基础。
2、消费者伦理行为群体的层次划分, 因势利导
基于心理学、行为学以及经济学的原理剖析, 消费者群体普遍具备理性思维与感性波动综合作用之下的个体主观选择性, 其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消费大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取向偏好。有的消费者群体喜欢沉默寡言地进行相对经典稀缺的服务产品择取, 自身的参与热情度较低;有的消费者群体则个性张扬, 一般都会主动积极地与服务销售人员进行交流沟通, 其参与的热情度较高;有的顾客群体兼具以上两种性格特征, 更为需要销售人员进行针对适当的激发引导, 才能有效实现其参与热情度的激发点燃。这就需要销售人员在具体实际的销售操作之中, 做到针对消费者行为参与的层次划分, 从而做到因势利导、有的放矢。譬如在进行室内的大规模电视购物之时, 销售人员就可以通过设置产品知识竞答送好礼、服务满意度提意见获大奖等灵活多元的营销手段充分有效地激发调动不同性格特点的消费者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进而快速有效地发挥消费者行为参与在营销之中的调剂促进的独特效用。
三、结语
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价值共创这一新型集约的运营模式的改进拓展, 不仅仅是营销整体结构的调整优化, 更深次的则是对当下处于瓶颈期的营销行业系统运营管理的直接鞭策以及间接警醒。营销产业系统的领导员工群体应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进一步更新改进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兴趣指标、价值取向以及情绪反馈的理论架构与实践途径, 激发消费者参与热情、引导消费者参与导向、改进消费者参与实效, 从而快速协调地实现营销产业体系的积极、持续、长效推进发展。
摘要：基于立足消费者群体的实际需求、重视消费者伦理行为参与在营销流程拓展之中的辅助调剂的关键效用, 进一步改进拓宽消费者伦理行为的理论架构与实践途径, 具体细化消费者行为参与在服务营销之中的适配流程、应用步骤以及反馈环节, 进而实现消费者伦理行为机制拓展与服务营销更新改进的协调双赢。
关键词：消费者伦理行为,改进探索,模式构建,对策适配
参考文献
[1]董美友.浅议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方法[J].科技创业月刊, 2012 (7)
工作伦理对财产越轨行为的影响 篇8
价值观可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个体面对同一事情时所做出的反应不同。工作伦理作为一种与工作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 具有忠诚组织、创新精神、遵从权威等特征[5]。研究表明, 工作伦理较高的个体能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做出符合道德约束的行为[6]。
鉴于此, 笔者将从工作伦理的角度来探究如何抑制负面行为, 从而为员工财产越轨行为的有效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1 工作伦理和财产越轨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财产越轨行为
Hollinger和Clark对越轨行为进行了结构划分, 即财产越轨和生产越轨, 并对财产越轨行为进行了阐释, 即员工蓄意损害组织财产的行为[7]。研究表明, 财产越轨行为表现为欺诈、浪费公物、破坏设备、滥用职权、收受回扣等[8]。
1.2 工作伦理与财产越轨行为
工作伦理的维度涉及内部控制、禁欲、努力工作、有道德感等[5]。Meriac指出, 高伦理的个体不会做出欺骗或撒谎行为[9]。因此提出假设, 工作伦理与财产越轨行为负相关。
2 工作伦理和财产越轨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问卷的调查工作从2012年12月起陆续展开。问卷采用亲自发放和请人发放2种方式来获取。共发放问卷772份, 有效收回691份, 问卷的回收率为89.5%。
2.2 变量的测量
工作伦理测量的采集方法采用了Mirel和Garrett开发的量表, 由19个题项组成, Cronbachα系数为0.78。财产越轨行为测量采用Robinson和Bennett编制的题项, 由6个题项组成, Cronbachα系数为0.84。
3 工作伦理和财产越轨研究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工作伦理共提取4个因子, 相应的特征值为3.75, 1.40, 1.19, 1.07, 累积解释方差量49.42%。依次命名为“反休闲”“内控”“努力工作”和“禁欲”。
3.2 相关性分析
工作伦理与财产越轨行为负相关 (r=-0.24, p<0.01) 。其维度反休闲 (r=-0.15, p<0.01) , 努力工作 (r=-0.15, p<0.01) , 禁欲 (r=-0.29, p<0.01) 分别与财产越轨行为负相关, 初步验证了假设, 见表1。
3.3 假设检验
影响关系模型表明, 禁欲与财产越轨行为负相关 (β=-0.50, p<0.001) 。工作伦理与财产越轨行为负相关 (β=-0.25, p<0.001) 。
x2/df为2.66, RMSEA为0.04, TLI为0.89, CFI, GFI, AGFI的值分别为0.90, 0.94, 0.92, 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4 结论
禁欲指个体能自我否定、苦行节约, 控制私欲而不放纵自己。如“钱来的容易, 花钱时会失去理性”等。因此管理者需将禁欲的内容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中, 从而对职场财产越轨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虽然笔者初步探究了工作伦理对财产越轨行为的影响, 但其内在作用机制还需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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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行为 篇9
消费者伦理是指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与原则。它是判断消费者个体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企业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判断依据。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 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 如购买仿冒品、使用盗版产品、商店行窃和诈骗、非法消费、多找零钱却不吱声等。这些非伦理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公平交易原则, 损害其他消费者、企业和社会的利益, 干扰市场健康发展, 降低企业对消费者的信任度, 最终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一、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成因分析
导致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因素: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不和谐是根本原因
