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精选12篇)
巴以冲突 篇1
水资源是中东地区最珍贵的自然资源和国家资源。水资源短缺也是中东地区国家间矛盾的症结之一。要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合作与发展, 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和分配, 将是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没有和平的环境, 中东地区谈不上发展, 但在利用水资源等问题上不能达成地区合作与一致, 中东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长久的和平。
1. 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
2011年6月5日, 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地区, 以色列安全人员向巴勒斯坦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以军发射催泪瓦斯后躺在地上躲避。当天, 旅居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在戈兰高地举行纪念第三次中东战争活动。示威者与以色列军队在叙以隔离区附近发生冲突,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350人受伤。
巴以冲突不断升级是当今世界最热点的问题, 其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频率之高、伤亡人数之多, 均位于各地区冲突之首, 给巴以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时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苦难与仇恨, 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2. 约旦河流域国家水资源概况
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是水资源。水是生命之源。中东地区人口占世界的16.3%, 但只拥有世界可用淡水的1.4%, 是目前世界上最缺水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地表水源主要来自三大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组成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约旦河流域。其中, 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共有约旦河水系, 各国人口及最低水量见表1。以色列地处地中海的东海岸, 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13亿m3, 最大为27亿m3, 最小为6亿m3。人均每年可用水资源量250 m3, 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30, 约为我国平均水平的1/8, 是一个干旱、严重缺水的国家。水是其生存的国脉所系。
约旦河的源头主要由三个泉水形成的河流组成:一为发源于黎巴嫩境内的哈斯巴尼河, 正常年份每年向约旦河供水约1117亿至114亿m3;二是源头位于叙、黎、以边境、以色列境内的丹河正常年份每年供水约2145亿至216亿m3;三是发源于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河正常年份每年供水约1122亿m3。这三条支流汇合构成了上约旦河。约旦河向南流经以色列境内后进入太巴列湖, 出太巴列湖后继续南流, 经巴勒斯坦西岸地区最后注入死海。全长360km, 主要支流有雅尔穆克河、扎尔卡河与哈罗德河等。此外, 地下水是许多中东国家生活、生产用水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以色列, 全年用水量的25%取自地下水。在约旦, 这个份额占55%以上。而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 目前地下水占全年用水量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00%。相比起西岸地区, 加沙地带基本上没有地表河流, 地下水资源也有限。由于多年过量开采, 联系目前已出现海水渗透的情况, 如果不依靠部分境外输水, 当地居民最基本的用水都难以得到保障。
3. 以色列发动的水战争和水侵略
多年来,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一直围绕水资源进行斗争。以色列基于现行使用需要大量的约旦河水, 而这严重影响其他沿岸国可得的水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国来说, 这个有限的水源却成为有关方面竭力争夺的对象, 甚至从地表水争到地下水。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 通过4次中东战争和两次对黎巴嫩大规模武装入侵, 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领土, 从而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以色列控制约旦河以后, 约旦受害最大, 因为约旦的水资源供应近1/2来自约旦河。据估计, 以色列每年大约侵占约旦213亿m3奥加河水, 2亿m3加沙地带的地下水, 从约旦河上游掠夺616亿m3。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居民的水源主要来自地下。自从1967年以色列完全占领西岸地区以后, 以色列赖以生存的地下水中有40%来自西岸地区, 年超过1/3的用水来自阿拉伯被占领土。尽管两国于1994年缔结了《以色列与约旦和平条约》, 规定缔约方共同确保公正分配水资源, 并且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水资源, 3年之后又签署了有关水资源分配的协议, 规定以色列每年应向约旦供应一定的水量, 但是双方围绕约旦河水分配问题发生的纠纷没完没了。近年来, 约旦面临着严重的缺水危机。约旦已耕地面积仅占可耕地面积的约55%, 每年所需粮食3/4靠进口, 水资源缺乏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以色列曾向约旦提出, 为了共同应付水源短缺问题, 它打算把向约旦的供水量减少一半, 但是遭到约旦的反对。巴勒斯坦的“水龙头”也握在了以色列人手中。巴勒斯坦水系由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组成, 可再生水资源储量巨大, 但是绝大部分被以色列控制。1967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依据其《水法》将巴勒斯坦的水资源纳入“全国输水渠”体系。以色列通过行政手段和军事命令垄断了被占领区水的生产、分配、使用, 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水权利。1967年8月15日以色列发布第92号军令, 权其驻军长官规定巴勒斯坦人的用水量。规定巴勒斯坦人的水井深度不得超过100米深。禁止他们开凿新井, 停止向阿拉伯市政机构提供用于水资源建设的经费。在水价问题上, 巴勒斯坦地区人均用水量只有犹太定居者的1/4, 而付费却要高两倍, 犹太定居者则享有补贴。1974年11月以色列占领当局发布第498号军令, 禁止巴勒斯坦人种植新的柑橘, 并根据巴勒斯坦人现有的耕地分配水。巴勒斯坦人占以色列全国人口的18%, 而以色列供水中仅有2%用于巴勒斯坦村庄。以色列据此来限制或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水权利, 扼杀巴勒斯坦经济。巴勒斯坦不得不超量抽取地下水, 使水质恶化, 加沙地下水已经盐碱化而无法食用。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 以色列保留对约旦河西岸一切水源的控制权。约旦河西岸80%以上的淡水都输送到以色列, 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只能使用他们自己土地上18%的水源。为了控制巴人用水, 以色列还在水井上安装了水表, 如果发现多用水, 巴人将受到处罚。然而, 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者却可以不限量地用水, 还可以使用先进得多的设备采水。据估计, 平均一名犹太人的淡水消费量是巴勒斯坦人的10倍。巴勒斯坦每天只能使用不到60个单位的水, 而国际最低标准是150个单位。以色列国内的标准却是每天300到800个单位。加沙地带情况更糟。那里许多水都不能饮用, 这就是当地居民多病的原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多次就水资源分配问题进行谈判, 但是由于以色列不肯放弃现有的水源, 双方围绕水资源的斗争无休无止。
4. 以色列的“远交近攻”的水外交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巴勒斯坦经济像其他干旱国家一样取决于可靠的水源供应。控制水的源头与占有水资源同样重要。以色列通过武力占据了大量的水资源, 但并没有控制这些水的源头。叙利亚的水坝可以使雅尔穆克河改道, 将减少约旦河40%的水量, 从而危及以色列的经济安全。以色列为确保本国的水安全, 积极推行水外交, 企图从阿拉伯国家水资源的源头来影响阿拉伯国家的水供应, 保障以色列的水安全, 确保本国的经济安全和民族安全, 从而加强以色列在阿以和谈中的地位。
以色列努力发展同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 实施“远交近攻”的水外交在巴以关系中争取战略主动。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发展迅速, 并有可能成为一种战略同盟。土耳其正在实施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工程”将直接影响叙利亚的水资源供应, 从而剥夺叙方在水问题上原本有限的主动权。目前正在建设的“以色列—土耳其引水工程”竣工后, 以色列每年将从土耳其的马纳夫加特河引入115亿m3的水。通过对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 使之在尼罗河水资源问题上使埃及自顾不暇, 削弱阿拉伯的力量。
5. 中东有关水问题的协议
(1) 约旦河计划
约旦河流域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水资源, 在流入太巴列湖之前, 约旦河水完全可以饮用, 但出了太巴列湖到流入死海这段, 由于盐分加大, 基本上已不适合人类饮用和农业灌溉了。由于约旦河地区水资源特别紧缺, 而流域内国家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又处于交战状态, 为使地区局势得以缓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 美国总统特使埃里克·约翰斯顿就曾提出过一个分配约旦河水的计划。依据该计划, 约旦河沿岸三国每年可获得的河水分别为:叙利亚4500万m3、约旦77400万m3、以色列39400万m3。阿拉伯各国拒绝了这一分配计划, 因为它不公平;以色列也拒绝了这一计划, 理由是这个水量不够用。而且以色列认为, 如果要达成一个地区用水的协议, 黎巴嫩的利塔尼也应该被包括进来。该计划还提议共同开发当地的水资源, 但阿拉伯国家拒绝合作, 因为会导致承认以色列的存在。1955年10月11日, 阿拉伯各国正式拒绝约翰斯顿协议, 但并未破坏该协议。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向以色列口头保证, 美国支持该计划中给予以色列的用水配额。而且, 美国政府也认为, 阿拉伯国家将非正式地接受该协议。
(2) 《以色列与约旦和平条约》
1994年签订的《约以和平协议》也规定以色列每年应向约旦供水5500万m3, 但实际上, 加沙和约旦河西岸80%以上的水资源被以色列占有, 约以双方也在约旦河水的分配问题上纠纷不断。叙以谈判的焦点表面上是戈兰高地, 实际上是水资源。以色列同意归还全部戈兰高地, 但坚持不让叙利亚染指加利利湖。
在参加马德里和会的邀请信里, 水问题是被推置到最终地位谈判内容里面的,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的《奥斯陆协议》重申延迟讨论水问题, 但是1995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签订的《塔巴过渡协议》就有关水问题达成一致, 该协议1995年9月28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生效, 附加内容第三部分处理民事事务, 第四十条专门针对水和排污。通过该条款, 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水权利, 这些权利应该在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里面商谈, 双方都认识到必须增加新的水源以满足各种需求, 并在约旦河西岸水资源管理和排污系统方面根据本条款第三段规定的原则进行合作, 有关水源和排污基础设施的所有事宜将在永久地位谈判里面解决。
在寻找新的水源方面, 巴以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将来的年用水量估计在7000~8 000 m3之间, 该条款第七段规定在过渡时期以色列负责每年为巴勒斯坦人提供2 860万m3的水, 他们还有义务在含水层东部打更多的水井来增加巴勒斯坦人的用水量, 以色列为此还要向巴勒斯坦提供技术资料。双方还决定成立联合水利委员会来执行过渡协议中有关水源和排污的条款, 另外, 还设立联合监督与执行小组来监督和执行所有协议中有关水资源和排污领域的事项, 该机构的权限在过渡协议附加内容第四十条中有详细规定。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有的山区地下水年均约有6179亿m3, 协议资料显示以巴划分的比例:东部40∶132, 东北部103∶42, 西部340∶22, 总的份额比例是483∶196。这些数据是1995年的情况永久地位谈判开始后各自份额还可能发生变化。
为了找到增加巴方用水而不减少以方需求的途径, 第四十条提供了在约旦河西岸所有兴修水利工程、水源管理与开发的基础。到了签署协议的时候, 巴方谈判人员深信第四十条的设想是如此荒唐, 以至于他们全体退出了谈判, 以示抗议, 只留下阿拉法特一个人去签署这个有争议的协议。有一点巴勒斯坦人是明白的, 当时以色列使用了巴方85%的地下水, 造成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严重缺水。同时, 第四十条还大大降低了巴方可能使用水源的数量, 有关专家认为含水层东部只有3200万m3能合理提取, 再多点就会过度开采从而永远地毁掉它。
6. 解决巴以国际流域水冲突的协调办法
为了解决约旦河流域水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 沿岸各国必须采取一些协调办法。水量在沿岸各国之间是平等分配还是不平等分配, 各自的根据和范围是什么?可以用来分配的水量不能满足各国的竞争性需要, 如何取舍才能使各国达成和解?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 是确立国际水资源分配和综合管理的标准。
应立即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在一个关于区域合作体系的总协议框架下双方着手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充分发挥联合水利委员会和联合监督执行小组的作用。
要努力缩小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先停止互相指责对方的过错, 再坐下来就巴以水问题达成共识:是一个平等分配共有水源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新水源的议题, 还是一个纠正巴勒斯坦人管理水源失误的问题。
应基于对长远水源短缺的考虑。双方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拟定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然而只有一个联合的且为整个地区而设计的计划才能应对日渐逼近的水危机。
双方必须调整各自水政策。政策应涵盖水源供给、管理、相关法律和工业重组, 必须采取严格措施来限制水资源浪费和污染, 尽可能地普及节水技术和节水种植业。而且, 水问题的和平出路极大地依赖于整个和平进程, 最终地位谈判和双方真正和平共处毫无疑问是巴以水冲突取得理想结果的前提。
建立一个中东唯一的生态系统。水资源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应该抛开政治立场和民族纠纷, 在中东切实建立一个唯一的生态系统, 越快越好。
和平输水管道计划和海水淡化计划。为此, 土耳其主动提出两项举措。第一项计划是埋设分叉的“和平输水管道”, 把杰伊汉河、塞伊汉河的河水跨越大约自引入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耳其的另一个主张是用漂浮的大号淡水水袋通过东地中海把淡水送给干渴的人们。但面临造价高的问题。
污水处理补给水源。以色列将一些地面污水进行处理后补给水源, 但有人批评说, 这种再生水中盐份过高, 将对水源造成污染。水源同样也是叙以问题的关键所在。叙利亚一直希望尽快收复戈兰高地, 部分原因也是想缓和水源缺乏的问题。在以色列国内, 反对叙以和谈的人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将来加利利海被污染, 以色列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就意味着将失去1/3的淡水资源。可喜的是, 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一些水利专家已经开始合作, 共同研究约旦河净化, 海水淡化和污染监控问题。
通过更宽泛的解决办法可以促使更有效地分配和利用国际水资源。沿岸国可以通过并不必然与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直接联系的“开源”机制满足其用水需求。开源是指调节水量, 增加供水, 包括地下蓄水、利用非常规水源、海水利用、虚拟水贸易等手段。
巴以冲突 篇2
【中文摘要】中国原本是一个单法域国家,不存在区际法律冲突,自然也不存在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但是,随着中国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将成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的国家。根据中国现行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制度50年基本不变,这不仅使得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由此产生,而且使得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作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特定情形也由此产生。中国这种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区际法律冲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都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相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如此,又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如此。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严重制约着我国不同法域间在反垄断行为方面的协作与互助,也不利于我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同、稳定、健康和快速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助问题,探寻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原则、路径和具体方法,不仅对中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调、...【英文摘要】China originally is a country of one
Territorial Legal Unit.There is no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lso does not exist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antitrust law.But, China including Taiwan will become a count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law four jurisdictions, since that China’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Macau in 1997 and 1999.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on’t implem...【关键词】法律冲突 区际法律冲突 反垄断法 协调
【英文关键词】The Conflict of Laws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nti-monopo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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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调4-612-18
Abstract6-7
引言10-1
2中文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1.法律
3.(一)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源起12-1
5冲突的含义12-132.反垄断法律冲突的产生13-1
4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产生14-15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5-18现18-24
(二)研究反垄断法区际冲突
二、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主要表
1.(一)反垄断立法方面的区际冲突18-
212.台湾地区合并立法模式
大陆地区分别立法模式1919-20
3.香港、澳门地区分散立法模式20-21(二)反
垄断法司法方面的区际冲突21-22(三)反垄断执法方面的区
际冲突22-24规定22-23机构2323-2424-3424-27
1.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反垄断执法有明确的法律2.香港地区仅在个别行业中单独设立反垄断执法3.澳门地区未明确规定反垄断设立执法机构
三、美国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一)美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美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24-2
53.美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
2.美国反
垄断法概况2525-2727-
31(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欧共体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27-29
2.欧共
体竞争法的产生29-30突与协调30-31经验启示31-34域的垄断行为31-32决竞争的冲突32-34途径34-4234-3635
3.欧共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的冲
(三)美国、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1.美国——利用宪法性法律制度规制不同法
2.欧共体运用高度统一的一体化进程解
四、中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原则和
(一)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应当遵循的原则1.“一国两制”原则34-3
52.实事求是原则4.尊重公共秩(二)解决反垄断
3.公平对待、平等互利原则35-36
序和保障各法域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原则36法区际冲突的基本途径36-42际冲突的主要方式36-37想37-3942-43
1.现阶段解决中国反垄断法区2.未来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设
结语
3.个别问题特殊解决39-42参考文献43-46
巴以冲突:苦难并非天意 篇3
“我们应当在政治和历史的层面上进行对话,避免谈及宗教。毕竟,谁能和上帝争论呢?”
