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共7篇）

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1

1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积累社会财富、丰富市场、解决就业、技术的创新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中小企业也面临着不少发展困境, 其中广大中小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融资难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利率政策进行合理、适度调控。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 己经走过20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 从2004年央行决定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到2013年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 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此银行可以根据风险定价更合理地进行贷款定价, 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选择贷款, 而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借着这一系列举措获得好处呢?本文通过分析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中小企业融资的有关情况, 探讨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放开存贷款利率后中小企业的融资有何启示。

2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全球视角

20世纪70年代前, 世界各国和地区大都对利率实施管制, 利率管制虽然有效避免了金融系统过度竞争情况的发生, 保护了中小金融机构, 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但也引发了效率低下、金融脱媒等问题。因此, 不少国家都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2.1美国的利率市场化

美国实行利率市场化酝酿和实施的时间比较漫长, 改革历时16年, 其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废黜《1933年银行法》当中的Q条款展开的。它从1970年开始讨论和研究利率管制的不良效果和产生的问题, 并提出解除利率管制的问题。在这期间, 美联储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及资金的供求情况, 先对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利率 (90天以内、10万美元以上) 放松管制, 接下来对所有大额存单的利率放松管制;后又取消定期存款利率 (期限5年以上、1000万美元以上) 上限, 以缓和利率管制的程度。1980年3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及货币控制法案》, 正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决定自1980年3月31日起, 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 即取消Q条例。1983年10月, 所有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取消。并于1986年1月, 取消了所有存款形式对最小余额的要求, 同时取消了支付性存款的利率限制。1986年4月, 取消了存折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对于贷款利率, 除住宅贷款、汽车贷款等极少数例外, 也一律不加限制。于是Q条例完全终结, 利率市场化得以全面实现。

2.2日本的利率市场化

二战后, 日本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发展,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压力增大。一般认为,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始于1978年。在这一年间, 政府以招标形式发行中期国债, 并且开始允许银行间拆借利率弹性化, 允许银行间票据买卖利率自由化, 这成为日本利率市场化的先导事件。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 真正拉开了日本全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当时的大藏省采取了首先放开大额存款利率再放开小额存款利率的方式, 首先将CD的发行单位下降到1亿日元, 并扩大其发行规模, 由此, 推动了日本存款利率的市场化。1989年日本银行采取以银行平均融资利率决定短期优惠贷款利率, 改变以前在官定利率上加一个小幅利差形成贷款利率的做法, 而改为在筹集资金的基础利率之上加百分之一形成贷款利率的做法。筹资的基础利率是在银行四种资金来源基础上加权平均而得, 这四种资金来源是:流动性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款和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由于后两种是自由市场利率资金, 所以, 贷款资金利率部分实现自由化。1991年, 以银行平均融资成本决定长期优惠贷款利率, 同时日本央行停止了“窗口指导”的实施, 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开始市场化操作;1993年, 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和流动性存款利率实现自由化;1994年末日本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 至此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2.3韩国的利率市场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 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的需要, 韩国政府确定了金融产业自由化的政策, 对其利率体制进行改革。韩国利率改革经历了从放开到重新管制又再放开的过程。

1980年初, 实行利率市场化、缩小银行一般贷款利率和优惠贷款利率之差, 银行可以在规定的幅度内浮动贷款利率, 取消了对利率上限的规定。1982年, 开始取消对重点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 使之与一般贷款利率相一致。1984年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优惠利率制度。1988年, 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参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自行决定利率水平, 从而向利率市场化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但由于1989年韩国出现经济恶化的情况, 中央银行不得不对已放开的存贷款利率通过窗口指导进行再管制。1991年韩国重新宣布实行新的利率自由化四阶段计划, 基本遵循了从非银行机构到银行机构, 从贷款到存款, 从长期到短期, 从大额到小额的顺序, 逐步扩大市场化利率的比重, 1997年又放松了对活期存款利率的管制, 逐步实现了全部利率的市场化。

3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国际比较

3.1美国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的利率市场化, 金融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 流动性增强, 中小企业可以利用先进的金融工具将自己的资产转变为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出售而获得资金。此外, 美国一直施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为资本市场注入强大的流动性, 中小企业更易在市场上获得资金, 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美国, 由于单一制的历史原因, 每个州银行和联邦银行只能设置一个办事处, 为中小银行提供了生存空间。利率市场化后, 美国银行分级设置方式多样化, 经济发展的自由化允许了非本地银行的存在, 中小银行趋于合并, 大型商业银行越来越多。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长期稳定关系破裂, 但这不意味着中小企业融资受到约束, 相反, 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大、银行业的兼并, 大银行也开始选择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在美国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后, 金融非中介化趋势强烈, 直接融资由于资本市场的完善成为主力, 间接融资即以银行为中介融资在资金市场上份额逐渐下降。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 包括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机构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问题。

3.2日本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战后初期, 在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 把经济资源重点投入基础产业部门是其经济政策的中心, 这样就使大企业得到发展。由于投入不足,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 若想持续经营, 无法单单依靠经营者持有资金, 中小企业必须转向对外融资, 而此时, 日本采取严格的利率管制手段, 金融支持体系严重向大型企业倾斜, 中小企业从普通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使可以获得贷款往往还要承担30%-40%的补偿性存款, 中小企业可用资金极度缺乏, 与大企业的差距逐渐拉大。为了消除这种双重结构矛盾,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重视支持中小企业。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中小企业的个别法规, 1963年正式颁布《中小企业基本法》。在政府积极干预下, 日本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 日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日本企业融资模式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更。政府向市场放权, 普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关于融资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方式的增多导致大企业对普通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性减弱。普通银行为了争取新的客户群, 只得将目光转向一直被轻视的中小企业, 这样一来就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

3.3韩国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企业融资模式影响方面来看, 改革促使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 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的机会增加。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 韩国在经济发展中侧重对关键行业大型企业的资金支持, 而广大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渠道和规模非常有限。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在韩国政府的要求下, 韩国主要银行都相继设立了专门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部门, 通过政策性贷款重点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保护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央银行规定了中小企业贷款在全国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贷款增量中的比重。1961年, 韩国建立了信用担保基金, 为向金融机构贷款而缺乏担保品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服务门类齐全、独具特色、庞大而完善的现代化金融机构给各国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同时也为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金融环境和广泛的融资渠道。

4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4.1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

4.1.1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并且, 扩大直接融资还可以化解企业融资单一依赖银行造成的风险。要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继续壮大中小企业板市场, 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 完善中小企业上市育成机制;完善创业投资扶持政策, 稳妥推进和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 探索发展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特点的债务融资等创新产品。

