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研究

译介研究（精选11篇）

译介研究 篇1

2012年10月11日, 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莫言能够在众多优秀的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首先缘于其作品本身的精神价值与艺术魅力。与此同时, 翻译活动本身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 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坛, 译介是必须过的门槛。莫言能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足以说明其译介的成功。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 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大要素。 (1)

译介主体是指从事翻译活动的主体, 探讨的是译者问题。莫言作品的英译, 初期没有固定的译者, 后期主要是由美国学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完成的。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 英文世界造诣精深的翻译家, 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接生婆”。1988年, 葛浩文开始关注莫言及其作品, 并选定《红高粱》作为其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小说。莫言被译介到英文世界的作品至今已达十余部, 均由葛浩文担任译者。可以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葛浩文功不可没。实际上, 早在2000年, 莫言就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上高度评价过葛浩文的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 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 但我更愿意相信, 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2) 优秀的翻译人才首先要精通本国和他国的语言, 其次应当能够对本国和他国的文化有着精深的掌握和透彻的理解, 同时兼具文学创作经验。而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 几乎是符合这一特点的绝佳人选。正如莫言自己说的, “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 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 能与这样的人合作, 是我的幸运。” (3)

译介内容是指翻译的具体内容。从1988 年至今, 莫言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1988 年, 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刊载于《中国文学》, 这是莫言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1989年, 莫言的小说《大风》和《白狗秋千架》再次被《中国文学》收录;小说《养猫专业户》被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收录;同年, 小说《枯河》被纽约兰顿书屋出版的《春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集》收录, 这是莫言英译作品首次出现在海外出版社。1991 年, 小说集《爆炸》在香港出版, 收录了莫言的短篇小说《爆炸》、《老枪》、《金发婴儿》、《苍蝇门牙》、《断手》和《飞艇》。同年, 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被美国夏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世界》收录。 (4) 1993 年, 美国维京出版社发行了《红高粱家族》, 这是莫言第一部被译介到海外的长篇小说。此后, 《红高粱家族》多次在英美各大出版社出版。1994年, 莫言的短篇小说《神嫖》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奔:中国新生代作家》收录。1995年,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由美国的维京出版社出版, 这是莫言第二部在海外出版的英译长篇小说。2000年以来, 莫言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得到了译介:《酒国》 (2000年) 、《丰乳肥臀》 (2004 年) 、《生死疲劳》 (2008 年) 、《变》 (2010年) 、《四十一炮》 (2012 年) 、《檀香刑》 (2013 年) 等相继在英美各大出版社出版。在短篇小说译介方面,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于2001年在美国出版。其他一些短篇小说被收录到一些丛书当中, 如《奇遇》和《马语》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喧闹的云雀: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录, 《秋水》和《良医》被分别收录在《哥伦比亚中国当代文学选》和《毛主席会不高兴:今日中国小说选》中。 (5) 由此可见, 莫言作品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得到了英语译介。

译介途径是指译本通过什么渠道、以何种方式传播。莫言作品译介途径多样, 其作品最早走向国外是通过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电影《红高粱》于1988年和1989年相继斩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红高粱》的成功改编及其带来的荧幕效应, 迅速、有力地推动了英语世界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出版。1993年《红高粱家族》英文版问世。电影之于文学, 就像一只聚光灯, 为海外读者提供了解中国作家作品的窗口。莫言本人也曾表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6) 可以说, 电影曾经充当过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的领军角色, 中国文学通过电影的形式走向世界, 也不失为一计良策。其次, 传统的图书出版社是推动莫言作品译介的重要途径。在英语国家, 莫言的英译作品主要经由美国的企鹅出版社 (及旗下的维京出版社) 、拱廊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海鸥出版社, 英国的梅休因出版、汉密尔顿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拱廊出版社共出版了5本莫言的作品, 分别是《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再次, 莫言作品在海外有着较成熟的推广和代理机制, 文学代理人对其作品的译介有着重要作用。国外出版社通常对中国文学不甚了解, 在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时表现得非常保守, 他们会通过推荐人来推荐作家作品, 这些推荐人通常被称为“文学代理人”或“国际版权代理人”。莫言就是通过其文学代理人桑德拉迪·杰斯特拉才接触到他的“伯乐”拱廊出版社创始人理査德·西维尔。同时, 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报道评论也促进了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报道莫言的主流报纸包括《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出版商周刊》等。例如, 1995 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文章《你几乎可以触及的乡村中国的“第22条军规”》, 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进行了评价, 2005年《纽约客》曾刊登约翰·厄普代克写的文章《苦竹:两部中国小说》, 评价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海外出版的一些重要文学杂志, 例如《当代世界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等, 都刊登过大量研究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 成为莫言走向世界文坛的重要阵地。例如, 2000年《当代世界文学》曾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 文章包括托马斯·英奇 (Thomas Inge) 的《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葛浩文的《禁食》、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的《莫言的文学世界》等。此外, 参加海外学术活动、中国文化节、国际书展、加入亚马逊等国际网络销售平台也都是莫言作品的译介途径。

译介受众是指翻译传播活动的对象和接受群体。莫言作品的译介受众包括西方翻译界专业人士、汉学家和普通大众, 受众覆盖面呈现出越来越广的特点。在译介初期,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受众量相对较小。前文提到, 《中国文学》迈出了莫言作品英译的第一步, 但情况并不乐观。据1986年数据调查, 英文版《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订户仅为1731 户, 拥有特定的阅读群体。《译丛》每期的发行量是1000-1200 册, 但由于学术机构的影响范围有限, 其接受群体较为有限。在译介后期, 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莫言作品的受众量有明显提升。莫言在西方翻译界专业人士以及汉学家读者群中知名度比较高, 他们主要了解的是莫言的英译作品, 海外学术期刊上也不乏学者们关于莫言、莫言作品及其翻译的相关研究。普通大众是莫言英译作品的目标读者, 这一点可以从译者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翻译策略, 以及后期主要赞助人商业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装帧、宣传等方面吸引普通大众读者的努力中得以体现。根据亚马逊官方网站 (www. Amazon. com) 的检索结果, 普通大众读者对莫言的英译作品评论数量较多, 评分满意度较高。销售量的不断上涨说明了普通读者受众量的增加。

译介效果是指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在当代中国作家中, 与莫言实力旗鼓相当的不少, 但只有莫言顺利地进入了西方主流文化的视野, 并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可见其译介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 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作品译介效果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除获奖外, 世界图书馆馆藏量、图书销售量、海外媒体提及率也都是衡量小说译介效果的重要指标。就莫言译介作品的世界图书馆馆藏量来说, 其英译作品馆藏量最多, 影响力超过了其他语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其所有英译作品的馆藏量都有了显著增加, “2012年和2013年出版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非常迅速地分别被545和487家图书馆收藏” (7) , 说明莫言获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其作品译介效果的提高。就莫言译介作品的销售量来说, 莫言作品在美国的销售量相对优于英国的情况, 且均呈现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销售量明显增长的趋势。“根据拱廊出版社数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该出版社出版的五本莫言英译小说《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总共只卖了12, 525册, 到莫言获诺奖一年后的2013 年10 月, 销售记录显示该五本小说总销售量达到了60, 210册;海鸥出版社 (纽约) 出版的《变》和《四十一炮》英译本截止2013 年11 月分别销售了4340 册和6035 册;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译本到该年11月时已经卖了4000册。” (8) 就莫言译介作品在海外媒体的提及率来说, 除了前文提到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出版商周刊》等主流报纸, 《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书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等都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过评价, 足以证明其作品的译介效果。

在2014年“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 葛浩文指出中国文学在英、美等英语世界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可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效果不容乐观。实际上, 中国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 但中国文学走出去, 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方面会涉及翻译家与经纪人的选择、版税的洽谈、海外汉学家的推广、海外出版社的宣传等一整套机制, 这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莫言作品在译介中获得新的生命, 在海外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 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引领开拓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深远影响。

摘要：中国当代作家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其作品在海外得到广泛认可, 译介的作用不容忽视。该文围绕“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要素梳理莫言英译作品的译介情况, 以期能对莫言作品的译介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效果

译介研究 篇2

姓名：张龙 学号：100212055 班级：汉语言文学本二班

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的传播和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于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的蜕变，而对于美国拍摄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与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的花木兰相比，无疑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在叛逆性上，在《木兰辞》中花木兰虽然突破常规思维，决定男扮女装，代父从军虽然突破了一个女孩的常规思维，而《木兰辞》中花木兰的出发点是孝，文中就有说“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木兰辞》中的叛逆性并不是叛逆，而是尽孝。而迪士尼《花木兰》电影中的花木兰虽然也是决定男扮女装，代父从军，可是她的出发点相对就复杂得多首先是她的性格，有点男孩子的秉性，导致不符合古代人们对女子的要求以致婚姻的失败丢了父亲的颜面以此来看她的从军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挽回家里的面子，再是为了父亲，而电影中他的父亲是反对她代父从军的。

其次是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在木兰辞中花木兰的女性形象非常鲜明，文章开头就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很明显木兰在织布，在得胜回来后木兰的形象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而作战时：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些英姿飒爽的行为于一个芊芊贴花黄的女子为一体，让人不得不称奇，而她的孝道也令人不得不敬佩。而花木兰的女性形象就显得较为单调的多，不管是在家做女子还是在外打仗拌男子都先得不安分，首先是嫁出去时对相公家里人的照顾，任她怎么装淑女都将失败，在家了为了替父从军而使父亲恼怒，在作战时也显得手足无措，虽然在战争上影片中让他以聪敏勇敢取得胜利，而她的聪明勇敢远没有在《木兰辞》中表现的更为聪明和勇敢，木兰辞中虽然对战争的描写很少然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显示出战事的艰难，而：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显示出了花木兰真正的功绩。这其中的聪明与才智决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里就更显示出木兰的聪明之处，十二年都没有被发现是女儿身，而迪士尼《花木兰》电影中的花木兰却被人发现是女儿身。

当然还有女性的地位，中国虽然是男权主义历史悠久，然而在北魏时期女子的权利并没有所谓的三从四德那样，北魏又是少数民族对女子的要求自然更低，虽然北魏孝文帝进行了汉化改革，但是像花木兰这种可以骑马打仗的女子并不少见，而电影《花木兰》开头也过于强调女子的尊卑观念。另外虽然结局都是不受封赏卸甲归田，然而她们背后的差异依然是很大的。

译介研究 篇3

摘 要：本文在Harrold Laswell的5W传播模式、Shannon&Weaver的数学传播模式以及Shramm的循环传播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的七要素译介模式，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译介对象、译介效果和译介环境。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比较中国文学输出受挫的代表“熊猫丛书”和成功的代表莫言作品，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

关键词：熊猫丛书；莫言作品；译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93-03

一、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本质是输出我国文化信息以达到被西方发达国家接受的效果。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文学输出过程中，翻译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译介学认为，翻译并不是纯语言转化，而是译介，译即翻译，介即传播。“文化走出去”不仅包括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包括译品在译入国家的传播及接受情况。由此可见，译介学并不仅仅是探讨怎么译的问题，译前还要考虑译什么的问题，以及译后的“交流、接受、影响、传播”的问题。因此，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通过比较中国文学输出受挫的代笔“熊猫丛书”和成功的代表莫言作品，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二、译介模式的构建

译介学认为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仅要考虑如何译，更要考虑如何传播。谢振天曾指出“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其传播的各个环节。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Harrold Lasswell提出了“5W”单向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what）、“经什么途径”（by what means）、“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hat effects）。此模式反映在文学译介上为“谁翻译”（译介主体）、“选择什么译”（译介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传播媒介），“对谁译”（译介对象）、“译作效果如何”（译介效果）。但是，译本主要是通过不同于源语的译语所传播的，译介文学的传播还应包含“译介语言”。1949年，Shannon & Weaver提出了用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的传播模式。该模式在5W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噪音源”概念，强调外部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还应包含对译介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即“译介环境”。1954年，Shramm提出传播是循环而并非单向过程，强调传播对象与受众的联系。中国文学译介也应是循环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包含七个因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译介对象、译介效果和译介环境。这七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译介效果是目的，译介对象是分析基础，译介环境是影响译介活动的外在因素，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是决定译介效果的内在环节。

