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精选12篇）

习以为常 篇1

2015年暑假, 我非常有幸能赴天水听取李镇西老师精彩的讲座, 深深地为李镇西老师的教育思想、教育机智和教育情感所折服。 于是我买了一本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老师》, 认真阅读, 仔细体会。

《做最好的老师 》这本书集中展示了李镇西老师的教育思想、教学艺术和具体操作方法。 他擅长把理性思考融入一个个跌宕起伏、曲折动人、引人入胜的故事中, 使作者的教育思想、教育机智、教育技巧及教育情感融汇其中, 读后发人深省, 撼人心魄。 我读完这本书后, 无论在智力活动还是在教育理论上均收获颇多, 现总结最重要的几点。

一、做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呢? 李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处, 所谓“做最好的自己”, 其实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比, 不断超越自己。 这是多么接地气的励志语。 在本学期开学第一天, 我就将它用来激励鼓舞调动我班学生的士气, 收效很好。 现在, 学生能理直气壮地提出“做最好的自己”, 表明了一种更高的人生定位和标杆, 虽然这个“最好”永远达不到, 但一个比一个的“更好”会汇成一个人一生的“最好”。

至于什么是最好的老师, 李老师说道, 他还真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有这么多的“头衔”, 他不过就是想做个“最好的老师”而已:踏踏实实上好每一堂课, 仔仔细细批改每一本作业, 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谈心, 开开心心组织每一次活动, 也就是说, 尽可能做好每一天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这样的标准, 不是为得到领导的表扬, 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或者得到奖金, 而是始终以学生为中心, 埋头耕耘不问收获, 将教育当成了事业而不是养家糊口的职业。 “天天兄弟” 在录制节目时说:“Genuis is the person who repeats the most time.” (译为:天才就是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重复做一件事的人。 ) 李老师在校期间, 能够数三十年如一日, 坚持做好“五个一工程”, 即上好一堂课, 找一位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 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 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 写一篇教育日记。 反思自己的教学, 我又做到了“五个一工程”中的几条呢? 更不要说长此以往了。

二、爱是永恒的教育理念

李老师指出, 好教师应该有童心和爱心, 他甚至将童心视为师爱之源。 虽然师生之间在年龄上有差距, 但老师应努力使自己与学生的思想感情保持和谐一致, 学会用学生的眼睛去观察, 用学生的耳朵去倾听, 用学生的情感去热爱, 用学生的兴趣去爱好。 要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 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常苦于和学生谈话时没有话题, 也因为每次总是些老掉牙的套话让学生感到索然无味。自认为很爱学生, 能急学生之所急, 想学生之所想, 关心爱护每个学生, 但和李老师相比较, 不难看出差距到底有多大。 学生的生日到了, 李老师能笑眯眯地给学生送上一张贺卡;在课余, 与学生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中东和平的前景或贝克汉姆或周杰伦等众多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这种对学生润物细无声式的关爱和亲近, 会使老师自然而然地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

这种对学生的爱, 也体现在李老师善于抓住教育契机上。就以班上学生出现的“斗鸡”事件而言, 当李老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讲解之后, 发现学生只是明着不“斗”了, 却由公开转入地下。 于是, 李老师便利用一次到通江河滩郊游的机会, 要求班上的男同学组织一个“敢死队”, 与老师进行“斗鸡”, 通过这样的活动, 老师重新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理解。 而我, 在碰到这种违反校级校规的事情时, 只是一味地批评、专横压制或者简单说教。 学生有时表面上服服帖帖, 但暗地里会和老师对着干, 有时甚至会和老师起冲突。 有一次, 我发现有个学习相当不错的同学没有做周末作业, 却在周日晚读时抄袭他人作业。 于是一下火冒三丈, 将一张试卷撕了个粉碎, 这种粗暴的教育方式的结果可想而知, 该同学此后变本加厉, 甚至有意拖欠作业, 上课也提不起神来。 读了这本书后, 我主动找该生了解情况, 结果他说是因为周末到省城去看病, 所以没有做, 看到课代表在收作业, 担心老师批评, 所以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看到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也向他道歉, 承认自己不该如此粗鲁, 并且在一次诚信主题班会上, 告知同学们作业可以迟交, 但绝对不可以抄袭, 这是老师的底线。 同时, 再次当着全班同学向该同学道歉。 从此, 这位同学在上课时便能聚精会神地听课并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 也能按时交作业了。

三、提高教师素质的关键在于阅读和写作

常听有人说, 不是我不想写论文或参与课题研究, 主要是实在写不出来。 作为教育专家的李老师, 教科研成果十分显著, 可谓硕果累累。 同为教师, 每天只有24小时, 我真是很惊讶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读这么多的书呢? 在此, 我将李老师在本书中提到他阅读过的部分书籍杂志做一粗略统计, 其中古典类24部;文学类38部;教育类21部;人文类24部;杂志类19种。 李老师在介绍的每类后都有个“等”字, 所以说应该不止这些了。 其实, 从教以来, 他就一直不停地、如饥似渴地在阅读, 他已经养成了“手不释卷”的良好习惯, 睡觉前、火车上、飞机上、宾馆里都是他读书的地方。 可以说, “阅读欲”就是他的“生存欲”。 对李老师来说, 读书、教书、写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阅读大量书籍的同时, 李老师还能进行思考, 而思考总是让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思维火花记录下来。 于是, 一部又一部的读书随笔发表出来, 一本又一本的教育专著问世了。 李老师还分享了自己有关读书与写作的几点体会: 一是要日积月累, 不能急功近利。 二是要独立思考, 不能人云亦云。 三是要自然朴实, 不能故作高深。 四是要读写结合, 不能读写分离。 看到这些成果和成功背后的努力和付出, 我真是自惭形秽。 从教十几年来, 我总共才读过几本书? 又有几本是深读细究的呢?至于写作, 更是不敢提及。 自己从教的前十年, 基本无任何作品。 只是在近几年, 迫于评职称或其他急需文章的时候, 才匆匆炮制, 所写文章总是没有新意, 究其原因, 主要是所写文章没有真正拥有自己的思想, 而是一味模仿别人的文章, 转述别人的思想。 而且, 很多情况下, 在读书时虽然会有所感动, 有所共鸣, 有所联想, 但仅仅是一时冲动, 并不能及时将这种共鸣记录下来, 更不要说是厚积薄发了。