除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继续扩容之外, “新三板”的扩容也非常重要, 它是探索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场外市场的建设模式, 探索利用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具体途径。“新三板”作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 其扩容对于解决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式。

发展债券融资也是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首先, 大企业积极发展直接融资, 这样信贷机构就更致力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其次, 降低债券发行的标准, 使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到债券融资中来。美国债券的发行是我国的4倍, 我国的债券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发行企业债势在必行, 在遵守市场调节以及遵循信用评判等级的前提下, 制定出使得发行者和投资者均满意的筹资利率。在此基础上, 大力发展金融创新, 创新融资产品, 丰富融资方式, 使得融资效果更富有效率和更加平衡。

4.1.2完善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体系

要支持中小企业, 不仅要强化国有大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而且还要依靠民营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有着区域上的优势, 对中小企业有更清楚的了解, 规模上的匹配使之有更适合小企业的贷款产品。某些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经营记录不可否定整个中小金融机构团体。政府应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 给予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正确的市场导向, 建立以中小型银行为主体的区域金融体系。

4.1.3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及融资担保制度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信用不足。因此, 最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将集中于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虽然信用担保在我国已经有所发展, 但还不够完善。因此, 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投入, 增强担保机构实力, 扩大覆盖面, 提高担保倍数, 有效缓解企业与银行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银行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划分,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督促中小企业提高自身信用等级。我国应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经验, 努力开辟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建立并完善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设立产权交易中心, 设立“及时服务”中心等。同时还应该在提供信用担保、融资等“硬”服务的同时, 大力发展技术指导、信用咨询, 管理诊断等“软”服务。加快建立以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经营者为主体, 以信用登记、信用征集、信用评估和信用发布为主要内容的信用制度以及以政府为主体的融资担保体系。

4.2加快商业银行转型

据了解, 尽管大型银行在大企业的争夺上具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向深入推进, 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小企业业务。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无疑让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鹬蚌相争”所上演的戏码将会愈演愈烈。

我国可以充分借鉴美国商业银行的经验, 美国通过设立社区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的中小银行。术业有专攻, 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商业银行应该转变传统经营理念, 结合中小企业对融资需求的“急、短、频、散”特点, 有针对性的建立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贷管理机制, 适当放宽审批权, 提高信贷灵活度。与此同时, 商业银行应该努力创新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通过设立经营权、知识产权、专利、联保等无形资产为新型的抵押品, 还有综合银行票据、贴现等业务, 以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

4.3相关部门出台精细化政策

从政府层面来讲, 要尽快建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放开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放开债券市场利率, 实现市场化。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权。要提高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建立社区性中小型银行, 政府应鼓励城市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鼓励民间资本参股地方区域性中小企业金融机构, 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发展, 发展民营中小银行。适度降低准入门槛, 扩大民营资本在金融机构的投资比例, 规范制度, 降低风险。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全球普遍性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速, 贷款利率已经全面放开了管制, 从国际上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来看, 对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主要发达国家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通过分析世界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经验以及其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和体系建设情况, 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行了总结, 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国际经验,中小企业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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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2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基准利率体系

(一) 美国:美联储基准利率体系包括联邦基金利率、再贴现利率, 目前主要以联邦基金利率为主

联邦基金利率是存款机构 (主要指银行) 之间在联邦储备系统进行隔夜借贷的利率, 代表存款机构的资金成本。美联储为联邦基金利率设定目标区间, 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 将其控制在目标区间内。从具体操作上看, 美联储主要是通过影响准备金的供给来保证联邦基金利率政策的实现。在美国, 准备金的供给被分解为银行体系借入的准备金和非借入准备金两大类, 美联储通过控制贴现窗口来调控借入准备金水平, 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控制非借入准备金水平。

(二) 英国:主要以英国伦敦同业拆放利率 (LIBOR) 作为基准利率

英国伦敦同业拆放利率是商业银行从英格兰银行进行回购融资时的最低利率, 英格兰银行通过每日公开市场操作控制短期资金利率, 尤其是1个月和3个月期利率。目前, LIBOR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大多数浮动利率的基础利率, 作为银行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进行转贷的融资成本。同时, LIBOR还是金融机构间衍生品交易及换算不同货币间汇率水平的重要参照, 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市场利率基准。

(三) 欧盟:欧央行利率体系主包括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利率及存款便利利率

再融资操作 (即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融资的利率) 是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一种, 在于向欧元区银行体系收缩或提供流动性。边际贷款利率是指金融机构向欧央行申请贷款时预先确定的隔夜抵押拆借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则是各商业银行存入欧央行的存款的利率, 是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最低值。以此体系, 欧央行形成以存款便利利率为下限、再融资利率为上限的“利率走廊”, 欧央行通过控制利率走廊的宽度, 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

综合以上国家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央行利率体系的情况, 可发现成熟有效的央行利率体系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短期利率为主, 再贷款、再贴现等其他利率为辅;二是央行对基准利率实行目标或区间管理, 透明度高, 能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三是央行不直接确定利率水平, 而是通过市场操作实现目标利率水平;四是短期利率能有效传导到长端, 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

二、我国央行利率体系构成及效用分析

目前, 人民银行确定并发布的基准利率有传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 后又陆续创新了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融资便利。

(一) 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央行利率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来看, 存贷款基准利率是我国央行最主要和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如应对经济过热和下行, 均首先采用调高和调低基准利率来调控。另一方面, 虽然目前央行仅对存款利率定价实行上限管理, 但存贷款利率是银行存贷款定价的主要甚至唯一参考基准。

(二) 超额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借贷便利利率成为事实上的利率走廊上下限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成为事实上我国“利率走廊”下限, 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发挥短期、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 成为事实上“利率走廊”上限。

(三)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优惠贷款利率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特征和辅助性作用

目前, 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支持的重点是“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弱势领域, 在使用上要求申请银行的贷款利率较低, 从而起到引导资金加强对弱势领域的支持、发挥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三、我国央行利率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基准利率“双轨制”导致金融市场资金定价分割, 影响利率体系效用

在存贷款利率上, 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基准利率调整在实现调控, 而在货币市场的调控, 则通过Shibor来实现, 两个市场存在两个定价基准, 且联动关系微弱, 造成事实上的基准利率体系混乱。“双轨制”的存在已成为未来央行利率体系打造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 存贷款基准利率无法全面有效发挥市场资金价格引领作用