伦理行为的实施有一个从伦理意识到伦理行为选择的过程, 这一过程要受到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是古代最典型的封建制国家, 通过一整套严密的封建道德规范,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影响着人们道德行为的选择。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 “节俭”、“公平”、“适度”等精神是我国衡量消费者伦理行为的重要标准。然而, 消费者对伦理行为的认识并不全面, 仅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消费者伦理行为, 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下的消费者伦理行为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因为对伦理行为的认识不足, 消费者没有正确地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 没有真正地重视非伦理行为给市场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 人们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国传统单一的价值观也正向着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转变。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西方伦理思想长驱直入,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的引入冲击了我国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各种价值观的相互依存和冲突, 使得我国的道德价值观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对我国伦理道德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影响了消费者的伦理道德意识, 如消费者的消费观从传统的节俭转向奢侈。这使当代消费者在进行伦理行为选择时, 不可避免地受多种伦理道德意识支配。当传统人格和当代消费理念出现矛盾和冲突时, 非论理行为便会成为消费者的一个行为结果。
(二) 经济因素:机会成本偏低是直接原因
在消费过程中, 经济利益已成为部分消费者行为的评判标准。消费者一般根据成本收益法来作出他们的经济选择, 当从非伦理行为中所得到的好处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时, 他们会放弃伦理道德。因而, 在物质利益与个人私欲的驱动下, 一些消费者不管利益的来源是否正当, 只要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就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 进行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备受争议的王海“知假买假”事件是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具体个案。
在商业伦理体系发达的国家里, 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伦理失范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就是说, 当伦理失范的收益少于成本时, 理性的消费者会偏向伦理行为。然而, 在我国, 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制度的不健全, 针对消费者不道德、非伦理行为的制约和处罚很薄弱, 使得消费者为其伦理失范付出的成本极低, 从而有可能选择至主动选择非伦理行为。
(三) 法制因素:法律制度不健全是深层次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 健全的法制体系既是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 又为伦理道德规范的确立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我国法规建设的现状是立法上不够完善, 有关道德规范的法律制度比较零散, 仅散见于《合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一些原则性规定的法律。有关伦理道德的法律法规侧重于对企业非伦理行为的约束和惩治, 涉及消费者违约、欺诈等不道德行为的惩戒制度极为有限, 对消费者的恶意行为惩处无法可依。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助长了消费者不遵守道德规范的风气, 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伦理失范没有设置相应的惩罚助长了消费者个人的非伦理行为。有悖伦理道德的消费者受不到社会和企业的谴责, 将会引发更多的人不重视伦理道德, 使消费者伦理进一步滑坡。
(四) 个人因素:个人伦理道德水平的下滑是内在原因
消费者非伦理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伦理道德修养。当前消费者的头脑里对共产主义理论道德规范所形成的道德观念越来越模糊, 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能力也越来越弱。一部分消费者对市场经济的概念存在错误的认识, 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利己观念直接影响消费者的经济行为, 使消费者忽略了对自身伦理道德的建设, 导致了许多非伦理现象。
二、解决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建议
消费者行为的伦理问题不仅与消费者个人的健康发展有关, 而且会影响其他消费者行为、企业利益、社会风气等方面。消费者非伦理行为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治理消费者非伦理行为需要持续的努力,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强化社会价值观教育, 构筑伦理道德氛围
伦理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扎根于人们心中的思想和观念。要规范与健全消费者伦理道德, 需要从思想上入手, 着手解决消费者思想的认知问题, 培养消费者的伦理意识, 重视伦理道德氛围的构建。培育伦理意识, 应当注重结合传统与现实中的伦理思想和社会价值观, 从中萃取最符合人们意志愿望和精神信仰的核心思想, 采取教育手段, 通过有意识的培养, 使得伦理观念深入人心, 帮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消费者伦理观的构建途径并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而言的, 而是包含整个社会的客观环境。十八大报告将道德建设提高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 无论是公民个体, 还是国家、社会层面, 对道德提升的需求和呼唤都十分强烈。社会道德滑坡是当前消费者伦理道德缺失的重要根源之一, 只有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得到解决, 市场中的营销伦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因此, 要从全民教育入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道德体系, 正确处理个人合法权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用先进科学的道德规范对个人进行引导和培育, 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
