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精选9篇）
刘易斯拐点 篇1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目前,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 有不同看法, 为此, 笔者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谈点个人看法, 供大家参考。
一、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195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W.Arthur Lewis) 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 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此时劳动力过剩, 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 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 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 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 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 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一般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经过拉尼斯与费景汉 (Ranis and Fei, 1961) 的发展, 形成了含有两个拐点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即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在经过修正的刘易斯模型中, 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 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弹性。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 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 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 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现象。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 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 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带入第三阶段, 即经济一体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 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上, 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上, 也就是从有限剩余到完全吸收殆尽的阶段。目前, 讨论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一般指第一拐点, 而非第二拐点。
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
目前, 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 众所纷纭、莫衷一是。
一派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蔡昉认为, 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蔡昉, 2008) 。张晓波等人在《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一文中通过对甘肃农村的调查认为: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 实际工资率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的加速上涨, 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 表面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 (张晓波、杨进、王生林, 2012) 。在《解析1965年~2009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一文中, 魏征等学者认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其非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 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剩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年均1.37%;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已经超过了二元结构理论所定义的制度工资, 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魏征、Marco G.Ercolani、郝睿, 2012) 。王美艳在《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 认为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 对于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而言, 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受到冲击时, 他们很难再返回到农业中来 (王美艳, 2012) 。宋立刚、张永生认为, 由于来自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耗竭, 工人工资上升, 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刘易斯拐点”到来 (宋立刚、张永生, 2012) 。
另一派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Jane Golley和孟昕在《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一文中认为, 尽管某些证据显示在2000年~2009年间, 城镇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上升, 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短缺造成的;中国农村仍然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且收入非常低的工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流动面临着独特的制度障碍和政策性障碍, 阻碍众多农民工进入城市 (Jane Golley、孟昕, 2012) 。在《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文中, 作者认为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 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 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可能持续 (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 2012) 。在《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了吗?》一文中, 作者通过使用1998年~2007年的中国省份数据, 估计了每一年中国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并特别将刘易斯转折点纳入供给曲线的估计, 得出结论认为, 中国还存在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 (姚洋、张可, 2012) 。葛苏勤、杨涛在《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一文中认为, 基于多方面数据的经验研究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 (葛苏勤、杨涛, 2012) 。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 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如巴曙松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异常重要, 目前的数据, 确认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 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 (巴曙松, 2011) 。
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则认为, “刘易斯拐点”将在7年后到来, 也就是预计在2017年和2018年, 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受此影响, 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 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另外, 对于“刘易斯拐点”, 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 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重大缺陷, 是个可以被证伪的虚假概念, 在一个虚假的概念上争来争去, 肯定争不出个结果来。并且徐教授认为, “拐点陷阱”也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恶果。
三、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应是“人口拐点”
针对上述讨论, 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 说“刘易斯拐点”是一个伪命题, 有待商榷。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假设前提, 若抛开假设前提, 任何理论实质都是伪的。“刘易斯拐点”作为一个理论推演, 对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 不能一味否定。从理论分析角度看, “刘易斯拐点”并不是什么伪命题, 其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逻辑基础的。
其次, 笔者认为, 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 而非“刘易斯拐点”。其一, 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拐点”。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表现是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据统计, 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 达到2.02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4.8%。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 现在正在形成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人口抚养比上升。自2012年起,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与此同时, 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 (蔡昉, 2012) 。其二, 中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要素能充分流动, 不存在劳动力的制度障碍;二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 或者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基本与工业劳动报酬相等。但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满足。一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多种不平等制度设计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要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很多;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并没有和正式的城市劳动者报酬持平。
