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1930（共8篇）

1930 篇1

瓦斯是与煤的演化作用相伴生而形成的, 它生成于煤层、存储于煤层及其围岩之中。随着我国煤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 煤矿瓦斯灾害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掌握煤层中瓦斯的运移规律, 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 周世宁创建了“煤层瓦斯流动理论”体系[1]; 彭立世提出用地质观点进行瓦斯突出研究[2]; 胡千庭等人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采空区瓦斯流动规律和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中煤—瓦斯两相流运动状态[3,4,5]; 由于不同矿井的成煤条件不一样, 其矿井瓦斯分布规律也均有差异, 朱恒忠等人均根据煤矿具体条件研究了煤层瓦斯赋存规律用于指导瓦斯防治[6,7,8,9]。

本文以新疆艾维尔沟矿区1930 煤矿为研究对象, 根据地质资料、水文资料、煤层埋深和井下实测的瓦斯压力及最大瓦斯含量, 研究了地质构造、盖层、水文地质对煤层瓦斯赋存的影响, 并得出4 号、5号、6 号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与煤层埋藏深度的关系。该研究为1930 煤矿和相邻矿井的瓦斯赋存规律研究和瓦斯防治提供了参考依据。

1 井田概况

艾维尔沟矿区北距乌鲁木齐市130 km, 东距托克逊县城约120 km, 矿区东西长23. 4 km, 南北宽1. 5 ~ 4. 0 km, 面积50 km2。1930 煤矿 ( 以井口标高命名) 位于矿区中部, 井田东西走向长约2. 67 km, 北南倾向宽约1. 48 km, 面积约4. 7 km2, 地质储量为5 781. 77 万t, 可采储量4 117. 41 万t。采用平硐加暗斜井开拓, 走向长壁采煤方法, 综采一次采全高回采工艺, 超前预爆破全部垮落法控制顶板。

1. 1 地质与构造

艾维尔沟矿区位于天山山脉, 矿区内构造较复杂, 断裂较发育。矿区断裂构造多为走向断层且规模较大, 横切断层稀少。矿区地层划分为北天山分区, 伊林比尔干山小区及吐鲁番小区一部分, 区内发育的地层有古生代志留系、石炭系、二叠系, 这些地层组成了该区山间凹陷的基底, 在此基础上又沉积了中生代三叠系、侏罗系和新生代的第三系、第四系地层。

1930 煤矿位于艾维尔沟矿区中部, 主体为走向近东西、倾向南西单斜构造, 地层倾角向东逐渐变缓, 并伴有缓波状的构造形态和局部的褶曲, 井田内构造较复杂, 断裂发育。对井田影响的断层主要有F4-1、F4-2、F5-9组断层, 井田主要断层特征见表1。

1. 2 煤层

井田内可采及大部可采煤层为1、2、3、4、5、6、7、8、9、10 号煤层, 其中4、5、6 号煤层全矿井可采, 赋存稳定、结构简单, 其余都是大部可采煤层。可采平均总厚度为24. 13 m, 煤层倾角18° ~ 38°。4 号煤层平均厚度2. 26 m, 顶板以粗砂岩为主, 局部为炭质泥岩; 底板为深灰色—灰黑色粉、细砂岩。5 号煤层平均厚度4. 73 m, 顶板岩性粗, 为灰白色粗砂岩、砾岩, 局部为细砂岩, 为全矿井的对比标志层之一;底板为深灰色—灰黑色粉砂岩。6 号煤层平均厚度2. 98 m, 煤层顶板岩性很粗, 为灰白色粗砂岩, 局部含砾; 底板以深灰色—灰黑色粉砂岩为主。

2 煤层瓦斯含量和压力测定结果

采用直接法测定井下瓦斯含量, 采用主动测压法测量井下瓦斯压力 ( 表2) 。由表2 可知, 到目前为止, 4 号、5 号和6 号煤层最大瓦斯压力分别为0. 65, 0. 95, 0. 40 MPa。4 号、5 号和6 号煤层最大瓦斯含量分别为3. 56, 13. 65, 4. 23 m3/ t。

3 煤层瓦斯赋存特征分析

3. 1 地质构造对瓦斯赋存的影响

1930 煤矿地质构造相对简单, 井田为一单斜构造, 走向近东西, 倾向南西, 倾角18° ~ 38°, 倾角变化较大, 由东向西增大, 在井田内无小型褶曲。井田内切割煤层的断层为F4-2逆断层, 属压性断层, 其断层面为密闭性, 其走向与煤层走向基本一致, 在断层形成初期, 其对瓦斯的保存是有利的, 后期由于地层抬升, 上部地层遭受剥蚀, 断层离地表及煤层露头都很近, 因此对瓦斯的封闭作用不明显。

注: “/”表示该埋深处没有测试该项内容。

3. 2 盖层对瓦斯赋存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 在相同开采条件下, 当煤层顶板为泥岩时隔气性好, 不利于瓦斯排放, 导致瓦斯涌出量增大; 而顶板为砂质泥岩时隔气性比泥岩差, 有利于瓦斯排放, 使瓦斯涌出量减小; 煤层围岩的隔气和透气性直接影响瓦斯的保存条件。围岩的透气性越大, 瓦斯越易释放, 煤层瓦斯含量就越小; 反之, 瓦斯易于保存, 煤层的瓦斯含量就高。孔隙与裂隙发育的砂岩、砾岩和灰岩的透气系数非常大, 一般比致密而裂隙不发育的页岩、泥岩等岩石透气系数高出千倍以上。1930 煤矿煤层位于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其岩性为砾岩、粗砂岩、中粒砂岩、细砂岩, 有利于瓦斯排放, 井田煤层盖层对瓦斯释放较为有利, 故煤层瓦斯含量、压力较小。

3. 3 水文地质条件对瓦斯赋存的影响

井田内可分为3 个含水层和1 个隔水层。主要分为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含煤岩系含水层、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含水层以及第四系冲洪积松散岩类孔隙透水含水层和下侏罗系三工河组隔水层。井田中有艾维尔沟河流过, 其对井田深部的煤层有较强的充水作用, 不利于瓦斯的保存。对河流以上的煤层, 由于补水性弱, 水文地质对瓦斯的逸散影响不大。