“文以为种, 教以为耕”, 意为读书是写作和教书的基础, 没有教师广泛的阅读耕耘, 就很难有写的收获和驾驭课堂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阅读推广人朱永新教授在“阅读改变人生” 的报告中这样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朱永新教授还强调通过营造浓郁的阅读环境与氛围, 推荐优秀的阅读书目, 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方式, 培养阅读兴趣与良好习惯, 使阅读成为伴随终身总的计生活方式, 从27而0为建设学习11型4社会奠定基66础。 这与李镇西老师的想法和做法不谋而合。摇

读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老师》, 真可谓阅精神大餐中的极品珍馐。这本书提供给我们教育者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民族无抑郁SDS<0.5轻度抑郁0.5≤SDS<0.6中度抑郁0.6≤SDS<0.7重度抑郁SDS≥0.7方法, 成为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富矿资源。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班主任教师, 我将以李老师为榜样, 不断努力, 与时俱进, 把读书作为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尽快适应新课标对教师的要求, 力争做一名学生喜欢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民教师。总计224155 57 14民族无抑郁SDS<0.5轻度抑郁0.5≤SDS<0.6中度抑郁0.6≤SDS<0.7重度抑郁SDS≥0.7族 (n=190) 100 (52.63%) 76 (40.00%) 8 (4.21%) 6 (3.16%) 少数民族 (n=260) 124 (47.69%) 79 (30.38%) 49 (18.85%) 8 (3.08%)

习以为常 篇2

1、有些人随地吐痰的习惯习以为常，根本不懂得是不良行为。

2、人们对美国男篮奥运会夺冠早已习以为常。

3、人们惊叹于校园的.秋色，但师生们都习以为常。

4、我对你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已经习以为常了。

5、刚来此地，总觉得别扭，日子久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6、对于每天繁重的家庭作业，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7、有一些坏习惯不要以为习以为常了就不改正。

8、一天我邂逅了分别多年小学同学，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可能分别对他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9、对于如此枯燥的学习生活，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10、我早已对妈妈的唠叨习以为常。

11、大家对他的自吹自擂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2、大家对他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

13、不懂的作业就问百度知道，我习以为常。

14、他经常故弄玄虚，时间久了，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了。

15、你是没有见过而已，咱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16、老师对同学们上课迟到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

“体罚文化”不能让孩子习以为常 篇3

教师该不该体罚学生，法律已明文禁止，本就不用讨论。可是现在学生不介意，校方反倒为难了，何况学生说的理由会得到许多人尤其是家长的认同——教师严厉，难道不是为了学生好吗？然而，可怕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对教师只要求严格，而且越严越好，体罚也不为过，在中国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等人不用教，二等人用言教，三等人用棍子教”，体罚学生称得上“论证充分、实践丰富”。一些教师习惯体罚学生，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这套“教育文化”的得益者。奇怪的是，初一学生涉世未深，却已为体罚教育方法所折服，而甘愿挨打。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

承认“教育文化”的实在，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此文化是怎么内化到孩子心灵中去的，以至于成年人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而设置的禁止体罚的规定，竟会遭到被保护者的反对？在中国，对一切惩罚式教育的认可，是在我们所有人不知不觉中“入耳入脑”的。应试教育之下，有多少孩子在家长和教师的谆谆教导下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多少成功人士都在异口同声地传授“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治学经验？睁开眼睛看看，竖起耳朵听听，身边可有多少快乐学习、愉悦学习的标语和口号？在经年累月的浸染熏陶下，一个从小就没有体验过学习愉快、从来没觉得学习痛苦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不痛苦就没有学习的“存在感”的学生，到初中自然会深入骨髓地认同体罚，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实，所谓“文化”就是不用教育也已在内心的“第二天性”。这个“不用教育”指的是，谁也不是教育者，但每个人同时就是教育者，既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别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别人的教育，还无时无刻地进行着自我教育。如此道理在平时或许会让人觉得纯属说教或故弄玄虚，无法容忍，但初一学生“自愿”挨打说明我们的教育文化确实有许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因此，无论是否处分涉事教师，学校的领导都应该抓住机会，让全体师生明白，严格不是教师唯一的优点，用体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不当的教育方法，要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权益不能允许任何人在“为他们好”的名义下随便剥夺，要让教师牢记遵守法律比取得眼前的教学效果更为重要。这些，不仅对未来一代的成长有好处，对提高校长和教师的素质有好处，对改进中国教育文化有好处，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也有好处。

习以为常 篇4

室内空间的设计尤其是家居空间的设计在近些年来逐渐为人重视, 而在最开始由于受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等装饰风的影响, 很多人盲目选择所谓的欧式或古典主义作为家居的设计主题, 但在经过时间检验后的自我反省过程中, 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去探寻什么才是真正的居住空间应有的本质。人们在经历了古典、现代、后现代, 以及世纪末这段长时间的转换期对各种设计思潮的探讨后, 发现这些“主义”开始主宰居住者——即住宅使用人的行为, 心理活动以及空间印象等等, 这就违背了空间设计, 尤其是住宅室内设计的本意——居住空间是为居住者提供的使用空间。空间的本质就是使用, 这早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就已明确地阐述“挻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一、使用性

因此在设计居住空间时, 首先想到的是它必须是一个给人以“生活”空间感受的场所, 而非一个“展示”的舞台。很长时间内, 人们误将空间设计等同于装饰, 认为室内设计师等同于装饰装修工, 这一方面源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较为混乱, 更多的则是客户对室内设计的不了解。