再次, 目前, 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 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这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主要表现是:一是生产体系劳动者的报酬偏低;二是非生产体系工作人员报酬偏高。譬如, 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工人及企业工人, 总体工资偏低, 并且多年劳动者报酬一直呈下降趋势, 而政府、军队等部门, 则有关人员工资一直在上涨, 包括企业管理人员。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 在报酬偏高的政府等部门, 劳动供给远远大于劳动需求, 比如, 有关政府部门要录取一个公务员, 后面往往就有几百个报考者;另一方面, 在报酬偏低的劳动第一线, 则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 出现“民工荒”。
第四, 中国如何解决好“人口拐点”及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需要采取综合对策。其一, 大力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 要让真正在劳动第一线的人得到蛋糕的大部分, 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其二,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精简行政机构, 提高办事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其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淘汰一批高污染企业。其四,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培育新一代职业农民, 同时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其五, 大力发展休闲产业, 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其六, 限制房地产过度扩张。其七,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技术红利”应对“人口拐点”。其八, 积极推进公平有效制度建设, 大力增加社会发展的“制度红利”。
参考文献
[1]蔡昉, 杨涛, 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宋圭武.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刘易斯的中国拐点 篇2
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15年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一个黑人家庭，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1940年获博士学位。殖民地黑人身份及成长经历，使刘易斯更加关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世纪50年代后，他开始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著作有《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他发现，如果将关注点聚焦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卢锋向《英才》记者介绍，刘易斯的理论更重视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相信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最大限度地把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有利于储蓄阶层或资本家阶级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较高储蓄率、投资率，对于发展是非常基本的条件。”
尽管刘易斯提出其理论后，各方颇多争论，但其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则是无可争议的。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加纳等国的政府顾问和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的要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79年，刘易斯与舒尔茨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易斯拐点
对于时下曝光率颇高的“刘易斯拐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英才》记者做了详细解释。“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把产业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传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第一个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工资从基本不涨变为小幅上升；等到劳动力转移完毕，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会出现资本深化，即用资本替代劳动。”
那么，将“刘易斯拐点”套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时下的中国位处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坦言：“他的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问题，没说清工资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怎么变动的？所以，讨论中国是否过了拐点很困难。”
卢锋举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年均增速约为9.7%。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增长显著，随后十来年相对停滞，最近十多年增长较快。实际工资增长趋势也基本类似。“刘易斯理论中农民工收入长期基本不增长的现象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怎么可能几十年不涨工资，之后突然大幅增长？”另外，中国改革以来，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5%这一数字，也不支持刘易斯的理论。因此，对于目前那种简单解读刘易斯理论和套用拐点方法，卢锋本人持有保留意见。
“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是错误的。因为拐点有两个，中国现在处在两个拐点之间，并不是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剩余了。谁敢说没有剩余？”马晓河解释，由于体制障碍，劳动力实际还没转移完。但是，表面完成的假象已经导致工资上涨、资本深化等现象提前出现。“其实拐点已经到来是假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英才》记者：“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工业化的本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中间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尽快地、有效地、低成本地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在吴敬琏看来，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现实意义，实际是要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真正完成，且改变转移的模式是怎样的？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抉择，以及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缘由。
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向《英才》记者做了简单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动员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化。那时候中国还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到1956年初步完成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矛盾开始凸显，即排斥劳动力。于是乎，这2000多万人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温铁军介绍，当时的中国经济中，资本高度稀缺，我们是靠从“三农”提取剩余价值，完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中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当年很多人算过账，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工业资产，主要源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所以，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工业发展的内因造成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没能真正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吴敬琏表示：“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要有效，低成本，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大。”他指出，在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投资后，现有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另外就是摊大饼，城市的运营效率低。每个人的生活半径很长，堵车、污染都出来了。”
“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镇化，先生产后生活，近60年的情形都是这样，把大量资源都导向了工业化，结果工业生产过剩。于是大量出口，结果大量外汇结余，又带来储蓄增加，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出现了恶性循环。”马晓河认为，中国要打破增长模式锁定，就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和体制的制约，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争议新型城镇化