构筑伦理道德氛围, 还应充分发挥社会示范群体的表率作用, 如公众人物、领导等, 他们消费的伦理行为会对社会成员产生示范作用和感召力, 对整个市场的伦理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同时, 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通过媒体监督、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 对伦理失范的消费者予以曝光, 使之受到道义的谴责。
(二)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加强道德的法制监督
当消费者非伦理行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 仅仅靠道德的感化, 自我的良知和社会舆论是无法根除这个社会“病虫”的, 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得以消除。法律的防范是治理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现象、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屏障, 如一个消费者想要恶意透支信用卡, 他会因畏惧法律的严惩而不敢轻举妄动。
在修改和完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法律法规。法律的内容应包括定义在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非伦理行为、明确相应非伦理行为的处罚条款和执行机构, 通过结合事先契约和事后惩罚, 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进行双向规避, 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为进一步有效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 各个执法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和提高执法水平, 预防执法者受外界的影响和利益的诱导而偏离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严厉打击消费者的非伦理行为,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将消费者伦理道德法律化、制度化, 是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高消费者伦理道德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 加大伦理失范的惩罚力度, 提高伦理失范的机会成本
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处罚除了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以外, 可以借鉴企业伦理失范惩戒机制, 将具有严重非伦理行为的消费者列入“黑名单”, 记录其所有非伦理行为, 并将其暴露给交易对方并在全国传播, 让交易对方充分了解消费者的不良记录, 使其今后一段时间内购物、消费活动受到影响。提高消费者对非伦理行为带来的成本和损失认识, 通过突出社会危害与消费者自身利益的相关性, 提醒消费者, 从长期来看, 他们的非伦理行为会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
加大伦理失范的惩罚力度, 严厉惩治违反商业道德、破坏社会交易秩序的消费者, 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提高伦理失范的成本。同时, 把消费者伦理道德与其职业生涯、声誉声望等其他利益挂钩, 对伦理失范的消费者进行重点监管, 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进行广泛传播, 直接影响伦理失范消费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有非伦理行为产生的成本大于其带来的收益, 消费者才不能从非伦理行为中获得利益, 震慑作用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四) 加强个人修养, 提升个人伦理水平
虽然外界的环境对消费者伦理行为的形成至关重要, 但道德品质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个人修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消费者而言, 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高尚品德的塑造, 将能够极大地提升其伦理道德水平。自我约束、反省自律是提高个人伦理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消费者而言, 了解、理解伦理道德的内容并不难, 难的是在利益取舍时仍然坚持伦理原则。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者, 在行为过程中有时会违背当初的道德情操, 出现“知行不一”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消费者没有足够的伦理道德自律能力。消费者伦理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期间不乏动摇和挫折。消费者在“修炼”过程中要不断反思、自我约束, 使对伦理道德的感悟从感性高度上升到理性高度, 进而形成坚定的伦理道德信念, 并使其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约束个人的行为。
结语
消费者伦理行为所反映的不仅是社会伦理观, 更是市场价值观, 是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伦理失范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公众伦理道德观念的不断加强, 消费者伦理行为必将得到规范与健全, 消费者伦理失范现象将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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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行为 篇10
汶川地震发生后, 各路媒体在短时间内都派出记者前往灾区, 并以电话连线、直播连线等方式进行报道, 记者成为第一手资料的搜集者, 成为电视媒体、电视观众的耳朵和眼睛。除此之外, 在灾难环境的新闻现场, 记者还担负着情感传递的任务, 是灾难的观察者, 也是灾难的亲历者。“但是在此次灾难报道中, 部分记者出现的失当行为引人深思。
1.1 为了新闻即效性, 记者的采访行为偏倚, 干预了现场救援进程
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来说, 即效性非常重要。新闻报道是外界人士了解灾难情况的首要通道。因此, 专业的新闻媒体人, 在面对灾难新闻报道的高压状态下, 有时候会因为专业习惯, 而有行为不当的时候。据2008年5月27日的《青年参考》报道:“5月17日18时l5分, 河南消防总队经过70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成功营救出一名被困124小时的31岁茶楼女工卞刚芬。”但在救援现场, “当卞刚芬被救援人员抬出来的一刹那, 几十名记者蜂拥而上, 不顾武警的阻止, 将其团团围住拍照, 以至于现场的武警指挥官动了怒才能挤出人群, 将卞刚芬抬上救护车。一名现场医护人员不满地说:“生还者刚被救出来的时候, 眼睛蒙的布太薄, 照相机的强光会对她的眼睛产生强烈刺激, 会伤了她的, 你们记者就不能照顾点吗?你们要抢新闻, 可我们抢的是生命呀!”