十多年前, 人们刚开始接触到物质文化发达的国外生活, 盲目的崇外导致了“欧陆风”的泛滥, 在住宅室内设计中不管是否适宜都采用大量的石材、繁复的线脚、样式复杂的水晶灯具等等, 现在这种设计仍然存在。室内空间设计就如同人的衣服之间的关系。人对自己的服饰是下一番功夫去思考的, 但真正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形体, 展现自己风貌, 表现自己性格的服饰, 不是谁都能找到的。在此应指出, 过分地设计往往会将生活的感觉淹没;而流于装饰, 则会将一个展示空间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在家居设计中, 如果设计没有主题, 就会让人觉得你是在不停地说话, 在表达你的意图, 但却没有人听得出你到底在讲些什么, 更确切地说, 失去了设计主题, 就像化妆舞会上的面具, 虽然多姿多彩, 但却没有灵魂, 而家也不再是原来设想的生活场所, 却更多地服务于非家庭的居住者;但缺乏了装饰, 又会让人感到空间内容太贫乏, 缺少生活气息, 也缺乏活力。因此, 设计和装饰都需要一个度, 超过了这个尺度就都会失去家的感觉, 在设计的时候, 首先就应注意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空间的概念所在, 它至少应包括下列三项:

1.要有让人感觉自在放松的空间效果

2.要追求空间整体性的造型变化,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状态

3.必须去掉繁赘的装饰元素这几点正是塑造生活空间的重点, 也应是设计的本源。其次, 还可以将一个制式的布局作弹性使用的处理, 使其适应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生活状态的需求, 也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在室内空间上的体现。最后, 家居的“主题”与“视觉焦点”应是着墨最多之处, 使空间建立一种“主”、“副”的层次关系, 而非一味地处处强调, 最后反而失去了最初的设计中心。

二、整体感

室内设计是一种空间的设计, 本文中一再地强调“空间”, 是因为虽然我们可以将天棚、地面、墙面看成单个的独立展开面, 并且在绘图时也是如此, 但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单个面的处理, 更重要的是整体效果。如果把室内空间设计看成仅仅是对由天棚、地面、墙面构成的六面体的单个面的平面设计, 那么, 空间设计和平面设计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从道家老子的“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的观点来看设计, 可以理解为——加以造型或装饰的地方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 比如说使用或者美观的功能, 而空的地方是留给人想象的。所以并非东西越多、造型越复杂就越好, 国画中的“飞白”就是给人以充分的遐想空间才让人赏玩之趣, 久而弥笃, 体验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空间的魅力来源于构思的巧妙和周到, 从构思入手要兼顾细节, 以免缺乏细部;从细节深入则要统一风格, 以防流于琐碎。两者得兼才会达到效果, 而这不是靠外在的诸多装饰就能够做到的。

三、细节处理

进入一个空间, 人第一眼感受到的就是整体的颜色, 因此对于墙面、地面颜色的处理在这里单独做一个简介。在房间色彩的选配上一般选用暖色的基调, 比如说在墙漆的选择上常用象牙白、玉米白、香草黄等。但也有选择冷色色系的, 如浅蓝或浅绿等等。这类颜色会使房间显得特别清爽和宁静, 如果再配以同一色系的或对比色的、线条简单且明快的点缀来加强和补充, 则会使其更别具一格。一般来说, 冷色调的墙面在与地面颜色的协调上要求较高, 用同一色系的略深色地毯来搭配效果较好, 也可以用同一色系的强化木地板或浅色大理石铺地。暖色调房间墙面与地面的搭配就灵活得多, 除了配地毯, 实木地板、强化木地板、石材铺地、地砖等等都适用。在使用对比色或纯度、亮度较高的装饰点和面时, 它们的面积不应太大, 数量不宜多, 以免喧宾夺主, 破坏了空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于空间来说, 墙面背景也很重要, 在处理房间墙面装饰背景和装饰构件上常常用到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1) 在围合的四面或三面墙中, 可以将一面墙全部或部分换一种颜色, 例如明亮的橙黄、含蓄的深蓝加以适量的紫、或是淡雅的浅蓝等, 然后再在墙面上配以不同风格的装饰画或装饰构件。如不锈钢的配件:钢丝绳悬挂磨砂玻璃, 或亚光不锈钢杆件、螺扣等, 以一种强烈的对比来体现时代感和一种张驰有序的状态;或是用草编、竹编、皮制、木制等做成的有序或无序的挂件来表现另一种对比, 感受自然材质的亲和力和回归感。

(2) 现在家居中常常动辄就用文化石来铺砌墙面, 并名曰“文化墙”, 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 但过度的使用则使得生活空间变得不伦不类。它的定位点应该是和那些装饰构件一样的, 只是点缀, 而不是主题。笔者曾看到过一户主卧室的一面4.2m宽的墙面用棕红色的文化石满砌, 感觉沉重且压抑, 完全失去了卧室应有的轻松感和舒适感, 也无法感知设计者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3) 墙纸和墙布的使用现在也开始普遍, 它们的花色繁多, 而且有一定的纹理感, 这种优势是其他的材料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对卧室, 很多居住者喜欢用墙纸或墙布来表现温馨感。且现在使用的墙纸和墙布在选材上都用天然的纤维制品以防止化工产品对人体的伤害。由于它们的色彩的选择范围很大, 所以在搭配上比较容易取得协调。在做法上有四面墙全部用同一花色的, 也有床靠背的一面墙单独用其他深色调的背景来处理的。有的设计师也许会认为这种方式太世俗化, 但室内设计和时装一样:时装有艺术时装和实用时装两类, 艺术时装可以引导一种潮流, 但不是每个人可以穿着它进行日常生活;实用时装则淡化了艺术的夸张和对比, 使之更贴近生活, 更容易为一般的使用者所接受。生活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舞台, “阳春白雪”并非不可, 但不能脱离开生活这个主题。室内设计固然要有想象力, 但也不能脱离开使用者, 成为单纯的艺术作品。

这一类的处理方法还有很多, 以上这些只是常见的几种。但应注意到它们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部分的处理方法, 而在设计中必须要以整体创意为主, 因为它们都只是表现构思的手法, 是手段、是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后在补充说明一点, 就是设计师要把握好公共性空间和私密性空间的处理。客厅是公共性空间, 不应显得拥挤和闭塞;餐厅可看作半公共空间, 既要有一定的界域限定, 又要有一定的通透感;卧室和卫生间是私密性空间, 则要注意保证其围合感和私密感。在这里, 尤应强调的是, 家的感觉应该是“住”出来的, 而非完全设计出来的。不同的使用者会赋予家不同的“自我”和“性格”, 这点是设计师们绝对无法做得到的。在笔者所参与的家居设计中, 空间主题仍然是从设计本源出发, 在与业主的互相交流与沟通后, 把握住业主的喜好、生活情趣、以及对家的第一感觉, 从而让家居设计不仅仅成为设计师的一件作品, 更是让居住者满意的使用空间。