对于时下热议的“新型城镇化”，吴敬琏语露谨慎，甚至可说是有些无奈。“什么叫新型城镇化，老实说，我不知道。没有定义。”他担忧，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土地产权等体制障碍，各级政府会继续沿用传统模式来搞城镇化，最后还是重复以往的造城运动，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至于如何给新型城镇化定义，马晓河有着自己的标准：首先，应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重点应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转移；其次，城镇要与农村联动融合发展；第三，一定要走资源集约化道路，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
“没有定义的好处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解放思想，最后给出一个好的方案；坏处则是概念很可能被扭曲。”姚洋推测，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方案出台可能要等到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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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镇化的“新”，姚洋提醒，一定要避免城市化过度带来的贫民窟化现象。既要防止都搞大城市，也要防止小城镇遍地开花。
姚洋认为，不能太强调镇的概念。如果拼命建镇、圈地，连村都要搞园区，结果又成了画地为牢，资源利用就不经济了，还会造成更多污染。“这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各个村招商，应该将项目引到县城园区，这样有拿土地入股的，有拿招商入股的，各得其所。”
“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温铁军的看法更实际。他指出，中国的3000多个县、3万多个建制镇，有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这个空间足够吸纳中国的过剩产能。而中小企业进入镇的成本比进入大城市低得多，就业则6倍于大企业。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
谈及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瓶颈，马晓河建议尽快建立外来人口进城的成本分担机制，中央、省（地）、农民各负责什么，都要分清楚。“现在谁都喊城镇化，但谁都不作为，因为都不想承担成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把二元制度的红利吃干榨净了，所以谁都不想承担现有体制下农民转成市民的成本。”
对于市长和市民都担心的掏钱问题，姚洋显得比较乐观。他提醒，不必把这种成本想象得太高。农民进城更能激活消费和投资。“社保不是缺钱吗？可以卖一部分国有资产。类似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的现象，根本不是问题。这几年，北京已经关了几百所小学，原因是孩子太少。如果不是外来的孩子上了学，很多老师早下岗了。”
围绕新型城镇化，目前讨论最热的当属土地问题。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主张，落实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的自由交易，从而解决农民进城的成本。
温铁军不主张这种激进的私有化，认为那样可能重走印度的老路。印度有34%的无地农民，他们只好大建贫民窟。“现在在全球危机的打击下，过剩资本更大规模地流向征占土地。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有可能更大规模的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
“在农村搞土地私有化，我认为没必要应该是股份制，不管征谁的，大家都有一份。”，姚洋提醒说，一些农民成了千万富翁，一些还那样，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即使私有化，也应该收取土地收益税。马晓河则支持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观点，关键是政府不能参与土地交易这种市场行为，让农民能够直接通过市场获得相关收益。
“我更大的担忧是工人教育程度太低了”，认为土地不是关键的，姚洋话锋一转说，现在工人工资很高，但是再涨，只能转用机器，很多工人就会失业。他呼吁，政府应该投入比正规教育更多的钱重新培训工人。
“要搞清楚城镇化遭遇瓶颈的体制原因有哪些。只有扫清了这些体制障碍，城市化效率才会提高”，对于城镇化，吴敬琏有着自己的担忧：“如果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城镇化）就弄不下去。即便弄下去了，也会造成长期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刘易斯拐点”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篇3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有2.68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但是,“刘易斯拐点”之所以迟迟没有到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还悬殊地存在着,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完毕。这既有劳动力供给方(农村)的问题,也有劳动力需求方(城市)的问题。劳动力供给方的问题,即从理论上说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实际上转移的并不是“剩余的”劳动力,而是“必要的”劳动力。“由于加工贸易型”的产业是高劳动强度的制造业,要求年轻、体壮、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中的这部分劳动者大多转移到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呈年青化态势,并相应地加快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年化态势,这就必然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在当 前我国农村,出现在田间劳动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和未成年小孩。于是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农民是“末代农民”。再加上当前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转移,而是“侯鸟式”的转移,他们还没有切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这就必然阻碍农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因此无法得到根本改善。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说,他们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民工的不平等身份,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大部分留在城市,得到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既扩大了城乡差别,又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也延缓了我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的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近两三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月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19.3%、21.2% 和11.8,2013年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达到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增长13.9%。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教育部最近作出决定,把这些年来新办的600所左右高等学校转向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刘易斯拐点 篇4
“民工荒”卷土重来
2005年之前，媒体关注的是“民工潮”；2003年，开始报道沿海的“民工荒”。2008年，民工曾出现短暂返乡湖，但在2009、2010持续两年经济复苏后，2011年“民工荒”卷土重来。
翻开报章可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正展开“民工争夺战”：上海政府派400辆大巴远征安徽、河南招工；安徽、湖北等地作为娘家人，则对农民工围追堵截，纷纷打出慰问信、收入许诺等感情牌，以情留人。据统计：2011年上海农民工较往年少了四成，缺口接近50万，北京、广州的缺口也都在15万以上，而深圳的缺口则高达80万人。就连安徽、河南等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安徽当前缺工超过50％的企业达2；500家，春节后企业计划招工总数达25万……
从2004年到2011年，虽然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听到“民工荒”现象，但目前这一现象显然已从局部扩散至全局、从周期性转变为长期性。中国人口结构越过“刘易斯拐点”已无需争辩。两个纳税人和一个养老者
这一切始作俑者为计划生育政策。它使得中国的出生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进而新生劳动力增长率下降。1980年代末期，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后，全国小学新生入学人数出现直线下降，在校小学生总人数在1998年后也出现直线下降。小学招生不足的情况逐渐延至中国的初中、高中，乃至大学——2010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已减少90多万人就是一个信号。
再然后，便是进入21世纪后的“劳工荒”的蔓延。
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迅速下降，年龄在16～24岁的劳动人口以13.6％的速度在减少。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总计将失去18％～55％的青壮年劳动力。
国际学者预测：中国青壮年人口数量2015年就将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而国内学者乐观地认为：202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才会达到顶点(约9.25亿)，随后绝对数量出现下降。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也将到达最高点(14.06亿)。
相对于青壮劳动力变化的另一面是中国老龄人口的上升。中国社科院ix.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但到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7.5％的世界平均水平。
据预测：20；55年，中国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15～64岁)对2.94亿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局面，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和未达纳税起征额的低收入人口，实际上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中国将面临“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被逼无奈的中国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红利”接近枯竭，“人口负债”即将到来。提高工资将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据报道：201O年农民工工资上涨接近50％～40％。另据估计，未来五年，底层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速度将在20％以上。
这对中国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要知道，目前中国人均GDP才刚刚4000美元，要是农民工的月薪达到2000元，年薪达到2.4万元的话，企业还能有多少利润?国家财政收入还能有多少增长?