实践证明, 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与货币市场利率没有线性关系, 没有同步甚至同向变动趋势。与同期国债、央票、贴现等利率也呈现同样特征。如2012年7月7日至2014年11月20日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未作调整, 但同期shibor各期成交利率却呈现大幅波动的现象。

(三) 利率体系中缺乏可有效调控的短期利率基准

借鉴国际经验,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央行要培育短期基准利率2作0为15利率年体第系9的期核心中。旬尽刊管Shibor在货币市场基准作用显著时, 但尚代未 (纳总入第央6行0利0率期体) 系, 对其他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尤其T是i央m行e在s sh ibor的报价方面影响力较弱。

(四) 央行利率体系的配套政策和市场环境还有待于加快改革和发展

借鉴国际经验, 高效的央行利率体系需要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自主和科学的资金定价能力, 以及市场主体尤其是金融市场成员对利率高度敏感性等。而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规模、市场成员、产品体系、避险工具等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金融机构定价能力较弱, 市场主体未实现财务硬约束, 这些都对央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效应产生影响。

四、完善我国央行利率体系的思考

(一) 择机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

为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和金融改革目标要求, 应积极研究并逐步培养新的利率体系, 择机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退出央行利率体系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如先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配合推进配套政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 培育新的利率体系核心逐步成熟, 市场主体利率敏感性灵敏等。

(二) 打造Shibor为央行利率体系核心

目前, Shibor已经具备并在实践中发挥了基准利率参考作用, 尽管对存贷款资金定价影响力较弱, 但未来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取消可为Shibor引导存贷款市场资金价格创造条件。一方面需进一步强化Shibor对其他市场利率和中长期利率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要央行增强对同业拆借市场的控制能力。具体期限上是选择隔夜拆借利率还是1周拆借利率等作为短期目标利率, 可根据未来报价质量、对市场影响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构建等情况来作出选择。

(三) 继续构建并注重发挥“利率走廊”机制的作用

金欧融美央行的实践证明, “利率走廊”是市场化利率N调O控.的9有, 2效01方5i式n。an随c着e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贷存 (比Cu监m管u指la标ti的v取et消y以N及O.常6备00借) 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的实践, 我国“利率走廊”机制正逐步构建并发挥了稳定市场利率的作用。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 丰富融资便利工具功能, 进一步发挥“利率走廊”模式的作用。

(四) 进一步提升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的引导和辅助作用

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灵活调节再贷款、再贴现限额, 扩大覆盖范围和结构调整作用, 引导银行信贷资金向企业升级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小微及“三农”等经济薄弱环节的倾斜。可赋予基层央行再贷款、再贴现浮息权限, 允许基层行办理一定比例的买断式再贴现, 更加贴近市场, 提高工具使用效率。

央行利率体系的调整并非一蹴而就, 也不是一剂万能的灵药, 但顶层设计及其配套改革的问题已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改革深水期, 同时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 应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本国实际, 积极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央行利率体系这一金融改革的核心的建设, 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改变弱金融现状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力。

摘要：基准利率是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利率, 其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 是利率市场化最核心的内容。从实践看, 我国央行的利率体系在实际调控中的有效性正逐步提高,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下一步可从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培育Shibor的核心作用等方面加快完善。

关键词：央行,基准利率,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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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缪德疆, 袁桂秋.中国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 2012.14.

[3]李莉.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体系对比[N].期货日报, 2014.12.9.

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3

1 利率水平升高蕴藏风险

依据市场经验,利率市场化一般导致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水平升高将导致企业筹资、融资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投资,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增加,财政赤字增加,进而不仅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投入减少,也不利于经济总体发展。另外,由于资本自由流动而存在的套利现象,超高利率吸引外汇过度流入,引起本国货币通货膨胀。

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汇总,利率一旦升幅较大时,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就会下降,在2004—2006年体现得尤为明显。显然,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波动幅度增大以后,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造成了影响。而如今,利率市场化虽然日趋成熟,但是央行的每一次加息决定,仍然会引发中国市场的动荡。

如今中国大多时候仍然采用宏观调控的办法,通过降息等手段刺激经济,但是这样往往没有针对性,甚至会由于大企业的垄断和银行苛刻的担保条件,更加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私人投资的借贷。中国可以适当实行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小额贷款的政策,以解决利率市场化后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 经济泡沫蕴藏风险

根据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大量发现在利率市场化后,资金通过贷款等方式,投入股市、房市,可能会引起股价和房价的迅速上升,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2]而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导致存款利率总体水平上升,同时各个银行为了竞争,相继减少贷款利率,银行利润空间减少。各大银行为了增加经营收益,商业银行将贷款业务的重点转向了所谓的“高风险”贷款企业。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为了减缓日元升值对出口的压力,恢复产出水平,日本银行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直至1989年,日本银行认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上调利率,结果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了股价和地价下跌,经济出现停滞,金融业也陷入困境,银行体系难以正常发挥融资功能。

如今中国的银行贷款投向也有向证券市场流入的趋势,不少人表示开始从银行中借钱进入股票、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场。虽然,中国由于传统储蓄思想的影响,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在年年下降。但是,政府仍然应该借鉴日本发生的泡沫经济的悲剧。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监管,严格银行的审查制度。银行也应该充分发挥银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开展竞争,维护正常的、健康的金融市场秩序。

3 银行体系的不稳定蕴藏风险

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中基本占据垄断地位,利率市场化很有可能导致众商业银行都不愿意降低利率,中小银行由于恶性竞争退出市场。这种状况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利率市场化将使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受到冲击,并给商业银行带来经营风险———利率风险。由于多数中小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如果国家没有一定的利率保障制度措施,他们将会面临破产危机。

美国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就对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银行业甚至不得不寻求金融创新和行业整合:1980年美国银行机构总数为14229家,随后银行机构数目急剧下降,银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2009年年末商业银行机构总数仅剩6840家。但是,在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后,使美国的银行业摆脱危机,更加蓬勃发展。

如今,我们要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比如我国可以参照美国官方可控利率市场基准利率各市场利率的间接调控模式;还应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参考,继续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还应进行金融创新,改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的结构层次分明、增加金融产品种类等。同时,在制度方面,利率市场化对金融制度的影响是联动的,相关的汇率制度、资本管制等一系列规制都需要同步改革。

4 价格制定权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只有通过风险评估,决定贷款或者不贷款的权利;但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银行增加了价格制定的权利。不少专家担忧在利率市场化后,会出现“人情利率”或者“政策漏洞”,银行将不遵从定价规则定价,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果。这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