1.2 采访过度, 没有顾忌到采访者的感受
抢第一手新闻资料, 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特别是对于灾难新闻报道来说, 第一手新闻资料非常重要。而为了呼吁全社会关注灾难、颂扬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精神, 挖掘典型人物的报道, 就成为了媒体记者在灾难现场的首要采访工作。处于灾难现场的新闻媒体有多家, 每一家都希望率先获得生还者的资料, 因此在采访方式上, 难免有些欠妥, 没有适时顾忌到受访者的感受。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后, 北川曲山镇幼儿园一个名叫郎铮的获救小朋友举起右手, 向四周的救援战士敬礼, 由此“敬礼娃娃”郎铮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随后的报道称, 由于记者频繁的采访和不停地提问, 在西安治疗的郎铮出现了心理障碍, 不喜欢说话, 很恐惧, 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医生呼吁:希望关心郎铮的市民不要再来探望他, 给他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
1.3 采访问题尖锐, 对受访者的考虑不够周全
灾难新闻报道的问题总是特别尖锐, 因为灾难新闻报道记者需要将生还者, 或者是救灾英雄的人物形象与背景详细的剖析报道,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了解到救灾现场的真实情况。但是这种理性的采访方式, 往往会直接伤害到受访者脆弱的心灵。面对生死存亡的那一刻是最迷茫的, 灾难新闻记者让受访者重新回想那一段恐慌的回忆, 是肯定会对受访者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
2 电视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行为引发的伦理冲突
在灾难报道过程中, 记者面对灾难新闻报道工作的要求, 与其他方面往往形成了难以抉择的矛盾。使得电视灾难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呈现出两难的局面。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
2.1 救灾第一还是报灾第一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 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赶到灾区, 身处险境中的记者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新闻伦理冲突就是, 记者把扶危救难放在第一位, 还是置身事外, 把新闻采访和报道放在第一位?出于职业责任, 快速、准确地把灾难现场的消息告知大众是他们的最大任务。但是作为一个人, 救死扶伤是最基本的人性, 生命高于一切。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 部分媒体记者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取向。5月12日晚上, 中新社的三位记者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抵达绵竹汉旺镇, 第一时间目击到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垮塌校舍的惨状, 被掩埋的废墟中不时传来学生的呼救声, 面对无助家长的求救, 三名记者顾不得采访任务, 立即展开救援工作。
2.2 缺乏人文关怀, 引发二次伤害
在此次汶川地震电视报道中, 缺乏人文关怀造成的“二次伤害”主要有:干扰正常的救援, 影响救灾;为了捕捉新闻, 不顾及受灾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感受, 强行采访, 追问细节, 有意识的诱导受访者回忆痛苦经历;没有保护受灾者的隐私, 刻意渲染悲剧和痛苦等等。
3 电视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行为出现问题的成因
3.1 记者的角色定位不准
在常规的新闻中, 记者通常只是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 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受访者, 与受访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但是在灾难事件的特殊情境下, 记者的角色变得复杂。记者与被报道者面临同一种危机情境, 面对的都是巨大无情的灾难, 此时记者不仅是亲历者, 还是参与者。在灾难现场, 记者不应该是事不关己的态度, 不应该不考虑灾区人民、救援人员的心理, 用一些近乎残忍的方式提问和拍摄。
3.2 媒体应急机制不健全, 缺乏灾难报道的职业规范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新闻报道模式, 但是直到近年来, 灾难性报道才真正成为开放性报道领域, 由此业界积累的经验较少, 灾难事件媒体应急机制尚不健全, 也缺乏对灾难报道的职业规范。
4 对如何规范记者行为的几点思考
4.1 健全机制, 制定关于灾难报道的系列规范
要想做好对灾难性事件的电视报道, 应该建立完善的灾难事件媒体应急机制。在传媒业发达的美国、日本等国家,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自然灾害报道机制。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应该借鉴这种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经验, 做好信息预警, 采用先进的通讯传播设备, 保障人力物力, 建立一套完善的应对保障机制。
4.2 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加强从业者新闻伦理道德教育
关乎国计民生的灾难事件中, 记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担负的社会责任。要提升专业技能。在采访中, 选择知情、愿讲、善于表达的采访对象, 事先设计采访问题, 重视提问技巧, 讲究提问方式, 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谈话氛围。要有良好的现场驾驭能力, 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较强的心理素质。在灾难报道中, 记者应该掌握一些必要的灾难知识, 避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四是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品德教育, 业务培训和道德教育并重, 提升媒体人的伦理修养, 加强媒体道德自律, 更好地发挥电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赵亚辉.灾难报道中的记者素质.新闻战线, 2011 (9) :71.
企业伦理责任探析 篇11
摘 要：随着企业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企业不仅成为重要的经济实体，更成为重要的伦理实体。企业作为社会资源的享用者，在享有权利、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伦理责任。企业伦理责任的提升应从法制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完善企业自身制度及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来实现。