3. 4 煤层瓦斯含量与埋深的关系

根据表2 中的数据, 将煤层瓦斯含量实测值与煤层埋深进行回归, 得出回归关系如图1 所示。4号、5 号和6 号煤层回归关系函数分别为y4、y5和y6, 由回归曲线知, 煤层瓦斯含量与煤层埋深二者线性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 798, 0. 712, 0. 757。由此可见, 1930 煤矿4 号、5 号和6 号煤层瓦斯含量与埋深符合一次函数变化规律, 煤层瓦斯含量随埋深的增加逐渐变大。

利用得到的线性回归函数预测4 号、5 号和6号煤层埋深分别为222, 220, 265 m, 3 个测点处的瓦斯含量分别为2. 76, 7. 04, 3. 71 m3/ t, 与实测值2. 68, 6. 53, 3. 70 m3/ t相比, 误差仅为0. 08, 0. 51, 0. 01 m3/ t, 预测值较准确。

3. 5 煤层瓦斯压力与埋深的关系

根据表2 中的实测数据, 将煤层瓦斯压力与煤层埋深进行回归, 得出它们的回归关系 ( 图2) 。4号、5 号和6 号煤层回归关系函数分别为y4、y5和y6, 由回归曲线知, 煤层瓦斯压力与煤层埋深二者线性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 877、0. 777 和0. 847。由此可见, 1930 煤矿4 号、5 号和6 号煤层瓦斯压力与埋深符合一次函数变化规律, 煤层瓦斯压力随埋深的增加逐渐变大。

利用得到的线性回归函数预测4 号、5 号和6号煤层埋深分别为222, 221, 210 m, 3 个测点处的瓦斯压力分别为0. 41, 0. 59, 0. 23 MPa, 与实测值0. 35, 0. 63, 0. 28 MPa相比, 误差仅为0. 06, 0. 04, 0. 05 MPa, 预测值较准确。

对图1 和图2 进行对比分析, 图1 中4 号、5 号和6 号煤层瓦斯含量与埋深的回归方程斜率分别为0. 010 8、0. 054 7、0. 014 2; 图2 中4 号、5 号和6 号煤层瓦斯压力与埋深拟合方程斜率分别为0. 004 1, 0. 005 2, 0. 001 3。表明, 1930 煤矿煤层瓦斯含量受煤层埋藏深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5 号煤层、6号煤层、4 号煤层; 煤层瓦斯压力受煤层埋藏深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5 号煤层、4 号煤层、6 号煤层。

4 结论

( 1) 井田内切割煤层的F4-2逆断层离地表及煤层露头都很近, 对瓦斯的封闭作用不明显。盖层岩性有利于瓦斯排放, 煤层瓦斯含量较低、压力较小。煤层补水性弱, 水文地质对瓦斯的逸散影响不大。

( 2) 1930 煤矿4 号、5 号和6 号煤层瓦斯含量和瓦斯压力均与埋深符合一次函数变化规律, 随埋深的增加逐渐变大。

( 3) 1930 煤矿煤层瓦斯含量受煤层埋藏深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5 号煤层、6 号煤层、4 号煤层;煤层瓦斯压力受煤层埋藏深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5 号煤层、4 号煤层、6 号煤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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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千庭, 梁运培, 刘见中.采空区瓦斯流动规律的CFD模拟[J].煤炭学报, 2007, 32 (7) :7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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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永良, 赵忠明.马泰壕煤矿3-1煤层瓦斯地质规律与瓦斯预测[J].中州煤炭, 2015 (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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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斌.伯方井田3号煤层瓦斯赋存特征及含量预测[J].中州煤炭, 2015 (9) :24-27.

1930 篇2

2016年7月21日 罕见老照片

总第414期 老照片是历史永恒的凝固

白求恩大夫在做手术

1930-1980年代近60年历史老照片，在照片中感受中国百年沧桑、百年探索、波澜曲折，厚重的历史感迎面而来，可叹可泣。德兰/编辑八路军战士国军与美国顾问 宋美龄在美国

毛、周、朱民国泳装女郎日军的“防弹衣” 上海街头

汪精卫毛泽东坐美军吉普车 枪决汉奸现场 国民党俘虏 毛泽东业余生活 志愿军回国** 毛泽东与女儿

毛泽东与一位小朋友互打招呼 毛泽东接见** 批斗右派捡粪 斗地主 儿童兵 兴修水利

1958年大炼钢铁的小高炉 大串联批林批孔 毛泽东持枪照

毛泽东去世审判四人帮之一姚文元 那时火车站的民工 改革开放之初的款姐

微 言 大 义

60年一甲子，光阴穿梭，时代改变的速度，有时让我们目不暇接。

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往前滚的，60年的风雨沧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太多，改变的太多。

1930—2014：世界杯往事 篇3

历史上，足球有许多振奋人心的时刻。比如在1967年，尼日利亚正爆发著名的“比夫拉内战”。当时贝利随桑托斯队访问尼日利亚进行足球比赛。为了能观看贝利的比赛，交战双方临时达成为期48小时的停战协议。这场历时3年的战争夺走了120万人的生命，“贝利停火”是尼日利亚内战唯一的安慰。

足球场上也有黑暗的时刻。1942年8月9日，德军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决定基辅迪纳摩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为了达到振奋士气的目的，纳粹部队要求基辅迪纳摩队的队员故意输球，否则就将他们处死。虽然“在恐惧与饥饿的折磨下，他们只好准备输球。不过到了最后，他们无法抗拒尊严的呼唤”。最终，基辅迪纳摩队5比3战胜了纳粹球队。恼羞成怒的德国人陆续处决了参赛的乌克兰球员。今天，我们可以在基辅迪纳摩主球场外看到纪念这些球员的雕像。在1981年，这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胜利大逃亡》，由美国著名影星史泰龙、球王贝利以及众多欧洲足坛球星共同出演。2012年，乌克兰与波兰联合举办了欧洲杯，用另一种方式告慰了那些足球英雄的在天之灵。