四、结语

家居室内设计不是一个单纯独立的设计概念, 应该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看待它, 它是对多元化和多维化的城市生活空间的全新诠释, 是一个释放心灵的场所, 是一片自由飞翔的天地。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家”给人的感觉则应更愉悦、更轻松, 让人联想到“家”时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归属感。它应拥有开放而流畅的空间、弹性而又具多样化的使用功能, 并且将周围自然环境的元素与设计者的人文素养大量地融入室内, 使之呈现出一种自然、轻松、和谐的诣趣。更进一步说, 设计应该超越一般居住空间仅满足于传统功能需求或仅为之重新包装美化的阶段, 超越三度空间的考虑因素, 而将时间融入其内, 对其今后的发展变化留出一定的拓展空间, 从而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思维境界。

摘要：本文源于对住宅设计中人本位设计的思考, 住宅室内设计不同于公共空间, 它对于使用者来说有着更强烈的情感要求和心理需求, 在设计时应更加关注作为住宅的功能属性。居住者也会对这个空间进行再创造, 以满足其使用需求, 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上留有余地。

理财常见的六个“习以为常”！ 篇5

1花钱大手大脚已“习以为常”

无计划，无节制地花钱习惯，早已成为很多年轻人“习以为常”的行为。这也是多数人沦为“月光”，工作多年都攒不起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纠正此行为是理财的首要任务。如何纠正?建议个人和家庭制定一个账本，认真记下每笔开支。并时时总结，哪方面的钱是不该花的，提醒自己今后需注意。记账能帮助有效控制消费，理性购物。

2找借口不理财已“习以为常”

理财，就好比人每天都要吃饭，也是每个人和家庭都需要做的一件事，也应“习以为常”，可是往往一些人反倒为不想理财找借口“钱少，理不了财”、“没时间理财”、“不会理财”......这些都是借口，生活中的点滴都跟理财息息相关，今天买菜多少钱，坐公交多少钱，衣服多少钱等，合理消费，理性购物也是理财。

3盲目跟风投资已“习以为常”

投资也是理财中的一项，学会利用各种投资工具来使得个人和家庭的资产保值增值。由于目前投资工具五花八门，如何挑选让不少人烦恼，你可以咨询理财师，但是不能“习以为常”地进行盲目跟风投资。你需要做到对投资工具进行充分的了解，了解资金投向、风险何在、投资期限、是否能赎回等。

4捡高收益产品买已“习以为常”

人人都“习以为常”地爱高收益产品，投资些本金就能获得高利润。但是高收益伴往往随着高风险，不要过度追求高收益。如何正确选择理财产品，建议首先货比三家，寻找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之内的产品，然后再对产品的资金投向、风险性、流动性等进行了解，最终根据自身的理财需求来决定购买。

5抽烟、酗酒已“习以为常”

抽烟、酗酒，既浪费金钱，又伤害身体。所以这样的“习以为常”一定要戒掉。

6拥有多张信用卡已“习以为常”

正心以为本 修身以为基 篇6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困难、改善人际关系、提高思想认识，而且为他们个性发展打下长久而全面的基础。个体的发展，需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这是广大教师和家长的共识。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二者相互之间的联系配合越密切，学生的心理健康就越有保障。因此，家庭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

无论是否意识到，每一位家长从孩子来到世界之后就一直对他们进行着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中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在具体目的和主要任务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是学生真正实现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占据相当的地位。为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一、父母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首先，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言语举止文明得体，工作学习勤奋认真，待人处事热情诚恳，自然会成为孩子的楷模，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在信息不断发展的今天，作为家长要不断学习，学习新的知识，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以适应这飞速发展的时代，配合好学校教育，培养心理健康的人才。最后家长也要重视自己心理的健康发展，因为生活的每一天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如果做父母的常怀着不平心态面对人生，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不利的，许多父母因生活中的波折或工作问题而变得消极，他们看问题往往只看到其不好的一面，在孩子面前或闷声不响，或牢骚满腹，生活中不再有追求，经常打牌、赌博等。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肯定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相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积极的良好的态度面对人生，为孩子做出榜样，能从小培养孩子承受挫折的心理和自信心等，而这些心理品质对孩子来说是终生受益的。所以，如果想让孩子坚强、上进，家长必须先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的生活态度。

二、父母正确的教育方式

许多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在教育要求和教育方法上出问题，最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损害了儿童的心理健康。所以，改进家庭教育的方式，确定合理的要求，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措施。家长不同的教育方式，势必对子女的心理成长产生不同的影响。有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心理发展起积极作用，有的则会妨碍孩子的健康成长，给孩子的心理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家长的教育方式可以分为积极的（理智型）和消极的（期待型、保护型、溺爱型、权威型、严厉型、放任型）两种，积极的教育方式是关心爱护孩子，给孩子以适当的限制，它使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等各种心理得以健康发展，增强生活适应能力。消极的教育方式是对孩子过分严格要求、拒绝或溺爱、放任，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如保护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孩子缺乏闯劲，社会竞争能力差，怕吃苦，贪图安逸和舒适，生活和工作上惰性较大。权威型的教育使有的孩子变得依赖、无能，倾向于受人控制，遇事缺乏主见，有的会变得粗暴，越轨行为频繁，不接受纪律和社会行为准则的约束，因此给孩子身心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家长要选

择好正确的教育方式，以促进孩子心理健康发展。

我国传统的家教中，强迫性的方法较多，家长往往用命令、打骂等方法来要求或教育孩子。在今天看来，这些落后的方法不仅伤害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效果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是适得其反。很多研究表明，经常使用这些粗暴的方法教育儿童，会使儿童变得粗暴、性格乖戾、厌学、说谎等。家长应该在尊重儿童、允许他们发表见解的基础上巧妙地进行引导和说服。恰当的表扬或称赞以及适当的批评都是有利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尤其是鼓励性的方法，会使儿童自信、主动，更有兴趣，是应该经常使用的方法。