关键词：企业伦理责任；人本伦理；公共伦理；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41-03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产品信息更加便捷和透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企业在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丰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三聚氰胺”事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牛肉膏”猪肉变牛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以及以“毒胶囊”为代表的药品安全问题、以山西小煤窑为代表的员工安全问题、“血铅中毒”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等再一次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因此，企业通过生产产品追求经济利益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还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广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1]。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就是企业的伦理责任。
一、企业伦理责任及其现状
（一）企业伦理责任
伦理强调和谐，注重应然性的价值，是一定社会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的基础，是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作为协调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价值体系，给人们提供善恶价值尺度，制约和激励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使人们的行为获得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手段，引导人和社会健康发展[2]。企业是社会资源的享用者，与社会存在紧密地联系，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不容忽视，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自觉担当其伦理责任。
所谓企业伦理责任，即企业作为伦理实体对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责任，其核心在于企业的行为与支配行为的理念应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内容包括人本伦理、公共伦理、生态伦理三个层次[3]。
企业的人本伦理责任是指企业要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形成良好的伦理氛围。企业是依赖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获取最大化收益的竞争、营利性组织。企业的内部管理需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尊重员工、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员工合理的需求；企业对外产品要能满足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本伦理责任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
企业的公共伦理责任是指企业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进行公平竞争，遵守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环境秩序，确保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不是在真空中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中的生产经营活动，就需要建立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企业成为影响社会公共环境良序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的公共伦理责任是不容忽视的。
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要求企业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破坏，建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要尊重生态资源的再生性，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企业排污影响着周围社区居民和社区环境，甚至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企业要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自觉履行生态伦理责任。
综上，企业伦理责任应是企业在经济运营活动中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应然性的价值，是应当的和必需的责任与义务。企业伦理责任要求企业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遵循一定的道德，遵循“善”的原则，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手段，促进人类、社会及生态的健康发展。
（二）企业伦理责任的现状
现代企业既是重要的经济实体，也是重要的伦理实体，因此企业除了承担经济责任外，也要承担伦理责任。目前，一些企业存在着只讲经济利益，而忽视或无视伦理责任和义务的现象，在履行伦理责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本伦理责任的缺失。首先表现在企业缺乏对员工的“善”。一些企业员工工作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缺乏劳动安全保护，职业病问题严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一些企业任意降低工资标准，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企业未按《劳动法》规定在工作日、休息日、假日加班支付1.5倍、2倍、3倍的工资。其次表现在企业缺乏对消费者的“善”。近年来，“假冒伪劣”产品猖獗、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众多。“双汇瘦肉精”、“牛肉膏”、“地沟油”、“染色馒头、”“毒豆芽”、“毒胶囊”等事件严重威胁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12年4月15日，央视对“非法厂商用皮革下脚料制造药用胶囊事件进行曝光”，浙江省新昌县某厂大量使用工业明胶加工制作药品胶囊，而这些工业明胶竟是由散发出刺鼻臭味的碎皮子熬制而成，这种药用胶囊铬超标，最终流入国内多家药厂，涉及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虽然违法企业的不伦理行为最终受到了严惩，可是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不道德行为对人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无法弥补。
2.公共伦理责任缺失。首先，表现在企业信用缺失问题较为严重。如一些企业合同违约问题突出，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居高不下，企业赖账逃债现象屡见不鲜。每年订立的合同很多都存在违约问题，许多企业在银行贷款，长期不还，以各种理由逃债、赖债，导致银行死账、呆账大量增加给银行带来负累，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此外，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企业还需要不断与其供应商进行合作，这个过程也要求企业必须遵守协议，确保质量、买卖公道、及时发货。而有些企业却进行合同欺诈、违背合同、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造成企业利益链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企业发展，影响了社会商业公共环境的健康发展。其次，表现在企业产品缺乏诚信，产品实际与宣传广告不符。如，染色馒头、假牛肉、假鸡蛋、“调和豆浆”、“塑化剂”等事件以假充真，欺骗消费者，破坏了社会的经济秩序，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了人与人的和谐，致使企业公共伦理责任严重缺失。