1930 篇4

1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发展成因分析

甲午战争以后, 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些新条件的出现不仅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 也使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甲午战后, 新的通商口岸特别是内地通商口岸的大量增设, 为外国资本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打开了新的市场, 加速了内地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甲午战前, 已开放的通商口岸有37处, 1895—1927年年间又增开通商口岸67处。其中, 在新增的通商口岸中, 53处在内地, 占新增口岸的77%。甲午战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 农产品输出量不断增加, 且在整个土货出口比重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升。据统计, 1893年, 丝、茶以外的农产品输出额为2842万余银元, 到1930年已增加到62828万余银元;在出口土货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5.6%提高到了45.1%。列强通过通商口岸把经济势力延伸到我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 他们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成为推动我国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中国轮船航运业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铁路运输也开始兴起。新交通网络的形成, 大大缩短了内地农村到通商口岸的运输时间和运输距离, 这样不仅降低了运输费用, 而且还使易于腐烂、利少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甲午战争之前, 修筑铁路受到了清政府内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尽管有李鸿章等人的一再努力, 也只是建成了天津到山海关和台北到新竹间的铁路约400千米。甲午战后, 清政府认识到铁路对加强国防和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于是1898年设立矿务总局, 开始悉心规划铁路修建。但由于国库空虚, 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修建铁路的控制, 允许各省商人筹资设铁路公司。而西方投资者为获取利润, 也积极谋求在华筑路, 中国铁路建设由此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到1927 年, 全国已有铁路13147千米, 铁路到达地区的人口, 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铁路的大量修建在加强内地与沿海地区联系的同时, 也为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式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一些农产品的工业用途增加, 销售市场不断扩大。甲午战后,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范围明显扩大, 除蚕丝外, 那些原来种植并不普遍或者市场销售不广的农产品, 如大豆、芝麻、花生、桐油等, 成为了出口的主要对象。如东北大豆的90%以原豆、豆油或豆饼的形式输往国际市场。中国的特产桐油原来只限于农村使用, 销售有限。进入20世纪,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式工业的发展, 桐油在油漆、染料工业中的用途不断增大, 销路日广, 出口量大增。20世纪初, 湖南、四川、湖北、浙江、广西等地的桐油栽培区域明显扩大, 浙江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桐油的专业化种植。此外, 芝麻等农产品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芝麻原来只用做食品和制作香油, 随着工业的发展, 西欧一些国家将它用来制造发油、提炼香水、制造肥皂, 推动了芝麻出口的增加。甲午战后, 随着芝麻出口的不断增加, 种植区域也明显扩大, 并在河南、湖北京汉铁路沿线和汉水流域等地, 形成了几个集中的产区。由上可见, 列强需求和掠夺重点的改变也是引起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战后, 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加强和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 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纺织业、面粉业、蛋品加工业等工业的发展, 大大推动了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甲午战后, 资本输出已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 外资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日益增多, 仅1895—1913年年间, 外国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纺织和食品工业就达55家之多。尤其是《马关条约》给了外国在华设厂权后, 在全国人民“设厂自救”的呼声和压力下, 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与此同时, 清政府因在甲午战后威信扫地, 为缓和全国舆论、维持其统治, 也不得不表示“力行实政”。为此, 在1903年成立商部, 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令。之后, 中国民营新式工矿企业的兴办引人瞩目。在甲午战争之前, 历年设立的纯粹商办企业, 不论资本大小, 有记载的从1892—1894年一共有一百多家。甲午战后, 自1895—1913年, 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厂矿就有463家。这些新办的工矿企业, 以轻纺工业居多, 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缫丝业和面粉业。这些行业与农业经济联系紧密,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种植的扩大和商品化。

此外, 甲午战后, 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这些从农村游离出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 本来是农产品的生产者, 如今却成为了农产品的购买者, 从而扩大了商业性农业的国内市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农民越破产, 他们就越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他们就越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

总之, 甲午战争后30余年间, 伴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 都有了新的进展。

2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变化

从上可知, 甲午战后, 在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的作用下, 中国商业性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外界因素引起的, 并不是中国农业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甲午战后, 农业生产结构的明显变化就是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本主义侵略加深影响的重要表现。

甲午战后, 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园艺作物种植的发展。近代以前, 经济作物主要是作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原料, 大部分是由农户加工成手工业产品以满足家庭需要, 很少进入市场流通。进入近代以后, 尤其是甲午战后, 随着国门洞开和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 中国农民被卷入了国际市场。因此, 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生产不仅要为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料, 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近代机器工业。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和近代工业的发展, 经济作物种植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变动。1904—1929年年间, 大多数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都有显著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除玉米有所提高外, 其他作物都有所下降。油菜、花生、棉花的栽培进一步推广, 种植面积扩大, 商品化程度提高。原来在农业生产中种植不多的黄豆、芝麻, 由于市场需求量的增加, 播种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原来的传统出口商品蓝靛、甘蔗等, 由于市场的变化, 需求量减少, 播种面积也开始萎缩。可见, 中国近代农业作物结构的调整与市场需求是紧密相连的。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替代性。

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 一些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地区的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的种植, 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近代以来, 随着口岸开放和外国资本的入侵, 一批新兴商业城市开始兴起。特别是甲午战后, 内地通商口岸的大量开放和铁路的修建, 在一些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一些新的城市开始兴起, 推动了这些地区园艺作物种植的发展。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 福建厦门、福州, 广东汕头、江门附近地区, 柑橘、龙眼、荔枝等果树种植, 山东烟台、直隶昌黎、东北辽东地区的苹果栽培,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而农业生产结构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某些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高产杂粮类作物种植的扩展。甲午战后, 由于国际市场对经济作物需求的扩大, 人们适应市场需求开始广泛种植易于销售的经济作物。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地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必然会排挤粮食作物的生产, 致使这一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下降, 农民对商品粮需求增多, 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这一地区的人们向别的地区购买粮食, 就会使得这些地区的商业性粮食种植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据鲁、豫、冀、苏4省17地区的调查显示, 1900—1924年, 花生种植所占耕地面积比重从4%上升到了30%以上, 它的扩种排挤了各种谷物的种植。尤其是鸦片在各地的种植更是以压倒性优势排挤其他农作物。湖北一些地区的农民用相当部分的土地和精力经营丝、麻、茶、棉、油漆等业, 导致大面积的粮食短缺。据统计, 20世纪初, 全省人口2700余万, 每年约需米粮2亿石, 而稻产和杂粮仅6000余万石, 每年约需输入米粮1亿石。东北就是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重要商品粮区。20世纪20年代, 全国将近40%的面粉厂都设在东北。东北地区小麦的产量和商品化程度都很高。有人甚至在吉林宁安、奉天铁岭等地设立农垦公司或稻田公司, 专门从事水稻的商业性种植。经济作物区和谷物产区的余缺互济, 进一步促进了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此外, 甲午战后, 中国新兴城市的出现、城市人口的增多也是推动商业性粮食种植增多的重要原因。