三、“熊猫丛书”和莫言作品的比较

译介效果指翻译和传播的作品是否为传播对象所接受，是否产生了影响。取得良好的译介效果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译介活动的重要标准。“熊猫丛书”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向西方大力推出的一系列叢书，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套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从译介效果来看，“熊猫丛书”并不成功。与之相对应的是莫言作品，其作品在国外获得了许多奖项，如2004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5年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8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无论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提及率，还是世界图书馆馆藏、书籍销售量、专业人士的受众都显示莫言作品在西方有着较高的影响力，从译介效果来看，莫言作品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学习的榜样。本文从译介模式的要素对二者进行比较，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由于译介环境是译介活动的外在因素，渗透到译介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涵盖在其它因素之中，因此本文主要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和译介对象几方面对“熊猫丛书”和莫言作品进行比较。

译介主体指翻译活动的发起者。“熊猫丛书”书是改革开放初期为重塑国家形象而翻译发行的，是典型的以政治动机为目的的国家机构的对外译介。该丛书在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制约，很多作品都烙上了政治色彩，译介内容和形式偏向源语而非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读者接受。因此，该丛书总体上反响平平。与“熊猫丛书”不同，莫言作品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出于个人兴趣及对莫言作品的欣赏而主动译入出版的。葛浩文作为莫言作品的译者有以下优势：（1）葛浩文是西方汉学家，他精通中英两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偏向译语规范，译作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2）葛浩文在西方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运用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对莫言作品积极推介，从而赢得西方认可；（3）葛浩文相对于西方读者是自己人，这种“自己人效应”使其译作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因此，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最佳主体是精通中文的西方汉学家。但是，汉学家只是少数群体，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加强合作，采用“中西合璧”模式，即“中西合译”或“中译西审”。

译介内容指“选择译什么”，其本质是“选择”，包括对作家、作品、文体等的选择。主要受到“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熊猫丛书”赞助人是政府机构，以文学外交为目的，丛书要求作品不仅要质量高，更要适合对外宣传，因此许多作品有浓重的政治色彩。Perry Link曾评价丛书所选的张贤亮的《绿化树》、古华的《浮屠岭及其他》只是“文学上的陈词滥调，政治上的哗众取宠”，认为茹志鹃的小说是“毫无生气的政治行话”。此外，由于丛书以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为主，这些作品与西方文学相比在诗学层面上还较稚嫩，很难让西方读者流连忘返。与“熊猫丛书”相比，莫言作品有以下特征：（1）莫言作品中处理的问题是人们所共同面对，有许多对人性描写，能够引人思考、共鸣。葛文浩曾提到被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中的爱恨深深打动。（2）莫言作品植根于农村，中国特色浓厚。莫言曾提到自己获奖主要由于其作品表现了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情。（3）莫言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和主题的表达具有国际性，有较强可译性，即在翻译过程中其原汁原味性不易丢失。诺贝尔委员会曾评价莫言所描绘的世界会让西方读者体会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味道。与莫言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熊猫丛书”中贾平凹作品，其作品中多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且以方言为主，因此很难译出地道的作品。葛浩文曾提到《浮躁》中有很多他看不懂译不出这些西安土话。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避免政治对文学的侵入，选材要多样化，选取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家，作品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还要包括超越种族和民族的人类情感体验，语言和创作风格也要有较强的可译性。

译介语言的核心是“如何译”。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曾提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即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的异化法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的归化法。“熊猫丛书”属于前者，莫言作品属于后者。“熊猫丛书”是国家对外译介，译介语言受到官方制约，翻译以展示新中国的新风貌为目标。翻译被视为纯文本的转换，对原文中社会的真实再现。“熊猫丛书”的主要翻译杨宪益曾指出“信”是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整体来看，“熊猫丛书”以靠近源语的表达方式为主，语言增减、改写等并不多，对于原文中含有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的表达方式多进行解释或注解，以期展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良好效果，Kinkley曾评论“熊猫丛书”许多作品的英语枯燥无味，呆板无趣。莫言作品属于个人译介主体模式，与“熊猫丛书”译者相比，葛浩文有较大自主选择权。葛浩文把翻译看做文学再创造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采取了删减、添加、改写、归化等以目标语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如葛浩文认为《天堂蒜薹之歌》结尾过于悲伤，不符合美国人口味，在翻译过程中说服了莫言，更改了结尾。此外，莫言作品较长，喜用重复的叙事手法，但是这并不符合美国人的阅读习惯，因此葛浩文对重复之处进行了删减。葛浩文这种连译带改的策略，适应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从而让莫言作品的外译本顺利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成功地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因此，翻译是原作基础上的文学再创造，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文化的交流，接受是译者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中国与西方国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翻译应当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和诗学传统。

传播媒介指译本的传播渠道，其数量和影响力会决定读者接触译本的可能性、频度和持续时间。接触可能性越大、频率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文化传播。“熊猫丛书”由国内出版社出版，通过国内销售商中国国际书店、当地图书馆和报刊杂志进行国际推广。由此可见，丛书的生产是在源语文化中进行，推广是在目的语文化中进行，二者完全分离，这就造成了对国外市场图书销售的不够了解、甚至偏颇。此外，国外读者对于中国出版社知之甚少、认可度较低，且国内出版社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因此传播效果欠佳。除出版社因素外，“熊猫丛书”传播以图书馆、报刊传统媒介为主，时效性不强，且参与这两个领域的人数较少，不利于丛书在广泛的读者中传播。以上因素就造成了“熊猫丛书”推广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之相比，莫言作品选择了如企鹅、拱廊、海鸥等国外一流出版社，使其作品迅速打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得到有效传播。此外，莫言作品有力传播得益于影视作品的宣传和推广，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加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吸引异域关注的目光，引起海外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此外，文学评论可以对译本的文学价值进行再生产，会影响图书的接受。莫言作品受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当代世界文学》等国外主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关注和广泛报道，极大促进了其作品的接受度，而2012年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更使其在国外名声大震，进一步推进了其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和出版社应拓宽渠道、开拓多元的传播方式。在图书出版、贸易、宣传等方面加强中外合作，同时利用网络、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新媒介加强对中国文学的宣传推广工作，如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工作，此外还要借助西方评论性的报刊杂志宣传，增加译本的文学价值。

译介对象是传播活动的受众。传播信息若不为对象所接受，传播就毫无意义，因此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国门，产生影响，就必须对受众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熊猫丛书”在目的语国家的冷遇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译介对象了解不够深入，在文本选择上，以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为出发点，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以忠实原著为起点，因此自我期待与受众的眼光有了明显差异。与之相比，葛浩文认为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均以服务读者为目标。葛浩文选择莫言作品是基于对对象的了解。莫言作品具备了西方人所喜爱的某些品质，如《天堂蒜薹之歌》包含了对地方政府的批判，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乡村版的《第22条军规》，《蛙》有对文革的嘲讽、《酒国》描绘了中国的官场生态，抨击了官场的腐败。这些作品恰恰满足了美国人对讽刺的、批判政府的、唱反调作品感兴趣的特征。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的趣味习惯，因此对《丰乳肥臀》进行了必要的压缩，省去了几十页的内容，同时也添加了对女人身体的赞美。可以看出葛浩文是在对译介对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的翻译内容和策略，这也是莫言作品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要得到有效传播，必须以译介对象为基础和出发点，要了解受众的语言习惯、审美、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因素，从而契合受众对象的期待、审美，顺应其心理、语言习惯等。

四、总结

“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质上是处于边缘的中国文学主动走向处于西方的中心文学，以期打破这种格局，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文学传播的时间差和地域差，“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朝夕之情，只有持续加强对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译介对象、和译介环境的研究，才可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逐步扩大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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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篇4

一、不同时期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1.十八、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初步译介。这一时期对李白诗歌译介贡献最大的当属德理文侯爵。1862年, 德理文侯爵在巴黎出版了唐诗翻译集《唐诗》, 选译李白诗歌24首。其译本与原诗基本逐句对应, 附详细注释, 原诗中涉及的典故、隐喻详细标注, 篇幅较长, 比较忠实诗歌原文。但作为最早的李白诗歌翻译者, 其译文也出现跳译、漏译的情况:如《将进酒》中, 他只翻译了“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到“会须一饮三百杯”和“钟鼓馔玉不足贵”到“惟有饮者留其名”这16句, 涉及“岑夫子”到“请君为我倾耳听”和“陈王昔时宴平乐”到“与尔同销万古愁“这14句未译。

2.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 非汉学家的创作性翻译。朱迪特·戈蒂耶, 法国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 是此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1867年, 朱迪特·戈蒂耶, 在家庭教师丁敦龄的帮助下出版了其创造性的译著《玉书》。收录李白诗歌达19首。《玉书》中所译李白诗歌均未作注解, 也不参照前人的译文, 而是凭朱迪特·戈蒂耶自己的喜好与想象重新书写。其译诗用符合法国审美的西式表达诠释中国古典诗歌, 既迎合法国人的欣赏视角, 又符合他们的诗歌阅读习惯, 因而在法国受众庞大, 影响深远。朱迪特·戈蒂耶这种不遵循原诗格式、不作注释与解说, 自己重新组织语言再创作的方式也是一种翻译处理方法。只是在这种处理方法下, 其作品中有一部分虽署名为李白的诗歌, 无法与李白诗歌原文相对照。

3.二十世纪译者身份多元化。这一时期, 李白诗歌的译介研究多由一些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法国外交官、法国学者以及留法学生来从事, 李白诗歌的研究和译介更加深入展开。据可考证资料, 可以梳理出以下人物:保尔·克洛代尔、贝儿佩尔·布尔诺、吉斯兰·让·玛丽、姚昌复、乔治·马古利、保尔·戴密微、让·皮埃尔·迪耶尼、吴德明、保尔·雅各布、泽诺·比亚尼、帕特里克·卡雷和程纪贤。

保尔·克洛代尔翻译了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贝儿佩尔·布尔诺著有《李太白诗歌四十首》, 选译与中国绘画、书法、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关的李白诗歌;1925年, 吉斯兰·让·玛丽与姚昌复合作译著《狂热的蝉:李太白诗译注》;法国汉学家乔治·马古利编辑《中国文萃》, 选译李白多首诗歌;30年代留法学者徐仲年、罗大冈对李白诗歌进行了研究和选译。徐仲年著有《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和《李白诗》, 罗大冈著有《首先是人, 然后是诗人》;196年, 著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主编, 让·皮埃尔·迪耶尼和吴德明等汉学家合作编译《中国古诗选》选译了李白诗歌。在保尔戴密微的带领下, 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还曾被多次重译成法文;1983年, 汉学家保尔·雅各布出版法译唐诗集《唐诗》, 选译李白诗歌;1984年, 巴黎的阿尔夫出版社出版了李白、李商隐的诗选;1987年, 泽诺·比亚尼和帕特里克·卡雷合作出版《空山:3-11世纪中国诗选》, 选译了李白诗歌。九十年代初, 法籍华人文学家、翻译家程纪贤 (1929~) , 笔名程抱一出版了《水云间:中国诗歌新译》, 选译李白多首诗歌。

二、结语

从德理文侯爵到程抱一, 不难发现其翻译风格与翻译内容都是明显存在差异的。译者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与专攻选译迎合自身研究方向的李白诗歌进行选译, 译文又会因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的了解程度而呈现差别:德理文侯爵忠实原诗采用直译, 朱迪特·戈蒂耶采用不忠实原文的意译, 程抱一则以文本为基础, 以实例为根据, 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李白诗歌的译者历经:来华传教士-法国汉学家-留法学生、法国外交官法籍华人程抱一, 经历了法国人---中国人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受众面不断扩大, 影响不断加深, 译文的质量也逐日提高。

参考文献

[1]董斌孜孜.诗仙远游法兰西——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J].贵州社会科学, 2011, 11.