3.生态伦理责任缺失。首先表现在一些企业恶性消耗自然资源现象比较普遍。我国人均资源贫乏，人均土地、森林、水资源和矿产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17%、25%和58%，35种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60%[4]。但是，我国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有些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恶性消耗资源严重，盲目开采，过度开发，能耗大，产出低。如一些小矿厂、水泥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等等，盲目利用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缺乏资源节约意识，缺少生态保护责任，虽然多次被国家明令禁止，但仍肆意妄为。其次表现在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超标，排放量逐年上升，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2011年4月至6月期间，在云南省曲靖市发生铬渣非法倾倒导致污染事件，雨水将非法倾倒的铬渣冲刷，淋溶到附近水体，导致部分牲畜饮用积水后死亡，严重影响人畜饮水安全；2012年4月江西南昌污水直排影响赣江水质等。企业是社会资源的使用者，在使用权利的同时，应该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使人类不因环境遭到破坏而被陷入不可挽回的生态危机中。
二、企业伦理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针对企业在履行伦理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通过强制的力量对企业形成道德“硬约束”。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具有滞后性。一些法律规定的解释不明确，存在着漏洞，使一些不法企业有空可钻。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主要分散在劳动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尚未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关于一些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还未形成立法规范，存在着法律的“盲区”。有些法律规定缺乏相应的具体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另外，在法律执行中，由于受到有些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影响，存在着不作为、执法不严的问题。关于企业相关的法律惩罚力度不够，使企业的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法律往往流于形式，不能起到强效的约束作用，甚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二）企业文化的道德弘扬机制未建立
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里形成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文化信念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将企业内部各种力量聚集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下，齐心协力地实现企业目标[5]。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精神、企业形象、企业价值观、经营文化、管理文化、人事氛围、企业目标等。优秀的企业文化重视道德教育，与企业伦理价值和谐一致，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和保障。企业文化能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成为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对企业的一般要求，能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感是企业核心价值观，是构成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一些企业文化的道德弘扬机制未建立，将单纯追求个体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目标，将企业建立在片面追求经济货币数量的增长上，企业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缺少人文关怀。
（三）面对市场竞争一些企业滥用科技
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过程。然而，科技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者违背善的原则和诚信的原则，不顾对消费者的可能性危害，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在企业中滥用科技。如“瘦肉精”本是美国发明的一种兽药，却被一些企业滥用在饲料中，喂养出来的“健美猪”又流入双汇火腿肠中。“三聚氰胺”被不法商贩添加在原奶中，旨在增加蛋白质的含量，一次次躲过了食品的检测。“地沟油”被不法商贩提炼出来回流到了人们的餐桌，蒙混过关，以假充真，几乎用肉眼很难识别，给检测技术增加难度。有些企业投机取巧将“苏丹红”工业原料添加进饲料后生产的假红心鸭蛋，用以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手段，如此等等。企业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应该遵守伦理要求，建立“善”的价值取向，以利于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求竞争讲效率的经济，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降低产品成本，不断创新，以优质价廉在行业竞争中取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有些企业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只图快、只图省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不伦理行为必将受到严重的惩罚，最终被市场淘汰出局。
（四）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担当伦理责任起着关键的作用。企业家的伦理责任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员工的伦理意识。企业伦理责任是企业家的自发意识和道德自律。目前，我国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各种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企业家的文化水平、道德素质参差不齐，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缺乏正确的认知，不能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一些企业家排斥原有“义利观”，注重个人的实用，进行不正当的竞争，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把企业的行为局限在自己盈利的小圈子，忽视或无视社会利益。企业对伦理责任的担当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家的道德自觉性，企业家道德水平高，人文关怀意识强，社会责任感强，企业的伦理责任担当的就多，反之，亦然。因此，要不断提高企业家的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其积极自觉履行伦理责任。
三、企业伦理责任的提升途径
企业伦理责任的提升，需要通过加强法律建设、建立优秀企业文化、完善企业自身制度、提升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等途径来实现。