2007年11月27日,由美国提议并主持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根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力争于2008年年底前达成协议,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布什也保证,和平条约将在他离任前签署。
但历史却使人们无法乐观。这场漫长的冲突造就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如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所言,死亡已经成为那片土地的生活方式。
冲突依然在延续,相互敌视的双方有怎样的心理困境?带着这个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于1月18日采访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巴尔-塔尔。巴尔-塔尔长期从事战乱冲突中心理问题的研究,1月中旬,他应邀来北京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办的“当代武装冲突中的人道问题”研讨会。
“受害者心态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巴以之间存在一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个怪圈如何去打破?
巴尔-塔尔: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通常需要由小团体做起。上世纪60年代,少数以色列人率先意识到,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那时候,“和平解决”是危险和不爱国的,有些人甚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设想被广泛接受了。因为以色列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必须继续承受苦难吗?
同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推动了和平进程。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了以色列。以色列人突然在阿拉伯一边发现了合作者。
不过,仅有政治环境的变化是不够的。政治家和媒体必须起到引导社会的作用,告诉人们事情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控制舆论,让人们闭目塞听。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以色列的课本常被阿拉伯人描绘成“侵略者”,甚至是“暴民”“杀人犯”“毫无人性的敌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善。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示,他们也会被视为受害者。
中国新闻周刊:以色列的年轻一代是否继承了受害者心理?
巴尔-塔尔:首先,以色列人的受害者心态是有历史渊源的。根据《圣经》记载,因为犹太教被视为异端邪说,古犹太人只得离乡背井,不断迁徙。此外,罗马帝国打败了独立的犹太王国,并将众多犹太人放逐。历经两千年的放逐和压迫,犹太人开始重返祖先的家园,直到二战爆发。二战是犹太人苦难的顶峰,600万人被屠杀了。可怕的记忆播下了巴以战争的火种。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看成中东的“纳粹主义者”。
以色列人基本可以分成两类: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战后出生的人。幸存者们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参与战争。新生代虽然没有经历大屠杀,但国家却赋予了他们受害者的记忆。每年,政府都会送17000个以色列学生去波兰参观集中营。对于以色列青少年而言,这是一项必修课。家庭也会对后代诉说痛苦的经历。要知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没能幸免于难。所以,受害者心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制度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却不能改变宗教信仰。而后者正是巴以冲突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巴尔-塔尔:我们应当在政治和历史的层面上进行对话,避免谈及宗教。毕竟,谁能和上帝争论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顽固的宗教群体。巴勒斯坦那边是哈马斯,以色列这边是激进的东正教徒。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拒绝让出任何一分“神赐予的土地”。
也许你会惊讶,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一些外部力量已经成功地把许多宗教领导人聚齐到一起。他们在华盛顿会谈了4个月,然后发表了支持和平进程的声明。这是意义非凡的进展。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接受这个声明,但这种对话本身就足以鼓舞人心。
“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否在耶路撒冷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共生?
巴尔-塔尔:远没有达到所谓共生,更谈不上和解。1967年战争以后,原本横亘于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的高墙和铁丝网已经不复存在。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座新的高墙拔地而起,将这个城市一分为二。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算与巴勒斯坦人共同建立国家,更不愿意被后者统治,就像南非那样。所以,以色列人愿意谈判甚至妥协。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以色列庆祝了耶路撒冷“统一”40周年。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这个名义上的首都?
巴尔-塔尔:事实是,耶路撒冷分裂了。以色列人不会走进阿拉伯街区,而巴勒斯坦人遭受严重歧视。巴勒斯坦人收入低,福利差,孩子上学困难。在以色列街区和巴勒斯坦街区之间竖立着高高的隔离墙。
耶路撒冷是难以割舍的,因为它是犹太人的宗教象征。巴拉克总理是第一个提出分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领导人,他因此而备受争议。虽然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知道,如果不分裂这个城市,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但妥协仍然是最困难的决定。耶路撒冷的前途是巴以争端中最棘手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以色列人搬离了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这样?
巴尔-塔尔:确实是这样。我的许多朋友都从耶路撒冷搬到了特拉维夫,而激进的东正教犹太人涌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宗教色彩日益浓厚。现任耶路撒冷市长乌里•卢波利安斯基是一名激进东正教犹太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长期以来,耶路撒冷都是由左翼管理。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贫穷的城市。激进东正教犹太人不事生产,平时只研习经文律法,所以必须靠政府养活。东正教犹太人通常会生育9到10个孩子,而世俗以色列人只会生两三个孩子,东正教犹太人的群体不断壮大。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你很难找到自由开放的饭店、电影院甚至道路。虽然它很美而且历史悠久,却不适宜居住。
“他们没有做好妥协的心理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普通的以色列人怎么看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的分裂?
巴尔-塔尔: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的看法很一致:哈马斯是敌人。
过去一年多时间,以色列政府一直试图用经济封锁、杯葛哈马斯。结果巴勒斯坦分裂了,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达成和平协议,而加沙地带拒绝签字(加沙地带是哈马斯的势力范围——记者注)。
目前,以色列人期待巴勒斯坦能够重新举行大选,然后让哈马斯彻底失去领导的正当性。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考察过巴勒斯坦人的心理变化?
巴尔-塔尔:我有一些居住在加沙的朋友,其中一个是法塔赫成员。他的兄弟因为曾在警察局任职,被哈马斯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加沙已经风平浪静。可以说,对于巴勒斯坦的分裂,巴勒斯坦人起初十分不安,现在都冷静地接受了事实。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抵达以色列。你对重新启动的和平谈判持何种态度?