三、建立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

父母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要有一定的交际时间和内容，不要强调各自的原因，而忽视彼此之间由交际产生的心理氛围和心理效应。父母之间要经常相互沟通，做到相互补充和完善，特别是能在教育孩子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对增强家庭团结和谐的氛围大有好处。如果父母事先未交流、沟通，在教育孩子时意见不和，无论对彼此还是对孩子都不利。随着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的日益紧张、繁杂，许多父母忙于工作，往往早出晚归，看到孩子忙于作业，不去打扰，久而久之，父母与孩子交谈机会减少，关系渐渐淡漠，心理上相互隔阂，造成孩子孤僻，不善言辞的不良心理。所以，即使仅仅为了孩子，家长也有责任协调好家庭关系，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和美的家庭环境。同时，还应注意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应更多地选择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富有情趣的交往方式。每个成员在交往中都应积极主动，家人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善于表达对其他成员的关爱。这样不

仅促进了儿童心理健康，而且也会使儿童学会任何更好地与他人交往。

美国的h•j•柯赖齐亚和w•m•斯塔顿所著的《小学生健康教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

如果孩子生活在容忍中，他便学会耐心。

如果孩子生活在赞扬中，他便学会自赏。

如果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中，他便学会钟爱别人。

如果孩子生活在平等中，他便懂得什么是公正。

如果孩子生活在安全中，他便学会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

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会觉得他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孩子提供这样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才。

“铸剑戟以为农器”析 篇7

1 治国方略

1.1 偃武修文

“铸剑戟以为农器”是“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 自唐以降, 大凡以战争方式获取政权、或平定天下以后, 统治者会适时采用停止战争、注重生产建设的手段, 以换取民心。如唐高祖李渊的起兵文告,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齐六合为一家, 等黔黎于赤子。有陈不率, 殄虐政于江湖。獯丑相屠, 降封虏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 其和戎也若兹。散马牛于山林, 铸剑戟为农器。求瘼恤隐, 讼息刑清。轻徭薄赋, 家给人足。仓库流衍于里闾, 职贡委输于帑藏。”[4]又如唐玄宗李隆基、德宗李适的施政理念, 唐张九龄《曲江集》卷14《御批》:“用兵之上者, 修政于庙堂, 折冲千里之外, 此之谓也。小冦适降, 复为翻动。边军除剪, 有国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献捷, 当铸剑戟以为农器悉也。”[5]《历代赋汇》卷44唐裴度《铸剑戟为农器赋》:“皇帝嗣位之十三载, 寰海镜清, 方隅砥平驱, 域中尽归, 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于是, 销锋镝而俶载南亩, 庤钱鏄而平秩西成。”[6]《历代赋汇》卷44宋范仲淹《铸剑戟为农器赋》:“去故从新, 茂百榖而寜同百战;深耕易耨, 辟五土而何愧五兵?况乎清净?是崇声敎遐被, 任甲胄于忠信, 施干橹于礼义。去彼取此, 息南征北伐之劳;小往大来, 变东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祸乱, 劝农者臻乎庶饶。五野之丰登时至, 四方之战斗声销。”

1.2 垂仁王道

“铸剑戟以为农器”是“垂仁于王道”的体现, 也是四海升平的征兆。唐王棨撰《麟角集》《倒载干戈赋》:“欲廓文德, 先韬武功。倒干戈而是载, 铸剑戟以欣同。千里还师, 回刃于戎车之上。一朝偃伯, 垂仁于王道之中。”[7]宋徐铉撰《骑省集》卷25《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并序》:“包干戈以虎皮, 铸剑戟为农器。定大濩云门之乐, 举淹中稷下之仪。慈卫仁薫, 时和俗阜。天地应而庆云甘醴, 律吕调而玉烛景风。”[8]《历代赋汇》补遗卷8明徐显卿《大阅赋》:“藏弓矢于豹櫜, 敛旌纛于鲛帑。铸剑戟为田器, 销兵甲为耕锄。放马于上林之野, 归牛于医巫之墟。易营垒为市廛, 变板屋为室庐。骥贱騕褭, 野收蹇驴。”[9]《五礼通考》卷139《太清歌》:“万国来朝进贡, 仰贺圣明主, 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 南北东西。托圣德胜, 尧王保护, 家国太平, 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 旌旗不动酒旗招, 仰荷天地。[10]”

1.3 兆民富庶

“铸剑戟以为农器”是让民有所耕、满足人们欲望、开启兆民富庶的基本手段。《历代赋汇》卷44宋范仲淹《铸剑戟为农器赋》:“兵者凶器, 食惟民天。出剑戟而铸矣, 为稼穑之用焉。我武不施, 当四海和平之后。公田尽辟, 启兆民富庶之先。”“务材训农, 假工人之鼓铸;备物致用, 取田畯之规模。”[11]《历代赋汇》补遗卷8明徐显卿《大阅赋》:“布盛德于明堂, 访至道于石渠。兴农桑之本业, 减服御之珝琚。贱工商之淫技, 节后宫之珍玙。使海内弃末而反本, 背伪而复初。化行里巷, 歌动阎闾。”清曹文埴《八旬万寿盛典》卷89《歌颂》:“臣闻充国建议, 树候尉之奇勲。诸葛杂耕, 垂屯戍之上策。是以铸剑戟为农器, 厥地达蒲葱。布亚旅于牧场, 其榖宜稻麦。”[12]