译介研究 篇5

关键字：文化语境；译介教育；教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85-01

一、语境及语境顺应论

（一）语境。语境是指语言使用的环境，是语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许多语言学家都对语境做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例如马林诺夫斯基、Fishman 、Van Dijk 、张志公、何兆熊等都对语境做出了精辟的探讨与分类，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而我们本论文所讲的文化语境是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文化语境是指某一特定团体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包括译者的知识储备、经历、价值观与世界观、态度、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文化语境主要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语用学研究。文化语境又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方面。翻译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交流活动，翻译者要在翻译时尽量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还包括其意图和风格，还要根据特定时代的读者需求来确定翻译内容。不同语境下的翻译会导致不同的翻译内容与风格，译者只有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语言结构来选择适当的词语，进而来准确表达原文本意及风格。因此在当前译介教育中，教师要教会学生如何根据语境来进行翻译，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二）语境顺应论。化语言顺境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提出的，他从群信的视角来考察了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提出了语言的综观论和顺应论，为当前语言教学进而使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视角。文化语境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语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受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而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这便是人类语言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能经久不衰，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文化语境顺应论认为语言顺行是双向并多维的，强调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与顺应，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双向过程。顺应论主要有以下观点：

1.语言使用过程也是一种语言选择过程。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的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由于语言使用者根据语境和语言结构进行的自主选择的过程。

2.语言的特点。语言之所以能够进行选择，主要是因为语言具有以下特征：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这些特性都让人们能够根据不同的意境和语言结构来进行语言的自主选择。

3.语言使用是语言使用者进行语言自主选择的过程，是有意识地使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双向顺应的过程。

二、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

（一）翻译属于语言用学范畴。

语言是一种交流符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生产与生活所需要的交流工具，是人们必不可缺的交流工具，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展和人类文明的进展。翻译作为两种语言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借助翻译所进行的文化交流。翻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语用学理论也是适用于翻译的，翻译是属于语言用学的范畴。

（二）翻译是特殊的交际。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它也具有所有交际的一般特点，两者都具有两个交流主体，都是属于一种双向交流。虽然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有着与其他交际的共同点，但我们刚应该看到它作为特殊交际的独特表现在：1.翻译的交际过程不是连贯性的交际，也不是有间隔但连贯的交际，它的每一次交际一般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译者通过了解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写作背景来了解作者内心活动，然后通过报纸或者电视媒体等方式来完成翻译活动，完成这一特殊交际。翻译需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语言结构来选择恰当的词语或语句，搜易文化语境顺应理论也适用于翻译。

（三）语境顺应对译介教学的影响。语境是语言生存、运用及发展的必备环境，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决定了语言的发展。翻译作为语用学的一种，将语境顺应用于翻译，有助于译介教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译介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下面我们来探讨语境顺应对译介教学的影响。

1.语境影响译文风格。理解是进行翻译的基础，不同的语境会使交际双方的语言风格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不断培养学生对语境的敏感度，并能够根据不同的变化来调整译文来达到翻译的准确。因此在译介教学中，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对语境敏感度的培养，培养学生更够及时根据语境的变化，语言结构的变化来调整译文，以此来达到对原文的准确翻译，尊重原文作者的本意。

2.交际双方的身份及关系影响着语义。教师在译介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以便在翻译文章的时候能够根据文章的任人物关系和亲疏关系来作具体的翻译。如果翻译没有根据文章人物的关系和身份来进行翻译的话，很可能导致译文关系的混乱及原文语意的错位，影响着译文的准确度。因此教师在译介教学中一定要具体分析文章人物身份及关系，将原文放入具体的人物身份和关系中进行翻译，这样便能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境中来进行特定翻译，提高准确度和情境性。

3.时间、地点也影响着语义的变化。语境是理解的基础，时间、地点的不同也影响着语境的变化。不同的时间、地点营造着不同的语境。如果忽视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来进行翻译，则很有可能导致译文意思大大偏离原文意思。所以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注意时间、地点变化的习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来进行翻译，并结合生活实际来对译文进行翻译，让译文符合具体的时间、地点，保证准确性。

语境在翻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解原文必须依照特定的语境来记性，经过反复推敲、字句斟酌来保证译文可以符合原文本意。为此，在译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对语境的敏感性，重视语境的作用，培养学生能根据不同语境来进行翻译活动，培养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和把握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创造力。

参考文献：

[1]韩红，《论文化语境对翻译及其教学的影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2]张丹，《论文化语境对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群文天地，2012年10期。

译介研究 篇6

一、英语世界中国传统女诗人作品在海外的译介

(一) 诗歌英译本中女性诗歌的翻译情况

早期的女性诗作英译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1898年,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里斯出版《古今诗选》, 翻译了59位唐代诗人的100首唐诗, 女诗人杜秋娘的《金缕衣》被翻译在列, 杜秋娘也因此成为“首位走进英语世界的唐代女性”。接下来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女性作品英译收录在罗厄尔的《松花筏》 (1921) 中, 分别是梅妃江采萍的《谢赐珍珠》和杨贵妃的《赠张云荣舞》。

1956年美国汉学家雷克斯罗斯出版了《中国诗一百首》, 选译的114首诗中包括李清照7首、朱淑真7首。雷在1970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本《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该书选取了60位诗人的112首诗歌, 第一位诗人便是一位女性——汉成帝的妃子潘夫人。李清照有6首作品入选, 是译本中选取作品最多的作者之一。

1965年麦金托什和艾琳合译的《中国诗词选集》于伦敦出版, 其中有李清照作品4首。1976年印度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郁正与柳无忌合编的《葵晔集》, 其女诗人有蔡琰, 收录一首《悲愤诗》;薛涛诗4首, 鱼玄机诗4首;李清照的作品有13首。Kwock.C.H和Mchugh Vincent合译的《有朋自远方来:150首中国诗》 (1980) 选取的李清照诗词多达21首。

美国翻译家华曾翻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词选》 (1984) 涵盖了从早期至13世纪中国诗歌史典型的诗人诗作。其中李清照4首作品选译在内。兰道的《春之外:宋词选集》 (1994) 选取了15位词人的158首词作, 虽只有一位女词人李清照, 但其译作却达到了15首之多。

(二) 女性诗歌英文全译本的介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出现, 文学界对女性作品关注度加大。

早在1936年, 美籍学者魏莎已出版了《卖残牡丹:鱼玄机生平及诗选》。此书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唐代女性诗作英译单本”。1945年, 魏莎再次出版了薛涛诗集:A Well of Fragrant Waters: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Hung Tu, 中文名由张正则先生译为《芳水井》。与魏莎上一本译作相似, 《芳水井》既有对薛涛诗歌的翻译, 也包含了她个人生活经历介绍。

雷克斯罗斯与钟玲合译的诗集《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于1972年刊行。书中选译了54位女诗人的112首诗。1979年雷与钟再推出《李清照全集》, 选编了李清照作品67首。

美国学者克莱尔的《梅花:李清照词选》 (1984) 选取了李清照的55首作品, 克莱尔认为:“其中43首确为李清照本人所作, 另外12首是我从30首被认为是李清照的作品中选取出来的。”

美国诗人拉森1987年完成了对薛涛诗作的翻译《锦江集》。这位诗人在2005年的时候又推出了诗歌英译本《柳酒镜月:唐代女子诗集》。译集收录了唐代44位女性的106首诗作。

1990年美籍学者孙康宜和苏源熙联合发起《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的选编和翻译。书中共收录自公元前206年至20世纪初144位女诗人的作品, 正如孙康宜本人所说:“这是第一本呈现如此宽度与深度的前现代时期中国妇女英语文集。”

近十年间, 对传统中国女诗人的整理翻译工作仍在继续。除《柳酒镜月》外, 2003年《秋柳:中国黄金时代女诗人诗选》由美国蓝图出版社出版。三位唐代女冠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诗歌汇编成集, 分别收录诗作18、30、37首。

二、英语世界中国传统女诗人的海外研究

作品的翻译必然跟随或带动其研究。在女性主义发源地的西方, 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更是得到了较多关注。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研究

女性作品研究较其翻译晚些, 且早期的研究较零散,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魏理的经典之作《汉诗百七十首》 (1918) 对女性诗歌及其创作进行了探讨:

But the poetess occupies a place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the first four centuries of our era, though the classical period (T’ang and Sung) produced no great woman writer.

魏理先肯定了女诗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但又指出像唐宋这样的经典时期没有伟大女性作家产生。他又论述到唐代女性创作主题的狭隘。由此可见魏理对女性创作认识的局限性。

1921年洛厄尔出版的《松花筏》虽以英译诗为主体, 但引言部分却专门提到了女诗人薛涛及其自制筏纸。薛涛也因此筏为西方所知。魏莎的《卖残牡丹:鱼玄机生平及诗选》及《芳水井》先后介绍了鱼玄机的成长事迹、薛涛的生平略述。同于1945年出版的关于薛涛的研究还有卫姆塞特的《醴泉:薛涛生平与作品掠影》, 这是一部关于薛涛的传记。

(二)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研究

随着女诗人诗歌英译本的逐渐增多, 女性诗歌的独特魅力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欣赏, 对女性作家的研究日渐繁盛。

沃森1972年博士毕业论文《鱼玄机诗选:翻译、注解及评论》是关于鱼玄机诗作的评析, 1983年拉森的博士论文《中国诗人薛涛:一位中唐女子生平及作品》即对薛涛生平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女性研究风起云涌, 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与专著。魏世德在《李清照诗词:一位女性作家及其女性书写》一文中就学术界所热议的中国古代女性诗学传统进行了探讨。方秀洁的论文《词体之女性化过程——女人的意象与声音》以宋词这一被性别化的文体谈起, 转至女诗人在女性化的词体空间内是怎样进行自我的再创造。孙康宜在她的论文《柳如是与徐灿: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家》中书写了两位明末女诗人代表人物柳如是和徐灿及其分别代表的歌妓和贵妇写作传统。以上三篇文章都收录在余宝琳编《中国宋词的声音》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1994) 一书中。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于1994年推出。这是一本论述明清之际中国妇女史的作品。作者立足社会性别与阶层, 力图推翻五四以来妇女被压迫、被害者的形象。方秀洁在论文《明清女性创作绝命诗的文化意义》中论述明清时期女性写作活动的不断增加、写作团体的大量出现与女诗人诗集的出版活动“发展了 (她们) 不断增长的与写作相关的自我意识”。美国哈佛大学伊维德和华盛顿大学管佩达合著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 (2004) 对中国女性文学史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 着眼于女性文学历史整体框架的建构。方秀洁的另一力作《女性作家》 (2008) 着眼于女性文学主体性的研究。作者把对女性诗作的文本分析与诠释放入整个社会及文化范围内, 诠释了女性在塑造自己作品时充分发挥的主体性功能。

三、英语世界中国传统女诗人海外译介与研究的特点

(一) 研究个体及时期的集中性

英语世界对中国女性译介与研究成果颇丰, 但总体来看, 不难发现海外学者译介与研究的集中性:某些女诗人或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得到了较多关注。

在早期的译介中, 中西文化交流尚无今日之频繁, 西方译者接触到的女性诗作相对贫乏。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与丰富, 中国历史上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作品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译者发掘, 女性诗学才华受到愈多重视。

中国传统文学中女诗人的代表人物, 唐代三女冠诗人和宋词婉约派的领头人李清照是最为瞩目的焦点。在上文提到的汉诗英译本中, 几乎每部诗集中都可以看到李清照的作品。雷氏的《汉诗百首》中, 李清照的译作数目甚至超出了南宋大家朱熹的诗作数目。《爱与流年》中, 李清照是译本中选取诗作最多的作者之一。同时李清照也是诗歌被单独翻译成册最多的女诗人。唐代女冠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诗作也有较多的翻译。除魏莎、拉森对鱼玄机、薛涛的生平及诗作有单独研究外, 拉森的《柳酒镜月:唐代女子诗集》又把这三位诗人的诗歌再次翻译, 集中呈现给读者。