巴尔-塔尔:以色列人正从乐观转向悲观。许多人认为,奥尔默特总理是在耍花招,他根本不打算做出实质让步。而且他又是极度弱势的领导人,丑闻缠身,自顾不暇。谈判的推动者布什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任期只剩下最后一年,是名副其实的“跛脚鸭”总统。
就大多数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也没有做好妥协的心理准备,对“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未来感到迷茫。
冲突与冲突管理策略 篇4
关键词:冲突,管理,策略
一、正确认识冲突
冲突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由于在工作、生活方式、利益、性格、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彼此抵触、争执、甚至于相互攻击等行为。
组织冲突的动因与危害, 不同的管理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是传统的冲突危害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出现冲突, 本身就意味着组织内部的机能失调。由于组织机能失调、非理性、暴力、进而产生更多的破坏性的冲突, 同时冲突又给组织带来消极因素与影响, 从而影响组织的健康发展, 因此组织要尽可能避免冲突。另一种是冲突的人际关系观点。持这种观点的管理学家认为, 冲突是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产物, 冲突不可能消除, 有时冲突甚至还会给组织带来好处, 因此应该坦然接纳冲突。这一观点承认冲突在组织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种观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冲突矛盾论观点, 即相互作用观点。与人际关系观点相比不是被动接纳冲突, 而是强调管理者要鼓励有益的冲突。
二、冲突与管理绩效的关系
冲突与组织管理绩效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关系。管理者掌握和尽可能地控制组织中的冲突水平, 对于组织管理绩效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下图中冲突程度处于A点时。如果一个组织中冲突的水平从少有上升到相当的合适程度时, 则说明管理者可能比较开放, 在想方设法努力改进组织的管理功能与效果, 鼓励争论和争议得以获得有效决策, 证明组织的管理绩效在通过对冲突的处理中不断地得以提升;如冲突程度处于B点时。但当组织中的冲突多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则组织内部肯定是乌烟瘴气、勾心斗角, 组织的管理绩效也就无法考量了, 这种过度的冲突导致组织管理功能失效和组织管理混乱。如冲突程度处于C地啊时。绩效与冲突频率程度如下图所示:
对于组织和组织的管理者来说, 冲突需要适当的控制与利用。管理者不可能避免所有的冲突, 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冲突, 但应当努力将冲突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可控制的水平, 以促进组织的变革并且使得组织受益, 通过冲突的处理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这就要求管理者充分认识冲突的性质。对于建设性的冲突而言, 它可以使组织中存在的不良功能和问题充分显露出来, 通过处理冲突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和演化;同时可以促进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对组织自身弱点的检讨, 使组织的管理水平更上一个台阶;也更有利于促进和鼓励组织内部的良性竞争。但对于因认识等方面的不一致、组织资源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而引发的员工、管理者发生相互抵触、争执甚至相互攻击等破坏性冲突, 则会对组织造成组织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破坏性冲突是组织内部极其严重的内耗, 这种内耗对组织的管理绩效带来的伤害也是严重的。所以管理者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冲突, 一方面还要防止和控制出现后果严重的冲突。
三、冲突的类型
(一) 角色冲突
由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成员是交叉混合的, 就必然出现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活动产生影响的角色冲突。出现角色冲突的正面影响可以满足员工在友谊、兴趣、归属、自我表现等方面心理上的需要, 使得组织内员工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与融洽, 从而增进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意识与合作精神, 自觉维护组织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但一旦出现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目标冲突, 则会对正式组织的工作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强调竞争的情况下, 非正式组织可能会认为这种竞争会导致成员间的不合, 从而抵制竞争。正式组织往往会要求成员行动保持一致, 这很有可能压抑个人才智, 束缚成员的个人发展, 最终影响组织的工作绩效。
(二) 权力冲突
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一般以直线主管或者智囊参谋两种不同身份出现。管理实践中这两类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是组织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直线关系是简单的指挥与命令关系, 具有决策和行动的权力;而智囊参谋关系则是一种服务和协调的关系, 具有思考、筹划和建议的权力。在管理活动中保证命令的统一往往会忽视智囊参谋作用的发挥, 这种智囊参谋作用的失当, 又会破坏统一指挥原则。权利冲突容易导致出现直线人员和参谋人员互相指责, 相互推诿责任。
(三) 目标冲突
组织活动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是团队, 因此团队起汇聚各种信息、加强人员交流、协调部门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 而这些成员既有个人的行为目标, 也会代表不同集团或者部门的利益。在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组织中, 利益目标又很难取得一致的情况下, 团队成员之间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会直接导致和影响团队的统一行动, 致使组织的管理效率严重下降。
四、冲突的原因分析
分析组织冲突出现和发生的原因, 就是分析和认识组织中冲突产生要素之间的差异。只有明白了冲突发生的原因, 才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冲突。管理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的冲突是目标差异、权力争夺、相互牵制和资源稀缺。
(一) 目标差异
在组织活动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活动中, 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由于利益基准取向方面的差异、相同部门的人员由于价值标准的差异, 都可能对组织目标产生不同的理解, 形成不同的观念并且由此产生冲突。产生部门会因为关注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市场部门则可能关注的是销售与对客户的响应。这些目标差异是导致市场部门和生产部门经常性产生冲突的根源。
(二) 权力冲突
权力冲突一般容易在组织中的多个部门与个人之间形成。在管理实践中, 组织中往往会出现多个管理者和部门为了强调对某项活动或任务的影响力而发生冲突。在组织中很多情况下权利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信息、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及在决策过程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获得更多的权力就同时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为利益为目的最终获得更大权力而产生的冲突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三) 相互制约与牵制
在一个组织中任何个人与部门都不是独立的, 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要个人、群体、团队、部门之间相互关联, 潜在的冲突就必然存在。在一个团队, 只有所以成员的任务完成才表明团队的项目完成, 如果个别成员出现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情况, 那么其他成员的工作任务就会受制于最慢的个别成员, 就会在团队内产生冲突。
(四) 资源短缺
管理活动是一个充分利用资源 (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 使得组织活动有序运行的过程。当组织内、外部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 问题也将会越来越复杂、矛盾也会越来越集中, 管理难度相对增大, 冲突必然越来越多。
五、冲突的管理策略
充分认识冲突类型和分析冲突产生原因的目的, 是做好冲突的管理和控制。从冲突发生的原因与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来看, 冲突控制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个人冲突的控制策略与组织冲突的控制策略。
(一) 个人冲突控制策略,
1. 分析冲突原因
在管理实践中大部分的冲突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沟通或者相互误解而引起。如一个班级中农村同学与城市同学之间、男女同学之间、性格内向与性格外向同学之间多少都存在差异, 交流不当就会发生冲突。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人们对冲突原因的认识而有效化解冲突。一旦冲突双方认识到他们冲突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同的表达习惯, 他们可以想办法使交流更加有效。组织中也会存在个性差异的冲突。如风险厌恶型的员工可能会对那些风险偏好型者的行为不可理喻, 而喜欢冒险的员工则抱怨对方古板不思进取。
2. 充分了解冲突当事人
管理者处理冲突问题时认真调查冲突当事人非常重要。卷入冲突的都是什么人?冲突的兴趣和利益是什么?双方价值取向、人格特点怎么样?资源因素如何?管理者如果能够花费一定的功夫看清楚这类问题, 并且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秉公处理, 则成功化解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3. 选择自己的立场
根据冲突的不同情况管理者要妥当选择自己处理冲突的立场, 同时还要正确选择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处理冲突。当冲突不可避免时, 管理者可以采取回避的方式, 以漠视或者无视冲突的态度, 暂时从冲突中抽身、或者置身事外, 等冲突双方冷静下来后或者当时机成熟时再处理。当冲突双方情绪激动需要时间恢复平静或者处理冲突带来的潜在危害超过冲突解决后获得的利益时, 采用这一策略非常有效。
当冲突的核心问题不是太重要, 或者需要为以后的工作树立信誉时, 可以采取迁就的策略来处理冲突。即放弃冲突一方利益满足另一方的需要来维持双方的关系, 使冲突得以化解。有的冲突发生时在处理和化解时, 管理者要善于利用行政、权力等强制手段, 迫使一方或者双方让步, 以满足组织需要。也就是说管理者要善于利用职权, 当需要对重大事件迅速做出决策、决断, 或者处理冲突的方法别人赞同与否并不重要时, 这种强制的方式往往会取得满意的处理效果。
个人之间的冲突一般都是在双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得以解决。所以处理冲突问题时要目的性明确, 通过处理冲突最后达成一致, 妥协和合作的方式也是在处理冲突时常用的策略。妥协是要双方都做出让步的一种权宜之计;合作则是通过双方认真分析, 深入沟通, 最后重新选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这是一种最好的冲突处理方法, 即双赢。这种策略就要冲突双方理智的对待冲突。
(二) 组织冲突的管理策略
冲突能反映组织的结构或者组织文化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者可以通过变革的方法来有效地解决和化解冲突。
1. 改变组织结构
不合理的组织结构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可以通过组织变革来打破原有的权力结构体系, 重新组合工作团队, 以提高工作流程的规范化程度, 保证组织内部顺畅的沟通, 增强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依赖。如当原来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时, 也可以采用项目小组等形式来进一步缩小组织规模, 提高管理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以减少组织的内部冲突。
2. 重塑组织 (企业) 文化
组织文化很多情况下是导致严重冲突的根源, 管理者也可以通过改变组织文化来解决冲突。如要创建一个自我管理的团队, 就需要相对的淡化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和权力意识, 如果还要继续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规范, 则必然引起冲突。在解决冲突过程中, 需要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这时逐步改进组织规范和价值观是有效的冲突管理策略。
我们认识与处理冲突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因此对于冲突的解决、处理, 一定要从组织的全局共同利益出发, 从有利于改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出发, 从公正、公平的心态出发, 理性地去解决冲突。管理者一定要通过对冲突的处理, 全面提升组织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通过对冲突的解决真正达到管理绩效上水平、上台阶的目的, 使组织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以冲突 篇5
【中文摘要】腐败是各国的政治毒瘤,国内外学者围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提出了各种治理理论,而利益冲突作为一个廉政学概念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也主要研究利益冲突的廉洁性意义。公务员利益冲突导致的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政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我国许多公共政策决策失败、执行不力以及官僚主义、腐败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利益冲突。因此,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维护政府清廉、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利益冲突导致的政治腐败问题和廉政建设问题,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概念的界定;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协调利益冲突从源头上治理政治腐败三部分出发,从利益冲突角度下研究防治政治腐败的对策。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the cancer of all countries that treat the social healthy development.And all of these has also influenc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Lots of academic have find different methods for this problem in the world.In this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s a new uncorruption concept which as become a great problem in our social.Conflict of interest cause corruption has become a big problem that treat politic stable.And it is also the culprit of some Chinese social public policy errors s
bureaucracy and corruption.In this condition, the best way of establish a clear goverment and prevent corruption of civil service is to prevent effectively whe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occurred.For talking clearly about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in new period of China construct socialism, I will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conflict >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causes by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policys of how to against corruption under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At last, find the best way to establish a clear government.【关键词】利益冲突 公务员 腐败
【英文关键词】Confict of Interest Civil Service Corruption 【备注】索购全文在线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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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4-5英文摘要
5引言7-8
中文摘要
一、利益冲突相关理论
(二)利益结构、的界定8-1
4(一)利益的界定8-10
10-14利益矛盾、利益冲突14-2
3二、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响
(二)我国
(一)利益冲突的历史演进14-1
515-17利益冲突的发展特征响17-2
3(三)利益冲突对政治腐败的影
三、协调利益冲突从源头上治理政治腐败
23-30益观23-25
(一)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公务员树立正确的利
(二)建立利益惩处机制,制定防止利益冲突相
(三)建立利益约束机制,推进防止利益冲突
(四)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福利关法律25-27制度创新27-28制度28-3032
结论30-31
参考文献31-32
巴以冲突:历史根源和文明困境 篇6
在欧洲“中止”之处的巴勒斯坦问题
许多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经历了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占领。战乱与贸易交通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复杂的民族成份。直到19世纪,这里依旧混居着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教徒。1887年之后,由于耶路撒冷特殊的宗教地位,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直属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每年,耶路撒冷都会接纳许多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朝圣者们。他们相信,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穆斯林朝圣者。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三大圣地。穆斯林们相信,按照一些圣训的说法,这里便是先知穆罕穆德夜行登霄的地方。而对于犹太人,这里更是独一无二的圣地,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自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圣殿,圣殿数次被焚毁的命运似乎也成为了犹太人历史的象征,而那面仅存的西围墙,也成为现在犹太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全部想象。
从社会结构方面,巴勒斯坦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穆斯林。此外,穆斯林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游牧的贝都因人。城市人口则大多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占有着商业、政治、以及金融资源。作为一个大帝国的边陲行省,民族似乎仍旧还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身份。我们很难用今天所熟悉的统称“阿拉伯人”去描述那些居住在这里的穆斯林们。虽然他们主要讲阿拉伯语,但似乎只有贝都因人才能在今天的意义上被称为“纯粹”的阿拉伯人。其余的则可能是古迦南人、腓尼基人、或是古希伯来人的后裔。相比之下,教派与部族的认同则更为强烈。他们中间有逊尼派、什叶派,还有德鲁兹派与欧洲裔的基督徒,当然还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甚至不少也来自欧洲。巴勒斯坦社会基层的管理仍旧遵循部族制度,部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单单以和平的政治、经济竞争方式出现,往往也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才会武力介入。