拉丁美洲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其正常的竞争机制未能发挥主要作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一些大集团所拥有,成为它们的资金供应商,后期甚至出现了贷款黑市等金融腐败的场所,最终导致政府无法直接管控金融市场,最终使得利率市场化在拉丁美洲众多国家以失败告终。

中国需要完善利率监督、检测体系,形成以人民银行总行、当地分行和各级城市支行的分级银行管理体系;也应该着手建立利率定期报送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应定时上报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外币利率等重要数据。同时,我们更要建立利率市场监督机制,提高市场利率化水平的透明度,杜绝“人情利率”的发生。各级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做好自我监督机制。

综上所述,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风险,其中包括:利率水平升高导致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减少;高通货膨胀率导致民生问题;经济泡沫导致经济危机;银行体系不稳定导致融资困难;价格制定权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处理这些不良硬性的方法,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提出建议。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已处于最后阶段。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并且有效规避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影响是利率当今研究的关键。文章通过借鉴、反思美国、日本、拉美等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分析改革后上述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诸如利率水平升高,泡沫经济风险和银行体系不稳定等负面影响,探讨其与我国利率市场化后出现的情况的差别,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运行,利率水平,通货膨胀,泡沫经济,银行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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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4

一、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回顾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70年开始, 到1986年基本完成, 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70年至1979年, 主要以逐步解除对部分存款利率管制为标志, 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包括: (1) 解除3个月以内、10万美元以上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管制; (2) 实现3个月以上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 (3) 取消5年以上、1000万美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上限。1980年至1982年是第二阶段, 分阶段取消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管制。包括: (1) 颁布《1980年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及货币控制法》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2) 允许商业银行开设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自动转账服务账户, 使存款人既能享受银行的支票转账服务, 又能获得利息收益; (3) 许可商业银行开办具有交易结算功能、但不设最低存款期限和最高利率限制的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 (1982年10月颁布《高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 。1983年至1986年是第三阶段, 以彻底废除存贷款利率管制为标志完成利率市场化。包括: (1) 取消31天以上的定期存款和最小余额为2500美元以上的极短期存款利率上限 (1983年10月) ; (2) 1986年, 取消最小存款余额要求和支付性存款利率限制; (3) 1986年4月, 取消居民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 除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以外的贷款利率不加限制; (4) 1986年下半年, 实现资金供求双方自主决定利率水平。

二、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特点

(一)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循序渐进过程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基本遵循了风险控制“由低到高”、改革路径“由易入难”的原则, 按照“先国债后存贷款、先长期资金后短期资金、先大额存款后小额存款”的步骤分阶段稳步实施和推进。这种市场化的改革顺序安排, 既有效遏制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 使金融风险降到最低, 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又有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的培养形成, 能有效控制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经营过程中的利率风险, 减少对金融稳定运行带来大的冲击。

(二) 确立合适的基准利率是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美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联邦基金机制,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联邦基金利率, 使之在某个目标区间内波动, 从而传导货币政策意图, 引导各种市场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商业银行在联邦基金利率基础上考虑各种市场和风险因素确定存贷款产品的定价, 促进了基准利率对市场价格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可以说, 在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联邦基金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机制形成的核心, 发挥了基准利率的作用, 成为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的基石。

(三) 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创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从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看, 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突破利率限制或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创新金融产品, 这些创新产品丰富了金融业务品种、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也弱化了利率管制的作用, 倒逼金融当局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发展。

(四) 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制度法律保障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打破或解除既有的利率管制, 很难依靠单一的市场力量来完成, 还必须要决策者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解除利率管制的议案开始到80年代全面解除“Q条例”, 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循序渐进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利率市场化进程安排时间表, 保障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稳妥有序完成。

三、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的借鉴

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项制度安排应统筹兼顾、协同配合、循序渐进, 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分阶段设立改革时间表, 给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的预期导向和缓冲时间, 同时坚持利率市场化进程与金融市场建设相结合,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平稳实现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加强市场基准利率建设

国际经验显示,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如主动买卖债券、央行票据等) 、再贷款、再贴现等市场行为, 来引导和改变各种期限的利率水平, 最终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其中, 基准利率通过传导货币政策和市场信号, 直接影响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因此,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科学合理地确立市场基准利率至关重要, 是利率市场化成败的关键。目前, 央行着力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培育为货币市场基准利。从SHIBOR的运行情况看, 3个月以下利率走势已经构造出较为完整的利率曲线, 可以作为短期基准利率, 但3个月以上利率走势市场参照引导作用不强, 还不能成为货币市场中长期基准利率, 导致利率曲线建设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因此, 下一步有必要加强市场化中长期SHIBOR利率趋势的形成, 加快建设货币市场完整利率曲线。

(二) 建设与完善债券市场体系

债券市场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是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载体, 债券利率对其他金融资产定价具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引作用, 因此发展债券市场对利率市场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美国在取消利率限制之前, 债券市场发展已较为成熟。尽管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得到迅猛发展, 但与美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规模不大,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二是交易不够活跃,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日均成交量还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此外, 我国债券市场还存在着参与主体受限、市场割裂、创新不足、规则和机制有待完善等诸多问题, 市场深度还有待拓展。因此, 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 细分市场体系、完善制度, 丰富债券交易品种和市场参与主体, 为创建多层次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 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下,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实行以国家财政资金为银行债务全额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但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化, 这种制度安排已明显不适应金融改革发展的要求。如何处置利率市场化后在竞争中倒闭的银行, 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美国1933年颁布的《联邦存款保险法》, 强调无须具备资不抵债的明显证据, 只要有为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保护银行资产的必要就可启动破产程序, 最大限度地保障存款人利益, 成为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成功完成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 应借鉴美国利率市场化成功经验, 按照市场化机制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构建安全高效、公开透明的市场退出机制和破产法律制度, 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四) 加大金融创新与发展中间业务, 促进商业银行经营转型

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主营业务仍然是存贷款类的资产负债业务, 息差收益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根据国际经验, 利率实现市场化后, 市场竞争将使银行存贷利差逐步缩小, 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 以息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银行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因此, 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形势变化主动调整经营策略, 加快金融创新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转型, 实施综合化经营战略, 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 尽快摆脱依附保护利率和依靠存贷款利差的盈利模式, 从而成为适应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胡新智、袁江:《渐进式改革:中国利率化的理性选择———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2]韩松、徐蓓:《Libor运行机制及对完善Shibor体系的思考》、《中国货币市场》2008年第7期。

[3]金玲玲、朱元倩、巴曙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农村金融研究》2012年第1期。