另外, 中国粮食生产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南方以稻米为主, 北方以小麦、玉米等五谷杂粮为主。甲午战后, 虽然各地种植结构没有发生变动, 但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战后, 中国农村中稻米生产总量略有下降, 高产类杂粮作物种植增长较快。在近代社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有限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扩张的情况下, 农民为了提高单位面积收获量、养家糊口以及将更多的农产品投向市场, 不得不扩大杂粮类作物的种植, 这就引起了各品种在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甲午战后, 中国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从发端上看虽然是被动地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 实际上其变动的主要原因已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在农业生产中, 农民之所以放弃或减少粮食作物的生产而种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经济作物, 在种植经济作物时又会依据市场需求和价格情况做出有利可赚的选择, 这一切都可以说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但这反而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如河北昌黎, 1927年间“年来棉花价昂, 农民多喜种棉”。而江浙两省1918—1920年年间, 因种稻获利较厚, “农民以有利可图, 遂多改种五谷, 而种棉之地因之减少”。由此可见, 近代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动归根结底还是外在因素牵动的结果, 自始至终受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的影响。而这与农民生产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结合起来,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利的一面。

3 结论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并非始于近代。鸦片战争前, 中国部分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代以来,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间, 随着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侵略的加深, 自然经济加剧解体, 商业性农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农业自由经营发展的结果, 而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断深入的原因。

中国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政治的畸形导致了经济的非正常化发展。甲午战后,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虽然, 国内民族工业对中国的农业原料也有一定的需求量, 但与前者相比, 只占其很小的一部分。因此,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这一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就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特点。所以, 国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和需求量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可以说, 甲午战后中国商业性农业的畸形发展不仅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 也加剧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这一时期,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许多自给性的农民经济逐渐变为小商品经济, 加剧了农民的分化。农民作为商品的生产者, 由于其生产条件、经营方式等差异, 会因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加剧分化。一些生产条件、经营方式较好的生产者, 由于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就会因经常获利而发财致富;反之, 则会因亏损而贫困破产。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背景下, 大多数农民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广大农民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农民被卷入市场后, 就会受到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由于中国各级商品市场大多数都是被帝国主义操纵, 因此中国农民在市场价格方面必然会受到剥削、操纵和压榨。

另外, 甲午战后,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买办商人相互勾结进行的。他们在广大农村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有时是与农民进行直接交易, 但更多时候还是利用中国商人间接进行的。中国商人通过抑价收购、贷款预购等手段对农民的进行剥削, 加速了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的进程, 加剧了农民的分化。

总之, 甲午战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是广大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的结果。传统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农民日益分化, 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性质日益加强。需要指出的是,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现象, 大多主要集中在沿海口岸或铁路沿线等交通便利的地区, 并不具有普遍性。从整体来看, 这一时期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性个体农业。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离通商口岸、铁路较远的地方或比较偏僻的地方, 传统的农业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摘要：甲午战后, 在通商口岸大量增设、铁路运输兴起、新式工业以及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等新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 中国商业性农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带有了明显的半殖民地化色彩。它在加剧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 也造成了农民的分化和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关键词：甲午战争,自然经济,商业性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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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凌耀伦, 熊甫, 裴倜.中国近代经济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2.

[8]吴申元.中国近代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9]孙健.中国经济通史 (1840—1949年) , 中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1930 篇5

从无线电波到x射线发散物、红外线和伽马射线，现代天文学家已测量和研究过宇宙间的每一种能量形式，以了解宇宙的基本属性。1990年发射的宇宙背景探测器卫星，绘制了这个宇宙最初30万年留下的微波噪声星图。

始于1990年哈勃望远镜的新一代空间望远镜深入太空，展开高分辨率、宽视场观察。哈勃望远镜产生了可视天空的壮观图像，并用许多方法扩大天文学的视野。有空间望远镜一直在观察能谱，包括伽马射线、x射线、紫外线、可见物、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频率，粒子探测器在搜寻宇宙射线和电子。

还有一项准备中的提议，发展空间观测平台，来探测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测的重力波。时空在巨大的物体面前弯曲，由于这样的物体运动或变化，引起跨越时空经纬的波纹。

大爆炸宇宙理论最早由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比利时天文学家、宇宙学家乔治斯·勒梅特(1894--1966)提出。勒梅特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一名物理学教授，“一战”中他是一名被授勋的炮兵军官。当他攻读神职学位的时候，在一位著名数学家的指导下，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他的学业后，勒梅特返回比利时，于1925年发表了一篇让他声名大噪的论文。这篇论文被冠以法文标题——“一个恒量的均质宇宙以及增长半径解释河外星云的视向速度”。在他的《原始原子理论》一文中，采用了爱因斯坦在膨胀的宇宙中一个小原始起始点的观点，并独自发展了哈勃定律：河外星系的视向退行速度与距离成正比，即距离越远，视向速度越大。

勒梅特的成就很少引起比利时之外的人注意，直到1930年，英国天文学家阿瑟·斯坦利·爱丁顿爵士(1882--1944)在皇家天文学会官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他大加赞赏。勒梅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最初的宇宙是一个爆炸的“原始原子”。说得明白些，它没在空间爆炸，但它在空间。爆炸就像一只猛烈充气的气球，这是整个宇宙本身的爆炸一叵星、星系、行星、真空等等。这个理论爱因斯坦从反面进行过描述，他倾向于一个既不增长也不缩小的稳定状态的宇宙。

最坚定的恒稳态学说论者弗雷德·霍伊尔(1915--2001)曾在1949年BBC广播电台节目中挖苦说，勒梅特的创世纪听起来像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而这个术语被卡住了。霍伊尔曾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现在被认为他发现了错综复杂的宇宙中看不见的神性的手(或多或少有一点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观点)。他排斥勒梅特的观点，赞同一个恒稳态的宇宙由一个创造者创造。这似乎有一点讽刺意味：一个人的上帝提出了一个宇宙，宇宙中的上帝作为创造者似乎是不可见的；然而，无神论者最后强调，这个宇宙是由另一个人的上帝创造的。

爱因斯坦赞同勒梅特的数学观点，但不赞同他的天文学观点，并将一个附加因素融入他的方程式，使之最后支持恒稳态理论。爱因斯坦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观点。其他天文学家加入了爱因斯坦和霍伊尔的阵营，抵制大爆炸宇宙论。