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纠纷与对抗形势实际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这一边陲行省的管辖。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德鲁兹派以及基督徒为少数民族,真正能够对帝国统治形成威胁的,便是占据总人口80%左右的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穆斯林。为了避免他们形成统一的分离势力,维持帝国政府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松散管辖,维持该地区穆斯林内部的冲突局面实际上是帝国最为经济的统治方式。而到了20世纪初期,对于与奥斯曼帝国有对抗关系的英帝国来说,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希望能从内部瓦解这一陈旧的、多语言多民族的帝国。巴勒斯坦,连同帝国边陲的其它阿拉伯人区域则变成了英帝国希望动员的对象。
做为“文明”内部的犹太问题
无论从文化、宗教还是情感上,游牧且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总不是欧洲理想的伙伴。在劳伦斯(T. E. Lawrence)看来,那些能讲一口流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要远比那群阿拉伯人入眼多了。他明确表示,“他们……这套方式要远比阿拉伯的习俗好的多”。阿拉伯只能是欧洲的他者。而相比之下,犹太及其传统,则已经深入欧洲内部,几乎成为了基督教欧洲传统原罪的一部分。
当代的巴以冲突问题起源于西方的殖民史。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止于此。真正的以色列建国与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则是更为深刻的霸权政治与欧洲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一群革命者暗杀。随之在俄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浪潮。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颁布“五月法律”,大批犹太人因此逃亡。在这之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出现。面对这种遍布欧洲的排犹反犹浪潮,一些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结成团体。在俄国,一个叫做“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的运动吸引了大批犹太人。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成员便来自这一运动内部。
1882年,第一批比鲁团成员来到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他们全部是来自于俄国哈尔科夫的大学生。这批理想主义者在1882年发表的比鲁团宣言中,动情地召唤所有在“流亡中的兄弟姐妹”,遵循希律王的教导“吾若不自救,岂有人救我”?他们将2000年的犹太历史叙述成为一个抗争、流亡、回归的史诗。将19世纪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视作唤醒沉睡犹太人的火花。宣言中让犹太人重拾骄傲,忘记虚妄,以神的教导为律法纲领,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进而重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在这一宣言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第一次正式提出回到耶路撒冷。这批理想主义者们将《旧约》中的叙述作为整个犹太历史,特别是犹太建国历史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是神对犹太人国家的许诺。在实践上,他们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请求在其境内的内政、管理等政治权利的自治。而仅在外交上遵从奥斯曼帝国权威。虽然这一模式实际上与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管理并不冲突。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未在法律上真正认可这群早期犹太复国者们的行动。
宣言表示,西方国家的发展已到尽头,而西方人的希望则渐渐在东方升起。这批逃出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们则自诩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先觉者。有趣的是,尽管诞生在反犹浪潮甚至是种族屠杀的背景之下,这一政治叙事并未宣布西方文明的终结。相反,却将犹太复国运动视作是西方在东方的新希望。而犹太人,则是这一新希望的先驱。这一叙述在后来的另一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文件中也得到呼应。1896年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希尔多·赫兹(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以德文写出了《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在文中他认为,反犹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长久以来欧洲内部宗教与经济歧视(甚至是嫉妒)心态的反应。犹太人在他们欧洲各自的“祖国”里尽心尽力,为社会文明与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作为“爱国者”却不为社会所接受。萦绕欧洲的所谓“犹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则是将其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交给“文明国家”的全球议会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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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背景下,“文明国家”这一提法值得深思。19世纪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国际体系认为,“文明国家”是和平的前提。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一种武力均势与权利平衡。这种平衡仅可能通过在“文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近乎骑士之道的行为准则达成。国际法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道义与武力均势的结果。武力均势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当代现实主义者理解的原则。但“道义”的准则便需要放在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去理解。虽然,现代国际法的理论话语是建立在对于欧洲古典自然法的批判基础上的。但是,我们仍不能轻易地将其视作一种同自然法的绝对对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对于道德的讨论过于抽象。因此,不能够将道德作为判断法律适用范畴的标准。但是,这并未赋予现代欧洲国际法体系天然的普世性。
随着殖民扩张,如何界定这一骑士精神适用的范畴便是形成格劳秀斯国际法体系的根本问题之一。文明与非文明的区别,则是这一范畴的标准。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这套规范欧洲内部战争与贸易的法则并不适用于那些欧洲之外的所谓“非文明”国家。只有“文明国家”之间才有平等协商的基础。而“非文明”国家,则是被现代欧洲国际法条约体系排除在外的他者。现代国际法原则及法律精神的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便是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出现的非欧洲国家的“文明化”。而这一过程,则是随着殖民、基督教传教、战争、甚至是屠杀而达成的。
回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可以发现,无论是欧洲近代史上的反犹运动,还是19世纪末欧洲犹太复国运动,都并未自外于这一“文明国家”的范畴。1917年11月2日发表的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贝尔福宣言》不能被视作是一个法律文本。它是1917年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回复英国犹太商人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即英皇政府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前提条件是,不得伤害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与宗教权利。宣言中用了概念非常含混的“民族之家”来替代“民族国家”或者是国家这类概念。虽然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期已被欧洲国际法体系接纳为“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一员,然而宣言发表时,英国政府正在试图调动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团结抵抗奥斯曼帝国。亨利·麦克马洪向阿拉伯人保证,倘若加入协约国对抗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阿拉伯人便可以实现独立建国。但正如文中先前所提及的劳伦斯所言,相比犹太人,阿拉伯人则完全是一群非文明的他者。事实上,犹太复国运动的提倡者们也尽力希望将巴勒斯坦塑造成“没有人民的土地”。而对无主之地或者是“非文明”民族所占据的土地按照格劳秀斯的国际法原则,则是可以被占领与支配的。因此才会出现所谓“一国正式对第二国许愿第三国的土地”这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巴以问题冲突,仍旧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际法体系中那臭名昭著的例外原则上。
“犹太问题”的国际化
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东政策直接影响到了今天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结构。同样,作为一个欧洲内部问题存在的“犹太问题”也同样通过殖民扩张与作为欧洲“他者”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形成了对抗,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影响的世界问题。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独立的包含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巴勒斯坦问题”也逐渐成形。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则必须将这两个问题作为知识史的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殖民史现场中去理解。
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出现的,是帝国的瓦解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出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欧洲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是以购买的形式取得在该地区的土地拥有权的。但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政策,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地区。从当地原始居民手中获得土地的方式便渐渐变得更为激进。在乔治·科克的《战时中东》一书中,他引用一些犹太人的回忆表明,在这段时期,犹太人攫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包括:贿赂英国与阿拉伯地方长官、法律诉讼、甚至是武力夺取。而无地阿拉伯人的增长也为后来穆斯林极端主义埋下基础。由于这种以资本扩张为主线的土地资源重新分配也牵涉到了新犹太移民与原有大地主(很多情况下是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之间形成了共谋或竞争关系。在原有阿拉伯社会内部的部族冲突情况下,这一情况又使得阿拉伯社会内部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取得了新的政治性意义。20世纪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在经济上多依靠犹太国民基金的支持。这同样与这时期迅速膨胀的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受到西方现代教育与金融训练的阿拉伯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在金融资本支持下的土地扩张的危害性,因而也采用组织“阿拉伯民族基金”的形式,试图协助阿拉伯农民与新兴“中产阶级”与这种急剧扩张的金融资本对抗,保护土地资源。
反思“文明冲突”话语模式
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的巴以冲突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土地资源的争夺。本质上作为欧洲内部问题的“犹太问题”得以扩大到阿拉伯半岛,并进而形成一种犹太/穆斯林,甚至是西方/东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在英国殖民势力扩张背景下产生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分裂消亡之后也开始转向更具民族国家特色的独立建国与反殖民运动。在一战背景下,作为一种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方式,阿拉伯民族主义被充分调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1915年10月24日回复麦加圣城守护者侯赛因·伊本·阿里的一封信。在信中,麦克马洪表示,除了在原奥斯曼帝国境内“梅尔辛区、亚历山大勒塔区、大马士革区、霍姆斯区、哈马区、阿勒颇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之外”,生活在其余地区的阿拉伯人,在不侵害到英国与法国利益的情况下,应允与独立建国。这便是著名的麦克马洪承诺。然而,在这一承诺中,麦克马洪所指出的不属于纯粹阿拉伯人的区域并不明确。在阿拉伯人看来,传统的“大马士革区”所指即是以大马士革为首府的“叙利亚省”,而叙利亚省则包含了巴勒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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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叙述中,领土的争端被视为核心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又被更多归咎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民族主义兴起后所产生的争端。即便是在阿拉伯知识分子眼里,阿拉伯民族主义也被看作是被“发明的”,这一话语可追溯到乔治·安东尼斯(George Antonius)完成于1938年的《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一书,这本书一般被看作为英语世界中第一本有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著作。乔治·安东尼斯出生于黎巴嫩境内一个希腊正教家庭,成长于埃及,随后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受本科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东尼斯都在巴勒斯坦地区从政,同时还兼任英国外交使团翻译工作。在对其众多赞誉中,他的“正宗优美的英语”被反复提及。他在退休之后写作的《阿拉伯的觉醒》一书,在英语学界被认为是第一部能够展现“阿拉伯人角度”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看法的作品。安东尼斯写这本书,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人在一战之后逐渐兴起的对于中东事务的兴趣。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既能避免像英帝国政府那样,过多以殖民帝国的政策形式介入,也能防止触及到当时在西方媒体中以颇有影响力的“犹太问题”。在美国商人的建议下,退休后的安东尼斯开始关注“近东事务”。 他应邀加入了美国商人查尔斯·克莱(Charles Crane)出资建成的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rrent World Affairs)。克莱也迫切希望能够推荐安东尼斯进入到美国学界,在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克莱盛赞安东尼斯,称其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希腊家庭”,从“牛津和索邦取得博士学位”,讲着一口“最正统的牛津腔英语”。并且,“既非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一定能够“不受那些种族问题干扰,提供最为客观的观察”。
这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自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的安东尼斯只有一个剑桥大学医药科学本科学位。他在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名声也是纯粹的积极的“阿拉伯人的宣传家”。安东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能够切实参与巴勒斯坦,以及更大的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的问题。在接受了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席位之后,他也表示希望“为自己的地区”做一个彻底的调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绝不仅是“宣传”。但同时,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讲演,不断地向英语国家的听众们强调:“阿拉伯……也是一个文明的人群。”而自己则希望在“两个文明”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在传统的欧洲与美国知识系统中,“阿拉伯”是被作为一种殖民知识展开的。“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在帝国外交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其知识属性是建立在对于作为他者的“阿拉伯文明”的认识需求上的。安东尼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第一次放在了现代西方知识结构中,也第一次将阿拉伯资源/阿拉伯视角的问题摆在了欧洲观察者面前。安东尼斯将自己视作是“阿拉伯”在英语知识体系中的代表,其代表性的前提是他必须被欧洲知识体系所接纳。安东尼斯得以言说的基础,当其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政务官员时,来自他与英国殖民体系在制度上的密切关联。而在其退休之后,则来自其与新崛起的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相呼应。正如劳伦斯的论述一样,安东尼斯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在将阿拉伯塑造成一个“同样具有文明的人群”。而阿拉伯的抗争,则意味着阿拉伯作为一个文明群体的“觉醒”。
阿拉伯的觉醒?
“阿拉伯觉醒”的叙述意图在阿拉伯内部创造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基础是对于统一的“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下产生的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19世纪中后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角色。同时,在伊斯兰思想内部所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也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两种文明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种殖民扩张的语境下形成,并进一步促成了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们对自我精神资源的批判,其批判也反映了在欧洲思想内部形成的文明标准的普遍化。这种反思同样也对伊斯兰思想内部传统的针对基督教的优越感提出了挑战。当然,这类反思与思想冲突多出现在埃及、大叙利亚地区以及奥斯曼帝国内部,且不包括而真正属于贝都因人的那部分“阿拉伯人”。1911年,一群在巴黎受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组成了第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小组“青年阿拉伯小组”(al-Fatat),其中不少成员均来自于索邦大学。这批知识分子也更具有世俗化特点,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也更倾向于符合现代西方标准的建国、独立、统一、去殖民等主权要求。