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城市文化的兴盛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更多的女性接受教育, 她们活跃于文坛, 组社吟诗, 有大量的作品结集出版甚至传世。据统计, “仅仅在300年间, 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过去一二十年见证了海外学者中兴起的对明清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热潮。在明清女诗人作品的译介方面, 孙康宜编写的《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中共有144位女诗人的作品, 其中明朝女诗人46位, 而清时的女诗人更是有66位之多, 明清女诗人占据了书中总数量的三分之二有余。另有一大批海外汉学家如方秀洁、高彦颐、曼素珍等展开对明清妇女的研究, 详细考察了这些女文人在社会、家庭中的生活空间。

(二) 女性主义文论关照下的中国传统女诗人研究

女性主义文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以来, 历经半个世纪的演变, 其影响力依然不减。“当今的文学批评思潮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 莫过于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女性作品的重新阐释。这场文化风潮涉面之广、影响之深是文学史中罕见的”。海外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推介到对中国传统女诗人的研究中, 成果颇丰。

随着女性主义对文学批评活动影响的加深, 女性主义学家力图通过对女性作品的重新阐释来证明女性声音的存在。在此刺激下, 女性作品的挖掘与整理全面展开。雷克斯罗斯与钟玲合译的诗集《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李清照全集》便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女性主义文论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女诗人研究有魏世德《李清照诗词:一位女性作家及其女性书写》。魏世德指出, 李清照并没有把她之前的女性作家视为写作的典范, 并且后世女诗人的作品中也没有显示出对李清照词作进行效仿的迹象。许多学者力图通过李清照诗词的影响来证明中国女性写作传统的存在, 而魏世德却通过女性主义文论与史料的结合印证出相反的观点。

方秀洁的论文《词体之女性化过程——女人的意象与声音》阐述了由男性构建、男性价值观与喜好反应体的词之女性化特质对女诗人写作的意义。女性写作过程中女性形象的描绘只不过是对男性审美的迎合, 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女性书写传统。

孙康宜在她的论文《柳如是与徐灿: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家》中肯定了柳如是、徐灿两位女诗人在词学中兴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然后探讨了晚明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女诗人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 接着分别论述了柳如是及其歌妓派与徐灿的贵妇派各自的诗作风格及修辞方法。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女诗人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给海外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研究资料, 而海外文学批评的发展也给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海外研究成果还能进一步为中国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空间。中西研究可以互动、互补, 共同发展。

摘要：本文梳理英语世界中国传统女诗人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女诗人及其作品在海外的研究, 分析英语世界女诗人作品在海外译介与研究的特点。由于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对女诗人作品译介与研究的高潮。

关键词：女诗人,英语世界,译介

参考文献

[1]王凯凤.英语世界唐代女性诗作译介述评[J].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 (3) .

[2]Cryer, James.Plum Blossom:Poems of Li Ch’ingchao[M].Chapel Hill, N.C.:Carolina Wren Pr., 1984.

[3]Kang-i, Sun Chang&Haun Saussy.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Arthur, Waley, trans..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M].London:Constable and Co.Ltd., 1918, Introduction.

[5]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6]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2) .

译介研究 篇7

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徐志摩作品被译介程度的增强与影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是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三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更趋多元化, 出现了一些对徐志摩作品颇有新意的评价和诠释。

一、徐志摩作品英译及影响研究

作为著名作家, 徐志摩的作品当然会被译介到西方。早在1936年哈罗德·爱克顿 (Harold Acton) 便与陈世骧合编了Modern Chinese Poetry (《中国现代诗》) ,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新诗英译选集, 里面选译了徐志摩的十首诗。此后在Robert Payne、许芥昱 (Hsu Kai-yu) 编译的诗集中也收录翻译了徐志摩的部分诗作, 不过此类诗集为数寥寥。但是在1984年后这种情况出现了改观。据本人不完全统计, 1984年后收录徐志摩诗歌的汉诗英译诗集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路易·艾黎 (Rewi Alley) 于1984年编译的Light and Shadow Along a Great Road: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大道上的光影:中国现代诗选》) 中收录了徐诗《五老峰》 (“The Five-old-man Peaks”) ;1992年奚密 (Michelle Yeh) 在其编译的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中国现代诗选》) 中收录翻译了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 (“Elegy for Mansfield”) 等十首诗;另外庞秉钧、闵福德和高尔登在1993年编译的《中国现代诗一百首》 (100 Modern Chinese Poems) 、2008年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 (Modern Chinese Poems) 中分别收录徐诗三首和两首, 并且这两本书都是汉英对照版;1995年Joseph S.M.Lau与Howard Goldblatt在编选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收录徐诗三首;199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编的汉英对照版《中国文学:现代诗歌卷》 (A Retrospective of Chinese Literature) 收录了徐志摩的《沙扬娜拉》 (“Sayonara”) 和《再别康桥》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2007年Jason Steuber在China:3000 Years of Art and Literature (《中国三千年文学与艺术》) 中收录了徐诗一首;2009年唐建清、李彦选编的《中国文学选读》 (Chinese Literature:A Reader) 中收录了英汉对照的徐志摩诗三首;特别要提及的是张梦井、杜耀文编译, 加拿大学者Sandy Elsdon校勘的汉英对照版《中国名家散文精译》 (Translation of Famous Chinese Essays) , 里面收译了徐志摩的散文名篇《翡冷翠山居闲话》 (“Digression of Life in the Feilingcui Mountains”) , 通过该书徐志摩的散文首次被译介, 可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由上述可见, 西方与中国的学者都为徐志摩作品的译介做出了努力。近三十年徐志摩作品至少在九本诗选或文选中被译介, 与1936至1984年这约五十年间仅有三本形成鲜明对比;并且近三十年徐志摩作品中除了诗以外散文亦被译介推出, 这是徐作英译的新动向, 不同体裁的徐志摩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 有利于许多国外的研究者加深对徐志摩的了解———徐志摩不仅是知名诗人, 也是一位散文大家。

1984年前论述徐志摩受到西方作家影响的论文主要以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 (Cyril Birch) 在1977年发表的“HsüChih-mo’s Debt to Thomas Hardy” (《托马斯·哈代对徐志摩的影响》) 为代表, 白之认为谒见过哈代的徐志摩“从哈代的榜样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不停地运用各种格律和诗体形式进行试验”[1];徐诗中的某些意象、事件及忧郁格调也可见哈代影响等。此论一出, 应者颇众。但近三十年来, 一些学者发出了新的“影响论”。

譬如著名瑞士汉学家冯铁 (Raoul David Findeisen) 在其1997年撰写的“Two Aviators:Gabriele D’Annunzio and Xu Zhimo” (《两位飞行家:邓南遮与徐志摩》) 中论及两位作家:曾在一战中任飞行员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和经常在作品中表达想飞欲望、在现实生活中也爱乘坐飞机的中国诗人徐志摩。该文列举徐志摩曾将邓南遮的戏剧《死城》等作品部分译成中文、并曾撰写一系列评论邓南遮的文章的事实, 并援引细节证明徐志摩的戏剧《卞昆岗》显然以邓南遮的《死城》为模本, 且《卞昆岗》中也融合了邓南遮另一部戏剧《杰奥康德》的主题;徐对邓南遮《死城》的兴趣还促成他写成自己的小说《死城》。

又如美国学者格洛丽娅·比恩 (GloriaBien) 在其专著Baudelaire in China:A Study in Literary Reception (《波德莱尔在中国:文学接受研究》) 中用了一小节的篇幅探讨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对徐志摩的影响, 认为“波德莱尔作品的两方面:同情穷人和在丑中发现美出现在徐志摩的作品里”[2], 并举例说明徐诗《叫化活该》让人想起波德莱尔的《穷人的眼睛》, 认为两首诗中都存在着穷与富的对比;徐诗《古怪的世界》令人想起波德莱尔的散文《寡妇》。我们知道波德莱尔是徐志摩钟爱的作家之一。徐志摩曾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死尸》, 并发表《波特莱的散文诗》对波德莱尔大加赞赏, 所以说徐志摩受到波德莱尔影响确实并非无稽之谈。但是格洛丽娅·比恩仅把徐志摩的个别诗篇与波德莱尔作品相提并论, 所作的可谓浮光掠影式的研究。

Ersu Ding在“Repositioning William Wordswor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在当代中国重新定位威廉·华兹华斯》) 中论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本来也曾翻译过他这位英国同行的诗;认为华兹华斯诗中对个人情感的表达、日常语言的使用、对平常事物的表现这些特征也折射到徐志摩的诗中。香港中文大学Xiang Liping的硕士论文“HsüChih-mo's indebtedness to Katherine Mansfield”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的影响》) 探讨英国著名女小说家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的影响。上述学者撰文探讨西方作家对徐志摩的影响, 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成果。

二.徐志摩诗文翻译研究、身份研究及其他

以往的学者常对徐志摩的生平、思想及交游进行介绍考证、或对其诗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虽然近三十年来学者仍持续开展这两方面的研究, 但徐志摩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 并且一个显著的特色是许多论者开始重视徐志摩也是一位翻译名家的事实, 大力开展对徐志摩之诗歌翻译的研究, 特别是本世纪以来, 涌现了较多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振林的“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 in Xu Zhimo’s Poetry Translation” (《徐志摩诗歌翻译艺术创新性》) 等。

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期间的系列演讲词均由徐志摩翻译。赵晶的“On the Realization of Metafunctions in Xu Zhimo’s Speech Translation” (《论徐志摩演说词翻译中语篇元功能的实现》) 从系统功能语法的元功能理论角度切入, 分析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徐志摩演说词翻译中的实现。很多论者在讨论徐志摩翻译时都以徐志摩翻译的诗歌为研究对象, 赵晶此文探讨徐志摩翻译的泰戈尔演说词, 便突破了这种局限。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徐志摩的身份研究主要聚焦的是他中西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及作用, 此方面的代表有美国学者帕特里西娅·劳伦斯 (Patricia Laurence) 的专著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丽莉·布瑞斯柯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现代主义与中国》) , 在该书第三章中劳伦斯论述了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的重大联系、徐志摩与英国著名学者狄更生的交往。1925-1926年徐志摩还与闻一多等人一起成立了被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的新月派。劳伦斯铺叙细节、强调了徐志摩在中英现代文学互动中的积极作用, 凸显了徐志摩的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学者刘洪涛说劳伦斯并未在徐志摩部分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但劳伦斯将徐志摩的贡献提到一个新高度:“在她 (帕特里西娅·劳伦斯) 的描述中, 徐志摩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三代人与中国诗人、作家、学者长达60多年交往的始作俑者。正是经由徐志摩、凌淑华、萧乾等中国作家的旅行和交际, 英中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互动。”[3]

新加坡学界的陈志锐 (Chee-Lay TAN) 和吴丽丝 (Lai-Sze NG) 在“Two Tiers of Nostalgia and a Chronotopic Aura:Xu Zhimo and his Literary Cambridge Identity” (《两重怀旧和一种时空氛围:徐志摩和他的文学剑桥身份》) 中认为徐志摩的留学剑桥促使他对剑桥经历怀旧, 在1922年回国后由于际遇不顺又对在剑桥时潇洒、无拘无束的自我怀旧———即论文所谓的“两重怀旧”;徐志摩在其写剑桥的作品中创建了“文学剑桥” (literary Cambridge) , 并使之成为中国读者向往的“理想世界” (dreamland) , 徐志摩也因此拥有了一种“文学剑桥身份”。

徐志摩原配夫人张幼仪的侄孙女、美籍华裔作家张邦梅 (Pang-Mei Natasha Chang) 在1996年在美国出版了根据张幼仪的讲述写成的Bound feet&Western dress (《小脚与西服》) , 其中描述了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变。徐志摩在张幼仪怀上他的第二个孩子时态度冷漠、不辞而别, 在张幼仪独自生下小孩后回来也只是为了办理离婚、对这个不满三岁便早夭的儿子彼得也从未尽过丝毫责任, 不禁令读者叹息。不过张幼仪说在离婚后徐志摩与她反而相处得更好, 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彼得》以表达自己的失子之痛。这是继梁锡华在1972年为徐志摩写的英文传记后的又一部让人深入了解徐志摩其人的著作。