爱丁顿要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通俗化。他利用量子力学原理，在天文学领域做了重要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这股潮流因各种发现而消退。这些发现包括大爆炸带来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正如科学家所预测的那样。

粒子物理学在实验室和太阳系以内的轨道上以及遥远的太空，继续研究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秘的亚原子粒子动物园。

这个熟悉的可见宇宙大部分事物的重子物质，由任何3个夸克粒子组成，总共有6个夸克。夸克是今天已知“原料”的最小单位。

92种元素由一个以上的质子与一定数量的中子以及带有相同数量围绕它们旋转的电子组成，没有像人们在真核细胞的生物细胞中看到的那样的核膜。因此，一个原子或元素的核周围没有膜。一个氢原子的核只是一个质子。

1940年，俄裔美籍物理学家乔治·盖莫夫(1904--1968)估算了可见宇宙中的元素分布。氢元素占这个可见宇宙的大约75％，氦占24％，所有的其他物质占余下的1％。

恒星形成的过程是简单而强大的力量。氢是重子物质中最轻的，它有质量，因而有引力的“重量”。在太空中四处移动的原子相互碰撞并粘在一起，由此形成大块的原子四处移动，吸引更多的原子。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吸引的这些东西就是氢。这并不意味着哪一种元素是大量的，直到氢原子球真的变得巨大。由于它变成一大串东西，有点像引力真空吸尘器或者吸积球，吸入越来越多的东西，大部分是氢和一些氦。按它能吸入自己的原料的量，如果小于20颗木星，那么它有可能成为一颗棕矮星。顺便说一下，木星是一个很方便的计量尺，因为它还不到太阳质量的千分之一，而大于太阳系其余行星，包括三大气体巨星的2.5倍。木星大部分由氢组成，而它内部的1／4主要是氦。有趣的是，3：1的比例几乎正好是盖莫夫所估算的这个宇宙中氢与氦的比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比例与原始云中这二种气体的比例近乎一致，而我们的太阳系被认为是由原始云形成的。关于太阳系形成过程，星际尘埃云的哈勃观察值已确认某些基本观念。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外层空间的某个地方，一个大小为木星的20倍的球体，以相同的材料加上无论什么太空尘埃和碎片组成。这个球出现了并被卷入它的引力场。按这样的质量计算，它是太阳大小的1／50(太阳被认为相当于白星平均类型G2)，透过地球的大气层，看上去有点黄。

20颗木星在一起，就可能发生一次反应。相对时空点的这个庞然大物的引力深度将被压碎，吸积球上的任何东西都开始被压缩。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它开始表现为光和热的形式。要是它不聚集更多的原材料，就会变成一颗“失败的恒星”——棕矮星，只不过是一个大而热的半生不熟的由氢、氦和尘埃组成的沉寂的球。

另一方面，如果它迅速聚集原材料，达到至少75个～80个木星的质量，这时，它就有了足够的质量开始融合。它变成一种巨大的氢弹，不爆炸，但却慢慢地烹煮。它压碎自己体内的一切东西——氢、氦以及任何别的东西，而巨大的压力把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的氢原子变成二个质子和二个电子的氦原子。在此过程中，光与热逃逸——这就是星光。一颗恒星诞生了。

1930 篇6

关键词：女性问题,女性形象,解放,比较

本论文通过对1920-1930年代中韩两国小说中所出现的女性问题及女性形象的比较, 试图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 从而阐明当时文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至今为止, 在中韩小说的对比研究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 而对于现代文学, 尤其是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 对中韩现代女性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将对两国的现代文学及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当时两国的时代背景及女性的现实问题

1920-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派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 新思想进入中国。但是, 经过悠久岁月浸染的传统封建思想意识及对女性的偏见和差别仍然极大地束缚和压抑着中国女性。虽然有一部分新女性走出家庭, 成为女性运动的先锋, 可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女性、社会最底层的城市劳动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而1920-1930年代的韩国处于日本占领的殖民地时期。由于土地被剥夺, 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贫困, 背井离乡的人积聚增多。不仅如此, 农村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家庭破裂, 为了与经济崩溃相抗衡, 家族制度反而被强化。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女性问题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二、女性问题和女性形象的分类

本论文把中韩两国小说中出现的女性问题和女性形象分为如下三点进行说明。

(一) 因传统封建意识而牺牲的女性

当时的中韩两国, 虽然已经进入了近代化的社会, 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 关于女性的封建意识更加严重。比如因家长制生活被扭曲的, 被父亲压迫而卖身维持家庭的草凤和小福子;因不慎碰翻了祭祀食品, 依传统伦理被村里人打死的玉桂妻子;因为是寡妇而受尽屈辱和冷眼, 最终郁郁而死的祥林嫂等等。她们虽然国籍不同, 却有着共同的命运。这是因为她们饱受了长久以来支配着中韩两国的三从四德、七出之恶等儒教思想的折磨和蹂躏, 被剥夺了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

(二) 因经济状况窘困而导致悲惨命运的女性

20世纪初的中国和韩国, 由于外来的侵略而极度贫困。所以那些失去丈夫或丈夫无能的女性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奔波。可是, 对于社会的限制和歧视, 买卖婚姻和出卖自己的身体成为了她们的谋生手段。出现了父母把年幼的女儿, 丈夫把妻子作为经济来源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按照儒教思想, 女性的贞洁比生命更加重要, 可是为了给父母尽孝, 为了守护家庭, 贞洁只能被抛弃。由此可见, 在这种自我矛盾中, 中韩女性忍受着多么沉重的双重痛苦。

(三) 重新发现自我和觉醒的女性

一直作为生活附属品的女性终于开始逐渐觉醒, 发现自我, 主张自由和平等, 开始向封建制度挑战。她们勇敢地拒绝父母包办的婚事, 冲破家庭的束缚, 在经济上谋求独立, 开始为自己而活。之所有有这种觉醒的女性形象出现, 是因为西方的女性解放思想已传入两国, 并逐渐被两国所接受, 新思想的传播在两国的同一时期展开。

三、作家的不同理解和局限

不同的作家由于自身的环境所限, 着眼点和切入点是不同的, 并且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近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和韩国现代文学的先驱李光洙是中韩两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鲁迅主要反映底层受压迫的女性生活, 对她们的生活理解深刻, 认识透彻, 真正倡导女性解放, 始终如一地以写实的手法冷静地描写女性被扭曲的人生, 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弊端。而李光洙主要把新女性作为主人公, 表面上看呼吁女性解放, 但内心却依然未能摆脱男性为中心的思想和传统儒教的女性观。