2 去国怀乡

铸剑戟而为的农器, 也是去国怀乡的感慨!尤其是大宋将亡, 仁人志士, 肝胆相照, 借用典句, 或以为“疏”, 或以为“檄”。宋宗泽撰《宗忠简公集》卷一《乞回銮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 系第四次奏请) 闻诸州县间, 有惊劫伤残之患, 盖是小民无知, 因疑致忧, 因忧致变, 旋相践蹂, 弗奠攸居。兹无他繇, 陛下寅畏过当, 驻跸别都, 俯徇奸谋, 预图迁幸。使狡狯簧惑, 敢尔横肆。盗据窃发, 罔循局蹐。以归畎亩, 以操耒耜。铸剑戟为农器, 思不犯于有司尔。若陛下勅翠华之御, 俾千乘万骑, 回复辇毂, 奠枕九重, 臣窃谓, 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 可以坐视天民之阜, 王室自然再造, 大宋可以中兴。尚何夷狄之足忧?盗贼之足虑乎?”[13]宋薛季宣撰《浪语集》卷三十二《拟谢玄喻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 腾檄开示, 大恩惟皇, 晋之首基, 当炎刘之末造, 拯中原之洚水, 出烝民于沸羮。髙祖始基, 推配天之后稷。武皇受嬗, 稽叶帝之重华。灵旗一指, 而服巴庸, 戎车再驾, 而平吴口。铸剑戟为农器, 四郊惟鸡犬之闻。包干戈于虎皮, 万里无风尘之警。有生交得其养, 含灵咸遂其初。父老犹存, 郡国仍在。苟求其故, 可得而言。由藩服之不王, 致蛮夷之猾夏。二圣蒙尘于外, 一龙浮渡而南。赤县神州, 遂陆沉于异域;黄童白叟, 为沙化于匪民。亡者僇辱于强徒, 生者侨流于异县。丘陇俱发, 女妇为俘。睠然顾之, 澘然涕下, 嗟尔!”[14]

3 农夫乐事

铸剑戟而为的农器, 必然与金属有关。《盐铁论》卷8:“铸农器, 使民务本, 不营于末, 则无饥寒之累。”[15]农耕时代最为常用的农器是钱、镈和铚, 都是由金属煅铸而成。《周官总义》卷27:“凡农器, 耕以钱, 耨以镈, 获以铚。镈之为利大矣。臣工之诗曰:庤乃钱镈。庤, 具也。良耜之诗曰:其镈斯赵。赵, 刺也。周家以农事开国, 而盈盛之世以此为告, 成功之颂, 宜乎。”[16]顾栋高撰《毛诗类释》卷11《释农器》:“钱:臣工诗曰: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说文》云:钱, 铫也, 古田器。铫, 刈也, 是刈物之器也。钱氏天锡曰:钱以起土, 用于耕;镈:《释名》云:镈, 锄类, 廹地去草六寸, 所以入苖间亦。云鎒镈, 鎒当是一器。高诱云:鎒, 芸苖也。良耜云:其镈斯赵, 以薅荼蓼。赵, 是刺地除去水陆秽草。是镈是芸, 治田畴之器。铚:《释名》云, 铚, 获禾铁, 今之获禾短镰也。管子云:一农之事, 必有一铚一鎒一铫, 然后成农。是三者皆田器。”[17]

除了最常用的钱、镈和铚三种农器外, 金属的制器, 应该是农器当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元王祯撰《王氏农书》共二十二卷, 包涵农桑通诀六卷、榖谱四卷和农器图谱十二卷。[18]农器图谱中的金属农具, “耒耜门”有:犁, 耙, 耧;“镢锸门”有:镢, 锸, 锋, 长镵, 铁搭, 杴, 镵, 铧, 鐴, 刬 (又名镑) , 劐;“钱镈门”有:钱, 镈, 耨, 耰鉏, 耧锄, 镫, 铲, 耘荡, 耘爪;“铚艾门”有:铚, 艾, 镰, 粟鉴, 锲, 鏺, 劙, 斧, 锯, 铡;“杷朳门”有:杷, 杈, 禾钩, 撘爪, 刮板;“鼎釜门”有:鼎, 釜, 甑;“舟车门”中, 舟车的制作都需要金属的镶接。明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卷二十四还介绍了“捃刀”[19]。有了这些铁器的参与, 用力少而得作多, 《盐铁论》卷8:“农天下之大业也, 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 则用力少而得作多, 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 则田畴荒, 榖不殖, 用力鲜, 功自半。器便与不便, 其功相什而倍也。”[20]

4 亦农亦兵

试论复音动词“以为”的形成 篇8

本文在前辈时贤的基础上,从历时与共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古典文献中“以为”使用情况的考察,探讨其动词用法的形成过程及形成原因。

一.几种“以为”构式

吕叔湘先生在《文言虚字》一书中曾经对“以……为……”兼语结构做过说明。他说:“‘以……为’”有‘致使’(见于事实)和‘意谓’(存于心中)两种意思。含致使之意的时候,和白话的‘拿(用)……做’相当;含意谓之意的‘以……为’和白话的‘把……当’或‘觉得……是’相当。”[1]我们赞同吕先生的看法,因此上古汉语中的“以为”结构可分为以下三种:一种“以……为……”用作两个单音词,无成分的前置或省略,这里又可分为表致使的兼语和表意动的兼语两小类;一种“以为”用作两个单音词,“以”的宾语前置或省略,致使“以”、“为”二字连用;另一种“以为”用作双音词,作谓语,后接成分作它的宾语。如:

(1)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2)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

(3)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

二.动词“以为”的形成过程

双音词“以为”跟“以……为……”及其变换式在结构上不同,但是根据对文献用例的考察,我们发现动词“以为”是从“以……为……”结构逐步演变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以……为……”结构都能逐步演变为动词“以为”。对于动词“以为”的来源,我们认为它是表意动义的“以A为B”这一跨层结构A后移或省略并且词汇化形成的。根据文献可知,“以为(A)B”式出现于“以A为B”式之后,并且语料显示,“以为(A)B”式出现以后,大量繁荣,逐渐形成与“以A为B”式对立共存的局面。如:

(4a)吏乃皆悚惧其所,以君为神明。(《韩非子·内储说上》)

(4b)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5a)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先进》)

(5b)管子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孙小白已死矣!”(《吕氏春秋·贵卒》)

(6a)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秋水》)

(6b)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

随着语言的发展,“以为AB”越来越多并逐渐取代“以A为B”成为表达主观认为义的主要形式。并且这种“以为”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

三.动词“以为”的形成原因

正是基于语义的相通,表意动义的“以A为B”变换为“以为AB”,致使“以为”二字紧邻出现。但这只是前提条件,“以为”最终能够凝固成词,还有语用和社会因素。

王力先生认为,汉语词汇双音化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语音问题,而且还是个构词法问题[2]。石毓智先生甚至认为,双音化趋势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促使汉语整个语法系统的改变起了原动力的作用。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可能结合成一个双音单位。这个过程又叫做“复合化(compounding)”,是两个语素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边界,最后成为一个语言单位。复合化有双重效用:语法化和词汇化[3]。

从历时角度来看,现代汉语中很多双音词是由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根据董秀芳,紧邻出现的两个成分由于高使用率容易固化成词。[“4]以为(A)B”跨层结构中,随着“为”词义渐趋虚化并且逐渐去范畴化[5],后接成分越来越复杂,致使“以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久而久之,最终凝固成词。

总之,基于语义的相通性,表意动义的“以A为B”结构通过A成分的后移或省略可以变换为“以为(A)B”,这样就致使“以为”二字紧邻出现,再加上韵律和双音化的作用,于是被重新分析为词了。

参考文献

[1]吕叔湘.文言虚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41.