（一）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和加大经济惩罚力度，增强对企业道德的“硬约束”
加强企业伦理责任离不开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只有通过法律的支持和强有效的约束，道德才显得更加有效力，只有通过强制性地法律规范约束，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发展成为可能。政府需要不断的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可能减少法律的漏洞。企业作为追逐营利的组织，承担伦理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比对衡量。因此，要加强对违法企业的监督和惩治，加大对违法企业的经济惩罚力度，使企业的违法成本大于收益成本，使得企业无利可图。通过法律的制约与处罚，使企业从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逐渐将企业的道德行为从外在的约束转为内在的自觉，从而促进企业的伦理责任实现。政府还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在企业行业内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企业伦理责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建立优秀企业文化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增强对企业道德的“软约束”
企业伦理责任实现除了法律制度的“硬约束”外，还需要通过建立优秀企业文化推动社会道德建设，以增强对企业道德的“软约束”。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弘扬企业道德，潜在的提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道德素质，成为人们道德的内在驱动力，是企业建立社会责任感，履行伦理责任的基础。企业要积极建立优秀企业文化，将企业伦理规范和企业伦理原则，如：诚实守信、服务至上、公平竞争等纳入到企业文化中，在企业文化中树立企业伦理形象。企业文化往往以潜在的、不自觉地方式渗透在企业员工的道德理念中，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员工爱岗敬业，奋力拼搏，积极向上。因此，只有建立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自豪感、归属感、责任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才能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通过提高消费者、员工等的维权意识，加强对企业伦理责任的监督，通过媒体包括网络新媒体的监督等社会全方位的监督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快速发展，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三）完善企业自身制度，将伦理纳入到企业科学管理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首先要不断完善企业自身制度。对于企业内部来讲，建立一个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伦理建设的条件和保障[6]。按照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不断完善企业自身制度，加强平等、公正的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市场营销管理制度、公正分配管理制度、绿色环保管理制度等。结合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科学管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伦理纳入到企业的科学管理中。企业要遵守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原则，遵守“服务至上”的宗旨，注重企业的长远利益发展。以正当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杜绝添加使用如，“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等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科技滥用行为和不正当竞争手段。其次要加强科学管理。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建立健全企业产品质量管理的科学体系，对企业的物质生产原料进行严格检测，将假冒伪劣原料阻挡在企业大门外。同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对企业产品的科技检测水平，严把质量关，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再次要建立科学发展观，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企业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克服对自然环境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我们要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摈弃功利与实用的传统的发展伦理观，建立可持续的新型的发展伦理观[7]。
（四）提升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家是现代社会重要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群体，企业家要在不断提高自身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的道德素质。温家宝总理在谈及“奶粉事件”时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要加强企业家的道德教育，增强企业家的诚信、正直、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道德修养和道德素质。加大企业社会责任知识的宣传，树立优秀的企业家典范，加强优秀企业家的道德宣传。企业家应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引导企业向宏观整体性方面发展，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发展目标，关心利益相关者的整体权益与公正，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企业家不仅要拥有物质资本，更要拥有伦理气质，伦理精神和伦理责任。企业家要不断增强民族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道德理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自觉担当伦理责任。
企业履行伦理责任是应当的，也是必需的。企业伦理责任的实现还受到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企业伦理责任的普遍实现也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要通过政府、社会、企业“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断提升企业伦理责任，从而建立企业、社会、生态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进步。
参考文献：
[1]赵华灵.企业社会责任伦理探析[J].道德与文明，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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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晓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中国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01.