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的发展还体现为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出现。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 也为徐志摩作品的诠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的论者从文化研究立场进行研究。如Li Zhimin在“The One-Way Mode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ambridge” (《文化交流的单向模式:中国与剑桥之间的文学互动》) 中认为,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 中国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独立、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一种被动接受的单向模式, 这种特征可通过曾居留剑桥的中国诗人徐志摩的情况来说明。徐志摩因着要“拯救”中国的时代热情去美国学经济学, 却终在英国剑桥大学被激发出诗才, 成为一代诗人。并且徐志摩也与许多时人一样, 是急于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取代中国的价值观的。作者援引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 认为这首名诗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徐志摩采用了英语谣曲中的abab模式, 并且“《再别康桥》的流行揭示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中国民众对于西方的钦佩赞赏, 当然赞赏的原因并非是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或是与西方人的友谊, 而是因为中国已被打败, 且常被羞辱。”[4]袁佳仪的“A Cultural Comparison of Female Metaphors in William Wordsworth’s and Xu Zhimo’s Poems” (《威廉·华兹华斯和徐志摩诗作中女性隐喻的文化比较研究》) 深入挖掘徐志摩诗作背后的文化蕴涵。文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如宋延辉在“On Xu Zhimo’s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 Light of Field-habitus Theory”中以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 (the field-habitus theory) 为指导分析徐志摩诗歌翻译的选材偏好、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问题。此外文学理论的发展亦为论者提供了许多新的解读渠道和理论支持。如李劲超的“The Influence of Xu Zhimo’s Poetry Translation on His Poetry Writing—a Functional Stylistic Perspective”即《功能文体学视角下徐志摩诗歌翻译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等。

回顾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 我们可见徐志摩作品在英语世界被译介程度的增强;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壮大、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极大拓展的可喜状况, 但是也不能忽视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徐志摩散文及其他体裁作品研究、徐志摩总体研究的缺失。

徐志摩不仅是著名诗人, 也翻译了许多国外的诗作, 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 并创作了戏剧、小说等其他文体的作品。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侧重研究其诗歌创作及翻译活动, 对其散文、小说等其他体裁作品的研究则几乎为零。也鲜见对徐志摩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品。这些研究缺失也是有待大力弥补的研究空白, 或许会成为未来英语世界的徐志摩研究的走向。

摘要：徐志摩是海内外学者均关注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英语世界的徐志摩”指以英语为载体发表的、以徐志摩其人其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近三十年“英语世界的徐志摩”译介与研究较前有着新动向, 具体表现为徐志摩作品被译介程度的增强与影响研究的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及思路趋于多元化。此外本文也指出了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英语世界,徐志摩,述评

参考文献

[1]Birch, Cyril.“Hsu Chih-mo's Debt to Thomas Hardy”.Tamkang Review:A Quarterl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8.1 (1977) :p.9

[2]Bien, Gloria.Baudelaire in China:A Study in Literary Reception.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2 p.99

[3]刘洪涛.徐志摩与剑桥大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84

美国文学在湖南的译介和传播 篇8

一、湖南出版界对美国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了美国作品和评论的译介工作。1979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易漱泉等选编的《外国短篇小说选》, 选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1980年在长沙成立的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 其科研“五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有刘重德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981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远泽、张铁夫等选编的《外国散文选》, 其中选有马克·吐温的《给坐在黑暗中的人》、《“辉煌的战绩”》, 丽莲·海尔曼的《朱丽亚》, 菲里普·鲍诺斯基的《桑树街的一年四季》。1982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易漱泉等选编的《外国文学评论选》 (下册) , 选入美国考利的文章《海明威, 这头老狮子》。1982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易漱泉等选编的《外国中篇小说选》 (上册) , 选录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约翰·斯坦贝克的《珍珠》。

199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乐黛云、张铁夫主编的会议 (1) 论文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 该书收录了葛中俊的《厄普敦·辛克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开始,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丛书《诗苑译林》, 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第一套优秀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 这套系列优秀的翻译诗集, 总结介绍我国五四运动以来译诗的成果, 它出版规模大、出版时间跨度长、翻译阵容强, 在全国的影响深远, 被北岛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其中, 1985年出版、申奥译的《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 选录了被誉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庞德以及弗罗斯特、桑德堡、威廉斯、肯明斯、休斯等六位诗人的诗。1987年出版的郑敏的《美国当代诗选》, 所选的女诗人狄金森是美国诗坛上一位极其重要的诗人, 她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曹明伦译本和韦白译本分别是目前国内爱伦·坡和狄兰·托马斯诗歌的最全译本。曹明伦根据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奎恩教授编注的《爱伦·坡集:诗歌与小说》所翻译的《爱伦·坡诗集》于2012年出版。爱伦·坡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唯美倾向的作家, 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远祖。韦白译《狄兰·托马斯诗选》, 收有诗人各时期的力作88首, 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 掀开了英美诗歌史上新的篇章。

自1985年开始,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译丛》, 每辑十册, 这套丛书一直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以及诗人如萧乾、冯亦代、徐迟等人的关注。其中第一辑收录斯坦贝克的《战地随笔》、欧文的《欧文见闻录》。第二辑收录E.B.怀特的《白一碧散文选》;第三辑收录霍桑的《花蕾与鸟语》、爱默生的《美的透视——爱默生散文选》;第四辑收录海明威的《一个作家给编辑的信》。

二、湖南学者对美国诗歌的传播

中美文化交流仅百余年历史, 但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湖南学者蒋洪新等人从文化角度探讨美国诗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199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四个四重奏〉——T.S.艾略特诗歌艺术研究》、200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英诗新方向——庞德、艾略特诗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等, 研究意象派代表诗人庞德。庞德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歌与中国经典, 他的诗歌与理论著作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如《外国语》2001年第4期上载的《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庞德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庞德的中国情结, 如《东吴学术》2011年第3期上载的蒋洪新、郑燕虹《庞德与中国的情缘以及华人学者的庞德研究——庞德学术史研究》。研究庞德与湖湘文化, 如《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上载的《庞德的〈七湖诗章〉与潇湘八景》等。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是美国现代诗坛中推介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诗人, 他翻译出版了4部中国诗集, 写有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 中国文化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上载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谴德经》、《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上载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中国文化情结探因》、《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上载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学中的道家意蕴探析》等。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美国重要的诗人, 他的创作受到人们的关注。2006年,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跃军的《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此后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上载有《异国情调与本土意识形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中国的对话》, 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地方主义”诗学》、《威康·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地方主义”诗学》等。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开创了美国民族诗歌的新时代, 是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 对中国诗歌和世界其他各国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小林发表了《美国诗人惠特曼对林语堂的影响》、彭继媛发表了《论惠特曼诗歌中自然意象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安娜·布莱德斯翠特是美国最早写出真正有价值的英文诗歌的女诗人, 2010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张跃军的《安娜·布莱德斯特诗选》, 收录的诗选表现了她接受清教徒教义及其在精神上的成长历程。

三、湖南学者对美国黑人女作家作品的传播

21世纪初期开始, 湖南学者曾艳钰从后现代主义文化视角传播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作品。2004年,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走向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从里德和罗思看美国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的新趋向》一书, 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这两个作家的美学传统、文化历史和对女权主义的反思及其元小说的叙述技巧的分析, 审视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现状, 指出里德和罗思所构建的是多元主义文化的文本, 体现出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特点。之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上载的《美国后现代犹太女作家格蕾斯·佩蕾》、《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上载的《再现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种族与性别———评当代美国黑人后现代主义女作家歌劳莉亚·奈勒》、《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上载的《当代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作品中的历史再现》等。托妮·莫里森,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是当今世界文坛上最活跃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曾艳钰的研究有《论托尼·莫里森对黑人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莫里森〈柏油孩子〉的神话隐喻模式》、《“兔子”回家了?———解读莫里森的〈柏油孩子〉》等。蒋欣欣的研究有《托妮·莫里森笔下黑人女性主体性与民族性的建构》、《黑人民族意识的重建———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世界》、《认同与分裂:自我身份的实践——解读〈秀拉〉》、《作家莫里森的身份定位》、《爱:托尼·莫里森小说的基本主题》等。

四、湖南学者对战争题材作品的传播

20世纪90年代初期, 湖南学者致力于对美国文学的介绍。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反战作品充满迷惘、悲观的情绪。1993年, 漓江出版社出版罗光汉的《海明威:一个现代神话》, 这部专著介绍海明威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评述四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别具风格的现代叙事艺术。与国内同类专著相比, “不论从学术性还是从实用性看, 这本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8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欧华恩的《战争·人性·生态——美国二战小说研究》, 作品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新的视角对美国二战时期小说做出新的透视。作者发表了对战争的思考的系列论文, 如《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上载的《攻击本能与人性异化——解读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上载的《珍珠港:历史记忆与当代阐释——解读〈战争风云——珍珠港的灾难〉》, 以及《凯茜的伦理身份转换——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关于〈烟树〉的一种解读》、《论象征手法在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的运用》、《论〈细红线〉中的意象及其象征意》等。

五、湖南学者对美国文学的多维度传播

湖南学者对美国寓言的传播。1990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蒲清的《世界寓言通论》和《中外寓言鉴赏辞典》, 这两部论著介绍了美国寓言的经典之作, 认为19世纪以来, 美国寓言出现了繁荣景象。哈里斯1887年结集成《雷姆大叔的歌和话》一书。艾德开创了具有美国现代色彩的寓言创作, 著有《俚语寓言集》、《寓言续集》、《现代寓言40则》、《艾德寓言》、《手工寓言》等, 其寓言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怀疑与批判, 具有浓郁的美国地方色彩。比尔斯于1899年出版《奇异寓言》, 尖锐讽刺了美国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美国的小说家们喜用寓言手法进行小说创作。著名作家霍桑的某些小说直接以“寓言”命名, 代表作《红字》充满象征意义。梅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以白鲸象征自然力与恐怖, 充满象征和寓意。马克·吐温也写了一些寓言和具有寓言色彩的讽刺佳作。美国20世纪寓言创作很兴盛, 瑟伯于1940年出版《当代寓言集》、1956年出版《当代寓言续集》, 用古老的动物故事表达现代的人生哲学。

对美国环境文学的传播。美国环境文学家对环境正义的张扬有着重要现实价值, 对解决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有重要启示。2010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及其思想资源》、《环境正义视阈下的美国环境文学批评》、《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内涵探析》等。

对约翰·厄普代克的传播。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当代文坛负有盛誉的作家之一, 著有描写20世纪美国社会沧桑的“兔子四部曲”等20余部作品。宋德发致力于约翰·厄普代克研究, 2009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宋德发的《厄普代克中产阶级小说的宗教之维》一书以及《颂歌还是挽歌?——论〈马人〉的宗教主题》等阐述厄普代克作品的系列论文。

对湖南作家与美国文学的比较。将沈从文与福克纳等放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作多维视野下的比较。如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杨瑞仁的《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外国文学经典在湖南的传播30年研究”

参考文献

[1]易漱泉, 等.外国短篇小说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2]王远泽, 张铁夫.外国散文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3] (美) 庞德, 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M].申奥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4]易漱泉, 等.外国文学评论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5]郑敏.美国当代诗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6]乐黛云, 张铁夫.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C].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7]曾艳钰.走向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从里德和罗思看美国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的新趋向[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8]蒋家国.海明威神话解读:评《海明威:一个现代神话》[J].郴州师专学报, 1994 (2) .