[2]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石毓智.基于汉语语法的历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4]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儒家“义以为上”的价值观 篇9

作为儒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的价值观常常囊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廉等诸多德目。其中, 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社会各领域的直接影响来看, “义”的价值取向更为核心和主导。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 “义”是指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 所谓“义者, 宜也” (《中庸》) ;“义, 所宜为。” (《论语集解》) 冯友兰先生指出,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2]44。张岱年先生认为, 儒家的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3]175。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义”的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4]67。由此观之, “义”是儒家引领社会风尚的核心价值观。

一、“义”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

儒家一向将“义”视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诉求, 并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与努力方向。“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义”是君子最崇高的品质, 是君子的精神生命。“君子义以为质。” (《论语·卫灵公》) 朱熹注曰:“义者, 制事之本。” (《论语集注》) “义”就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义”更是人间之大义、社会之良知,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践行的价值目标。“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在这里, 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阳货》) 的崇高人生精神, 主张把道义看得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 宁不苟且偷生;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 宁不屈从避死[5]48。毋庸置疑, “舍生取义”已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恪守的价值理念, “义”是儒家心中最崇高的价值目标。

“义”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价值认同感, 是因为它自身所蕴涵的普适性与可行性。“夫义, 路也;礼, 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出入是门也。” (《孟子·万章下》) “义, 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朱熹注曰:“义者行事之宜, 谓之人路, 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 而不可须臾舍矣。” (《孟子集注》) “义”不仅仅是君子和普通人必经的“人路”, 而且“义, 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 朱熹注曰:“义者, 宜也, 乃天理之当行, 无人欲之邪曲, 故曰正路。” (《孟子集注》) 所以, 人们纷纷将树立德义作为安身立命的土地:“不祈土地, 立义以为土地。” (《礼记·儒行》) 由此可见, “义”在儒家的价值世界里, 是一种有着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

二、“义”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规约与导向作用

蒙培元教授指出, “义”的实质, 就是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即正义原则[6]4。“见义不为, 无勇也” (《论语·为政》) ;“人皆有所不为, 达之于其所为, 义也。” (《孟子·尽心下》) 见义勇为、尽力而为, 这就是“义”。在此, “义”是人们行动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孟子曰:“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拥有羞耻之心, 是一种道德认知, 是知荣明耻的开端。由此看来, “义”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规范, 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义”还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 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 没有固定的亲疏厚薄, 只是按“义”去做。所以, 敬长尊贤才有遵循:“敬长, 义也” (《孟子·尽心上》) ,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中庸》) ;君臣关系才趋和谐:“义之于君臣也” (《孟子·尽心下》) 。即便身处逆境之中, 有节操的人也要坚守人间之“道义”:“穷不失义, 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 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尽心上》) ;“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荀子·修身》) 。这就是“义”的价值之所在。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儒家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但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利”, 而是把“义”置于“利”之上, 作为其对待物质利益的总原则。“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 ;“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在儒家的价值世界里, “利”必须符合“义”, “义”是判断取“利”的前提条件。“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 ;“见利而让, 义也” (《礼记·乐记》) ;“见利不亏其义” (《礼记·儒行》) ;“利以养其体, 义以养其心”、“体莫贵于心, 故养莫重于义, 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 这都反映了儒家对“义”的极力倡导, 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不义之举, 儒家的批驳更是鞭辟入里:“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 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 月攘一鸡, 以待来年, 然后已。’———如知其非义, 斯速已矣, 何待来年。” (《孟子·滕文公下》) 对不义之财不能尽早放手, 这类人就是“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荀子·修身》) 由此见出了儒家对不合道义之人之事的愤慨与否定。

三、“义”对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这种人生价值观不是着眼于个人的荣辱得失, 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5]32。“义”的最高价值体现是对社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意识[4]92。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义”对个体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规约, 寄寓着儒家更为深广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之大势, 又要服务社会发展之所需, 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内驱力。这种核心价值观, 是一种源于自下而上的普遍认同和自上而下的带动与引领。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 孔子对子产的评价甚高, 认为治国安邦就应当具有子产恭、敬、惠、义的四种道德。由此, 作为其中的“义”德固然是自下而上深得民心后的一种价值认同。

当然, 仅有百姓的认同感, 那只是单向度的认同;与此同时, 还必须赢得上层统治者的认同与带动。“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 (《论语·子路》) “君仁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 这就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故国有患, 君死社稷, 谓之义。” (《礼记·礼运》) 有了这种由内而外表达、自上而下彰显的“义”, 整个社会就会普遍认同“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大学》) 的共同的价值。这样, 以“义”为核心价值, 正义、正气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可见,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注重群体价值, 突出‘义’的普遍性, 维护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促进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7]127。从这个意义上讲, “义”也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义”有着引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崇高的价值诉求, 在儒家诸多价值观念体系中, 具有贯穿始终的纽带与牵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作为核心价值观, 它是一种由外化到内化逐渐浸润人心、并一以贯之引领人们自觉行动的最具张力、最具向心力的价值观念。它不同于那种集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于一体的庞杂的价值体系, 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中相关价值体系与诸多价值观念的整合、浓缩与提升, 形成意蕴深广、深入人心、切实可行的核心价值理念。罗尔斯在其经典巨著《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德行。”[8]3侯惠勤教授认为,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价值源泉[9]5, 这些都是围绕正义的论题来阐释价值观问题的。可见, 儒家的“义以为上”价值观无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升与塑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4.