同为女性作家的丁玲和姜敬爱, 是当时最进步的女性作家的代表。她们都把女性作为主人公, 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当时女性的悲惨命运和痛苦生活, 揭露和批判了阶级社会的矛盾和不公。但由于两位作家的不同成长历程, 作品的素材和人物的性格方面大相径庭。丁玲出生于上层社会, 受过高等教育, 她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像幼时失去父母, 寄居亲戚家受压迫而艰难长大的姜敬爱那种对底层女性悲惨现实生活的描述。

四、结论

现代中韩两国的女性小说, 虽然没有直接地相互影响, 但可以看出主题和内容方面都有着共同性或类似性, 这是临近的中韩两国在很久以前就有着共同的东方思维观念, 并在同一时期吸收西方文化所至。由于各个作家自身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对女性解放的认识以及对革命的看法不同, 他们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 我们可以从他们笔下的人物性格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由于时间和资料不足, 加之笔者水平有限, 研究不够充分, 希望对中韩现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金宇钟:《现代小说史》宣明出版社2006[1]金宇钟:《现代小说史》宣明出版社2006

[2]廉武雄:《韩国近代文学史论》文艺出版社2004[2]廉武雄:《韩国近代文学史论》文艺出版社2004

1930 篇7

一、“人权派”对国家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政治制度上先决的问题自然是对国家(State)的态度。”[2]“人权派”对目前的国家是什么态度呢?罗隆基认为,首先,国家是一种工具,即“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其次,“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基于此,罗隆基指出国家的功用就是保护国民权利;在于培养与发展;国家要供给人民一种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环境。[2]所以人权派站在这种“国家观”的立场上,必然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根本否认国民党有“训政”的必要。

与此同时,胡适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客观”地对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进行观察后,得出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认识。胡适认为,造成当时中国落后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原因并不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不是军阀,[4]甚至也不包括帝国主义;中国社会中只存在“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认为只有打倒这“五个大仇敌”,才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那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地呢?胡适认为,所谓“革命的路和演进的道路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政治上所谓的“革命”也都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其区别仅仅在于“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同时,他也讽刺那些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国革命唯一方法的人,指责他们只是“用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其结果只能造成“兵化为匪,匪化为兵,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既使所谓“有主义的革命”,胡适也认为那“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而已。因此,他反对走“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道路,主张采用“自觉改革”来代替“盲动”的革命,即通过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5]

二、“人权派”的国家观

“人权派”站在自己对国家和社会革命道路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反对独裁政治,主张专家政治,即专家治国。“人权派”根本否认国民党有“训政”的必要,他们认为国民党采用“党在国上”的独裁制度是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实际上是“‘建国’上南辕北辙的方法。”[2]所以他们主张依靠“平民政治”与“专家政治”来建国、治国。作为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政府,罗隆基认为它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由人民委托的治权,二是有专家知识的行政。”因此,要把国家建立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的代表必须包含三点:一是“议员一定要用普通选举制产生”;二是“在选举上选民有绝对的集会结社思想言论的自由,换言之,打消党外无党的限制,各政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选举”;三是“制定选举违法舞弊法,限制武力,金钱,及其他非法手段,干涉选举”。[2]

“人权派”认为中国目前政治上的紊乱状况,大部分的罪孽是在行政上。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存有“两种恶势力”:一是“武人政治”,二是“分赃政治(Spoil System)。”[8]要纠正社会上的这两种弊病,解决当时政府的最大危机———“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9]在20世纪的行政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时候,20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也就是说,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没有专家政治,什么样的主义,都谈不上。”[8]胡适也认为“今后必须尊重专家,宴请专家去顾问政治,解决难题;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不配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11]罗隆基更是详细列出了“专家政治”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条件,主要包括:采取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采科学的分级及订薪制;订定官吏违法舞弊法;订定官吏的退职养老制等;吏治制度与教育制度联合进行。[2]总之,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建国”问题,“人权派”认为最紧要的是实行“专家政治”。通过“专家政治”,消极的方面,可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8]行政机关有了专家人才,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大部分就能解决,因而“国家的兴旺发展不成问题了”。

其次,“人权派”主张民主政治应与法治相结合。为了尽快在“重武不重法”的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罗隆基主张应立刻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为“没有宪法,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没有根据。但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包括各行各业、各党各派、各地方的代表,也应包括相当数量的专家代表,只有在这样的国民大会中,制定出的宪法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胡适也指出:我们“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14]因为在“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能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而且,“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训练的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15]因此,“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也就是说,“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的。”[16]然而在目前“训政”体制下,事实上并非如此。“人权派”认为,有权力有地位的独裁者仍是“法治”上的重要障碍;执政者并不是守法的模范,因而处理事情也不可能依据法律、尊重法律。当然,对于国民党通过所谓国民会议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这种事实上是“主权在党”而不是“主权在民”的《约法草案》只能是“母亲骗孩子的把戏!”[17]因为《约法》中明确规定了“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18]这明明就是“党治之下,完完全全剥夺人民的主权”,而《约法草案》上却还明文规定着“主权在民”,而不敢光明磊落地承认“主权在党”原则。以法治的观点来看,“人权派”指出,“主权不能委托给人”这一原则,就在于“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17]

三、对“人权派”及其国家观的评价

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是近代自由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显然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在这一现实面前,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退缩,其中尤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为代表的“人权派”高举“人权”旗帜,向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发起了挑战。他们列举国民党摧残压迫人权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党在国上”的独裁制度;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一主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但是,作为以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权派”,他们怀抱欧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脱离当时的中国国情考虑问题,因此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他们的国家观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人权派”不能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否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权派”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真正敌人既不是国际帝国主义,也不是国内封建势力,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而“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5]所以中国当时真正敌人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此种对中国社会性质地论断,在梁漱溟看来,真可谓“轻率大胆,真堪惊诧!”[21]梁漱溟指出,事实上是“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是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帝国主义都扼死了我们产业开发的出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21]因此,“人权派”看不到当时中国的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了,因此也就不知道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才能解决;而对于当时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封建势力也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否定。“人权派”这种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的中国,要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首先解决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问题和反封建主义的社会民主问题。否则,任何再好听的口号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被当时的时代主题所吞没。