[4]加特:《管制、放松与重新管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滕泰、李少军:《中国利率市场化推进时机趋近成熟》、《银行家》2011年第10期。

[6]肖欣荣、伍永刚:《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银行业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

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5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借鉴,研究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自经济学领域的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需求会自动调节至均衡,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刺激生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三大需求拉动实现。但我国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阶段后,总需求管理渐显疲弱,单纯通过“总需求”调控来实现稳增长已经比较艰难,调整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有利于顺利实现改革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的国际实践经验分析

20世纪70—80年代,美欧等国经济出现滞胀,这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背离,使得各国转向了供给学派,通过从总供给方面进行改革,谋求经济复苏和发展。其中,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是对供给学派观点的典型实践,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共同点是采用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减税和减少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只不过前者注重减税,后者注重国企私有化。

1、美国经验:里根经济学

(1)美国当时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滞胀困扰,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使得通胀难以驾驭,导致市场活力不足。1980年底,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到7.2%,而经济增长率仅为-0.2%。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在交通运输、铁路、天然气、有线电视、银行等行业还存在限制进入和价格管制等问题,经营效率低下。对此,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理论束手无策。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里根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是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从原来的14级(11%-50%)减为2级(15%及28%),另对高收入者课以5%的附加税,合并后最高税率为33%,比原来降低了17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5档(15%-46%)减为3档(15%、25%和34%),最高税率比原来降低12个百分点。这些减税措施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和居民投资意愿,推动了消费上行。二是放松政府管制。国会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通信、能源(天然气、电力)、金融(银行和财产和责任保险)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而带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三是配以紧缩性货币政策。美联储将反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提高利率,降低货币供应量,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飙升至20%以上。尽管在1980年通胀仍攀升至15%,但紧缩政策的可信性和连续性最终改变了公众预期,到1984年,通胀被控制在了4%以内。

(3)改革取得的成效。里根经济学使美国走出了滞胀的泥潭,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1989年里根离任时,美国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2、英国经验:撒切尔主义

(1)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1979年之前,英国在工党的领导下,工会力量不断扩大,国家经济大面积国有化,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出现全面衰退的现象。虽然英国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一度上升至25%以上,但GDP增速却大幅下滑,由于工会力量过于庞大,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而是保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并且英国1973—1975年的工资水平增长分别为15%、19%和23%,压缩了企业利润,形成了企业生产效率下降的情况下,工资与物价却螺旋式走高的局面。

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控制了主要公共事业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绝大部分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经营存在“软约束”,连年亏损,即使有盈利,利润率也非常低,主要依靠行政性垄断和财政补贴维持生存,财政负担沉重。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撒切尔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是紧缩货币供给,严控通胀。撒切尔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惜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并逐年把货币供应增长率增长幅度降低1%。在紧缩信贷方面,撒切尔政府将最低贷款利率由12%提高到17%,其后基本保持在14.5%左右。紧缩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英国的通胀水平从21%的高位迅速下降至5%以下。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二是加速推进私有化进程。撒切尔政府把国有企业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禁区,其私有化改革领域涉及石油、航空、电信、电力、供水、天然气等传统上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通过把国有企业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领域等办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是改革税制,削减公共支出。撒切尔政府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激发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1979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原来的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到60%。同时,将征税起点从8000英镑提高到1万英镑,免税人数大约增加了130万人。此外,还减征投资收入税、土地开发税和公司利润税等,将投资收入税的起征点从1700英镑提高到6250英镑,减少了一些企业的税收负担,鼓励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减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

(3)改革取得的成效。1981年后,英国经济就开始触底反弹,恶性通胀就得到了控制,1979年英国通货膨胀率为13.4%,1983年为8.6%,1986年更是只有3.4%,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GDP增速逐渐由负转正,英国1982-1989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同美国经济类似,英国经济也走上了平稳增长的路径,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

三、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1、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国家将推动经济发展的目光由此前的“三大需求”管理转向以生产要素为对象的总供给管理,这充分说明了在生产端存在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和问题。

(1)过重的税负制约了企业生产经营动力和个人消费能力。在宏观税负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8%-25%比较合适,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依据统计数据对我国税负水平进行了测算,虽然因口径不一导致测算结果不同,但均在30%以上,这样的税负几乎和发达国家接近。在微观税负方面,根据每年forbes的税负指数排名来看,我国处在全球第二位,如果加上政府的收费罚款,或将排名前移。在税收结构方面,大量的间接税、流转税向生产经营环节征税,大幅压缩了企业利润,直接降低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大部分税收必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之个税起点不高,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消费能力。

(2)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供给难度越来越大。一直以来,学界倡导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比如早期海外的工业革命、国内的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分别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提升劳动生产率。如今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高昂的研发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指向针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低效运作,需要简政放权以及推进国企改革。虽然国家在大力推进前述工作,但无疑进入了改革深水区,希望据此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困难较大。

(3)政府缺位和越位导致消费外流现象严重。当前国内存在的大量消费外流现象,表面上看是国内同类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需求,实质上是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所致。长期以来,我国的一些政策更多的是注重维护生产者主权,这种监管体制直接导致消费者主权得不到有效维护,产品问题频出,消费者不敢买,或者买起来不放心,不得不将需求转向国外,凸显了政府对产品质量监管的缺位。同时,政府越位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导致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够,如有的行业针对企业的补贴太多,以致企业缺少参与市场竞争和创新发展的动力。

(4)金融风险与失业风险或将大幅攀升。供给侧调整的主战场是要素调整,在重新配置资本与劳动力的过程中,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在金融风险方面,僵尸企业将被逐步清理,但违约风险在债务人、金融中介、投资者中的分担机制并不明确,尤其是P2P暴露出众多个人投资者介入其中,引致一连串的金融风险。在创新产业领域,民间资金蜂拥进入互联网创业企业,部分投资者以暴富的心态进入新三板市场,但前景还需要谨慎观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本已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随着供给侧改革推进,被淘汰行业的从业人员将面临结构性失业,一些新兴行业需要职业培训与长期教育,上述失业群体一时无法适应社会的劳动需求,或将导致失业率攀升。