但是,泛阿拉伯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所谓“阿拉伯的觉醒”。在阿拉伯半岛内部,特别是贝都因人内部,其部族之间的认同往往更为强烈。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以活动领域为范畴的族群认同(wataniyyah)往往要比来自知识阶层所要求的,泛阿拉伯(qawmiyyah)的认同要更为直接。这种族群一体化的建国方式虽然要比传统贝都因社会中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认同困难,但与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知识分子阶层所提出的泛阿拉伯主义的认同相比,前者无疑更具有群众基础。1932年沙特独立建国便是在这种族群认同与英法殖民体系协商的基础上出现的结果。巴勒斯坦地区迫切的独立诉求,也可以被纳入到同样的认同秩序中。其差别,便在于相比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人民所面临的最直接的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领土争端。而这一争端,要比单纯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更为现实和紧迫。而这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与其他阿拉伯地区族群建国运动都无法直接代表的。因此,“阿拉伯的觉醒”在其发生之初,便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分裂可能。与作为欧洲内部问题的“犹太问题”相比,自始至终都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其开始,便缺乏其独立性与理论基础。
相比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意识形态甚至更容易在人民中形成共同体。虽然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资源之一来自于伊斯兰对于穆斯林大同“乌玛”(ummah)的想象,以及穆斯林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在近代阿拉伯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阶层分化、族群分化、部落分化等现实,加上缺少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一现状,使得泛阿拉伯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难于取代伊斯兰这一宗教意识形态。因此,便不难理解,穆斯林宗教反抗运动得以从19世纪末期至今,一直都在“巴勒斯坦问题”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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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的失语
“巴勒斯坦问题”是随着以色列建国而国际化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殖民帝国力量在中东形式上的消退是以阿拉伯国际独立建国为标志的。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美国作为新兴帝国势力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张。与欧洲殖民的差序秩序不同,美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想象建立在国家间形式平等之上。这一点在其20世纪早期所支持的阿拉伯问题话语中便有所表现。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的新帝国模式都处在这种秩序下,其帝国的差序结构以及霸权政治模式与殖民帝国的政治模式并不相同。对于中东世界来说,虽然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正式建国,反对以色列成为分布各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但随着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新成立的以泛阿拉伯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为基础的阿拉伯国家也渐渐与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诉求越走越远了。
近来,随着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动,海湾国家开始倾向维持并加强他们已有的族群认同,以求防御来自政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而北非与大叙利亚地区经历过政治变动的国家,则开始倾向政治伊斯兰。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话语虽然在形式上赋予了阿拉伯国家一种政治认同的结构,但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中东政治仍旧处于分裂状态。即便在上世纪纳赛尔为首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期,以沙特为主的一系列在部族民族主义精神下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则试图通过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号召,以期能够合法化其与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政权扩张的对抗。1962年,沙特支持下的世界穆斯林联盟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对抗性机构。其与穆斯林兄弟会联合,成为了海湾穆斯林国家对抗埃及为主的泛阿拉伯主义世俗政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虽然以色列建国使得阿拉伯国家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敌人,但是,从五次中东战争的局面来看,扮演重要角色的,实际上仍旧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冲突。除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外,其余所有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阿拉伯方均由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在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世俗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组成。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他者的问题。与相对具有延续性的“犹太问题”相比,“巴勒斯坦问题”从其开始直至如今,都受到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的困扰 。
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动,则是阿拉伯世界中起始于19世纪末期的两种思潮矛盾的最新表现,即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的统一目标与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的统一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必须指出,这一冲突完全不具有任何革命性意义。这一冲突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这中东地区进一步的碎片化。而这一倾向,则恰是对于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目标的反动。另外,这次中东动荡还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矛盾走向,即在海湾国家内部,石油资本兴起之后造成的国家内部结构性分层与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再争夺。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一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诸如阿联酋这样的新兴海湾食利国家,都开始意识到逐渐极端化的泛伊斯兰主义,对建立在石油资本之上的现有利益阶层的挑战。因此,也开始逐渐转向更为保守的部族民族主义认同。2004年阿盟得以签署协议,禁止在本国归化巴勒斯坦难民,除了为维持“巴勒斯坦问题”的目的之外,也包含了海湾国家希望保护本国族共同体及利益分配结构的目的。在这种部族民族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收缩政策之外,卡塔尔所持的激进扩张其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影响力的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东地区的碎片化进程。由于看到了瓦哈比主义对于现有统治阶层的影响,针对泛伊斯兰主义,沙特逐渐转向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新崛起的卡塔尔,则热切希望通过其石油资本取代沙特,成为这一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国际领袖。这种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都有反映。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矛盾,便是其政治表现。
(作者单位: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
巴以冲突 篇7
在组织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很早就开始用人格来预测各种组织评价指标了,这类研究在冲突管理领域中也不少见。不少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实证调研发现,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人更有可能或更倾向于采取某种冲突管理策略。然而我国对该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匮乏,随着组织管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冲突管理必然会成为一项热门课题。
一、人格特质理论概述
1、人格的定义
关于人格的定义,中国学者根据国外学者的定义,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郭永玉(2005)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它突出了人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更适用于本研究的目的。
2、人格特质理论与大五人格
人格理论是心理学家对人性及其差异进行描述和解释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已有的人格理论种类繁多,其中特质理论是用分析结构的方式对人格进行描述的理论,是探索人格理论的基础。其中的“大五”结构、五因素模型以及五因素人格理论在人格心理学殿堂占据了越来越显赫的位置。对五因素的表述以Mc Crae& Costa(1987)最为著名,即神经质性、外向性、开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
大五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在一个广泛的抽象水平上抓住大多数现有的人格特质系统的共同性,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整合的描述模型。换句话说,大五模型对其他人格分类(量表)的包容性使得大五模型成为沟通不同理论或量表的桥梁。据John等(2008)的统计,2000 年之后,大五问卷的使用量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在2005—2009 年,大五人格问卷的使用量大约是传统问卷使用量的7 倍。这说明大五人格问卷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
3、冲突管理策略
Van de Vliert (1997)将冲突定义为两个体间因一方被另一方阻碍或激怒而产生的过程。组织中的冲突可分为多个层次:组织层次、群体层次和个体层次。本文的研究视角放在组织内部个体层次的人际冲突上,即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冲突管理。冲突管理策略是指冲突发生时冲突主体所采取的管理策略。
1964 年Blake和Mouton在管理方格理论中建立了处理人际冲突的概念模型;Thomas(1976)将其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延伸,提出竞争、合作、回避、迁就和妥协五种策略;Rahim (1983)和Rahim& Bonoma (1979)将前三者命名为强制、迫使和整合;后续有众多学者对这五种策略提出了各自的命名,国内学者对其的中文翻译也不甚统一,但几乎所有这些策略分类都是围绕着“双关心理论”开展的,其内涵意义都是一致的。De Dreu等人(2001)则专门针对工作场合的冲突管理策略进行了多项研究,最终确认了将强制、屈服、回避、问题解决和妥协这五种策略作为适用于工作场合的冲突管理策略。
4、冲突管理策略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鉴于组织中人的因素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组织学研究者们很早开始就对用人格来预测各种组织评价指标感兴趣了。随着冲突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自然也将这两个变量联系起来。Antonioni(1998)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随和性人格与问题解决型策略正相关;Wood &Bell(2008)的调研显示,随和性和外向性人格是预测其选择的冲突管理策略的可靠指标;Anbaz(2013)发现尽责性人格特质与非问题解决型策略存在正相关等结论。类似的,国内也有学者开展了人格与冲突管理策略的相关讨论,如陈晶等(2007),但总体较为稀缺。而对于五种人格特质与五种冲突管理策略的相关关系研究虽然已有很多国外学者探讨过,但有些结论存在矛盾之处,例如Antonioni(1998)和Anbaz(2013)关于用尽责性人格特质来预测问题解决型策略的结论等刚好相反,这可能与其所研究的冲突所属的具体情境或类别有关。这里我们考虑它们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
依据目前普遍为国外学者所接受的分类标准,组织内部的冲突可分为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以及过程冲突。其中关系冲突是指团队成员对与工作/ 任务无关的个人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如在性格、政治观点、个人爱好、社交活动等的差异冲撞。如果关系冲突发生频率越大,说明员工与他人在个人问题上的冲突越多,对员工造成的干扰和影响就越大。就三种冲突类别的含义而言,关系冲突比与工作本身相关的两种冲突(即任务冲突和过程冲突)更容易与个人因素掺杂在一起,最终可能对其采取的冲突管理策略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关系冲突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研究假设如下:H1:员工的人格特质对其采取的冲突管理策略有影响,即不同人格特质的员工偏好选择的冲突管理策略也不同;H2:员工的人格特质对其采取的冲突管理策略的影响受职场关系冲突的发生频率的影响,即关系冲突发生的频率高低,会影响员工人格特质对其采取的冲突管理策略。
二、研究设计
由假设可知,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包括三个:自变量是人格特质,因变量是冲突管理策略,调节变量是关系冲突。关系冲突定义为员工感知到的职场中关系冲突的发生频率;人格特质采用五因素人格模型;冲突管理策略采用Van de Vliert及同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研发的DUTCH(Dutch Test for Conflict Handling)量表;控制变量选择被调查人的性别、年龄、职位级别这三个因素。
此次调查共向全国各地的MBA学员发放了1200 份问卷,回收问卷1008 份,回收率为84%,剔除无工作经验和未填写的问卷15 份,最终使用946 份有效问卷。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平均在32.09 岁,平均工作经验为8.7 年。根据频数统计(未显示于此表)得知男女比例约为3:2。
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下:关系冲突测量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0.800,信度非常好;五种冲突管理策略中仅有问题解决型和回避型策略的测量量表信度通过(大于0.65),其他三种均不通过;五种人格特质中,除随和性人格测量量表小于0.65 不通过外,其他四种人格的量表均可接受。
三、分析与讨论
1、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1。表1 第二行显示,问题解决型策略与开放性、尽责性特质正相关,与内向性和神经质性特质负相关;第三行显示,回避型策略与开放性和尽责性特质呈正相关,与神经质性特质呈负相关,但是与内向性人格特质相关关系不显著。
2、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我们对信度通过的8 组变量组合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输出结果显示:关系冲突和神经质型人格的乘积交互项p=0.006<0.01,调节作用显著;关系冲突与神经质性人格特质的乘积交互项p=0.028<0.05,调节作用显著;尽管内向性人格对回避型策略无显著影响,但内向性人格与回避策略的交互项的p=0.010,说明关系冲突内向性人格的交互作用对回避型策略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分析关系冲突调节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发现,神经质性人格特质越突出的员工越偏向于排斥问题解决型的冲突管理策略,当员工感知的关系冲突频率由低变高时,该排斥将减弱,即调节效应减弱了原作用,但方向并未改变;神经质性人格特质越突出的员工越偏向于排斥回避型冲突管理策略,不过变化幅度不大,当员工感知的关系冲突频率由低变高时,该排斥将减弱,调节效应略微减弱了原作用,方向也未改变;当员工感知关系冲突发生频率较低时,内向性人格特质越突出的员工越倾向于排斥回避型策略(注意是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发生),而在员工感知的关系冲突频率较高时,内向型人格特质越突出的员工越倾向于采取回避型策略。
四、结论
由于量表信度的限制,本研究仅讨论了大五人格特质中神经质性、内向性、尽责性和开放性这四种人格特质和冲突管理策略中的问题解决型策略和回避型策略以及冲突类型中的关系型冲突。
本研究对冲突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加入了(员工感知的)关系冲突发生频率作为人格特质与冲突管理策略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在本文中,笔者清晰界定了数据结论是应用于中国职场员工间的人际冲突中,除了探讨不同人格特质对其采取冲突解决策略偏好的相关关系,还发现了员工对冲突管理策略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感知的关系冲突频率的高低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关系冲突对员工处理冲突时发挥的作用,适当合理地设计工作环境以控制关系冲突发生的频率,有效预测员工个体的冲突管理行为,最终达到冲突管理的目的。
五、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局限之处在于量表的信度,尽管样本数量足够,但或许因为量表采自于西方,翻译等用词上还不太适合中国人的理解范围或使用习惯。不过大五人格量表因为在国内已经有多年研究基础和成熟规范的译本,基本都达到了信度要求。未来的研究我们将针对冲突管理策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改良,以期达到理想的信度指标。
摘要:职场冲突通常可分为任务冲突、关系冲突和过程冲突,其中作为一种普遍存在员工私下之间的关系冲突,更容易与个人因素(如人格特质)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员工所采取的冲突管理策略。本文通过对近千名中国在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探讨关系型冲突、员工人格特质和冲突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
巴以冲突 篇8
医患冲突的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对医患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卫生财政投入方面;2医疗资源配置及医疗资源可及性方面;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方面;4医患情绪、医患沟通方面;5社会角色理论下的医患角色方面;6医疗行为风险方面;7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方面;8医疗体制机制和医疗改革方面。
运用社会冲突相关理论对医患冲突进行分析的研究很少。本文探索运用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对医患冲突进行研究。
1 社会冲突功能理论:主要思想及运用