这将逼着中国企业和整个中国经济向上走。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增长支撑是不同的。从经济贡献讲，是从要素积累走向集约管理，再从集约管理走向知识创新。所主导的产业结构，也曾经历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过程。而总的趋势是不依赖于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高达7％～80％。
中国企业和政府是否已然作好迎接“刘易斯拐点”后经济转型的准备呢?且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相关报道参见右版“时事评论”)
刘易斯拐点 篇5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 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荒”, 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聘工人, 却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要, 其中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输入的大幅度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 下降8.9%, 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 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 求职人数为112.5万, 用工缺口为81.9万。从这一角度出发, 外来农民工的减少而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 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的一般特征, 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 也的确符合刘易斯所认为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 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返乡的大批农民工哪里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 2008年末有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 春节过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 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 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在这一事实面前, “刘易斯拐点”理论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换言之, 该理论在我国当前的“用工荒”面前失灵了。
1 “用工荒”概况与特征
简单的理解,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要找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 首先要分析中国“民工荒”现象的特征。
(1) 发生地域扩展。
从地域上看, 2010年春节后出现的用工荒较之以往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地域范围由传统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一线城市率先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范围内蔓延, 连中西部的安徽、湖北、重庆、新疆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为增强就业吸引力, 今年以来已有十几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调整幅度在10%以上, 其中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21.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凸显了各地为增加就业吸引力, 缓解本地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的一种对策。
(2) 普工出现短缺。
与以往“用工荒”以技工短缺为主要特征不同, 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普工荒”。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部门统计, 2010年春节后第一周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求职人数10.68万人, 登记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却高达40.86万个, 供求比达到了1:3.83。在这样的背景下, 招工变成了“抢人”, 很多企业打出“没有技术不要紧, 进场再学没关系”的招工广告, 普通短缺已成为“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3) 技工依然缺乏。
一直以来, 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这一特点在本轮的“用工荒”中依然存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 致使素质型工人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从而造成岗位空缺, 而新一代的农民工虽比上一代在知识水平和技能上更具优势, 但依然无法达到产业升级所需要技能水平, “技工荒”的问题依然存在。
2 不能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分析用工荒现象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 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 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 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 便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结合我国目前“用工荒”的基本特征,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能解释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用工荒”问题。
(1) 中国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劳动力短缺。
2008年两会期间, 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田成平在全国“两会”上透露, “十一五”期间, 中国就业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每年在城镇要求就业的有2400万人, 但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 同时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大约有800万人。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增加到9.26亿, 现有移民和未来新移民将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0%左右, 移民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驱动力。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 农村中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劳动力短缺阶段”。
(2) “既定工资”缺乏吸引力导致普工短缺。
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基本假设, 在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用工荒”, 而工资水平依然处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阶段。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9) 》统计数据, 2008年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是1.33万亿元, 如果平均到2.3亿农民工身上, 每个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约在5800元左右,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由此比较, 工业部门提供的“既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一般收入,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仍旧具有一定吸引力, 但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支出要远高于在农村支出, 并且城市生活成本还在不断上涨, 同时又要面临职业不稳、社会保障缺乏、缺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在城市打工未必就比生活在农村更为理想。所以, 目前的“既定工资”水平偏低, 是导致普工缺乏的主要原因。
(3) 经济环境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建立了一个依托世界贸易、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结构, 支撑这一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就是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优势。这种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所以金融危机来虽然在发达国家爆发, 却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 造成了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 降低成本, 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同时, 国内也存在一个“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结构, 当这种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时候, 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 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 而“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系, 并不能代表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用工荒, 也并非“工业部门在既定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 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而出现的“刘易斯拐点”。
3 “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因素。
以东部沿海地区分析, 本轮“用工荒”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 企业规模普遍不大, 而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回暖, 导致这些企业用工需求集中上升, 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利润, 很难提高工资水平。同时, 这些企业主要依靠订单生存, 招收的以短期工为主, 不能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 “用工荒”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用工荒”的出现, 也说明这一地区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 依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产业升级成为解决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 这一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但劳动力市场上高质量的工人依然缺乏, “技工荒”继续存在。就此来看, “用工荒”现象的存在, 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称所致, 而非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不足。
(2) 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角度考虑,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助长了“民工荒”的蔓延。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 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 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 基本享受不到当地与户籍挂钩的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 同时又缺少话语权, “同城不同权, 同工不同酬”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在户籍这道门槛下, 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寻找到“家”的归属感, 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这是“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所在。
(3) 人口因素。
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 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需求量上升具有长期性特征, 而东部地区通过产业升级改变用工结构还需要较长时间。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居于主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这一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 对工作的要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 这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虽然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但还不能满足一些新兴行业的用工需求。这种情况下, 结构性的“用工荒”将继续存在。
4 结语
用工荒现象的出现, 纵然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也十分明显地预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到来, 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 最终会导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针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用工荒问题的实际情况, 有关部门应当对当前的产业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避免目前还大量存在的初级劳动力的浪费;同时,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劳动力质量, 为即将到来的产业升级做好准备。除此之外, 还应当在当前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改革,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
摘要：金融危机过后,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新一轮的用工荒, 有人试图用“刘易斯拐点”这一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发生, 但却无法回避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大量失业这一事实;换言之, “刘易斯拐点”无法解释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与危机过后的用工荒现象产生。究其原因, 在于用工荒现象只是在表象上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刘易斯拐点”理论的适用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刘易斯拐点 篇6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刘易斯 (1954) 依据古典学派的传统, 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 (1) 劳动力无限供给, 即人口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数量如此众多, 以致在这种较大的部门里,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 并且即便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仅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 劳动力的提供仍然超过需求; (2) 二元经济结构, 即发展中国家由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组成; (3) 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 即由于两部门的发展是独立的, 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保证现代部门能够获取无限劳动力。