(5)供给侧改革推进的同时不能弱化对总需求的管理。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要对称平衡才能维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善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源性问题,改革历时长、见效慢,改革后将带来经济长期发展的驱动力,如中药可以治“本”;总需求管理更注重需求拉动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见效快,适合短期刺激,如西药治“标”。因此,在开展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尤其是改革见效前,必须要做好总需求管理的协同配合,才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不会大幅下滑,这种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式,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2、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亚于当年的英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都推崇自由主义,构建“小政府”并减税,激发私人部门生产的积极性,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针对我国当前的改革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降低税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虽然近年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特别是“营改增”,显著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但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来看,税负水平仍有下调空间。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有效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自然人对所得税税率更为敏感,减税能够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而言,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会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将增加政府税收。因此,充分利用好减税工具,将有效支持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2)简政放权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条件。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和产品相对稀缺的部门重新配置的过程,由此决定了供给结构的变化。市场瞬息万变,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企业一般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供给情况,无数微观个体的“试错”行为决定了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结构调整的路径。市场机制具有自我纠错功能,这种个体分散“试错”既不会造成长期产能过剩,又可以避免政府指导所产生的灾难性的系统错误。加强供给侧改革,要发挥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不宜干预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过程。

(3)破除垄断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需要。国有企业只有摘掉“行政垄断”的帽子,才能够真正品尝到市场竞争的滋味,市场才能够发挥高效配置资源的特性。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垄断行业,产生鲶鱼效应。对于不影响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私有化的方式进行清理,利于提高市场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可以间接释放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要完善普惠制金融体系的建设,降低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既可以丰富产品的供给类型,又能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从而有效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

(4)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国内假冒伪劣、质量低下产品盛行是消费外流的直接原因。目前我国针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一般采取的是“麻杆打狼”的做法,其原因是我国的一些政策还是对生产者有所顾忌,为了经济增长,不敢轻动,即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对有损消费者的行为惩罚过轻,如此一来,便将消费者挤向国外消费。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相关部门要订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严格监管,严格执法。政府只有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消费需求才能得到更好释放。

(5)要素优化配置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源动力。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于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即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推动城市间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产业布局调整,带动劳动力和资本的再配置。要形成农民进城和城里资金下乡的局面,就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如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和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6)协调的货币政策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力保障。英美在实施供给侧改革之初,因存在通货膨胀而非常重视货币政策的配套推进。虽然我国当前还未出现恶性通胀现象,但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开展,落后产业风险将持续升高,为避免风险扩大而产生连锁反应,这就需要改革打组合拳,监管机构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各项指标,采取与改革阶段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引导各要素按照有效配置进行流动,尤为重要的是避免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稳定保障。

参考文献

[1]宋凤轩、江月: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减税改革及借鉴[J].税务研究,2004(5).

[2]李栋: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及借鉴[J].税收经济研究,2011(5).

利率改革的国际经验 篇6

1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

传统上,公立医院由政府直接举办,并作为政府的公共部门运行,财政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人、财、物权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公立医院较少有决策权。这种行政化治理模式使公立医院资源分配、经营目标和人事任命行政化,造成医院内在效率低下,失去活力。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

世界银行Preker和Harding博士将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划分为自主化(autonomization)、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和民营化(privatization)[4]等几种主要做法。自主化改革通常采取公法人的形式,赋予公立医院或公立医院集团公法人地位,使其成为独立运营单位,实现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分离,公立医院可独立决定医院财产的处置[5],英国的托拉斯医院和中国香港的医院管理局为典型代表。公司化和民营化则是采取私法人形式进行治理,以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1.1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1.1 自主化治理。

该模式通常采取公法人治理,在维持公有制前提下,公立医院逐渐从政府管理部门中分离出来,转化为更加独立的经营实体,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并对自己的运行绩效负责。英国医院托拉斯采取的就是该治理模式。医院托拉斯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制度中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存在,仍属于公立部门。改革后英国卫生部不再干预医院的具体经营,而是专注于制定政策和制度,对医院进行评价,其下属的大区办公室负责监控医院托拉斯的运行。医院托拉斯拥有医院运营的一切必要权力,决策机构是由各种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董事会,包括政府机构和患者代表[6]。政府卫生大臣拥有医院托拉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权,医院托拉斯则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如资金、管理和人事自主权,决策进程不用得到卫生管理部门的审核,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聘任员工,调整薪酬水平,但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每年须向政府汇报其经济运营状况。英国医院托拉斯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不受国家工资标准和人事管理制度的限制。某些医院托拉斯利用人事方面的自主权引入人员聘用制度,并通过与员工的谈判达成。医院托拉斯有权支配各项收入所得,并且有权预留一部分盈余作为应付未来突发事件的储备。

成立公共实体的医院管理局是自主化治理的一种典型做法,我国香港地区是一个代表。香港政府成立一个管理公立医院的公共实体,即医院管理局,代替政府行使公立医院出资人权力,拥有对公立医院的决策权,将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医院管理者。医院管理局在性质上属于法定非政府部门的公营机构,受政府领导但又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因此具有较高的自主灵活性,可以按照医院自身的运行规律进行管理。医院管理局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经费、强化审核、核算成本等手段形成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在监管的基础上下放一定权力,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充分调动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7]。医院管理局下设财务、人力资源、医疗服务、规划及审计等五个专职委员会。在医院管理局管理下,医院拥有组织设置、预算、财务、人事管理、采购和材料供应等方面的权力。此外,美国部分公立医院也成立了独立的公法人管理机构,如医院当局(hospital authorities)、公共利益法人团体(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s)和法人融资组织[8]。

1.1.2 公司化治理。

公司化治理与公法人相对应,是成立企业法人,公立医院按照企业管理的方式运作,但所有权仍归属政府。政府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医院重大决策进行控制。新加坡是对公立医院实施公司化改革的典型国家。政府对公立医院拥有所有权和监督权,由各方面代表组成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制定医院发展规划、方针和政策,审批收费标准和大型设备、基建项目的经费使用等,任命医院行政总监(或院长)全面管理医院,行政总监向董事会负责,定期汇报工作,医院拥有对员工定期晋级、加薪、辞退、财务收支、医院业务、行政管理等自主权,能够按照患者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9]。公司化治理模式使公立医院具有几乎完整的经营自主权并大量参与市场竞争,但保留实现社会目标的责任。公立医院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偿,为患者提供低价格的医疗服务。同时政府派驻代表进入董事会,对医院进行政策指导,一些敏感问题如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仍要提请政府批准,这就使医院在享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保证它们不丧失社会公益性。另外,经济转型国家匈牙利也采取了该治理模式[10]。