其次,“人权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不明白“革命”的真意,因此对于当时国家的改造,他们认为只能走改良之路。“人权派”都不满意当时中国的现状,也都反对那种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但是,在其“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后,他们主张改造社会的观点“始终是以革命附属于渐进的改革”,即“以渐进的改革去注释革命”。[23]胡适认为,“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地加上了一鞭”,即“加上人功的督促”。[24]从方法上说也是这样,“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宣传与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人的主张,或由立法,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这是和平的人功促进。”所以,“武装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5]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在当时的中国用和平的方法是不能根本废除旧制度的。而且胡适也曾经指出,历史已经指明了“每一次的前进,总不免同时引起了不少的反动势力。”[26]既然如此,不用暴力打倒反动势力,怎么能有前进的可能呢?所以连同情胡适的梁漱溟也不得不对其说道:“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27]乃是事实所必需。没有革命就没有进化,革命中含有进步的变化,所谓进步的变化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变化,这才是革命的真义。

1930 篇8

关键词：吕振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念；书写；转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74-03

抗战爆发，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序幕也悄悄拉开。在其诞生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学就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下，诸如抗战的国内环境、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理论等。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作为一个互动的系统，将其放置于抗战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同语境下，来考察民族史书写的形态和转变。

之所以选择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为考察的线索，不仅因为其率先进行民族史研究，而且其研究还与时代思潮紧密结合。实际上，从抗战开始，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到1941年，即吕振羽去延安之前；第二阶段从1942年到建国时期；第三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文革前。以下将此三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来看吕振羽民族史书写的转变。

一、去延安前的民族史书写

抗战爆发，至1941年吕振羽到延安，吕振羽对民族史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在此一时期，吕振羽确立了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注重以政治为基础，文化工作要配合着政治工作，去担负起倡导和设计的责任。[1]这是因为，“表现在敌我战争中的矛盾诸契机、诸关系，在全面斗争的过程中，也同样延长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这首先表现在不同的宇宙观，特别是历史观”。[2]此后，吕振羽将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奉为圭臬。

由此，在探讨其民族史书写之前，应对他对抗战时期的民族思想的看法有所认识。对于这次战争的实质，吕振羽指出，是帝国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转嫁到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之间的矛盾中。[3]而对中国国内的抗战，吕振羽从社会构成、国际的影响及军事技术等三个因素，分析中国必胜。[4]

不过，在对于抗战的路线上，吕振羽与延安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5]而在吕振羽看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引起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被日寇的侵略，他们的革命性会压倒反动性。由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了次要的矛盾。[6]同时，吕振羽认为当时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性的社会，是各个阶级的联合。在抗战后，各个阶级也不会分裂，因为抗战的作用，就会解决许多内部的纠纷，而且也不会迅速实行共产主义。[7]

基于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国内情况的认识，吕振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中国民族史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确立了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中华民族史的原则，具体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分析了外力和内力的作用及不同，指出“革命史从社会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暴力行动和创举。”而外力虽然有影响，但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力。[8]具体到中国的历史，他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分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然而，正是基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要高于阶级矛盾的认识，在吕振羽的民族史的研究中，只要民族矛盾存在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屈居次要的地位。[9]

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他还批判了民族史书写中的大汉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汉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成分”，但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中国史，便不应作为单纯的汉族史去把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原则，应该整理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10]

二、从抗战至建国初期的民族史书写

1942年3月，吕振羽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并与刘少奇一同由苏北经山东、山西，12月抵达延安。此后，相对于此前较多的政策方面的宣传工作，吕振羽更加侧重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并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中国民族史。

在分析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之前，应该指出，他的民族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要归因于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及吕振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一）吕振羽民族思想的渊源和形成

1.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的影响。

在1942年至其跟随刘少奇，吕振羽更加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毛泽东的著作，[11]而且与毛泽东有了学术的交往。如其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其文的副标题还是由毛泽东添加的，[12]而且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也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13]

在民族史研究上，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也影响吕振羽。在抗战到建国前，毛泽东多次提到对于中国民族的看法。例如，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接触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14]并且对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及领导者和前途都有了规定。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路线，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论。整体上，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性质并存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此文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大体上，以“五四”为分期，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并且将此后的文化分为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抗战以后，此一时期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5]

毛泽东的这种民族思想，影响了吕振羽的民族史的书写。首先是在民族史的发展阶段和框架上，从吕振羽的民族史的时间框架结构和毛泽东的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的发展各个阶段，吕振羽与毛泽东完全相同。其次，对现代民族的关系上，吕振羽也是依据毛泽东的民族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华民族革命性质和领导权的看法发生变化，吕振羽此一时期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相结合的看法。

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看法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认识上，而对于中国内部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吕振羽率先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

2.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大体上讲，吕振羽吸收的国外民族史理论主要来自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然而，恩格斯和斯大林在对民族的叙述，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在“民族”内涵方面的差异最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一个被中国学者广泛引用的论述——民族的产生是在部落产生联盟以后产生的，在此后不同的时期依然会产生新的民族，“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 [16]而对民族的形成，斯大林则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17]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因此民族不能产生，而且在资本主义前期根本没有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上，不能产生民族。[18]就是说，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恩格斯强调民族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而斯大林则指出，民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

对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不同，吕振羽有鉴别的吸收。吕振羽吸收了对于恩格斯的民族形成说。他指出，在种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的发展体系中，可以看出，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基本上都是具备着人种学内容的”。因此上，从人种学的范畴上，“部族”和“种族”是同义的，[19]而民族的形成，则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事情[20]。而对于斯大林的关于民族性质的论述，吕振羽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改变。他将列宁和斯大林所谓的民族，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随后将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而苏联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21]

在民族内涵方面，吕振羽在吸收斯大林民族定义同时，也有相异之处。斯大林总结民族的一切特征后，将民族定义为“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特征是必备的要素，各个要素又是相互结合的。[22]斯大林的理论强调的是四个要素的统一，而且只要有一个要素不一样，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民族了。但是吕振羽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依照民族的四个要素，却与之不同。吕振羽在判断一个民族的时候，关注它是否具有四个因素，而不是关注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是因为在吕振羽看来，对于“中国境内有些过去曾属于一个民族或部落，由于长期的分离，至今仍保有共同语言及其他一些共同特点的各个部分的人们，究竟是把他们合起来，看作一个少数民族？还是分别地看待的问题”，是“首先应以怎样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亦即有利于这些人们自身的发展为依据，第二应从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自愿去决定”。[23]