在三个假设的框架下,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 也就是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首先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随后农产品逐渐出现短缺, 对工业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提高了转移人员的劳动报酬, 这是第一个拐点。此后, 现代部门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不断扩大, 同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部门相同,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 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 一元经济基本形成, 第二个拐点到来。而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二个拐点, 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结构趋于同质化。
二、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
近几年, 沿海省份接连发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全国出现了“涨薪潮”现象, 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 代表学者有蔡昉等人。蔡昉 (2007) 结合GDP增长率和生育率, 通过对2004年全国劳动力的数量研究指出农村至多存有5800万 (40岁以下) 劳动力, 剩余率仅为11.7%。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短缺, 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随后, 蔡昉 (2010) 又指出, 2005年 (40岁以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至5000万, 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0%。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贺蕊莉 (2013) 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的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 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初期阶段, 但其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吴要武 (2007) 从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变化、非正规的就业量变化检验得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阶段, 我国需要应对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2010) 认为,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 农业中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乡收入差距大, 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说“刘易斯拐点”来临, 但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 (2010) 分析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 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余宇新、张平 (2012) 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测算出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呈显著的正相关, 资本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周燕、佟家栋 (2012) 结合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征, 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远未结束, 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国式“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Kwan (2009) 从数量标准出发, 也认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并未告竭。邓垚、王建 (2012) 认为照搬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会产生偏差,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在逐渐迫近, 但并未真正到来。
三、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总体而言, 国内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是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或经验之谈, 并且在论证是否跨过拐点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明确说明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其实“民工荒”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 从而导致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 相对的, 新生劳动力的比重就逐渐减小。另外, 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 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口数也会逐渐减小, 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 有必要重述“刘易斯拐点”侧重的是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拐点, 只有突破这一点, 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任务及二元经济结束并实现了协调性转型。另外, 由于中等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刘易斯拐点”, 根据概念, 它的到来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 劳动力供给; (2)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经济由二元过渡到一元。因此, 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结合这两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层层分析。
(一) 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数量大幅缩减, 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对于这个问题, 几年前大多数看法是存在1.5~2亿的剩余劳动力。而蔡昉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岁以上6000多万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并且将2亿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全部作为转移劳动力, 得出剩余率只有11.7%, 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未来必定会有所下降, 几乎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 因此也必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其次, 40岁以上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现有农业劳动力, 那么剩余率将会再次提高;最后, 2亿的外出打工者虽然由农村流向城镇, 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缺陷及对地方的保护, 他们中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拥有城市户口, 多数人随时会返回传统部门。这样看来, 农村剩余率不止蔡昉所说的11.7%。同时, 蔡昉 (2010) 认为人口红利仍能发掘, 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达到供不应求的阶段, 这与他自身的观点有悖。截至目前, 根据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信息, 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 由此有关机构和专家预测, 将来一个时期,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 但是在“十二五”期间,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呈增加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 但是总量是保持持续增加的;另一方面,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力素质, 特别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 促进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转移,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也就是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期。而片面的以“民工荒”为论据论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也有失偏颇。根据岳少雷 (2012) 的研究, “民工荒”只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表现, 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严格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 从而使劳动力供给速度逐年放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 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 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主力;另外, 4万亿的经济刺激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很多曾经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也开始逐渐“回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国中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 在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 一级市场工资较高, 工作条件优越, 就业稳定, 安全性好, 作业管理过程规范, 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资则较低, 工作条件也较差, 就业不稳定, 管理武断且粗暴, 个人升迁机会更是非常渺茫, 很多时候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也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 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而在我国, 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所隐藏的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更是约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实壁垒, 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业政策、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经济权益领域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 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随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截至2012年, 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上升为52.6%, 但是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36%左右, 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国际经验, 预计在2010~2025年期间, 我国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70%, 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 马爱玲 (2012) 研究得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 然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 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还无法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 使得我国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端而并未越过顶点。
从官方公布的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 (如表所示) , 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趋势, 但总体上已超过了国际规定0.4这一警戒线。另外, 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还需加入通货膨胀这一要素, 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居民的实际工资, 从而给人一种工资差距不断缩小的幻觉。因此, 从一些学者得到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还要超越这一水平。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情况, 虽然国内还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这个水平的贫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政策和建议
毫无疑问, 对于我国, 经历“刘易斯拐点”只是迟早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以缓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 实现经济顺利协调转型。
(一) 完善政策制度, 融合二元经济
制度变革是彻底推进经济转变的根本。要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籍,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 将有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所的农业人口登记为城镇人口并通过立法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与户籍脱钩, 进一步建立起健全的劳动保障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 从体制上为农民工创造条件, 从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融合。
(二) 产业结构升级, 转变发展方式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增长, 粗放型经济也逐渐丧失优势, 因此应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积极鼓励高新产业发展, 提供必要的资金、环境和条件, 实现我国经济环保、高效的内涵式增长。
(三) 提供技能培训, 提高劳工素质
集约型经济需要中、高素质的劳工来支撑, 而传统部门的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较低, 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 通常无法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主力, 有必要消除对他们的歧视, 为他们提供透明的用工信息、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及同等的入职培训。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定补贴, 增加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
[2]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02) .