1.1.3 民营化治理。

公立医院民营化不仅仅是指公立医院产权变更和国有资本退出的激进方式,还包括政府放松管制、委托授权、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政府从生产经营环节退出和部分民营化等做法[11]。如政府将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的控制权,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转移给第三方,政府仅保留对机构固定资产的控制权,实现第三方托管。第三方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法人团体。该治理模式下,第三方拥有管理医院和做任何决定的权利,但是唯有不能减少固定资产和作不利于公众利用服务的决策。医院员工的聘任从以前政府责任转移到第三方。目前我国台湾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主要采取这种类型,即公立医院所有权仍归属台湾当局所有,而经营权以委托、出租或成立医事财团法人机构的方式交给民间机构经营,采取企业化的方式来管理医院[12]。

1.2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2.1 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公立医院权责。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的权责关系。政府及其委托承担出资人责任的办医主体,成为公立医院实现功能定位和社会职责等公益性目标的主体,是所有者和决策者,实施所有权、决策权和监管权,负责制定公立医院的目标,将目标转化成清晰的、可测量的管理绩效标准,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设置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载体,负责政策的执行,拥有经营自主权,处于被监督的地位。这种治理结构的重构,目的在于促使公立医院不断追求和实现政府预设的公益性目标,形成良好的治理关系。

在不同治理模式下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权责不同,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三种治理模式依次沿着政府放权程度不断加大、市场参与程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发展变化。具体可从五个方面来比较:一是决策权的分配。公立医院决策权越来越多的由政府转移到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等专门的决策组织和机构;二是问责方式。由政府直接控制转向通过协议或合同制约;三是筹资渠道。由主要依靠政府直接财政补偿转变为主要在市场中通过医疗服务获取收入;四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使医院收支结余由原来的只能上交国家,变成可以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五是社会职责。由在政府指导下公立医院的自身职责,转变为通过专项拨款购买服务[4]。图1简要概括了三种治理模式与传统预算管理模式在权责分配上的变化。

1.2.2 以法人治理形式,实现公立医院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开。

政府通过法人制度,赋予董事会等组织或机构对公立医院资产进行监管和投融资等重大决策权,委托其承担出资人职责,使其具备了拥有投资决策权的独立法人地位[13],填补了公立医院办医主体的空缺,将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合理分开。法人化治理有公法人和私法人之分。公法人是相对于私法人而言的一种法人,以公私法分立为基础。公法人治理一方面要遵循自治原则,要求公法人享有自己的财产与人员,独立的预算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另一方面要遵循专业原则,即要求公法人设立目的和业务内容是明确而特定的[5]。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自主化改革采用公法人形式。公司化治理采用的是企业法人制度,即私法人制度,公立医院按照企业的方式运行,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的公立医院一般也采用私法人制度,如新加坡、德国和波兰等国家。与私法人制度相比,公法人制度有更加明确的社会公益目标,强调公立医院的公有制性质,能够在治理过程中,除了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外,还受到来自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制度安排上区别于企业法人,较好地保证了公立医院社会职责和功能。

在法人化治理改革中,政府通过成立办医主体,实现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离。一方面,政府保留所有权,将医院大部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专门成立的办医主体,由这些拥有办医功能的法人实体行使政府出资人的职责,掌握对公立医院的大部分决策权。政府通过委派代表参与决策,并监督办医主体的运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公立医院的政策和标准,负责筹资和管理考核,并派驻代表进决策组织或机构。办医主体的职责是制定医院的总体经营战略,监督政策执行,保证医院财务安全,建立机构的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财政预算、对与长期规划和财政预算有关的行为进行监控等。另一方面,医院院长被赋予经营管理的执行权,成为公立医院的经营者,在拥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受到政府和办医主体的监督,从而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院长的职责是贯彻执行决策者的决定和决议,对其负责,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和绩效,接受监督。院长拥有医院经营自主权,包括服务内容、内部机构设置权、人才招聘和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和奖金分配权、一般性固定资产处置权等[14]。

1.2.3 组建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办医主体,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在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通常会在和公立医院的委托代理链条之间设立一个决策组织或机构,代替政府实行公立医院出资人的办医职能,履行办医主体职责,是公立医院的主要决策者,但组织形式多样。一是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这种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可以设置在医院或医院集团内部,如英国托拉斯和新加坡医院集团以及美国部分公立医院;也可独立于公立医院设置在外部,如澳大利亚的医院董事会。二是成立公共实体。政府通过建立独立的非营利性公共实体机构,作为公立医院出资人行使重大决策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如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共实体与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等组织相比,能够通过较为稳定的组织机构,解决了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较弱的问题,避免了董事会成员参与公立医院公共治理动力不足的问题。

治理机制强调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办医主体通常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以及居民代表等。如英国托拉斯董事会中至少有两名非执行董事来自社区,并由地区卫生局任命,这种医院治理结构从组织上保证了医院托拉斯的高层决策能自觉地协调医院利益和公众利益。澳大利亚公立医院董事会成员通常由医院所在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包括执业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管理专家等人士。董事会成员均为志愿者,不获取医院任何报酬[15]。1.2.4组建医院集团,整合医疗资源。在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医院集团化的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一方面通过医院集团化发展对公立医院进行横向整合,合理规划、配置和共享区域内资源,实现规模化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与质量,同时医院集团的互补作用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保证了医疗服务体系的最优发展。另一方面,集团化发展也有利于公立医院开展纵向整合,在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形成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发挥基层医疗机构作用,促进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好的合作和协作,既提高了医疗质量,又降低了医疗费用。如英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将分散的医院组成医院托拉斯,美国安全网公立医院通过合并,数量逐渐减少,但医院集团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我国香港地区将所有的公立医院归属于医院管理局管理,并按区域形成七大医疗网络,实现区域内资源和信息共享。

2 对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启示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在放权程度、法人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核心是构建明晰的权责关系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促使公立医院更有效率地实现政府赋予的公益性目标和社会职责。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所有权极少变更,决策权和监督权都在不断强化。

2.1 治理机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但公法人治理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

许多国家及地区在进行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时选择的模式受到法制、经济和社会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公立医院公法人治理需要该国家及地区具备公私法人分类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及地区多采用政府组建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组织的形式。在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国家及地区,更加适合采用公共实体管理的医院集团模式等。从治理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看,公司化和民营化的治理模式通常会过度地引入竞争,而缺乏适宜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容易使医院行为趋利化,忽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带来医疗费用上涨和弱势人群服务可及性下降[16]。公法人治理模式则可能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能够在赋予医院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保障社会职能的实现,达到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的多重目标。其中成立公共实体作为决策机构的改革模式相对于董事会和医院管理委员会,更具有管理上的稳健性,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