[3]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5]杜喜荣.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解读[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6]蒙培元.略谈儒家的正义观[J].孔子研究, 2011 (1) .

[7]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 (12) .

[8]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我以为不露痕迹快乐却满溢 篇10

我听说后, 咬牙切齿地说:“揍得好!揍得及时!我这几天就瞅着他不顺眼, 着急揍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那天中午——进一步严格地说, 是每天中午, 当我们夫妇把饭菜往餐桌上拾掇的时候, 他——15岁的青少年, 央视“满汉全席”栏目的评委似的, 大清御厨房总管似的, 甩搭着两手在厨房和餐厅之间踱来踱去, 看到山珍海味, 就眉开眼笑;看到粗茶淡饭, 就满脸皱作做一团。每次都要我说:“拿筷子, 拿勺子。”他才知道动手。那天中午, 他照旧在看菜, 他爸说:“你是不能帮忙拿筷子?”我正炒菜, 听了就有些怒火, 道:“每天中午都得人说你, 你是个傻子啊?你以为在下馆子、吃饭店?”

想到他正是青春期, 不好惹, 我没多说, 气呼呼地坐下吃饭。

他气得把白菜倒在米饭上, 端起碗, 三下并做两下把饭刨进嘴里, 肉也没吃一口, 放下碗筷, 就去自己房间了。而且关上了门。

我很生气!决定三天不理他!毛病一身一身的!

天天笑脸相迎, 好声好气同他说话, 我忍他已经很久了!

但是老师打了他, 而且打的是头部, 不知有没有打伤哪里。我的注意力转移了, 忘了生气这件事。

晚上儿子下自习后回家, 我假装不知道他挨打的事情, 柔声说:“去喝奶吧, 别忘了刷牙。”见我不生气了, 并且同他说话, 也没有提挨打的事, 他便高兴起来, 以为我不知道。痛痛快快地去喝奶、刷牙, 和我说话, 告诉我他的新同桌在谈恋爱。看他情绪高涨, 我想起白天看到的一个作文题目—— () 带给我快乐。有的学生写《分享带给我快乐》, 有的写《友谊带给我快乐》, 有的写《花草带给我快乐》等。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便想, 什么带给我快乐呢?去卡拉O K飙歌?穿新皮鞋?成名?中奖?这都是快乐的事情, 但好像又都不对。后来我终于想到一个我认为正确的答案。于是我问他:“我今天看到一个作文题目, 是'什么带给我快乐', 如果要你来写, 你会写什么?”

他很快地说:“玩。”

我说:“你猜我会写什么?给你三次机会猜。”

“我。”

我顿时如被电击, 惊叫道:“啊!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答案正是你!”我的脸上满是笑。

“肯定是我。一切快乐都不能抵得上我带给你的快乐。”

“你就那么自信?你不过是个平常孩子, 什么神通也没有。”

“但是我对于你, 无可替代。”

“我没表现出多大的快乐呀!你不常常惹我生气, 每天一想到你我就上火。”

“那都是短暂的。你的生气、上火是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的。”

他还说:“我给你的快乐, 是一种背景快乐。”

习以为常 篇11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是的，由于历史的荒唐，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广博的学识和根底，自己望尘莫及。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焘、严复，稍后有梁启超，再后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群星闪耀。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欧洲，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加以深化，本非难事。但在现当代中国，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又因为定于一尊，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了，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燕南园（老）清华园……的文脉，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陈序经、张东荪等等先生们，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无从知道在这样“崛起”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完全不是当年所理解和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优势。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义，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反历史的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文革”；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崛起”中的喜与忧，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每当改革前进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维持和加强其专制内核的。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可以在这样的“大历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当然，这两代人“士”脉相承，文脉相承，都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体”“用”分开的老规范，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历史厚度，即穿透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在他的笔下，历史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例如他说，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说中国：“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

他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这个精神世界，他以为：“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是古典的‘文明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现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

总之，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谈二十世纪的欧洲，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现在“欧盟”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非洲办不到，亚洲也办不到，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的理念和实践，都自认是欧洲人，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

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东欧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失去控制能力，东欧专制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对不起，东欧人的脑子，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只不过越往东越淡），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欧洲，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是遥远未来“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的佼佼者，古文极有根底，还能书善画。画我不懂，只觉得颇有书卷气；他的字，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是真懂和真会写的。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全是毛笔小行楷，一笔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花丛，独秀的是菊花（芳草满园），另题了一首小诗：

咏老自勉

甑堕元已破，况今老衰残。

伏几惟述作，弄墨有余闲。

方寸容天地，须臾即神仙。

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

画菊花，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画外，全非“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

乐民先生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现自己在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问自己：“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只能“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习以为常 篇12

继承“商文化”, 秉承“诚实、自信、团结、务实”的精神, 坐落于陇海、京九铁路“黄金交汇”的豫东历史名城——商丘的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1994年。现已成为国内钢结构行业30强之一。

作为承接各种钢结构、网架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玻璃采光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加工和安装网架与外围护结构工程相辅相济的综合型企业, 亚鹰钢构拥有建筑幕墙、钢结构网架、建筑装饰三个壹级施工资质以及钢结构、建筑幕墙两项甲级设计资质;生产加工配置了国内先进的轻钢生产线、重钢生产线、管桁架生产线、防腐设备和幕墙门窗生产设备;年加工安装钢结构、网架达10万吨, 年承接钢结构、网架及建筑幕墙、装饰工程的能力达50万平方米;技术人员中具有高、中级以上专业资质的82人, 具有初级及相关施工资质的137人;在设计方面, 全面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设计系统, 以其独特的设计效果, 配合钢结构、网架、幕墙、采光、装饰等工程, 实现了建筑实用与美学的有机结合。

为了提高市场信息反馈率, 亚鹰钢构先后在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北京、郑州、合肥、武汉、宁波、厦门、南昌、南宁、重庆、成都、贵阳等大中城市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和国际部。2010年,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投资注册了子公司, 业务范围覆盖到东北三省、北京、天津、唐山、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 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为及时掌握和运用最新行业技术, 公司相继与全国多家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取得了横向联合, 逐渐形成了集研发、设计、生产、安装、经营、服务为一体的联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