[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 2010 (04) .
[4]贺蕊莉.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 2013 (05) .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人口与人力资本研究, 2007 (06) .
[6]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J].江苏农村经济, 2010 (11) .
[7]余宇新, 张平.资本积累视角下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 (09) .
刘易斯拐点 篇7
刘易斯1954年在他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系统提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第一个理论模式, 其主要目的是利用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 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 不仅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增加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 而且可以增加现代工业的产出和积累, 从而可以吸收更多农业劳动力[1]。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经济学家进一步的补充和阐述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古典模式体系。
所谓“刘易斯拐点”, 是指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转移, 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而最终短缺, 基此将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只要城市部门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 那么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并且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 城市部门吸收的劳动力不断增加,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刘易斯拐点。于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上弯曲的, 如果劳动力需求继续增加, 而劳动力供给得不到相应的增加, 那么将会导致劳动力工资的上升, 这也说明劳动力由原来的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了, 相应的实际工资也由不变转为普遍增加。
刘易斯将拐点区分为两个:“第一个拐点出现在非资本主义部门停止增长, 其平均收入提高, 并使得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第二个拐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 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的状态”[2]。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表现
(一) 失业率上升, 就业压力无缓解
从近几年失业情况来看, 我国城镇失业率逐年增高, 到2011年底, 我国城镇失业率达到4.1%, 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达922万人, 而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指出, 在我国“十二五”期间的就业市场总体上仍然是供大于求, 据有关单位预测,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约2500万人, 而目前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只有150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仍有1000万人左右的劳动力缺口。中国教育部在2013年公布的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到达699万, 这是建国以来高校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 而来自用人一方数据显示, 招聘岗位与往年相比却下降了大约15%, 这一增一减使得今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所以, 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 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趋势将会继续存在, 而且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短期并没有缓解。
(二) 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变化突出
1、农民工供给增速放缓:
从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贡献中可以发现, 在众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中,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从其他城市流入的劳动力供给增速最大。但是在最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中, 我们发现2010年劳动力供给的增速竟然低于历史水平。其中, 农民工和其他城市流入的劳动力供给的同比增速分别是-5.9%和-22.2%, 这两个劳动力来源在2010年1季度的增长较历史平均增速都相差了20个百分点以上[3]。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速度放慢了。
2、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
我国经济结构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失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严重失衡, 不同地区以及城乡间的薪酬及福利待遇的差异, 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和就业方向, 使我国出现高素质人才匮乏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三、对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分析
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将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和哈维利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引入刘易斯模型, 提出来一种判断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完全转移的时间即“起飞”的时间方法[4]。我们基于这种方法来测算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
首先假设我国最初的人口数量为L, V为我国最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则 (1-V) 是最初工业人口比例, Vt为第t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时农业人口占第t年总人口的比例, c为我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 g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我国要在第t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部转移, 需要满足以下公式:
其中c为政府的临界最小努力值。如果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即Vt
我们采用农业人口比率来表示V, 用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增长率表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个率, 由2001-2011年的统计年鉴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 自然增长率g的平均值为5.56‰, 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的实际平均值c=3.34%。2001年, 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V是62.34%, 现在我们假设2011年已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则2011年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Vt为48.73%, 将数据代入公式可得临界值c=3.34%, 然而实际c的值为3.31%。所以工业部门的实际劳动力增长率小于临界最小努力值, 由此可知, 2001-2011年我国“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 但是我们发现这两者的值很相近, 它说明了我国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开始出现,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刘易斯拐点”将会到来。
以上方法只能判断“刘易斯拐点”在目前是否来临, 却不能估算出拐点来临的时点。针对这一点, 我们根据王春雷 (2008) 提出的公式来计算我国“刘易斯拐点”来临的时间。公式如下:
假设c为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 g为我国劳动力的增长率, V为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UT为第T年按总劳动人口所计算的失业率。在这我们仍采用2001-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同时以2001为基年, 因此, 我们算出:c=3.96%, g=0.94%, V=43.41%, U2011=2.7%, 把这些数据代入上面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以下的结果:
由计算结果可知:从2005年, 我国人口开始由绝对过剩向相对过剩转变, 同时, 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在2005年到2021之间开始出现, 而且在2021年以后我国将会到达“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绝对的, 由于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或许这个拐点会提前来。
四、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 农村仍存在较多的剩余劳动力
从抚养比的角度来看, 我国仍有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抚养比是指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它从人口的角度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其测算主要涉及到三个基本指标:总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由中国统计年鉴 (2012) 可知, 2001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2%, 少儿抚养比为32%, 而2011年这个数据分别为34.4%、22.1%, 同时我国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 我国老年抚养比由2001年的10.1%上升到2011年的12.3%, 直观的反映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效果, 即人口增长模式实现了向“低生育率, 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变。而且我国年龄在15～64岁的劳动人口的数量是在不断增长的。而且在农村, 虽然非农产业转移加进城务工转移大约2亿人, 但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 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 另外, 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仍继续增长[5]。
(二) 农民工短缺是结构性变化
当前我国农民工短缺只是一种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 由于我国现有的户籍、土地、住房、教育等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 使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表现为城乡间的“候鸟式”循环流动, 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此外, 由我国改革的现实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来看, 我国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还存在一个制度拐点。第二方面, 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出现了一些对技术和知识要求较高的职位, 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很难满足这一岗位的需求, 所以就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第三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要比他们父辈高, 他们的生活方式、追求目标和偏好和上一辈有很大的差距,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异, 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