2.2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链条,形成有效的多方权力制衡机制

治理机制改革虽然有公私法人制度、决策组织形式以及权责分配力度的不同,但形成的治理结构大体上一致,即政府承担所有权,成立专门组织承担决策权,医院拥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决策组织和医院有监督权,决策组织对医院也拥有监督的权力,决策组织向政府负责,医院向决策组织负责,从而形成“政府—决策组织—医院管理者”的治理结构链条。其中政府与决策组织,决策组织与医院管理者构成两重委托代理关系,实现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衡,对医院能够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适合公立医院多目标的治理机制。

2.3 加大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监管和评价职能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公立医院在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如果没有适宜的约束机制,会出现损害公益性而趋利的现象。许多国家及地区在近年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中,强调合理界定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加强政府及其委托承担出资人的组织或机构对于医院宏观协调、规划、筹资、监管及评价的职能,并设置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督促公立医院不断追求政府既定的目标和政策。如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一般包括人事管理权、薪酬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一般性固定资产处置权等,而服务价格的调整、大型设备购置、高新技术引入、重大投融资项目的审批权均划归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所有,以加强对公立医院资产安全的监管,以及建设和发展的规划和引导。政府负责制定公立医院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派驻代表进入决策组织参与公立医院的重大决策,并拥有直接监管决策组织和公立医院的权力等。

2.4 谨慎对待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

虽然民营化是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做法之一,但将公立医院国有资产进行出售并转制的产权制度改革还比较少见,大多数民营化治理改革是以不触动产权的第三方托管形式为主。在放权力度较大的公司化治理改革中,医院所有权也是全部归属于政府,目的在于明确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责任,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波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走的是亲欧盟路线,经济改革采用了“休克疗法”,对境内企业实行快速、全面的私有化改造,但对公立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在治理结构的重构[17]。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以第三方托管的民营化改革为主,托管形式多样但均不触及政府的所有权。这主要是由公立医院本身的功能定位和社会职责决定的,是一项体现行政职责的制度安排。

摘要：介绍了国际上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即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分析了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即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公立医院权责关系;以法人治理形式,实现公立医院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开;组建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办医主体,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组建医院集团,整合医疗资源。提出对推进当前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几点启示: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但公法人治理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链条,形成有效的多方权力制衡机制;加大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监管和评价职能;谨慎对待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

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国企改革 篇7

1.1 改革历程

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4年9月, 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阶段。

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到1986年底, 是实行以承包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1987年到1993年底, 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

第四阶段:从1994年开始, 我国国企改革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全国人大颁布《公司法》, 标志着我国国企改革进入了第四阶段。

1.2 改革成效

在经历了上述四阶段后, 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但由于体系的不健全、运作的不规范等原因, 国企数量虽然大大减少, 也基本上都改成了股份公司形式, 但效益却没有增长。总之, 我国国企改革的趋势是好的, 但改革的成本和效果并不理想。

2 各国国企改革特点及问题分析

2.1 英国

英国是最早掀起国企私有化浪潮的国家, 其改革的主要特征:

一是私有化政策分阶段进行。英国国企私有化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每阶段对应着不同领域或行业的企业。如石油公司、铁路等亏损不严重的行业被置于第一阶段, 天然气公司、钢铁、供水等亏损较严重及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被置于第二阶段。

二是英国政府为了保证改革的平稳性, 采取了多重配套措施。其中以特别股权安排、照顾职工及分散小额股东的权益两项最为重要。

2.2 俄罗斯

俄罗斯国企私有化改革特征主要有:

一是国企私有化改革主要采取内部和外部私有化相结合, 大、小私有化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二是采取了以无偿转让国有资产为重点的私有化改造方式。

三是除私有化改造外, 俄罗斯还保留了部分国企并未实行改造, 对这些国企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等手段加以改造, 强化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 有助于国企走向市场, 提高竞争力。

其国企改革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私有化进程过快, 与此相应的市场体系、法律制度难以迅速形成, 对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

二是相比较而言, 中小企业改革比大型企业顺利, 大企业改革相对缓慢, 使整个私有化进程延迟, 导致政府面临巨额预算赤字、失业人数剧增。

2.3 新加坡

新加坡国企改革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加强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 以高技术改造来带动一般国有企业的改革, 使其实现产业升级。

其次, 强调国家控股, 尤其对高新技术部门的股份实行绝对控制。

第三, 强调国企减少与私人经济的竞争。

3 借鉴国际经验教训 推进我国国企改革

3.1 产权制度改革是根本

以上国家的国企私有化路径都表明,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只有实行政企分开, 企业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

3.2 有分别、有步骤地推进国企改革

英国的改革历程说明, 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有分别、有计划地推进。

英国在改革中, 不仅按照行业具体特点把整个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并对每一具体企业的改制都先论证其可行性, 使企业显示其真实价值后再由权威机构进行评估, 然后按评估价与售价一致原则公开上市出售。对我国而言, 可考虑由权威机构进行分析研究, 找出最佳改革方案。

3.3 国企改革形式多种多样

俄罗斯和英国的改革说明, 国企改革无统一固定模式, 国情不同, 企业的盈亏状况不同, 应该采取不同改造方式。

一般地, 对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多采用股份制改造形式, 通过股票上市或职工内部持股及参股等方式改变国企产权结构及管理体制;对濒临破产的国有小企业则采用公开拍卖出售、集体与企业合股经营等方式加以改造。这对于我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3.4 重视高新技术作用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新加坡通过改革, 国企效益普遍提高, 大大增强了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目前新加坡是世界上国有企业效益最好的国家, 这与新加坡政府利用高技术与市场机制改造是分不开的。

企业只有利用高技术加强新产品的研发能力, 以产品研发推动产业升级, 才能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 我国今后改革中, 要强调推进技术改造, 把技术改造贯穿企业发展始终。

3.5 照顾多方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

英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是一正一反的最好说明。前者为了保证改革平稳性, 采取多重配套措施, 后者由于内部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使权势阶层迅速致富, 引起社会不满。

国企改革中不可避免涉及经营机制的转换, 劳动关系的调整等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 改革中要注意改革的平稳性, 可以借鉴英国, 改革同时采取一些必要的配套措置, 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国企改革的深化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目前依然存在着机制不活、效益不佳状况。因此, 继续推进国企改革, 全面巩固改革成果势在必行。从我国国企改革现状出发, 分析各国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 力求为深化我国国企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国企改革,外国,经验

参考文献

[1]彭乐.论俄罗斯国企私有化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2]杜晓宇.法国国企改革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论坛, 2006,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