译介研究 篇9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自幼家贫,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旁听,深受孰师影响,从此与中国传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不到二十岁便已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同时,其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林纾一生译著甚丰,通过与近20位(1)口译者合作,以精湛的古文造诣创造性地翻译了多达200余种(2)西方小说,开创了翻译外国小说之风,被誉为我国翻译小说的奠基人。然而,林纾却是我国近代翻译界的一位“怪才”。他本身不懂西文,却走上翻译之路,且成果颇丰,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文化现象。

关于林纾及其译作,学界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曾被誉为“译界之王”,胡适称他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康有为也曾写诗赞道:“译才并世数严林”。可另一方面,因林纾不懂西文,其译作都是由他人口述自己笔录整理而成,译作中难免有不少漏译、误译、错译之处,历来饱受学界质疑和批评。对其到底能否被称作翻译家,向来也是众说纷纭。

该文将在简要介绍“林译小说”的基础上,着重从林纾自身原因、口译者影响、赞助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初步探究“林译小说”译介“不忠”的缘由。

2 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

“林译小说”,作为中国文化史、中国翻译史上的专有名词,专指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200余部欧美小说。这些小说的翻译全部采用合译形式,即林纾与口译者合作,“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在此过程中,林纾凭借极高的古文修养,娴熟的技巧和流畅的文笔,翻译出了大量独具风格的作品。

第一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成。小仲马在这本书里,抨击了封建贵族的虚伪和险毒,颂扬了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纯洁爱情。1897年夏,林纾妻子刚刚去世,中年丧偶的他终日抑郁寡欢。一日,他去福建马江做客散心,会见从法国巴黎归来的友人王寿昌和魏瀚。朋友们在聚会中聊到了《茶花女》这部著作,无不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戚爱情所感动。于是王寿昌便劝林纾同自己一起翻译此作,“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起初,林纾因自己不懂西文怕难以胜任,一再推辞,最后在朋友们的再三请求下才答应了下来。后来,由懂得法语的王寿昌逐句口述原文意思,林纾用缠绵悱恻的古文笔调,记录整理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凄苦爱情。1899年,译作在福州出版,一时风靡海内,获得极大成功,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多少人手不释卷地一读再读,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严复也曾写诗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随后,林纾在1901年同魏易合作翻译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作再次轰动。从此,林纾全身心地投入到外国文学的译介中。在他长达2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作,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札记》)等。同时人们也通过林纾的译作认识了许多国外一流的文学大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

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1912年前后,“林译小说”风行一时,流传全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鲁迅对“林译小说”每本必读。钱钟书也曾说过:“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之外另辟的世界”郭沫若也喜欢看林纾翻译的作品,他说:“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这对其日后文学诗歌创作形成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在他们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曾读过“林译小说”。

3 林纾翻译不忠的概述

林纾翻译小说最常见的毛病是删繁就简,几乎每一部译作都有大刀阔斧的删改。比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原本厚厚的一部巨著,经过林纾之笔变成了一本小册子。林纾的《块肉余生述》译本也仅有30万言,而张谷若的译本却长达50万字。更如郑振铎所指出,“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其次,钱钟书曾这样揣测过林纾的翻译心理,“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也许经过林纾润饰的描述会更生动传神,也会更投读者所好,但从翻译角度来判断,这终究改变了原文的本来面目,更何况不可能所有改写都是妥当的。

再次,林纾译作出现过明显的体裁错误。小说同戏剧的性质本是截然不同,可林纾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任意添加叙事,删减对话,使之完全失去了原戏剧的风貌。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亨利六世》以及易卜生的《群鬼》等都被其译成了小说,原文中重要的对话,独特的风格和别具匠心的美感都不见了踪影。

最后,林纾译作中存在基本的常识错误,如把挪威作家易卜生注为德国人,把英国作家阿克西注为美国人,把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3)直接当成莎士比亚的作品等。

然而奇怪的是,在1905年翻译出版的《鲁宾逊飘流记》前言中,林纾曾写道,“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而且当时著名的大翻译家严复在1898年就已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故根据上述两个事实可推出林纾是知道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通过以下分析,我们或能窥见一二。

4 林纾译文不忠的原因

林纾虽不懂洋文,但他译的西方小说成为一股强烈的旋风,在晚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上至名公巨卿,下至一般青年男女都以争读林译小说为荣。他稿约不断,酬劳颇丰。当时另外一位学者,也是他的同乡友人陈衍曾戏称说林纾的书房就是“造币厂”。但是,“名高天下,谤亦随之”。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他译作中的错误、疏漏,或是讥讽他“取径不高,品斯下矣”。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林译小说”不忠实际上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4.1 林纾自身原因

首先,林纾自己不懂外文,无法跨越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他自己也深以此为憾。他曾这样说过:“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比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发怒时用“拂袖而起”,就是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笑话。

其次,“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施法。”林纾年轻时便已才华横溢,文章写的好,而被称为福州“三狂生”之一。他当时就很自负地说:“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到了晚年,他甚至口出狂言说:“600年来,除明代的归有光(4)外,无一人敢与我相比!”而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会手痒,容易依据自己的见解改写原文。然而从正确认识翻译性质和严肃执行翻译任务的角度来看,能写作的翻译者更应当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

除此之外,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速度惊人。他同友人合作,“耳受手追,声落笔止,不加点窜,脱手成篇”。他和魏易合作翻译《黑奴吁天录》,仅用了六十六天的时间。然而,做好翻译需要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反复推敲之功,更要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虚静守一之心,如此追求速度,译文当然也就很难保证质量了。

4.2 口译者影响

首先,林纾所译原著直接由口译者选择或推荐,许多本身并无价值的作品也被选来翻译。“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再如《海外轩渠录》只译了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和大人国”那部分,而《双雄义死录》则是根据雨果《九三年》的节译本翻译的。

其次,林译小说的口译者前后有20人之多,如王寿昌、魏瀚、曾宗巩等,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文学素养参差不齐,西文能力也是高低不一。因此,他们在理解原文时难免有所偏颇,表述时也会下意识地融入自己的感情和体验,这也就加深了林纾与原作者之间的鸿沟。在“林译小说”饱受诟病的“任意删节”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理由推断:有些内容要么会因为口译者认为无关紧要而略去,要么因为口译者的不明意义而跳过。

再次,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翻译的歪曲和不忠一旦由口述者做出,笔受者即使怀疑,也苦于不通西文而很难去主动质疑或纠正,所以译文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述者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且当时的翻译模式对口译者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显然这种口述加笔受的翻译方式是不科学不成熟的。

口译者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忽略:正像翻译泰西小说有时只是林纾的余兴,充当口译也常常不过是魏易等人的副业。口译者顾及工作和仕途而分身乏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作质量,有时甚至造成了翻译活动的半途而废,如王庆骥与林纾合译《鱼雁抉微》,“王生任外务,日奔走于交涉,今又随使者至绝域,议库论事,译事遂中辍”,(林薇,1998:182)最终没有译完,后来也未出单行本。

4.3 赞助人因素

安德烈·勒菲弗尔(5)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因素”。赞助人可以是出版商、媒体、教育部门,也可以是掌握着实权的个人或团体。“赞助人因素”一般包括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足以左右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选取与发展;二是经济上的,即赞助人必须确保作者能够解决生活问题,为其提供必要资金支持。三是地位方面的,赞助人还要帮助作者提高声望,融入某些社团或特定的生活方式。

就林纾的翻译来看,赞助人主要来自于资产阶级改良分子、读者和出版社。

清末民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提倡改良,向西方学习。小说就是他们提倡的改良手段之一,这样翻译小说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林纾自己曾这样说过:“名人救世之言,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如此一来,他便往往创造性地发挥,夸大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大胆删去不熟悉或对译作贡献不大的部分。

译作服务于读者,只有受到读者认可喜爱,林纾的翻译生涯才能持续不衰。当时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低,对外国文学的欣赏水平更是有限。这样,通俗易懂的小说就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因此林纾翻译多采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古雅文言。然而,这虽顺应了中国读者的表达习惯,但终因中西文化思维和语言风格差异,难免出现严重的语意流失。

出版社也必然对林纾的翻译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对译作的选择和修改处理都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次,出版社给林纾的稿酬十分丰厚,商务印书馆(6)就是突出一例,在优厚稿酬的驱使下,林纾的翻译活动难免盲目追求速度,造成忙中出错。最后,出现某些“不忠”,如错字、别字等,也有可能是因出版社校对不周、印刷错误所致。

4.4 社会环境

几千年来,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带长期被汉人看作世界的中心。相对于汉文化,其他民族文化都被汉人看作劣等文化。孟子也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这种华夏文化中心论的观念,历代以来一直在普通民众中根深蒂固。林纾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他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写道,“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他也把中国古典文学当作评价外国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写作手法和风格技巧上同古典文学一致的部分,林纾往往忠于原文翻译;反之,则会出现大量的增补删减,以顺应汉文化优等的心理,但却造成了对原著的“不忠”。

除此之外,林纾以晚清遗老文人自诩,深受孔孟思想影响,严守封建伦理道德。林纾自己曾说过,他几乎不翻译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的那些不好的行为描写。据学者薛绥之等考证,林纾只要在翻译中遇到与传统伦理相冲突的话语、句子等,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删除和改写,以使译文符合当时的封建伦理规范。比如,清朝统治者以孝道统治社会,林纾在翻译哈葛德的小说《蒙特祖玛的女儿》时,就有意把题目改写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并故意把主人公不辞辛劳为自己母亲复仇的情节精心刻画,重点宣扬;当他翻译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时,有意把题目改为《孝女耐儿传》。可事实上,上述两本书的原作者并没有在书的内容上刻意宣传和强调孝道。

5 结束语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钱钟书的这番话鞭辟入里地道出了翻译之难。由于林纾不通外文,必须仰仗他人口述,其翻译过程无疑更为曲折。并且从以上分析可见,“林译小说”的推出是一个复杂的生产链条,既有林纾自身的参与,众多口译者的辅助,不同出版社的影响,还深刻地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浸染。因此,若把“林译小说”的“不忠”全都归咎到林纾一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更何况,‘林译小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翻译本身,而在于通过翻译开启了民智并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馆85周年,重印林纾译作十种,可见林译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近些年来,甚至国外大批学者也在林译研究上专心耕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以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最为知名。而且现今有关林译研究的内容层面越来越广,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也越来越深,这一切都在证明林纾的翻译成就至今仍闪烁着它独特的光芒。

摘要：不懂西文的林纾,一生却翻译、出版了200余部外国小说,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现象。然而其译作中的“不忠”历来成为众多评论家争论的焦点,林纾本人也因此遭受了种种指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种翻译“不忠”有多种原因。该研究从林纾本人、口译者、赞助人和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分析了“林译小说”译介“不忠”的缘由。

关键词：林纾,翻译,林译小说,译介不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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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 篇10

关键词：陈康；巴门尼德斯篇；译介思想；理想译品；译介并举；以义害辞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08-05

Abstract：In the modern western classical philosophy translation field， Mr. Chen K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hool. He reinterpretated Yan Fus “the three principles”， trust in honour， advocated the ideal translation， and rebuild the confidence in the national academic；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bjects， had nine times annotations to Plato the Parmenides. Emphasised on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ease， put forward “to meaning harm speech， not to resign harm righteousness ” translation ideas. The rigorous， profound translation thoughts made him not only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ree-standing， and win the high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lso encourage the followers.