综上所述，吕振羽在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原理。在此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吕振羽撰写了首部马克思主义民族通史——《中国民族简史》。[24]

（二）吕振羽的民族史书写。

本书共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种起源、汉族、满族、蒙、回、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写作是因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需要：在政治上是因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蒋介石集团大肆宣扬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现实的需要；在学术上，考古发掘的材料与实际不相符，而且作者对于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25]本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论证模式上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状况。如上文所述，之前吕振羽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但是两者中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当民族矛盾发生时，阶级矛盾就成了次要的地位。而在此一时期，他将两者结合来观察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及性质。具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没有进入国家时代的部落之间的斗争。这时期的斗争，不像在阶级社会那样具有侵略性的，而是基于两者的平等和完全自愿，形成了联盟部落间的同化。第二种是一方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另一方还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第一种民族斗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进入国家时代的民族战争有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因素，而以往的都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第三种是，彼此都进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形式和原因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侵略、人民对民族生存权利的保卫。[26]

其二，吕振羽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这表现在研究少数民族的起源及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展阶段依然按照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些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社会生产基础”来的，即生产力来划分的。例如，金国奴隶主贵族在占领中原以后，猛安谋克式的社会组织便转化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这使得他们脱离了生产，由此金国原来的社会生产基础遭到了破坏。等到中原丧失，退回本土时候，因为丧失了祖先的实际生产知识，就退回到原始社会。同时，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面，民族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金国奴隶社会又回到原始社会，在吕振羽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形式，并“不是历史走回头路”，而是由于金国奴隶主贵族的对外侵略，使自己的社会基础根本被破坏，自己民族的发展的历史被中断。[27]

其三，在历史叙事的主题上，关注了民族之间的同化作用。在民族同化方面，吕振羽根据同化的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同化，一种是强迫的同化。自然同化的发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吸收了他族的不少文化，同化了他族的不少人口，同样汉族的文化成分也被他族所吸收，人口被他族同化的也不少。而强制的同化，则往往是由于统治政策的结果。

由上可以看出，吕振羽在民族关系上承认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承认了民族之间的同化。然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吕振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又对吕振羽民族史的书写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以下要讨论的。

三、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视野下的民族史书写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由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分清不同性质的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质的。[28]此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知识分子学习这一讲话的精神。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吕振羽也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接触，列宁也还没有来得及给予系统的全面的论断”，而毛泽东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新的结论代替了旧结论和在某些方面必须从新做出结论”的。因此，他建议“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目前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历史科学，必须履行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构成为革命和建设而斗争的文化思想战线的组成部分。”[29]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确立了吕振羽历史科学的具体任务，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此观点出发，使其对之前的立场所思考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在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着对群众进行反侵略的宣传教育，连我在内，每每为佳深思地把这种战争渲染为侵略、反侵略战争，这是不确切的”。[30]其次是运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些民族关系和发展的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例如民族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抗”和“非对抗”，“进步的”和“落后的”的等概念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斗争。

毛泽东的文章给吕振羽看民族问题设定了立场和标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性质、形成过程及实现的条件等的论证策略，吕振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思想中找到，并以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具体可以简述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民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不是一蹴而就，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31]但是民族融合的彻底实现是在民族完全解放的基础上的，当然，在社会主义之前的各个时期也是存在民族融合的。[32]由此看出，吕振羽对于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主要是吸收了斯大林的民族的融合观念。

由上研究可以看出，在所谓“社会主义民族范畴”的情况下，吕振羽关注的是民族之间的融合问题，而在解放前或新民主义时期，他更加关注民族之间的斗争和矛盾。在这种融合观念下，吕振羽对中国民族的书写有了不同以前的特征。

其一，中国民族的建构以及发展脉络书写的变化。在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主要是以两种形式：一种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联系的发展史，这种发展属于自然地融合，有利于落后的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这是主流；另一方面是各王朝对各族人民实行阶级制度的统治的历史，他们大都是阻碍和违反了自然融合的历史前进趋势，但有的也促进了这种趋势。[33]

其二，对民族史的具体问题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对民族的统治和压迫问题的方面，在此之前，吕振羽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是有压迫的，但此时，他已经认为在历史上的任何民族的统治之中，各个民族统治阶级都是包括其境内各族的成分在内的，其基础并非部族而是阶级，其所施行的民族压迫也是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同时，在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民族压迫或阶级压迫的斗争，都是一起反对统治阶级的。[34]这样界限分明的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不是主流了。

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在之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吕振羽认为民族之间是存在侵略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部族的统治集团间，即作为敌对政权间进行的战争，一般说来，都是国内性质的，而不带有侵略或反侵略的性质”。不过，在进行战争的敌对方面，“却有进步或带进步性的方面、正义或带正义性的方面、非正义或带非正义性的方面的区别”。这些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评判的。如果双方都只是为了统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便是都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因而就都是非正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能对历史前进起促进作用，便属于正义或带正义性的一面。[35]

参考文献

①吕振羽：《吕振羽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美] 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④斯大林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⑤列宁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注释

[1]吕振羽：《二期抗战中文化工作应有的任务》，《文化批判》，1939年4月。

[2]吕振羽：《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作》，《中苏文华》，1940年7月。

[3][4] 吕振羽：《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华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1期。

[5]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9页。

[6][9][10] 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吕振羽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324、327页。

[7]吕振羽：《抗战的前途》，《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1-342页。

[8]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吕振羽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343页。

[11]吕振羽：《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12]吕振羽：《致毛主席的信》，《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6页。

[13][1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2—623页。

[1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5页。

[16]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7][2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3—34、28页。

[18][31]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第395、29页。

[19][21][23]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7、355、348页。

[20]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吕振羽对于民族的形成都是一句是否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而作为依据的。

[24]据朱政惠考证，最早的是1947年的有大众书店发行的，而之后人们常见的是1948年版本，两者在内容上没有差异，只是“大连版排版的印刷字体比光华版大一号，所以整书页数比光华版增十八页”。

[25]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序》，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

[26][27]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上海：光华书店，1948年，第161—168、32页。

[2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29]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0页。

[30]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

[32]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24页。

[33]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5-536 页。

[34][35]吕振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吕振羽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8、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