科塞因对“社会冲突的功能”的发展性研究而享誉学术界。科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onflict)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冲突在不涉及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具备正功能,它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新组织的诞生、激发新规范的建立、带来群体的整合、释放社会敌意等方面,同时社会冲突也有显著的负功能,主要体现在:带来群体边界的明晰和裂痕、破坏社会秩序、损失社会资源、形成路径依赖、伤害社会心理等。
自1996年中国学者王彦斌发表《科塞与达伦多夫的冲突论社会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来,科塞的学术思想逐步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学者对科塞学术思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放在跟其他冲突思想的比较下完成的,如《现代社会冲突论:从米尔斯到达伦多夫和科瑟尔──三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4]、《科塞与功能冲突论》[5]、《从阶级冲突到社会冲突观—马克思与科塞的冲突思想》[6]等文章。二是运用科塞冲突论思想观察、分析、解决我国实际冲突问题的文章,比如《冲突与和谐———从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看我国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冲突》[7]、师生冲突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探究———基于刘易斯·科塞的冲突分类理论》[8]、《论科塞功能冲突论及其安全阀理论在我国的应用》[9]等,涉及领域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制定、新闻报道与网络民意等方面。除《社会安全阀理论视角下的医患冲突》[10]、《社会冲突理论对解决医疗纠纷的启示》[11]等少量文章外,社会冲突相关理论在医患关系的研究中运用甚少。
运用科塞的“社会冲突功能”理论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医患冲突,可观察到医患冲突的负功能是何情况、如何有效控制,其正功能实现水平、如何改进,从而给社会治理相关方带来启示:如何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其正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彰显,其负功能受到最大制约。
2 研究结果
2.1 医患冲突对医患两个群体的割裂
医患两个群体的割裂主要体现在医患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医患之间的冲突和医患信任互为因果,冲突导致信任降低、信任降低更易导致冲突。朴金花,孙福川(2013)对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医方认为医患之间互相不信任的为23.83%,患方认为医患之间互相不信任的为19.96%[12]。刘俊香等(2011)通过研究认为病人、公众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很低[13]。医患之间的对抗呈公开化趋势,除患者暴力伤医事件外,医方组织化对患者群体的谴责行为和示威行为越来越多。医生群体通过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对“医闹”、暴力伤医者进行惩罚的诉求,近年就有河北永清县、河南洛阳、重庆市儿童医院等地医护群体的游行示威活动,表达对患者群体的不满。2012年哈尔滨杀医事件后,腾讯发起的投票调查显示:在6161个投票人次中,4018人选择高兴,占65%;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分别占14%、7%和4%[14]。表明医患之间的割裂正在进一步加剧。
2.2 医患冲突破坏社会秩序、损失社会资源
医闹等群体往往通过在医院、科室等区域设立灵堂、打砸等行为阻挠正常行医秩序,为了形成博弈上的优势,医闹常有聚众和暴力化的趋势。2009年发生在福建南平的医患冲突事件,死者多位家属聚集,通过到医院门诊大楼打横幅、摆花圈、烧纸钱,封堵大门通道等手段讨要说法,并扣留部分医生,影响正常的行医秩序,随后南平市第一医院80余名医务人员聚集到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政府也出动警力维护现场秩序,投入大量精力协调解决医患双方的冲突。原卫生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发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大量的医患之间针对对方的冲突行为对社会秩序形成了破坏、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损失。
2.3 医患冲突易形成路径依赖
医患之间的某些冲突形式往往形成示范效应,如“医闹”就形成了“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非理性状况,一些“医闹”在纠纷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越来越多的“医闹”就会纷纷效仿,形成路径依赖。据成都市2014年卫生统计年报显示,针对531家医院的统计数据中,2014年共发生医疗纠纷(登记备案)1829起,其中经司法途径解决的有121起,占比为6.6%,经第三方调解解决的有122起,占比为6.7%,经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有164起,占比为9.0%,不经过上述三种解决途径(主要是私下解决)的有1422起,占比为77.7%。正规途径的堵塞,为私下解决甚至形成“医闹”创造了土壤和基础。
2.4 医患冲突在促进新组织诞生中的功能不足
冲突会导致冲突方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重组,从而诞生新组织。如草原牧民在长期争夺水草的斗争中,为了共同利益,形成了诸多部落,部落就是随冲突而产生的新组织。在医患发生互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代表不同医患群体利益的组织产生,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组织代表个体对对方进行监督、谈判和约束,会降低个体产生摩擦和冲突的机会。目前,医方组织主要有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女医师协会、中国护理协会等纵向组织以及医院等,患方组织主要是一些罕见病组织,我国目前有陕西四叶草公益中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北京正宇粘多糖罕见病关爱中心等,调节医患之间关系的组织有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医患组织总体不足是我国目前的现状,它表明医患冲突对新组织的激发功能还不够。医患组织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使医患双方直面冲突,缺乏组织作为缓冲,加深了对双方的伤害。患者组织可以使患者在信息获取、心理安慰等方面得到援助,同时因为患者在医患谈判中处于劣势,亟需代表自身利益的第三方代表自己与医方相关利益代表进行议价,而目前第三方的缺失导致患者在与医方发生纠纷时的议价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极端行为(暴力伤医)事件和非正式第三方(医闹)的产生和介入。作为医方组织最重要的医院,在维护医护权益方面也经常面临缺席,发生医疗纠纷后,为了考核指标和声誉,医院往往愿意采用与患者协商解决的方案,从而对医生丧失基于公正性的保护。此外,还需更多的第三方组织介入医疗服务过程中,如保险机构、社会资本等,从而减少医患双方的交易成本,保障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
2.5 医患冲突在激发新规范建立中的功能不足
冲突发生后,为了对新的权力和利益进行再分配,就需要新的规范确定新的规则,当规则不适应新的关系时,就会再发生冲突,再次呼唤新规则的建立,这即是制度变迁的一种模式。本文选择的调整医患关系的规范以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为主。主要梳理了近年来卫生部、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为主体起草的主要相关法律条文。
从以上法律条文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规律:总体来看,2000年前后颁布的规章制度,主要对医疗技术或过程的规范比较多,后期对医生医疗服务态度、医师作风等方面的规范多起来,近年来对患者有了行为规范,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即是普通意义上的“医闹”入刑。
目前法律规范存在的主要不足:对患者规范的法律条文颁布时间较迟(2015年颁布),法律条文的贯彻执行和习惯养成还需要时间。且《刑法修正案》(九)中主要针对医闹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规范,对暴力伤医,包括语言侮辱和身体接触等方面的规范未包括。对医方权利的关注较少。在医疗服务行为中,医方往往也暴露在风险中,据《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显示,在焦虑或沮丧方面,医务人员有中度及以上问题的比例为18.1%,明显高于普通居民的5.0%。79.8%的医务人员反映工作负荷重,医务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53.4小时,远超过每周40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医务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仅有20.1%的人员表示满意,42.1%表示一般,37.8%表示不满意。26%的医务人员遭受过患者的语言侮辱或躯体暴力15。种种数据表明,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风险的防控方面,分散、缓解医务人员风险的规范还不足。
在带来群体整合方面,医患冲突使医生群体更为团结,但加深了医患之间的鸿沟。在释放社会敌意方面,医患冲突往往成为患者泄愤的一个手段,因此,医生往往成为受害者。
3 社会冲突功能视野下的医患冲突:意义与启示
3.1 在看待医患冲突的问题上
冲突论认为冲突是社会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在不涉及价值等基础问题上,冲突有其正功能。目前频发的医患冲突,从一定角度来说,是医患双方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表明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中诉求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冲突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双方都可接受的规范。治理者对医患冲突应有合理认识。
3.2 目前医患冲突的特征呈现频率增高、烈度加强的趋势
通过正式途径解决医患冲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增加具有其合理性,如法院接受的医患纠纷的案件、第三方协调机构调节的医患纠纷事件等。它表明医患双方的利益分歧、认识分歧在一个时期内分野明显,政府、社会应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这种分野。但同时治理者应注意在医患冲突中暴力性冲突、非正式第三方(医闹等)参与的冲突所占的比例,这两类应是法律规范、国家机器强制禁止的冲突。正是这两类冲突,使冲突的负功能十分显著。建立畅通渠道让医患双方的合理诉求得以表达,对医患两个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暴力伤害等极端事件的发生,是治理者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3.3 在新组织方面
治理者应鼓励建立更多的医患组织。民政等部门要鼓励成立不同患者群体的基金会、帮扶会、特殊病组织等,填补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信息劣势、监督劣势和议价劣势。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医疗费用支付中,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让第三方机构对医疗行为、医疗费用有更主动的监督,弥补患者议价能力不足的劣势;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中,分别代表医患双方进行讨价还价和责任鉴定,避免医患双方直接面对纠纷和冲突。
3.4 在新规范方面
巴以冲突 篇9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属于个人隐私, 在大多数文化中是一件“丢脸”的“丑事”, 其真实语料较难收集。因此, 本文选取最近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第一季 (22集) 作为研究文本, 将剧中父母 (Jason和Maggie) 与三个子女 (Mike, Carol和Ben) 之间的冲突话语的诱发作为考察对象, 期望揭示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的语用机制。
通过对文本的转录和定性研究, 论文发现, 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理论对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话语具有较强的解释作用。
1 面子理论与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的引发
根据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理论, 每个人都有面子需求。面子包括积极面子 (指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念等得到别人的尊重) 和消极面子 (指希望个人行动自由不受约束) 。日常交际中充满了面子威胁行为 (FTA) , 人们必须相互合作维护彼此的面子交际才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进而提出五大面子补救策略:1) 赤裸裸地公开实施 (bald on record) ;2) 积极面子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3) 消极面子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4) 间接实施 (off record) ;5) 不实施面子威胁行为 (don’t do the FTA) 。他们指出, 某个言语行为的面子威胁程度越大, 就应该采取越有效的面子补救策略, 直至不实施该面子威胁行为;如果面子威胁性小, 甚至可以采取赤裸裸的公开实施方式。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都相互维护面子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如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以应对危机为主, 可能会忽视面子功夫;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属于交际中缺乏面子合作导致交际失败的情况。以下本文将结合文本具体加以说明。
1.1 积极面子伤害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发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代沟, 具体体现在两代人想法、观念和价值的差异。而观念的价值的差异意味着双方无法尊重和认可彼此的积极面子需求。这种积极面子伤害往往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爆发冲突话语事件。
如下例中, 父母和儿子Mike之间在社会责任感上问题发生了分歧, 导致冲突话语事件的发生。Mike认为年轻人就应该享受自由生活, 虽然违法, 他也要开车, 置社会责任于脑后, 而这种态度在父母看来完全不可理喻, 双方由此发生争吵。
(1) [C][Ep 1,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麦克因为违法开车遭到拘留, 在警察局面见父母。
1Maggie:Mike!You will be grounded for two months.
2Mike:Two months!?!Dad can't you talk to her?
3Jason:Oh I did Mike.Originally it was one month.
4Mike:That means you added a month.
5Ben:Nothing gets by you does it.
6Mike:Dad you said you'd talk to her.
7Jason:Damn it Mike!!!You said you'd act responsibly now I don't wanna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Is that clear?
检验文本, 可以发现, 对于学习的不同态度、对于分数的不同态度、对于甚至穿着打扮的不同积极面子需求等, 都有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在例2中, Mike考试成绩出了很多个C, 从1、3、5、7等话轮可以看出, 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学习完全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 而在话轮1 0、12等读者可以看出, 爸爸妈妈对Mike的成绩非常不满和担忧, 他们责备儿子不够用功, 要求儿子更加努力的学习。对于学习成绩的不同态度, 导致两代人之间发生冲突话语事件。
(2) [C][Ep 11,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Mike考试成绩不好, 遭到父母的责难。
1Mike:Hey I got a“C”average.That's not bad, it's average.
2Maggie:Is that what you wanna be Mike?Average?
3Mike:Well it's a higher“C”, so actually it's a little above average.
4Jason:Don't they have“C”pluses for that?
5Mike:Well it's not that high!
6Maggie:You could do better than this.Can't you?
7Mike:It's not my fault Mom;I have a personality conflict with my teacher.
8Jason:Well Mike, you have about the same grade for six different subjects, with six different teachers.
9Mike:I know.The profession just seems to attract people who are difficult to get along with.
10Maggie:Mike!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is?I mean you're just gonna have to work a little harder.
11 Mike:I am working hard!
12 Maggie:Then why is it every time I go up to your room when you're supposed to be studying, you're either napping or throwing darts.
13 Mike:It's how I unwind.
14 Maggie:Mike!
15Jason:Look Mike!Are you saying you're trying as hard as you can?
16 Mike:Yeah!
17 Jason:So these“C”s are honestly the best you can do?
18 Mike:No, I can better than“C”s Dad.
19 Jason:Well Mike.What about this“D”in Geometry?
20 Mike:I dunno.
21Jason:Are the classes too hard for you?I mean you rather be in a Math section that's a little less demanding?
22 Mike:Dad, I can do it!I mean I'm passing aren't I?Look you don't have to go putting me in with the rejects!
1.2 消极面子伤害导致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话语发生
消极面子需求指希望别人不要干涉自己的行动自由, 不要强加。这也是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大多数青少年在父母眼中还是孩子, 不具备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能力, 因此父母出于对孩子的责任感, 经常限制孩子的行动和自由;而青少年们则持相反意见, 觉得自己已经长大, 渴望享受完全的自由和独立, 不愿呆在父母的双翼之下, 父母干涉自己的行动自由, 往往招致他们的抗议, 导致发生冲突话语事件。在下例中, 妈妈出于安全考虑忽略儿子的消极面子需求, 不允许Mike野营, 遭到Mike的反对。
(3) [C][Ep 10,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Mike想跟朋友一起野营, 而母亲Maggie不允许。
1Maggie:Mike.
2Mike:I know, I know, you guys don't have any fun, so you don't want me to have any fun.
3Carol:Mike, they didn't wanna have you.
4Jason:Mike, we decided to let you go camping.
5Mike:Oh, I can.Alright!!!
6Maggie:But you can't go dirt-biking.
7Mike:I can't go dirt-biking.Dad, what does she mean that I can't go dirt-biking?
8Ben:Mike, my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you can't go dirt-biking.
9Mike:I knew you guys didn't want me to have any fun.