(三) 农民实际工资增长较缓慢,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2011年以来, 国内大部分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涨幅大约在10%—20%。在某种意义上, 农民工工资上涨只是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农民工进行工资维权的结果, 同时和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机制方向也有很大的相关性, 而且对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实际工资是否上涨, 而不是名义工资。由农民工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国内物价增加率相比可以发现:农民工工资的变化趋势与生活成本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因此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大幅度增长。另外,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并逐渐提高时, 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收入差距会减小而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现象。但是在我国完全没有看到这种收敛的趋势, 相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也表明农村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现代的工业部门。
五、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来临, 现在的局面是“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并存, 我们应要重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现象以及当前严峻的就业问题, 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第一, 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宏观政策体系的重心, 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同时加大对“三农”的扶植力度,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大力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
第二, 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减少对操作方式劳动力的用工要求。在目前形势, 一方面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较少。因此, 只有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在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情况下, 企业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是致胜的环节, 这就为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力条件。在新的劳资关系中, 企业和劳动者是能够到达“双赢”的效果。同时,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等法律制度,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稳定性, 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流动新模式。
第四, 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就业需求, 特别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 因为服务业对就业能力的拉动远远大于第二产业, 尤其是信息化工业, 而且现代服务业更需要有大学知识背景的人才, 这样可以破除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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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易斯著, 施炜, 谢兵, 苏玉宏译, 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1-46, 102-129.
[3]劳动力拐点近在眼前[N].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2012.
[4]Fei, C.H and Rains, G.A.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刘易斯拐点 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
1 日本中小企业应对“刘易斯拐点”的主要措施
20世纪60年代之前, 日本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60年代到70年代, 日本经历“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1961年以后工人工资上升速度开始加快, 到1974年, 工资增速达到25%。日本中小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 日本中小企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扩大设备投资, 促进技术进步
工人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为了取得利润, 日本中小企业纷纷扩大设备投资, 促进技术进步, 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60年代末,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如机器、钢铁、化工等产品, 上升至出口产品总额的6%左右。
1.2 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
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 日本中小企业纷纷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 日本的纺织服装中小企业纷纷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放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廉价、生产工艺技术不断熟练、原材料供应方便的优势;另一方面, 由于节约了成本, 增加了纺织品的市场竞争力, 直接将产品进行当地化销售。
1.3 利用“研修生”制度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 日本中小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 打着“研修生”只是来日本学习技术以便回去为他们自己国家服务的旗号, 通过“研修生”制度变相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研修生的工资要比日本工人的最低工资低很多, 而且从事的都是日本工人不愿从事的“三K (危险kiken, 肮脏kitanai, 吃力kitsui) 工作”, 工种也集中分布在服装制作、金属加工、农耕等行业。大量国外廉价劳动力的引进,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成本。
1.4 推行亲密劳资关系的企业管理经营体制
日本中小企业管理十分强调集团意识和尊重人。中小企业通过终身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等管理体制, 保证劳动力的稳定性;注意改善企业和职工关系, 经理干部都要家访, 经常组织运动会、老年会、恳谈会、冷餐会和旅游;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积极发挥工会作用缓和劳资矛盾, 减少工人罢工事件, 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和了中小企业劳资矛盾。
2 韩国中小企业应对“刘易斯拐点”的主要措施
20世纪60年代初, 韩国发挥其劳动力充足、工资低的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得韩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70~80年代, 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消失, 劳动力工资出现快速上涨, 多个年份的工资增速接近或达到35%, 劳动力成本提高, 其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韩国中小企业采取了以下措施。
2.1 加强与大企业联营
20世纪70年代, 虽然韩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支持大企业, 但是也实施了推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联营化, 积极培养乡镇企业, 采用施行中小企业专门运营行业制度及公共机构优先购买中小企业产品制度等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韩国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了这些政策, 在产业体系升级的过程中获取发展机会, 不断扩大设备投资, 提高生产效率。
2.2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0世纪80年代, 韩国调整产业政策, 把产业政策的目标放在产业间平衡发展、扩大出口、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及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以谋求经济增长。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 韩国政府选定并扶持优先培育行业, 支持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鼓励创业, 推动技术开发, 推进现代化及合作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 政府实施R&D计划, 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 承担国家的科研计划任务, 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以此为契机, 韩国中小企业研究所纷纷建立, 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推进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2.3 推进产业向劳动力低廉的国家转移
韩国中小企业在20世纪70~80年代纷纷向东南亚、中国等地投资, 以便利用当地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 通过国际分工获得比较成本优势。为了促进中小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韩国贸工部每年挑选出具有发展潜能的中小企业给予“政府策略津贴”。
3 国外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及时调整产业政策,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刘易斯拐点”到来, 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 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 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时,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减弱。我国应积极学习日本、韩国, 调整产业政策,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使中小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政府应做好如下工作:一是针对不同行业特点, 出台各主要行业促进产业升级的指导意见;二是加大对相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对重大共性技术组织联合攻关, 对推广应用给予政策扶持;三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针对产业升级的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培训, 并大力引进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 提供相应待遇;四是可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区或行业开展产业升级试点, 为其他地区或行业提供典型示范;五是建立一个全国产业升级项目数据库, 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
3.2 出台相关法律政策, 帮助中小企业调整发展策略
日本、韩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后, 政府都十分注重调整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如日本1963年专门制定了《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 促进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韩国政府1966年公布《中小企业基本法》, 作出了关于促进“专业化、系列化”的规定, 1975年制定了《中小企业系列化促进法》, 1978年制定了《中小企业振兴法》。这些法律有力地促进了加工组装工业中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 大大提高了产业组织效率。建议我国一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 修改《中小企业促进法》, 对我国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更科学的定位, 增强相关规定的具体操作性;二是要确实落实《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办法》等《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配套法规政策;三是通过修改现有的《公司法》、《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担保法》、《破产法》等法律,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3.3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