Key words： Chen Kang； Parmenides discourse； translation thoughts； ide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imultaneously； meaning to harm speech

陈康（1902-1992），江苏扬州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著有《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陈康哲学论文集》等作品，译注《柏拉图对话集》之《巴门尼德斯篇》。其学术思想颇受中西学界重视，被哈佛大学哈桑教授誉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第一权威”，贺麟则称他为“钻进古希腊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与他在古希腊哲学上的造诣和研究成果相比，其翻译在量上并不突出。然而，其译介思想、译介观点却异常丰富，并独树一帜，卓然自立，为近现代西学译介观分野开启一新方向。

一、诠释译事三原则，以“信”为尊

陈康从事哲学翻译与他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密不可分。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八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从长沙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众多学术名流汇聚于此。1941年，贺麟在昆明发起“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推进西方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希望陈康能参与其中。他遂在授课之余，经八九个月的时间完成《巴门尼德斯篇》约20万字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并就翻译原則、理想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思考和阐释。

在陈康看来，翻译的条件或原则至关重要。然而，严复关于翻译的三个原则或条件并非完全等价。在这三个具体的条件中，唯有“信”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坚守的教条。他说：“关于翻译，严几道（复）提出‘信、‘达、‘雅三个条件来。‘信可以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达只是相对的。所谓‘达，从客观方面看，乃指人从译文里可以顺利得到原文中的意义，完成这一点，译笔的巧拙固然很有关，然而此外还有内容的准备。……‘雅可目为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如若这类书籍的翻译是忠实地依照原来的思想线索介绍一个本土所无的学说，那么‘雅与‘不雅只是表面上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内容不充的地方借助于外表的修饰。而况‘雅与‘信又时常是不能并存的”[1]8-9。

众所周知，“信、达、雅”为严复首创。他融会佛经译家翻译思想成果，根据译事内在的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将译事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明确提出世人通行的翻译原则，遂奉为圭臬，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然而，作为一个理想的标准和“译事楷模”，即便是严复本人也未能完全做到，傅斯年、蔡元培、胡先彇、张君劢和贺麟对此都做过评价。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原则以后，中国的西学翻译风起云涌，众多译家依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不断诠释、改造和修正严复的翻译标准，为丰富翻译思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在“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上，严复认为：“求其信，已大难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2]17在严复看来，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如果只注意准确而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使是译出来了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必不可少。然而，陈康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信”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离开了信，翻译本身毫无意义。对于“达”，陈康则认为它具有相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本身的背景知识。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由于其艰深晦涩，无论怎样翻译，如果在哲学方面缺乏严格的逻辑训练，同样不能理解。相反，如果对纽约街头的汽车相撞事件进行翻译，无论翻译的水平如何，理解均无障碍。“所以译文的‘达与‘不达，不能普遍地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只能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1]9

至于“信”、“达”与“雅”的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写到：“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辞，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2]17从而将“雅”放在了比“信”、“达”更为重要的地位。与严复相比，陈康则给予“雅”最低程度对待，认为它只是翻译中的脂粉，甚至只是一种补充和装饰。特别是，为“雅”而“雅”，往往会与“信”发生冲突，从而降低“信”的质量。

对比陈康与严复在翻译标准上的认知，陈康无疑独辟蹊径，“破二立一”，将“达”和“雅”与“信”区别对待，降低其在翻译原则中的价值，以彻底忠实于原文为翻译的鹄的，将“信”绝对化。然而，如果详细考察陈康的论说则又明显内涵着一个鲜明的前提：即它是以艰深的哲学翻译为前提。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智慧的学问，哲学素以抽象思维为其特征，对普通大众而言，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备，直接进入艰深哲学原文绝非易事，陈康正是看到这一点，从而以“信”为坚守，以具备相应知识储备为要件，将其翻译立场推向极致。毕竟，在文学、美学和其他社会学方面，如果原著的义理本身通达无碍、朴实易懂，则“信”、“达”、“雅”的权重自然会因时而变，甚至相辅相成。

二、重视理想译品，重建学术自信

自汉代佛经翻译以来，中华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从事翻译方面从未停止。其中不少作品几经翻译，成果蔚为大观。《金刚经》、《心经》、《法华经》、《梵网经》、《无量寿经》、《楞严经》、《维摩诘经》、《二十四章经》、《金光明经》等众多经典均有不同译本。其中，不少译本甚至超越其母语，从而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便有胡仁源本、蓝公武本、牟宗三本、韦卓民本、邓晓芒本和李秋零本等众多译本。这并非译家的自我标榜或重复劳动，而是他们对理想译品的不懈追求，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想超越原著本身，进行创造性诠释。正如著名哲学家贺麟所言：“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外来思想的翻译对于激发中华文化的创新伟力也是有价值的。有些人错误地把翻译看成‘传声筒，认为从事翻译的人没有创造个性；殊不知在学术事业和文化交流中，做一个好的‘传声筒也非易事”[3]。可见，翻译并非只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字转换，而是需要译者的主动参与和自觉投入，才能成就理想的译品。

对陈康而言，翻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它既是一个民族学术能力的重要展现，又是译者个人特长的表达。为此，他对其所在的“哲学编译委员会”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能从里面产生理想的翻译文本，展示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卓越才华。他说：“现在或将来如果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1]10所以，从事翻译必须树立远大理想，持之以恒，在原著的基础上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这既是对原著本身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肯定和鞭策。

在陈康看来，好的翻译或理想的译品，其本身蕴含着一些内在规律和要求，它是构成翻译作品的基本要件。首先，它不仅能为不了解原文的人提供另一种文化思想，而且可以反哺其原著的校勘工作。他说：“翻译只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的。毫无疑问，翻译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然而不只是为了不解原文人的；反之，在学说方面有价值的翻译，同时是为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凡是稍稍懂得些西洋古代哲学研究中校勘部分的人，皆將毫不迟疑地赞同这话。试问：谁校勘柏拉图的或仆罗丁的著作不参考Ficino的翻译呢？中国最古典的翻译，佛经的翻译。那些大师过去了以后，其他的人只敲着木鱼念经，不再想从原文去研究佛经中的意义。因此一般人关于理想的翻译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丝毫不能想象。”[1]9他勉励人们要以理想的翻译为目标，从而不断提升翻译水平。

不仅如此，陈康认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修辞、思维习惯的差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一些古典文献更是如此，历时久远，语法习惯几经变换。例如，“古代希腊文里文句的组织不是似现代欧洲文里文句组织的有规定。因此往往一字和同句中这字还是那字联合颇成问题。和不同字的联合产生不同的意义，甚至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1]9现实中，面对这种异质文化，译者的水平高下必然成为整个翻译文本的直接因素，好的译者会使文本透彻清晰，坏的译者则常常闪烁其词，不能体现出文本的价值来。他说：“如果一种翻译在学说方面是有价值的，凡遇着这一类问题时，读者皆可以从它看出译者的看法是怎样。如若一种翻译在学说方面是无价值的，凡遇着这一类问题时，译者尽其躲避的能事，结果使人看不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怎样，也许他自己对此并无一定的解答，甚至不知此处有问题。我们固然不劳译者为我们解答问题，然而却希望他对我们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扩充我们的眼界，以便自动地解答问题。有学术价值的翻译能做到这点，无学术价值的不能。”[1]9-10他将翻译的好坏与学者的努力紧密联系起来，希望将翻译理想与责任内化为学者的文化自觉。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他以深入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在译注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以前，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便已进入了极高的水平。特别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疑难问题进行了专题的辨析，写下了多篇价值斐然的哲学文章，改写西方哲学历史。这些都成为他打通《巴门尼德斯篇》的伏笔和铺垫。在他的哲学翻译中，常常能看到他对文本重点和方向的把握，字里行间均沁润着他的思想和见解，散发着解释学的光辉。他告诫那些从事和将欲从事翻译的人们，任何翻译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和学识，只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才会译出完美的译本，成就民族学术的自信。

三、因文而异，译注并举

关于自身的翻译事业，在《巴门尼德斯篇》序中，陈康曾有一段较为确切的自述，他说：“贺自昭（麟）先生主办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要我们选择柏拉图的‘谈话。自昭先生研究黑格尔有年，并且正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内容方面至今仍是后无来者，如若它前有古人，那就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因此，若为这个编译会稍尽绵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以译注本篇‘谈话为最合宜。”[1]14

在陈康看来，翻译本身很难，注释就更不简单。特别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更是如此。西方学界有一说法：“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脚注”，其深刻程度已为人们所共知。在陈康看来，“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门尼德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对这篇‘谈话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即努力猜这个谜；一即认它是个谜而畏缩。”[1]7以柏拉图学派为肇始，西方学界一千多年来都努力破解这一谜团，至今仍无人猜透。所以，“如若仅将这篇‘谈话移译为中文，如不加解释，最好的结果是介绍一个希腊的谜，甚至为这篇‘谈话增添些不能卒读它的人。这样，我们的翻译只是徒劳；我们所以翻译的目的完全不能达到。所以翻译以外必加注释。因此注《巴门尼德斯篇》”[1]7。

回顾历史，中国自古便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古人提倡“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遂将翻译与注释紧密地结合起来。严复一生译著十余种，约170余万言，而在译作中写有案语就达数百条，约17万字，占其翻译总数的十分之一。包括“附带介绍之说”、“旧史式的列传”、“旧思想习惯之攻击”和“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等内容。严复将其称之为翻译的副产品，即译文过程中增加的与翻译相关的文化信息。贺麟继承严复的这一思想，遂作“长序”，在《黑格尔学述》和《精神现象学》等序言中，对于原著的写作过程，作者的政治态度，国外研究的状况，以及诸多重要概念的阐释均有极其透彻的研究与讲解，为读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背景资料。因此，在译介过程中，译注往往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值得重视的是，陈康不仅恪守“我注六经”的基本信条，而且就具体注释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发展，他认为，作為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注释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某者某也的文字解释，相当于西洋的“古文字学的解释”；一是纵横不羁的义理理解，相当于西洋的“哲学的解释”。只有将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文字解释的零碎狭隘和义理解释的空中楼阁；对注释柏拉图“对话”同样如此，“它的主要目标乃在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由解释一字一句以解释一节一段，由解释一节一段以解释全篇的内容，由解释全篇的内容以解释全篇‘谈话在柏拉图整个思想中的位置”[1]12，从而达到集腋成裘的效果。

与此同时，陈康认为，“文字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相辅相成，不能偏废。“解释哲学著作唯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须采取古文字中校勘、释义、考证等方法。”[1]12为此，他将注释工作进一步细化，即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历史的考证和义理的研究。进而将义理研究再分为论证步骤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索和论证内容的评价。规定各项中的分量和排列的多寡。

然而有趣的是，陈康的注释异常特别，远非一般译著可比。就《巴门尼德斯篇》本身翻译而言，十分短小，而他的注释篇幅却有九倍之巨，成为现代哲学译注中的一大奇观，看似喧宾夺主，却又合情合理。通过译注，他将柏拉图的中心问题及柏拉图前后思想进行了透彻的讲解，成为现代柏拉图研究的津门。正如余纪元先生所言：“以我自己对中国及世界希腊哲学史研究状况的了解，陈先生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世界上亦留下了永恒的足迹。在陈先生之前没有任何中国人，像注释孔孟经典般注释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古典哲学的注释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成为译界永远的遗产。

四、宁以义害辞，不以辞害义

与对“信”的尊崇相一致，陈康认为，翻译过程中义理与辞章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由于哲学义理艰深，语言受地域限制，习惯用语不能一一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信”与“雅”，或“义理”与“文辞”之间时时并重必不可能，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取舍。因此，他说：“极其满足‘信这个条件的翻译不但时常‘不雅和‘不辞，而且有时还不能避免不习惯的名词；翻译一事的本性造成这样的情形。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名词，只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因此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名词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若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1]10-11针对这一难题，不同翻译者选择自然不同，甚至主动调和二者的关系。然而，陈康却毅然选择了义理。并指出，“凡是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勿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1]11由此，他将“不以词害意”的大意发挥到了极致。

从陈康的具体译文来看，译文确实算不上流畅，一些概念与学界的通行译法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不少地方读来甚至别扭。在《巴门尼德斯篇》中，他认为最受人攻击的是第二部分中常常出现的两句话“如若一是”和“如若一不是”。他说：“无可讳言，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因为自从有了中文语言文字以来，大约还未有人讲过这样的两句话。其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1]10。他认为，正是因为还没有人这样思想过，其翻译才有价值，否则何必多此一举。此外，在译文的概念处理上，他与学界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人们在讲柏拉图哲学时，“理念论”是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在学界已成为共识。然而，陈先生却译之为“相论”。在《巴门尼德斯篇》的注释中，他深入考察希腊文的原义，批判了西方学界错误观念，并从柏拉图对它的用法和所给予的涵义阐明了为什么译成“概念”、“理念”、“理型”、“观念”的错误，认为这些译法误解了柏拉图思想。而译为“相”虽较为陌生，但却能切中柏拉图思想本身。他说：“这样的翻译表面上看来有一毛病，即是生硬不能让人望文生义，然而仔细考究起来，这点正是它的特长。因为人不能望文生义，必就这术语每一出处的上下文考求他的所指。……这生硬的择词却正逼人走这应当走的路。”[1]41