10 Maggie:Mike, it's not a question of fun, it's a question of.....death.
11 Mike:But Mom I could get killed right here at home.
12 Jason:Well frankly, your mother and I discussed that and we preferred it that way.
13 Mike:Alright, but I don't believe you guys.
由此可见, 积极和消极面子需求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中起到重要作用。两代人之间缺乏对彼此面子需求的基本尊重和关怀, 就很容易产生冲突话语事件。
2 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的应答策略
分析文本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的毗邻对, 我们可以发现冲突话语中特有的一些毗邻结构, 应答之间体现出鲜明的对抗性。文本中常见的应答策略包括:
2.1 请求-拒绝
对于请求的应答策略有多种:同意、拖延应付、拒绝等。同意的应答通常符合交际双方的心理预期, 使交际顺利进行;而拖延应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令请求人失望, 但还不至于生气恼火;但是拒绝不同, 它等于直接否定请求人的积极或者消极面子, 给请求者造成不悦, 导致冲突话语的发生。在本文例3的话轮5和6中, 就是一个明显的请求-拒绝毗邻对, 母亲采取的拒绝应答策略造成了Mike的不悦, 进而跟母亲之间爆发争执。
2.2 评论-反驳
对待事物的态度体现在评论上, 而不同的评论体现出不同的积极面子需求。如果一方的评论遭到另一方的反驳, 表明反驳者完全忽略了评论人的积极面子需求, 这种不尊重的态度很容易引发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话语。在下面的例子中, Caro认为老鼠不仅无害, 还很可爱;而妈妈立刻反驳她的观点, 声称十世纪时老鼠造成了鼠疫危害人类, 完全否定了女儿的说法, 置女儿的感受于不顾, 遭到女儿的多次抵制。
(4) [C][Ep 2,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Carol反对母亲除鼠。
1 Carol:Oh, Mom.I mean they are cute, harmless, little creatures.
2 Maggie:Carol, these are the same guys who carried the plague all through Europe during the tenth century and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2.3 质疑-狡辩
对待质疑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做出解释。解释合理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有冲突话语的发生。但是如果被质疑者态度不认真, 采取花言巧语进行狡辩, 通常会在质疑者心里产生不真诚、不认真、滑头等不良印象, 反而会恶化局势, 造成冲突话语事件的发生。在例5中, 当父亲质问Mike为什么IQ测试成绩如此糟糕时, Mike采用一些荒唐的理由和借口, 造成父母大发肝火, 冲突爆发。
(5) [C][Ep 11,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Mike IQ测试中只得了27分, 爸爸妈妈很震惊。
1 Jason:Mike!Can you explain to us what this is?
2 Mike:Oh, ok.This here's a Boeing 747, this is a large bass, and this, this is a full body
profile of Ronda Tishki.
3 Maggie:Mike.Why did you do this?
4 Mike:She's got a great body Mom.
5 Jason:Mike, this isn't a joke.Come on, why did you do that?
6 Mike:I dunno, I just felt like it.
7 Maggie:You just feel like it?
8Mike:Well, Gee.I didn't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se tests were to you guys.Maybe you
should have told me that you were only interested in having kids with high IQ scores.
9 Maggie:Mike!!
10 Jason:Mike!!
3 父母与子女之间冲突话语的语言策略
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面子威胁行为, 但是由于人们采取相应充分的面子拯救策略, 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中更是充满了面子威胁行为, 而这些面子威胁行为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实施它们的语言策略总是缺乏足够充分的面子功夫, 或者完全没有面子功夫可言。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 如下语言策略经常用来实施面子攻击。
3.1 使用否定语素
否定语素直接否定对方的请求或建议, 是对对方积极和消极面子需求的直接否定, 打击听话人的面子需求。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否定语素有“no”、“not”、“never”等。如下例, 否定语素“not”被用来实施面子攻击。
(6) [C][Ep 18,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Mike被指作弊, 妈妈要他认错, 遭到Mike的拒绝。
1Maggie:Mike, Mr.Dewitt will go a lot easier on you if you just admit what you did.
2Mike:I don't care.
…
3.2 使用诅咒语
诅咒语痛击听话人的面子, 具有高度的面子威胁性, 是实施面子攻击的有效武器。如例1话轮7中, 父亲用”Damn i Mike”来表达对儿子强烈的愤懑之情。
3.3 使用疑问句
疑问句可以用来表达对某一事件的质疑, 也暗含了责备、批评的含义, 经常被父母用来对孩子实施批评教育。如下例中, 父亲在话轮8和10中都使用了疑问句来暗示Mike当时的错误做法, 对儿子进行批评教育。
(7) [C][Ep 1, Growing Pains (Season 1) ]
Jason找Mike谈话
1 Mike:What?
2 Jason:You were asleep.
3 Mike:I was?I was and it was a dream...
4 Jason:Uh-uh.
5 Mike:Oh, still angry?Hey dad, I know this is no excuse, but Jerry's car handles really badly.
And I was the one who decided that Jerry was too drunk to drive.
6 Jason:Mike he was unconscious.
7 Mike:I know.
8Jason:and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a kid who drinks like that?
9 Mike:I should have called you.
10 Jason:Why didn't you?
11 Mike:Well dad there were these girls there...
12 Jason:Ah course!wouldn't want them to think you had parents.Mike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are we gonna have if I can't trust you?
13 Mike:I guess I'm just a jerk, maybe you shouldn't trust me.
4 结论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探讨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 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积极和消极面子攻击是造成冲突话语事件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总结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实施冲突话语常用的应答策略和语言策略, 均体现出高度的对抗性和面子威胁性。
作为不同的个体, 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话语事件在所难免。要想避免冲突, 双方应该尽量照顾或者尊重彼此的面子需求, 谨慎使用面子威胁性的应答策略和语言形式, 避免对抗性的交际方式。只有这样, 才能够逐步缩小代沟,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摘要:当今社会,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频繁出现, 而从语用学角度对此话题的研究还不完善。因此, 该文从语用角度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话语进行研究。在面子理论框架下, 论文选取美国的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第一季作为语料, 分析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冲突话语的原因, 并总结其中的应答策略和语言策略, 有助于丰富语言研究和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关键词:冲突话语,面子理论,应答策略,语言策略
参考文献
[1]Brown P, Levinson S C.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赵英玲.冲突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 2004 (5) :37-42.
[3]赵忠德, 张琳.从关联理论看话语冲突[J].外语教学, 2005 (1) :17-21.
[4]杜领利.网络聊天室中冲突话语的分析[D].太原:山西大学, 2006.
巴以冲突 篇10
一、教务管理中突发事件举偶
A学院xx级y班,入校以来整体班风一直很好,深受任课老师、辅导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好评。大一、大二两个学年班级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进入大三第二学期之后,同学们对本学期开设的课程有怨言,抱怨一周44节课太多,整天疲于奔命。开学一周后,他们多次向辅导员、任课老师及院相关领导反映过此事,但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繁重的课程压力一直未得到缓解。随后,班级全体同学采用的“用脚投票”的抗争方式———集体离校旷课。当任课老师发现无人上课时,及时向教务管理人员反映此事,院相关领导也高度重视此事。辅导员、教务管理人员、院领导分别与该班班委、同学联系。但没有同学接听电话。面对这种“集体失联”情况,相关人员只好跟学生家长联系,要求同学们及时返校回到课堂,并承诺有问题可以当面好好谈,课程任务太重可以修改培养方案。在多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得到减轻课程任务承诺时,抗争数天的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院领导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抗争事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二、教务管理中冲突事件的质性解读
冲突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教务管理者直面的常态。案例中的抗争是一种典型的冲突事件。这就需要教务管理者正确认识理解冲突的内涵、类型及其产生的过程,掌握化解冲突的策略。
冲突是一种过程,它始于一方感知到另一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持有负面的看法。传统的冲突观念规避冲突,认为冲突来自人们间缺乏沟通、直爽和诚信,以及管理者未能有效应对被管理者的需求和渴望,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结构。但现代管理观念却欢迎冲突,认为冲突是组织中内在产生的,组织中存在适当的冲突的确有可能使组织的功能达到最佳状态。换言之,现代冲突观念认为,冲突的最大贡献是认可了一定冲突能过帮助群体维持活力、自我批评能力与创造性。这种相互作用的冲突观念得到了管理者的认可,在实践中也被广泛的应用。上述案例中,教务管理者就充分应用了冲突的相互作用观念,很好协助院领导解决了“失联冲突”事件。
教务管理中,规避功能失调型冲突或营造适度功能正常型冲突,还需要教务管理者了解冲突的演变过程。一般来说,冲突过程由阶段组成,即潜在的对立或不和、感知与冲突的个人化、意图、行为与结果。
潜在的对立或不和是冲突的第一个阶段,涉及到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沟通障碍、沟通过多或过少都是冲突的起源之一;结构是冲突另一起源,如群体规模、群体成员承担任务的专业性、管辖权是否清晰、成员能力与目标是否匹配、领导风格、奖酬系统以及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等都会导致冲突的产生;个人变量,如人格、情绪以及价值观等也是冲突潜在来源之一。
感知与冲突的个人化是冲突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具体问题”被清晰地界定出来,加之情绪的作用,“具体问题”被感知,个体因此会对冲突产生情绪,冲突各方才会感到焦虑、紧张、挫折感和敌意。
意图是冲突产生的第三阶段,是掺杂在人们的感知、情绪和公开行为之间的,指的是人们决定按照既定的方式采取行动。学界常常从满足对方要求的程度(即合作)与满足自我要求的程度(即主张)两个维度来划分如下5种意图:竞争、协作、回避、迁就、折中。
行为是冲突过程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冲突将变为有形的。行为阶段包括冲突各方的语言陈述、行动以及反应等。细微的分歧或误解、公开质疑或挑战对方、直白的口头攻击、恐吓和最后通牒、进行激进的身体攻击、公开试图击溃对方的行为等凸显冲突的不同激烈程度。
结果是冲突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冲突各方在行为与反应之间的交替会带来冲突的结果。一般而言,冲突的结果表现为两种:一是功能正常冲突,即冲突能够增进集体绩效;二是功能失调冲突,即冲突妨碍群体绩效。
三、冲突管理———化解教务管理中冲突事件的策略性选择
从上述冲突案例描述及其理论剖析可知,冲突既可以导致功能失调型冲突,也可以带来功能正常型冲突。既然现代管理中冲突已成为常态且无法完全避免,教务管理者就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如果一个冲突是导致功能失调后果,冲突各方应当如何解决才能将其平息?如果冲突程度过低需要更加激烈一些,又有哪些选择呢?“冲突管理”无疑成为教务管理者化解冲突事件的策略性选择。
面对冲突程度过低,管理者需要营造建设性功能正常型冲突。管理者的策略是通过诸如座谈、公开讨论等方式奖励提出相反意见者而惩罚规避冲突者;理想的冲突水平能够刺激群体突破停滞状态,激发成员的创造性,使成员释放压力以及开创变革,而不会升级为破坏性的冲突或者障碍沟通协作。教务管理者要善用每学期的期中师生教学座谈的契机来建构建设性冲突。
面对过多冲突,并希望降低冲突多发性,管理者需要掌握更加具体的冲突管理技巧。在理想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意图应当能够准确表达为相关的行为。因此,为有效化解教务管理中的功能失调型冲突,教务管理者需要娴熟掌握并灵活应用以下策略。
(一)竞争策略
竞争性策略是指一个人努力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对方的影响。在教务管理中,当遇到需要快速、果断决策的重要问题(紧急情况),遇到组织某人利用非竞争性行为来谋取私利时,竞争性策略便成为最佳选择。
(二)协作策略
协作是指冲突各方都希望令所有人满意时,就会展开合作,并寻求共赢的结局。管理中,面临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都十分重要而不能折中、希望融入不同观点形成合议、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时,管理者需要采用协作策略。
(三)回避策略
回避是指意识到冲突存在时,希望退出或者平息冲突的做法。管理中,如果面临的问题微不足道,如果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如果一个解决方案的破坏性多于有益性,此时,有效解决问题的选择是回避策略。
(四)迁就策略
迁就策略是指牺牲自我利益来维持双方的关系。比如,发现自己错了时想听听其他人的想法,当一个问题对他人比对自己更重要时需要满足对方而维持合作关系,允许对方通过错误而学习等。因此,管理者宜采用迁就策略。
(五)折中策略
折中代表双方认可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接受一种可以让双方都得到部分满意的解决方案。当存在目标很重但不值得采用激进的做法而造成可能的破坏、在时间压力下为了达成权宜之计、协作与竞争的策略并不凑效等等原因时,折中策略会成为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简言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于教务管理者而言,冲突管理是管理工作中的常态,因此,教务管理者既要认知冲突管理的内涵、类型与过程,又要在管理实践中智慧地应用冲突管理的策略。这样才能把教务管理各项工作做扎实,才能不断取得教育教学建设的新成效,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构建和谐的校园。
摘要:在多元且高度复杂的社会境遇中,冲突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学校教务管理者面对的常态。教务管理者需要正确认知冲突的内涵、类型及其过程,需要营造建设性的功能正常型冲突及化解功能失调型冲突,需要在教务管理实践中智慧地穿梭于竞争、协作、回避、迁就、折中等不同策略中,从而做出智慧的选择。
巴以冲突 篇11
1、巴勒斯坦有5000年的历史。公元前3000年,巴勒斯坦最早的民族从阿拉伯半岛移居此地。两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犹太人才逃到这一地区,在巴勒斯坦人的帮助下建立了犹太国。由于内部纷争以及他国介入,犹太国只存在不到100年就灭亡了。之后,犹太人又散落世界各地,直到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兴起。
2、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到以色列建国,大国起了重要作用。其原因是,当时的大国,尤其是英国想借帮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达到控制阿拉伯地区心脏的目的。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地处阿拉伯地区的心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当时,阿拉伯地区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世界,英国等大国要想控制这一地区是困难的。于是他们将以色列国安插进去。与此同时,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伎俩,在帮助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开始分化阿拉伯世界。其实,犹太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想在这一地区建国,他们还曾想过非洲的乌干达或乍得地区。1916年,英国外长贝尔福发表宣言,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1917年,英法外长密谋将一个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个阿拉伯国家。可以看出,阿以冲突从一开始就有大国在幕后操纵。