对于一些无法或不适合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 各国政府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如日本制定了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的政策和制度, 便于中小企业通过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韩国则是通过政府津贴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向国外转移。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 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劳动成本:一是拓宽视野, 寻找低成本要素新来源;二是完善国外劳动力引进机制, 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三是采用政府补贴等手段, 鼓励中小企业向国外转移;四是完善和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劳动力市场制度, 通过制度性保障实现企业和工人利益共享。
参考文献
[1]金三林.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国际经验借鉴 (上) [N].中国经济时报, 2012-04-13 (007) .
[2]金三林.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国际经验借鉴 (上) [N].中国经济时报, 2012-04-20 (007) .
刘易斯拐点 篇9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民工荒；人口问题；人口红利；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实际上“民工荒”现象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已至，而是由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
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通过资本积累，农业部门可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被动提高工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最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由市场决定。刘易斯拐点是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自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首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未完全转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这一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的理论相悖。
其次，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反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现出显著的拉大化趋势。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农村。这也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论点相悖。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含义是，城乡差距消失，劳动力由丰富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决定人口流动方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这种状态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状态。
反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远未到来。“民工荒”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形成障碍
中国特有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达到平衡状态的临界点，此时农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进行双向移民选择，而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持有农业户口成为在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一大障碍，农业户口的持有人多数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因此只要存在农业户籍制度，刘易斯拐点就很难真正到来。
（2）城乡贫富差异不断拉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被迫选择返回乡村
据调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挣钱”，其挣钱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供孩子上学”、“回家养老”。农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证明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与机会选择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随着其“打工挣钱”目的的达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选择返乡。
（3）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显著控制。农村可向城市输送的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高龄农民工返乡后，没有足够的低龄农民工填补空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民工荒”现象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的人口问题。
（4）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
中国地域广阔，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成本相比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节等传统节日，造成了中国农民工往返城乡的时间高度集中，更加剧了人口流动成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方言、习惯、饮食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农民工在由于不适应城市文化会出现缺乏归属感和被歧视的心理状态，将促进其返乡决策。
二、新的人口问题及衍生问题
三十年前，中国面临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难题。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显著控制。而之前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则成为了一种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后，中国又面临了新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竞争力，不少国际加工产业已经将中国的代工厂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前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众多家庭呈现出“4—2—1”的人口结构，即4个老人（夫妻双方父母），2个成年人（夫妻双方）和1个孩子。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必然会加剧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都呈现“倒三角”的形态，这对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综合国力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养老负担加重
在未来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进入退休阶段，这对中国的养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计划生育比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青壮年人口的养老负担将大幅增加，而中国的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将成为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
4.年轻人压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责任加重，这将影响到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使其幸福感降低。
5.产业结构无法形成良性过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资源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向熟练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IT、汽车制造等行业均出现了并购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由密集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目前“民工荒”所带来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经导致加工产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距离知识密集型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产业经济增长点上无法形成良性的过渡。
6.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
房地产的发展是近几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出现泡沫。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老年人拥有的房产将逐渐转移给（只是使用权转移而不一定是产权转移）他们的后代，“4—2—1”的人口结构特点将导致未来年轻人手中的房产出现积压，购房刚性需求大幅减弱。如果房价仍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将终会破裂。
三、新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
面临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的新人口问题及相应的衍生问题，需要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几点。
1.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
中国在上一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缓解老龄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供应。这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国家综合国力、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都具有积极意义。
2.逐渐取消农业户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城市就业岗位对于农业户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取消农业户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中国真正迎来刘易斯拐点。
3.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区发展极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发展程度已与国际接轨，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尚比较落后。由于一线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很难定居一线城市，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最终多数外来人口被迫选择返乡。
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可间接降低农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极，吸引资金，可在一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人口压力，又可以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4.加大教育与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同时，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时，要有策略地进行重点教育方向的引导，防止教育深化。如果仅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失业，使“民工荒”情况加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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