又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Metaphysica一书一般均译为《形而上学》，意味《周易》 “形而上者谓之道”之意，他则将其译为《物理学以后诸篇》。Ontology一词，他原来音译为“翁陀罗己”，并在《尼古拉·哈特曼》一文的注释中专门作了解释；但在以后的著作中他则译为“万有论”，而我们现在却译为“本体论”。在《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一文中，“本质”即Substance，通常都译为“本体”或“实体”，“基本本质”和“次级本质”，通常译为“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而通常译为“本质”的essence，他则译为“本性”。如此种种，累见不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将从古希腊至今发生影响的（希腊文）即is（英文），Sein（德文）进行了彻底的改译，在通常情况下，学界将其译为中文“存在”或“有”，而陈先生译为“存有”，“有”或“是”。而在有些文章中，他写的则是德文Sein，并音译为“洒殷”。这些译法与国内学术界皆有很大差异。

陈康自知他的翻译会被人指斥为“不雅“，可他坚定地说：“这样的指责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忠实于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不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1]11他始终坚信，忠于原文不仅是翻译工作的一种具体品质，更是译介过程中的最高法则。

纵观陈康的译介生涯，其在译介的数量上并不算多。然而其译注方法却异常鲜明，他坚守忠实于原著本身的翻译理念，打通西方哲学内在义理，将艰深的哲学研究作为哲学译注的逻辑前提。论证过程中，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行进。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饰智惊愚。为后学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为学典范。

参考文献：

[1][希]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北京：时代文华书局，2014：17.

[3]贺麟.谈谈翻译[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90，（3）：36.

译介研究 篇11

一、当时的“雨果热”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雨果是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是法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发扬人道主义、反对暴力, 提倡以爱制“恶”。雨果曾在1861年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发表自己对火烧圆明园的看法, 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圆明园的辉煌和价值, 他痛斥联军是强盗, 愤怒地谴责了他们侵略和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如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有一天, 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 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的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完成了, 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一个战胜者装满了他的口袋, 另一个看见了, 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 他们手挽着手, 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在历史面前, 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 另一个叫英国。”“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 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1]从这些话语可以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封信, 更是一篇义正严词的檄文, 雨果的“两个强盗”的经典比喻, 揭露了英法两国的恶行, 并希望两国能够承担历史罪责。这封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都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读了之后, 都会对雨果产生敬佩和喜爱之情。但雨果最早为中国人所认识的却是在1902年年底, 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小说》第二期的插页里, 印上了两幅外国大文豪的照片, 一位是英国的拜伦, 当时译为摆伦;另一位便是雨果, 当时译为嚣俄。[2]这是首次对法国小说家雨果作了介绍。[3]但据目前现有资料来看, 马君武是中国最早详细介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学者。他于1903年3月12日在《新民丛报》第27号上发表了《茶余随笔》, 其中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爱国之女儿”、“菲律宾之爱国者”、“中国人无公共心”。在第二部分“菲律宾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提到爱国者有多种类型, 如:“有能言之爱国者, 有能文之爱国者, 有能行之爱国者。”“所谓能言之爱国者, 激励民气, 抵御异种, 敝唇焦舌, 图利国家, 若德摩士电Demosthene、甘必大Gambetta之徒, 即其人也。所谓能行之爱国者, 溺爱自由, 梦想革命, 捐躯弃名, 以为民役, 若克林威尔Cromwell、罗拔士比Robespierre之徒, 即其人也。所谓能文之爱国者, 发挥共和, 鼓吹自由, 排除王政, 九死不悔, 若拉马尔登Lamartine、雨苟V·Hugo之徒, 即其人也。”[4]雨果名字赫然被列入“能文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在1903年3月27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8号上, 发表一篇《欧学之片影》的文章, 其第三部分为《十九世纪二大文豪》, 谈的正是雨果和拜伦这两位大文豪。19世纪的大文豪有不少, 可为什么只有雨果和拜伦才能称得上呢?马君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他说:“十九世纪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恋爱, 使人崇拜者, 非苟特Goethe (按:歌德) , 非许累尔Schilles (按:席勒) , 非田尼逊Tennyson (按:丁尼生) , 非卡黎尔Carlyle (按:卡莱尔) 。何故?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 止于为文豪故。至于雨苟Victor Hugo (按:雨果) 及摆伦Byron (按:拜伦) 则不然。”马君武紧接着进一步叙述雨果和拜伦独特的地方, 他写道:“雨苟者 (一作嚣俄) , 法兰西之大文豪也, 而实爱自由之名士也、国事犯也、共和党也。摆伦者, 英伦之大文豪也, 而实大军人也、大侠士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 使人恋爱, 使人崇拜, 使人追慕, 使人太息。”[5]

据上我们可以了解, 马君武对雨果的认同, 主要还是超越文学层面的“位格之价值”, 侧重的政治因素。他把雨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一个“鼓吹自由”、“排除王政”、“坚持共和”, 并“九死不悔”的民主斗士来看的。这是由梁启超发起, 马君武紧随其后连续两次对作家雨果的详细介绍, 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雨果热”。

接着, 鲁迅先生于1903年6月15日在《浙江潮》月刊上发表了雨果《悲惨世界》翻译的一部分, 译作名为《哀尘》, 其实那只是其中《芳汀》这一部分, 转译自日本报上的《哀史的片鳞》。译者署名为庚辰, 作者名译为嚣俄。鲁迅在《哀尘译后记》中写道:“嗟社会之陷进兮, 莽莽尘球, 亚欧同慨, 滔滔逝水, 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 则剖南山之竹, 会有穷时, 而《哀史》辍书, 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从中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当时联想到中国的社会现状, 希望国人能从雨果的作品中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 此外还表现出鲁迅和时人能对雨果这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人生悲况有感同身受的共鸣。雨果刚“到”中国时, 读者这样感叹:“读此节之文及苦鲁脱小传一书, 而哀史之文章早隐约须蓄诸胸中。悲悯在胸, 乃发为愤激, 凄楚之文, 论稗官以讽世, 呜呼我震旦众生日趋苦恼。安得有嚣俄先生者, 一一状其悲惨耶。”[6]

同年10月份, 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开始连载小说《惨社会》, 是译自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分“沉沦”一章, 署名“法国大文豪嚣俄 (按:雨果) 著, 中国苏子谷译”。登至第十一回大半回未完, 因停刊而止。可以说在当时, 苏曼殊是不可能完全不受梁启超、马君武、鲁迅等人的创作影响的, 因此, 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雨果热”是分不开的。

二、佛教道德感化思想的指引

宗教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对于人生的鼓舞和振奋, 具有无比的力量, 同时, 宗教可以安定社会, 净化人心, 使人对未来具有信心和希望, 使人可以过着一种较合理、高尚的生活”。[7]小说《悲惨世界》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惨无人道的现实。然而, 作者雨果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雨果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宽厚、仁慈、博爱的米里哀主教, 在苦役犯冉·阿让刑满释放后四处碰壁、得不到平等对待、感到绝望无助并对社会充满对立情绪的情况下接纳了他, 还以道德感化了他, 使得冉·阿让最终弃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成为一个高尚的有作为的人, 从而表现出人性的巨大转变。不难看出, 雨果在作品中宣扬了基督教仁慈、博爱和道德感化的巨大宗教力量。

苏曼殊是个僧人, 一生都信仰佛教, 我们暂不论他的信仰忠诚度如何, 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个具有慈善心肠的人, 我们通过读他的书信、札记可以了解他连一个鸡蛋都不忍心吃。在这里, 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 是因为他所崇尚的具有感化作用的佛教思想与雨果这种宣扬宗教道德感化思想有着相通之处。《悲惨世界》这部小说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 “作品里对善战胜恶、理想战胜现实的浪漫精神的向往, 符合刚刚觉醒的这代中国人的期待”。[8]这也正好契合了苏曼殊一直所崇尚的佛教道德感化思想。因为“佛永远以慈心和慈悲来教导弟子, 他不认为有愚笨到不可教育的人, 有凶恶到不会悔悟的人”。[9]佛教具有净化社会人心的作用。

苏曼殊是参加早期翻译的大多数文人中的一位, 同样也是一位仁人志士,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说《惨世界》发表之前, 曾先后参加过“青年会”、“兴中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这些革命组织。苏曼殊一直都非常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甚至到了后期, 他遁入空门后, 仍不忘关心国家兴亡。他在1913年发表的《讨袁宣言》中说道:“衲等虽托身世外, 然宗国兴亡, 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 不恤兵连祸结, 涂炭生灵, 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 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10]因此, 外国名家及其作品中反映出的人格力量、宗教力量, 以及其它方面的内容, 往往成为苏曼殊所关注的重点, 这对他的翻译文本的选择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革命思想的感召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 小说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 注定要陷入受歧视、受凌辱、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中去, 从而愤怒地控诉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苏曼殊在翻译这部小说的开头几回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 但是从第七回开始到第十三回则几乎是另外插编了一部小小说在里面, 而最后一回———第十四回却又重新返入正轨。苏曼殊在这里竟然随意增删原文且添入许多创作成分, 表现出极不忠实原著。他所采用的是极不忠实的译法, 这对翻译实践教学来说, 实不可取。但我们细心分析文本, 可以看出苏曼殊在改编的《悲惨世界》中, 运用了很多汉字谐音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满周苟谐音“满洲狗”;范桶谐音“饭桶”;明顽谐音“冥顽”;名“明白”字“男德”, 谐音“明白难得”;名“吴齿”字“小人”, 谐音“无耻小人”, 等等, 这寄寓很强的褒贬意识。再看小说第八回、第九回苏曼殊借主人公男德之口说道:“世界上这般凄怆模样, 难道我就袖手旁观, 听他们这样不成吗?只恨那口称志士的一班人, 只好做几句歪诗, 说两句爱国话。其实挽回人间种种恶习的事, 那个肯亲身去做呢?”[11]“在这种惨世界上, 那一个人不和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 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 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 是难救这场大劫了。”[12]这分明是苏曼殊借他人之口, 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苏曼殊随意篡改的背后体现了很强的革命性。因而, 这也恰好成为苏曼殊小说翻译的一个特色, 就是苏曼殊想借翻译来表达革命思想。诚如柳无忌先生所云:“他的译作并不忠实于原著, 改动甚多, 穿插着杜撰的对于中国政治、社会、人物的讽刺, 鼓吹当时革命排满的思想。无疑的, 这种译法并不可取, 但如以译文与原著相对照, 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 亦可见其用心所在。”[13]

当时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呈现错综复杂的年代, 梁启超的启蒙新民说、文学救国论等观点在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社会排满革命思想非常严重。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状况下, 有志之士苏曼殊也深受其影响, 所以这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也就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我们再结合苏曼殊同期的诗文相参照解读, 亦可深入了解苏曼殊当时的思想。同年10月7日, 苏曼殊发表《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于《国民日日报》副刊《黑暗世界》上。

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潇潇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因为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反抗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爱国运动, 为其表兄林紫垣所逼迫回国。苏曼殊在临行前, 作诗绘画告别师友汤觉顿, 借以表明自己誓死反帝、勇赴国难的决心。10月7、8、12日, 连载《女杰郭尔缦》于《国民日日报》上。开篇:“咄!咄!!咄!!!”语气之急, 可见情感之激,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苏曼殊很还欣赏郭尔缦, 称她为“女杰拘留狱中, 意气轩昂, 毫无挫折”。10月24日, 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呜呼广东人》, 起笔就是“吾悲来而血满襟, 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中国不亡则已, 一亡必亡于我广东人手”, 还大骂那些“摇尾乞怜, 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 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 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的无耻之徒。所有这些都表现苏曼殊当时的年轻气盛, 意气勃发, 想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