巴以冲突 篇12
一、高校师生冲突的原因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定义:“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 (1) 他认为冲突产生的根源是复杂多元的, 基本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 主要指权利、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 主要指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其中任何一种都可引起冲突, 而有的冲突则是上述多种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一般意义上看, 师生关系的物质性冲突原因可以理解为师生双方地位和资源方面的分配不均等;师生关系的非物质性冲突原因可以理解为双方价值观念取向的不一致以及理解沟通的不到位等。
(一) 师生之间存在冲突与现行的体制机制有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教育体制也在改革, 师生身上的竞争意识、自主意识也逐渐体现得淋漓尽致。学生由以前的“卖方市场”变成了现在的“买方市场”, 他们要求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知识、才能, 以迎接日益严峻的社会竞争及挑战。而学校也在计算教育成本, 人力资源培养、师资短缺、人才流失等问题上日益严峻。此外, 教学计划安排不合理、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不妥当等, 以及部分学生对于评优、奖学金评比、贷款等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不认同或者不理解, 认为制度不合理, 都容易导致师生之间的冲突。
(二) 师生间价值观差异
教师一般已经形成一整套比较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体系, 而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化的过程中, 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不够成熟, 但是他们接触各种社会思潮的机会增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希望能取得成人的某些权利, 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找到新的行为标准并渴望变更原有的社会角色, 他们有些思潮容易与教师传授的价值观念相冲突。
(三) 学生自身因素
1. 学生之间存在个性差异
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活动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进行的, 不可能完全实现个性化教育, 而现阶段的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 个性较强, 不愿服从整个组织的规范化教育。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兴趣点不同, 也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教师的非个性化教育和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导致了师生之间冲突的增多。
2. 混文凭的心态
有部分学生不尊重教师, 不认真学习, 对教师的认真工作不认可, 根据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部分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一小部分学生由于家庭环境优越, 上大学根本不努力学习, 纯粹是为了混文凭, 这也容易导致师生冲突。
(四) 教师方面的因素
1. 师生之间沟通不畅
高校扩招后, 很多高校都存在着资源紧缺的情况, 学校安排合班、大班上课的情况也比较多, 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面对面沟通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学里师生之间课后的交流相对来说比较少, 教师也很少有机会去耐心地倾听学生们的心声。而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 由于缺乏主动与别人沟通的意识, 更缺乏沟通的技巧, 虽然有时也想听听教师的建议, 但面对有些教师的高姿态, 他们反而会三缄其口或叛逆而行。因此, 师生冲突的发生及升级也在所难免。
2. 教师的管理方式不当
大学生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高度崛起, 思维自我中心严重出现, 主要表现为不过多地关心他人, 不为他人设身处地的考虑, 而过分的自我关注。随着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深入人心, 教师对大学生的管理也应采取以鼓励为主的方式, 尽量避免采取严厉的管教方式。当然, 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与教师对学生性格、素养等方面的认识有关, 教师要了解学生们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当教师对学生采取不当的管理方式时, 学生易采取抵触行为而与教师发生冲突。
3. 部分教师素养不高
有些教师受市场经济利益化影响, 热衷搞第二职业, 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上, 不顾教学与科研质量, 一心向钱看。比如有些教师备课不认真, 上课敷衍了事, 教学质量差, 对学生不负责。学生认为该学到的知识没有学到, 就可能导致师生间的冲突。
二、高校师生冲突的类型特征
科塞把社会冲突分为四种类型, 即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紧密关系中的冲突、群体内冲突与群体外冲突、意识形态下的冲突。其中, 高校师生冲突以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最为典型。
现实冲突, 是指个人或群体只是运用冲突这一最有效的方法, 来达到自己确定的目的和要求。现实冲突反映到高校师生关系上, 主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的相处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都有指向对方的特定要求。比如, 教师要求学生努力学习, 并设定一定预期目标;生活要作息规律, 给予一定作息安排要求;在日常交友方面, 教师也易于给出相对主观的要求。学生对教师也会有要求, 比如教师上课的内容、方式和途径、考核方式等;尤其是高校学生, 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会对教师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即对学生的尊重。除非学生遵从教师的要求并内化教师所遵循的价值目标取向, 或者教师提出的要求符合学生的心理需要, 提供给学生充分、自由的多元化选择, 并不要求学生遵从一定的价值目标取向, 那么师生冲突的可能性为零。而不论是教师或是学生, 只要被要求方达不到对方的要求甚至出现抵抗, 就会引发师生各种冲突:不理睬、不听话、吵嘴甚至使用暴力。这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权力争夺战”, 借此手段以期达成自己的目的。
非现实性冲突, 是源于某种难以捕捉的外在因素, 其对象不是冲突的根源, 冲突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宣泄敌对情绪。非现实冲突反映到高校师生关系上, 主要表现为校园中的“替罪羔羊效应”, 如教师在工作或人际交往中的不顺或不满会不自觉地带到工作上, 同样, 学生在学习或人际交往中的障碍或烦恼也会不自觉地发泄给教师。从教师一方来看, 课堂纪律、学生的态度、科研压力、工作压力等的积累无法及时自我排解时, 在不小心失控下, 便容易带到教学工作中。而从学生一方来看, 学习压力、就业压力, 生活不如意、友情爱情的不顺心等各种学习或交往中产生的消级情绪也很容易在学习过程中被一触即发, 引发师生间的非现实冲突, 从而发泄与释放了自身的大部分不良情绪。
三、高校师生冲突的功能分析
科塞注重研究社会冲突的正向功能, 即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作用。他对社会冲突作出肯定性的评价, 指出决定冲突是正功能还是反功能, 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冲突对象的问题类型。如果冲突冲击到核心价值, 就会产生消极的功能, 将威胁到社会群体的存在;如果冲突并不涉及他们关系的基础, 冲突就具有积极功能, 即正向功能, 可以成为维护结构的工具。在高校师生处于某种利益共同体的环境中, 冲突对高校师生关系的正向功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暴露教育问题, 推动教育变革
不可否认, 教学过程中存在普遍“病症”, 如部分学生不尊重教师、教师的管理方式不当、师生之间存在价值观差异、师生之间沟通不畅等。这些“病症”可能一时未转化为冲突, 故而被人忽略, 甚至熟视无睹。但是, 不时有师生冲突的案例见诸报端, 迫使人们痛定思痛。教师乃至社会不应该轻视或压制师生冲突, 而应借这些冲突, 使隐藏的教育问题、师生相处问题显现于外, 并顺藤摸瓜, 据果寻因, 从病源上肃清师生冲突的发生条件,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师生关系。此外, 师生冲突也可以锻炼教学主体——学生和教师,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让他们学会如何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调整师生关系, 适应社会需要
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通过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条件, 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和心理的健康发展。而不和谐的师生关系就很容易导致师生冲突。当然, 冲突本身无褒贬之义, 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 正确地引导师生关系的调整, 从而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走向和谐共存, 而不是被冲突牵着鼻子, 使师生关系走向淡漠, 那么, 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一定能够借由师生冲突的发生, 使自己更加具有抗压力和创造力, 更加适应变化着的现实社会的需要。
(三) 安全阀功能
在论述如何发泄不满和敌对情绪时, 科塞使用了“安全阀制度”这一概念, 安全阀可以发泄敌对情绪, 转移目标, 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能缓和矛盾。其实, 师生之间的冲突对于他们的团结与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已经充满不满情绪的师生关系中, 如果教师对于学生的不满情绪采取强压, 或者学生对于教师的消极情绪采取直接回避, 双方都人为取缔任何形式的冲突, 那么不满情绪的积累有可能转化为针对对方的顽疾式偏见, 这种偏见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不满情绪, 其后果影响深重;相反, 一定条件下的某些冲突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双方不同观点得到表达和不满情绪得到发泄, 防止这些敌意情绪积压, 这种不一致如若通过“安全阀”释放, 就可以使师生双方在心理上获得安慰和平缓, 保持师生关系的稳定。
四、高校师生冲突的对策
师生冲突如果处理不当, 不但会破坏师生关系的和谐, 影响他们的心理发展, 甚至会损害学生的成长成才。针对我国师生冲突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近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 要重视这一现象尤其是对策的研究。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利用冲突提供了前提。师生之间尤其是教师方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它, 充分挖掘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 促使冲突成为有用的校园和谐资源。
(一) 端正师生冲突双方的态度
当冲突不可避免时, 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都应该铭记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 防止师生冲突的破坏性影响, 在这个方面, 教师的责任更大。面对冲突, 师生双方要如实地找出问题的起因, 以积极、宽容、理性、换位思考的原则来处理好冲突, 这是影响冲突正向功能发挥的关键。双方要极力避免一味地指责对方, 推卸自己对冲突的责任。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而在处理冲突过程中, 双方尤其是教师在不涉及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也非常重要, 只有做到“严中有宽, 宽中有爱, 爱中有教”, 才能使双方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良性互动, 从而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二) 强化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 加强教师的服务意识
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对应着不同的期望和要求。然而, 往往是某些框定的角色阻碍了冲突的正向功能的发挥。在师生之间, 教师扮演的角色包含两个层次:传道授业解惑的传道士角色和与学生和谐共处的朋友角色。而现实生活中前者被不断强化, 后者往往被忽视。传道士角色显示着过于理性的抚养、教育成才的责任光辉, 一不小心便走向教师独裁;而作为朋友的角色则要求双方双向沟通、平等相处。倾听对于沟通非常重要, 沟通是否成功有百分之五十的因素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懂得倾听别人。 (2) 这种“听”不是听听就算, 而是彼此交换意见的双向沟通, 实现从以往的学生对教师的单向依赖转化为双向关系。因此, 我们应该促进师生关系的调整, 重视教师的朋友角色, 让教师和学生成为朋友, 强化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 还要加强教师的服务意识, 教师要本着为学生服务的思想, 改变工作态度,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与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想法, 一切以学生为本, 从学生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出发, 急他们所急, 想他们所想, 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 整合提升教师的权力和威望
美国的克利弗顿 (Clifton) 等人认为, 教师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教师的制度性权威, 主要来自于外部组织的制度上的规定和形式上的确定, 它是社会赋予的。而教师的个人权威, 主要来源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及人格魅力。社会赋予教师教学地位和教学资源上的独特优势, 并形成相应的教师权力。然而, 这种教师权力在师生冲突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教师不能单靠高高在上的角色来压人, 这样学生容易出现对抗行为。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更迫切盼望在教师的外在权力之外, 能拥有让学生为之折服的魅力和威望, 因此, 教师应该提升自身素质和格调, 要以丰富的学识、充满魅力的人格来征服学生, 并且要以积极的方式, 整合好制度性权威来行驶教师的权力, 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威望。这样才能在师生冲突面前处变不惊, 始终保证学生与自己的聚合状态。
(四) 合理利用“安全阀制度”
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就师生之间而言, 教师应允许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途径等发表意见, 对他们所关心的校园问题、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教师及时地解决这些意见或看法, 即使不能马上见效, 但至少起到发泄敌对情绪、释放心里紧张、缓和紧张关系的作用, 最终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教师, 要充分认识并运用好这个“安全阀”, 看到它显示的警报后, 一定要寻找各种途径让学生表达不满, 缓解与学生的敌对情绪。教师一方面要及时地重新整合实现师生间更高层次的一体化, 另一方面也要重新思索师生关系的现状, 尽快创立师生相处的新规范、新规则。
良好的师生关系, 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保证, 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新型师生关系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活动中是民主的、在相处上是和谐的。以科塞的冲突理论为认识途径, 对于师生冲突, 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冲突的正向功能和积极作用, 同时也要捕捉到其消极影响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作用, 使师生关系长期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
摘要:高校师生冲突是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师生资源分配不均、师生之间价值观存在差异、学生自身因素及教师自身因素等方面。以科塞的社会冲突功能理论为支撑, 研究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对于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建构和谐校园的作用, 并提出了解决高校师生冲突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师生冲突,科塞,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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