[5]陈荣耀.企业伦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63.
[6]倪愫襄.伦理学简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45.
企业伦理行为 篇12
一、元伦理学的内涵
(一) 元伦理学的内涵。所谓元伦理学, 就是关于伦理术语的意义和道德判断的确证的科学。可见, 元伦理学是关于两个方面确证的科学, 一个是关于伦理术语的意义, 另一个是关于道德判断。笔者旨在对个人行为道德判断进行推理, 所以, 对伦理术语的意义的确证就不赘述。其实, 元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对道德判断或伦理判断进行确证, 即道德推理或价值推理的逻辑。也就是说, 元伦理学研究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的或不应该的、是善的或恶的, 也就是追问道德价值的基础。比如说, 从现有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出发, 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才能使社会生活更健全;从生理、心理的事实出发, 研究我们的心理状态怎样变得更好。所以, 元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是”、“事实”、“事实如何”与“应该”、“道德价值”、“应该如何”的关系问题, 即能否和怎样从事实 (“是然”) 推出道德价值 (“应然”) 的问题。所以, 元伦理学要追问的是一切道德判断背后的价值基础。
二、元伦理学视野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个人行为道德
从元伦理学角度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人行为道德规范得以形成的事实前提, 个人行为道德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本的事实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经济, 主要表现在:第一,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第二, 在分配制度上,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三, 在宏观调控上, 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这个基本的事实前提从元伦理学考察的需要看, 是由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伦理结合起来的, 且可以分解为下面两个条件。
1.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 其竞争经济的伦理基础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有以下特点: (1) 个人行为以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动力。 (2) 个人行为具有竞争性, 其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并以此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必然会使一些个人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充分施展才华, 而使一些不思进取的个人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 (3) 伴随个人财产的不断增加, 个人超前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共存。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 除少数人进入高消费领域外, 绝大多数的个人, 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节俭的传统美德。
2.社会主义更加重视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外, 还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 (如:以公有制为基础, 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统一结合, 效率与公平的根本一致性,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等) , 这就使个人行为更接近社会主义公正的价值目标即善的目标。
(二) 个人行为道德要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的行为道德, 必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其个人行为的道德内容必须包含以下方面。
1.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有助于增强个人行为的开拓意识、竞争意识, 鼓励人们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因此, 适度的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必然产物, 是深化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必须培养个人对优胜劣汰的心理承受力, 树立竞争意识、效率意识, 以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独立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民自主权增强, 竞争机会增多, 风险与责任也增加。公民有权为生活得更好而自由选择, 也有责任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做出努力。为此, 必须培养独立的人格, 确立自我负责的精神。
3.平等、自由、公平的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 它承认和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 赋予个人充分的自主权、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社会责任, 增强了个人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 有力地冲击等级观念。遵循等价交换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 反映到道德领域, 则要求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平等的权利、平等的责任和义务、平等的人格。
4.互利共赢意识。追求物质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 但它必须同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利益相结合, 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行为当然同自身利益有关。在考察个人行为道德时, 应该从其经济利益出发, 这样才能体现出道德的真实性、可信性。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每个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
但是, 仅就个人利益来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的价值还远远不够。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 就可能会损害以至牺牲他人利益维护自身利益。因此, 个人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时, 必须处理好个人、集体与国家三者的关系, 在承认个人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 协调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三、如何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
(一) 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 奏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我国的传统道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注入时代精神和现代化内容。例如:强调整体精神, 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如儒家提出的:“义以为上”、“先义后利”, 就体现了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的原则, 体现了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又如:“不义之财不可取”、“仗义疏财”、“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应成为当今社会个人行为的准则, 它要求个人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时, 具有社会责任感, 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利己主义。
(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以正当的手段获取个人物质利益。首先, 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 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理承受力。其次, 增强自主、自立、自强、自信的主体意识, 积极进取,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同时, 居安思危, 富有紧迫感、危机感。要防止和警惕市场经济的利己性, 避免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丧失良心、道德。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 通过正当手段、合法途径获得自身的物质利益。再次, 加强个人行为的职业道德教育。要使个人行为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 就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把道德规范融入各种法规制度和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之中, 约束行为,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修养和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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